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廷《高等教育学》第十一章-《教师之友网》2014。4。18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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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大学行政管理

上一章偏重于大学管理观念的讨论，也涉及学术性行政组织（院系）。这一章专门讨论纯行政组织，以下就简称行政组织或行政机关部门。

我们已提到，大学虽然是复杂的机构，但恰因为复杂而行政机构不可庞杂。多达数十个部门肯定是不恰当的。大学行政机构究竟应怎样设置呢？设置多少呢？

基本的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是七个左右。与人员相关的，一个是学生工作部门，一个是教职员的管理部门；财物管理也分别可以设立为财务和物质设备两个部门；学术领域则分设教务部门和科研部门；最后，一个综合性的直接协助校长工作的部门，即所谓办公室，这是必要的。这样七个部门应当足矣。

不是还需要一个后勤部门吗？那应当与学校行政脱离，或者说，它不属于行政机关。

不要有专门管理干部的部门吗？实际上，中层管理干部的人数（含学院里的行政负责人）总计应在30人左右，这部分人的管理是不必单列为一个机构的，置于人事部门管理就行了。规模特别大的大学亦如此。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是另一个国家的50倍、100倍，其机构之多应当也50倍、100倍于另一个国家吗？其部长也应有50倍100倍之多吗？

不是还有国际学术交流及相应的管理部门吗？这一活动的管理可以由科研部门和教务部门分别来承担。至于把科研管理划分为文科、理科两块，建立两个部门，这是更不适宜的做法。

图书馆是学校很重要的机构，但它不应被列入行政机构，充其量作为学术行政组织看待。像其他学术与业务机构（如研究院所、实验室等）一样，图书馆自然也不宜被行政化。

可以归入市场的，就不必在学校单立机构。否则，机构因与社会对口而设置更多了。

以上一些问题事实上与高等教育的改革相关，在最后一章还将作一个专门的讨论。

本章关于大学的行政管理，主要也就讨论与大学基本活动相关的几个方面。

第一节　大学师资管理

在师资问题上的观念能直接反映大学的观念、校长的观念。一般都会看重师资，但理论上的重视与事实上的重视都可能有差别的，重视的程度与行动的力度上也可能有差别，在管理策略上可能也有差别，同样的大学往往因这一差别而发展得不同。

一、几个观念问题

1、是才从财来，还是财从才来？

一般认为，学校有钱才能聘请到教师来，聘请到高水平的教师来。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有点本末倒置，从根本上说，拥有人才，学校才可能兴旺，才有了争取更多经费来源的本钱。有了杰出人才，不愁人财两旺，仅有钱财，不一定能做到人财两旺。学校里的物质设备管理得好的话也可增值，但增值的根本保障在人才；有了人才，可从多方面使学校增值，也包括物质设备被更有价值地运用，从而增值。

2、是合理流动，还是流动合理？

在我们的社会，曾经是“人属于单位”，教师也就属于学校。长期以来，教师基本上是不流动的。当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的时候，人员也开始流动，教师也悄然进入流动的行列。这一流动出乎某些行政管理人士的预料，至少是不习惯吧，于是提出了“合理流动”的说法，流动大概难以阻扼了，但应“合理”。什么叫合理呢？在计划经济的思维下，不打破“人的单位所有”概念就合理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流动本身就合理，简言之，流动合理，因而，不是“合理流动”而是“流动合理”。

人才流动，教师流动，更能彰显人才的价值；更有利人才作用的充分发挥；也更有利于让社会明白自己短缺的是什么，如何去补救，如何去求得新发展。观念上的一个根本的变革不可能不发生：人才并非单位所有，人才由人才自己所有；单位与人才之间要靠契约，然而，在契约面前双方平等，单位并不高于个人。情感上的因素有没有作用呢？例如，还是否需要忠诚度呢？这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大学本身确实成了值得留连的地方，二是教师感受到了。后来有一个“情感留人”的口号，这是“单位所有”的观念已被打破之后出现的口号。同时，也显现了教师地位在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根本变化。

1、文化，还是市场？

有些问题的回答是非此即彼式的，有些问题则不是这样的。是才从财来还是财从才来？两方面都有道理，但根本点在财从才来。是合理流动还是“流动合理”？实际上只能在“流动合理”的前提下，创造条件让人才流动朝更有利于社会和谐、全面发展的方向变化，后者也许被称为合理，故可以说“流动合理”才可能合理流动。

是文化，还是市场？现在，我们的社会早已出现了文化市场、人才市场、科技市场，还可能回避市场吗？教育市场存在吗？也早已存在了，国际上存在得更早，还有国家十分有效地开展着教育贸易呢！

中国某些大学花十万美元，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去招聘人才，这叫什么？中国大学和他的教师们用自己的智力投资去从企业获得应有回报，这叫什么？基金组织与教授之间，一方出钱，另一方出成果，两者交换，这又叫什么？越是有实力的大学越能争取到更多的科研经费，这叫什么？如果没有这一切，大学能很好地发展吗？如果没有这一切，大学教师能充分发现自己的才能吗？

市场观念似乎不被教育所接纳，这很奇怪。市场就意味着营利吗？并且，大学若能营利，有何不好？营利就是营私吗？大学若又盈利而再投入教育，这有可能形成更好的局面。

市场就意味伦理之沦丧吗？真正健康的市场、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正是消除腐败的一剂良药，是让高水平的生产力与高水平的道德达至统一的必经之路。

市场本身就会生长出文化来，它们并非非此即彼的。人们会将精神注入市场的，市场仅有纯物质的交易是不可能健康起来的，在这方面，大学可以做得更好。大学可以用更好的市场眼光来看待人才，看待自己的文化成果，看待自己的师资及其管理。

二、师资结构问题

大学当然希望拥有大师，但很难每所大学都有大师，更不可能有哪一所大学的教师全是大师，最高水平的大学教师也会是有层次、有结构的。师资管理就在于求得一个合理的结构，求得整体的最佳效应，让优秀的教授们能在良好的整体结构中充分发挥作用。

从不同的视角考察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构图像，从多角度去考察有利于从整体上去把握。

1、学缘结构

虽然并没有明文规定不得任用本校培养的毕业生担任教师，但世界上许多大学是这样做的。即使十分优秀的，也需要在他地或他校乃至他国跟从其他教授做一段研究后再回归为好。一个人长期从师一位教授是不合适的，甚至长期只在一个教授群中学习也不是很理想的，在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中训练对人才成长更为有利。人们俗称这叫避免“近亲繁殖”而力求“杂交优势”。中国大学长期处在封闭又相对落后的状态下的那种“几代同堂”的局面已有了很大改观，大量国外留学归来的人员更是起了积极推动作用。这对教师队伍的成长是必需的，首先对教师个人是必需的。

2、职称结构

在担任教师的人员已基本上是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情况下，学历结构已不是一个问题。在职称上大体是三层：教授、副教授、讲师。在美国都称为professor,但用full professor、associate professor和assistant professor来区分。英美教授制度有所不同，对结构合理性的看法也不同。中国接近美国的制度，但中国还有助教（assistant）这一层，与assistant professor相区别，后者与中国相当的是讲师（lecturer)。在美国，担任教授只取决于学术水平，与其他因素关系不大，在英国则不完全取决于水平。因而，对于教授数量在美国基本上不是问题，英国则严格限制。中国目前教授数量受一种外部给予的指标限制，不同大学指标不一样，这种情况英美两国都没有。在中国，最好的大学教授约占40％以上是恰当的。

3、学科结构

这当然是指教师的学科背景，指同一学科的内部结构，学科是团队结构。这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待：同一个学科，最好既有做理论的，又有技术的、应用的；即使同一学科、同一方向，最好也有不同侧面的研究；当然更需要在一位首席研究者带领下形成一个团队，在共同的研究中有彼此的配合。对于不同的学科，团队的意义并不都是相同的。数学与自然科学中的物质科学的情况就十分不同；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的情况也很不一样。因而，虽有团队结构的问题，但意义有所区别。

4、年龄结构

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并不显得像行政机构那样重要，所谓老中青结合的意义也不那样值得关注。在教授队伍中，可以有十分年轻的人，他们甚至成为学术领域里领衔的教授。这里，学术水平以及对学科的把握状况是最重要的因素，而论资排辈是有害于学术的。学术合作精神及学术组织能力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在这些考虑之下，对于一个学术团队来说，总是需要有学术领袖的不断涌现才更有利于持久发展，比较合理的年龄结构也有利于这种持久稳定。年轻的学术领袖保持其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可以长达20年左右，这也不像行政机构那样强调任期。但总会是有穷期的，总需要及时跟上的不同年龄的人。在中国，曾经出现一段不正常的历史，造成了学术人员的“断层”、“断代”，在上世纪80年代初，教授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副教授也大多超过55岁。然而，在一个国家正常发展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是十分罕见的。从师资管理上看，正常情况下学术领袖持久生命力的保持和年轻学术领头人的物色和任用都是重要的。附带还可注意到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年龄问题也有差异，比如，某些文科，学术的成熟期可能稍晚于某些理科。大器晚成对于某些学科更值得关注，学术青春与生理年龄不是同一个概念。

三、教师待遇问题

教师的招聘、任用、待遇、晋级及相应的考核，这都在师资管理的范围，我们只作几点简要的叙述。

1、教师招聘

大学的开放程度很高，中国大学亦如此。教师的招聘，对于著名大学来说，都具有其全球视野。招聘本身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供需关系，这就是应聘者与招聘者之间的关系，这应是一种相互平等的关系，其过程也是双方的相互了解、相互接近达至相互认可。作为学校，一般是组织一个相应的招聘小组（有固定或非固定的成员），了解应聘者的学术经历、研究其达到的学术水平，并在具体需求与其实际水平之间进行衡量。这种了解与研究可能既包括对已有信息的文字考察，又可能有对实际能力的当面考察，并经过一定程序，由决策者最后作出决断。

2、待遇问题

大学是从事精神劳动、精神生产的场所，对于这种生产是不宜采用物质生产部门可能实行的那种“计件制”工资的。一个课时多少钱，一篇论文多少钱，带一个研究生多少钱，这就成了“计件制”。这是一种极不科学，从而极为有害的做法。

工资宜采用年薪制（可分解到月份）。多轨工资（包括以奖励或津贴出现的酬金）是不适宜的。教师工资主要取决于教师在其所在学科中的地位与作用，而对于不同学科，共同的主要尺度应是学术的，而非功利的，例如，不能认为某一学科在社会上属于冷门而刻意将该学科中有高学术水平的教授的工资压低。学术价值、精神价值为首选衡量指标。

待遇问题，工资问题，不是谁给谁恩赐的问题，它是学校与教师之间平等双方的契约的一部分。教师虽不是股东，但校长亦非老板，他们都以不同身份成为学校主人。校长也有工资问题，那可能是董事会与校长之间的约定，校长以同样的态度看待教师应取得的工资十分必要。

事实上，一般教师除了工资之类的物质条件外，他们更看重的是文化环境、学术环境，更看重自己作为独立学人的尊严。正常情况下，以校长为代表的管理层对教师的尊重、对教师学术自由的保障、对教师权益的维护，这些方面连同合理的物质待遇一起才是最为重要的。

第二节　学生管理

对于教师管理、学生管理，以及职员的管理，实际上不能作单方面的理解，不能以为他们仅仅是被管理者，他们也参与管理，在整个学校生活中，他们都不是配角。

一、四个基本观点

1、学生是作为被加工的“产品”的自生产者。

－－学生在学校里是将入校时的自己成长为毕业时的自己。如果比喻为“生产”的话，那么，学生既是“原料”，又是“产品”，这是与其他物质生产的相异点之一。

－－这里的“原料”和“产品”都是人，其“生产”过程比起物的生产过程来要复杂得多，并非你设计一个什么样子，他就必定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

－－这种“产品”自身也参加“生产”过程，他们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设计者，他们自己“生产”自己，他们是这一“生产”过程中的实际上的无可替代的主宰者。

－－这种“产品”生产的目的主要不是为别人“消费”，而主要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发展服务，而这也就奠定了他们服务社会、奉献社会、推进社会发展的基础。

教师是做什么的呢？教师的作用是指引，指导乃至指教，教师对学生是教导、指导、辅导，指导他们进行人生设计，教导他们熟悉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辅导他们更有效地完成自我“生产”过程，也在这个过程中为他们浇水，为他们擦汗，为他们鼓掌助威，……

2、一个更基本的观点，如一本《教育学》教科书所说：“学生是人”，“学生是有血有肉的人”，“学生是发展中的人”，“学生是一个完整的人”，“学生是以学习为主要任务的人”；对于大学生，还可补充说：“大学生是走向成熟的人”，“是日益完善着的人”，“是在接受研究训练的人”。大学的义务是什么呢？让他们的血肉更丰满健壮，让他们的发展更为顺当和畅通，让他们由完整走向完善和完美，让他们成熟起来迎接未来，让他们在研究训练中变得更有智慧并奉献给自己的人民。

3、学生管理的内容是协助他们更好地展开“自生产”，学生管理的对象是具有特殊含义的人，学生管理的基本目标是什么呢？学生管理的基本目标不是为了让他们“规矩点”，而是为让他们自由些，更自由些。为什么说这是学生管理的基本的目的呢？

①“真理使你成为自由人”，霍普金斯大学的这一理念是一个代表，它代表了近代大学对古希腊传统的继承，大学是传授真理的地方，而传授真理的极终目的是使人成为自由人，使自由这种本属于人的“类特性”（马克思语）得到充分发展。大学能在这方面发挥特别的作用。这本是大学的目的，当然就应当是学生管理的基本目的。

②大学不仅通过让学生获得真理而获得自由，而且通过让学生获得智慧而获得自由，在学校的文化熏陶中获得自由，并且让他们学会拥有自由，学会享有自由，学会运用自由。

③自由本身又是让学生获得真理、发现真理、走向创造的最重要的条件，如果说让学生走向创造是大学的目的，那么更优先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能享有、扩展自由。又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话：“真正的共同体”就是“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大学如果称得上这样的“真正的共同体”，那么，毫无疑问，它应当有效地实现让学生“获得自己的自由”的目的。

有必要澄清几个观念。

－－现在抄袭、舞弊、迟到、旷课都有了，还要自由啊？这里有两个误解。一是没有注意到大学主要是指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这有别于行为自由；二是行为自由又有别于自流，不能拿反对自流来反对自由。

－－自由与纪律不同样重要吗？都重要，但并不同样或同等重要，纪律是为维护自由而存在的，反之，自由并不是为纪律而存在的；在学术领域、思想领域里不存在纪律问题，纪律的相对性、局限性十分明显，纪律是为着更好地保障自由，纪律的价值就在这里，它的重要性也就在这里，它是从自由那里获得其重要性的。

－－不是说认识了必然或真理之后才会有自由吗？恩格斯说：“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愈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愈大”请注意，恩格斯对“愈是自由”和“必然性”有着重的强调，意思是：自由是通向必然的阳光大道，自由不只存在于认识必然之后，也应存在于之前、之中。还应当注意的是，自由的作用并不只存在于认识领域。通过管理，让学生学会自由思考、自由讨论、自由质疑、自由批判的无比重要性一般并没有被充分认识到。

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就是思想解放、解放思想，这与思想自由是同义的，因为自由需要解放，因为解放才能获得自由。这对于中国近30年来的发展是一个首要的条件。中国大学是否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呢？大学及其管理的各个方面，尤其学生管理方面，是否把握住了自己工作的基本目标呢？

4、“学生中心论”是站得住脚的。

在大学的一切工作目标中，育人的目标是中心；在大学的一切活动中，教学活动或学术活动（包括教学与科研）为中心；在大学的一切人员中，以哪一类人员为中心呢？能不以学生为中心吗？有没有中心呢？换个角度看，各类人员之中，什么是大学的本源呢？对此的回答应当是明确的：学校为学生而生，大学为大学生而生；有了学生，才需要教师，而不是相反；有了学生、教师，学校事务日益繁杂，这才需要职员、管理人员。因而，学生是本；进而也得以学生为本。教师当然很重要，但教师的重要性是以学生的存在为前提的；对于日益庞杂的大学机构来说，难道管理人员的作用不重要吗？然而，其重要性是从教师和学生那里来的，从教学、科研活动那里来的。故而，如果学生本位论没有疑问的话，在这个意义下，学生中心论也就没有疑义。

二、若干管理事项

1、生活管理

基于以上的讨论，首先关注的是组织学生的自我管理，为他们的自我管理提供方便，提供条件，包括为他们的自我管理进行指导、辅导、辅助或充当顾问。

有这样一个案例，1990年初某大学500多教师、干部（实为职员）经常下学生宿舍，帮助学生整理内务（诸如让学生按时起床、叠好被子、打扫卫生等），也结合着做学生思想工作，名之曰建设文明寝室。比这件事本身更奇怪的是，它不被视为一种不幸，反被视为“先进典型”。中国的大学生已经到了不会按时起床、不会自己叠被子和维护自己清洁卫生的地步了；教师除了教书、做研究之外，还需要去做保姆了。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在学生管理及一般人员管理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之下，这种现象的发生并非偶然。

何止是吃饭、睡觉，这一类狭义的生活事项，还有许多与大学更基本的学术活动密切相关的一些事项，在这些更广义的生活项目上，都应尽量让学生自我管理。

2、社团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57条规定：“高等学校的学生，可以在校内组织团体。学生团体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服从学校的领导和管理。”其实，这部相对于宪法的子法并没有充分体现母法的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组织社团自由即结社自由，作为公民的大学生当然也享有这种权利，宪法中对这种权利之享有并未再加任何限制词，但高等教育法加上了多个限制词，对此，我们暂不予以讨论而只是从正面叙述以下学生社团的组织与管理。

学生社团活动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它有利于大学生个性的发展、特长的发展，有利于他们获得更多与人相处、与人合作、与人交流的机会，也有利于他们学会组织，学会自我管理与提升。学生的社团组织与活动，从其基本特点来看，它就是一个自我结成的学习共同体，是他们学习期间采用的一种特殊的学习形式，寻求更大发展的一个途径。

学生在学校里的这种学习性结社，与社会上亦可存在的学习型组织相比，有许多优越之处，他们可以自己作主是否请来教授做他们的顾问或辅导者，这比任何其他机构都要方便，因为教授们一般也会觉得这是自己可尽的义务；他们可以充分利用学校已有的其他学术资源，利用学校特有的信息；事实上，这是他们在宏大的文化殿堂里为自己创设的另一种文化大餐，他们有足够多元的文化为自己增设品种、调节品味；当然，首先是他们本已有一个更大的学习共同体，从中也比较容易寻求到在某一特定领域里志趣相同或相近的伙伴，，以组成作为一种特殊学习的学习共同体。

实际上，对于学生社团组织的管理，学校优先考虑的只是提供协助和有效的服务，十分次要的方面是提醒他们遵守法律和学校校规，这次要的一方面也是为优先的方面服务的。

3、学生的学业管理

学生的学籍管理包括了许多方面，从入校注册到最后获得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的各个环节，都在学业管理之列，其中包括修读课程、考试登记、成绩记载、学分获得、论文写作、教学实训安排等等。学生管理并非只是学生工作部门的事。

作为学业管理完善的指标之一是，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都应有一个完整档案。完整档案反映的则是管理水平本身。

在这个过程中，对学生所进行的专业介绍、课程介绍、教授情况的介绍等等，具有指导学生自由选择的重要意义。这有别于具体课程学习之中教师的指导。专业引导、课程引导这一类学习指导具有管理的性质，或者说，学校宜通过有效的课程管理、专业管理、师资管理而使学生得到指引。这也表明，除了专门的学生工作部门外，许多部门的工作都涉及学生管理，同时也表明，专门的学生工作部门需要同许多部门相配合，以便全面地维护学生权益。

可以说，学校有教育学生的责任，然而，这首先是学校对学生的义务；从管理的角度说，学校的根本在于维护学生的权益，并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权益，受到良好教育这本身也是他们的权益。否则，何以为以学生为本？在学生管理之中，尤应体现以学生为本。

第三节　职员队伍管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大学里的行政人员应被称为“职员”，或“管理人员”，或“其他教育工作者”，没有“干部”一类的称呼，因而不宜使用政府部门的广泛使用的“干部”一词，当然也就不宜使用“领导干部”一词。学校里传统的“教职员工”之说是比较确切的，并且把教员与职员的关系顺序也表达得比较恰当。

学校职员或管理人员对于学校的重要性是由管理本身对于学校的重要性所决定的。不重视学术的学校可能导致“校将不校”，重视学术但不重视管理的学校不可能是好学校。在同样师资、设施、资金等条件下，在同样的外部环境下，管理水平的高低决定这些条件所能发挥出来的能量的大小。同一所学校，不同的管理可以办出十分不同的结果来。问题都集中在如何有效地实施管理，而不存在着是否需要管理的问题。一般地说“加强管理”、“强化管理”，远不如说“改善管理”、“有效管理”、“优化管理”确切。

优化管理，首先是优化对管理人员的管理，即职员管理。围绕这一主题我们讨论如下问题：

一、职员的素质与来源

大学职员最好来自大学，仅仅这一要求既不难实现，同时又是不够的，并且也不是最重要的。

1、在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之中，有一些是只有学术兴趣而无行政管理兴趣的人，他们若同时保有理论兴趣、研究的兴趣则更好，他们能把这种研究兴趣迁移到管理中来，那是更为理想的情形。

2、在工厂里，经理们面对工人的时候，可能不会有什么配角的感受，他们拿着比工人高得多的薪享；在大学里，职员们面对教授时，则需要有配角的感受，虽然经理们也应当把工人看做是主人。其实，任何管理虽然都在于组织有序的运行和实现最佳运转效益，都具有服务性质。大学职员的基本素质也就应表现在诚心为教学、科研服务，甘当教授们的配角。大学职员的价值是通过教授们出色的成果和杰出人才的涌现、高质量的教育活动体现出来的，舍此，怎么去谈论职员的工作意义。大学职员们面对的是从事知识生产、真理发现的人群，面对的是理性与智慧，这一方面表明了他们工作的特殊意义，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更需要一颗虔诚的心。

3、已有一般的管理学原理，然而，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管理内容、性质与活动方式，因而还有各种不同领域里的管理学问。大学管理有它十分独特的方面，因而只知道一般的管理学知识是不够的。大学职员的专业化问题日益显现，事实上，高等教育管理、高等学校管理已成为专门的学问，大学职员走向专业化的必要条件就是熟悉这类专门知识。即使是财务人员，也是懂一些高等教育经济学为好，更不要说教务、科研、学生工作部门了，所需要学习、研究的专门内容很多。

大学职员应大比例的来自教育学硕士、博士，尤其应来自接受过高等教育学的专门训练的人。

中国已有约20所大学可授予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上百所大学可授予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这种培养能力还将进一步增强，这也将为提高大学职员的专业化水平创造更好的条件。

大学职员中已有不少是获得过其他学科研究生学位的人员，这部分人应有能力补修高等教育学的专门知识，以提高自己的实际管理水平。已获得了高等教育学学位的职员当然也还有继续提高自己专业水平的必要。这些年来，高等教育学的论著大量涌现，中外的正式出版物都十分丰富，还有相当多的反映当下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专业杂志。经常阅读这一类书籍、报刊，应成为大学职员的一种职业修养。

发端于美国，近年来在我们这里也兴起和发展的院校研究，成为高等教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对于大学职员有更实际的意义。它不是一般原理研究（对此当然是应有所了解的），院校研究则是基于个案的、更具有实践价值的研究。通常，这种研究就是从某一所大学的发达史中去显现它的大学理念、战略思想、策略、规划、人物，显现它的特色与学科发展之路、人才成长之路。这些有血有肉的大学思想、观念有其特殊的宝贵之处。不过，它的特殊又常常能够是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部分。

无论怎样，从职员队伍的整体来讲，尽管学习、借鉴都是必要的，但是创造更重要，每一所大学都应当是它自己，仅有借鉴与模仿，则很难不沦为平庸。所以，每所大学都需要有自己的院校研究，用自己的创意和别出心裁的实践来书写自己的《院校研究》。

大学是研究着的场所，如果大学职员也是研究着、学习着的，他们在感情上都会不一样的，他们会更好地融入大学，当然也就可能更好地更富创造地管理大学。

二、职员与教员的关系问题

前面已涉及这个关系问题，现在要做更具体的论说，这个基本关系处理好对于大学，对于职员队伍本身的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大学有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其中规定大会代表中教师应占60％以上。实际上，在学校人员的数量上，教师亦应占总量的60％以上。这不只是一个数量问题。

“小行政，大学堂”的特性应是大学本有的特征。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不是做官的地方。完全应当说，大学里没有官。若把它弄成了“官本位”的地方，那更是大学之不幸。

如果把后勤系统的员工除外，那么，职员与教员的比例充其量是1：5，也就是说，职员应占15－20％。这样看来，60％的教师代表显然是不够的。学校最重要、最基本的活动是教学、科研，是学科发展、专业建设，因而，主要的议定人应是教师。现在，教代会常常只是一个讨论教职工福利的组织形式。因而，由这种代表大会及其成员结构并不能很好反映教学的地位，教师的地位。教授会反而应当是更重要的形式。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则全班人员都应是教授。

大学是学者的团体，这是毫无疑义的。职员人数少不象征着其地位低下。一个国家的政府人员应当在那个国家人口的50分之一以下，这不表明它不重要，但它的重要性来自全人口。在现代社会中，政府是社会的管理方面，是服务于选举它的全民的，因而，它的义务是经常接受公民的监督与批评，它越是实实在在地处在受监督、受批评的地步，它越是有效。它的存在决不是为了让公民对它感恩戴德。从这一点上看，大学职员与教员的关系是相当的，所不同的是，大学里是职员，政府里是官员。在现代民主社会里，神气的是公民，不是官员。大学里呢？结论更明显。

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学里的职员若能够让师生很神气，让他们学习、教学和研究都很开心，这才是职员们最大的成功，也是他们在大学工作价值的真正体现，并且，他们也可由此而很神气，师生员工都一起为自己的大学而努力，为自己的大学而骄傲。

邓小平曾向科技人员说他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做好后勤保证工作”，领导就是服务。这可能是一种广义的后勤工作，大学里整个行政系统都可以看做是一个服务系统、后勤系统。

职员在人数上必然处于少数，但正是这个少数才合理地拥有了组织管理的功能。事实上，他们是通过一定的组织与管理工作来为教员服务的，在一定法规之下，他们也有指挥的权利。职员是大学各项工作与改革的服务者，也是推动者、促进者。从这方面看，教员们亦应十分尊重这些管理人员，他们对于自己顺利、有效地展开各种学术活动是不可缺少的力量，他们作用发挥的大小与整个大学、与自己的事业息息相关。有一支懂管理、尊重学者、服务学术的职员队伍，是教授们求之不得的。

三、职员队伍的培养提高

职员队伍是上级为下级服务、机关为院系服务、一切为教学服务的机关作风的主要履行者。他们的发展，他们的提高，他们的前途，也是教授们要关心的，直接关心的当然是大学的管理高层。

有校长在卸任之时回首，发觉自己留下一件憾事：那些跟着自己辛勤工作的职员们并没有在实际本领与管理水平上有明显长进。这与自己只注意他们工作、工作、再工作而忽略了另一些事项有关。

实际上，即使职员上岗之时有较好的素质，也还需要继续提高。教师在自己的工作中不断提高具有很现实的意义，其实，职员也如此。

即使高等教育理论的基础部分相对稳定，但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变化总存在着，有时变化还很大。这样，对职员的学习与培训总是需要的，除了一般性提高外，还需有针对性的培训。

不同岗位上的职员的岗位要求一般是不一样的，大的课题是属于高等教育学的，但在具体工作上可能有对更专门知识的需要。学术部门、人事部门等在专业要求上就需要接受不同的训练。让所有的职员不仅处在工作中，也时刻处在学习中。

对于职员的发展前途来说，除了专门性特长突出外，还需要具有管理方面的综合能力。工作的转换是可能发生的，管理能力的综合性显然更适应这种变化，同时，这种能力也有利于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同，有利于提高整体的决策力和执行力。

机构本身具有综合性是重要的，如果部门设置过多，就易造成工作单一，知识与能力也随之单一。实际上，机构越庞杂，对于职员队伍的提高和发展都不利。

人员臃肿，一个人可以做的事三个人做，这对于他们的负责精神和工作能力上的锻炼提高也十分不利。高效率之下才更有可能出现杰出的管理人才。

与机构精简、人员精干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是必须同时实行职级制，职级制是职员制的必然结果。在机构精干的情况下，例如全校中层机构只有十个，每个部门一正一副，按官级制，他们就是所谓处级或县团级干部，这样总共也才20位处级干部并享有相应的工资待遇。如果是300人的职员队伍，那么，达到那一工资级别的就不到7％。如果实行职级制，处长只是一个职务而与行政级别（官级）无关，他们充其量只在任职期间享有一些职务津贴而仍然以职员工资为基础，那样就很可能不会都去想着争个处长当当了，职员不担任任何“长”一样有发展前途，非处长的职员工资未必低于处长。这对于去行政化、去官本位都极为有利，对于提高职员队伍的专业水平和整个管理人员的稳定极为有利。

学校目标管理的实现，特别有赖于职员队伍整体素质。在管理高层善于运用目标管理的条件下，目标本身所体现出来的那些特点，最能为那些长期身居职员队伍的人员所理解，在健康、正常实施职员制、职级制的环境里，他们的忠诚度也最高。对于先进而一贯的目标来说，忠诚而稳定的职员队伍是最重要的保证，保证其有效实现。

无论是民主管理、法规管理，还是具体目标的实现，没有一支干练的职员队伍都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忠诚而不盲从，他们稳健而不保守，他们熟悉专业而不存偏见，他们明白自己的重要地位而又不忘大学的本源，这对大学实现自己的管理目标所最为珍贵的，同时，大学高层通过自己的管理来建设这样一支队伍。有一支现成的成熟的职员队伍可依靠是很幸运的，在尚未达到这一状况时，大学的管理高层就负有培育这样一支队伍的重任。

第四节　教学管理

我们将要讨论大学教学、大学课程，这里先专门说一下大学的教学管理、课程管理。

一、不同机构的不同作用

大学教学在校长（通常授权一位副校长）的领导之下，分别由院（系）和教务部门实施管理。

大学的院（系）与大学的教务部门的教学管理是各有侧重的。很多实际的教学组织、课程安排都是由院（系）进行的，规模较大的学院自身就会有教务部门而区别于大学直属的教务部门。课程计划从设置、编制、实施、评估到反馈，都是院（系）的事，包括新课程的开发、性质的确定到正式增设也都在院（系）教学管理之列，大学是通过院（系）的教学活动而事实上将教师与学生组织在一起、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还有一系列基础性的教学管理也在院（系），比如，对学生所选课程的确认，学习状况的记载，考试成绩的上册，学分获得情况的累积，乃至教学质量的具体分析，为保障和提高教学质量开展的必要的交流与合作，这都是院（系）教学管理的事项。

大学教务部门，即教务处，它还做些什么呢？

大学校长一般会有自己的教学思想、课程思想，涉及比较具体的专业的思想观念，他可以直接与相关学院的院长或系主任对话，向他们阐明自己的课程理念，取得认可，乃至商讨实施较为具体的计划与步骤。此时，也可有教务处的参与和协助。

如果是一种涉及全校具有普遍意义的课程理念，校长更可能是与教务部门或教务长对话，首先跟他们进行讨论，或求得理解，或通过征询意见而进一步完善或者修正自己的想法，以便更有效地通过这一主要的职能部门影响到全校，推进到全校。在这种情形下，校长仍然还可以就这种涉及全校的课程理念来与某些或某位院长直接交流，把教务部门与院（系）的教学管理更好地沟通起来。甚至于某些院（系）负责人在某些方面对校长的理念有更好的理解，能更好地实施，这对于教务部门带来的启示也很重要，教务部门工作的有效性必然是通过与院（系）的密切合作实现的。

教务部门的教学管理与院（系）管理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全校性的协调、组织、汇集、综合上，表现在与院（系）合作全面贯彻校长的教学管理思想和具体目标上。

教务部门与学院之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它们都在校长领导之下分司其职，进行各有侧重的教学管理。教务部门时有代表校长来向院（系）推行某些目标与措施的情形，此时，它也是以职能部门的身份出现的。在此过程中，自然会有必要的协调组织、安排和部署，但这一般也是受校长（或主管副校长）委托而展开的。

二、教务部门做些什么

会教书的人在学院，懂得本专业的人士更在学院，能编制、选择、讲授一门一门课程的人当然也在学院，此外，教务部门还可以做些什么呢？还可以管些什么呢？至少，这种状况应使得教务部门的职员们在跟学院打交道时多多谨慎为宜，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应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是必要的。从另一方面说，教务行政部门对于自己不管什么也就需有清晰的认识。他们可能做的工作有哪些方面呢？

1、信息服务工作。例如，信息的传递即信息服务就包含许多内容。学校课程政策的发布，学校可提供的教学资源介绍，从另一些管道获得的学院教学信息通报，等等。

2、汇集、协调工作。毕竟，对外代表大学的资格在校方，关于学生学习、教师教授的信息有许多是需要汇集到学校来的，其行使部门即教务处。必要时教务部门需在自己与学校、学院与学院之间进行协调、组织，尤其是一些全校性的或跨学院的课程安排。

3、沟通、综合工作。教务部门是直接贯彻学校教学思想和课程政策的职能部门，同时，又是将院（系）教学状况及时汇总于学校的部门，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向校方提供教学动态及课程开发状况的报告。教务部门也就成为校方与学院沟通的桥梁。

4、研究、参谋工作。教务部门的管理工作做得更好一些的话，它还可以对于校方课程政策的确立起参谋作用，对于院（系）的课程实施起某些指导作用，而不只是在两者之间起桥梁作用。在什么条件下，教务部门可以在教学管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呢？

——论专业知识，即使教务部门的职员都有其专业背景，但是与任何一个学院里的教员对其专业的理解，都无法相比。不过，教务部门也可有自己的“专业”知识，至少，其中一些骨干应对课程的一般理论、对教学的一般理论有更好的理解，有很好的素养。尽管一般理论并不能生搬硬套，但是也很有作用，如果又很注意从一些案例中学习、研究，就会发挥更好的作用。故而，教务部门特别是其主要负责人具有相当的课程理论修养是另一重要条件。这就又回到了一个前提，管理人员的专业化水平问题，在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方面受到专门训练的问题，而教务部门的人尚需对于教育学中的课程理论方面受到训练，即在高等教育的专业训练中还要受到更专门的训练。这件事很可能是校方应予更多关注的，而教务部门的职员有计划地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的重要性未必被普遍注意到了。

——校长也并非都是能出（教学）思想的人，更非时时处处都能出思想、出对策的人，教务部门能不能也出思想呢？能不能在一些根本点上也助一臂之力呢？若能如此，教务部门在学校教学管理中的作用就更大了。教务部门之中有时还设有教学研究的附属机构，它能否作出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来呢？甚至它能发现学校课程政策上的问题，能提出调整的方向和方案；它能发现学校课程实施中的薄弱环节，能设计克服和加强的对策。若想达到这种境界，显然需要另一个条件：不只在教学与课程理论上有相当的素养，还对实际运行状况有深入的剖析，存在着在此基础上表现出来的教学研究能力。

总之，教务部门最好有一两位称得上课程专家的人。

三、教务部门的地位

大学里，副校长人数不可太多，但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最不可少；大学里，纯行政部门设置数亦不可太多，但教务部门最不可少。有人说，教务处是“大学第一处”，实际上，只要大学以教学为中心，它就应当是最重要的职能部门。尽管教务部门作为机关之一也必需为院（系）服务，尽管教务部门也是为教学服务的，但它相对于其他管理部门，它是直接与教学相关的，其他管理部门在为教学服务时在许多方面是通过为教务部门提供服务而实现的，在行政部门之中它应处在中心地位。

教学思想的贯彻，课程政策的实施，教学经费的使用，各种教学信息的搜集，教学质量的评估，教学对策的研究，以及大量的教务、考务，都是要依靠教务部门去做的；还有分布于各个院（系）的教学管理人员，他们素质的提高也是整个教学管理水平提高的一个保证因素，教务部门与他们的纵向联系也十分必要。

许多所谓“第一”，是与“第二”、“第三”相对存在的，许多所谓“最重要”，是与“重要”、“次重要”相对而言的，教务部门只有把这些相关关系处理好，才可能实际地体现出自己应有的地位来。它不是在任何意义上，甚至不是在教学的任何环节、任何活动中都是最重要的，它的作用主要在组织、管理，并通过组织与管理为教师们充分展现自己的教学才艺服务，为庞大的教学系统有序有效的运行服务，为学校的中心工作服务，为教学质量的稳步上升服务。

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教务处长本身最好不只是出身于教师，而且是教师中对教学有特别感悟的人，最好是拥有教学才艺的人，并且对课程理论、教学理论有独到的见解，最好是能出思想、出对策的，他们既有实际的教学经历与水平，又有课程与教学的理论水平，还有很高的管理水平，那么，有关教务部门的重要地位的一切论述才可在现实中看到。

四、学分制

学分制是教学管理中的一种制度、一种方法，这里专门将其作为教学管理的一个事项加以讨论。

学分制产生已有两个世纪了，它的历史比中国近代大学的历史还要早。20世纪20年代中国曾运用过学分制，然而，自4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大体上是仿效苏联，长期采用清一色的学年制。80年代以后又逐渐开始采用学分制，90年代以来在更大范围内实行了学分制。然而，学分制与学年制并存的背后，并没有体现学分制的基本精神。

学年制有利于计划管理，学分制则有利于学生享有更大活动空间。实质上，学分制、选修制、教育卷等一类制度和措施更多地体现了学生本位的思想，体现了大学的人本位思想。学分制若没能体现这些思想，就有可能只是徒具形式。

在学年制与学分制并存的情形下，有人提出了完全学分制概念，意思是废除学年制，完全以学分来进行有关的教学管理、学籍管理。然而，完全学分制的实行是需要一些条件的，从这些条件我们可以反过来更清楚地看到学分制的性质。

实行学分制所需要的大学内部条件主要是：1、学分的基准性；2、学分的可流通性；3、课程的“超市化”（这使得学分具有类似于货币的某些特征）。分别简要说明如下：

1、基准性。

实际上这里所指的是，每个学分大体上是等价的。比如说，一个学生拿150个学分可本科毕业，150就是一个基准，由单位学分的基准来决定。因而，不能另一个学生只要获80个学分或需要200个学分才能毕业。各专业之间的课程及其体系的差别有时很大，但也需求得大致相同的学分标准。

此时，学分如货币那样从具体物品（或商品）中被抽象了，学分也从具体的课程中抽象出来了。当事人不直接以其拥有的物品而以拥有的货币来衡量其财富，学生不直接以修读的课程而以其获得的学分来衡量其拥有的学习经历及其已达到的学识基本水平。这种抽象性、间接性是对于学分具有等值的意义，具有作为基准所必需的条件。当然，就像货币并不是衡量物品各种价值的唯一标准一样，学分也不是唯一的尺度。

2、可流通性。

这是以等值性为前提的。学生可在这一所大学取得一些学分，又从另一所乃至若干所大学取得足够的学分。这就需要大学彼此承认学分，至少是在若干的大学组成的共同体内相互承认，这就相当于学分的可流通性，至少在某个共同体内流通。这样，事实上造成了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亦如“以物易物”显然比不上持有货币那样获得更多自由。

3、课程“超市”化。

学分制与学年制相比，前者更多地为学生考虑，学生因学分制而有更多的机会。但这些机会的把握还需另一些条件，比如说，学生想选的课程就有相应的课程可选，本校现在尚无的，可根据学生的需要而开发，本校开发不出的，与他校合作。一所大学或若干所大学形成一个共同体，他们提供的课程非常充足，如“超市”般应有尽有，学生可从这样的“超市”上获得对于自己而言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这就使得学分制更具有现实意义。反之，如果全是必修或者想选而无从选择，学分制的意义就不大了。

学分制的外部条件当然也很必要。比如说，如果毕业证的颁发权不在学校手里，而掌握颁发权的部门只有固定的发放时间，那么，学生修满学分后并不能及时（包括较一般时限提早或延后的两种可能）获得证书。显然，大学充分的自主对于学分制的实行是必需的。

学分制所反映的是学生获得的知识总量，为使他们的知识结构更趋合理，尚需一些辅助办法。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是形式上的区别，也不只是经济领域里的问题，它还是个社会观问题，前者与官本位相适应，后者与人本位相呼应。显然，在前一社会条件下对学分制兴趣不大。所以，学分制是否事实上有效兑现也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为什么在曾经的苏联和曾经的中国不见学分制踪影呢？道理也明显。

学分制的缺陷也在于它只偏重于知识量，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质，例如，必须达到一定标准（不只是修读时间）才能取得学分。但这一标准是一个对普遍适用性考虑较多的。

此外，学分不反映学生的操行、品格。有些大学设置所谓奖励学分，在学生有优良品行表现的同时给予学分。这是执行中的走样，原有也在于对学分制的实质并不了解。

五、教学评估问题

教学评估是教学中的一环，也是教学管理的一环。为了搞好教学建设、教学管理，推进教学改革，需要教学评估。“以评促建、以评促管、以评促改”的口号没有确切反映这种关系，不是为评估而建设，而是为建设而需要评估，不是为评估而管理，而是为更好的管理而去评估。

更重要的观念是：教学评估只是教学建设之中的一个环节，并且评估并不是最实质、最关键的环节。课程建设也是如此，课程评估也只是课程建设设计、课程编制和课程实施等环节。怎么能以局部且非关键性编制和课程实施等环节。怎么能以局部且非关键性的环节去促整体、促关键的建设部分呢？怎能这样本末倒置呢？

由以上分析即可明白，教学评估是教学自身的事，是教学内部的事，宽而言之，是从事教学活动的人们自己的事，是教务管理部门或大学自己的事。在大学内，也首先是教学组织（如院系）自己的事。这是不可喧宾夺主的，不可以外部为主的。一方面，它首先是内部需要，另一方面真正可以实实在在检测评价的也是活动者自己。没有任何人比得上教学人员自己对自己活动质量的关心程度。

外部的评估完全没有必要吗？它只在一定条件下才有必要，这就是：它必须是辅助的，供教学主体参照的，方式上是软性的，出于被评估者自愿的，同时，这种评估宜是民间的、市场的，外部评估者本身也接受市场的检验，外部评估者应与被评估者平等、平行、彼此独立，不受任何功利影响，没有任何功利上的联系。学校既面向政府又面向市场直接地定期地公布自己有关教学的“硬”数据，这件事本身可以常态化，成为最基本的评价基础，甚至可以通过一定的法规予以明确，成为大学的一项法律义务，由此保障消费者（即学生或其家长）的权益。由此，也尽量避免人为因素进入评估过程。评估不应让被评估者丧失他不应丧失的权利和尊严。

尤其，不应当有把评估作为控制、指挥教师或学校的手段，不应当有这种不正常心态。

考试实际上具有评估的性质，但它主要是直接评价学生的学习状况，间接地评价整个教学活动。现有一种所谓考教分离之说。这种说法与做法在指导思想上与过分强调外部评估的意义是相同的，都体现行政主宰学术的观念。考试本身就是教学的一部分，为何要分离？是因为对教师信不过吗？事实上，谁有资格说自己是最信得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七条）规定教师有“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的权利，“有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的权利。这个评定学业成绩的权利当然包括通过考试评定学生成绩的权利。“考教分离”是教育活动中一些违法行为中的一桩，却被视而不见。若依法依规有附加测试（如眼下的高考之类）那是另一回事，但应以不剥夺教师的基本权利为前提。

第五节　科研及其他管理事项

本节简要地叙述科研等若干方面的管理。

一、科研管理

科研为什么需要管理？实际上，对于教学管理也有同样的问题。理由有类似之处，科研却也有不完全相同的背景。谁需要教学？谁需要科研？这是相同的问题，但回答是不一样的。

如果科研活动极为单一，任务也不多，管理的意义就不大。现在，一般大学的科研活动已日益繁杂，但仅从这一点考虑就还不能充分理解科研管理的必要性。

不难设想，首先是大学教师自身需要科研；其次，大学也需要教师进行科研；再者，大学外部（或称社会）需要大学有科学研究活动。三方面的需要是各自不同的动因，而它们彼此之间的相融相通就产生对大学科学研究的强有力推进作用。

对于外部的需求，教师成为供给方；乃至于大学对自己的教师也有这种需求，教师也是供给者。这里，事实上是存在两种有所不同的供求关系来推动科学研究的。

不难看到，教学活动也是在解决另一些供求关系，此处不再对之进行具体讨论。

社会对大学科研的需求不只来源于经济，来源于工商企业，来源农林，也来源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对科研的需求。当政府部门处在一种较高的社会自觉之下的时候，它们也会在尊重大学的前提下仰仗大学的智慧，希望大学就有关课题进行独立于政府意志的研究，越是注重科学决策的政府部门越明白独立研究的意义，把依靠科学研究与保持科学研究的独立性视为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缺一则皆缺。

简言之，大学科研面对的是一个无限广阔的市场。当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时，对大学科研的需求越旺。而当供给者处在这种状况下时，对“经纪人”的需要也同时突显出来。学校科研管理部门事实上要扮演经纪人的角色，这是它最重要的管理内容之一。或者换个说法，大学科研管理部门事实上是在供求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通常所说的课题管理不应当只是在拿到课题之后的管理（如开题、阶段性结题直至鉴定的各个环节）。科研人员与需求方都是在寻找着课题的，教师们也寻找课题，这就是可以进入科研管理部门的视野了，这已经是属于组织和开发课题的内容。

双方都寻找课题，这中间就需要形成顺畅的管道。大学科研管理部门事实上代表了“卖方”，它要向“买方”推介自己已有的和可能的“产品”；同时，它也向自己代表的教授们介绍“买方”的需要。尽管教授们自己也要径直走向市场，很多情况下管理部门也不一定十分熟悉自己之所能，但是，科研部门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有工作可做。

有些时候，需求直接来自某些基金会，这类基金会实际上代表社会的某些方面对科研的需要。他们有时以课题指南的方式表达这种需要。这是需求方对供给方发出的直接信号。即使如此，科研部门也仍然还有向教授们组织课题的工作要做。

在很大程度上，科研也是作为供给者的教师们自身的需要，他可以并不按照指南选题。这就有所谓自选课题。此时，往往就看需求方的眼力，他们能否看出这种自选课题的价值，并由此而确定是否给予资助。这种情况发生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可能性较大。

恰恰基础理论研究又是大学的特长。对于工程方面、技术方面的课题直接出自产业部门的比较多，对于基础理论方面的课题直接出自研究者本人的可能性较大。在这两种有所不同的课题的组织与管理上管理部门所要做的工作也就会有所不同。

　　有一部分教师研究的出发点就放在学科自身的发展上，也就是说，他首先并不是从哪个人、哪个部门的需要去考虑，而是从自己所从事的学科去考虑，甚至为开辟新的学科方向去考虑的。这一类的学科，在理科中，数学是一个代表，除了统计数学、应用数学、计算数学外，基础数学的选题常常是出于学科自身考虑的。它的学术意义不是眼前的功利所能衡量的。即使在社会尚未自觉到它的重要性时，大学科研管理部也决不能忽略了对这一类课题的管理。

文科中，哲学、史学一类更具有这种特征，哲学是更典型的。对其之重视程度更能反映科研管理部门的眼光，也反映大学的眼光，进而反映一个国家的战略眼光。不只是在学术上，哲学对于大学乃至一个国家，都是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的。在这方面，管理者最好跟着哲学家走，管理者最好绕着哲学教授的课题转，这事实上是一种高明。

科研管理的基本单位元素是课题，因而科研管理可以具体地归结为课题管理。从选题，到开题，再到鉴定、结题，都是围绕着课题的。还有所谓成果推广、科技开发，这事实上就是对课题成果的推介，进一步挖掘课题成果的经济效益或社会价值，让成果作为财富进一步得到显现。至于科研奖励之类，也属于科研管理的事项，那也是结题、开发等活动的后续工作。

二、图书管理

图书资料与仪器设备等一样，也是物资，但它是比较特殊的物资，其管理内容、方式也特殊一些。图书管理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图书馆管理。

1、图书数量问题

在中国，图书藏量最高的大学是北京大学；在美国，图书藏量最高的是哈佛大学。这表明，办学水平与图书藏量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这很好理解，有充足的图书资料供师生阅览，是保证教学、科研质量的基本条件之一。能达到师生想要查阅什么就有什么，而且还能引导师生查阅他未曾想到的其他资料，这当然会对教学、科研产生更大的推动力。

以学生为基数，生均图书拥有量应在150册以上。一所5000名学生的学校，藏书量应在75万册以上；一所20000名学生的大学，藏书量应在300万册以上。好一些的大学，生均图书拥有量更高。在规模较大的学校，当生均拥有量高的时候，其发挥的效益也更好。

2、图书形式

图书馆藏书强调原版，历史本身成为重要的内容。实在买不到、找不到原版，只好复制。

大学的历史是珍贵的，大学历史的一面由学校图书馆及其藏书也可部分地反映出来。很容易想到，一所有300年历史（中国大学历史最久的为百年左右）与一所只有30年历史的大学，它们的图书馆相比，其差别绝不仅仅在数量上。反过来，从图书馆藏书情况也可见其历史之一斑。当然，这还与学校对图书建设重视的程度有关，同样历史的大学也因此而可能有差别。

图书存在形式，追溯到过去，有线装的、板刻的、竹刻的；到当代，则有光盘、缩微（配之以相应的阅读设备）。这些现代设备可减轻图书对图书馆舍容量要求的压力。

有十分齐全的藏书的图书馆也很难没有任何缺陷，所以，图书馆之间彼此联络与合作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同城的大学，可以根据各校的实际分一下工，各自偏重购买某几类书籍而尽量不彼此重复。这样就可更齐全，同时也减少财政压力。前提当然是校与校之间图书馆的联网以及为师生相互借阅提供方便。不只是同城，条件许可的话，可在更大范围内这样做。然而，毕竟同城更为有效，立足本校更有效。

这种资源共享的合作方式还可以在其他方面展开。

3、设备问题

图书馆所藏已经不完全是经典意义下的图书，还应包括信息的其他载体，如各种声像拷贝。更强调各种先进设备，电脑检索已成为最基本的要求了。因此，传统意义的藏书量并非衡量一座图书馆的惟一标志了。

电脑的发展不但已经可以使得文献检索大大方便，同时，使得图书采购、编目、流通、阅览、行政管理的效率也都大大提高。图书馆现代化管理主要依靠电脑，电脑设备的先进，在提高效率的同时，还可精简管理人员。

4、效率问题

图书馆工作的效率主要表现在：读者想要借阅的书能借的到，能尽快地查到、借到；不仅尽快帮助查到、借到，还能主动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

这样，拒借率应当越低越好。对于拒借率必须有精确的统计。拒借率高是图书馆的耻辱。

读者进馆率是另一个重要数据，或按周或按月统计，但按日统计是基础。这是反映读者是否喜欢上图书馆的基本数据，尽管这一数据不完全取决于图书馆的工作，但与图书馆工作是否优秀关系极大。

开馆时间，以一周计算，最低限度应达到70小时以上，最好能达90小时以上。让想上图书馆的读者几乎随时可上。节假日亦不闭馆。

流通率。一本书的借阅时间最好为一周，需要延长的再续借一周；需要使用更长时间者，便可部分复印或全部复印，图书馆提供复印设备。这与拒借率有关，某些读者占用某部书的时间过长，就可能影响其他读者借阅，增大拒借率。现在，我国一般大学所允许的借阅期过长，宜作适当调整，采取坚决措施加大流通、加快流通。

新书从采购、编目到上架的时间应尽可能缩短。

5、图书馆

图书馆是与全校师生员工都有关系的单位。是与男女老少都相关的部门，是与文理工管各类专业都有关联的实体。它是综合性最强的学术性（而非行政性）机构，也是文化含量最高的一个机构。它（作为一个建筑物）应居于学校中央部位，其建筑本身就应是典雅大方、庄重而雄伟的，富有文化意蕴的，应成为全校各方注目乃至敬仰的地方。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高，越反映这所学校的品味高。

图书馆是一个神圣的殿堂，学生、教师进入这座殿堂就会受到一种感染，那里最清静、最干净、最文明、最积极向上、最富感染力。图书馆的管理应当成为整个学校的模范。能否做到这一点，应为学校管理高层特别关注。

图书馆工作基本应由业务人员来承担，专职行政人员不宜超过5％。图书馆长应是由有事业心的资深教授来担任。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的服务精神是决定性的，不仅对图书馆自身，对全校文化建设都影响极大。

图书馆的经费，按规定应占全校事业费的5％，经费保障是重要的。不少学校未达到这一标准。图书馆的投入不可起伏（特别是“伏”字）太大，如果造成了“图书断层”，那跟“人才断层”的严重性差不多。

是否允许各学院办图书馆分馆？这里，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是高度统一的，不能再办分馆，通统集中；一种是适当分散。哪一种更好呢？

如果图书馆比较宏大，容量很大，地理位置又比较适中，管理力量与水平都不错，那么大统一未见得不好。但是，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就不宜过分集中，特别是，从发展情况来看，图书总馆的容量总是有限的，它还必须拥有相当的空间留给读者阅览座位，适当分散可减轻对总馆馆舍的压力。此外，各学院办分馆容易办出一些有特色（与专业有关的特色）的分馆来，这些分馆由于对专业的熟悉而有更好的条件办出特色来。这些分馆与总馆联合（通过校园网而密切联系在一起）成为全校的图书馆系统，力量更强大。由于不同专业的书籍毕竟为各相关专业人员借阅的机会多得多，分馆的效率也将较好。在总馆的统一组织下，这样适当分散，似乎效果更好。

现在，我国多校区的大学已有不少，对这类大学，高度集中的管理方法更不现实。

对于没有博物馆的大学，图书馆（中心馆）还应当起到博物馆、艺术馆的作用。

三、财务管理

在计划经济时代，学校管理人员对财务不必操什么心，也没有什么可操心的，多少钱，──怎么用，全是上面定好了的。那是一个让人无所作为的时代。

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财务管理的任务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学校管理高层关注财务的必要性也越来越突显出来。关注什么呢？

1、财源问题

我国大学一年的总收入，有的学校达到了数十亿元，有的达到十几亿，有的学校一两个亿，差别很大，也很自然。

这几十年来，大学经费来源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这是大学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①、政府拨款

这一项对于公立大学来说是久已存在的。政府大都采用综合定额加专项的办法向大学拨款。后来，为了避免大学盲目招生，削弱了综合定额与招生数的直接联系。所谓专项，理论上是从各校实际出发的，实际上政府多采取重点投入方式，或对重点学校、或对重点学科加大投入。但政府的投入与财务状况关系密切，更与政府把教育摆在什么位置密切相关。我们已经说过，总的来说，我国政府对于教育（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的投入在世界上都是偏低的。因而，大学对政府投资有更多的期待，政府是大学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大学有理由期待，政府有理由增大对大学的拨款。

②、学生收费

学费收入这一项，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这是高等教育改革必须跨出的一步。目前，一所万人大学的学费收入可达几千万，这已是一笔可观的经费。收取学费这一步终于跨出去了，这是必要的，然而，也有几个问题，尚待进一步处理好。

─—学费收取标准应以我国中等收入家庭可负担的程度为基本标准，不宜过高；

─—必须有配套的奖学金、贷学金措施，保证低收入家庭的优秀学生也能上大学；

─—大学之间的收费标准也可以有差距，现在，反倒是高水平大学收费比相对较低水平大学的收费还要少，政府在这一点上亦不应控制太死；

─—某些大学可能会运用学费收取上的一些弹性做法，来提高自己的生源质量，政府也就应给大学收取学费留下可弹动的余地（例如只设上限）。

大学将感觉到，学费并非收得越高越好，亦非收得越低越好，有相关的许多因素要一并考虑。例如，如果生源质量太低，培养不出大批优秀毕业生，一次就业率很低，那么，到你这里来上学的学生就会减少，到时候你被迫再降低学费，还不一定能达到目的，却已经走了很大弯路。

不同专业的人才市场需求不同，在学费上亦可有差价，如果国家有上限规定，那么，就应当重在使某些专业的收费标准进一步往下调（顺带指出，有了这些相应措施，就更应当有学生对专业的自由选择）。

美国大学学费不到2000美元的有1089所，2000～6000美元的有1056所，6000～10000美元的722所，10000美元以上的798所（共3665所）。它的这种差别是明显具有市场性质的，自然形成的。水平较高、规模较大的学校，仅学费这一项收入就是数亿美元（以1996年为例）。

③、科研经费

某些大学，政府拨款已不及其总收入的一半，有的甚至在1／3以下。其他收入中，科研经费占了很大比例。其中，尤以某些工科大学突出。某些主要是基础理论研究的大学科研经费则要少一些，文科的相应的经费更少一些。我国对文科科研的投入之少与社会发展水平关系更大。

如果说政府对教育投入上的认识一时还跟不上的话，那么对大学的科研投入应当可以毫不犹豫地增大。美国政府对大学研究的投入，1990年为96亿美元，1995年即增加到130亿美元，5年间上升了35％之多。（这个130亿美元还不包括联邦政府对设在大学内的实验室的53亿美元的投入，加在一起总计是183亿美元的巨大投入。）

基础研究的投入尤其应受到政府的关注，因为它更具有战略意义。在美国对大学的研究投入中，联邦政府占57.7％，工业界占25.3％；而在联邦政府的投入中，有28.1％用于基础研究，在工业界的投入中却只有7.4％用于基础研究。大学自身的投入应更多关注基础。美国大学自身投入34亿美元，87.2％用于基础研究。

我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将为大学的研究提供更多机会，大学也将会密切关注这种变化。这取决于学校自身的研究力量。

④、房地产收入

按照政府规定，住校生一年的房租费为800～1200元，若在校学生为15000人，仅学生交纳房租费即为1200～1800万元收入。还有，教育部和建设部1998年23号文件规定，与教学区、学生生活区、体育设施区相连的教职工住房不得出售。实际上，这也有一笔房租收入。事实上还会有另一些房产和地产权用于出租即可由此获得一部分收入。

学校必须有长远眼光，尽可能管理和扩大自己的房地产收入并主要用于教育发展；同时，也会有些大学，其房地产收入占其总收入的15％左右，亦可资借鉴。

⑤、社会捐赠

现在，社会贤达对教育的捐赠越来越多，香港人士是突出的例子，邵逸夫、田家炳、霍英东、李嘉诚、曾宪梓、已故的包玉刚，他们的捐赠均有上亿港元，乃至几亿、十几亿。有的是按项目资助，小的几百万元，大的数千万元，有的则是对整个大学的兴建予以支持，如汕头大学，数额更大。

接受这些捐赠的大学，与大学本身的地位和性质有关，也与这些学校的工作有关。

大陆实业界对大学的支持也逐渐多起来，香港地区以外的海外支持也多起来。中国大学受到各方支持的前景是良好的。尤其是华人的支持。

另一类私人捐赠来自校友。一所有20万校友的大学（现在毕业生累积达此数的大学越来越多），若每个校友捐赠500元，总计便是一个亿的捐赠数。这是一个理论上的说法，实际上，校友的捐赠是很不平衡的。西方有些国家的大学捐赠传统历史悠久，校友众多，而且校友捐赠十分普遍。越是著名的大学，这一笔捐赠收入越大。这项工作还不只是经济上的意义。

⑥、其他经营与服务的收入

这又可包括多方面的收入，例如，科技产品开发的收入，技术转让的收入，主办出版社的收入，某些后勤服务系统的收入，其他以教育资源充分利用为条件的服务性收入，对外交流中的收入，等等。

以美国1991－1992年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来源为例，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联邦政府对私立和公立大学的支持基本上是不顾及其性质差别的，对私立大学的经费投入占私立大学收入的15.3％，对公立大学的支持占其收入的10.4％。

─—州政府则有区别，美国的公立大学无国立，主要是州立。州政府对公立大学的经费投入占其收入的38.3％，对私立的支持则只有2.5％。

─—学费收入，占私立学校收入的40.7％，占公立学校收入的比例则只有17.1％。①

2、使用问题

保证常规，重点投入，这是学校经费开支上应有的基本思路。文章就落在“重点”上。

有学科建设上的重点。假若有数十个学科，那么，每年或几年内重点投入，以确保重点学科真正成为学校学科建设的“旗手”，达到国内一流或国际一流。

学科建设中有实验室建设，这是投入比重较大的一项，更需要重点的投入。所谓有重点，就是根据可能与需要确立能达到某种积极目标的项目。

与学科建设有关的投入，即有关人员的投入，也就是人员工资上的开支，这也必须有重点，例如，将人员工资总额的25％～30％用于占学校人员总数10％～15％的高级教授和高级管理人员。这种性质的“重点”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前述事项中重点的重要性。

在校舍建设上，也要优先考虑最必需、最有价值的项目的投入，亦即也有重点。

什么是次点？很难说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必须大力节省行政开支。一个国家，行政性开支在财政开支中占的比例越小，这个政府的效率越高，清廉度越高。一所学校也应当是如此。眼下，中国是行政性开支最高者之一，而中国的大学一般的行政性开支比重都比较大。这也是需要改革的。

总之，在保证学校常规运转的同时，坚决地准确地选择重点投入，是发挥经费作用、提高办学效益的关键。除了日常的财务管理由财务部门去做之外，学校管理高层在财务上应集中精力于有关重点投入的决策上。

3、原则问题

在财务管理上，以下原则是重要的：

①、收支两条线

不仅财务部门中管收入的和管支出的人员要分开，而且在学校管理高层中主要花钱的负责人和主要弄钱（开财源）的负责人也必须分开。

②、职责与权力分明

多大数额的开支财务处长有权审批，多大开支财务主管校长有权审批，多大开支必须交校长或校长办公室会议审批，须有明确规定。

③、一支笔审批制度

同类数额、同样性质的开支审批人、签字人，不得有一个以上。所谓特殊例外情况，也必须明确其具体含义，不得随意作“特殊例外”的解释。

④、论证者、核查者与开支者也尽可能分开

对到达一定数额的开支的必要性须予论证，论证过后必要时增加复核环节，这些环节与开支执行者（如采购人员等）分开，分别独立负责。

⑤、经营与管理分开

这不只是财务管理的原则，也应是整个后勤管理改革所必须遵循的（随后再论）。

⑥、审计与财务分开

为保证学校经济生活的健康、有效、安全，审计需大力加强，审计部门与财务部门必须分别独立设置，因为财务本身就要接受审计。

4、职能问题

出纳与会计的分开是大家都熟悉的，实质上是现金管理与账目管理分开。这也是财务部门内部职能划分的一个方面。这里，我们还特别强调一点，即财务部门，甚至审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他们必须熟悉学校多方面的事务，尤其是熟悉教学、科研、人事。否则，就只能收钱、花钱，盲目性很大，更难以在财务上为学校决策提供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财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最好有专门的知识（并获得会计师一类职称）并同时又是教师出身的，这是最理想的。确实也值得选用这样优秀的人员理财。他们应当既严明，又精明；既循规，又灵活；既能里，又能外；既善预见（财务风险），又大胆开拓；既稳健，又追求发展。

校长对财务管理，重点在重大财务决策上（收与支两个方面），在严格财务管理（包括审计）上，而不在具体项目的审批上（这不是掌握财权的主要表现形式）。关键还在于有一位精明能干、严谨而机智的主管财务的副校长。

四、物资管理

学校资产的形式，一是现金，二是实物。物资管理是相对于财务管理的另一重要方面。

1、采购问题

物资采购是学校经费开支的一部分，也是应当很讲究效益的事项。

物资采购应坚持质量第一，但要看是何用途，并非一律都要最高档的。在不影响教学、科研的条件下，行政性的物资只须讲究适用就够了，尽可能节约行政开支也应在这一点上体现出来，教学、科研方面的物资则尽可能采购适应高水平发展需要的。

大宗或价值较高的物资一般要实行招标，争取多个厂家（商家）投标，这对在保证质量前提下，求得合理的价格也是必要的。学校采购业务人员原则上不宜参加招标的议决活动，而且学校宜逐步取消采购业务人员的专职编制。

采购项目的确定需要论证。确定了采购项目后要有人组织招标，也要有人作市场调查，对标底进行核算，并采取严密措施做好招标工作。这些工作要有分有合，形成保障学校利益的有效机制。

2、账物分开

物资也要做账，跟财务做账一样。账与物分开，分人管理。这样，对账物相符与否的审查才有意义，对物资的定期清理才有意义。

消耗性物资和经久性物资也要分开，后者有维修、保管、使用、折旧等一系列问题。

随着经济体制、教育体制、人事工资制度等一系列改革的深入，关于物资采购和使用的原有制度也会发生很大变化。比如，干部的家用电话由公家来安装的做法已经和正在改变；又如，校公用汽车将大量减少；……总之，过去那种体现配给制、供给制的原始做法将会改变，一般性行政经费开支也将因此而进一步减少，一般行政性物资也会减少。

3、物资利用

过去，所谓不动产（固定资产）常常就“不动”了，被“固定”了。有两个问题涉及效益：一是物资的充分利用（提高利用率），二是尽量设法使资产增值。能增值的，应想办法开发利用，以达到增值的实效。大件物资的使用率应作为一项专门指标考核，多件同类物资使用率不高时，要停止再行采购，并转让其中的一部分。“物尽其用”必须有量化的标准来体现。

计划经济是不讲效益的经济，造成大量浪费的经济，越搞越死的经济，充分分析其消极面能使我们把今天的物资工作搞活，搞得更有效。

物资的维修保管也是一个很影响效益的问题。在充分利用的同时，注意及时维修，设备使用期限就可大大延长，使用率是优先的，维修是必须的。

某些常用物资须有一定储备，然而，同时存在另一个问题：不造成积压。

物资的精当采购、充分利用、有效保管、及时维护，是提高整个学校办学效益的一个重要方面。这16个字也是物资管理的基本原则。从改革的角度讲，那种以“公”字号的名义添置的物资应尽量减少。个人工资逐步逐年提高，利用“公用”物资去占公家便宜的可能性应尽量杜绝，堵死一切可能的漏洞。前面提到了电话设施，那也将不必是学校单家独户干的事，个人直接与电信局打交道就是了；又例如，汽车，基本上将走向各负责其交通和交通费用的方式；再如，每年学校要大量购买扫把、洗把之类的东西，在后勤产业化市场化改革实现后，也是无须学校去采购的了……类似的变化是大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