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孝昌作家刘国琼《闲闲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管季超0712

http://www.hbnp.gov.cn/wzlm/zthd/sxjcwhhb/hdjb/10943.htm

http://www.hbnp.gov.cn/wzlm/zthd/sxjcwhhb/hdjb/10943.htm

管季超0712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读刘国琼诗集《闲闲集》

（432900 湖北省孝昌县建设路2号教育局 周新超）

几个月前，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弄到了一本刘国琼先生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集《闲闲集》，全书共分《五七言句子》、《不知秋思落谁家》和《日常物语》三部分，共收录了律诗、绝句、古风、精短新诗等50余篇。

读过刘国琼先生文集《寂寂竟何待》的人大都知道，他的散文多有文化底蕴，风格类似林语堂、梁实秋、余秋雨的“学者散文”。其实，细读《寂寂竟何待》就不难发现，刘国琼的散文在文化底蕴背后蕴藏着深厚的诗意。也许他的人生没有太多的失意，但一定有不可或缺的“诗意”；也许他的人生很平凡，但一定有与众不同的“非凡”。

《闲闲集》的出版有着它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源自生活，源自充满诗情画意的生活，源自对生活的热爱、体验与慧心的思考，更源自心如止水的平淡、低调的处世态度与高雅的人生追求。

首先，《闲闲集》的命名有特色。“闲闲”用刘国琼先生自己的话说“一则是闲暇时光里的涂鸦；二则是无意于用的抽屉文字”。与《寂寂竟何待》不同的是，“闲闲”并无出处。“寂寂竟何待”出自《留别王维》的“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 ，孟浩然求仕不成失落离开了长安。当下社会正处于文化转型期，刘国琼先生的“寂寂竟何待”意在追求一种高雅的人生，弘扬传统文化，保持知识分子的脊梁。用“闲闲”给自己的诗集命名，并非为了表明自己玩世不恭，格格不入用文字愉悦心灵，而是为了表明自己一种“闲适”的心境。当然，这种“闲适”与陶渊明在乱世中“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顺适本性、无所扭曲的生活有着明显的不同。刘国琼的“闲适”是在和平年代积极入世，体验现实生活，崇尚高雅追求。陶渊明的“自然”是在战乱年代消极入世，远离尘世生活，追求宁静生活。《闲闲集》所展示的“闲适”与梁实秋《雅舍小品》所展示的“优雅”也不尽相同，梁实秋的“优雅”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坚守旷达乐生、从容优雅、平和开朗的心境，具有一种通脱、豁达的情怀。

其次，《闲闲集》的内容特色鲜明。《闲闲集》的诗大都立足生活，或对故乡山村的热爱，或对寄情山水的眷恋，或对悠然田园的怡然，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返乡记事》将一种由城市到故乡山村的“闲适”表现得娴熟无比，儿童抽陀螺、老人坐在家门槛、游山玩水等场景，情意盎然，让人读罢难以忘怀大自然的美、生活的美。《记三月三日小悟游戏作》、《春日漫兴》、《连日观音湖野钓，尝试竹枝词》等作品中都展示了作者享有垂钓的雅兴，有寄情山水的嗜好，有返璞归真的习惯，这些独特的内容与古代文人墨客追求自然、倡导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是殊途同归的。《办公室即景》是对现实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工作中疲于应酬，追求淡淡的“闲适”。

《闲闲集》还善于将理趣入诗，言简意赅，将简单的生活诗化、理趣化，特色鲜明。《花山之花》中“名字还是那名字/名字下的人不是那人”结尾升华主题，给人以一种物是人非的凄凉感觉，景物依旧，但是欣赏无名花和有名花（非洲菊）的心情不一样了。《记住了一个叫似水年华的地方》中“一个叫似水年华的地方/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无关”深化主题，这种短暂的欢愉与快乐很快将会变成过眼云烟，这种浮华的生活没有任何意蕴与内涵。《史铁生走了》对史铁生的生平进行了诠释，寄予了作者对生命的思考，“生命的航船铁定要靠上死亡的岸”。《日常物语》、《动物短句——仿黄永玉<罐斋杂记>》、《短句子》、《新疆物语》词约义丰，用简短的语句将生活中的事物诗化、理趣化，继承和发扬了宋朝理趣诗“融形、理、趣于一体”的特色。

再次，《闲闲集》的表现形式多样。作为诗集，《闲闲集》的表现形式有律诗、绝句、古风、新诗等，然而这些五七言句“声律既未启蒙，兴味又不能释怀”，“聊以自娱耳”。作者用自由自在的形式将自己的生活情趣和理趣展示出来，难道纯粹是自娱自乐吗？不是，这些不是“无异于用的抽屉文字”，而是自己在生活中的“释怀”，用文字记录心灵，“以我手写我口，以我手写我心”，展示一种“闲适”的心境。《闲闲集》还尝试在诗歌创作形式上进行创新，《下雨的情人节》（外两首）中的《呐喊》试图创作阶梯诗，《日常物语》、《动物短句——仿黄永玉<罐斋杂记>》、《短句子》、《新疆物语》用富有理趣的诗句将生活中的事物诗化、理化、趣化，短小精悍，类似微型小说。此外，《闲闲集》还通过文言日记、电文等形式展示日常物语，形式丰富多样，读来朗朗上口。

《闲闲集》以其鲜明的主旨、丰富的内容、灵活多样的表现形式，让人掩卷遐思，回味无穷。此外，内容的丰富与作者细腻的情感是密不可分的，闲散多样的表现形式与作者“闲适”的心情是环环相扣的。与此同时，刘国琼先生一改“学者散文”的语言特色，采用质朴凝练的语言入诗，通俗易懂，富有生活情趣。读刘国琼先生的《闲闲集》，让我倍感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他用心体验文化转型期的生活，用心思考大千世界、品位世间百态，用心创作淡然、质朴的“闲适”生活。先生“闲适”的心境与高雅的人生追求，与世无争的泰然处世态度，不拘一格的灵活表现形式，历历在目，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2014年11月11日晚

管季超0712

江湖才子带刀行，共筑澴川文学梦

  ——2014年度孝昌文学梳理

       宋客

    澴川大地春，文人侠客行。回顾2014年孝昌文学，可谓英雄美人齐聚，老少爷们共会。本文试图以一己之见勾勒下粗貌，以在孝昌本地工作或生活的写作者为关联。按照体裁类别粗略分，宋客斗胆孔见，孝昌文学大致分为四派：
    一是武当派，擅长散文。文化散文方面，代表人物刘国琼。大著《寂寂竟何待》以读书广博见长，历史掌故读书札记信手拈来，语言偶尔文白夹杂别有韵味，尽显学者气息，余香犹存。此外，《书·时光》散文自成一支，远鄙离俗，典雅周正，看似自娱自乐，实则沉郁顿挫内功不浅，惜年来无续出也。生活散文方面，代表人物王瑛、张丽。统言之，其心纯正、其眼慧明，做梦画梦，独守净土，故能以小城故事为发挥，以日常琐屑为辐射，看生活之美，观人际之真，旧人新事、旅行见闻、风土人情、花鸟虫鱼皆幻化笔端，亲情、友情、人情在笔墨中饱含温情。王瑛《莲花于心绽放》后，更觉《门前风景雨来佳》，年度创作显质不显量，《浸润在时光里的余香》写朋友之诚、《怪才深水狼》写朋友之才、《大河离殇》写同学之谊，知微见著，质厚意丰。张丽《父亲百日祭》、《童眼看世界》、《婆婆爱耍小聪明》、《转动的电扇》、《爸爸，我背您回家》诸亲情文，以小见大，令人感思。另，张金初貌似“城市居士”，善于素描，以短小精悍见长。纪实散文方面，代表人物余仁俊。其以亲历对越自卫还击战为线，集《战火岁月》2014珍藏版，述战火岁月，显英雄气概，为英烈树碑，为历史负重。
    二是少林派，擅长小说。军事小说方面，代表人物付勇军，代表作《高度戒备》、《第五战场》等。其驾驭故事有一定手腕，能独辟蹊径，植入侦破、推理、悬疑要素，在跌宕起伏、扑朔迷离的情节上抓住读者心理，罢书脱身自省；其后又“左右互博”到乡土小说写作，从会讲故事到讲好故事转折，叙事舒缓张弛有度，人物形象饱满深沉，代表作《我们》。历史小说方面，代表人物邓曙光，重点绘画了地方文武二将，让我们再见先辈文成武德。其《画说孟宗》写“文”，以大手笔描摹小人物，融考据于俏皮话，语言精雅耐读，娓娓道来的是孟宗故事，扑面而来的是清新神韵；《战将刘震》写“武”，以时间为纬、战事为经，在金戈铁马中，铺陈挥洒而不厌其烦，立出来一个战将，为地方光宠也。本年度闭关修炼，未见功夫浮出也。生活小说方面，代表人物张丽、谈旭华，其紧盯时代，细观察凝感悟，摹人情世故，慨人间冷暖。张丽《三十六只鸽子》，亲情爱情师生情交织，“细细密密的心思在指间缠绕，没人能懂”，但懂了人性之美。《做油》写“大哥”在关系网中的关系，思考人是怎样由油而滑。谈旭华是老将兼新兵，“老”在上世纪末就有创作，“新”在2014年忽以“柳岸闻莺”为名横出江湖，创作招式可圈可点。《梅姨的二十五里花园》写骗亲，让人体验到了“美”对于人精神改造之力量；《吏贼》写改革之艰，借古喻今；《黑鸽子跳楼给你看》刻画心境细致入微，语言有张力。
    三是鸳蝴派，擅长诗词。古诗词方面，以县诗词楹联协会的王瑛、王少东、鲁新元、付国清、余建军为代表，依托《澴水诗词》刊物，咏之唱之；尤其二王登高一呼而能以此牵动全县老中青广泛歌发展、吟幸福，可佩也。新诗歌方面，代表人物刘国琼、邱国安、汤秀英、周新超。刘国琼捧来《闲闲集》一册，略改先前含英咀华而英气内蕴，长短句吟哦，在红尘纷扰中把闲散闲适挥洒，气韵灵动，萧散自适，是散文化诗、诗化散文，在孝昌文坛独树一帜。邱国安诗歌注重营造恬淡的意境，吟唱的是“人类遥远的牧歌”，向往天真本性回归自然的乡村生活，昭示着诗人别样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汤秀英纤细善感，文因情起，诗以才动，在意象选取、意境营造上，注重五官并用、色彩兼注，立体感强，信手挥洒间，给人丰富想象，如《晒稻谷》、《摘棉花》等，真诗画兼之也。周新超诗歌深受新月派闻一多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影响，有跳跃性和灵动性，其饱含激情，或辅以理性，故能意合境聚，如《银杏》、《乌桕》等。另，武振林凭打油气息笔走偏锋，《有感贱内》、《赞汪新元》有解颐含情处。
    四是古墓派，擅长理论。学术研究方面，代表人物叶云生、朱仲先、刘少峰、邓曙光、王瑛等，其围绕孝昌地方“四大文化”（孝文化、旅游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钩沉掌故、详阅史料、细考坤舆、浪里淘沙、去芜存精。孝昌以孟宗故里扬名、旅游品牌大噪，得以上述诸公多年潜心研究、奋力呐喊；俟全县共识成，叶云生以整理程正揆《清溪遗稿》为乐、刘少峰以做伴《孝感历代名官名人》为趣、邓曙光以演绎《战将刘震》为业，王瑛忙碌于访剪纸高人龙厚平、记晏家河的传说、钩日军在花园镇犯下的滔天之罪等，各以一己之力夯基础修内功，弘扬地方“四大文化”。文学鉴赏方面，代表人物陈冬平、梅少琳、周新超，三位或以一书为目，或以一文为要，既有接受美学的浅析、又有解构主义的探索，浅之深之，分享所读所感。其中陈冬平偏重对作者或文学流派评价鉴赏，梅少琳偏重对古诗词鉴赏，周新超则对主题、母题、复调上延伸“形而上”，如《民族史诗浩然正气》、《超乎因为 忘乎所以》。此外王少东《读高安平先生<孝昌县诗联学会成立>有寄》、《读鲁新元先生七律<为政谏言>》两文，解读中肯实在；龚亚敏以影视赏析为要，可堪玩味。杂文时评方面，代表人物杨由之、刘少峰，其常以“豆腐块”谈古论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积极传播正能量，令后生汗颜。网络论坛方面，以宋俊初、周谦、李训侠、邹建玲为代表的论坛诸君子，以民生为追求，以网络为阵地，以键盘为匕首，时而大弦嘈嘈如急雨，时而小弦切切如私语，键盘拍坏，栏杆拍遍，铁马冰河，潇潇雨歇，均化为暖暖的孝昌梦。
    按照这分类，消息通讯等宣传类、书法绘画等高雅类，暂且不计在内。当然还有很多老前辈“藏而不露”，2014年少见作品；或是宋客井底所见有限，海阔以外，必有遗珠也，在此抱歉。
    正所谓：决斗华山之巅，诗酒趁年华；共织花园锦绣，含笑指捻花。

教师之友网

原文地址：地方文学研究的文化意义作者：张大为

刊于《理论与现代化》2012年第5期

地方文学研究不仅具有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和人文学术研究的性质，由于它自身的属性，它也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或者说，在这方面有着比较突出的表现。这就要求人们不仅仅将它看成是现代学术建制当中一个学科或一种学术取向，而且也要将其放置在整体性的文化视野来考量它的文化地位和文化担当、文化影响和文化功能，这样不仅对于地方文学研究本身的功能作用可能得到一种客观公允的评价，而且对于地方文化的资源、结构和构成也能有一种全新的认识。

一、地方文学研究是一种对于文化资源的深度发掘、发现和整理，具有一种文化拓展意义。地方文学研究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将一个地区、地域与文学作品、文化名人联系起来，更不仅仅是对于该地区的文化资源的一种“争夺”，而是对于这种地区性文化资源的一种深度发掘和发现。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体现在吸引眼球、争取外在的经济效益上，而是对于地方文学研究和该地区的文化空间和文化积淀具有双向的拓展、深化作用，因而具有长远的社会历史意义。过去人们常常误认为曹禺话剧中的场景发生在上海和一些南方城市，后来的一些研究表明，这些戏剧场景的原型，可能就是天津这座曹禺出生和成长的城市。人们之所以将它误认为是上海等城市，不仅仅是文学研究上的失误，而且也表明了人们（包括天津本地人和本地研究者在内）对于天津和天津文化缺少深入的了解和认同。将天津的城市景观和城市形象与现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经典名剧联系起来，不仅为天津这座城市增加了许多文化的光彩和内蕴，而且也是正确、深入地考察曹禺的创作和作品本身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但事情显然还不只是如此，很多深层的联系，仍然有待于地方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比如，曹禺的剧作中究竟有多少东西是与一方水土、这一文化环境具有或显或隐的内在关联？孕育曹禺及其剧作这一文化环境的深层特质我们有多少研究和了解？曹禺的作品怎样表述、提升、改变、影响了这一文化境况？从这二者的相互关联中，究竟可以搭建出怎样的一种文化空间、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从这种文化上的深层联系和深度关系入手，在处理包括作家作品、文学研究在内的文化现象与某个地区、区域的地理空间关系时，也就使得人们的思路和思维方式更加开阔与多样。通常意义上的地区归属和地理联系，也许只是一种外在的关系，更有意义的显然是文化的联系和文化上的归属。由此，也可以终止许多诸如由作家籍贯等引起的归属争议。但文化归属的认定，恰恰不是一个简单的籍贯考证就能做到的，而需要一种深广的学理支持。这也正是留给地方文学研究的任务及其文化意义所在。

二、地方文学研究将文学与人们的文化生活、生存形式连为一体，发挥了文化中介的作用。人们常常通过文学来认知和理解一种文化、一种生活，又通过文学研究一方面理解文学和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参证文化法则和生活方式，文学研究应该是处于文学艺术和生活二者之间的东西。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诗歌，是对于欧洲资本主义的“首都”——19世纪巴黎的人们的生活样态、生存情状进行的深刻的写照，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全盛时期，那种被商品和物质崇拜所深度异化的人们的生活本质。然而，从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如果没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本雅明对于波德莱尔的深度空前的阐释，无论其他批评家对于波德莱尔有着怎样精彩的、富于“艺术性”和“美学”观点的解读，缺少了本雅明解读的波德莱尔，终究带有一种致命的残缺和贫乏。通过本雅明对于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简洁精准和意味深长的定位，19世纪巴黎的“拱廊街”，与波德莱尔、本雅明从此不分彼此地成为一体性东西，共同见证着一种资本主义全盛时期都市生活与生存形式的样版。反过来，我们也通过本雅明的波德莱尔研究这一“中间”和“中介”形式，通过它所勾连着的艺术和政治经济学理性这两个端点，来想象、理解和还原那个时代和那种生活形式的整体性和复杂性。再比如，今天的人们说到湘西，说到凤凰古城，总是与沈从文的小说分不开。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沈从文的小说，那片土地将会丧失多少灵异色彩和文化光晕。但这个文化湘西的繁荣昌盛和深入人心，恐怕也同学术研究领域对于沈从文的不断发现和认知、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沈从文研究热潮有关系。因此说当代地方文学研究促进了湘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生活，恐怕也不能说是太过夸张。迄今为止，在一种“现代的”学科建制和学术体制的遮蔽下，人们对于文学研究尤其是地方文学研究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功能尚且缺少深入、全面的的认知。地方文学研究的学术理性、学科构成的文化弹性和文化辐射力，还有待进一步的发挥。

三、地方文学研究对于文学的“本质”和“概念”的具体化作用，促进了文化生态的健全与繁荣。当文学的“本质”成为一个问题，人们对于文学的共识已经丧失时，地方文学研究是文学“本质”具体化的一种重要路径，是对于文学生存方式和文学生存状态的一种重要揭示。这也就是说，地方文学研究并不只是国族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的延伸和补充，地方文学研究由于它自身的属性和目的，可以呈现出文学的更为具象的文化肌理和生存法则，是一个更加鲜活的文学的“本质”切片。地方文学研究以其“例外”的挑战和“边际”的属性，颠覆那些似是而非的“本质”共识和表面条理的宏大叙事，这往往使得在国族文学、中国文学研究中成为（从不被反思的）预设前提与先验法则的观念死结、学术惯例“问题百出”。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比如，地方文学之为地方文学的“地方性”本身，其实就是地方文学研究当中一个最为生动的问题意识和问题性指向，因为在此前提下，地方文学的“边界”问题，将不只是从一个简单的根据（如行政区划、作家籍贯等）出发空洞地“划界”的结果，而应该是具有学术深广度的学理探究和表达的结果；“全国性”作家对于“地方性”的超越与“溢出”，“地方性”作家之为“地方性”的写作与接受的文化心态、文化条件、文化内蕴，不是一个应该被漠视或无动于衷地对待的“事实”，而正是地方文学研究需要不断去激活的总体性的问题视野；一些“边际”作家的流动性和归属困难，乃至作家的流动对于其本人与地方文学的影响，不是一个扰乱我们的问题框架和研究成规的恼人因素，对于它的持续性的学理化聚焦，正是地方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实质性内容之一；对于作家作品接受与评价的区域落差背后的文化因由，地方性的文学土壤、文学群落的独特文化氛围，不是熟视无睹地接受下来就可以了，而都是地方文学研究视域的“内部”问题，需要加以持续的“陌生化”和学理化解释……所有这些都不仅是文学研究本身的学术规则和思维惯性的根本性扭转，而且也是对于包括文学的写作、传播、接受等在内的文化秩序整体性的重新呈现、重新理解和重新规划，地方文学和地方文学研究，由此终将成为文化生态中充满活力的那一部分。   

总而言之，地方文学研究并不因为它的“地方性”而变得卑微、渺小、可有可无，它与国族文学、中国文学研究之间，不是一个人们出于想当然所认为的简单地承接与具体而微地模仿的关系。它由于其自身的特质，仿佛更加接近于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生存状态的本原性意义，从这样一个层次上重新理解地方文学研究和地方文化的关系，对于地方文化研究和当地文化的发展建设，是一种思维方式上的双向的更新与开拓。由此出发，恰如其分地看待地方文学研究的文化地位和让地方文学研究充分发挥其文化意义，是此中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