江晓原：我为什么写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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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我为什么写书评？

　　
　　有一次媒体采访时，问我少年时的理想是什么？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我少年时浑浑噩噩，虽然比较早地喜欢上了读书，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理想和抱负。后来努力回忆，想起我曾经有过一个“理想”，那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经常读书，并且发表对所读之书的看法。那时我并不知道有“书评”此物，那时也没有“书评人”这样的角色。谁想到几十年后，这个算不上“理想”的“理想”，居然不知不觉实现了！
　　2005年我评论、推荐了50多种书，这虽是我最近几年中评论图书比较多的一年，但一年中评论几十种书则是常态。四年来，我还一直作为“特约主持”负责编辑《文汇读书周报》的“科学文化”版。媒体和出版社也经常送书给我，特别是在科学文化领域，许多新书都会很快到我手中。尽管偶尔也不无烦恼，但总的来说这不失为一种令人愉快的状态。
　　我可以算一个爱书之人，家中藏着几万册书。我自己也写书、编书，偶尔也译书，已经出版了约40种书。所以我写书评，总算不是“光说不练”（而我写影评就属于“光说不练”）。另外，在作为书评作者的同时，我也扮演着报纸书评版编辑的角色，我也向作者约书评稿，当然也催稿。这种双重角色让我觉得很有趣。比如吴燕小姐（也是读书报的书评人），当年是报纸的编辑，我是她的作者，她向我约稿被我戏称为“布置作业”；后来她成了我的博士生，并经常为我编辑的“科学文化”版写稿，这就轮到我向她布置作业了——既有约稿，也有真正意义上的作业。
　　最初媒体找我写书评，大多是那些和我的研究领域直接有关的书，后来虽然逐渐有所扩展，但我基本上评论的都是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我承认，我写的大部分书评是赞扬的，但确实也有批评的，甚至有因为我对某些书的评价太低而拒绝写书评的——我认为那些书已经不配享有一篇批评的书评了。由于大多数情况下媒体和出版社对我都是相当了解的，所以他们几乎不会请我写我不愿意写的书评。
　　我对书评有着较为开放的看法。我并不认为书评只是对书籍的赞扬或批评，更重要的是评论。评论可以是赞扬的或批评的，也可以是中性的、客观的，还可以是借题发挥的，甚至可以是自说自话的。因此，书评其实是一种独立的文化评论，而不是图书营销的手段。就我个人而论，阅读书评往往不是为了寻求购书或阅读指南（“新书简介”、“新书快递”之类简短的图书信息更能满足这种目的）。事实上，书评对图书销售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那些如火如荼的畅销书，我很少见哪一本是因为书评（无论是好评还是恶评）才畅销的；与此同时，许多销售情况很不理想的图书，却并不缺乏一篇篇评价很高的书评。
　　在很多情况下，媒体之所以注意到某本书，并打算为它约书评稿，是因为该书能够提供时尚的话题，或具有某种时尚的文化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这本书具有一定的价值，达到了一定的水准，通常我不会拒绝写书评。但是我往往会为它写一篇借题发挥或自说自话的书评，我会在书评中讨论与此相关的文化问题。因为一本书可以提供多方面的话题，关键看怎样发掘。媒体可以因为它提供了时尚话题而决定“做”它，我又何尝不可以将它置于我感兴趣的背景下、从我感兴趣的角度去谈论它？
　　我之所以愿意写书评，还有一点私心在里面，也顺便在这里坦白一把。
　　虽然大家经常在嘴上感叹“如今这个浮躁的时代啊……”，其实很多人对这种浮躁是乐此不疲的——毕竟在此十丈软红尘中，有名利，有诱惑，有享受，有满足。我知道自己也是俗人一个，并不能跳出三界之外，也不是没有一点浮躁——二三十年前我倒是不浮躁，能够潜心读书，但是如今已经未能免俗。对于自己如今之不能潜心读书，当然也可以为自己找一些理由，比如工作忙之类，但反躬自省，则诱惑难以抗拒，惰性难以克服，都是重要原因。既然如此，如果有人来帮助我抗拒、克服，岂不甚好？那么，这些来约我写书评的编辑们，就是可以帮助我的人——他们经常给我送书，和我讨论书，讨论选题，约稿之后，又会及时督促、提醒我，这样就可以帮助我克服惰性，不得不经常读书。
　　仔细想想看，在“如今这个浮躁的时代”，你到哪里去找督促你读书的人啊？老实说，就是你的老师、你的父母也不见得会这样做！更别说长年累月这样做了！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