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力量，在于影响人改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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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力量，在于影响人改变人

作者：沈敏特   时间：2012-07   来源：新华日报



　　演讲人：沈敏特
　　地点：岭南大讲坛

　　演讲者简介：沈敏特，江苏苏州人。195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劳动大学及安徽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任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新闻传播系教授，主授电视文化评论相关课程。著有评论集《春闹集》，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等。
　　核心提示
　　在中国，就是把旧社会的臣民改造成现代公民，这才是文化的真谛，也是文化工作者要做的事情。
　　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制是影响历史前进或者倒退的文化基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重建了现代文化的基因，给现代人提出了新的标准。
　　文化发展变革的途径要从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
　　直面世界、直面变异、直面利益、直面自身，是我们民族文化真理有所进展的基本表现。
　　文化的核心是人的转变
　　生活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最熟悉的事情往往是最不了解的事情，比方我说我们是人，大家就肯定说我是人，但是你是什么人，其实并不清楚。我经常讲文化，文化是什么?其实也不清楚。所以，今天我就讲一个大家天天遇到的问题：我们国家正在现代化，要建设现代文化，人也得是现代人。
　　什么是文化?文化究竟在什么地方?记载下来的东西都是文化吗?我认为不是。我看文化的视角，主要是民族文化。什么是民族文化?其实，渗透在千百万人心中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而且转化为我们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而转化为一种推动或阻碍历史前进的力量，这部分才是我们的民族文化。比如，我们民族文化当中有很先进的东西，叫“天下为公”，但我认为这还不是我们的民族文化。为什么呢?我们何时天下为公过?历史上从来都是家天下，从汉朝开始是刘氏，到了宋朝是赵氏，明朝是朱氏，都没有成为“天下为公”。虽然这些还没有成为我们的民族文化，但它是一种历史文本文化。这个历史文本文化可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转化为我们的民族文化，这就是一个启蒙的过程。所谓文化，有100多个定义，这些定义都有道理。而我所说的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文化就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所创造的全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因此这就得到一个结论，文化核心的东西是人的转变。我们为什么称鲁迅是我们的文化先驱，是我们的文化旗手?因为鲁迅一生就在做一件事情——“改造国民性”。就是改变人，用先进的文化去武装人。在中国，就是把旧社会的臣民改造成现代公民，这才是文化的真谛，也是文化工作者要做的事情。
　　影响民族文化的基因
　　左右我们历史前进或倒退的文化基因是什么?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的等级制。
　　实际上历史上已经记载过，鲁迅也阐述过。这段话就是《左传》里面讲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这段话什么意思?我们中国的历法不是按星期的，是按干支算的，有天干、地支。人是分成十等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最高一等是王，王下面是公，公下面是大夫，大夫下面是士，士下面是皂，皂下面是舆，舆下面是隶，隶下面是僚，僚下面是仆，仆下面是台。臣在这儿是一个动词，王臣公，就是王管公，公管大夫，大夫管士，一级一级地管。最低的一级叫台，就是奴隶当中最低的。
　　鲁迅曾开玩笑讲，台是不是最低一等的?台不是，台固然要受上面的人管，受仆来管，仆可以管台。但是台回家还有一个老婆可以管，老婆是不是最低等的?也不是，老婆还可以管儿子，儿子是不是最低等的?也不是，儿子长大了还可以娶老婆，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等级制当中，这个等级制当中我们受上面一个人管，同时我们又可以管下面一个人。我们处在这么一个循环当中，这就是我们核心的文化了。最高一等是王，王上面是什么?神。下所以事上，下面服从上面，最高的上面就是服从神，上所以共神也，当时是听神的，所以，皇帝叫什么?叫天子，他是神的儿子。
　　从传统文化中蜕变来的现代人
　　讲到这儿，大家就会非常熟悉我们的文化环境了，熟悉我们民族的文化。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第一，我们是按等级来分配真理的。王比公真理就大，王就是公的真理代表，公就是大夫的真理代表，大夫就是士的真理代表，士就是皂的真理代表，我们就是这样按等级来分配真理的。但是，大家想一想，真理是不是按等级来分配的呢?不一定。我在这要强调，建国以来最伟大的思想解放就是真理标准的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请大家注意“唯一”，没有第二个标准。这就带来了一个民主思想，就是真理面前，谁对谁不对，都要通过实践去检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第二，传统文化当中还有一个人格模式。按等级来分配真理的这种真理观带来了我们的人格模式。我们的人格模式是什么呢?用鲁迅一句很经典的话讲：“我们的人格模式就是见了狼像羊，见了羊像狼”。我经常在酒桌上遇到这种人格模式，某某人坐在中间，左边是他的领导，右边是他的下属。左边回头的时候讲话是一种口气，到右边的时候是另外一种口气，充分体现了狼变羊，羊变狼的人格模式的转换。这就是等级制造成的，而且渗透非常深。
　　第三，就是认知途径。我们认知事物的途径大概有三条，第一条叫做上下大于真假。上下关系大于真假关系，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领导一表态是真的就是真的，领导一表态是假的就是假的，我们都不需要自己去看，所以上下大于真假。第二条叫大小胜于善恶。一个东西是善的，还是恶的，是是还是非，领导表态说是是，就是是，是非就是非。所以大小胜于是非、善恶。第三条叫贵贱重于美丑，这个真善美都是由等级来决定的，由上下、大小、贵贱来决定。
　　从真理观到人格模式到认知途径，培养了中国人，但这样的人是没有力量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举出一个数学公式，那时候我们有10亿人口，10亿小于1，10亿人口的力量小于一个人的力量。有人讲，我们有9亿农民怎么挡不住一场文化大革命，因为10亿小于1。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文化土壤能搞一场文化大革命吗?
　　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用十年血的代价换来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重建了现代文化的基因，给现代人提出了一个新的标准。
　　民族文化心理的新进展
　　现在，我们都说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候。是不是多造几个博物馆就大发展、大繁荣了?不全是，还要看它对人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所有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其功效最后都应归结为鲁迅说的“对人的改造”，这才是最核心的东西。
　　以前，帝国主义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并不是中国最穷的时候，而是最富有的时候。当时，外国人一把火就把圆明园烧了。但是，那时候我们国家的GDP占全世界的1/3。所以，我认为，一个国家文化的根本变化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最浅的一个层次就是物质层面这一块，这个层面的变化是很快的，日新月异。但是，物质层面的变化不是文化的根本变化。现在，有人讲我们正处在盛世，我并不同意。我们现在是初步富裕，初步温饱了，但是我们离盛世还比较远，因为我们物质层面的变化好像比较大，但是还有一些核心层面的东西还在变化中，或者还有待于变化。
　　第二个层面就是制度层面，我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制度，这种变化比较慢一点，可能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其中最慢的是整体文化核心的部分，我把它叫做文化之魂，也就是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法国文化学者有一个概念，叫做长时段概念，指文化之魂的变化是非常慢的。慢到什么程度?它最小的计量单位，不是分、时、日、周、月、年，而是世纪，文化之魂的变化是以世纪为单位的，而且一个世纪也不一定行。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对的，但是枪杆子里面不能造成文化进步，文化进步还要经过许多年的教育、各个方面的工作、各个方面的普及、各个方面的启蒙才能完成。如果这些都完成了，我们才真正具有了一个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文化发展变革的途径要从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历史也是这样，比如清朝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改革，洋务运动是搞物质层面的，国民革命是搞制度层面的，都还没有成功，然后才出现了五四运动，涉及到了核心价值观念，科学和民主，所以我们把五四运动作为现代文化的开端。没有五四运动文化的变革，前面的都还不算现代化，还不能说开始了现代意识。科学和民主，才真正开拓了我们改革开放的道路。
　　四个直面浇灌民族文化真理
　　神经病患者和心理健康的人有什么不同?健康的人基本上能够准确地反映客观现实，见了白，知道这是白，见了黑，认得这是黑，这是健康的心理。就像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里面的小孩子，他看了皇帝没穿衣服就说没穿衣服，而不是说皇帝穿上了最漂亮的新装，这是最健康的心理。
　　同样，民族文化进步的标准，就是渐渐敢于直面人生。我们文化当中有很多不直面的东西，中国的语言非常丰富，人们常用语言的弹性来给现实打折扣。比如说失业了，我们通常不叫失业，而是待业。还有，我们不说饿死，但有一个非常文绉绉的词汇叫做非正常死亡。
　　记得小时候，到了年三十晚上，大人就要和孩子讲，明天是大年初一，你多讲一点吉利的话，不要见了什么就说什么，这其实就是叫孩子不要直面。然后还不放心，千叮万嘱，因为孩子口无遮拦，大人不放心。我们民间有一个习俗，到了年三十晚上，用一张擦屁股的草纸把小孩子的嘴擦一擦，什么意思?小孩子的嘴是不算数的，像屁股一样。这就是反复让人不要直面现实。
　　我在大学上课的时候，做过一个测验，我问学生们：“大家来上大学的时候，家里都跟你说什么话?”我设定了两种话，A的大概意思是“孩子，你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到了社会上要敢于直言，坚持真理。”第二个选项B为：“孩子，这个社会复杂，你讲话要小心，不要见了什么就说什么，那不行的。”“凡是按A原则给你临别赠言的请举手。”一个没有。而当我说出B的时候，哗!全举手，这就是我们的家庭教育，人生第一课，不要面对真实。
　　改革开放后，我们渐渐地敢于直面一些东西。我把它概括为四个直面，虽然不一定很彻底，但至少萌芽已经出现了。第一，是直面世界。我们为什么要加入WTO呢?朱镕基同志讲了一句很坦率的话，就是我们国内的改革动力不足，要借助于外力来推动。还有一句话叫和国际接轨，和谁接轨?就是和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接轨。承认他们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这就是第一个直面。
　　第二，是直面变异。中国过去的文化真理当中最不能接受的就是直面变异。大家想一想什么叫创造、发明、进步?不就是去创造一个你没有见过的东西吗?没有电，发明一个人们从来没见过的电，这叫发明。如果你有一个煤油灯，我还“发明”一个煤油灯，你已经见过的那还是发明?创造、发明就是去创造我们没见过的东西。而有些人就是害怕创造、害怕不同，这和人类的本性是违反的。考古学家在波罗的海的边上发现一块蚂蚁的化石，结果发现，几千万年以来蚂蚁没有任何进化，没有任何发展变化。而人发展变化得很快，而且越来越快，为什么?因为具有创造力。人类智慧的最高境界是什么?马克思讲过，就是个性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
　　第三，叫直面利益，也就是群众的利益。在传统文化中，义和利是对立的，见利忘义，你要义就没有利，你要利就没有义。今天我们渐渐懂得了，保护人民群众最大的利益，也就是一个社会最大的义，义和利是统一的。只有保护老百姓的利，我们才谈得上是一个有义的政府，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最后是直面自身，也就是要正确认识自己。过去中国人对性是不敢讲的，觉得是一个很肮脏的东西，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来讨论。现在情况就好多了。恩格斯讲过，人类要有两种生产才能维持，一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衣食住行所需要的物质和创造这些物质所需要的工具，这是人类的第一类生产。第二类生产就是人类自身的生产，这就离不开性。一个社会如何正确科学地对待性，就是保护这个社会的生产力，保护这个社会的持续发展，所以我们要直面性。过去把性讲得非常可怕，我常常跟女同志开玩笑，穿了一个短袖衬衫出来，要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的，为什么?会引起性的想法。实际上，健康、科学地对待性、直面性，是保护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对孩子进行青春期教育，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四个直面——直面世界、直面变异、直面利益、直面自身，是我们民族文化真理有所进展的基本表现。
　　(记者葛灵丹根据沈敏特在岭南大讲坛的讲座编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配图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