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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读性是指文字等印刷符号被读者阅读和理解的速度及其准确性。作为大众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它在欧美已有八九十年的历史，研究也相当深入细致，甚至推导建立了一系列针对西方语言文字的易读性测算公式。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的大众传播事业蓬勃发展，媒体竞争越来越激化成为对受众“眼球的竞争”。易读性作为一个极具实践意义的编辑学理论范畴，应该引起编辑学理论研究者的关注。因此，深入研究叶圣陶易读性的理论与实践，不仅能拓展叶圣陶研究的视角与空间，有助于深入认识编辑出版家叶圣陶的内在世界及其思想体系，提高书报刊的编辑出版质最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注书刊易读性是叶圣陶自觉的编辑出版追求，是他区别于同时代编辑出版家的鲜明的个性特征之一。在１９２３年任商务印书馆国文部编辑之前，叶圣陶已有长达１１年的中小学语文教学教龄。在此以后的近２０年里，或为维持生计，或为友情串联，或为教材编辑与研究的需要，他也兼任一些学校的语言文学教学工作。教育家、文学家、编辑出版家兼具一身且功勋卓著是叶圣陶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卓异光彩，教学实践的长期积累更是坚实地铸造了他作为编辑出版家的个性。编辑工作也是教育工作，这是叶圣陶编辑思想体系中的主导思想。他由教育工作的视角思考定位编辑工作的性质与功能，既与他先教育工作后编辑工作的人生之旅相关联，也使他的编辑思想显得视域更为宽广，而又内涵更为具体明确。说编辑工作是教育工作，不仅不是对编辑功能的泛化与贬抑，相反是对其影响读者、铸造新人的教化功能的深刻强化与突现。在这一主导思想的统摄下，叶圣陶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为读者着想”。正如教师眼中首先要有学生，叶圣陶极力主张编辑眼中要有读者。“为读者着想”是他一贯的编辑工作方针，是他编辑思想的核心。他说：“写作之前为读者着想。写作之中为读者着想，写完之后还是为读者着想。心里老记着读者，作者才能凭借写在纸上的文字，把白己的思想和感情传达给读者，读者交心。”（《文集》第４０页）对易读性的强调和要求就是他具体落实这一核心观念的成功而又独到的举措。 叶圣陶易读性的编辑理论与实践由教育工作而诱发，通过编辑工作加以强化，最后落实在“为读者着想”。他在半个多世纪的编辑生涯中，涉及了易读性问题的方方面面。兹略举数端： １９７９年，叶圣陶跟《人民文学》编辑谈短篇小说时说：“现在大家都忙，挤出点时间来不怎么容易。如果只花半小时光景就能读完一篇小说，读完之后又觉得有所得，很有些回味，引起了好些联想，这简直是一种享受。”他作为繁忙读者的感受，代表了现代读者的共同心声，触及的是现代出版物基本的文化品格问题。当代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使当今世界的读者面临三个挑战：无限的阅读资料对有限的阅读时间的挑战；呈几何级数膨胀的信息对人们原有接受能力的挑战；大最新知识对人们理解能力的挑战。阅读是读者获得情报信息的最便捷的方法之一，因而速读成为现代社会一般读者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易读性成为出版物基本的品质要求。强化出版物的易读性是适应现代社会需要，满足读者需求的有力手段。这是叶圣陶对出版物易读性理论的旁敲侧击。 深入研究阅读理论，是叶圣陶对编辑学理论建设的独到贡献。１９４１年２月四川省教育厅出版了叶圣陶、朱自清合编的《精读指导举隅》。１９４３年１月，重庆商务印馆又出版叶圣陶、朱自清合著的《略读指导举隅》。这两本书是指导学生如何阅读的教材或者说教学辅导用书，叶圣陶为两书分别撰写的《精读指导举隅前言》和《略读指导举隅前言》则是他阅读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不仅值得语言教育作者深入学习、体会，更值得编辑学理论研究者学习、借鉴。他在《略读指导举隅前言》中精辟地指出：“就学习而言，精读是主体，略读是补充；但就效果而言，精读是准备，略读才是应用。”“略读既以训练读书为目标，自当要求他们速读，读得快”。“阅读必须以精细正确为前提，能精细正确了，是否敏捷迅速，却是判定成绩应该注意的。”正因为叶圣陶对阅读理论研究较为深入、系统，他对出版物易读性的追求才如此理性、科学而又执着。 自２０年代涉足编辑工作以后，叶圣陶先后编辑选注了《荀子》《礼记》《传习录》《苏辛词》《周姜词》等著作，以标点分段的出版新形式解决古文今读的问题。他赞许“标点分段古籍”强化了易读性，“节省了时间就是好处。”“节段的划分，语句的停顿和完足，语言的情态，记言部分是传述还是照录，诸如此类，旧式本子全没交代，标点分段本却给指点明白了，读者虽然不能就此通晓，究竟可以许多揣摩工夫，这就是不少的好处。”（《叶圣陶出版文集》第４７页）这是他引进西方先进的出版形式对古代文化典籍所做的易读性整理改造。 在建国初期，叶圣陶主持和参与了一系列汉语规范和出版规范的工作。对印刷字体的修正统一，他就主要从易读性的角度考虑。他在１９５４年２月２４日日记中说：“愈之（胡愈之，时任出版总署署长——编者注）来谈，谓文改会已拟定统一异体字与规定简笔字之方案，其简笔字拟采用草书笔势。此颇成问题，草书笔势固简，然几微相差，即为另一字，辨认至难。印刷体能否杂以草书笔势，亦未可知。自学习心理言之，草书之价值又复如何。余谓统一异体规定简体，其事皆易办，今若搀入草书笔势，则大须商究，不易骤决矣”（《叶圣陶出版文集》第３１３页）由于时代不同，语言背景、文化环境不同，影响易读性的决定因素也有所差别。字体设计、字号、字距、印刷质量等版面因素是对任何语言文字出版物的易读性都起相当重要作用的。叶圣陶在汉语易读性方面的贡献是卓有成效的。 ５０年代，针对报刊中不合语法，造成表达不清、读者理解困难等现象，叶圣陶先后发表了几组文章，提出了纠正的意见和措施。如１９５０年１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拆开来说》《多说与少说》《谈搀用文言成分》等；１９５８年３月，在《人民日报》“文风随笔”专栏发表《不仅此也》《可写可不写，不写》《谈谈翻译》等文章。他强调改进文风不能光注意语言方面，尤其要注意认识、理解、考虑等方面，那是根本。１９５７年６月，他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并作书面发言《公文写得含糊草率的现象应当改变》。将与易读性有关的语言文字问题反复诉诸党报，并提交全国人大会议，可见其执着，认真。 经过几十年语文教育和编辑出版工作的揣摩、体悟、试验、总结，叶圣陶早已将易读性内化成为编辑出版工作的基本原则。作为著作者，他依此自我约束自我要求，努力创造最易于为青年读者所接受、掌握的表现形式。他与夏丏尊合著的《文心》，“用小说体裁叙述学习国文的知识与技能，算是很新鲜的。”（叶圣陶语）这新鲜，首先在于新颖活泼的易于为读者接受的著述方式。因此，朱自清在《文心·序》中说：“书中将读法与作法打成一片，而又能就近取譬，切实易行。”“再则本书是一篇故事，故事的穿插，一些也不缺少。自然比那些论文式纲举目张的著作容易教人记住──换句话说，收效自然大些。至少在这一件上，这是一部空前的书。”（《朱自清全集》第一卷第２８４页）这里的“易教人记住”就是指其易读特征。对作者，他同样以易读、耐读相期许。１９３０年，叶圣陶主编《妇女杂志》时，曾向赵景深约稿，在约稿信中，叶圣陶特意讲明：“文章只须平常谈话那样轻松随便，笔下常带感情，尤宜于妇女之读者。”（转引自张还香著《叶圣陶和他的世界》第２２７页，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在这里，“平常谈话那样轻松随便”是易读性的一般要求，“宜于妇女之读者”，“常带感情”则是针对所在媒体的特殊对象所做的个性化要求，也可见易读性的丰富内涵。 在晚年，从便于读者理解接受的角度出发，叶圣陶进而提出，编辑不能停留在“简单地表达了作者的观点”的层面上，还要深入到“怎样使读者理解他的观点。”据文物出版社姚涌彬回忆，１９７５年，叶圣陶曾就一篇３０００字的《漫谈鼎》的文章提了４７条意见。意见的集中指向是，为读者着想，务使文章的真正意思准确地交给读者。根据读者的阅读思路及其走向，叶圣陶建议说： “一般人参观古物展览，看见那么巨大而精致的铜器，一定会想到这些家伙怎么铸造的。因此，我以为这篇文章里应当说一说铸造方法。要避免专门术语和习用语，用最通常的语言叙述铸造的先后次第和操作方法。我看两三百字也就够了。有了这么一段，一可以满足读者的求知欲，二可以给读者证明，卑贱者最聪明，奴隶创造历史。” “这篇稿子大概还不宜刊用。讲道理（鼎与礼的关系的道理）讲得不透彻，原来知道的人看了，会说，是这么回事，但是没有从中得到什么新东西。原来不知道的人看了，那就似理解非理解，因为原稿只是简单地表达了作者的观点而没有顾到怎样使读者理解他的观点。” 内容的遗漏造成读者思路的梗阻，影响阅读思维的顺畅展开，最后造成读者“似理解非理解”的阅读效果。叶圣陶最后的否定性审读结论，非关思想意义与政治倾向，而主要着眼于读者阅读及其效果。当然，更值得深思的是两点： １、审稿过程作为一种信息加工方式，其要点在于对作者和读者思维过程的动态把握。稿件是作者浓缩了的思维形式，编辑审稿时，不仅要审视作者的思维，更主要的是模拟读者，用展开的思维活动去尝试着接受和认识，从而决定取舍。 ２、叶圣陶在这里所表现的编辑由作者而读者的三维动作方式及其所蕴含的编辑理念：易读性是以读者快速、全面、准确理解作者原意为目的，针对作者和编辑的共同要求。 “念起来顺当”、“听起来清楚”是叶圣陶长期摸索而成的易读性标准。１９５１年，他在《新观察》上发表《写话》一文，强调话怎么说，文章就怎么写，要使写成的文章句句上口，在纸上是一篇文章，照着念出来就是一番话。 “凡是套语笼统语坚决不说，只要随时留心，是容易办到的。至于语言形式，当然要用明确的干净的现代汉语。文字虽然写在纸上或者印在纸上，要顾到口头上念起来顺当，耳朵听起来清楚。”（《叶圣陶研究文集》第２９５页） “写完之后自己至少看两遍，能够看三遍四遍当然更好。我主张不但要看，还要念，因为念它几遍，很容易辨别出全篇的语句写得是否流畅。”（《叶圣陶出版文集》第４０页）这是叶圣陶的经验之谈。直观、简捷、便于操作。看似原始，实则是他建立在对汉语长期观察、分析基础上的科学总结。在一定意义上说．与现代西方易读性测试方式殊途同归。据学者介绍，国外“测量某几种阅读材料难度是通过对成年人进行的段落大意理解测验进行的。进行这种测验时，给一个人读一段东西，然后立即要他回答有关选择题，即从几个答案中选出正确答案。如果这个段落易读的话，就会有较多的人能作出正确答案。这样就可以对每一个段落打一个难度分数”当然不像外国专家那样有具体的实施细则，但诉诸听觉以检验易读性的设计思路是相同的。（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主任、编审、叶圣陶研究会会员李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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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19 23: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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