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在想什么：十大思想人物把脉中国思想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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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西方文化同中国文化不一样。西方文化是一元文化，从古希腊到费尔巴哈，都是要追求现象世界背后的“第一性”。西方人大都信奉一元论，比如上帝创造了万物，违反上帝都是不对的。一元论下二元是对立的，如民主和专制。西方总认为他们的自由、民主等政治价值是最好的，想推向世界，把它普世化，却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国情，就容易出问题。


　　第二，以和为贵。人类能够繁衍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和平的环境。如果一个国家打仗、动乱的话，人民的生命财产都受到破坏，哪里还能够发展？


　　中国从西周以来，就讲“协和万邦”。当时有很多诸侯国，以现代眼光来看就是国际社会。“五经”中不管《周礼》也好，《诗经》也好，《周易》也好，都非常强调“和”。孔子讲“和而不同”，有不同的意见没关系，我们可以求同存异，还可以求同化异，通过沟通把不同的意见化掉。《国语·郑语》讲“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中国文化讲究和合，和实生物，不同的因素、元素和合起来才能产生万物，才能够导致多元文化的融合；“以他平他谓之和”，就是尊重他者。国家与国家、人与人之间，怎么样能够做到和谐？关键就是要平等相待，互相尊重。例如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上，强调要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


　　2013年美国考古学家在肯尼亚发现明代的铜钱，推测当年郑和下西洋时可能已经到过那里。郑和下西洋，到了很多国家，都是和平外交，给对方很多好的东西，如茶叶、丝绸等，而不是去掠夺它的财产，掠夺它的人口，把它变成殖民地。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和平外交，到了现代我们又主动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外交政策是一贯的。现在有些国家提“中国威胁论”，都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为了遏制中国，是别有用心的。如日本讲中国威胁论，是为了自己能够修宪，达到军事扩张的目的。


　　贫富差距拉大、仇官仇富如何解决


　　第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自己立起来了，成功立业了，自己国家独立了，也希望别的人和国家能够独立；我自己发达了，通达了，也希望别人能够发达起来。例如现在非洲国家不发达，我们有条件了，就去支持它，帮助它，使它能够发展起来。立人达人，是允许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来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各国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共同发达是很重要的。国家间贫富差距拉大，是世界动乱的原因，一个国家内部如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也容易导致这个国家的动乱。如“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出于普通民众对华尔街资本家的不满。


　　我们国内的发展也很不平衡，社会问题也比较多，例如网络上仇官仇富情绪，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缺失等。仇富的观点为什么产生？一个原因是富起来的人，不是真正靠自己劳动，而是采取投机倒把，甚至官商勾结等不正当手段富起来的。富而无道，当然人家就不满意了。另一个原因是富起来的人，炫耀自己的富，开豪华车、穿高级衣服就以为高人一等了，以一种凌驾众人之上的思想态度、行为表现，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如果是正当赚钱，取之有道，富了之后表现低调的话，也不会有仇恨。如比尔·盖茨那么富，坐飞机还坐经济舱，同别人一样。富人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利，他可以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比如邵逸夫热心教育，全国各地学校都有他捐建的教学楼、图书馆、礼堂等，邵逸夫去世后很多人纪念他。作为一般老百姓，并不想仇富，如果富起来的人能够有一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回报社会，带动他人共同富裕，这样仇富问题就不会存在了。仇官的原因也是类似的。官员以权谋私，官商勾结，欺压百姓等，这样做的话大家肯定不满意，保定那个孩子撞了人还说“我爸是李刚”，仗势欺人，当然会引起仇官。


　　第四，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讲“仁民爱物”，讲“民胞物与”，自古以来就注意人与自然和谐，注意生态的平衡。中国古代很强调顺应天时，比如一年24节气，每一个节气干什么，过去都有规定的。《吕氏春秋》有“十二纪”，讲了一年12个月的自然规律，以及人应当如何顺应这一规律。春天万物生长的时候不能砍伐、杀生，这也是人们的共识。北宋的程颐曾经当过皇帝的老师，有一次讲课休息的时候，皇帝年纪还小，就在花园里头，折了树上的嫩枝，程颐批评他说，“万物正在生长的时候，怎么能够把它给掐断，这属于扼杀生命啊”。万物都有生命，佛教讲不仅人有佛性、能够成佛，石头、墙壁也有佛性，也能够成佛。他把石头、墙壁都看成有生命的东西，所以要尊重它，保护它。


　　我们古人讲尊重万物，敬畏自然。然而西方思想却是要利用万物，征服自然。这一思想和斗争观点也是一致的。我们过去讲“人定胜天”，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这是非常错误的、有害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过于注重发展经济，忽视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结果现在尝到苦头了。


　　道德失落如何补救


　　第五，中国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注重道德。古人讲“仁义礼智信”，讲“礼义廉耻”，讲“恭宽信敏惠”，讲忠恕之道。仁就是爱；义就是适宜；礼就是懂礼貌，讲文明；智就是有智慧，能分清是非善恶；信就是讲诚信。我们现在很多问题，比如食品安全问题，都与道德失落有关系。


　　现代社会为什么会出现道德失落？这当然有很多的原因，第一是我们缺乏道德教育，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一直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的技术、制度、价值观念，把我们原来一些好的道德传统批判、破坏掉了，所以重建中国的伦理道德非常必要。我呼吁中小学当中，道德应该作为必修课。道德课不能只是说教，还应该学礼仪。成年人更要懂得礼仪。


　　中国古代有各种礼仪。如冠礼，即成人礼，成人礼上长辈会讲：你现在成人了，有社会责任了，不能像孩子一样了，如果你犯罪就要按照法律判刑了。这就是冠礼，成年了，你对社会、对个人都要负责任了。进一步就是婚礼，婚礼就表示你要对家庭——你的对象、父母、孩子负责任了。还有一个是丧礼，亲人死了，寄托哀思，同时要继承父辈的一些好的传统。最后就是祭礼，祭祀祖先，要不断怀念你的先辈。中国文化四大礼，告诉人们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怎样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通过这些礼的活动，人有一个对自己的自觉，自我修养的自觉，所以礼的教育也是道德的教育。


　　现在中国，礼仪的教育特别缺失，我们要注重冠礼、成人礼；婚礼也不能光穿衣服吃顿饭就完了，应该有教育。另外，为什么要有丧礼，为什么有祭礼？这些东西并不是迷信，孔子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丧礼和祭祀，帮助我们思考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并把个人的存在融入到更深厚的文化、历史当中。


　　道德失落的第二个原因是人私欲的膨胀。人本来就有私欲，有自私观念，过去一句俗话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人性当中，一种是社会性，一种是动物性。前者是善的，后者也有恶的成分，这不能避免。人如果不自觉，没有道德的自我约束力，人欲的方面就容易膨胀。


　　人的欲望不能说完全不好，人因为有生存发展的欲望才努力做事，去创造财富，这是推动个人上进，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但是欲望如果过多膨胀，为了赚更多的钱去造假，那就可能危害公共利益，超出道德、法律的底线。所以人的欲望需要节制。不加以约束的话，任它膨胀，就可能导致道德的失落。道德的失落，不仅破坏国家的形象，而且损害国家的经济，也是一个民族堕落的表现。


　　怎样重建道德？每个人都要有一种对自己、家庭、社会负责任的态度，自觉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我们国家颁布了很多公民道德规范，而为政者的示范作用非常重要。孔子讲“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当官的人首先要正直、端正、清正、廉正。现在很多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违反规则，贪污受贿，任人唯亲等，就把风气带坏了。孔子还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治应将道德和法治并用。法治是一种他律，如果没有道德自觉，一些犯罪分子出来之后还会再犯，因为内心不知道羞耻。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采访整理：人民论坛记者周素丽）


　　作者感言：


　　1984年，我在德国汉堡参加过一个会议，同一些华人接触，当时他们的一番话使我非常感动。他们说，西方有耶稣来拯救世界，把爱给大家，耶稣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和归属。我们能够同耶稣相比肩的，让我们华人在国外有自信的，就是我们的孔子，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然而，我们国内对孔子却持一种批判的、打倒的态度，这让我们心里很难过。如果孔子被打倒了，我们华人就会觉得在思想、文化上抬不起头来了。华人之所以认祖归宗，说到底就是认同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灵魂和根本在中华文化。能够使中华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也是我们这一辈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西方从黑格尔直到现代哲学家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我认为中国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独具自己特色的哲学概念和逻辑思维，要通过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逻辑来讲述中国哲学的“话题本身”，这便是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中国哲学只有从“照着”西方哲学讲或“接着”西方哲学讲的框架中脱离出来，才能发现中国哲学的自我，于是我建构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和合学理论思维体系。


　　我们做学问要心怀中华民族，关心民族的未来和命运，关注现实问题。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现实的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实践与交往活动是哲学理论思维的源头活水，必须对宇宙、社会、人生有个深刻的体会，通过哲学思维认识到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和危机，然后提升为化解之道。


　　人应当有理想，有目标，人生才有意义。比如我为什么会研究“和合学”，就是因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我的一个理想，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研究，在当前人类共同面临五大冲突与危机的情况下，从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宝库中寻找化解冲突危机之道。


　　（人民论坛记者周素丽采访整理）


　　思想小传：


　　张立文，1935年生，浙江温州人，著名哲学史家。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在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任教。1984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批为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哲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孔子研究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和合文化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国际易学联合会理事、国际退溪学会理事、日本东京大学客座研究院、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等。


　　面对西方从黑格尔直到现代哲学家所发难的“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的问题，张立文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以及《道》、《理》、《气》、《心》、《性》等书，说明中国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独具自己特色的哲学。这是对中国哲学的自我发现，是通过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逻辑来讲述中国哲学的“话题本身”，这便是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


　　在50多年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教学研究中，张立文建构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新人学的理论思维体系，率先建构了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和危机（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价值）的和合学哲学体系。


　　（人民论坛编辑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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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任伍：好思想是“熬”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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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论坛记者：唐教授，祝贺您入选人民论坛“2013年度十大思想人物”，请您谈谈入选后的感想？


　　唐任伍：我有幸入选人民论坛“2013年度十大思想人物”，深感幸运。感谢《人民论坛》杂志提供的这个平台，感谢专家和广大读者、网友的厚爱和鼓励，同时也更让我懂得“思想的力量”和“思考的珍贵”，懂得新思想的创造、思想家的诞生，需要建设一个开放的、完善的思想市场。今天的中国迎来了思想创新的好时期。


　　人民论坛记者：具有深邃思想的文章是需要沉淀、积累和思考的，请您谈谈您是如何为学、为文的？


　　唐任伍：要写出有深邃思想的好文章，把鲜活的中国故事讲得清晰、生动、富有魅力并有思想感染力，确实是体现一个人如何为学、为文的态度和功力的。我作为一个学者，虽长期坚持在教学、科研岗位上孜孜以求，但自觉水平有限，谈不上什么为学、为文的经验，只是把自己的一点体会谈出来与大家分享。


　　首先，我认为要多读多看。思想的灵感是建筑在知识渊博的基础上的，而知识无非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前人留下的文献中吸取，一是从现实丰富多彩的实践中获得。古今中外的先贤圣哲，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好的经典文献都是前人千锤百炼出来的结晶。因此，作为今人，必须多看书，看好书。古人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有看书看得多了，才能有话写，有火花爆出。习近平同志讲话，经常能够从古人前贤的文献中信手拈来名言佳句，他在出席索契冬奥会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时说，我的爱好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习近平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对他们书中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都记得很清楚。可见，习近平今天能够以宽广的视野带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与他大量读书很有关系。我最大的爱好也是读书，小时候家里穷，又在偏僻的农村，凡能见到的书，不管好书烂书，都不放过。后读了师范，当了老师，看书更久成为习惯。上了大学后留在北京工作，读书的环境更好了，记得我在读博士时，几乎天天泡在学校图书馆里，哪本书在图书馆的什么位置，我都清清楚楚。正是因为读书比较多，才使我今天写文章不发怵。


　　其次，就是要多写多练。书读得多了，并不等于你就有灵感，有思想。有些人书读得很多，但述而不作，眼高手低，不会动笔，有好的想法烂在肚子里，这样的人顶多只能算个“书囊”。因此，要想能够把自己好的想法，好的思想表达出来，得到社会的认可，还要多写多练。写文章没有什么诀窍，就是要多写多练，尤其是年轻人。我自己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有一点是坚持的，就是不管工作多忙多累，都做读书笔记，写心得体会。现在是信息社会，条件更好了，坚持写写博客，写写随感短论，把所见所闻记下来，不求发表，但求练笔。功到自然成，练得多了，写起文章就得心应手，不感到生疏，能够很流畅地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让别人看得懂、理解得了。


　　再次，就是要多观多察。火热的生活，社会的变革，都是好的老师。今天的世界再次迎来中国时刻，我们的民族正在创造着恢弘磅礴的伟大时代，书写着雄浑壮阔的中国故事。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使命、国情现实，有很多生动的中国故事，也有很多的矛盾冲突，只有把自己融入到现实生活中去，才有新的灵感和新的知识。我自己虽然只是个老师，但我始终将自己作为一个公民融入到社会中去，利用出差、开会、讲学、旅游等各种机会，用自己的五官，观察身边的人和事，搜集接触的言和行，从中吸取精神养分，分析面对的种种思想观念交流交融交锋和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形势，明辨众声喧哗的社会舆论，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思想素材。只有这样，自己的所思所想才不会脱离现实，脱离社会，才能有血有肉成为正能量。


　　最后，就是要多思多想。读得多了，看得多了，写得多了，想得多了，不一定就能出好东西。要出好东西，还需要多思多想，做一个“思想者”。这个多思多想，不一定是要坐在那里思想，而是要贯穿到你的生活的全过程。看书的时候要思要想，前人的这个说法对不对，这个观点在当时背景下可行现在行不行，换位思考一下可不可以；观察的时候要思要想，中央为什么要出台这样的政策，基层老百姓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地方官员为什么要这样做；写文章的时候要思要想，为什么这样写，换个方式写行不行，写出来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响。


　　这是我个人在做学问时的一点体会，谈不上什么经验。我信奉的是，好思想、好见解的文章，一定需要沉淀和积累，需要“熬”，只有“熬”过了的，才能像腐水里的荷花鲜艳多姿，才能成为“八宝粥”。


　　人民论坛记者：听了您为学为文的一些感想，很受启发。在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请您谈谈您在创新思想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和经验。


　　唐任伍：我没有什么好的经验，也谈不上什么经验。实际上，很多思想大家在创新思想方面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像洛克、孟德斯鸠、胡适、陈寅恪等这样的学问大家自不必说，今天我们国内有很多学者有很多创新性的思想和见解，否则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就不能发展到今天。


　　关于这一点，我有几点想法，一是要从问题出发，好的思想、好的观点一定是问题倒逼出来的。我在进行研究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要有针对性，不搞“客里空”。关于这一点，现实火热的生活为我们创新思想提供了很好的土壤。二是要有超前性，不能跟在实践后面。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创新的思想一定是引领实践的，不是在放“马后炮”。“马后炮”是总结，思想“新”在说前人之未说，“想”前人所未想。当然，所谓创新思想不等于胡说八道，它一定要有理有据，是先导性的。三是要注意倾听别人的见解，多接触实践，关在房子里是出不了新思想的，书斋里创新不了思想，一定要接地气，眼睛向下，多搜集一些新鲜的素材，这样才能触发新思想的灵感。当然，和底层多接触并不等于就能创新思想，思想创新还要经过大脑的加工、提炼，需要经过抽象的过程，像邓小平的“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一些精辟思想，无不是从大量底层素材中经过抽象提炼出来的，且能影响一个时代的新思想。


　　(人民论坛记者陈阳波采访整理)


　　唐任伍：中国进入思想创造第四个时期


　　众所周知，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如此迅速，以至于让整个世界为之瞠目结舌。2013年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仍然保持了7.7%的增长率，经济总量达到568845亿元。确实，今日之中国不乏奇迹，神话般的故事无处不有，学术研究也如日中天，发表的论文数量、申请的专利数量和GDP一样增长迅速，已经成为世界老二。然而在我看来，改革开放35年来，有比GDP、专利、论文这些显性成果更精彩、更动人的收获和故事，那就是今天中国开始进入思想创造的时代。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更是影响世界的利器。没有思想的时代是可悲的时代，没有思想的行动是苍白无力的。一个好的思想，胜过千军万马。试想如果没有马克思卓越的思想，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没有毛泽东的杰出思想，就不可能有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存在；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繁荣小康的今天。


　　思想比黄金更重要，历史就是一面最好的镜子。很多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看法，那就是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个思想活跃、思想家辈出的时代。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一个是宋代，一个是民国的北洋时代。人们似乎不可理解，因为与这三个时代同步的社会并不稳定，经济也不发达，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正是因为这三个时代人们思想的解放，思想的活跃，带来了民智的开发，科学的发展，开启了后来秦汉、宋明和新中国的统一、繁荣和中兴。无独有偶，在西方也有三个被公认为思想活跃与兴盛时期，即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同时的古希腊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20世纪开始的民主自由大论战。这三段时期同样开启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复兴和繁荣，古希腊罗马文明成为西方文明的活水源头，文艺复兴带来了工业革命，民主自由大论战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新技术革命、信息革命。


　　显然，没有思想上的解放和革命，就没有民智的开启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西方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得益于古希腊时期思想的百花齐放，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得益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今日中西文明从形式到内容乃至概念，无不是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的延续、延伸和发展。思想的力量是无穷的、巨大的，是物质、技术和精神的活水源头，没有新思想的形成，经济的发展、新技术的创造是不可能的。


　　刚过世不久的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说过，中国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存在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确实，在被誉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中国制造”风行世界，这种依靠大量资源投入和人口红利的增长，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很多问题，这就是中国进入矛盾多发期、改革深水区攻坚期的根源所在，也是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因所在。正是基于这些忧患，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邓小平开启的思想创新、思想解放遗产，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梦”思想，提出了“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思想。正是这些思想，引领着中国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这个“中国梦”。可以说，中国正处于思想活跃、新思想辈出的第四个时期，或者说进入了思想创造时期。


　　中国从来就不缺伟大思想，也不乏伟大的思想家。但新思想的创造、伟大思想家的诞生，需要建设一个开放的、完善的思想市场。思想市场的形成远比商品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人才市场更有价值，影响更深远。那些有形的市场影响可能只是一时一地，GDP的增加只能物质富裕一些居民，而无形的思想市场的形成将影响整个时代、整个人类，它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比那些“中国制造”的故事更加丰富多彩，更能影响世界，感动世界。


　　开放的、完善的思想市场的形成，能够与各种社会力量交相呼应，互为融合，共奏出和谐之韵。虽然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防止错误思想或邪恶信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服有效的化解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人才的多样性必将枯竭。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商品市场的引入不仅为中国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也幸运地引导中国找回自己的文化根源。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从而更具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能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中国思想创造市场的形成，不但惠及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将在精神和物质上极大地惠及世界。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思想小传：


　　唐任伍，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MP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管理思想史首席专家。承担过国家和省部级以上课题数十项，获得北京市、国家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发的各类优秀成果奖十余项。


　　唐任伍教授的核心研究领域为全球化与行政效率、经济思想史。近三年来，唐教授撰写主编了《世界管理思想史》《2011中国民生发展报告——迎接“十二五”保障与改善民生挑战》、《2011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新公共管理视野下中国省级地方政府的投入与产出》、《2012中国民生发展报告——跨越变革世界的“民生陷阱”》、《2012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消除社会鸿沟》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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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任伍教授指出，“提升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是实现我国国家战略的关键”，他认为“省级地方政府在我国行政管理体系链条中具有承上启下、左联右结的枢纽作用。省级地方政府的效率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实力和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高效廉洁的省级地方政府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关键，是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关键”。


　　唐任伍教授主张，中国应谨防陷入“民生陷阱”，中国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私人、中介、家庭的作用和优势，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发展社会事业，使居民收入增长和GDP增长同步，克服民生改善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弊端，让老百姓“国强民不富”的感觉变成“民富国强”，这样才能避免重蹈“民生陷阱”的覆辙，始终保持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人民论坛编辑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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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平：法治思想助推中国变革


　　中国法治建设的四条主线


　　要对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法治进程做一个总结的话，我把它归纳为四个轨迹。


　　第一个轨迹是循着人治和法治进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必须要解决法治还是人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法律建设一切都不能谈起。从这个角度来说，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就是想谋求一个长治久安的决策。一个国家怎么能够做到相对长治久安呢？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寻求长治久安之策就在于制度的完善，或者是解决制度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人凌驾在制度之上，而是所有人都在制度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就是从建立制度开始的，就是从限制和解决个人过分庞大的权力开始的。


　　第二个轨迹是集权和自治的关系，集权是国家集权，自治是社会自治。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干预过多，经济完全国家计划，甚至老百姓的生活、教育、婚姻、生育等任何一切都是国家干预。改革开放一个很大的变化是给社会以更多自治的地位。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就是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让权放利，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国家和社会是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基础，强调国家就是强调专政的力量，国家靠强制力；强调社会就是更多强调社会公平。某种意义上说，到底是强调国家强制还是强调社会公平，这是法律一个理念上的巨大转变。


　　第三个轨迹是私权和公权的相互关系。改革开放就是从扩大私权开始，从增强公民的私权意识、权利意识开始，从加强对于私权的保护入手。这一条轨迹具体说来，是从私营企业到私人财产到私人权利。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公和私的关系里面，公是一切，但一个国家若没有私的权利保障也许不能实现真正的富裕强大。改革开放懂得了这个道理，要想国家强大必须私人财产要丰富、私人利益要保障。认识到私权的重要性，就涉及到对公权的限制。


　　第四条轨迹是法制和法治的关系。从“制”到“治”，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法治的一个重要飞跃。西方国家有善法和恶法之称。针对法律深层次研究，你会发现制度在变化，也许有的制度侵犯老百姓合法权益，你可以说它是恶法，有些制度阻碍经济的发展也可以说是恶法。所以我们看到法律一不是万能的，二也不是所有法律都是好的，法律也是有价值观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


　　见证并参与了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的法治历程


　　从民法典起草到《物权法》出台：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法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在先后经历三次民法典制定的夭折之后，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持起草《民法通则》。当时，聘请了佟柔、王家福、魏振瀛和我作为顾问，后来被人们称为《民法通则》起草的“四大名旦”。从1984年《民法通则》开始起草到1986年4月《民法通则》在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为止，我都直接参与了这项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以专家的身份参与立法过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民法通则》正确地确立了我国民法调整的对象，确立了现代民法的四个核心原则。仅就此而言，《民法通则》在我国民事立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中国的民法第一次恢复了它的“私法”性质。


　　1998年，我和其他几位专家开始着手起草第四次民法典的工作。经过专家们讨论一致认为此次民法典的起草应该采取分步单行立法，然后汇总为法典的做法。考虑现实生活中的需要非常迫切，《合同法》排在第一个，并于1999年3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投票表决顺利通过。是年10月，我们着手起草《物权法》，但《物权法》的制定过程风波不断，起草进程远没有预想的乐观。经过人大常委会7次审议，在中央领导高调支持改革，强调“改革方向决不动摇”的背景下，2007年3月，经历九死一生的《物权法》终于通过。


　　新中国至今，我们仍未诞生一部民法典，作为长期从事民法研究和教学的学者，我不得不说感到遗憾和痛心。但从《民法通则》到各个单行法的出台，这样的立法顺序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这为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也创造了条件。我坚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民法典。


　　《行政诉讼法》：民可告官，一部法律开创改革道路


　　在原民法典起草人陶希晋的建议下，由我担任行政法研究小组组长。在我提出“先程序，后实体”的想法得到大家赞同后，我主持起草了《行政诉讼法（草案）》并于1989年通过。我认为，《行政诉讼法》在中国立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部法律创设一个崭新的制度，一个崭新的制度启动了崭新的实践。中国几千年历史只有“官治民”，没有“民告官”的现象结束了。中国民主政治画上了浓浓的一笔。


　　国企改制与《公司法》：奠定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石


　　从法律角度看，国企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解决国家与企业、经济管理部门与企业以及企业相互之间的财产权利关系问题。这些关系当中，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关系又是制约其他关系的关键。我和同事联合撰写了“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财产关系应是所有者和占有者的关系”，发表在1984年第4期的《法学研究》上。在肯定国家所有权的前提下，探讨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公司法》在经过3个阶段的立法实践后，于1993年通过并在12年之后进行了修改。


　　我认为，《公司法》为中国市场经济法制的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间，中国大陆地区一直没有真正的现代公司出现过。改革开放后，公司开始出现，但它也不是立即出现的，只有当经济土壤出现一定的温度和湿度，它才会生根发芽，这就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这种土壤在中国初步具备后，不到五年时间，就产生了第一部《公司法》，这是很快的，我们在它上面砌过砖、添过瓦，我们感到很安慰。


　　1956年从教以来，我的学生中已经退休的难以计算；从1979年复校以来，我的学生中在政法岗位上的数以千计；从1991年我开始招博士生以来，将近20届的博士生也有近百名。我希望能够给法学界的后辈们有所启迪，那就不负初衷了。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作者感言：


　　人民论坛记者：您的中国梦是什么？


　　江平：法治天下，真正实现依法治国。依法治国、人权、私权保护、市场经济，这些原本被否定、被反对的理念现已经写入宪法，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大进步。但写明并不代表着全都实现，真正实现还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六十多年来，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个人的磨难和曲折，也经历了国家的磨难和曲折，所以，我希望中国不要乱，希望中国富强、政治民主、社会公平。如果现在出现体制上的大乱，那是中国历史的大倒退。


　　人民论坛记者：您觉得建设法治中国的核心是什么？


　　江平：讲到法治问题，实质说来涉及到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一个是公权力（power），另一个是私权利（right），这两个问题就涉及到法治的核心问题，讲法治，离不开这两个关系，两种权。我们要区别社会管的是哪些，市场管的是哪些，国家管的是哪些，必须要明确。可以说市场管的主要是私权利，以私权利为核心；政府是公权力，是公权力的核心；社会管的是什么？社会是自治团体，自治性就确定了它既有power的一面，也有right的一面，尤其是在社会关系中，确定哪些属于社会拥有的权力，哪些属于社会中应该有的权利，把二者的界限明确划分。


　　人民论坛记者：您如何理解法治精神？


　　江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无非两个主轴：一个是市场，另一个是法治。我认为，在今天，市场经济和法治更多地在和国际趋同，无论是市场还是法治都需要有一个基本共识。我认为法治精神中最基本的，无非是民主和自由这两个基因。六十多年前，我还是国民党统治区的高中学生，在参加学生运动时高喊着民主和自由的口号，今天这个目标依然存在。当然，我认为中国的民主进程只能循序渐进，只能在目前的体制内进行。


　　人民论坛记者：您如何看中国法治的未来？


　　江平：我直接说期待未来解决的问题：第一，要加强权力的制约监督；第二，继续转变政府职能；第三，要特别注意公权对私权的隐性侵犯，如在社保、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上，希望政府未来能够做好，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人民论坛记者刘赫采访整理）


　　思想小传：


　　江平，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是我国著名法学家、法律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江平的经历相当坎坷，他1930年生于大连，是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新中国成立初期，成为第一批赴苏联留学生中的一员，并提前一年毕业，在马上要大展宏图之时被打成右派。一块赴苏留学归来刚刚结婚的爱人宣布与其离婚。而在被强制劳动时，江平被火车拖入车轮之下，一条腿被轧断，留下终身残疾。他以乐观的性格、坚韧的心智度过了那磨难的22年。改革开放后，江平除了醉心于民法教学与立法活动外，曾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人大常委会委员等公共职务。他参加了《民法通则》、《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的制订，并直接担任《信托法》、《合同法》起草小组组长，以及《物权法》和《民法典》草案专家小组的负责人之一。


　　有人称江平是中国民法的“教父”，有人说他是“中国法学的精神引路人”，也有人评价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激进老头儿”，了解他的学者赞誉说，江平带给中国法学甚至中国社会最大的财富，就是开放独立的精神和思想。


　　（人民论坛编辑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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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人民论坛杂志 | 来源日期：3月下 | 责任编辑：令狐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