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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三、麻将与象棋 小时候，我在父亲身边学会了下象棋、打麻将。父亲在跟别人下象棋时，我在一旁观看，偶尔也出一个小点子。父亲在打麻将时，我在一旁守看，一旦“糊”了，我很快帮他算出了是多少“番”。 帮忙算“番”，不影响结果。下象棋时帮助出点子，有时就影响结果了。在我的象棋水平有所长进之后，出点点子也管用了。此时，我父亲的棋友常嘱咐说：“你不要开腔啊”。 打麻将，尤其是下象棋，很有助于思维训练。后来，我写过文章：《 “玩”也是一种学习》。而且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学习。 对这个“玩”字，我曾问学生：“你们怎样看待这个字？”他们说，这是有钱的王子的事。这里，包含着两种误解。这个字的左边并不是王字旁，而是玉字旁，最下面的并不是一横。至于右边的元字，更不是货币的单位。中国货币以前的单位是圆，美元叫做dollar。元字含有原初、开初的意思。一年的第一天叫元旦，一年的第一月叫元月，公元第一年叫元年，一个国家的头头叫元首，最大功臣叫元勋，最高军衔叫元帅，团伙中最坏的那一位叫元凶。 由此，我把“玩”解释为宝贵的、最有原初意义的行为。这只是我对这一汉字的一种解读，文字学家如何解释，我并不清楚。实质性的问题在于，我怎么理解玩，怎样对待玩。 下象棋，水平如何，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你走一步是否能想到后一步、后两步、后三步、……乃至有通盘的考虑。这就需要想象和逻辑，反过来，也就会增强自己的想象力和逻辑能力。 我从来未曾想过我去做专业棋手，也没条件这样想。为了读书，反而觉得下象棋、打麻将太费时间。所以，在小时候跟着父亲学会了之后，再也没有继续下去而只是偶尔为之。 在离开父母身边后的长达60多年时间里，从未打过麻将，至于象棋，我记得是那样清楚，总共仅仅有过五次跟他人交锋。 一次是上世纪60年代初，住“教工二舍”时，刘兴渺住一楼，我住四楼。我们曾一起下过八盘象棋，我胜六负二。以后他多次找我下，我都说“6：2是最后结果了。”他有很高的水平，在全校象棋比赛时，他都是前三名。我从未参加过全校比赛，彼此都不知深浅。很可能他认为应高出我一筹而在对垒时没有特别小心。 另一次，是90年代初，李维琦任副校长。在元旦的那一天，工会俱乐部有棋赛。他邀我跟他来一盘。他也是全校好手，以出手缓慢和稳健而著称，总是全校前两名。我出手很快，结果他输了。他要继续，我未同意。此后，他多次向我挑战，我让他总是失望，从此定格在1：0. 还有一次在云南出差途中，开车的司机棋技不错。跟我下了两盘，他全输了。也是永远定格在2：0. 另一例，是对阵李长发，他在全校的成绩很不错，排名靠前。在打乒乓球的间隔时，他要与我下两局，结果又是2：0。此后，他多次找我再下，我也未答应。至此，我可谓保持全胜。 我不是为了什么荣誉，更不是为了保持全胜，而是强烈地感到下象棋特别花时间，我不打算把时间用在这个项目上。我得掌控自己，尤其掌握好时间的运用。 还有一次，应当是十多年前了。我和内弟彭岳林下过一局，我输了。我感到他的棋术明显高于我。这是一个例外。我从未看过棋书，自己瞎摸的，跟着父亲那里学的。跟我交过手的五位中，可能也大多没看过棋书。这并不重要。 我不去特别用心学棋，也不愿与别人下棋，除了花费时间太多外，就是下棋特别费神。我在专业上，在研究数学，后来在研究教育学上，也都很用脑，如果以下棋为副业，那就用脑太多了。这样，可能达不到有效调节身体的目的。应当把业余时间更多地用于四肢得到运动的项目。 这就是1991年了。那年上半年我在中央党校，班主任姓黄，他很喜欢打乒乓球，这个班，他就找到了我做对手。每天下午四点后就开打，他还给我一块球拍。我的第一块质量较高的专用球拍，就是班主任送的。此前，我也打过，但无这么好的专用球拍。我和罗江安、李养成常代表数学系出战。在全校团体赛中是前两名，与物理系相当。在全校的单打中，我排在第四、第五名的位置。 大约从1991年以后，就再没有过别的体育运动项目了，除了打乒乓球。于是近20年全是打乒乓球。有人问我：“一周打几次？”我答：“七次”。除了生病和出差，天天打。曾经，每天打100分钟；现在，每天大约70分钟左右，而且，更多的是打双打。双打，两板击一板，但球技上要求并不低。我自称是技术型的，而不是力量型的，一般人也认可这一点。 乒乓球有很多特点或优点，一不受天气影响，刮风下雨都可打，三九三伏都可打，特别是有了空调后。但我很不愿用空调，本来应是有氧运动，一空调，大量废气就聚焦。第二个优点是没有身体接触，不易受伤；第三，成本低，一个小球，几块钱；第四，技术含量高，有多种因素的组合，很需要敏捷、多变、应对。乒乓球是旋转的艺术，我很喜欢造旋。虽然不是用横拍，但我的反手击球一开始就练过，也掌握得可以。没有现在王皓他们那种直板横打的技术，只是当年庄则栋式的打法，徐寅生式的打法。 说着说着，又说到体育来了。其实，麻将、象棋也是正式的体育项目，只不过象棋、麻将被称为智力型的体育项目。而我恰认为智力也是一种体力。那种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视为两个不同概念的观点并不科学。这两类劳动都是同时要花脑力和体力的，区别在于，有的用肢体较多，有的则不太运用肢体。 所以，现在我的活动，除了吃饭、睡觉外，就是看书、写书、教书和乒乓球。在从1979年至2009年的30年期间，还有一件事：行政管理。那时，除了行政管理外，也只是看书、写书、教书，外加一个乒乓球。 现在，师大工会俱乐部里打乒乓球的，我年龄最大，接下去是熊建国、兰世灼、李长发等。岁月流逝，我还能在乒乓球台前转多久？如今，似乎还箭步如飞，但还有几年仍能如此？乒乓球的关键在步伐，我的步伐特别合理，也是领悟来的，没有看过乒乓球的书，就像没有看过棋书一样，靠悟性。兰世灼是教练出身，当然懂理论，而我所悟出来的一些理论他都认可。 乒乓球跟看书、写书、教书一样，都需要悟性。我相信悟性的力量，它可以到达想象不到的地方，它是创造的源泉之一。体悟、感悟、领悟，不仅对写书重要，对教书、看书也很必要。教书可以成为艺术，艺术更少不了悟性，少不了体验。 体育，跟许多东西相通。希腊人曾把教育的重点归之于体育。这种观点，于现在仍有意义。 七十四、怎么请来了国家队 1996年秋，我请来了当时乒乓球国家队男队主力丁松和王励勤。那时，王励勤18岁。女队请来的是王晨和邬娜。我曾要求请来邓亚萍，主管部门说：男队已是最强的了。意思是：女队有王晨、邬娜已很不错了。当然我也就未再坚持。 后来，有相邻的一所大学的校长问我：“你是怎么把国家队也请来了的？”我对他说：“我告诉你，你恐怕也难学到。”他将信将疑，要我具体一点讲。 说来话长。我经常看体育节目，且尽量看直播。有一场足球赛直播，解说员是韩乔生，与孙正平同期而继宋世雄之后的一位。那场球的解说有几个问题，一是，对于精彩的片段不能准确评说；二是，有些场面已经过去，他却还在找词来表达；三是，常常离开画面去旁白，不着边际，很多时候是词不达意。 我立即就写了一封信给体育台的台长马国立和副台长岑传礼。在信中，我说道：请你们再看看这一场解说，听起来让人有多么痛苦。并且我建议当场的解说员至少应到北京语言大学进修半年或一年，或者到传媒学院的播音专业补补课。 信发出后，也不指望有什么结果。又真是无巧不成书，1996年6月，我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不知马、岑二位怎么了解到我参加了会议，而且，中央电视台就在京西宾馆对面。一天晚餐后，岑传礼要我去对面吃晚饭，我说“已吃过了”，他回应：“吃过了再吃”。也行，无非是聊天。 在走进中央电视台时，未曾料到，迎接我的正是韩乔生。我立即坦诚地说：对不起，我写了一封信，对你的解说颇有微词。他很爽朗：“没关系，观众是上帝”。他真还开朗。 席间，气氛很好。趁此机会，我得再进一步为学校办点事。当时正在举行乒乓球擂台赛，分别在北大、清华举行，为特别关照西部，在兰州大学还打了一场。我说：“你们的擂台赛能不能拉到我的学校去打一场？”事出突然，他们愣了一下，才由岑传礼回应了：“那可是要出场费的呀。”这可能是拿“钱”来将军的。 我立刻答道：“当然，你们不会白跑的。不过，你们总得优惠我一点吧？”“那好，他们每场40万，您就20万吧。”我说：“那好，20万，我不会再还价了。” 韩乔生还提了一个问题，不一定是将我的军，但至少是担心：“您那里有合格的场地吗？”我对他说：“我的场馆肯定不比北大、清华差”。不知是岑，还是韩，似乎提到了对场地的现场考察，后来，他们又自圆其说： “我们就相信张校长所说的条件了。” 多少是进入实质性谈判了，他们又提到，“电视转播车我们不可能从北京开到长沙呀。”当然，这也得由我去想办法。可能是提醒了，他们告诉我：“转播车的租用也会要钱的。”这一点，我也明白。 回到长沙，找到湖南电视台，请他们帮忙提供转播车及相关设备。我主动问：“我们该出多少钱？”台长回答：“我们想向全国转播的机会找也找不到，这一下能向全国转播并通过中央四套节目向世界转播了，我们还能向你们要钱啊！”原估计是15万元的转播费全免了。 正式比赛时，本校学生5元一张票，卖完为止；本校教师10元一张；外校师生20元一张。均定额提供，因为总共只有三千个座位。这座体育馆一点也不豪华，却很实用。就实用这一点看，当时全国少见。 卖票收入总共为三万多元。那20万元的出场费从哪里来？我们绝没打算从学校的事业费（包括学校体育经费）中去开支。于是，我们开始打广告。场地内一块广告牌一万元，很快我们就卖出了20多万元。 后来，湘西有一家公司，他们愿意拿25万元包场，我当时还没有体育产业的意识，为图简单，我就说：“你们就出20万吧。”湖南电视台出转播车不是也没有考虑赚钱吗？ 这样，收支平衡后，节余三万多块钱。我们拿5000元去招待教练员和运动员，其余的就作为学校体育发展基金了。 王励勤和丁松，一攻一守，观赏价值极高。18岁的王励勤打得很认真，开始两局取胜，但丁松连板三局，那时是21分制，五局三胜。 在他们比赛完毕之后，由我和丁松打。显然，这属于娱乐性质了。我的半台的左半边垫上了一块布，丁松只能把球回到我的右半台。打7个球，七打四胜。一般认为，“校长不会打球。”丁松显得漫不经心，可是，很快他就0：3落后了，此时，他稍有认真，但是，后面四个球，你一个也不失误是有难度的。居然也打到了3：3，第七个球，我突然放了一个短球，他站得太远，抢救不及。3：4，他输给我了。他这才发现我还是有几手的。 那时，丁松世界排名第四。于是，常有人对我说：“你世界第四。”我说：“不对吧，打败了世界第四，我就该是世界第三了。”处处都有玩笑可开的。 这一次，随队来的解说员不是韩乔生，而是蔡猛。蔡猛的解说稍好一点。但是，修辞上仍有不少问题。他的“暂时领先”说得太多，显得词汇不够丰富。并且，“暂时”二字没有必要，没结束比赛时的任何领先都是暂时的。 带着男女运动员、教练员、解说员来到长沙的领队是张燮林，这是中国老一代的乒乓球国手，是继姜永宁之后最出色的削球手。 我去学术交流中心看过张燮林，他就住在那里。他早有准备，送给我七个奖杯的复制品。中国乒乓球曾包揽过七项冠军（男女单打、男女双打、男女团体、混合双打）。我们似是一见如故，无所不谈。 在他和我的交谈中，提到了在欧洲时的一场比赛，赛后他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你的球怎么打得这么好？”他答：“这是×××思想的伟大胜利。”记者觉得答非所问，又补充问道：“我是问你的球怎么练得这么好？”他仍答“这是×××思想的伟大胜利。”记者无奈，只好罢休。 他告诉我：“这是领导早布置好了的，无论记者怎么问，你都这样回答”。我听后也颇有感慨，还就此写过文章。那是一个把所有的一切都归功于一个人的时代，那是一个都不说自我的时代，不想说，甚至是不敢说。 1979年前后的两个30年，是如此不同，那个转变又是如此深刻。那是从一个经济濒临崩溃走向经济繁荣的转变，那是从一个不能说我到可以大声说出我的转变，那是一个文化几乎调零的年代向文化百花齐放的时期的大转换。 回顾一下我把乒乓国手请来的具体过程，便可知道，这是需要一系列条件和对机会的把握的。所以我对邻校的那位校长说“告诉你，你也不一定学得到。”事实上，从写那封信开始，才有了在中央电视台吃饭的机会；吃饭时的灵机一动，才有了邀请国手的机会；而在此之前，我建了一座室内可容纳3000名观众的体育馆，这也是必备的条件；当然，还有对体育的热爱以及我对体育在大学中地位的感悟。这都是必备的条件，哪一桩也不能缺。运气和机会对每个人是平等的，但并不同等地属于每一个人。 我把体育作为学校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看。在体育之中，对抗与友好、张扬与合作、竞争与尊重，这些似不相容的方面需要统一起来，给人以极高的精神提升机会。学生可以从中学到许多在别的地方学不到的东西。 湖南师范大学的体育设施肯定不是最豪华的，但肯定是相当完备的，相当实用的。它足以把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结合起来，足以让体育充分发挥其人才培养的功能。 我对体育寄予深情，因为我对学生寄予期待；体育也给我想象的空间，为我展示教育的理想。由此，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才比较充分地在我的校园里活跃起来。 对于培养教师的教育事业，我十分看重。但是，我认为，高水平的教师，包括中学教师，是在高水平的大学里培养的。并且，没有众多学科的高水平烘托，是不可能培养高质量师资的。因此，我认为，对师范教育的真正重视，必表现为对自己学校综合水平的强势发展的追求上来。认准了这一点，我不畏惧一些非议，孜孜以求。当然，这不意味着不讲策略，不意味着我不做以充分的说理为基础的校内说服工作。但不会热衷于一些不必要的争论。 由此认识及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给学校带来了对某些传统的突破。在专业上的突破，在人才培养规格上的突破，在办学层次上的突破，在学科发展方向上的突破。我所热衷的是对一些我认为已过时的观念的突破，没有这些突破，就不可能为学校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和繁荣发展。 在很多地方，当我说“我”时，常常是指“我们”，我和我的那些志同道合的合作者们。我只是在相对于那个不能容纳“我”的年代而特别强调了“我”。我更不会贪功，把一切发展的功劳都归于自己名下。和我一起奋斗过的教职员工中，至少有七成以上，我能喊出他们的名字。教授中的百分之百我都熟悉，十分熟悉，对他们所在的学科，他们的学术状况，乃至他们的家属，我都熟悉。 有人说我“记忆好”，见一面就记得姓名。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校长有责任记得他们，不只是记得姓名，还应为他们而工作。为他们尽可能创造好的环境，尤其要记得他们为学校立下的功劳。学校里，我不只是记得教授们、干部们，那些常年为学校工作的木工、泥工、水工，我大都记得。 七十五、“有必要请他吗” 师范大学是培养中学教师的，还需要搞科学研究吗？师大的工作人员因科研的事项找省计委，省计委的工作人员感到惊讶：“师大也搞科研？” 这不是别人的偏见，这是在历史的记忆中形成的。湖南师大确实是不太搞科研的，偶然有点人做就显得格外突出。不搞，是正常的，搞一点的，就引人注目。 我在就任数学系主任之后，即立求改变数学系的面貌。我本人就着手进行研究，发表论文。第一篇数学论文的印象极深。我从美国数学月刊《Mathematical Monthly 》上看到一篇积分近似计算。看后我立刻觉得可以改进，提高精度。写好后，请李盛华老师指点，他很高兴，并且帮我设计了一个非常简洁的公式。 我还在数学系组织习明纳尔。开始时，很少人参加，只有我和钟新民老师，后来才增加到四五个，逐渐开展学术活动，举行学术报告会。我在一次报告中，被一个公式的推导卡了壳，很尴尬，但很有作用，知道了自己的底细。 当我任学校负责人之后，我很自然地下决心改变学校的面貌。这更难，但更必需去做。我自己带头，同时，也希望各个系把自己的学术活动开展起来。 不做研究的习惯不改掉，学校不会有前途。依靠原有教师是一个方面，依靠新进的教师更重要。凡新进的教师，一般都要求有研究能力，这种能力必须用研究成果来证明。并且，对于年轻教师，我早已要求具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这似是一个名，其实质是他们经过了研究训练。 当从事研究的人的比例越来越高之后，风气就基本上改变过来了。跨系的，跨校的，乃至跨省、跨国的学术活动就开展起来了。 有一次举行文学评论或文学批评的国际会议，规模很大，与会人员坐满了图书馆的一楼报告厅。此次会议，我致开幕词，并用英语开讲。在我致辞的过程中就有掌声，这表明我念的英语基本上没有问题。 事实上，我是学俄语的，英语很差，算一种哑巴英语。为了致辞，我事先写好了稿子，请白解红矫正，并念给她听，看我的发音有什么毛病。她听后，感觉不错，只是说：“一些冠词不必拖长了，一带而过的就好了。” 这个会的组织者之一是罗成琰。有件事，我预先并不知道。他请来了一位副省长，请副省长在开幕式上讲话。当我得知时，“木已成舟”。虽无法取消了，但我仍然问罗成琰：“有必要请他来吗？”他答道：“必要哇，可提高档次。”我反问：“提高了什么档次？” 如果是指学术档次，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是指排场，答案是肯定的，但毫无意义。有高官参加，提高的仅仅是官式档次，与学术无关，亦与学校无关。 这件事后来让我久久思索，也让我忧郁。年轻一代的学者也把目光投向了非学术因素；年轻一代身上，也有了官本位意识。我为此而深深不安。也深感去行政化、去官本位将十分艰难。 不过，我不仅不会去迎合，而且要有所作为。我不可能在更宽的范围内去官本位、去行政化，但我可以从本校做起，而且必须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大学做起。我们在自己学校做了些什么呢？这在第36节中已有叙述。我们的努力是坚定的，诚挚的。但是，自我们卸任之后，我们也难以预料了。很有可能跟我们持相同观念的是张国骥、蒋冀骋，虽然他们也处在学校重要领导岗位上，但并不便于主导行政系统。所以，后来的发展确实难以预料了。至于在更宽的范围内，至今我们没有看到跟我们一样坚决而彻底地废除官本位的其他中国大学。我们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创造了一个例外。 在离开了行政岗位之后的这十余年里，我仍念念不忘，我深知官本位对我们民族学术事业的危害将是致命的。为此，我只有不断地撰文和发表演说。“为教育而教育”、“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一类的话语到处出现；“教育就是教育”、“科学就是科学”一类的命题也无数次提及。而且，我认为这就是学术纯洁、学术良心，是一种至高的境界。 所有这些，也算是一种呐喊吧。为学术而呐喊，为大学而呐喊，为国家而呐喊。 学者的超然态度是我们国家所急需的，唯有如此，才有真正的学术生命。这种超然曾被说成是清高。其实，也可以拨乱反正，把这种清高视为知识分子宝贵的品格。 我也自认为我在学术上是特立独行的。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做事与众不同，做人与众相同，这都是我的座右铭。学术上我特立独行，生活上我平平常常。我吃的，几乎是从土里直接采来的；我穿的，也颇有点土气。我以“土生土长土包子”而自诩。 我几乎在所有的场合开玩笑，在讲课时，在学术报告时，更不要说是在休闲时，都如此。当然，这主要也是近30余年的事。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我也如此，却因此而遭惹不少麻烦，因此而受到许多政治批判。不过，在50年代之前我的青少年时代，这种爱开玩笑的习惯早已养成；1978年之后只是一种恢复而已，并且也大大地发展了这一生活方式和习惯。 开玩笑与玩世不恭是两回事。严肃、认真、执着、百折不回，这些精神上的因素，我自认为我都不缺，责任感、事业心都在身上。我只是把严肃放在玩笑之中，把坚持放在幽默之中，把认真放在轻松之中，把执着放在平静之中，把一切放在可期待、可乐观之中。 我所警觉的是人身依附，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对自己、对别人皆如此警觉。人对人的依附，人对物的依附，都是导致人的异化的危险因素。 当学术是一种纯真时，它也绝不能有依附，不能依附于人（尤其是官员身份的人），不能依附于物（尤其是那种不义之财）。 严重的问题，不仅在于有人愿意依附于人，而且有人希望别人依附于自己，喜欢别人依附于自己。可能，更大的危险在于后一种情形。 首先似乎应当是没有人喜欢别人依附于自己。但有这种可能吗？他们会不喜欢吗？ 甚至，还可否希望这位副省长拒绝到这种学术活动中去发表演说呢？如果他能说：“你们是学术会议，不应当由我去参加，更不宜由我去讲话”，那该多好，但这可能吗？ 当然，如果副省长也仅仅是以学术人员的身份去作学术性演讲，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权与钱分开，钱可能是干净的。 权与学分开，学术可能是纯净的。 权力有天然地弱点，在不受监督时，便走向腐败。可惜，在中国正有这种不受监督的权力。 政府远非万能的，它必须有自己的边界。 学者不要依附于权力，权力尤其不要乐于学者去依附于它；或者说，权力拒绝学术依附于自己，学者尤其要拒绝依附于权力。真理与金钱、与权力都无关。 青少年时期，我是自由思考的；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我几乎都因为平日的自由思考而挨批；“政治运动”一终结，我终于能在自由的环境下自由思考了。我由此而感到，自由主要还是靠人去把握、去发展、去创造的。珍惜自由，亦便是珍惜了发展，珍惜了创造，珍惜了生命本身。 以此为基础，我在主持两所大学的行政工作期间，也竭力维护师生的自由，维护学校的自由，把学校办成自由的大学。我相信，最自由的大学才可能是走向最高水平的大学。自由是人的生命，当然也是大学的生命。 由请副省长作演讲一事，引发了我一系列的思考。 七十六、“与时俱进”够了吗？ 我自认为我没有反社会倾向，也不是盲目的反政府。我只觉得学校与政府不同，学者与官员不同，而眼下盲目搬用某些社会术语的现象，显然是不利于学术发展的。 例如，在有官员说了要与时俱进之后，学校也跟着喊起来了。去年，在湖南师大新闻学院请我作报告时，当我走到该学院的大厅外就看到了醒目的四个大字：与时俱进。 我考证了一下，与时俱进，这一术语早在中国汉唐时期就出现过，1911年，蔡元培也使用过，这表明这一术语并不出自当今某官员。 同时，我又觉得，对于大学，对于学者，与时俱进是远远不够的。 有一门学问叫《未来学》，它怎么可能与时俱进呢？它是要走在时间前面的。 对于非欧的研究，是大大走在时间前面的。罗巴切夫斯基、高斯、鲍耶，这些人都不只是与时俱进的，他们的思想是走在时间前面的。 思想可以走得很快，可以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天文学里，早已有很多的预见，一位英国剑桥的学生就预见到海王星的存在，尽管在那时用肉眼看不到。 还有一位英国年轻人，认为任何复杂的地图，只需要用四种颜色就可以把不同国家或地区区分开来。这个有名的“四色问题”，后来由美国人用计算机证明了。思想走在前面，而不只是与时俱进。 至于要想知道今后何时出现日蚀、月蚀，这都是很简单的事了，届时你就去看吧。 在科学技术领域里，有发明，有发现。一般来说，技术发明可能更接近于与时俱进，而发现则可能不是与时俱进。例如，一条原理的发现，一个数学定理的发现，一般都不具有与时俱进的性质。古希腊人所达到的形而上学高度，所达到的几何学高度，无法用与时俱进进行解释。 为什么近代以来的许多重大原理性发现，数学的、物理学、化学的、经济学的、政治学的许多重大原理发现，基本上不出现在中国？局限于与时俱进的这种观念，会有这些超时限的伟大成果产生吗？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这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不过，同时也需要看到，我们的古代就很少原理式的发现。中国古代的科学没有走到现代科学理论所必需的逻辑之路，实证与逻辑论证这两种科学方法没有在中国古代出现。 近代以来，过于崇尚感性的传统，对中国科学发展十分不利。 我们广为流传并被津津乐道的说法之一是“实践出真知”。这不是一般的“知”，而且还叫做“真知”。真知“哪里来？”“实践”那里来。实践是什么呢？我们的哲学大辞典把它说成是物质活动。这样一来，就认为真知都源于物质活动了。既然是来自物质活动，与时俱进大概也就站得住脚了，物质活动是存在于时下的，真知还能不与时下同进吗？ 20岁左右的伽罗华、阿贝尔，竟然分别独立地发现了群论。这种真知来自哪一种、哪一类实践？这样的天才，在科学史上屡见不鲜，这怎么用“实践出真知”来解释？ 还有一个说法：“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这有一定的道理，梨子的滋味如何，不能只靠想象就知道的。但是，梨子之中的维生素，你能尝得出吗？它的碳水化合物成分结构，你能尝得出吗？ 那些原理、定律，它们是没有酸甜苦辣的，你能尝得出吗？依靠感官可以获得一些知识，但那是十分有限的，是相对低水平的。而那些更为深刻的真理，则是感官无法达到的。强调感官作用的哲学，大大忽略了人的真正力量之所在，忽略了人的伟大之所在；这种哲学当然了就大大不利于我们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 实践兴趣、感性兴趣是要有的，但是，理论兴趣、哲学兴趣，对于一个民族的事业尤为重要，甚至于，这是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民族走向全面繁荣所绝对必需的。因此，我们的哲学兴趣需要大大增强，同时，那种过于崇尚感性的哲学应当予以变革。 以上的讨论让我们可以明白：与时俱进，对于技术进步，是有意义的，对于科学的繁荣，则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发明是必要的，对于发现则是有缺陷的。 此外，与时俱进，对于从政的人，是必要的；对于从教的、从事学术研究的，便是大大不够的了。 从政的人需要随时了解当下百姓的民生，随时知道民情民意，并且要随时跟上，随时调整自己的政策和举措。这就是与时俱进，就是不能僵化了，停滞了。时局变了，他就要变；并且，一般来说，他们的任期不宜过长，尤其是主要的当政者。 为什么说对于教育、对于学术，与时俱进就不适合了呢？把从教、从学与从政一比较，相信就比较容易明白其中的原因了。 一方面，教育是想着未来的，教育培养的人才往往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才比较充分地展现他们才能，比较成熟起来并为社会作出实际的贡献，尤其是基础教育、普通教育，那是特别着眼于未来而非时下的，它不是与时俱进的，而是要走在时间前面的，想在时间前面的。 有一类教育，如职业教育，短期培训，这类教育着眼于当下。随学随用，因而，与时俱进对于它们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学校里的科学研究，属于基础理论的哪一部分，也是为着未来而非时下的。与时俱进对于它们也不很合时宜，它只是对工程技术类的研究更有意义。 另一方面，对于古典的东西，传统的东西，需要继承，需要保守。不能认为它们都已过时，不能认为要与时俱进而废弃它们。教育实际上天然地具有保守性，它在保守中发展，在保守的基础上创造。 总之，与时俱进对于教育的意义是很有限的。 政府关心的事，与学校关心的事，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政治领域里的事，与学术领域里的事也有根本性的差别。技术领域里看重的对象，与理论领域里看重的对象也是不同的。与时俱进只在某些局部的范围里是有意义的。因而，学校不宜把它当做一个有普遍意义的口号搬用。 学校与政府，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的机构，但它们之间又是相关联的。政府应当如何对待学校？学校应当如何对待政府？这当然也就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在我看来，开明的政府，除了为学校筹集经费外，就是保障学校的独立和自由。俗一点说，只给钱，而不要介入学校事务。学校会做的事，政府并不一定会做，也没有必要去做。 对于学校，在我看来，一方面是与政府合作，争取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保障自己的独立与自由，防止政府对学校事务的干预。政府可以而且应当把学校的各种信息（师资信息、设施信息以及其他教育信息）公诸于社会，以此维护学生及学生家长的权益，但不能直接干预学校内部事务，即使是给学校提供了财政支持的政府，也无权干预学校内部事务。监督不是介入，指导不是命令，政策不同于直接的行为。 七十七、一直“站着” 有一次在湖南中医学院作报告。党委副书记主持，他说了几句开场白之后，我就上台了。当然是站着的，但副书记要我坐下，我不肯。他再次要我坐下时，有点“霸蛮”了，于是，我向在座的约八百名学生发话，问：“赵紫阳在向人大作报告时，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齐答：“站着的。”“我现在是应当站着还是坐着？”又齐答：“坐着。”这让我很失望，但我依然站着。 我站着讲话，不是为了向政府官员学什么，何况，许多官员讲话是坐着的。但是，教师们讲课，一般都是站着的，我虽然身为校长，可是我觉得我最根本的身份是教师。我站着，因为我是教师。 我一直都站着吗？在我所作过的260场以上的校外报告中，都是站着的吗？ 有一天，上午在中国地质大学讲了三个小时，中午没怎么休息，下午又在武汉大学讲三个小时，武汉大学的这三个小时实在是累了，真的坐下来了。这是没站着的唯一例外。 今后会怎样呢？今后，站不起了，就坐下；坐也坐不起了，就爬下；爬也爬不 动了，该往哪里走，也很清楚，人的一生是从爬开始的，最终还是爬下。人是从大地来的，最终还是回到大地去。 因为我是教师，所以要站着，这是第一条理由。第二条理由是，我认为，是我希望别人愿意听我演讲，求他们来听，并不是他们一定要来听你的，不是他们求你的。 实际上，听众常是受组织者或领导者指挥的，比如，组织者开场白时说：“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张某某作精彩报告”，下面的掌声自然就响起来了。其实，在未听之前怎么会知道精彩不精彩，怎么会知道是否值得热烈欢迎，不就是跟着主持人一起鼓鼓掌吗。 我至少有一种心态，首先是我希望别人愿意听，并且我得尽量努力，讲别人愿意听到的东西，或给别人新的信息，或提供给别人某种思想，或提供一个观察问题的新角度，一种新思维方法，不要浪费了别人的时间。听众越多，这种心态越强烈。我站着，也与这种心态有关。 我站着的第三个理由是，站着讲话气更顺，也更有利于配合适当的肢体语言。 还可以有一个理由，平时，我大量的时间是伏案工作，都是坐着的，站的机会很少。要做报告了，还不抓紧机会站一站？这是第四个理由。 我在到他人的办公室去的时候，大都说“请坐。”我说：“农民来了，说请坐是很恰当的，他们站得太多了。我这样的人来了，说请站是很恰当的，我坐得太多了，我缺的是站。”这只是开玩笑，并不否认某种习俗的合理性。 在武汉大学的那次演讲，直接邀请者是黄东明教授。在我讲完后，他说他不能作总结，只能说一句感想：“原来，我曾以为我是懂得高等教育学的，听了张校长的报告，感到不懂了。” 那一段时间，我住在华中科技大学，分别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大学作报告。回到住地，在见到刘献君老师时，我把黄东明最后的感想转告给他，他听后，说道：“有一类演讲是让人从不懂到懂的，有一类演讲却是让人从懂到不懂的。”他还举了一些例子给我听。 事后，我想了想，我的许多演讲可能是属于那种让人从懂到不懂的，但不完全是这样的。 我的哪一类演讲可能是让人从懂到不懂的呢？这就是我对某些习以为常的观念的剖析，对某些认为天经地义的说法的反驳，对某种权威观点的否定。 如果我之所说是言之有理的，是进行了充分的论证的，那么，人们从懂到不懂只是过程的一部分，假若他再深入思考一下，也可能会由这个不懂走向懂，或从原来的懂变为了新的懂，甚至可能是从并非真懂进展到真懂。 演讲人是站着，还是坐着，这不是最重要的。年岁较大的人，身体较弱的人，演讲时间较长的，未必不可以坐着。实质性的问题在心态。在这一点上，学者与官员不一样。学者不是下达指示，更不是指令，学者是探求式的，研究式的，质疑式的，因而，整个的口气就不一样。学问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演讲人持有这种心态是最重要的。 一般来说，每场演讲都应留有一定的时间让人质疑，让人提问。演讲者，同时应是 被质疑者，被反驳者。我本人在面对学生讲课时就是这种心态，在作报告或演讲时当然还是这种心态。我的报告是学术性的，研究性的，因而，报告中基本上不会出现“应该”、“必须”、“要”这一类的字眼。疑问句多多，而那种斩钉截铁式的断语则基本上没有。而且，我确实是希望，留下的更多的是问题，而不是最终结论；留下的主要是方法，而不是不可更改的某种观念。 即使在我有明确观念的时候，事实上，也非常需要有明确的观念，但我更看重的是走向这种观念的过程，探讨的过程，疑惑的过程，思索的过程，是思想的流淌而不是凝聚。 我在任校长时，有些工作报告，我也尽量让其具有学术性质，也就是尽可能是探讨的，有悬念的，征求意见的，准备倾听的，也尽量减少那种斩钉截铁。在校方的正式文件或决议之中，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当我把我的演讲或报告与学校正式决议加以区别后，我就可以更放心地使用学术性语言。 有一种习俗，总把负责人或领导人的讲话与正式的决议文本等同。还有的，干脆就把领导人的讲话叫做指示。这可能是一种官场文化，在学校里不应当是这样的。所以，我常担心人们把我作为校长的讲话视为“指示”。 还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主持人开头就说“请某某领导作重要讲话”；讲完后就说“请大家对今天的报告深入学习、认真贯彻”。我在我任期内基本上消除了这类可笑又可怕的做法。 凡领导人的讲话都是重要的吗？“都重要”与“不都重要”不是没有差别了吗? 凡讲话都等同于决议，都需要深入学习、认真贯彻吗？我如果讲的只是问题，如何贯彻？我如果正反的东西都讲了，你贯彻“正”的，还是贯彻“反”的？ 如果学校负责人的讲话被盲目地认为是指示，是金科玉律，那是管理上的失败，那将蕴藏着危险。 实际上，在我上任之初，怀疑的眼光更多。后来，因为有接连的成功和所确定的目标一一实现，人们才由怀疑变成了信任。但是，信任一过头，又带来危险。对于我来说，可能在决策上不再像以前那样周密审视，甚至可能让独断时有发生。 对于政府官员的讲话或报告，也要作具体分析。不可能希望他们的报告跟学者的演讲一样。政府报告要求目标和措施、政策和方针都十分明确，且便于操作，避免因理解上的歧义而产生不协调的行为。 学术性报告和工作性报告，在学校里也是有区别的。按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看，应当是把两者区别开来，同时，把作为领导者个人的报告与学校正式文本区别开来，把学校报告与政府报告也区别开来。还有，因为各个人的风格的不同，各负责人的报告也必然是有区别的。 我所特别关注的是，我的报告既应是以事实和数字为据的，更应是有思想的；既应是有明确观点的，又是充分论证的，不强加于人的；既是坚定的，又是与众人一起探讨的；既是有个性的，又是平民风格的；我尤其避免自己有那种套话、空话、官话。 七十八、只奖不评 自由，在我们的现实中太没有地位了。然而，自由应当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我把自由等同于人，人即自由，自由即人。因此，我当然特别注意把握自由、珍惜自由、发展自由、创造自由，而这也就是把握人生、珍惜人生、创造人生。既珍惜自己的自由，也珍惜他人的自由，不珍惜他人自由的人是不自由的。 对于什么是创造，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可能有上百种。我也有一种说法，我的公式是： 创造＝自由+求知 “人本自由”和“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这两句话亚里士多德都说过。如果他说得对，那么，从我给出的公式，就可知道：创造也是人的本性。 所以，我尊重自由，也就是尊重人的创造。 自由、平等，是天赋人权中的基本内容。十七世纪以来就出现了人权思想，在20世纪已经是全世界公认的了，但中国一直不接受人权观念。直到2004年3月14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加进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而人权观念变成普遍的现实，距离还很长。这也深深表明，自由的至高无上地位的现实地确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就存在着大量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的自由、限制人的自由的现象。为揭示这些现象，我也写过不少文章。 比如，我写过多篇论文，认为各种各样的评估实际上也变成了掌控或左右大学的手段。我还写过《致激励们》的文章，他们以激励为名，行掌控之实，让被激励者跟着激励者打转。我也写过更一般性的论文，建议学术论文最好少说“必须”、“应该”、“要”之类的字眼，人们在这类字眼面前的自由是最少的，学者最好忌用这类词语。 在我写过的有关文章中，有一篇名为《爱评奖的，就是爱控制别人的》。 还有篇文章，标题是：《学术自由的自我丢失》。这篇文章引起不同人的不同感受。 事实上，我认为，自由主要靠自己去把握和享有。我在作为校长的那些年月里，就特别优先关注造成一个便于师生自己去把握和享有自由的环境。我把这一点视为我特别优先的使命。 对于自己，首先是防止任何可能束缚自己自由的因素造成影响，让自己的思想自由地流淌，把握自己，掌控自己，必要时，还要解放自己，在发觉自己无意中受到了束缚的时候，从束缚中挣脱出来。 对于他人，尊重其自由，珍惜其自由，必要时，协助其维护自由，协助其从可能的束缚中解放自己。 对于学校，我不仅尊重、珍惜师生的自由，而且为他们拥有和获得更多自由而努力工作。我把自己的学校创办成自由的大学作为自己的神圣目标。 我面对成千上万的学生，我就肩负着让他们自由发展和成长的使命。他们在这里，不仅应当享有充分的自由，而且应当为他们获得更多自由而创造条件。 我为什么千方百计聘请高水平的师资来到这里？如果他们来后不能充分享有自由，那岂不是误了他们的前程吗？不自由，还会有别的什么呢？ 学校里，也不可能不设任何奖项。但是，第一，奖项不宜过多过滥；第二，不能企图通过设奖去掌控师生并由此而削弱他们对自由的享有。 在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工作期间，余孟辉是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我与他就学生工作进行过很多次讨论。他十分愿意跟我来讨论问题。他也确实觉得在学生工作的观念上，自己发生了很大变化。 曾经，工作的重点在一个“管”字上；曾经，工作的侧重面在学生的行为上；曾经，学生是被动的，是被管者；曾经，学生工作与学校中心（如教学）是相分离的，几乎成了一个孤立的系统。如今，这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学校的根本宗旨在于维护学生的权益，并通过这一进程，让学生自由发展，发展自由。学生工作当然也只能是围绕这一宗旨进行的。这其中，自然包括着防止对学生权益的侵害。 如果我们的学生工作有着高度的自觉，那就可以随时听到从学生那里发来的无声指令，我们从这种指令来体验，来确立自己的行为，来开展自己的工作。 我提出了一个“只奖不评”的构想，余孟辉欣然同意。问题常常就发生在评的过程中， 在师生中设立少量的、基本方面的奖励还是必要的，主要是学术方面的。例如，对于学生，主要是就专业学习设奖；教师主要就教学与科研设奖。 谁应获奖？不评怎么可能知晓呢？这就是让成绩的考核常规化即常态化，客观化或量化。有了平时的、常态的考核，包括各项考试成绩（可加权计算），那么，100人之中的前三名或前五名，清清楚楚，不需要再评，他们就是获奖者。 所谓不评，主要是指不需要非学术人员的非学术评判。行政权力的介入主要是通过非学术性程序实现的，取消这一方面的程序或让其减少到最低限度，就等于实现了只奖不评。行政人员，包括专职的学工人员，只是在这一进程中起监督的作用，辅助的作用，进一步保障结果的公平和客观。就像竞技场上只做裁判一样，只是为了保障客观和公正，而不要直接参赛。 这样，行政人员就不再拥有额外的权力，同时，那些受奖者只需凭自己的本领而无需求人，那种常见的的拉关系、走后门现象也很难有滋生的可能了。或者说，主动权就掌握在学生和教师自己手中了。 也有人提出，只看读书好不好或教书好不好，还要不要看思想觉悟？ 这让人想起曾经有过的一个说法：只专不红。还有一个说法，叫做走白专道路。我在“文革”初期就被戴上过好几顶帽子，其中一顶就是“白专道路的典型”。其实，那时，我就很关心国内外时势，关心自己的国家，可是，那顶帽子还是给了我。事实上，那时候就是不能好好搞业务，不能好好学专业，否则，怎么做也枉然。 但是，时代变了，观念实在也该变变了。 我反问：对于学生，什么叫做有觉悟？在学校好好学习、增长知识，这不是觉悟吗？在学校，有比好好读书更能体现学生觉悟的其他事项吗？ 曾经，那些爱讲大话、空话、假话，那些爱起高腔的人，被认为是有觉悟的，甚至是有革命觉悟的。这个尺度应变一变了，那些扎扎实实于本职工作的人难道是没有觉悟的吗？ “很听话”就是觉悟吗？“跟某某走近一点”就是觉悟吗？加入某个团体才算觉悟吗？ 关心集体、帮助他人，这是必要的，但也有一个学习过程。努力学习专业本身，也间接地体现了关心，对真理、对未来、对事业的关心。全面一点更好，在不够全面的时候，对于今日之学生，就需要更多地关注主要方面。 我关于“只奖不评”的构想，所体现的也是对师生不被掌控、不被左右的关注，也是对自由的关注。而且，这是特别重要的自由。自由地得到应得到的成绩以及这种成绩所代表的光荣，自由地享有收获和荣誉。 七十九、关于小行政 在学校，自由受到的侵扰和威胁，主要来自行政系统。学校的规模如此之大，事务如此繁多，没有行政机构是不行的。可是，行政权力很容易越过边界，带来不利影响。 现在，许多人，圈内和圈外的人都认识到，中国的大学变得不像大学了。问题在哪里呢？甚至那些对这种问题的存在和解决负有最直接责任的人，也明白问题症结之所在。 我曾在湖南师范大学的行政岗位上18年，又在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的行政岗位上8年，我做了些什么呢？我看到问题并着手过解决问题吗？否则，我有什么资格来继续谈论？ 我在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的时候，还拒绝了兼任党委书记，只做校长。一则，我认为这两个职务所代表的两种权力不应同时集于一人身上；另一则，就两职务而言，我一直倾向于选择校长。 在湖南师大时，我也曾不想兼任，却不能像在“涉外”那样可以完全由自己作主。 在1986年林增平教授不愿做校长之后，省里要我兼任校长。但当时我即提出了辞去党委书记的想法。到1987年，有一种普遍的呼声：党政分开。此时，我向主管组织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刘夫生再次提出，辞去党委书记。后来，龙禹贤代表上级询问我“两个职务，你选哪一个？”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校长。”他提示说：“党委书记是一把手。”我立刻说：“我愿意做二把手。” 后来，两职兼于一身一直延续到了1988年。 1995年，陈信在党委书记岗位上卸任后，省里再次要我兼任。我不同意，但被劝说“先兼任了再说。”这一兼，就持续到了2000年，即我在师大最后卸下所有行政职务之时。那年，我过了63岁了，在师大的行政岗位也已18年了。如果加上两年数学系系主任时间，行政岗位的时间，在师大总计为20年。 我在任时，一直有小行政的思想，并一直设法付诸实施，一直为此而努力。到“涉外”也如此。这不只是机构大小、人员多少的问题，而是涉及办学理念、办学效率的问题，涉及对大学、对教育、对学术的理解问题。 湖南师大有一份校报，编辑部共四人。有一天，主编对我说：“工大有八人，湖大有五人，张校长给我们再增加点人吧。”我回答说：你们四人能干他们八人或五人干的事，这有何不好？我还进一步说：“人少才出人才”。人多了一个人干一种话；人少了，一个人既做编辑，又做采访，又做发行，学的东西多，本领也大了。 这份小报属宣传部管辖，我进而希望宣传部还减少工作人员。当时，我就认为那个高音喇叭、那个广播站可以取消。现在，人们获得资讯的渠道很多，手段很多，还要什么高音喇叭。而且，我还认为，高音喇叭是过去政治运动的产物。那种不由分说地让所有师生员工受高音喇叭干扰的行为，是侵犯人权的。有人说我“言之过重”，我说“何重之有”。 我曾经将组织部合并到人事处，宣传部合并到办公室。这样，就精简了两个部门。 在行政系统，我也曾经只留下教务处、总务处和办公室。真可谓大规模减少了行政机构。 在党委部门大规模压缩的时候，有人给我扣帽子了，说我削弱党的领导。对此，我心中有数。难道机构多就是加强领导，机构一减就是削弱领导？如果这个逻辑成立，机构臃肿就是必然的。再者，宣传部之类的部门就代表党的领导吗？ 关于削弱党的领导的说法，也传到了省委。有那么几位卫道士，他们的嗅觉还是灵敏的。但是，省委管组织工作的刘夫生、孙文盛等都出来说话了，说师大机构的改革方案是他们批准的，有什么问题也由他们来承担。 我做党委书记，却来削弱党的领导，有头脑的人，不会简单地对待这种说法。 其实，在我看来，如果党委机构庞大，大量介入具体事务，那恰好就把自己变成行政部门了，恰好没有什么领导了，不过就是干些具体事吧。 事实上，在中国，大学没有董事会。董事会是真正的老板。董事会向学校提供经费，任命校长，制订章程。如今的党委会应当是老板，但它拥有以上的几项职能吗？一项也没有。从这个角度讲，党委会并不是老板。可是，它应当承担起一些责任。这种责任，在我看来，主要应当是代表国家利益，同时也代表求学者的利益，并站在这个角度去监督行政当局，实际上是充当监督者、批评者，经常找行政当局的岔子。这才真正代表了举办者的利益。 如果大量卷入行政事务，甚至取而代之，那就是错位了，而不是在领导了。实际上，我就觉得存在一个会不会当老板的问题。老板不好好当，当经理去了。 老板和经理，这是两个不同的角色，不仅在企业存在，在大学也类似地存在着。校长相当于经理，书记相当于老板。然而，有些“经理”误以为自己是老板了，有些“老板”又误以为自己是做经理。这也是许多大学里有所谓“两个一把手”的矛盾问题的原因，这主要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制度设计问题。 党委不仅自身应当十分精干，而且要保证行政系统的精干，保证“小行政、大学堂”理念的实现。 大学里的基本活动是教学与科研，基本活动的场所在院系里，行政都是为之服务的。主，在院系；次，在机关。不能主次颠倒。不是因为要有个行政机构才进行教学、科研的，而是因为有教学、科研才需要有个行政机构的。我把我的想法归结为四句话： 上级为下级服务， 教师为学生服务， 机关为院系服务， 一切为教学服务。 对于正确处理学校内部的关系，我也有四句话： 师生员工，“生”字第一； 教职员工，“教”字第一； 一切事务，服务第一； 一切活动，教学第一。 大学就是一个大写的“学”字。所以，我的理念是： 钱为学所花， 时为学所用， 物为学所置， 人为学者先。 对于“小行政”，这不只是我的观念，也是我的行为，我身体力行，实实在在去做过。 我们的办公楼就不是大学专用的，两层的房子，当年是职工疗养院，总共不到一千平米。有教育行政部门曾多次表示要让师大盖一座像样的办公大楼。我真的不以为然，一点也不觉得现在这栋二层楼有什么不像样，而且，对于大学，可以有大楼，但那是教学大楼，实验大楼，而不是办公大楼。 我对教育行政部门说，把你们准备让我们建办公大楼的钱给我吧，我会把它用好的。他们只是笑笑。“专款专用”，哪有这样挪动的？而我所想的，就是挪动一下，用到最重要的地方去。 我坚持不再建更大的办公楼，其基本原因之一，也在于修了亩，就得摆菩萨。我就连庙也不要了。就那么几位行政人员，为何要更大的办公楼？就几个和尚，为何要那么大的庙？ 我们还从学校上层做起。曾经，学校负责人就只有刘志辉、陈信、戴海和我。到了上世纪90年中期，也就只有陈钧、罗维治、龚维忠和我。曾经，上面要给我们加人。我们的回答是：这不就够了吗？为何还要加人？ 我对于“小行政”的考虑，还不只是人员和机构要精干的问题，也不只是效率问题，甚至也不只是为了防止那种极容易滋生起来的官僚主义。我考虑的根本点，在两个方面：第一，学校不是官场，校长不是官，学校不是做官的地方，这是一个定性问题；第二，在学校里，最忌讳的是，行政权力处于强势的支配地位，这样，学术权力必然没有地位，必然会处在弱势，这样的大学会有前途吗？ 放在更大的范围思考。一个社会，它的官员或公务员所占的比例小，这个社会越可能是先进的，政府越可能是清廉的。换句话说，百姓养活的官员越少越好。因而，有所谓“小政府、大社会”之说。但是，我关于“小行政”的思路并不来源于政治或来源于对政府工作的思考。我是基于对大学本身的理解而提出这种原则的。大学从根本性质上区别于政府机构。 事实上，关于在我主政期间对“去行政化”所作的实际努力，都说明了这一点。我在“涉外”主政时，曾经只有处级干部19人，科级干部37人，而此时的师生员工已达数万人。名符其实的“小行政”。 八十、评“评估” 见到那个20字的评估方针（以评促教、以评保管、以评促改、以评促建、重在建设）我立即有一种反感，好像是无条件反射。后来又听到有官员说“评估是天大的事”，这不仅让我立刻感到荒诞，而且进一步表明了我曾有的反感实有必要。 很多时候，让我羡慕在美国没有教育部，直到1980年美国在有了教育部之后，也完全不管大学，它无权管大学。我曾直接听到杨叔子说：如果教育部关门三年，中国大学的面貌会立即改观。也是人同此心。但不知他本人若有一天担任了教育部长后会不会有改观。 人在无权的时候和手中有权的时候，面对问题的态度可能是不一样的。在有权的时候也不贪权，可能是更不容易的。而我则自认为我在有权时做到了不贪权。 在我任校长时，学术委员会的主席是刘筠，学位委员会的主席是姚守拙。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学生获得的学位，证书上盖的章是“姚守拙”。不仅我未担任这些委员会的主席，我们正副职连委员也不是。我真正做到了让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分开。这在当时的中国，不知有没有第二家。 常见的管理者总是思考着管什么、如何管，思考着管这、管那，而很少有人思考不管，思考如何做到不管。 我又明白，我是认真思考过不管的。思考那些事可以不管，什么时候可以不管，如何做到不管，如何创造条件，使得更多的事不必管，而且，唯有如此，最终才可能使整个学校管理得更好。 可以说，在师大长达18年的行政管理岗位上，我一直没有管过钱。在钱的问题上，我每年大概只做两件事，一件是与刘志辉或龚维忠一起到政府讨一次钱，每年也就一次；第二件是，年初与刘志辉或龚维忠讨论一次全年开支的基本走向。 这样，我做到了没在任何申请用款的报告上签过字，也没有去财务处报过帐。财务处的工作人员常年看不到我走进他们的办公室。 在人事方面，基本的工作也是刘志辉承担的。在劳资上，人员异动上，我基本上未管过。只是人员异动中涉及高级职称者时，刘志辉一般会跟我商讨的。 在学生工作方面，全然由戴海处理。 学校里的许多事在办完之后我还不知道。对于学校的主管部门，学校的上司，有时，我们能听到“（师大的）这件事怎么我不知道哇。”“怎么我不知道”一语中包括着一种深深的责怪：“为什么不向我请示汇报？”而我，在心里有一个回答：“为什么一定要向你请示汇报？”许多事，上面有方针，有文件；许多事，学校也有权处理，为何还要请示，还要汇报？ 我自己在校内就不喜欢哪些有事没事也汇报请示的现象。对于学校已有明确规定、各人已有权处理的事，还要请示汇报，对此，我一般持怀疑态度，这种情形下，或者是不太负责任的表现，或者是以多请示多汇报来讨好某些上级。 一件事，可能有某种风险，一旦出问题就可推卸责任：“我已请示过的。” 有些“上司”，喜欢别人多请示汇报，想过过瘾，那种坐在上司位置听取汇报的滋味不错，经常想尝尝，所以也乐于别人来请示汇报，并认为多请示多汇报的人“组织观念强”，“是个听话的好干部”。有人有嗜好，有人投其所好。这是官场常见的，但学校不是官场。 再回到评估上来。我深深感到，政府官员把评估看成天大的事，也有他们的想法。很可能，他们认为，教育的质量好不好，是靠他们的，尤其靠他们来评估的。有一点，不知他们是否考虑过，那就是，如果不搞评估他们就不能做别的什么了吗？ 比如说，他们是否想过，许多教师努力教书，与评估是没有关系的？管你有没有评估，我都凭良知教书，心中唯一的一杆秤是：不误人子弟。 比如说，他们是否想过，许多校长对自身质量的关心更加真切，更加实在？他经常进行着自我评估，有时也请一些校外人士（包括社会贤达、学生家长、校友）来校进行评估。 比如说，他们是否想过，对学校的评估可以成为某些民间机构的事宜呢？事实上，许多国家是这样做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最高水平的高等教育，那是靠政府评估评出来的吗？靠评估能办出世界一流大学来吗？ 我在主政师大的长时间里，主政“涉外”的长时间里，从来不感到评估有什么“天大”的意义。全凭我对学生的责任，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全凭我对教育、对大学的理解。我的那么多行为难道只是为了应景，为了迎评吗？我所依靠的是自己的良知，并且，我也相信教职员工们的良知；我所依靠的是他们的和我自己的智慧。 事前的工作，与事后的检测，都是必要的，但是，哪一方面更重要、更基本呢？我们的主要心思、主要精力应花在哪一方面呢？ 这显然不是说不需要检测和评估。学生考试也是一种评估。这不只是考学生，也是考教师，考校长，只要考试比较科学、比较合理，作用还是蛮大的。 对学校工作的评估，与对建筑公司修一栋房子的评估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人才的培养与房子的修建有很大不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房”一两年、多则三五年足够了。 一栋栋房子，可以按预先设计好、绘制好的图纸去施工，去修造。一个人能够绘一张图纸后去对他施工，把他修成某个预先设计好的那个样子吗？ 教育的对象是人，是人的灵魂，建筑的对象是物，是房子之类。一则是神性的，另一则是物性的。所以，把教师比如为工程师是很不恰当的，即使说是灵魂工程师也极不合适。既然是灵魂，是神性的东西，就不是工程性质的工作对象。 工程，修房子，修桥梁，建机场，都可以按一定时间、一定计划完成。然而，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计划的，是不可预料的。可以有一个课程计划，一个培养方案，但100个学生成长起来可能是100个不同的人才。即使学同样的课程，他们在知识或文化的习得上也大多不一样。如果就修身、就气质、就品格而言，更会是他们各自的自己。 因而，对人才培养的结果进行评估，一般不属于当下的事情。对人才的未来，可以预期，可以盼望，但不能下定论。评估在这一点上的作用就很有限。 倒是对于“预前的工作”可以作更精确一些的检测。例如，目前的课程设计是否合理，目前的师资配备是否足够，师资水平是否达标，实验设施、图书资料是否充分，校园环境是否优良，就这些内容进行评估还是有意义的。 还有一个心态问题。评估的主人是学校自己，评估的动力也主要来源于自己，对于评估，也不能喧宾夺主。真正高明的，也是学校自己，并不是外在的因素。 没有万能的政府。当政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许多不该做的事就去做了。 可以把学校比喻为经营者的一方，而把学生及其家长比喻为消费者的一方。政府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它要维护双方正当的权益，为此，它本身不能成为经营者，也不是消费者。政府向学校投资时，是代表纳税人投资，即代表了消费者，所以要维护消费者权益；学校要维持正常的运转并不断提高质量，也有它自己的权益需要得到维护。 从根本上说，消费者和经营者不应当是冲突的。当有冲突、有矛盾时，政府充当协调者角色。政府更多地可能是维护消费者权益，但不是通过干预学校事务来维护，而是通过监督、通过对学校各种信息资源向民众公示，来保障消费者的监督权、批评权、评论权、选择权。政府也可要求学校将自己的各种信息向民众公布，公布你的师资情况、设备情况、校风情况、管理情况，以及往届学生毕业后的走向和表现情况等。实际上，这也就相当于让经营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政府只是站在一边做做啦啦队，必要时，做做裁判，做做协调员的工作，换句话说，政府不是主要演员。 实际上，政府拥有的资源和权力也够大的了。它还可制订政策，支配教育经费，任命学校管理层人员。所以，政府主要在于合理运用权力，确立自己权力的边界。以便更好地发挥作用。这种作用，归根结底，是为了使得经营者和消费者成为真正的主角。唯有如此，才是政府的成功。 在现实的情况或问题中，更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过度的行为，过度的介入，过度地运用了权力，跨越了必要的边界。 为什么在我没有事无巨细地都去管的情况下，学校长期以来却运转得较好，并日益得到了发展呢？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不管的问题。如果学校办得不好，管得多和管得少都没有意义，实质上仍然是如何有效管理的问题。 为什么我在长期的管理岗位又长期地坚持了看书、写书、教书呢？这也是如何有效管理的问题。 很大程度上，我是充分尊重了学校自身的、内在的力量，并且为这种力量的充分展现创造了尽可能好的条件。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排除了许多多余的因素的介入，从而保证了学校自身能量的充分发挥。我自己并不会是天然的促进者而不会在任何意义上成为学校发展的绊脚石的，我的优点之一在于我有这番清醒，我没有那番盲目。 八十一、人与人权 做人与做事都不容易。事情做得好的，不一定做人做得好；做人做得好，应当包含了做事做得好。如此看来，做人当然更重要一些。 做事做得好，并且总是做得好，大半做人也做得不错。由此看来，做事的重要性也差不了多少。 两者的关系可能是很密切的，在做事的过程好好学着做人，在好好做人之中把一件件事做好。 我常认为自己应当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所谓低调做人，我以为，就是恭谦、随和、亲切，不起高腔；所谓高调做事，就是在工作上精益求精，力求跨过一个又一个的高度，不断超越，超越既有，超越时空，也随时超越自己。 因而，可以换句话说，做人要保守，做事要超越；做人讲操守，做事求新奇。 一首曲子，常有平缓和高潮的不同段落；一篇文章，也会有自己的结构。一个人，也会走在不同的阶段，面对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态度和取舍。人生很丰富，样样件件都做好很不容易。从大的方面分，也就是做人和做事这两桩。 我的另一句格言是：做人，与众相同；做事，与众不同。这跟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在含义上相近。我都以此要求自己。无论何时也不盛气凌人，无论对谁也不忘乎所以。即使对有些狂妄之徒，也不必认真对待，做好自己最重要。 在做事上与众不同，这也是一种追求。做得跟别人不一样不一定是创造，做得跟别人一样，肯定不是创造。追求不一样，是追求创造的起点。或者说，创造是从寻求不一样开始的。 首先是内容上不一样，也寻求在表达上不一样，风格上不一样。自己的作品要像自己。 无论是教书还是写书，都是如此。而且，我预料，在每十件做得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中，一两样具有创造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教得多，写得也多，又随时保有寻求不一样的心态，这样，就不担心没有任何创造。实际上，这种心态十分有利于提高自己的创造力。 在寻求不一样上，在表现形式和风格上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坚持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就行了。因而，重点还在内容上。特立独行也好，别出心裁也好，着重在内容上下功夫。在此基础上才真正有个性可言，有创造可言。 在内容上，与众不同，就是在观念上、理论上与众不同。思想上的与众不同是形成内容上不一样的基础，一切都在于所思所想的不同。 “物质决定意识”，“客观决定主观”，这是流行的一些观念，但它们是不符合事实的，不科学的，十分有害的。在同样的物质条件和环境下，思想可以有千种万种。真正强大的是思想，思想的力量是无边的，人的真正伟大之处也在于思想。我们的哲学太忽视思想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了。在这种哲学影响下创造力低下是必然的。思想解放必须包括哲学的解放。 平庸的哲学之下，我们能指望什么？思想的障碍常常来自某些哲学中潜藏的观念。流行的哲学是贬抑人的哲学，是心中没有人的哲学，换言之，非人之哲学。我常把我的哲学称为人哲学，有时也称为人主义哲学，简言之，即人哲学。 我的人主义，与人本主义，人文主义是有所不同的。人本主义出自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人文主义则出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 人相对于大自然并不处在本位，即使在大自然之中，人相对于那些小河、小鸟、小草也不能说是本末关系。概括地说，我的人主义是人在上天之下、社会之中的本位，人本是与皇本、神本、官本、物本（金钱本位）相对的。 在欧洲兴起的人文主义，主要是把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实质上是完成了一项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使命。但我的人文主义不只是相对于神本位的，不只具有反封建的性质。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人是如何被“人民”所淹没的》。我的人概念与“人民”这一概念有根本区别。“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人”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生命概念。 1949年起，几乎所有的事物都被贴上了“人民”的标签。人民银行、人民保险、人民消防、人民公安、人民警察、人民航空、人民教育、人民教师、人民政府、人民币、人民公社、……“人民”无所不在。 可是，“人民”一词也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比如说要打倒某某了，就说他“自绝于人民”，或者说他是“人民公敌”。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是人。“人民”在哪里呢？在政客的口中，在大批判的硝烟中。 人权与人民权也是大不一样的概念。人权被认为是天赋的，人民权则是被别人认可的。 人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被剥夺的。即使是坐班房的人，除了他依法被剥夺的某些政治权利外，其他的人权，例如吃饱的权利、不受冻的权利、不挨打挨骂的权利等等，都不应被剥夺。 我在说到尊重时，是指对人的尊重，而非人民；我认为至高无上的是人权，而非人民权；我认为每个人都在人中，却不一定在人民中。 在我的尊重中，是指对人的尊重，而且是对每个个人的尊重。这是指所有的人，又是所有的个人。从根本上讲，个人主义是合理的，集体主义是不合理的。历史上，凡奉行集体主义的政权都实行独裁专制，都带来了大灾大难。 私有，才可能是道德的，在私有的前提下才可能去给予他人，一无所有，拿什么去给予？私有，与损人利已是两码事。主要的矿山、河流、土地，应当属于国有，这与公有也不是一个概念。 我的人哲学之中的人，是一个个具有神圣生命的人，人的神圣还基于上天赐给它几乎完美无缺的一切，它的神秘，它的神奇。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是神秘、神奇和神圣的，每个人是每个人自己。 我从数学那里就大体明白了人的神奇与伟大，又从哲学那里明白了人的神秘与神圣。 后来，我的教师职业让我更有可能去深入地思索人。这也曾让我设想，假若我从商，可能不会有如此深入思索人的条件；假若我从政，那可能要更顽强地去抗拒一些诱惑，一些可能让人性丧失的诱惑。 因此，我感到自己有幸从教；然而，与从商从政一比较，我就觉得教师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让未来可能从商从政的学生不易受到诱惑，不易丧失人性。 我的人哲学并不是我在人生的后半段才确立起来的。只能说，在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这种哲学还处在较为朦胧的阶段，而后就逐渐有了这种哲学自觉。 对于人权的观念，在中国的上层，长时期是拒之门外的。直到2004年，人权才正式写入我们的宪法，而要在政治生活中被普遍地实际地认可，还会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两三百年前出现了人权观念，在中国却是姗姗来迟的。在这种环境下，要想有明确的坚定的人权观念和行为确不容易。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使这一困难不易被克服。 我认为，对于我的为人，做人，是与一种自觉的人哲学联系在一起的。我的人权观念是根深蒂固的，虽然我也生活在人权观念不易被接受的一种环境下。 有些哲学认为，凡人都是某个时代的人，都没有超出时代的人。我认为，这种断言与事实不符。就有超时代的人。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思考，既与那个时代有关，又超越了他那个时代。人的神奇就在于它能超越，能预见，能预测，能预设。 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二字是后来人加上去的，实际上，就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空想”而言，那并不是空的，而是实的，他们的想法是实际存在的，那就是一种超时代的实际存在。我们这里，太没有“空想”了，太缺乏预想了。 八十二、学生权利 当我想到自己拥有的权利时，立即想到他人的权利；当我比较充分地认识到自己拥有哪些权利的时候，也使我明白他人应充分享有的权利。从自己出发没有什么不好，充分认识自己，有利于充分认识别人，懂得设身处地，懂得平等尊重，就可以使得对人生的思考迅即转移至对他人，乃至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上去。 人们常说“忘我”。但前提应当是“有我”。“无我”，拿什么去忘。“我”的内容越丰富，越有可忘的东西。所以，我的格言是：“有我而忘我，忘我而有我。”后一句也很重要，“忘我”的结果不仅不是没有我了，不是我的消失，而是使我更充实、更高大了。 同样，我也持“有物而忘物，忘物而有物”的观念。这都是我的哲学的一部分。 在学校里，我的原则是：师生员工，“生”字第一；教职员工，“教”字第一；一切活动，教学第一；一切成果，人才第一。依靠优秀人才，培养杰出人才。 如何体现“生”字第一？如何保证做到“生”字第一？这 里，首先是明白学生拥有哪些权益，学校如何维护他们的权益？ 有一个全面发展的方针，这似是一个方针，是对学生的一种要求。实际上，全面发展首先是学生的一种权利，他们有发展权，有从各方面获得符合于自己个性的发展的权利。全面发展不只是方针、只是要求，它首先是学生的权利。 维护和保障学生的权益（包括全面发展权）是学校和教师的义务，校长的义务。 在两所大学26年的行政领导岗位上，我很少在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讲话，在“涉外”期间有过两三次在开学典礼上致词。我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大约三分钟左右，大约是500多字的样子。并且没有对学生的要求，只是建议学生在学校学会向学校提出要求，学会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且通过学生会系统组织起来，以便更好地更有力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我任师大校长的有一段时间，肖志明任工会主席。有一次，她说要在我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我说：“你讲错了，我和你之间是平行的，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我进一步向她阐述。“你代表教职工利益，我主要是代表学校举办者的利益。这两种利益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你只有站在教职工立场来跟我较劲，甚至跟我唱对台戏，你的工作才是有意义的。”“你如果属于我所领导的，你不就是一个行政部门了吗？但是，工会不是行政部门。”我由衷地这样说，认真地这样做。 我也这样看待学生会。学生会主席更容易视我为他们的领导。我也反复对学生会主席说，你和我之间彼此是独立平行的，你只有全心全意代表学生利益跟我打交道，你的工作才是有意义的。 有没有被我领导的呢？我领导的是教务处、总务处这样的行政部门，而不是工会、学生会。 我从内心里认为，要有代表学生利益的学生组织，有代表教师利益的教职工自己的组织，这种组织的独立存在与独立作用，是我所必须尊重的，而且对于学校是必需的、重要的。事实上，在我看来， 中国社会没有真正的民间组织，但是，我应当在自己所在的这个“学校”形成真正的民间组织，有真实存在的民间力量。改造社会，从改造自己的学校开始。 在“涉外”的一次晚会，由学生维持秩序，值班值勤。一位科长没有门票，要进入会场。执勤的学生不让他进入。他自认为，科长没票也可以进，但学生不准。此事立即被我所知，我即刻请人转告：“学生是对的。处长没票，校长没票也不得进入。” 在师大曾发生的一件事令我印象极为深刻，有一次，我在学生生活区接待学生，当时有一名三年级的女生，一见我就嚎啕大哭。我在震惊的同时当然必须保持镇静。在安抚她的同时，建议她慢慢叙说。原来，在前一天的一堂德育课上，老师误认为她没认真听讲，且知道她曾受过警告处分，就刻意提了一个让她答不出的问题，而后就让她站在那里，没让她坐下。亦即，让她罚站了。 她见我后反复地说，“对于学校因我违反纪律而给我处分时，我很平静；但因我回答不出问题而让我罚站，我就不能接受。”她十分委屈，并因受委屈而哭泣。 听完她的诉说，我心中也不平静，这居然是一位德育教师所做出来的事。不懂得尊重人，不懂得学生的权利，怎么做德育教师？ 后来，我在一次大会上，未点名地批评了这种现象。我认为，学生有学习 权利，就包括想错了的权利，包括一时弄不懂、答不出的权利，而教师绝没有因此而对学生进行体罚，那怕是变相体罚的权利。教师只有谆谆善诱，引导学生由不懂到懂，由不会询问到会问，爱问的义务。只有维护学生权益的义务。 对于中国社会贪恋权力和看重身份的恶习，学校不仅没有全面的批判和抵制，还有许多的迎合，从而也沾染了不少恶习。平等，尊重，这种起码的为人标准还没有达到。有鉴于此，我在师大和“涉外”的机关作风上，都以“平等、尊重”为核心内容。而且，我本人笃行之。要求别人的，首先要求自己；或者说，这些原则首先是机关所实行的，首先是我要实行的。我很自信：我能做到！我很自豪，我做到了。 当然，做到这一点并没有什么特别。一所真正的大学，一位真正的校长都做得到。然而，也并不因为它如此平常而使之如此不重要。何况，在中国现实中，还远不是都做到了的。一些处长、一些科长，往往就自视特殊，就不懂得平等和尊重。 任何社会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师生关系，父子关系，上下级关系，贫富关系，竞争对手关系，买卖关系，……然而，众多的关系之中，平等尊重的关系原则应当没有例外，这一关系在任何其他关系中都应当存在。 所谓平等，就是人格的平等，思想自由的平等，权利的平等；所谓尊重，就是对人格的尊重，对他人权益的尊重。在我们的传统伦理中，有尊师爱生，但是，也还应当有尊生爱师，教师也应当受到爱护；学生也应当受到尊重。虽然内容上有所不同，但实质应是相同的，他们的人格地位的对称性，并不因实际关系的不同而受到损害。 我本人就是这样看待学生的，我在作为校长时，尤其关注维护学生的权益。如果说教职员工都应当关注的话，校长就更应当关注学生。 有人说“学生是上帝”。如果说这是指在教师心目中，学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此言并不为过。但是，在学生心目中，教师的崇高地位也没有问题，教师也有教师的权益，由此，学生不会认为自己有高居于教师的地位。 也许，在校长心目中，“教师是上帝”和“学生是上帝”，两者可以并存。 上帝，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谁也不是上帝了。不过，对于学生，即使是他们身上的缺点，学校和教师也有责任去帮助他们克服，帮助他们去完善自己，去接近上帝。 八十三、学问三部曲 有评论说，在我的论著中，在我的演讲中，一是处处见人，二是处处在问。 在前不久我于广州大学所作的题为《教育是什么》的演讲提纲中，总计就有15个问句。实际上，讲出来的时候，问句更多。 甚至于，我的备课，我对演讲提纲的撰写，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准备问题。有了足够多的问题，并且能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我就有把握走上讲台了。 学问，学问，就是学着去问。我虽然在教书，在写书，但也都是在做学问。因此，我仍然是在学着问。 有学生问我该“如何去问？”“如何学习问？”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元问题。这比学习实际的知识更重要。在“学会学习”这句话中，前一个“学”字的意义更重大，它也可以被叫做“元学习”。 所谓“学会思维”，实际上是“学会学习”中的一个子问题。这里的关键是思维方法，思维方法是思维品质的实际表现。思维的灵活度、深刻度、广阔度，都是思维品质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会不会问，能不能问得很奇特、问得很深入，问他人之未曾想。 有时候，我说，常问的学生是好学生，特别喜欢问的学生是更好的学生，能够把老师问倒的学生是最好的学生。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也包含了一种愿望，一种期待，希望学生爱问，善问，从而走向学问，乃至成为学问家。 我当然希望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但这一过程最好是通过学问而实现的。这样，他们更有可能获取获得知识的能力。能力的增强更重要，但这种能力的获取是与获得实际知识的过程相伴而行的。 思维的方法和技巧，学问的方法和技巧，也是重要的。我曾告诉学生一个“学问三部曲”，碰到一个说法或一个句子或一个命题，首先问“对不对”；对了，再问“够不够”；够了，再问“好不好”、“有无更好”。 我以问不问、喜不喜爱问、善不善于问去衡量学生的学习，当然我也会这样来衡量自己的教学。我是否准备了足够的问题，我是否能引导学生发问，是否让他们不断地学着问，让他们越来越会问，这就是我对自己的思考。我既然说过，能把我问倒的学生是最好的学生，那么 ，我能培养出把我问倒的学生才是我最大的成功，如今，我似乎还没有取得这样的成功。 曾有学生说“你是一座高山”，不等他的话音落下，我立即回应，“即使我是一座山，却也是可以越过的山”。我绝不会盲目到认为自己已在一个不可超越的顶峰。 学生对我过头的估价首先是不利于他们发展的，尤其是大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他们已进入研究训练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权威主义更有害。 在一次有十名博士生听讲的课堂上，我列出了甲乙两个命题： 甲：以人为本是立党为公的必然要求。 乙：立党为公是以人为本的必要要求。 我问：你们认为甲乙之中哪一个是正确的？ 结果有八人选择了乙命题，两人选择了甲命题。我并没有指明他们的何种选择是对的，只是就这一结果说“你们不错”。他们心领神会了。 接着，我提了第二问：这两个命题中，有一个是一位重要人物说的，你们猜，他说的是哪一个命题？他们用笑声来回答了。 而后，我又提了第三个问题：假若我预先告诉你们，其中有句话是那位重要人物所说的，会影响你们判断吗？ 此时，有一位既聪明又憨厚的博士回答说：“那会影响的”。我也立即回应说：“你不要念博士了。”事实上，他们也明白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他再没有念博士的资格了，而是表明了我的一种观念：一句话或一个句子说得对不对，与这句话是何人说的没有关系。 同样一句话，出自张三之口就是谬误，出自李四之口就是真理了吗？ 我只是提了三个问题，也就是说，我所准备的就是关于问题的设计。学问，学问，就是学着去问，我既学着问了，又以对问题的某种设计去引导研究生们去求学问。 我曾说过直觉重于逻辑、质疑重于聆听。这是我的“五I”课程观的一部分。 信息，Information；兴趣，Interest；直觉，Intuition；质疑，inquiry；智慧,Intelligence.这个“五I”较之多尔的“四R”要先进得多。多尔称他的“四R”是一种后现代课程观，并认为泰勒的课程理论是现代主义的。实际上，“四R”在整体上并没有跳出现代主义的基本框架。 2012年5月，新疆吐鲁番地区有一部分教师和校长研究“五I”课程思想，并且邀请我去就“五I”观向他们作进一步的阐述。我首次的新疆之行是由吐鲁番发起的。后来，新疆师大、新疆财大、新疆教育学院、石河子大学和乌鲁木齐市教育局都请我去就不同的主题发表了演讲。 我一直坚持根据邀请单位自身的想法和需要演讲，由他们拟定演讲题目。在他们只说了一个大概的想法之后，或由我提出一个题目，再征求意见，看是否合适。我的另一原则是，不讲我过去讲过的题目，即使相近的题目也要在内容上有新意、有发展。一个实际的操作过程是，绝不去翻阅过去写过的讲稿，只要做到这一点，重复的可能性就基本上不会发生。 学问即学着去问，问的技巧和方法是一方面，问题意识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是把求知本性发掘出来所必需的。不断叩问宇宙，叩问人自身，坚持着，这种意识就会养成。 不断叩问，不断求问，不断探问，不断走向善问，这就是我必然走向哲学的原因。或者说，问题意识必然埋下哲学的种子。寻根问底，那个根，那个底，就是哲学。所以，每个人都是可以走向哲学的。 可是，为什么近几十年来中国几乎没有再出现哲学家呢？撇开社会的、历史的原因，在现实中，我们可更多看到的是对现实的认可，对既有的接受，对眼下的满足，不再去问，不再去追究，不再去质疑，不再去批判，这样，怎么还可能有哲学？怎么还可能出哲学家？ 其实，学问三部曲还是远远不够的。这还只是对既有的东西的质询，还只是跟着别人在转，这样所获得的成果还不能算真正的原创。原创需另辟蹊径，需要独树一帜，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转。 今日之研究很难没有任何的继承，即使如此，也要想一些别人之所未想，做一些别人之所未做。我做课程哲学，就没有跟着谁去做的。我做高等教育哲学，在中国，有谁让我去跟从？在美国有人做，例如布鲁贝克，但我完全做自己的一套，决不会跟着去做。我所建立的，是我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根据自己的感悟，做出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高等教育哲学。 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做高等教育哲学、课程哲学。曾听说华东师范大学有人想做课程哲学，虽然从听闻到今天已快十年了，但我仍希望他们能做出来。亦曾听说南京大学有三位教授准备做高等教育哲学，虽然也过去了几年，我依然盼望他们能做出来。唯有更多的人来做，我们的哲学才可能更繁荣。 就在最近，杨杏芳告诉我，说她写出了一部高等教育哲学，我对她说“我非常高兴”。她将在今日把书稿寄给我，并要我写序言。我未同意，看看再说。 还是那个道理，只有想得多，才写得多；只有不停地想，才能不停地写；只有想得深远，才能写得深刻。然而，没有谁能让自己停下来，因而，道路将会是无限宽广的。 八十四、教书与写书 在2007年和2011年，分别有两次专门研究我的教育思想的学术会。在这两次会的结尾，我都被要求讲话，实际上，我就把讲话变成了致答谢辞。我衷心感谢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我的祖宗，感谢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的同事。当我说感谢我的学生们的时候，他们多少有些惊讶和疑惑，“我们也值得感谢吗？”“感谢我们什么呢？”可是，我的这种感谢是真实的、由衷的。 我招收的首位博士是在华中科技大学名下培养的，还有在西南师范大学名下培养的，总计11人，分别是高等教育学和课程与教学论方面的。 我招收的首批博士生是在本校的课程与教学论领域的。 在本校首批招收的博士生是燕良轼、杨莉君、刘宇文等三人。而在华中科大和西南师大对博士生的指导为在本校指导博士生也奠定了基础，或者说，从那里，我学会了如何指导博士研究生。 至今，我指导的博士生总共已有51位。 整个中国，在1949年以前只有培养硕士研究生的经历。于1949年之后，研究生培养被中断了30年之久，直到1980年才再度开始招收研究生，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在博士生的指导教师中，有一些曾在国外获得过博士学位，他们自己受过博士研究训练；有一些就没有受过研究训练，仅仅只是本科毕业。我就属于后一类。我把曾受过博士研究训练并有博士学位的人指导博士生称为“先有鸡后有蛋”；而我则不曾是“鸡”，却也下了“蛋”，先无鸡也有了蛋，非鸡，却生出了鸡蛋。 根据我的领悟，首先应当为博士生开出一批博士学位课程来。我首批招收的是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博士生，我想首先就应开设课程哲学，或者也叫做《课程与教学哲学》。这样，我为燕、杨、刘等三位开的第一门学位课程就是《课程与教学哲学》。 在跟他们讲课时没有教本，我就边讲边写了。2002年开讲，讲完后，2003年《课程与教学哲学》这部著作就出版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部著作也是中国在这一方面的第一部。这是教书、写书、出书同行的一例。 我讲授过多次的高等教育哲学，出了两本书，一本是2004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教育哲学》，另一本是2010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教育哲学通伦》。这两部著作虽然书名基本相同，但内容上基本不同，从叙述的角度到体系都不一样。我仍然坚持了“跟自己的过去也不相同”的原则。这两部著作在我国均属于首开。最近听说华中师范大学有位教师（即杨杏芳）将要出一部这方面的书。我的这两部高等教育哲学著作，也是边教边写出版的。我多次教，而且每一次都力图教得跟过去不一样，唯有如此，才可能有多部著作出现。 我的著作《人力学引论》、《素质：中国教育的沉思》、《大学人文精神构架》等，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可能都是开篇之作。我的意向之一就是去研究一些尚未被系统研究的题目。 教育学、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学、学校管理学，这些题目，显然已有了相应的研究。此时，我的原则是，题目虽同，但从内容到体系都应当是不同的。 对于教育学，我是以公理方法来写的。这里，有一个尝试，我把教育理论建立在一组公理之上。我提出的五条公理是，潜在公理、能动公理、反身公理、美学公理和中介公理。在此公理体系下展开教育理论的论述。这是具有某种哲学意味的论述方式，但我未称之为哲学。由德国人罗逊克兰兹所写的世界上第一部教育哲学著作，当初的书名叫《教育体系论》，也未称之为哲学。 后来，我正式写了一本《教育哲学》，这是2006年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由于责任编辑顾虑较多，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篇幅压缩了百分之三十以上。这部著作，一些中小学教师也能阅读。四川一位中学物理教师读完这本书后说“我终于明白了教育是什么”。这部教育哲学中，我是以“人是什么”为第一问的，并由此展开我的哲学。 名为《教育哲学》的著作很多，但我在内容和体系的论述上是大不相同的。 我也讲授过高等教育学，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高等教育学导论》一书。这本书出版后不久我寄给了一些朋友，其中包括刘献君教授。他利用国庆长假之中的四天半时间（从10月1日至10月5日上午）读完了全书。读完后跟我打来电话，说有一位将要任校长（不知是正还是副）的人曾问他要念一些什么样的书，他也曾为此候任者提供了一个书目清单，但在我看完我的《高等教育学导论》后，他对那位候任者说“别的都不要看了，就看这本书。”后来，他还对另一些人提起这本书，并要求他所指导的研究生们必读此书。 我先后讲授过22门不同的课程，其中包括11门教育学类的课程。在这11门教育学类课程中，有10门是使用我自己写的书。基本上做到了教自己的写的书。 我所教的数学课也有一些是用我自己写的书，例如微积分教程、数学方法论。 我的观念是，大学教授原则上应讲自己的东西。即使有十分优秀的他人著作，但也只用作参考书，仍然应立足于自己。在课堂上，应当展现出一个思想流，而所流淌的，就应当是教授自己的思想，或理论，或观念。 现在再回头来说，我为什么感谢那些学生？ 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由于我讲课总是询问、探问着的，这就需要有配合，没有这种配合，不仅不自然，也难以深入进去。有时，一堂课的一串问题是有预先设计的，但并不总是这样的，由于与学生之间的配合和呼应，往往能产生一些未曾预想到的新问题和答案。这就是灵感的出现，与学生的交流能促进灵感的发生。 另一方面，学生本身的认真也能激励我。我总认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同时存在，不只是 力学原理，不只是存在于物质世界的原理，它也存在于精神领域，存在于社会领域。我注意到学生对于我的“反作用力”的积极存在。我越努力，越花功夫，这种“反作用力”越真实地存在。 当然，这与我的一种心态也有关。我总是想方设法地讲出一点新名堂来。即使我选定了我已有的某部著作作为教本，在讲授的时候，同一个问题我也力求讲得跟自己已写的著作有所不同，总是力求又有新意，常想常新，常讲常新。 曾听见过一种关于教学与科研的矛盾的说法。似乎要搞科学研究就一定会影响教学，这种影响又被理解是消极的。但我的实际感受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但它是积极的。我甚至认为，没有科研就不可能有更好的更优秀的教学。 我曾说，科学、艺术、哲学，在山脚下，是各自游荡着，但到了山上，它们就聚集在一起了。 对于教学，也有相应的教学艺术，教学哲学，教学理论或关于教学的科学。同样，在低端，它们各自分离地存在，在高端，它们也融为一体了。 把科学研究的活动及相关人员从大学里分离出来组建成科学院，这是前苏联的做法。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也学苏联的做法。这就是不断分离和分割的做法，也是导致落后的原因之一。尽人皆知，美国最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就在大学里，连最尖端武器的研究也在大学里，并且这些大学中多数是私立大学，它们承担国防科学研究任务，它们对国家承担义务。哈佛、耶鲁、MIT、CIT、斯坦福和芝加哥大学是这些私立大学的杰出代表。 如果没有科研，我不可能讲授20多门课程；如果我没有讲授那么多课程，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研究，那么多新想法、新观念，那么多选题，那么多的灵动和机会。 八十五、独立人格 自由与独立同在。没有自由，就没有了独立；没有了独立，也就没有了自由。 对一个人是如此，对一所大学也如此。大学的自由与独立是同在的。最高水平的大学是最自由的大学。于是，我们也能看到，最高水平的大学在哪里？它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下走上了最高水平？ 我在主政湖南师范大学期间，我的目标当然是使学校走上高水平。由于我对高水平和自由关系的理解，我的目标就转而为：把湖南师范大学办成自由的大学；又由于我对自由与独立关系的理解，把湖南师范大学办成一所独立的大学也成了我的目标。自由与独立同在，自由、独立与高水平也同在，只是这后一种同在的“同”还差一点点条件。 我想，自由、独立，再加上有效的奋斗，就真的等同于高水平了。为维护大学的自由而奋斗，为维护大学的独立而奋斗，为做好大学自身的许多实际工作而奋斗，有许多方面的奋斗，大学的高水平就有了足够的保障。 日、俄有学者认为，美国大学水平高是因为他们特别有钱。美国学者对他们说，你们错了，我们的高水平是因为我们特别自由，虽然你们也很自由了，但我们比你们更自由。在我看来，事实和逻辑都能证明美国学者的说法。 钱是一个因素，但我深信，钱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更宽一点说，物质条件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如果说，十亿美元能办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话，那么，中国给那么一两所大学每年十亿美元并不困难，可是，真的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再加几十亿美元也不一定做得到。 自由与独立的相对面是束缚、奴性、依附。如果依附、奴性、束缚存在，就需要解放，从解放中重获自由。因为束缚可能随时存在，所以随时需要解放。受束缚，不解放，能办出世界一流大学来吗？ 人对人的依附是封建社会的特征，人对物的依附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人不再依附于人和物，人真正自由和独立了，这才是理想社会的特征。 人的尊严是人的生命，然而，自由和独立，人才有尊严；人若有尊严，亦必有自由和独立。所以，自由与独立也是人的生命。 恩格斯在谈到未来时，他的理想也就是让人生活在有着尊严的社会里。这是所有追求自由与独立的人的社会理想。自由、独立与尊严也是同在的。 自由与独立，是人的尊严得以维护的必要前提，是人的聪明才智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获得创造与幸福的必要保障，因而，也就是人的生命本身。 我曾问学生：是现在的人，还是过去的人变得不像人的危险性更大？回答竟是那样一致，现在的人。为什么？诱惑更多了。似乎机会也更多，但同时危险也加大了。 其实，问题并不那样简单。不只是诱惑的问题，不只是经济或钱财因素。 在功利面前，在权威面前，在铁定的原理面前，在政治权力压顶的时候，在与他人地位不相称的时候，还能不被左右、不被掌控吗？还能享有自由和独立吗？ 我很在意独立人格，自己的和别人的。 对于人格，有三种不同意义下的理解。一种是法律意义的，人格相当于法律保障的人权；另一种是伦理学意义下的，人格即做人的起码规格；还有一种是心理学意义下的，人格即个性，即每个人的心理特征品质。 我这里所说的独立人格，是从三方面去理解的，尤其从心理学意义下去理解。做独立的自己，做有个性的自己，不为任何外界的东西所掌控，只受自己的良知和理智所掌控。 具体来说，在任何级别的官员面前，我都会十分淡定，不会觉得矮你三分；在任何富裕的财主面前，我都会觉得平平常常，不会由此而断定你是真正的富有；在任何有学问的人面前，我可能会有几分敬意，却也绝不会随声附和；我最愿意与有哲理的人交谈，彼此得到启发，却充其量视为求知路上平等的朋友。 我珍惜独立人格，有此者像人，舍此者不再像人。在陈寅恪说“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时，独立人格是更重要的前提，否则，自由之思想也丧失了；同时，自由之思想又是独立之人格的最重要的体现。 行为之自由是不可能不受任何限制的，思想之自由则可以不受任何的限制，这就看自己把握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都要靠自己把握；自己爱护，自己珍惜，自己把握，自己拥有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大钊认为思想之自由具有绝对的性质。 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可能更珍惜自由与独立，如卢梭这样的人。自由、平等被认为是天赋的。在这种观念下，自由、平等的权利必具有绝对性。天赋的东西谁能剥夺？ 处在高位的人，取得了某种权力的人，有可能否认这种天赋性，有可能认为自己可以享有而别人不能拥有。这叫做忘乎所以。不仅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有这种危险，握有某种学术权力的人也可能有这种危险。 我在任校长时，拥有一定的行政权力。但我时刻以这种权力的滥用为羞耻。 在我拥有行政权力时，曾特别维护学术权力，并从制度上、机制上保障学术权力，防止行政权力的强势。学术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学位委员会主席、副主席都不得由行政负责人兼任。特别警觉行政权力的漫延，防止它越过边界。 我在学问上做出一些工作，有了一定水平之后，内心里的自信、自豪是有的，但绝不张扬，绝不狂妄，尤其不会不尊重他人。对于有些不学无术而又十分张狂的人，我很藐视，但也有对其人格之 尊重。这是个基本界限。 在拥有一定行政权力，例如任校长、任党委书记之时，我有一种绝对，绝对地保持平民心态，这是我本有身份的心态。在今日之社会环境下，做到本有的平民身份的保持并不容易，但，我想我是做到了的。 我很警觉那些地位相对较低的人在我面前拘束，更警觉他的盲从，尤其要警觉那种趋炎附势的人。我生怕别人有站在我面前而感到矮我三分的情形，如遇这种情形，我一定设法开玩笑，把气氛弄得轻松，让彼此都很自然。 既然我在任何权势和任何权势面前站直着讲话，我也一定这样希望别人，希望跟我交谈的人站直，笔挺挺地说话。无论是作为行政管理中的下司，还是作为教育活动中的受教育者，我都非常看重他们直站着讲话。 换言之，我既然看重我的独立人格，也同等看重他人的独立人格。我看重我作为人的存在，也绝对看重他人作为人的存在。这个“人”字具有绝对的意义。假若我是某监狱的监狱长，我非常有把握对任何囚禁于监狱的人也是尊重的，因为，在我看来，除了依法剥夺的某些权利外，他们的作为心理学、伦理学意义下的那种人格的独立性，并未丧失，也应受到尊重。 如果只看近30年的历史，似乎我总是顺风顺水的，其实，在1978年前的30年里，我更多的是处在低位，处在受批判的地位。可是，就在那时，我也未曾丧失我的独立人格。 在屡遭批判的过程中，我曾对我的爱人说：“我想退党”。此事我已多次提到。那时，我完全感到无法适应那种“党内”生活了。虽然因为我的爱人的提醒而没有那样做，但是，我想，这一事实，也证明了在那种恶劣环境下，我仍保有我的独立人格。 八十六、第二种危险 不能说在政治强势之下我没有过任何的盲目和随从，但我在那种情况下，仍基本上保持了自由思想的状态。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几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批判而“屡教不改”。 1978年之后，中国人的自由多得多了，虽然按照先进社会的标准来衡量还大大不够，但相对而言进步是不小的。很明显，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终于结束了，每次运动后一大批人遭殃并被戴上种种“分子”帽子的惨剧也终于结束了。 对于我个人而言，就是可以更自由地思考了，更自由地做学问了。用诗人的话说，就是可以自由呼吸、自由翱翔了。当然，中国社会也因为自由的增多而日益走向繁荣。经济的繁荣可谓壮观，文化的繁荣可谓启动，政治的繁荣可以期待，因而全面的社会繁荣已经开始，更大的繁荣亦可盼望。 在政治强势下走向盲从，走向堕落，是第一类的危险。在顺利时，在自由宽松时，也有一种危险，我权且称其为第二类或第二种危险，也可能是更大一点的危险。什么是第二种危险呢？ 我毕业后，最初住的是教工二舍，就在距校办公楼不远的西头。这是一栋四层楼的纯砖瓦结构的宿舍，靠南的房间不足十平米，靠北的可能只有五六平米。我住四楼靠南的，但总是两人或三人合住，平均每人三平米左右，也就是摆两张床罢。 1966年结婚时，也住四楼南向的一间。在1967年有了大儿子之后，搬到了位于附中校区的教工三舍，也只有一间房，面积略大一点，大约十五六平米，还多了几家合用的一间厨房。 1975年，左求人，右求人，让我们一家四口有了一间不到30平米的住房，厕所距离在50多米外的坡下，臭气熏天，苍蝇满天。1979年我在那里写第一本著作的情况至今还有清晰的印象。住的是二里半的那种桶子楼，我们住顶层。因为没有隔热层，外面温度有多高，室内就有多高。夏天，我就坐在窗前，打着赤膊，一边写作，一边大汗淋漓。 其实，这种生活已经够好的了。想想在 湘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活，想想当年下乡“双枪”时的那种炎热，那种劳动强度和晚上一群人睡在稻草地上并与蚊蝇相伴的情形，这种坐在窗前写作的条件不知要好多少了。 “知足常乐”，这是对物质生活而言的，对个人而言的。对于社会，则不应当知足，而应当不断变革、不断发展。 对于个人，在物质生活上知足，但在精神生活上，在精神追求上，也应当不知足。物质上知足乐，精神上不知足也乐。 对于个人，在精神追求上，不知足者常乐；对于社会，不知足者常进（常有进步）。 1978年 之后，我不仅思想自由了，而且很快有了一些在他人看来不寻常的社会地位，书记、校长、科协副主席、省委委员、政协常委等，还有不少学术头衔。问题当然在自身，不要误以为这种时候你就成了一个不寻常的人，我保持着足够的清醒：我依然是寻常人。虽然环境中有诱惑、有不同的目光，但我觉得我仍然十分清醒，永远的一颗平民心。 在所有那些头街中，我实质上只认一个：校长。我也仅仅认为，只要把校长尽可能做好就够了，其余的都是虚职，都是虚名，都无需放在心上。 在我任省委委员十年后，省委要安排我做政协常委，我不肯要这个职位。他们说：“很多人想要还要不到 啊。”我说：“那正好，你们就给别人吧。”我当时真不知道是何原因，原来，一些正厅级干部若能当上省政协常委，退休年龄就可延长到65岁。也正好，我还在学校里任教授，只要做得好，退休年龄到65岁问题不大，于是，我更觉得我不必任政协常委。但无论如何最终还是没能推脱。有些事，想要难；有时，想不要也难。 省政协的实际管家是 省委统战部长，当时正是石玉珍。第一次去开会时，我就对她说，以后的会我不来参加了；她说：“你就来报个到再走。”也相当宽容了。我还是说清楚了，以后来报个到只做三次，三次后，我完全不会来了。当时有个规定，若连续三次不参加会议，就取消了政协常委资格。我在连续六次未参加会后，提出了“请取消资格”。但是，石玉珍说：“你一直不来也不可能取消你的资格”。我回应：“说话可以不算数的啊？”她只是笑了。 我也曾任全国大学生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头两次指导委员会，我去了。以后就再没有参加会议，也是逃会的。在五年任期届满后，换届时，有人提出：“他不太来开会的，就不必再任副主任委员了。”但是，杨叔子说：“他不来开会也要连任才行。”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周远清也这样认为。原因是，我在素质教育的理论研究中所做的工作十分有影响。 我的独立个性、特立独行，并没有因为外界给我戴上了一个什么光环而有所改变。这已为事实所证明。也就是说，我在第二种危险中也化险为夷了。 在我任校长时，就住在上游村。那时候，煤不够用，为了省煤，我们就到锅炉房去打开水；锅炉房离住房的曲线距离100多米，途径俱乐部（老的工会俱乐部）前方广场。有一次，我提着水壶去打开水，在广场前方遇到一位上了年纪的教职工，他问我：“你还亲自打开水呀？”对于“亲自”二字听起来特别意外，也有点刺耳。昨天，我打开水就是打开水；今天，我打开水竟变成了“亲自打开水”。 这是一位很熟悉、常见面的教师，他无意说出了“亲自”二字，而在我看来，这背后却深藏着一种观念。一般认为，到了正厅级这种位置，大概打开水、做藕煤一类的事情都不是他们干的了；果真干了，那就要特称为“亲自”。 当“官”的，是与众不同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官本位”以及官民普遍的认可，就使得这类“亲自”的字眼在一些特殊场合出现。还有“亲自出席”、“亲自考察”、“亲自作报告”。那些熟悉的教职员工把我当成“官”了，也说“亲自”了。 可是，对于这个厅级，我确实根本不在意。我在意的是校长，并且仔细地揣摩过校长意味着什么，还写过关于校长的著作，校长与官完全不是一回事。无论别人怎样看我，校长与官也不是一回事。无论别人怎样看我，我都明白自己本来的身份，我不是官。 做了校长后，毕竟地位有了变化。面临这种变化，不是没有第二种危险的。在政治强势之下保持独立人格，是度过了第一种危险；在“前呼后拥”之下，仍然有一颗平常心，这是度过了第二种危险。我在校长岗位上的任职时间，不可谓不长，但第二种危险始终得以避免。 由于对做人、做事的基本尺度我拿得很稳，把握得很牢，所以，我就有大胆行事的作风。虽然我做事几乎都是三思而行的，不会是轻率鲁莽的，但我也决不是谨小慎微的。 对于那些因为我地位的变化而说我“亲自打开水”的老师，我不会去要求他改口，也不会说他讲得不好。我只是跟他进一步开玩笑。我说道：“我还亲自吃馒头”，“还告诉你一个秘密，拉屎拉尿，我也是亲自的，还没有到需要别人护理的时候。” 在目前的体制下，权力的 “好处”实在太多太大了，而且不受监督。因此，第二种危险普遍存在。我相信，像我这样对第二种危险保持着高度警觉并成功抵制的人，还会有很多。但是，这种拒绝与抵制，靠的主要还是自身修养，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更重要的，更根本的，还是要靠体制的变革。 八十七、“五子登科” 可以进一步说我为什么不会有“第二种危险”。 有一次，学校获得一笔三万美元的捐赠。刘志辉问我：“怎么用？”我说：“现在车子不够用，还买两三辆桑塔纳或上海牌吧。”他是绝不乱花钱的，此时，他却说：“这么大的一所大学，总要有辆把像样的车才行。”这也是很实在的想法。于是，我就建议：“买一辆皇冠，但这辆车只供学校教授们和他校来的贵宾使用，现任校领导都不乘坐。”他很同意。 人被异化的重要表现之一是身份化，看你住的什么房，穿的什么衣，坐着什么车，所有这些似乎就象征着某种身份。我们常坐着桑塔纳或老的上海牌去省委省政府大院开会，我们的车子在那里一摆，就好像有失身份，“正厅级哪能还坐这种车？”可是，我们真的不为之所动。我们的身份不在外表，我们没有感到有什么寒酸。真正的富有者是不会摆阔的。 自有了那辆皇冠之后，我也未曾乘着它去省府开会或在市内办事。但有一天晚上，周远清在浏阳大围山开会，临时通知我去，并要当晚赶到。于是我喊车。车队都知道我只坐桑塔纳或上海牌。但是，开到我面前来的，正是那辆皇冠。驾驶员则是耿直而勤奋的刘子剑。他在把车开到我面前的时候，走下车，劈头就问：“现在车队就只有这辆车，你坐不坐？” 之所以有“坐不坐”的问题，就是因为他知道我曾讲过不坐这辆车，也确实未曾坐过。然而，此时，要去浏阳就只能坐这辆车了。在师大18年任职期间，我坐这种高档车，也就仅仅这一次。 我为学校筹钱，为了教学与科研及师资建设，也舍得用钱，并且也不怕借钱。欠债求发展，发展还欠债。但是，学校的行政性开支，则尽量节省。这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勤俭方能办大事。 我很早就主张，学校与教职工之间只是提供工资与提供教学（既供资与供职）的关系，至于教职工的其他衣食住行，都由教职工自己去谋取。为此，学校也必须提供较高的工资。 然而，我们国家长期实行的是供给制、包干制，与此同时，是低工资制。我觉得必须改变这种制度。可是，改变需要若干年时间。我们没有消极等等。我们一步一步地，应当说，也是有远见地变革着。 以车子为例，我就主张取消公车制，相应地，提高工资，把这部分开支附着在工资上。 对于住房，我也是这样设想的。但是，这一过程也比较漫长，工资没有上去，住房的市场化程度就不可能很高，要改变这种状况，需不断地创造条件。 我曾要刘华安到往望城方向去的地区购置三百亩土地，在那里修建经济适用房，供本校教职工购买。这就是买卖关系了，身份，职务，级别不再起作用，因为无所谓分配住房了。 总的来讲，我的改革想得大大早于社会，力度也远超过一般想法。而一个基本的目标是，学校集中精力于教学。从根本上说，我认为，学校对于衣食住行都是不必去管的，唯一的就是提供相对较高的工资。 在“后勤社会化”的口号出现之前，我早已在进行改革。并且，我认为“学校后勤社会化”的口号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实质是产业化、市场化，实质在于学校不要成为经营者。有一本关于后勤改革的书，书名叫做《走出校门天地宽》，这就是很表面、很肤浅的说法。问题的根本，并不在校门外还是校门内。例如，食堂在校门内有何妨？只要能将其走向产业经营就够了。那时，学校对于食堂，有产权，有良好的环境，有消费对象，只需要作为所有者去租赁就够了。既握有监督权，维护师生权益，又能取得合理的收入（产权换来的收入）。 还是说回来，房子的配给制度在变革前，我们校领导也是被分房的。我们是分房者，又是被分房者。所以，在那种体制下，分房者因掌握权力而很容易占便宜，分到好地段的好房子、大房子。总的来说，在配给制之下，只可能是权力经济。只有极少数人凭良知而不占便宜。分房子就是配给制之下的一项。 我在分房者之列，又是被分房者。我认为我属于有良知的行列。每次分房我都让自己往后靠。曾经，上游村14栋腾出来了一套房子，当时，那是师大最好的地段，最好的房子。按分房的原则 ，是从高分到低分来选择的。不用具体计算，人们就能估算得出，我的分房分数全校第一。因而，如果我要那套房子也就一定可以得到了。但是，我没有要，没有参加分房。结果，是一位姓洪的教授分得的，他的分数显然低于我。 从1982年任学校负责人到卸任，再到现在，恰为30年了。这30年里，我住的房子一直是当时学校的三等四等住房，现在仍如此。 很早以来，除了国家工资外，还有学校津贴那一块。对于学校津贴，其相关政策是由学校自己制订的。我则是将这两部分捆在一起来考虑的，也就是说，国家那一块也在观念上不属于“铁饭碗”的部分。 在总政策上，我是向教师倾斜的。说具体一点，就是教师第一，干部第二。我也是教师，却同时是干部，我把自己也摆在第二的行列。我这种情形属“双肩挑”，但是，只对校一级“双肩挑”实行第二，在院系的“双肩挑”仍然在第一的行列。 那时候，我向机关干部专题讲过“我们第二”的报告。并且建议凡能去教书的，都往院系走，在那里，更有前途，待遇也更高 。反正，机关人员少了没关系，我们的目标是“小行政”。行政人员很少，很精干了，考虑待遇的提高也容易了；因为人数少，办事多，在院系工作的人员也不会有更多的意见。 以上，说到了车子、房子、票子，还有位子和帽子的问题。合起来即“五子”。我把这几方面联系起来，称之为机关干部里的“五子登科”。机关行政人员只有把自己真正摆在“享受在后”的位置上，在管理上的作用，包括学校领导层的领导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来，才能“登科”。 “位子”指的是什么呢？举例说，在向学生或教师颁奖时，我们请教授代表来颁发，学校行政人员司仪，宣读名单，宣布程序。照相时，获奖者站中央，学校领导人站两边或站后排。受奖人员常常不同意，硬要领导人站中央，我就说：“那就拉倒，我们干脆不参加照相。”于是，就达到了站后面或站两边的目的。 在开学典礼上，欢迎新生时，我们学校领导层的人员与教授代表在主席台上相间而坐。在向新生介绍时，首先介绍教授们，学校领导人放在后面，我自己被放在最后，已经有过了许多次热烈鼓掌，轮到我就再也不必热烈了。 总之，在学校里，那些代表荣誉的位子，应当属于教授们。我们管理人员是辅助的地位。 还有一个“帽子”问题，指的是一些社会兼职，诸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参事。这些“帽子”，我主张现任的学校行政人员都不去接受，都由那些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去担当。我自己就一再推脱过相关职务。说来有点奇怪，想完全推脱还真的不容易。 1986年11月4日晚8点，在省委招待所九所，王兆国（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管干部工作）找我谈话。中心议题只有一个，出任副省长。当时的省长是刘正，他也在场，但在一间耳房里，不出席正式的谈话。 我想了想，回答说，管理和学术，两样我可同时做，但若只能选一样，我选学术，在任何情况下，不离开学校，即使做副省长，我也只想是兼职。 我的这一设想显然不能被接受。于是，这也就成为了那一瞬间的历史。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许多的选择或被选择。社会越发展，越进步，这种选择的机会越多。我很庆幸我当年所作的那一选择。我的学术生涯由于那一次重要的选择而未被中断过。 尽管我有长达20多年的行政管理经历，但因为都没有离开学校，从而，让我一直保有了持续不断的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一直从事了我所喜欢的学问探求。 可以设想，如果当年离开了学校去从政，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我因从政而成为一个政客的可能性不大，但危险性不能说没有。另外一个必然的结果必定是学术的中断。尽管我也看到过如文选德那样的学者型官员，但这毕竟是个别的，并且，即使是文式道路，也不是我所向往的。 如今，我早已过古稀之年，但我仍活跃在学术领域。人们认可， 我在教育学、管理学、哲学、心理学等众多领域做出了多少与众不同的学术研究。 如果我当年离开了学校，绝没有可能做出这么多学问，绝无可能有今天的这几百篇论文、几十部著作，也不可能教这么多课、指导这么多博士研究生。 我很庆幸我当年的选择。基本的判断是：我不是做官的料，而是做一名书生的料。也因为如此，我也不可能有第二种危险。 八十八、为何记得那么多名字 有件事还能补充说明我为什么不会有“第二种危险”，不会有一般常见的变化。 又得指明是在当职之时，那时候，学校的教职工，大数字是3000人，我大约能认识2000人以上，并喊出他们的名字。其中，相当多的人所从事的专业、特长以及家庭状况我也熟悉。 3000人之中，教师约1000人。这一千人之中，我认识的，而且是十分熟悉的人，比例更高，大约在八成以上。 有人以称赞的口气说我“记忆力好。”其实，我不觉得我的记忆力有什么特殊之处。 记忆有不同类别。有机械记忆，有瞬时记忆，有联想性记忆，有理解性记忆。 联想性记忆就好比把作为记忆对象的珍珠镶嵌在一条珍珠链上一样不易滑落，而理解性记忆则好比把珍珠链戴在手上。我主要靠这两种记忆。并且，遗忘是有一条曲线的，若有及时的重复记忆，则遗忘曲线的下降极为缓慢。此外，我还勤于文字记载，以帮助克服遗忘，其实，对于这些方面，一般人是不知晓的。 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就是责任感和义务感。我把记住教职工的姓名视为我作为校长的一种责任，我有义务记住他们的名字。如果有教职工，在我见面两三次以上还如同路人一样，我就会有对不起他的感觉。他们在我心中，就如同学校在我心中。那也是我的情感之所在，理念之所在。 记得教职工的名字，就是记住学校的历史；仅仅记住了名字，还不等于记住了历史。 说到物理学，我的记忆就会追溯到熊正理、金先杰、葛旭初、谭文炳、方嗣欔等老一辈教授，再到谢泉、曾高坚、洪定国。方嗣欔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那是一批非常有学术地位的人。 在师大历史上，最著名的数学教授是陈传璋、李盛华。陈后来是复旦大学数学系负责人，李盛华则是北大的高才生。此外，还有肖伊莘、杨少岩、尤兆桢、孙希文、戴世虎、陈鹿平、曹赞华，以及比这批人更年轻一点的程麒、石宗宝、陈传淼、杨向群、施咸亮、井竹君、史应光、顾永耕、郭晋云、肖建斌、陈焕艮。后面这三位，分别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博士。 师大历史上最早的学部委员（后来称为院士）是杨树达，其后有刘筠院士、姚守拙院士。曾经，在全国师范院校中，有院士的只有北京师大、湖南师大、东北师大。华中师大、华南师大等是随后才有院士的。 特别不能忘记知识分子曾经经历过的苦难。最深重的苦难莫过于1957年前后。那时候历史系的教授们的遭遇更惨了。历史学家们的使命就在于探求并真实地记载历史，这正是与他们的不幸遭遇相联系的。 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共12名教师，其中9人被划为右派分子。这9位是解毓才、魏执中、李俊、田博文、谭绪赞、雷敢、史继缪、文元钰、贾天农。曹典礼老师因在外实习而幸免一劫，但到了1958年他又成了“拨白旗”的对象。 紧接着，1959年开展“反右倾运动”，又一批正直的、敢于说真话的人受到批判，共计有苏镜、李迪光、罗士球、伍先炎、易漱泉、杨继本、王勇等17位成为重点批判对象。 实际上，从1949年后，就立即开始“武训批判”、镇反、三反、五反、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反高饒联盟，反“右”、拨旗，反右倾、四清、社教，直至“文革”，不停的政治运动折磨着中国，折磨着中国知识分子。再加上三年大饥荒，人民公社化，人民苦不堪言。数以千万计的人非正常死亡。官方的最低数字是3700万，而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研究和统计，则是6000万至8000万。 1969年，我去过古丈，那个县的人口是7万人，至1969年只剩下4万人。非正常死亡高达40%。全国的比例不会达到30%，也不会是20%，但10%是会有的。所以，6000至8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个数字可能是真实的。 关于夹边沟的3000名“右派”的命运，我看过两份相关的材料。那3000名“右派”的悲惨处境，恐怕用“集中营”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应当可以用惨绝人寰来描述。这种人间悲剧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并且，夹边沟的事例远不是个别现象。 在对知识分子长期的、连锦不断地迫害中，知识分子采取了什么态度呢？大体上有这样几类：一类是屈从的；一类是参与迫害的，这些参与者中大部分也受到迫害；一类是宁死不屈的，如邓拓、翦伯赞；一类是顽强抵抗，自始至终保持着知识分子良知的，如陈寅恪。 我的老师李盛华，应当是陈寅恪那一类的，只是因为他毕竟是搞数学的，不在风口浪尖上。但他始终保持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他没有屈从于迫害，更没有去参与迫害。 无论有多少不同类型，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讲是备受摧残的。少数背离知识分子良心的人，他们的命运也是可悲的，他们的命运是整个知识分子命运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幸免者。当然也有胜利者，如陈寅恪、李盛华，他们是知识分子永远的旗帜。 除了直接的迫害外，包括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迫害和“文革”中的那种大迫害，除此而外，还有一系列让知识分子不再能继续从事知识生产的运动形式。例如下厂下乡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些运动正是使知识分子无法再做学问的。这是与政治迫害相配合的，使知识分子难以继续成为知识分子。例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就是让他们不再容易跟知识打交道，不太容易成为知识分子了。这是让知识分子消失的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迫害，另一种是使那些可能成为知识分子的人不能再生长成知识分子。这样，知识分子就可以在中国消失了。 这远远不只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问题。 面对这一历史，我们怎能回避？怎能忘记？ 不能严肃对待历史、不能认真对待历史的民族是不幸的民族。我深信这一点。并且，我还相信，不可能永久地回避。历史是顽强的，历史本身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我们认真对待历史，甚至不必过份追究谁对中华民族的这一苦难历史负责；我们认真对待历史，是为了不让这种历史悲剧再演。因此，需要思考我们是否真的认真对待了。 例如，我们需要思考是什么样的思想、理论、文化支撑了和加剧了 这一历史悲剧的酿成？是什么体制容纳了这种历史悲剧演绎的过程？我们能不能通过深入的剖析来防止这些理论、思想再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我们能不能通过改革，建立一种能有效防止这类悲剧重演的社会机制？不这样思考，能算得上认真对待吗？不认真对待，我们对得起历史、对得起我们的民族吗？ 尤其像“文革”这样的大灾大难，我们怎能不认真思考？巴金曾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为什么不采纳这一建议呢？这是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民族的一种虔诚的表现。负责任的当政者是没有权利掩盖历史的。 八十九、历史怎能忘 文明存在于历史之中，哲学存在于历史之中；喜剧与悲剧也都存在于历史之下。 在所有学科中，文史哲最重要；在文史哲之中，历史学最重要；历史学之中，中国古代史、古代思想史、古代文化史最重要，这就是我所称的“三古”。 我特别看重历史，所以也特别看重历史学；因为特别看重历史学，所以也感到自己的史学知识特别缺乏。我常常是通过数学、哲学、科学去了解历史的，同时，这也让我能感悟到它们存在于历史之中。尊重历史，就是尊重文明，尊重人类自己。 我把对历史的尊重具体到了学校身上。我热爱自己的大学，因而，特别注意发掘它的历史。我作为这所大学的一任校长，觉得对这所大学的来龙去脉应当一清二楚。否则，我就觉得自己是不够格的，不够资格担当这所大学的校长。 为什么我记得那么多的名字？那就是记得历史。历史是他们写下的。铭记他们与铭记历史是一回事。 在汉语言方面，这所大学的开山祖师是杨树达先生。继承他的是周秉钧先生；在周先生之后则李维琦；在李维琦之后，是蒋冀骋；蒋冀骋又培养了一位优秀的唐姓博士。蒋冀骋师从浙江大学的郭在贻、蒋礼鸿教授，成为今日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我以此例说明一个纵向的历史。 从横向来看，比如说，英语语言文学，在文学方面有周定之、张文庭，在翻译学方面有刘重德、蒋坚松，在语言学方面有宁春岩。方方面面都有人。 我在校园内，共修建了五位人物的雕像。除了屈原、孔子、祖冲之、李时珍外，本校历史上的，就只为杨树达树立了一座。这也表明我对历史的尊重和怀念。 我还打算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牛顿、爱因斯坦塑像，但未来得及完成，而后任者是否在意这些，我也不得而知了。当然，后来，我在“涉外”完整地实现了这些想法。 在所有的这些被纪念的人物中，只限于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即只限于文人。学校里无政治，虽然也研究政治学，纪念的对象就不必包括那些政治人物了。任何政治人物，都无法跟孔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相比。 在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大楼内，有一座田家炳先生的雕塑像，这是纪念他出资修建了这栋大楼，他是实业家，也不在文人之列。故而，他的雕像不树立在校园公共场所是恰当的。这也是历史，但不在大学历史的主流线上。 1988年初，曾筹备建校35周年。但我觉得是把学校历史还原的恰当时机了。湖南师范大学的前身是当初建立在兰田的国立师范学院，简称国师，它始建于1938年，因此，我设想将校庆改为50周年大庆了。这一改动需经民政厅审核备案，因有王向天的鼎力支持，民政厅的审核毫无障碍。我对这一历史的还原甚感欣慰。否则，就对不起以廖世承为代表的为国师的创立作过巨大贡献的人。 那一年，我邀请杨布生等人撰写学校的50年历史，杨布生不负所托，完成了《湖南师范大学50年》一书。我请省的领导人熊清泉题写了书名，不是因为他是政府官员，而是因为他是国师的学生。那年校庆时，熊清泉捐赠了100元。这相当我们当年近两个月的工资。 湖南最早建的大学是湘雅医学院，其次是湖南大学，接着便是湖南师范大学。它们建的时间分别是1914年，1926年，1938年，正好是一个等差 数列。现在，湘雅医学院（后改为湖南医科大学）已合并于中南大学。 说起合并，也还有一段经历。当时任湖南医科大学校长的胡冬煦跟我交谈过几次。论学科互补，他最看重师大。与医学联系最为密切的生理学、解剖学、心理学都在师大，而中南大学（当时叫做中南工业大学）是以冶金、地质、采矿为主要学科的，基本上没有学科互补性。然而，由于两方面的原因，医大无法跟师大联合。一方面是体制，医大归卫生部，师大归湖南省管理，谁来出面谈联系？而中南工大是部属的，有教育部出面协调合并事宜。另一方面，合并归湖南管，湖南的财政状况不佳，在医大内部，谁愿意合并到一个穷主那里去？ 但我仍然奋斗不息，在不良体制与财政之下，集中力量发展了一批有水平的学科，而依靠的就是那些年聚焦起来一批优秀教师。 在师大进入“211工程”的那一年，我主编了一本书，书名即《世纪的寄语》。那时，我们所有的正教授已超过100位，每位写一篇短文，以表达他们对师大学生们的期望，汇集起来就成了这本书。如今，这百位教授之中，已有五分之一离开人生，但他们的声音依在。这也是我对学校历史的一项宝贵的记载。 我在更宏大的背景下思考过历史。例如，我把人类史、语言史、教育史联系起来，并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 考古学证明，人类至少有了682万年历史。如果有新的考古发现，这个数字还可能增大。最早的人类出现在非洲，由此，也有关于人最先出现在非洲的说法。后来，人类从非洲又延伸至欧洲大陆。有研究说，欧洲人在6000年以前是黑种人。 如今尚无史料说明人类为什么有多种不同肤色。但只要有可能，人们就会去探索相应的答案。 人类的最初只能发出单音节，后来，口腔在进化之中，构成了发出多音节的条件，这也为概念和命题语言的出现创造了生理条件。多音节语言是在人类经历了400多万年后才形成的。在此之前，人们称之为人类的童年时期，此后才有正式的语言，人类也从童年发展到接近成熟的时期。 在人类只有单音节语言时，生活经验的传递也主要依靠肢体语言。有了多音节语言，这种传递变得极为丰富了，童年的教育也向正式的教育阶段发展了。 在仅限于有声语言之时，教育的传承作用也很有限。比如说隔代传承的困难就很大，传递到孙子辈、曾孙辈的可能性很小。只有在文字语言之后，人类生活经验的保存就变得十分有效了；这样，经验的累积就几乎不受限制了，隔代相传也成为可能，这时，才算有了成熟的教育。 伴随着人类史，人类语言史，大体上存在着童年的教育、正式的教育（以多音节语言出现为标志），成熟的教育（以文字语言的出现为标志）这样三个阶段。 文明史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文字语言的出现，相应地，就是成熟的教育的出现。 人类计有四大发明，古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相应地，便是四种最古老的文字。 学校出现在什么时候？教育大词典说出现在奴隶制社会早期。 奴隶制社会早期又是出现在何时呢？中国大百科全书说出现在夏代。 夏代又是什么时候呢？汉语词典说在公元前2200多年。这样，学校就出现在4200多年前，也就是说，成熟的教育出现在4200多年前，这正是文明史。 汉唐时期，学校被称为太学；宋代称为书院；明清称为学堂；民国初，1912年正式称为学校。学校的历史4000多年；学校这一正式名称的历史恰好100年。 对于近100年的中国历史，有许多的描述，著述众多。但也可以作一个极为简单的描述。清朝喊“万岁”；孙中山废“万岁”；1949年后，又恢复“万岁”，还有“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的呼喊声浪之壮观，超过了历代皇朝；1978年之后，邓小平再废“万岁”。估计，中国再不会回到“万岁”时代了。这就是一部中国史。 培根说，数学使人聪慧，历史使人明鉴。看来，历史不仅使人明鉴，它也能使人聪慧。历史不只是一面镜子，它还可以是一个发光源，照亮未来。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同班同学都认为我学习好，书读得好。但是，我的考试成绩一直都不是特别好，一般都在中上水平。有一个印象极深的记忆，中学时曾有一次考试不及格，那一次正是历史。这是我在无论有多么得意的时候都能让自己冷静下来的一段记忆。 即使在后来我的历史知识不断增多的时候，那个记忆也没有消失过。我一直被批评为骄傲自满，其实，我内心里面有一种虔诚的谦虚，在历史面前的谦虚。并且，在我的历史知识越来越丰富的过程中，这种谦虚就变得更为虔诚了。这是从我的外表不容易察觉出来的，但是，那种厚重的历史感确实伴随着我。 九十、七月七日 写这一节的时间，正是2012年7月7日。这个时间点，让我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1937年7月7日，日本人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我也在那一年出生，这似乎意味着我与自己民族的苦难史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母亲告诉我，在一次逃难时，她一边夹着一个包，一边抱着我，日本人从后面一枪打来，打掉了一边，当她在逃难镇定下来时，发现打掉的是那个包。我正是从日本人的枪口下存活下来的。这让我和我的民族会永远贴在一起。 1957年，又遇一个“7”。这个“7”怎么会这样不吉利啊？这一年，知识分子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灾难。后来从文献上看到，那时候，正式的右派分子共55万人，正式的中右分子是147万人。以后，又有正式的文献指出，真实的数字还要大得多。我属于147万分之一。在1979年给我平反时，我才知道我当年的正式身份。难怪我们年级的那位“左”派人士一直称我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实在把我看得太高了，我居然成了一个阶级的代表。 那时候，我们年级共分三个班，我在甲班，并长时间任这个班的班长。在我担任学校校长的时候，被认为有很强的组织管理能力。这也许与长时间地担任过班长有关。尽管一个班与一所大学不一样，但若就管理而言，又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都是跟人打交道。 反右开始后，我一直认为我们甲班没有右派分子。那时，乙班、丙班都打了右派，乙班最多，那位“左”派人士所在的班打的右派分子最多。“左”很厉害，右派就多。 后来，上面有人找我，说你班上有右派，我说：“没有啊。”他说：“饶钦威就是”。我反问：“他怎么会是？”“他在黑板报上有一篇文章”。就是这样一篇刊在数学系的黑板报左下端的文章，不到两百字，说的只是建议今后学生分会的选举更民主一些。具有向往自由、民主的天性的知识分子哪里知道是不可以再讲自由、民主的了。于是，饶钦威成了右派分子。 饶钦威不仅和我是湖北人，而且算是很好的朋友。这样一来，我的处境就更艰难了。当得知饶钦威被划右派时的当晚，王祖裕、饶钦威和我，三人坐在第二教学楼前，久久彼此无言。那一刻，时间凝固了。 这就是1957. 1966年，还没到“7”，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就来了。它不是打“走资派”的吗？我显然不在“走资派”之列，风暴却仍然向我袭来。后来，我才明白，比起“打倒走资派”来，还有一个更恐怖的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我第一次听到“牛鬼蛇神”这个词，有所不解，牛，在日常用语中是一个褒义词；牛，人类的朋友，还有“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说，都是正面的，怎么一下子成了“坏人”的称呼？神，就更不要说了，那是人们敬畏的对象，怎么也用来代指“坏人”呢？怎么都成了“横扫”的对象呢？ 可是，在湖南师范大学的那一大群“牛鬼蛇神”之中，我看到的都是我尊重的一批有学问、有修养的人。因此，实际看到的“牛鬼蛇神”不给人任何一点恐怖感，恐怖主要源于那“横扫”二字。 我既不在“走资派”之列，又应当不在“牛鬼蛇神”之列，但是，“牛鬼蛇神”这张网太大了，把我也框进去了。 叛徒、特务、走资派，再加上地、富、反、坏、右，已经有了八类人了，知识分子似乎不在其列，却被称为“老九”了，是接着那八种人的。“老九”的正式称呼是“臭老九”。这个“臭”味不知是谁闻到的，但是，不必谁闻到，从1950年以来，一直都在以各种名目、各种形式批判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还会不臭吗？当然，我始终能想象得到，知识分子在世界上是香的，并且正是靠知识分子的带动而带来了人类的全面繁荣。相反，在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的中国，能不衰落吗？那个年代的末尾，即1976年，这种全面的衰落显露无遗。 1937，1957，1967（1966的前一年）， 这些“7”字好像对于中国都意味着灾难。 1937年7月7日，1966年6月6日，这些“7”字连在一块，这些“6”字连在一块，好像意味着更大的灾难。我不相信这里有什么神意，也不相信只是我对数字的敏感，那都只是一些偶然的联系。其中，有必然的东西呢？ 我相信有两个必然，我相信，从1937年之后，必定再不会有任何民族敢于侵犯中国并占领中国大片土地了；我相信，必定再也 没有谁敢舍天下之大不韪而发动毁灭中华文化的破坏活动了。百年史上中国人遭遇的两场大灾大难将永远过去，其中一场来自外族人的侵略，另一场则来自中国人自己的胡作非为。这种大灾大难永远过去了。 可惜，仍有对历史的回避。这多少埋伏着危险。不是所有人都已经十分明白1966年爆发的那场大动荡的真相的。退一万步讲，能够设想中国再次陷于那种大动乱吗？什么人还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在外国人当中，在我们东面那个岛国上有一些极右翼分子是怀着这种希望的人。 一直由于内部原因而动荡不已的中国，实际上在世界上是很被人看不起的。似乎中国人习惯了这种窝里斗。我想，中国确实是需要通过自身的深刻变革来向世界展示：我们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我们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历史不只是一面镜子，历史不只是让我们明鉴，历史也可以让我们智慧。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回避历史呢？那不是回避明鉴、回避智慧了吗？回避历史的民族是不理智的，尽管会有人回避，但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中国人既不会回避日本人侵略我们的历史，也不会回避“文革”给我们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 几乎没有人认为“文革”的发生是偶然的。那么，“文革”的必然性在哪里呢？怎样去理解“文革”在中国发生的必然性呢？ 毛泽东曾说过。苏联的大肃反、大清洗不可能在西方发生；邓小平曾说过，中国的“文革”不可能在西方发生。这个道理是明显的，西方有成熟的议会民主，发动“文革”这样的运动岂能不经过议会？议会又岂能不否决这样的运动？同样，西方议会会允许苏联发生的那种大规模镇压吗？ 这就有一个相伴的问题：为什么在西方不会发生而在东方的中国发生了？ 不应当让别人代我们去思考。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能不去思考它吗？从中可以获得的珍贵的历史教益，能不去思考吗？还不只是让这种灾难再不发生的问题，还应当力求让我们的国家以一种更坚实、更豪迈的步伐走向未来。 1937年，日本人的铁蹄踏进来；1957年，中国的知识分子遭受灭顶之灾；1967年，一场更大规模的动乱向中国袭来；1977年，光明照耀中华大地；1987年、1997年，中国在繁荣昌盛的大道上继续前进。为什么在1976年前，“7”字总是那样不吉利？为什么从那以后，不只是“7”字，其他数字所代表的日子——对于中国成了有积极意义的日子？ 1937年的7月7日，让“7”字与不吉利相联。但问题肯定不出在数字上。当中国人真正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一切数字也会掌握在自己手中。 据我所知，当中国大陆上有很少一些人回避“文革”历史的时候，在走出大陆的那个外面的世界里，有很多人、很多机构保持着对1966年爆发的那场大动荡的深深记忆，他们在思考：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那里为什么会发生人类历史上如此奇特的事件？他们甚至觉得这是与他们自己也息息相关的事件，他们觉得这是在思考人类自身而不只是他人的事。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反而能去回避而不深加思索吗？ 难道真的只有旁观者清吗？难道真的“认识你自己”是特别困难的吗？无论如何，我相信，我们是能打破宿命论的。我们将自己正视自己，清醒而客观地审视自己的历史，这将让我们更加满怀信心地大跑步走向未来。 九十一、在人间 我知道，董事会有三项主要职责：1.任命校长；2.制订章程；3.为学校投资、拨款。 党委会这三项职能都没有。我做过党委书记，我就深知我没有董事长那样的一些职责，我不是老板。所以，我首先告诉我自己的是：不要搞错了身份，不要误以为自己是老板，不要妨碍校长的工作。也就是说，我是从低处做起的，不是从思考应当去做什么开始，而是从思考不做不应当去做的事开始的。 我又知道，很少有党委书记是像我这样想，这样做的，这也说明我是独特的。 一般人认为我是很特立独行的，我是与众不同的。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我的特立独行主要表现在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上；而在做人上，我并未特立独行，我与众人一样，非常注意尊重他人，尊敬老师，孝敬父母，热爱祖国。我还很注意向那些特别善与人相处的人学习。 例如，我所看到的石峥嵘老师、钟新民老师，就是善与人相处的。我观察他们的特点是，用心倾听别人，在别人说话时，只有点头或不点头，没有摇头；只说对或不吭声而不说不对。这与我们以前被教导的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很不一样。 我曾在1957年之后反复被批判为“斗争性不强”。后来也想改，想让自己斗争性强起来。但始终未学好。当我任校长后，遇到过彭丙成一类教授适不适合担当系主任的问题，他的特点就是喜欢“和稀泥”。此时，我仍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我觉得“和稀泥”的人更适合担长院长、系主任等领导职务。 我也曾不小心而选用了很强硬的人，在这种情形下，我也无法在正规的任期内免去他，只盼他到期就卸任。过于强势，过于强硬，以致常常与教职工吵吵闹闹，这种情形确实发生过，结果，这样的合作伙伴一般都没有较长任期。 若以八年为限，视任期八年以上者为有较长任期。按此标准，与我同任者计有刘志辉、戴海、陈钧、罗维治、蒋冀骋、龚维忠，都不是强硬者，罗维治可能有点特别，但客观地看，他确实只是对损害学校利益的行为疾恶如仇。 选任蒋冀骋为组织部长，是我思维方式特立独行的一例。在传统观念下，组织部长多半出身于长期从事政工的人员，同时是严肃且颇讲原则的人，这两方面，蒋冀骋都不是，他是一位纯粹的读书人，又是一位近乎于“和稀泥”的人，而在我看来，他恰好有两个重要优点：一是学问做得好；二是他这不属于“强硬”派。后来，他很快担任了党委副书记。 和我共事不足八年，但有四年以上的，还有伍先炎、陈信、李维琦、姚立成，我觉得都是很优秀的。 许多事快过去20年了，就在去年，张国骥问我：“教科院要选一位副院长，您认为谁合适？”我说我已声明过决不介入学校行政事务，不介入非学术性事务。他说：“一方面这也具有学术性，另一方面就算我个人与您的交谈。” 于是，我想了想，就想到了刘铁芳。我下意识地重复了20年以前的看人标准，一是特别有学问，二是“非强硬派”，即蒋冀骋式的人物。依此，正好也就是刘铁芳。与蒋冀骋当年被怀疑能否具有行政管理能力一样，教职工对刘铁芳的主要疑虑也如此。 周俊武是通过周景明而从中文系选留下来的，他任校办公室干事、秘书、副主任、主任，被称为上升特别快的一位。其实，他也是经过多方考察和检验的。在我的建议下，他曾去担任过校团委书记。原因是，校办被认为是校长眼皮底下的工作部门，在这里工作时常常是夹着“尾巴”的。到了团委书记这样独当一面的岗位上，“尾巴”就有可能露出来。后来。经多方验证，他没有“尾巴”。我主要关注的是：他是否在学生面前爱起高腔，是否与学生会的成员平等相处？对这些问题，他的行为所作的回答都是积极的。这样，他才正式被任命为校办主任。 我对一位来自物理系的年轻干部也作过类似的考察，结论是相反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 刘启军来自政治系，对有这样专业背景的年轻干部，我多了一份考虑。为此，我曾建议让他先到总务、后勤等部门工作一段，后来才逐渐转到校办、党办来。结果表明，他类似于周俊武，具有多方面的优良品质。 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用人原则 是自己悟出来的。我从不运用文件上关于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的那些原则。我的原则虽然是自己悟出来的，但也可说得出根源来。 确立自己的原则，一是与我看人的标准有关，把看人的标准用于看干部。在我看来，首先是会做人，会做人，才会做科长，做处长，校长之类。 另一是与我的思想方法有关，这种思想方法又与数学有关。数学总是从最基本、最原始的地方开始考察的。在工作上，在用人的问题上，我也如此了。 我曾提出过考察干部的三条原则。第一，大小便之后是否自己冲水；第二，跟人谈话时是否爱起高腔；第三，回家后是否打骂老婆（或老公）。组织部门的人员认为我这三条都不太好实地考察，这让我有点失望。实际上，在这些具体原则背后潜在着一条明显的考察方法：从最简单、最基本的方面着手；一个明显的实质内容：从基本的做人行为去考察。 对于学生，我也从不运用什么“学习好、工作好、身体好”的所谓“三好”标准。为此，我另提了三条。在一个小组里，谁担任组长呢？原则 上大家都可当。但是谁被认为最优呢？我提出：第一，看谁最勤快为小组的同学去开水房打开水；第二，看谁在寝室扫地最多？第三，看谁的成绩最好又最不跟别人吵架？ 那时候，学生是八人一个寝室，也是一个小组。那时候，是用热水瓶到开水房打开水饮用的。我提出的这三条，同样是最基本，最具体的，同时，又包含了我的“和稀泥”的原始思想：不跟人吵架，或者说，要“斗争性不强”。我把过去长期受批判的，被认为是一个缺点的那个“斗争性不强”，正式地列为我的看人标准，用人原则。 俄语专业的两位负责人，这里，权且以甲和乙来称呼他们，甲来我的办公室就说乙如何“不是”；乙来我的办公室就说甲如何“不是”，都是“告状”，都是说对方“不是”。面对这种情况，我不能说你们都不要到我这里来，否则，你官僚主义了：下面汇报你也不听？于是，我就跟他们约定：来我这里，首先需讲对方的好话，或只讲好话，否则我会塞着耳朵的。仍然还是我一贯的那个做法：和稀泥。 也还有效。在老中青教师中都广为传说：“张校长不喜欢听一个人在背后讲另一个人的不是”。实际上，也就是我非常不喜欢那些打小报告的行为，非常不喜欢那些“告密”行为，不喜欢那些小动作，堂堂正正做人，善待厚待他人。 社会上，在中国曾经的政治生活里，有一种说法是：“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团结同志”。但我在一开始时对这种说法就很反感。原因也有三个方面。 第一，团结本身就是原则，而这种说法就意味着 团结在原则之外；第二，持这种说法的人本身就高高在上，似乎原则总在他手里；第三，他是团结者，别人是被团结者。 我根深蒂固的自由平等观念，使我从内心深处拒绝这些说法。 我的看人标准、用人标准并无任何的特异之处，那就是做人的标准，那就是首先懂得尊重别人，懂得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无论自己处在何种“高贵”的位置，无论别人处在何种 “低下”的位置，大家都是平等的。 可以引以自慰的是，我在任何岗位上从未起过高腔，从未摆过架子，从未以教训别人的口吻说话，我认为我本无架子、本无高腔高调，本无教训人的资格。 我很欣慰，我在长期的校长岗位上，没有发生异化，我依然是人，是我自己。 我在人间，因而，人总在我心间。 九十二、“211工程” 一时间，中国刮起“工程”风，这是自1949年以来形成的一种潮流，什么事都容易一哄而起，人们称之为刮风。其中包含的盲目性，是群众运动的必然结果。因为是运动，更多的人是裹挟于其中的，甚至一些学者也如此。 有许多由数字表达的“工程”，这未必也是数字化中的一部分？有什么“985工程”；“973工程”、“百千万工程”等。这多少还有些内容，但是，还有所谓“形象工程”、“民心工程”、“政绩工程”，世界上恐怕很难找到这样寡廉鲜耻的正式诉求。我不仅不与这些“工程”为伍，而且还写了不少文章去进行揭露和批判。 但是，我还是有具体分析的。有些“工程”是有意义的，有些工程是很荒唐的。在我卸任师大校行政职务时，接任者立即提出了“民心工程”，同时也立即遭遇嘲笑。这里毕竟是学者聚焦的地方，是有识别能力的。民心自在人心，那不是用口号、用什么“工程”去呼唤来的。 古时有“得心民者得天下”之说，但这是封建统治者的逻辑。当今的政客们通过一些现代形式去争取民心。然而，这些统治者和政客有一种天然的局限性，他们都是为着自己的统治地位而看重民心的，于是，有时，他们就采取一些特殊手段去笼络人心。人心并非他们的根本，根本在于他们的权势。公开喊“民心工程”的人，其更为可笑之处在于他们不加遮掩、不顾羞耻了。 现在回到“211工程”上来。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含义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大学”。“211”中前面的两个数字21，即所面向的世纪数，最后一个数字1，即那100所大学的代称。客观地说，这是一个有眼光的、有责任的设想，与一般的口号有明显的区别。 从北京发出的信息，一般来说，最迅速接收到的是上海、广州，教育方面的，科学方面的，这类信息的传递与政治信息传递特有的那种诡秘不一样。 我最初听到“211工程”的消息正是在广州。 我不只是个人不去图名，对于学校，我也不图名。名是需要的，但决不能是虚名，而应是有实实在在基础和内容的名，亦即有名有实的名，是植根于实的。 “211工程”实不实呢？这是我当时作出取舍决定所思考的首要问题。“211工程”的实，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有专门的投资，国家投入总计是100亿；第二，是必然会有的一些优惠政策；第三，因为这个名而更有投资吸引力；第四，因为这个名，也更有利于师资建设，有利于改善生源。换言之，财源、师源、生源都将改善。 知道“211工程”之初，我任职已近十年。十年之中，我一直思考着学校的未来，观察着学校的走向，期待着学校的发展，为此而睁大眼睛寻找机会。 “211工程”是国家的机会，也是我们学校的机会。当这种机会业已呈现在我面前时，我相信我不会让它溜走。我已下定决心，全力以赴，为学校争取机会。湖南师范大学会永远活下去，但要活得很好，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抓紧去做吧。 我的另一感受是，最大的决心是放在心底里的，不轻易外露的。至少我本人是这样看的，我相信，在中国环境下，少说多做和只做不说是最好的方式。 我最早在校内公开提到争取进入“211工程”，已是1994年初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此后，只能是面对一切，克服一切可能的障碍和困难，勇往直前。 我们所遇到的实际困难确实有些超乎想象。一是财政的困难，二是被选择上的困难。 湖南当时在全国算一个穷省，财政收入，全国排名第24或25位，拿不出钱来搞“211”。省财政答应下来的经费是2000万，而国家要求的底线是一个亿。百校百个亿，每所学校的投入不能低于平均数。仅两千万，缺口太大。 怎么办？教育厅配套两千万，我们决心争取捐赠4000万，自己再等2500万，总计1亿零500万元。江苏给南京师大和广东给华南师大的，都是4个亿。我们一个亿，可谓寒酸。但我们人穷心不穷，寒门子弟也可以成秀才。 当时，全国普通高校一千所。“211工程”占一百所，恰为十分之一。同时，一千高校中师范院校共267所，若按十分之一计，应有26至27所 师范院校进入“211工程”，可是，师范院校并没有这种平均享有的地位。当初进入“211工程”的一百所大学中，仅六所师范院校，这只是26这样一个平均数字的一个零头。 第二个困难就是湖南是申报一所还是两所大学进入“211”的问题，具体来讲，就是湘潭大学与湖南师范大学是否同时申报的问题。 由于湘大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历史背景，它曾被正式列入国家重点大学的名单，且湖南省也明确过重点建设湘大。论实际学科水平，湘大无论如何也不会在国家重点大学行列，这是非学科的、非学术的因素所致。它的实际水平曾经也不亚于师大，但在进入上世纪90年代时，它已明显不如师大。这是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普遍认可的事实。 论名份，似乎不能不报湘大，论实力，论水平，又不能不报师大。于是，湖南省府和教育厅决定同时报两所进入“211”。当事人都明白，一个省的省属院校绝无可能进两所，湖南尤其如此。当时，有些省一所也 没有，一所也未报。湖南报两所，颇有点“矛盾上交”的味道。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们心切，但也得有君子风度。我们向湖南省府表示，请湖南只报一所，至于报这一所还是那一所，由省府定。其实，他们若只报一所，就很难不报师大而只报湘大。所以，他们仍然坚持报两所。 这时，我们不得不挑明报两所的后果，后果是因报两所而一所也不能进入。国家并不急于凑足100所，某些省缺了就缺了。我们把这种明显的后果用两个式子表达：1＝1，1+1＝0。意思是：若报一所，就会成功进入；若报两所，就等于0，一所也进不了。其实，没有谁不懂这个道理，我们只是用更简洁的方式来表达。 我们需要钱，但办大学并不只靠钱，“211”意味着有钱，但不只在于有钱。 大学需要名，但办大学并不只靠名，“211”意味着名，但不只是名。它有很实在的一面。如果是名就意味着客观且自然形成的学术声誉，那不只是大学需要的，且是社会求之不得的。我实际上是把“211工程”建设与提高学校的学科水平、建立强大的 师资队伍紧紧联在一起的，我们必须是名实相符的。 南京师大、华南师大和我们湖南师大，是那时进入“211”的三所省属师大。与南京师大和华南师大相比，我们湖南师大进入“211”有特殊的困难。 我常通俗地说，那两家，一家有钱，一家有势，我们则无钱无势。华南师大有钱，这是谁都知道的；南京师大“有势”，主要是说它确实有相当的水平，并且因为它的前身与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的前身均有关，与著名的中央大学、三江大学有关。 湖南师大有没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呢？那时，在全国，被认为进步最快，发展较好的综合大学是南京大学，不是指水平最高，水平最高的综合大学，显然是北京大学。按同样的标准，进步最快的工科院校的是华中科技大学（其前身为华中工学院）；进步最快的师范院校是湖南师范大学。为什么它们进步最快呢？原因就在于改革力度最大。 湖南师范大学全方位的改革与发展曾引起广泛的关注。外省的人来湖南参观时，一般只看湖南大学、中南工业大学。省里的官员也觉得自己的省属院校没什么可看的。后来，情况大变了，师大有东西可看了。这主要是 它建立起来了较高水平的一批学科。 教育部有一位副部长韦钰，她主管高等教育，当然也主管了全国的“211工程”。在我看来，她既是一位见识很广又有决断能力的人，既是一位细心体察又能直言不讳的人。 她先后两次考察师大，这可能与省府、省教育厅的引见有关。第一次考察过程中，她对我说：“湖南文科的中心好像在你这里？”我说：“尽管我很清楚，但你的表达意义是有所不同的。” 第二次考察时重点放在物理系和生物系。在生物系，她仔细看了梁宋平的实验室和工作状况，毕竟是专业出身的官员，她对专业有特别的敏感，显然她已意识到梁宋平工作的非同一般的意义。梁宋平是毕业于北大的生物化学博士，并在美国也做出了很好的工作，他的蛋白质化学研究站在学术最前沿。面对这样出色的工作，韦钰问梁宋平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在问这一问题前，她还刻意向我表示：“张校长，我下面要问梁老师的一个问题，请你不要在意”。我立即应道：“没问题的”。 她所问的问题是：“你怎么到这样的大学来了？”“这样的”三个字，含义很清楚，所谓“那样的”大学就是北大、清华，你怎么没去“那样的”北大、清华，而到 “这样的”湖南师大来了呢？ 梁宋平对这样的问题愣了一下，停留片刻后，说道：“我觉得在这里我也能做出我想做的工作来。”韦钰的微笑表达的是一种满意的、高兴的心态。 在确定湖南能不能有一所和由哪一所大学进入“211工程”的问题上，韦钰早已心中有数。当有人说：“我们比他们（湖南师大）水平更高”时，韦钰断然地回答：“无论你们怎样，湖南师大也将进入！”她既看重现有水平，又看重改革的力度及未来发展趋势。 九十三、“财从才来” “211工程”确实不只是一个数字，一个符号。它们实质内容是学科建设。当年，我们确定了四个重点建设的学科。由于投入的缘故，只能一批一批地建设。优先建设生物学科，是因为它已有的水平和进一步展示的前景；优先教育科学，是因为师范院校自身的特点。还有近代史和政治学，这是这两个学科的历史地位决定的。所以，对优先建设这四个学科，有广泛的共识。 学科建设的基础又归结为人才，要有优秀的人才，才可能建设优秀 学科。 要想有优秀的高水平的人才，就要有钱；没钱，人才怎么来？这个逻辑，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才从财来。 但我觉得应当是另一个逻辑：要想有钱，有财，就需要有人才；没人才，钱财怎么来？这个逻辑可概括为另一句话：财从才来。我把“才从财来”倒过来了。 没钱，可以贷款。凭着学校的诚信和稳定的发展，银行对于大学的投贷还是很积极的。 所以，没钱好办，没人才就毫无办法了。去“贷”人才吗？可以“借贷”吗？另一方面只要有了人才，就会有钱财来。因此，我的思路，我的出发点，就是立足人才。 当梁宋平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所需要首先解决的物质条件：一是一套住房，二是一台9万美元的蛋白质序列测试仪。住房好办，那时在赫石北村正好有一栋三层楼房共三套四室一厅的房子，我们所有的校领导都不要，就给了三位无任何行政职务的教授（“纯”教授），其中，一位就是梁宋平。 9万美元从哪里来？这是我们最犯愁的事了。有一次，省里开会，午餐时，跟陈邦柱省长坐同一桌。他问我：“有什么困难吗？”“我需要9万美元的外汇指标。”陈省长立即回答：“我给你指标。” 那时，外汇是由政府管控的，没有指标就不可能持有外币。这样，就有了指标。 指标有了，配套的人民币在哪里？按当时的比价，配套人民币约30万元。那时，学校真穷啊，哪里额外有30万元啊？年初都预算过了，一般都还是赤字预算。但欠账求发展一直是我的基本思路，去借吧。又从哪里去借呢？ 又是一次省里开会，又是一次与陈省长同一桌吃饭，又是他首先问我：“仪器买回了没有？”“没有。”“为什么？”“配套的人民币还 没有筹到。”“我给你了。”未曾想到，配套的人民币也这样解决了。陈省长是一位能抓紧办事又干脆利索的人。 问题在于，他明白这笔钱背后最重要的科研项目，是以人才为后盾的。因而，在我看来，也正是由于有了人才，才有了省府慷慨的投入，财从才来。 因为有了梁宋平，这盘棋就活了。不仅如此，后来的发展更说明问题。由于他研究项目的重大意义，又由于他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所以，他很快拿到课题，这背后就是课题经费，就是钱。没有很长的时间，他的实验室产值就过了千万元。 在杨正午初任省长时，他所确定考察的第一所大学就是湖南师大。我们几个人在讨论的时候，谈到让他在师大看些什么的问题。有人主张 看看我们那些破旧的学生宿舍。我把这戏称为“叫穷”。这种“叫穷”的方式是一般学校都会用的。我提议，我们向他来一次“炫富。”我们富有的是人才。当杨正午来到时，首先进入的是图书馆大厅。在那里，分五排，站立着百位从全国各地来的博士和教授们。 那一次，是省政府秘书长翁晖陪同杨正午。在我向杨正午一一介绍了那些博士、教授的身份，介绍了他们来自什么大学之后，翁晖对省教育厅的一位副厅长说道：“你看人家张校长，对于人才，如数家珍。你们呢？”翁晖也是直性子人，有话就关不住的。那种场面确实让杨正午很感动，他甚至说道：“谁说湖南不能吸引人才？师大不是吸引了这么多人才来了吗？” 当时，陪同杨正午前来的，还有一位副省长潘贵玉（女）。在杨正午听取梁宋平用幻灯片讲解他的研究工作的过程中，潘就向他提出了进一步投入的问题。潘开口要800万，杨省长一个价都没还，即指示省财政予以落实。 湖南是一个穷省，但这并不等于它的每个地方、每个单位都必定也穷。湖南师大这样的大学可不可以不穷呢？这也在于内外因素怎样起作用，尤其在于我们大学如何奋斗。 湖南省不容易吸引人才，也不等于湖南师大一定不能吸引人才。环境影响学校，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也不是决定性因素。 依我的感悟，真正有学问且打算继续做学问的人，所看重的是三个条件：一是基本的物质条件，生活条件；二是学术成果的公正评价；三是比较自由、比较宽松、有较大包容度的环境。这三方面一般是被综合考虑的。 我们的优势恰在第二、三两条。 在物质条件方面，我们显然谈不上富裕。但基本的条件还是具备。我们当时的方针是，尽量节省行政开支，减少非学术性开支，集中财力于师资建设和学术发展。 正因为这一方针，又导致了我们局部的富有，在上世纪90年代前的几年，我们对新 来的博士所提供的物质条件是：1.一万元安家费；2.配偶随调，并对有高中文化以上者安排工作；3.分配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 不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看，就不容易知道这三条的份量有多重。那时，富裕的人称为“万元户”。当他们一来到师大，就立即成了“万元户”。 那时，博士毕业生大都是有了家室的人，拖儿带女，其中，很多人的配偶就是农村妇女。因此，配偶随调对于他们就成了特别有吸引力的条件。 住房条件当然也算不错了。但这些物质方面的条件确实还不是决定性的。例如，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做“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长沙一套房”。这就是文化因素上的差别。 一般来说，在北京做学问的条件，是长沙无法相比的。但是，我们应当在长沙所有机构中做学问的条件是最好的。 郭晋云在北京师大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是否来到长沙，所考虑的就是学术环境问题。梁宋平在来到师大时，所顾虑的主要因素也包括学术环境问题。 当时，我采取的方针是两条：一是学术开放（不只是自由）；二是来去自由。 第一条的意思是，来到学校后，学校全力支持他们参与国内外学术活动，希望他们满世界跑。第二条的意思是， 当发现他们不该来到这里时，随时可以自由离开。 对于我提出的这两条，校内也不是没有非议的。实际上，坚持这两条也不是很 容易的。 无论是物质条件、生活条件、文化条件，湖南不仅无法跟北京相比，跟许多的其他省（市）也不能相比，例如广东、福建、江苏、浙江、湖北等。那时，湖南还有一个保守的外部形象。这似乎使得我提出的两条方针特别不可行。 我们好像跟安徽、江西、广西差不多。可是，在这些差不多的省区中，如果我们没有更特殊的思考和更先进的措施，我们不也只有一直在落后的行列吗？ 当然，我要采取这两项方针，还必须取得决策层的相当程度的共识，实际上，不仅是共识，还需要共同的行动。这样，那些看似不容易做到的事，就有可能做到。 九十四、关于“来去自由” 我在此专门讨论一下以上所提到的两条方针，其意义之重大已被历史所说明。 “来去自由”指的是，想来师大是自由的，想离开师大也是自由的。想离开师大的人，不要设卡，例如卡住档案不放。对想来师大工作的人倒 有点点限制的，例如年龄上有限制，专业能力上有限制。 离去时不仅不设卡，有些人，只要我知道他何时以何种方式离开，我还去送行。如周定之离开，张京浩离开，邹寿长离开，郑岗离开，等等，我都去送行了的。 周定之老师离开师大去工大，我对她说：现在，您想去，我为您送行；将来如果你想回来，我来迎接。果真，去了一个学期，她觉得还是师大好，回来了。 邹寿长去深圳另找工作，有半月的时间未请假。当时的人事处长文端开，按有关规定，这半个月算旷工，须予“除名”。我问文：“除名意味着什么？”他说，那就是开除处分，并记载于档案。我可能是破坏规定了，建议不要除名，不在档案中作任何记载，为他送行吧。邹寿长很明白自己的做法不当，对于学校的处理常怀感激。后来，他成为深圳师大校友会的会长，经常开展支持学校的各种活动。 张京浩离开时，学校派车送他。在车子将要开动时，我出现在车旁，这令他十分意外。黄珂去海南时，我们用一辆卡车为他装行李，一直送到渡海口岸。 曾经，教育行政部门在学生或职工出国时，要他们支付培养费。我时任校长，决定不执行这一规定，一律不收取培养费。我认为，那是一种 “绝情”的做法，而且是不理智的。难道出国便意味着出国前对他的培养就是不该的吗？ 来去自由，出国能不自由吗？ 当时，对我采取“来去自由”的方针有一种评议是：只有那些有水平、有实力的大学才能来去自由，我们这种没水平、没实力的大学也来去自由，不是只给别人做一个跳板吗？ 有水平、有实力的大学不愁无人来，来了之后再走也不愁，因此也有实力实行来去自由的政策。但是，在我看来，像我们这样实力还不强，水平还不够高的大学，较之那些有水平、有实力的大学就更应当实行来去自由的方针。 当人们进行选择，若面对同一档次、同等水平和实力的若干所大学时，他愿意到实行来去自由方针的学校去，还是愿意到那些一去就卡死了的学校去呢？一般来说，尝试性的选择总是希望有弹性，有回旋余地，到那些实行来去自由的大学去，即使走错了门，问题也不大。 我在跟那些刚来到学校的教师见面时，常主动说：“你来试一试，合适就留下，不合适你离开就是了。”在我看来，校方与来者是平等的。你可试用他，他也有权试试你。即使签合同，也可在正式签署前试一段。对合同的遵守也是双方平等的。 历史证明，我采取的方针对学校的发展是有利的。这个方针，带来的另一效果，就是学校各部门工作的改善。以人事处为例，以前，他们有一个武器，卡档案，你想走，不让你走就很简单；来去自由了，卡不住了，靠什么留人而不是卡人呢？靠良好的服务。人事处后来想出了一个“一榄子服务”的办法。在有人进入学校工作时，有关的一切手续，他们包了。给新来的职工很大的方便。 简单地说，从前，是你求我；现在，是我求你，求你到这里来从事教学和科研。如此一来，服务态度会不好吗？再说白一点，双方的权利是平等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权力经济，垄断经济，是让人去求它的经济。这是体制上的病根。市场就在于打破垄断，让权力不能进入经济。现在的问题是：权力仍介入经济。因而，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不会有经济持续而健康的发展。我在学校里采取的方针，并不是从经济学那里借用来的。我是从大学、从人本身去感悟的。依然是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观念在起作用，而且，我的这种观念也并不来自卢梭，它来自我自己的心灵深处，来自我自己的悟性。 由此看来，来去自由的方针，在学校里具有全局意义；在一般社会学意义下，也具有根本性。 现在来讨论另一条方针，即教师完全自由的学术活动。 人员从一个单位流动到另一个单位，被认为是两单位之间的事，是双方的事。在我看来，应当是三方的事，当事人也是一方，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方。 当郭晋云等人想来师大时，他们的重要顾虑之一是参加学术活动可能受到限制。我对他说：你可否来试试？郭晋云来了，多少是对我抱有信心的。其他人也如此了。 郭晋云来到湖南师大之后，去过欧洲，北美，南美。实际上，在我的目标中，是希望有尽可能多的教师能走向世界各地。如果每年有大批的教师到世界各地去活动，那就象征着活跃的学术，象征着我们处在世界水平，我们能向世界发声。 自由的大学，开放的大学，高水平的大学，这是三位一体的，当然也是我的理想。 起初，我们还为外出的教师提供半程的资助。这只是一种过渡，应当很快形成教师依靠自己的课题经费来解决。而且，高水平的教师，会议举办者还会特邀并提供旅程资助的。 梁宋平在北大念博士时，导师是 当时的北大校长张龙翔。他在念完博士之后即留在北大。我们是在北大已将梁宋平留校后再设法调他过来的。张龙翔校长是在为我们求才心切所感动的情况下，同意让已留校的梁宋平来到湖南师大的。当时，梁宋平也是张龙翔的课题的参与者，在梁离开北大时，张校长提出：“当我这里需要时，请梁随时过来。”我不仅立即同意，而且是我求之不得的。毕竟，我们各方面的条件不如北大，梁宋平要保持站在学术前沿的状态，最好的办法正是不脱离在北大的课题研究。 我深知，师大落后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它的封闭。教师与外界几乎没有什么学术交流。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我初任学校负责人的时候，理科相当落后，文科稍强一些。强的也主要是一些传统学科，特别是文学、史学。 在史学方面，林增平有很高的水平，他在外面的主要合作者就是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源教授。 在文学方面，比较有成就的宋作胤、马积高、羊春秋，都是不出门的秀才，独自做着自己的研究，也是颇有成就的研究。如果有广泛的学术交流，不仅可以让更多的人受益于他们，而且他们自身也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 我上任伊始就下决心打破这种封闭状况，然而，要想打破，还得依靠教师本身，尤其依靠新一代的有更开阔眼光的学者。我的开放观点，不只是面向全国的，而且是必须面向世界的，否则，不算真正的学术开放。我所注意的焦点之一，包括提高全校的英语水平，不只是学生的，也包括教师的。 那时，凡有条件出国留学的、学术交流的，我都支持。曾经一次就有五人去加拿大学习历史，学美国史、英国史、加拿大史的都有。很多人怀疑：“他们会回来吗？”我觉得，既是开放，就是全方位的，回不回来至少不是最重要的，回来的不是他们而是别人，效果有一样的。所有的大学都开放了，情况就会如此。 人员交流是学术交流的一部分，学术交流是学校生命活动的一部分，主要的一部分。 我毫不回避我是自由主义者。我珍爱的是自由，由此，我能不珍爱教授们的自由吗？能不珍爱大学的自由吗？能不珍爱学术的自由吗？我能只珍爱我自己的自由吗？ 我对自由的珍爱，包括维护它，发展它，创造它，因而，也包括维护、发展和创造大学的自由，维护、发展和创造学术的自由。由此，我自己也才能更充分地享有自由。 九十五、现代与后现代 我很不现代。 上世纪50年代，从周恩来那里就听说过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中国要实现工业现代史、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我们古老的国 家要走向现代化，这是很鼓舞人心的目标。可是，后来对于现代化的口号，听到的就越来越少了。曾有过为实现现代化而进行的许多个“五年计划”，然而，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外，无一不是破产了的。 自1978年之后，再次有了现代化的说法。但始终没有一个关于社会现代化的目标，没有一个关于政治体制变革从而也走向现代化的目标。因而，至1978年，我们的体制基本上还处在辛亥革命前的那个状态。1978年之后，大约是1980年，邓小平讲过国家制度的根本改革问题，然而，后来的结果怎么样，大家已看得很清楚了。即使就经济而言，近30年，有了很大发展，但离现代化依然还很远。如果把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等因素也加进去作为现代化的因素来考虑，那么，我们离现代化就更远了。 难怪有人说，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至少还需要花一百年。这还要有一个条件，不能再折腾了。中国在上世纪50年初，与日本、韩国是同一个经济水平，就因为后来的不断折腾，韩日早已现代化，而中国还在后面追赶。那时候，上海与香港也差不多，但到1978年时的香港已大大超过了上海。1978年后浦东作为特区开发，由此带动，上海才再次蓬勃发展起来。 中国在经济、文化、科学和社会发展领域的全面现代化，确实是任重而道远。 还是回到生活方式上来，在这方面，也普遍呈现现代化趋势，而我却是跟不上的，我很不现代化。 例如，除了出国外，我基本上没穿西装革履，大体上是穿球鞋和便服，更不打领带。至今我还不会打领带。有限的几次出国，在此期间，领带就是用那种拉练式的，套在脖子上，把拉练往上一拉就行了。 讲课用多媒体好像被认为是教育技术现代化。但我不搞教育技术，也不使用多媒体。讲课时就是一支粉笔。我还心安理得，做多媒体是先制作好的，我在黑板上写的是我之所思所想的，粉笔直接表现我的思想流，是活的东西。 写作用电脑无论如何属于现代技术的运用，用电脑便于储存，便于修改，便于编辑。我知道这些优点，估计，我要去学使用电脑不会有什么困难，但我至今未使用电脑。我仍然用笔写，就写在那种方格字纸上，我称我的这一动作为“爬格子”。 这种“爬格子”的活动跟抓山坡应当有类似之处，那一格一格，就是一步一步；那一坎一坎，就是一座一座的小山峰；那一本一本地写，就是翻越丛峰峻岭。 我常自诩为农民，每天扛着锄头下地，土里来土里去。我也以“土生土长土包子”自诩。一个人的一生，也就是土里来，土里去，来自大地，回到大地。 电脑在编辑、修改上的优点，对于我，意义也不大，原因在于，我的论文与著作基本上无需修改，无需编辑而一次完成。有时，一个提纲也只是存放在心里。 我使用的格字纸，是每本80页，每页300字。这样的格字纸，如果把所 写的论文、著作、日记、报告稿都算上，可能有一千本了。每本厚度约为4毫米，一千本堆积起来，大约为4米高。不只是“等身”，而是“超身”了。 论文要发表，著作要出版，曾经，杂志社和出版社，只要你的手稿就行了。不记得是从哪一年起，都要电子稿了。这样，在发表或出版前就不得不先 输入电脑。此时，我仍然没有自己来使用电脑，于是就只好请人输入，同时给帮我输入的人一点点报酬。很感谢柏才丽、周英，她们帮我输入最多。 后来，听有关人员研究比较用电脑写作和用手写作。这一结果与我的想象一致。由此，我将更坚定地用手写下去。用手写的优点突出表现在能把用手与用脑更紧密地结合在一块了。同时，看一张纸与看一个电脑屏幕，也是前者的效果更好。 电脑的优点之一是帮助人减轻一些思维，但我不想要它帮这个忙。据说，现在中小学对学生使用电脑加了一些限制，正因为使用它也带来一些问题。 上网吗？上网能不要电脑吗？我不上，因而也不需要电脑。 不上网，在信息的获得、资料的采集方面，就有很大问题了。 上网可能带来的许多好处，我都因不上网而未享受到。但我也心安理得，为什么呢？ 很简单，我想要知道的，我都能知道，这就够了。不少人疑惑：你不上网，怎么知道得这么多？说起来，也有几点原因可讲。第一，我的阅读十分广泛，尤其是那些能够把真相告诉读者的刊物、报纸和书籍，例如《炎黄春秋》《南方周末》、《文史参考》以及各种各类的书籍；第二，我书架上摆着的工具书就有11种，生疏的概念和事实，我会尽可能去弄明白，查出个来龙去脉；第三，我还有一些思想自由且保有良知的朋友，在与他们的交流中也可获得许多信息。 我的生活表明，我从多方面保持着与现代的距离。但只是距离，并不是毫无关系。 我所看重的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经典与通俗的融合，大师与平民的融合。 从整个哲学史看，是两个思想流派的并存，一边是，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结构主义，逻辑主义，分析哲学，现代主义；另一边是：非理性主义，人本主义，解构主义，直觉主义，生命哲学，后现代主义。这是一个基本轮廓。 哲学流派千百种，但大的流派，主要脉络，是由上述两大类表现出来的。 我有我的哲学。我并不需要在现存流派中选择一个而后置于其中，我是立足于我自己的哲学，我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思考我们自己的哲学。 学生们在读过我的几部哲学著作之后，例如，读过我的《形而上学》、《人哲学》、《高等教育哲学》、《教育哲学》、《课程与教学哲学》以及我的许多哲学论文之后，概括出，我的哲学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人字。这一点十分重要，但还不是一切。 这样，当有学生问我的哲学是什么主义的时候，我就说：那不就是人主义哲学吗？或者干脆说：人哲学。我的人主义既与人文主义有别，又与人本主义有别。所以，干脆用“人哲学”来表达更好。 人本主义是基于以人为本观念的。但我认为，人本为本，并且，人本为本也只是相对的。人在大自然之中，或者说，在上天之下并非本位。详细地说，我的人哲学，是上天之下、社会之中的人本位。我的人本，是相对于皇本、神本、物本、官本的；也是建立在对这些哲学本位的系统批判之上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古希腊理性主义的哲学，曾经在欧洲发挥过巨大的作用。牛顿、笛卡儿都是理性主义哲学的伟大继承者。他们为近代科学的繁荣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然而，基尔凯戈尔、海德格尔等一批哲学家也看到了理性主义所带来的消极因素。当科学理性被推到极端的时候，人的地位受到极大威胁。 我在大学念的是数学。一般人认为，我的主要特征是特别讲究逻辑。其实，我深知数学的历史，这部数学史所表明的是直觉的伟大胜利，逻辑与之相比，只是一个副产品。 我从事过很长时间的行政管理工作，管理之中似乎主要依靠的是理性与科学。其实，激情在管理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决定性的。理性是必需的，却只是必要的辅助。 人的美妙，在于它是知情意的一个奇妙的统一体。而人之价值正在于充分展现这种神奇的统一性。人受上天之恩惠，其价值也在于不辜负了上天之赋予。 我也并不认为我倾向于后现代。有一点是很肯定的，那就是我的哲学是从人出发的，是充分阐释人的尊严与智慧的，同时，又捍卫人的崇高与神圣。 九十六、人哲学 有必要稍微具体阐述一下我的人哲学。 情感没有理性，难以是恒久的，深刻的；理性没有情感，难以是丰满的，有力的。理性与情意的残缺，就是人的残缺；理性与情意的片面，就是人的片面。 前已说过，我把我的哲学称之为人哲学。如果要加上“主义”二字，那就是人主义，既不是人本主义，又不同于人文主义。有时，我也把我的哲学称为Z主义。Z，是张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Z主义即张主义。Z字又是26个字母的最后一个，是压阵的。 西方很多很多的主义，中国人难道不可以生长出我们自己的主义吗？张主义，王主义，李主义，马主义，赵主义，胡主义，邓主义，彭主义，周主义等等。 我们确实也听到一些在中国流行的主义，例如，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左”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好像我们自己长不出什么好主义，都是要受批判的主义。这是不是中国难以有自己的主义的原因之一呢？一是不敢有自己的主义，另一是有什么主义就变成了一顶压在头上的帽子。 历史证明，“右倾主义主义”实际上是个有很好的东西。历史也证明，个人主义也是个好东西，而集体主义带来的总是大灾大难。 集体主义一词首先出现在斯大林那里，而且就出现在他搞大清洗大肃反的时期。中国的集体主义，鼎盛时期是人民公社，彻底的集体化了。然而，中国人蒙受的大灾大难也是那个时期。没饭吃，想外出讨饭也不行，就饿死在公社里了。历史学家、统计学家有很仔细的计算，那几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是3456.8万人。加上正常死亡数是九千多万，那几年，中国人口的大比例死亡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那些奉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国家，从未发生过苏联那样的大清洗、大饥荒，也没有发生过中国人民公社时期的那种大饥荒和大规模死亡。 毛泽东曾说，西方不可能发生苏联那样的大饥荒、大清洗；邓小平说过，西方不可能发生在中国的那种公社运动和大规模饥荒。可是，“西化”却成为一个忌语。那么，忌讳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西方为什么不可能有大清洗、大肃反、大集体化、大饥荒呢？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议会民主。重大决策必须经过议会，议员要由选民选举产生，他们决不会允许只有在独裁专制体制下才可能发生的事情出现。毛也看到了这一点，但他没能从西方学到议会民主，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也不难知晓。 为什么中国不容易生长出人主义一类的主义来呢？为什么皇本、官本、神本那样根深蒂固呢？为什么哲学难以兴旺呢？原因也应当是很清楚的。 为什么说个人主义是个好东西呢？试想想，在一个乡里，喜欢个人主义的是谁呢？农民。这群牛羊是我的，这个篱笆圈是我的，这是前提，是基础。谁会喜欢集体主义呢？乡长，有了集体主义，可以一呼百应，一言九鼎，一个县，一个省，一个市何尝不是如此呢？当然，十分开明的乡长、县长会以维护农民个体的利益为已任，他不会把集体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尤其不会认为是需要压制个人利益的。这样的乡长、县长有多少？ 在一次研究生论文答辩完毕之后的午餐桌上，有一位答辩委员，他是某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院长。席间，他指着丰盛的餐桌，问道：“这餐饭是私人出钱，还是公家出钱？”相关人员回答：“私人”。这位院长立即说：“私人出钱要吃这么好干嘛。”我也立即问坐在我右手边的这位院长：“你所说的话，体现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吧？”他未吭声。 但我觉得这位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所说的是真心话，却不一定是他在课堂上所讲的，也不一定是在他的论著里所阐述的。 他的这句真心话，倒是表明了一个道理：私有是道德的，公有是不道德的。私人出钱，就要节省，要俭朴；公家出钱，就可铺张，可挥霍。这就是“公”害。 我曾写过不少文章，论述“公”害，论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这是在中国社会里被弄得很混乱的一些基本问题，却很少被关注，被澄清。 公有与国有不是同一个概念。国有的“国”是有明确实体的，“公有的”“公”是指谁呢？ 河流、矿山、森林，这都应当是国有的，好的政府会有效代表国 家意志来掌控这些。 个人主义，与损人利己是不同的概念；私有，与自私自利也不是一回事 。 个人主义，在我看来，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对个体的尊重是对人的尊重的实际表现；第二，让每个个体都得到充分而全面的发展 ；第三，在个人发展的同时，奉献于社会，首先是社区，是自己身边的人，每个个体的充分发展构成社会进步的基础。 用马克思的话说，只有那样的联合，那样的共同体或集体，才是真正的共同体，“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9页）。描述真正的共同体的关键词是：个人，自己，自由。在中国，有多少人是像马克思这样看待个体与集体关系的呢？ 为什么说私有是道德的呢？我们举了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在饭桌上的一番谈话为例，其实，就一般的道理而言，也是明显的。只有在自己有钱财的时候，才可能去资助或扶持别人。有钱的人不一定扶助别人；无钱的人想扶助也没有办法。 同样，自己有知识才能向别人传递知识；知识越丰富，就越有可传授的东西。 一个社会，有了富翁，有了大知识分子，就可能更好地发展。但这一切不意味必定有道德。要富起来，同时，还需要高尚起来，这才是理想社会所需要的。 都穷，都没有知识，拿什么去帮助别人？可能还有一桩，为别人干体力活，肩挑背扛。但这是把社会倒回去了。农业社会就已经需要知识了；工业社会，没有知识就不行了；信息社会，主要依靠的就是知识了。 我们提倡忘我，可是，没有我，拿什么去忘；所以，我认为，应当是“有我而忘我。”而且，还有“忘我而有我。”同样的道理，应当是“有物而忘物。”而且，还有“忘物而有物”。物我两相忘，这是一个高前提下的高境界，这是一个更高大的我的获得。 你身无分文，能像比尔·盖茨那样吗？他把几百亿美元捐给了公众。还有向比尔·盖茨学习的巴菲特。这样的人物，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美国绝非个别的例外。美国社会的捐赠之慷慨已有深深的传统和广泛的基础。接受捐赠也成为大学经费的重要来源。试比较我们自己，中国社会有像比尔·盖茨那样慷慨解囊的富翁吗？中国大学有几分钱是靠私人捐赠的呢？ 把集体主义视为褒义词，把个人主义视为贬义词的我们社会里，道德水平如何？ 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实用主义所强调的是对人的实用，对普通人的实用，对每个个人的实用，而不是侧重于对少数握有权力的人的实用。换句话说，他是平民主义的实用，是个人主义的实用，是美国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哲学，也是大有益于美国社会全面繁荣的哲学。 也有奉行国家主义的德国，它在19世纪走向全面繁荣，成为19世纪世界的第一大经济体。但它的国家主义也是建立在对个人自由的尊重的基础上的。 换句话说，不仅美国、德国，自文艺复兴以来，所有进步、发展和走向发达的社会，无不是建立在对人的尊严的维护，对人的解放的看重的基础上的。而他们的哲学也就是与此密切相关的。 人权观念首先是在英国萌生，在法国成熟，在美国成为现实社会生活的。天赋人权就是文艺复兴以来必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虽然首先和正式地由卢梭所提出。而人权观念在我国的实际确立，至今还有很大困难。 九十七、人哲学续论 上一节已有一定篇幅叙述人哲学，在尚需评述时，尤其是要进一步述及我自己的哲学观念时，有必要再开辟一专节。 在中国，与《课程与教学哲学》的同名著作尚未见到，与《高等教育哲学》同名的著作也少见。我的那本《教育哲学》，同名著作倒是不少了。 虽然与《教育哲学》同名的著作不少，但我以为，直接建立在人的概念基础上的教育哲学并不多见。 我在《教育哲学》这一本书中，把《人是什么》视为哲学的第一问，也是教育哲学的第一问，它是优先于“教育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由于把“人是什么”作为第一问进行了考察，所以，在这本书中，已正式出现了人哲学的相关论述。 我对“人是什么”的问题是从人自身的特性去回答的，而不是首先从人之外的因素去说明，在这里，我提出了人的反身性、自增性、自语性和人按美学规律生活的系列观点。 作为教师，我是从思考学生是什么开始的，作为教育行政管理者，我是从思考教育是什么开始的。由这些问题，归结到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人是什么”了。所以，我是从众多方面来思考人的。 在我的论著中，“人论”、“人颂”、“人学”、“人的课程”、“人的可发展性”这一类主题随时出现。 在《教育哲学》一书中已讨论了人的一些基本特征，并有了以此为基础的公理方法思考。到2010年，我就以公理方法系统阐述了教育基本原理，书名就叫做《教育基本原理》，副标准是：《一种基于公理的教育学》。 在这部著作中，我提出了五条公理：潜在公理，能动公理，反身公理，美学公理，中介公理。整部著作就在这五条下演绎开来。 这似乎是把教育学变成了一种演绎科学，但是，公理本身就是归纳的结果。 归纳与演绎是逻辑的两种基本形式，然而，真正困难的是归纳。归纳是否完备，是否简洁，这是很不容易回答的，也是很不容易检验的。这既需要实践，也需要时间，需要得到历史的检验。归纳为演绎提供前提，但它自身的检验不能自我完成。 公理系统应当满足相容性、完备性、简约性这样三个条件。通俗地说，就是这个系统所包含的条文不彼此矛盾，且不多、不少。检验这个归纳出来的系统，就是从这三方面去检验。 当然，我在归纳时，自认为是考虑了这三条基本要求的。这一点是绝对必要的，连这一点基本常识也未遵循，怎么去运用公理方法和建立相应的系统呢？ 提出这一系统，我是经过了长时间思索的，也是基于我的长期实践的，但这是否已足够呢？ 依我自己的眼光看，是足够了的。可是，这毕竟是基于个人判断的。任何正确的、完备的系统又总是经过个人提出和完善的，因而，我也并不仅仅是由于系我个人所建立的而去怀疑它。相反，我是以相当的信心去做这一工作的。我认为我提出的公理系统需要检验，同时，我又有相当的自信，认为它可能是经得起检验的。 我并不是认为我们的公理系统已经把全部教育问题说清楚了，而是认为，以我的公理系统为基础，可以说清楚全部的教育问题。它不是终止性的，而是开辟性的。 欧氏几何学公理总计是五条，我提出的教育学公理也是五条。但我的五条并不是模仿来的，不是凑数的，而是自然形成的。甚至，我的公理思想亦非简单模仿的结果。 我是在探讨教育问题的基础，这属于教育哲学。可是，对于“教育是什么”这一基础的问题的回答，总免不了要回到“人是什么”这样更基本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属于人哲学。人哲学又是哲学的一个主要的、基本的领域。 我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开始研究教育。因思考“课程是什么”而走向课程哲学；因思考“教育是什么”而走向教育哲学；还因思考“大学是什么”而走向高等教育哲学；进而又自然地由这一系列思考引发出对“人是什么”的一般性思考，于是，就走向了人哲学，走向了一般的哲学原理研究。 哲学是在追问中产生的。我在教育活动之中不停地追问，于是，我的哲学也产生了。 这种追问要达到追根问底的程度。一般地追问并不一定能走到哲学，但追根寻底式的追问走向哲学的可能性很大。我的追问具有寻根问底的性质，因而，达到哲学也是自然的事， 哲学是质疑的、批判的。我在走向人哲学的道路上，深感流行于时下的一些哲学是与人哲学格格不入的。因而，我也深深地质疑它，剖析它。 比如说“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谁的呢？人的。“物质决定意识”就是物质决定人，人是被物质决定的。 又比如说：“客观决定主观。”主观是谁的呢？人的。“客观决定主观”就是客观决定人，人是被客观决定的。有所谓客观社会、客观现实、客观真理、客观世界，它们决定人。我们很难从积极的意义上听到主观现实、主观世界。 还比如说“规律是不以意识为转移的”，也就是说规律不以人为转移，人是被规律所左右的。人间的规律也不以人为转移，人之所为不以人为转移，人还在哪里？ 概括起来说，这种哲学就是贬抑人的地位的哲学，就是没有人的地位的哲学。而且，我们所言的人，所指的人是所有的人，是每个个人，是具体的、实际的人，尤其是指普通的布衣百姓。所以，这种哲学很适合少数有钱有势的人；他们常常被视为客观社会、客观现实的主体。换句话说，他们是决定者，布衣百姓是被决定的。规律似乎也被握在他们手里。 我写过很多的文章批驳这些广为流行于中国社会的哲学观点。 物质的产生与意识的产生，有先有后。但是，“先”不一定能决定“后”。曾祖父在曾孙子之先，但是，曾孙子的意识可以完全不同于曾祖父。在基因上的影响是一回事，而在意识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正是在意识上，“先”并不决定“后”。 鲁迅三弟兄，同是父母生，同是父母养，却各有各的意识。基因遗传对此基本不起作用。同一方土地的人，同饮一江水，同走一条路，同食一地菜，却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意识。 由于康德的学说，由于欧洲物理学家们的研究，我们大体已知道宇宙的起源，物质和时间的起源。可是，对于意识是怎样起源的，则基本上不明白。人及其意识的起源比起宇宙的起源来，更神秘，更神奇，现在流行的哲学完全忽略了这种神奇与神圣。 我把“物质决定意识”这种哲学称之为“唯物质主义”，它与 唯物主义远不是一回事，这种哲学是很低下、很拙劣的哲学，如果还可称它为哲学的话。 人是物质吗？说“人是物质”是很荒唐的。人是有意识的生命体。人不是一般的生命，生命与物质远不是一回事，人这种生命体更加奇特。人有一个意识世界、意义世界、精神世界。在没有人之前，那只是一个物质世界；在有了人之后，就有了一个崭新的、神奇的精神世界。 我们歌颂人，我们赞美人，难道只是歌颂和赞美一堆物质吗？ 其实，物亦曾很神密。在有康德学说之前，不知物从何而来，于是，神学创造了一个造物主。可是，这个造物主正是人造的，人造了造物主。很神密的造物主也来自人间。当我们把赞美诗唱给上帝的时候，还是回过头来赞美我们人自己吧。 至于主观和客观，它们并不分别对应于意识和物质。客观是相对于主观的，没有主观之说就没有客观之说。但并不能认为没有意识就没有物质。 所以，我认为，只有主观的客观。同时，主观也客观地存在着，于是， 只有客观的主观。那种所谓客观决定主观的说法本身就不是客观的，不是辩证的。因而，只有客观的主观和主观的客观。 那种“规律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说法更是奇怪了。人创造了许许多多的事物，而这些事物运行的规律就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了？是这样的吗？是人创造事物而其规律由上天来安排吗？人只创造事物不创造规律吗？ 中国曾搞计划经济，后来，邓小平把它改了，改为搞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经济运行的规律相应地也改了。难道邓小平只创造了市场经济而没有创造市场经济的规律？邓小平只创造市场经济而其规律就由上帝来创造？ 教育是人创造的吧，教育的规律就不是人创造的，就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了吗？学校是谁创造的？班级是谁创造的？大中小学是谁划分的？一节课只能45分钟或50分钟而节与节之间应有间歇，这是不是按人的意识安排的？先学识字，再去读文章，然后再学写文章，这不是人安排的而是意识之外的什么安排的吗？先学欧氏几何再学非欧几何，先学牛顿力学再学相对论，这不是人的安排、不是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吗？ 大约白天过后是黑夜，黑夜过后又是白天的规律是人所左右不了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自然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大自然的规律也变，那是依大自然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而变的。地球自转的速度，每千年慢4秒，这不是规律在变吗？谁变的？大自然自己。 人间的规律当然也变，谁变的？人自己。 我对流行于我们社会的那种哲学作过许多的批判，这应当正是哲学的使命，质疑既有的哲学。我把流行哲学共同的特征归结为贬抑人，忽视人，它是目中无人的哲学。或者简言之，非人哲学。也正因为如此，我把我的哲学称为人哲学。 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如果不是他关于解放思想的路线，至少在经济领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但是，解放思想的路线没被充分延续下去，没被充分扩展开来。例如，在其他众多领域也应解放思想，但是，这是做得很不够的。 在科学、文化、政治等各领域都应解放思想。谁来帮我们解放？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继续邓小平的那条路线。 在哲学领域也极需解放思想。哲学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太多太深了。并且，哲学的解放具有全局的根本的意义。没有哲学的解放，就没有哲学的繁荣，而哲学繁荣与否，对于我们民族的全面繁荣具有决定的意义。德国和美国的历史可以说明这一点。 大学在这两个国家的哲学繁荣，进而全面繁荣的历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此，我们也盼望中国大学的觉醒，盼望中国大学在思想解放的进程中充当先锋。 让中华大地百花盛开，让千姿百态的思想满天灿烂，让各种哲学连同它们的神奇喷薄而出，让无数的主义带来满园春风，让我们民族的整个哲学水平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哲学不是一个装饰品，哲学对于一个民族具有的实质意义已是被证明过了。 九十八、英雄与时势 中国曾经流行的哲学，由于其立足点所存在的问题，因而，可质疑的不只是个别论点。不只是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主客观关系上，不只是在规律论、实践论、自由观、平等观、英雄观上存在问题。由此观之，中国哲学若要获得发展，若要建立真正属于我们中国、扎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哲学，实在是任重道远。 关于英雄与时势的关系，我们流行的哲学也是见物不见人的，也是置时势于决定和主导的地位，一如把物质、环境、客观等置于主导和决定性地位那样。 我在自己的教育经历中，深深体会到这些流行哲学的毛病及其危害，对学生的危害，对我们文化的危害，对我们民族学术繁荣发展所必然带来的危害，我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危害。人的命运，哲学的命运，文化的命运，是处在相同状态下的；人的地位，哲学的地位，文化的地位，也是大体一致的。哲学本应是人的哲学，但当人没有地位时，人的命运不佳时，就不会有人的哲学，有的只可能是无人哲学或非人哲学。 没有蔡元培，会有北大的那一段真正值得怀念的时期吗？人们在说“一位好的校长就是一所好大学”的时候，不正是在说着“英雄造时势”吗？ 一个学科，若没有一位杰出的学术领头人，这个学科能有很好的发展吗？ 一个院（系）要是没有几位有名望的教授，能吸引人、能撑得住吗？ 一个大学，若没有几位顶尖教授率领的若干个团队，这所大学会有什么声望吗？ 一个时代也如此。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欣慰的一段哲学繁荣时期不正是与金岳霖、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吗？仍然是英雄造就了那个时势。 个人主义在中国是一个贬义词，但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先进的思想家那里，却并不是那样的。中国曾流行的观点是：“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可是，群众在哪里？群众是谁？ 钱学森之问其实是早已存在的问题。就这个问题的内容来说，也是盼望杰出人才的出现，也是盼望英雄的出现。 所谓英雄，并不一定只是在生死搏斗的战场上才出现的。广义的英雄，即各个领域里的特别优秀的人才，杰出的人才。行行出状元，行行也出英雄。 在篮球领域，有姚明时代。如今是“无姚”时代，在伦敦奥运会上就是全败，谁愿意说现在的中国男篮是易建联时代呢？他有领袖气质吗？不是英雄，便没有创造时势。悲情不是我们所言之时势。 刘翔2004年在雅典开创了中国田径的新时代，他成了直道上跑得最快的亚洲人，他成就了翔时代，他成就了一个新的时势。翔英雄创造了新时势。 在数学系的历史上，李盛华创造了一段辉煌，那也是英雄造时势的一幕。 毫无疑问，我在执掌师大的18年中，也创造了一番业绩。谁能说那不是我和我的几位同事们创造了那个时势呢？同样，谁不认可我在2001至2009年期间也创造了可以留下深刻记忆的历史？我也在广义的英雄之列。 若不是华国锋、叶剑英等采取断然措施，谁能把那个嚣张一时的“四人帮”抓捕起来？若不是邓小平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怎能打破那种持续了近30年的僵硬体制？ 毛泽东不也在他的诗中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吗？他不是也 风流了一把吗？不是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吗？ 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英雄是孙中山、蒋经国、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其实，今日之中国，还极需有英雄出来改变眼下的这种体制，如蒋经国在台湾已经做过的那样。 当有人说“时势造英雄”时，人们立即可以问：“那个时势是哪里来的？” 事实上，任何社会史，都是人物史，科学史，文化史、艺术史，也都是人物史。亦即英雄史。 时势对于英雄也是有影响的。例如，没有“文革”那样惨痛的教训，可能很难有后来的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可能也很难有胡耀邦把亿万“冤假错”案一起推倒。 同样，没有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也不可能给我一个机会来执掌一所大学并努力推进它的发展。不是那个时代给了我一个舞台，我又将如何去表演？ 从根本上说，人间的任何时势都是人创造的，一个一个的人创造的。那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创造的。因为有个体，才有集体；因为有好的个体，才会有好的集体。 好的集体对于个性的发展是有利的，不好的集体是需要个体去改造的。 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不是对称的，英雄与时势的关系也不是对称的。时势影响英雄，英雄创造时势，这就是一种非对称关系。 这种理论，告诉人们，都努力成为改造时势的英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英雄，让每个人驾驭时势，而不是在时势面前总是被动适应。 有一种教育理论，叫做教育要适应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那么，谁来适应教育的发展？ 还有教育要面向这个、面向那个，那么，谁来面向教育？谁来面向人的发展？ 一种好的理论，一种好的哲学，认可人的命运可由人来主宰，每个人的命运每个人可主宰。当然，这种理论和哲学也就告诫人们，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自己把握自己。不要随波逐流，不要为时势左右，不要丧失自己。 勿需讳言，我就是努力把握自己而使自己不被时局所摆布的。我的教学，我的研究，以及我所形成的自己的理论、自己的哲学正是这样的。也正因为这样，在我的著述中遍布着质疑与批判。与此同时，我也十分明白，是1978年之后的大好局面，才让我拥有了充分的自由去思考、去研习。 我看重独立人格，看重在做事上特立独行，都与此有关。并且，我由衷地盼望别人也如此，尤其盼望青年学生能如此，也唯有如此，他们在未来才更能大有作为。 我相信，片面强调时势造英雄的哲学，与物质决定意识、客观决定主观、（人间）规律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哲学观念，片面强调感性作用的哲学观念，是同一类的观念，是同属于无人哲学或非人哲学的。事实上，也正因为这些非人哲学的强大影响，因而中国没有真正的哲学。也因为如此，中国特别需要哲学的复兴，哲学的解放。 近十年内，我在哲学上确实做了一些研究，我想我的哲学与以上涉及的一些背景和相关的论题，都是有密切联系的。我属于这个时代，同时，又是努力在这个时代发出自己声音来的一分子。英雄呼？平民乎？虽然我不忌讳英雄之说，但我更愿意视我为平民，或者说，我本是平民，本在人间。 九十九、“我讲清楚了没有” 从1959年毕业后就开始了上讲台讲课了。一般来说，本科毕业后要做几年的助教，改作业，上习题课、辅导课，而不是一毕业就主讲。我一毕业就主讲，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某种需要。 现在回顾起来，觉得自己一毕业就上讲台，还是有点勉强的。许多内容并没有消化到足以自如表达出来的程度。读过、学过，与教过、讲过有很大的不同。 自1959年到现在，其间除“文革”中有两年多和担任行政职务之初的三年多未讲课外 ，一直都在讲课。所以，到现在，站在讲台上已将近50年了。 在担任行政工作期间，我也基本上未停止上课。我喜欢上课甚于喜欢搞行政管理。确实是兴趣支持的。 到现在不止，我还每天打乒乓球，连续的时间有20多年了。有人说我坚持得好。我也认为主要不是因为坚持，而是喜欢，不是意志，而是兴趣。不感兴趣的事，长久坚持是很难的；能长久坚持，又可变为不靠坚持而靠兴趣了。 一直喜欢教书。教数学时，主要是给本科生讲课。讲教育学、教育哲学和哲学。主要对象是研究生；自招收博士生之后，就主要是为博士们开课了。 最初以我们学校自己的名义招收的是课程与教学论这个学科的博士，在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之后，首届招收的三人是燕良轼、杨莉君、刘 宇文。我为他们开的课正是《课程与教学哲学》，因为据我的观点，博士们应当念哲学课程，这是我 当年开设这门课程的动机。 课讲 完后，相应的著作就出来了。快十年过去了，到如今，关于课程的哲学著作，在我们国内仍然还只是我这一本。我盼望有更多的类似著作出现。 我喜欢教书，也一直坚持教书，即使对博士研究生，我也系统地讲授学位课程。原因之一是，仅仅列出一个书目是不够的，比如说，要念课程哲学，就没有多少可念的书。又比如，要念高等教育哲学，也没有适合我们中国学生研读的相关著作，这就要我自己动手写书，有时就一边写书，一边教书，一边出书了。 由于长期讲课，对自己的讲课也形成了几条基本的自我要求：阐述有条理，思路要清晰，语言不生硬，表达要简洁；简明而不啰嗦，清晰而不枯燥。 我在武汉大学讲过一次高等教育哲学。演讲时，主持人是武大教育学院副院长黄明东。讲完后他总结。他说：“我不总结了，我只说一句话：原来我以为我对于高等教育学还是懂得一些的，听了张校长的报告，我不懂了。”演讲至此结束。 那时，我住在华中科技大学的8号楼。回到华中科大，我把黄明东总结时的话转告给刘献君，刘献君说：“有的人讲演是使人从不懂到懂，有的人演讲是使人从懂到不懂。你的是后一种。”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我平时讲课，是很关注学生听懂了没有的。后来，我就只关注他们听清楚了没有，是否听懂了，或者只有一个半懂不懂，问题都不大了。听清楚了，不等于听懂了。 一堂课，并非企求学生全懂。李盛华老师也说过，一堂课讲下来，学生有许多不懂是正常的，全懂了反而不正常。至少对于研究生来说更是如此。 曾有过一个教学目标：消化在课堂上。实际上，这充其量是给小学生上课的一种目标。 后来，我在讲过一个段落之后，也就只问学生们：“你们听清楚了没有？” 当我再冷静想一想时，觉得这个问法也有毛病。你只问他们听清楚了没有，如果你本没有讲清楚，他们何以听清楚？除非都是高才生，你讲不清楚他也听得清楚，还听得出你讲得不清楚的地方何在，甚至听出你的一些毛病来。高才生可能会有，一个班全都是高才生，这很难。即使全都是高才生，也不是教师可以讲不清楚的理由。 在这之后，我改了一个问法。在讲述了一般后，我就问：“我讲清楚了没有？”当学生回答说“你讲清楚了”的时候就可以了。实际上，当他们说我讲清楚了的时候，他们也不一定就听清楚了，他们只是觉得你讲得还清楚。至于他们是否听清楚了，也还不一定。所以，优先的是，教师是否讲清楚了。 教师既讲清楚了，学生又听清楚了，这是最好的结果。在一般情况下，教师优先关注的是自己讲清了没有。如果自己讲清了，学生还没听清，那就作进一步的改进。 有些内容，甚至是预先就可判定，学生只能听得懂一个大概的，他们还需要进一步思索，需要复习，需要查阅参考书。而且，教是为了不教，这是一个有深刻意义的教学思想。 毕竟一个人所学的知识，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还是要通过自学而获得的。所以，自学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关键。在大学阶段尤其要注意学生自学能力的增强。有过一种“讲深讲透”的说法，看来也不是很恰当的要求。 讲得太粗了，学生消化不了；讲得太细了，用不着消化了；消化能力会渐渐减退。如何把好这个尺寸，就是教师教学的艺术了。不同年级的不同学生情况还有所不同，因而还需要有不同的尺度。这全靠教师随时去把握。 喜欢教书，热爱教书，长久坚持，就会去认真研究教书。因为讲究，所以研究。这样，我基本上不需要阅读多少参考书，我就能写出教学论的许多著作来。我写过教学理论著作，写过教学哲学，也写过关于教学方法、教学原创的著作，介乎于方法和原则之间，我还研究了教学细则。《教学细则一百讲》就是这类著作，完全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和体悟写出来的。 杨少岩老师、陈鹿平老师很讲究板书。一堂课，从左向右在黑板上展开，写到最右边，恰好就是下课时间了，工整而清晰，特别舒展，特别优美。 李盛华老师、程麒老现是另一风格，只在黑板上写下一些关键词和最基本的公式或定理，并用一个方形的框框标出。写得很少，也说不上很工整，却很突出要点。 李盛华老师更关注的是讲清数学思想。他认为，80%的人听不太明白是正常的。所以，他并不在意通俗易懂，他在意的是数学思想的充分展示。在我看来，李盛华老师确实是最有思想的人，他总是若有所思的，即使是在讲授时。 杨少岩、李传和、陈鹿平、程麒，这都是给我积极影响的老师，但是，给我最深刻影响的是李盛华。除了渊博的知识、睿智的思想外，还有他的为人。他懂得四国外语，他几乎通晓数学的各个分支。他为我们年轻教师讲授过哈尔莫斯的集合论，讲过泛函分析，讲过拓扑学。他几乎有问必答。 从李盛华的优秀，我当然想到了北大的优秀。李盛华的优秀因有北大的培养而更加优秀。中国太需要如李盛华这样一些杰出的知识分子了。 同样经历了无数的政治运动，但他总是清醒而正直的。不管情况多么险恶，他总是自己承担而从不委过于人，他更是绝不会去伤害他人，他总是实事求是，站在受害者一边。 李盛华老师那种集中注意数学思想的做法，也体现了对数学精华的看重。这对我影响最大。我讲课的风格也受到他的影响。 着重于自身的讲授，就需立足于自己的研究。我在“讲清楚”和“听清楚”关系的处理上，着重于自己，是立足于自身研究必然的表现。这也是严于律己的表现。 有人说，没有不聪明的学生，只有不智慧的老师。我相信这一说法，当然也可能遇到特别差的学生。但这只有在“文革”时期更有可能，一般情况下，经过正式的完整的高中教育的学生，又经过高考，就不可能是特别差的。 一百、在三类知识中行走 教师的职责之一是传授知识，又以传授知识来达到人的成长和发展这一目的。商店里的售货员也能向人们传递知识，但除此而外并不追求如人的成长这一类目标。教育的不同，在于特别专注知识的系统传授，并且依托这一点 达到宽阔的目标。其实，售货员也要用心去做，用心去关切顾客的需要和喜好；但教师尤其要用心，他应是最用心的。售货员一般只是影响于人的一时，教师能影响人的一生。 即使我在做行政管理时，我也在教书，也还是教师。教师所拥有的不只是知识，还要有一颗心。他所要拥有的知识之中，尤其应当包括人的知识，学生的知识，知道人是什么，知道学生是什么。而当我是校长的时候，我尤其强烈地感到需要弄明白学生是什么，这是我全部工作的立足点。 传递知识是学校的基本职能。有些人爱说德育第一，但是有离开知识传授的德育吗？离开了，就不是学校了。说到第一，没有谁说得比林彪更多，他一口气讲了四个第一。但是，应当同时有四个第二吧，然而，一个第二也没有。实际上的“第一”在哪里？ 有一次，一位教育厅长作了“德育第一”的一场专题讲座。讲完后，我问他：“什么是第二？”他反问：“这是个问题吗？”我继续问：“没有第二，哪来第一？家里只有一个孩子，没有老二，有必要喊他‘老大’吗？”在我们的社会里，把辩证法喊得特别响，可是，处处能看到违反辩证法的事。 把智育孤立起来，或把德育孤立起来看，都是不妥当的，都是片面的，没有哪一个更好。比德智体美的排序更重要的是，与序无关的彼此融合。王国维、蔡元培这些教育家并不在意是把德字说在前还是说在后。 在王国维的教育宗旨中，其序是真、善、美，相应地是，智育、德育、美育，他统称为心育。 在后来的某个时候，在意识形态越来越浓烈的时候，德育排到了第一位，而且尤其强调政治教育的首要地位。这样，德育的内容也起了很大变化。走到极端的情形是，根本不读书了，并且“知识越多越反动”，只有愚昧才不反动。 我们回到正常的讨论上来。讨论之中，我们偶而提到一些极端时期的极端观念和做法，这有利于我们认识到，真正走上正常的轨道是经过了曲折和坎坷的。 学校和教师究竟传授给学生哪些知识？一是内容，二是方法，但方法也是知识内容之一。不过，内容不全是方法。内容上有几种不同的形态，方法也多种多样。 对于一个事物，首先可认识其事实、现象、外表，然后，可透过这些现象去考察它是如何存在、变化和发展的，这一类的知识，多由原理、条文、定律来表示；再后，是对这些原理、观念和思想进行再考察，以形成关于观念的观念、思想的思想、原理的原理。这是三个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知识，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形而下、形而中和形而上的知识。 在古希腊时，只有形而下和形而上之分。那时，原理性知识也被视为形而上知识。例如，今日之物理学原理、数学原理、心理学原理，都属于形而上，都属于哲学。如今，它们已分别从哲学母体里分离出来了。但它们又有别于形而下，所以我 兴了一个词：形而中，以表达这一类我们并不视之为哲学的知识。在已有的文献中，似乎并无形而中一说，这是我杜撰出来的。 形而下，形而中、形而上，这是从知识的具体内容上划分的。这种划分对教学有现实的意义。通常，到达形而上是理想的结果，但到达形而上并不容易。从形而下出发，再经过形而中到达形而上，这是由浅入深、深入浅出的基本途径。对于中小学生，能到达形而中就可以了；对于大学生，就需要达到形而上，至少是总包含有一些形而上的韵味；对于研究生，那就是不可或缺的了。 我也走过了形下、形中、形上的道路，并在上、中、上之间回旋。我称这种知识和能力为能上天揽月，能下海捉鳖，能通天达地，能上下翻飞。 我在数学领域，通过数学方法论的探讨，也部分地走到形而上。但这是很粗浅的东西。 我在教育学领域里进行探讨的时间更长。开始时，较多的工作仍然在形而下方面。但我有相当程度的跳跃。按时间顺序，我是先做了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第一本这方面的书出在2004年，第二本在2012年；然而，我的《高等教育学导论》一书也出在2010年，这是形而中的内容，较之第一本《高等教育哲学》这本形而上的书晚了6年。这是先有形而上，后有形而中的一例。不过，有了形而中之时，我仍然继续做了进一步的形而上研究。至少对于我来说，形下、形中、形上之间的研究并没有严格的顺序关系。 我的《教育哲学》一书出在2006年，《教育基本原理》一书却出在2009年。这是先做形而上、后做形而中的另一例。但我也有先做形而中、后做形而上的情形。 我的《课程与教学哲学》是2003年出版的，而《教学论纲》1999年出版，形而中的著作在形而上的著作出版的前4年。因而，我并不拘泥于形下、形中、形上之间某种固定的先后模式。 就教育学、高等教育学和课程与教学论这三个学科来讲，我在前两个学科里都是在出版了形而上著作之后再出版形而中性质的著作的；只有课程与教学论是先做形而中、后做形而上研究的。 为什么我的《高等教育学导论》一书是在第一本《高等教育哲学》出版后的6年才出呢？这并不是因为我在 写高等教育哲学的当时写不出高等教育原理这样的形而中著作来，而是因为高等教育学原理方面的著作市面上已有了很多很多，我要写就一定会努力写一部与已出版的这一类著作都有很大不同的书，这反而不太容易；而 写一部高等教育哲学的书倒是有比较容易的一面，中国还无人写过这样的著作。所以，我是先写在中国尚无的书，后写虽在中国已有的书，但我必求得从体系到观念都与已有的著作十分不同的书。 课程哲学、高等教育哲学，这两个学科方面，在中国都未曾有人出版过专门著作，后者 只有翻译过来的，由 美国人布鲁贝克写的著作。中国没有的，我先做。教育哲学在中国早有人写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所以我反而写在后。当然，我不会不 写的，但先前没有的，先写；先前已有的，后写。这样，我的教育哲学是在写了课程哲学、高等教育哲学之后再写的。 当我写《教育哲学》这本著作的时候，我的第一思考是，既不同于1949年前中国已出版的这类著作，又不同于1949年后中国出版的这类著作。 换句话说，课程哲学、高等教育哲学在中国尚属空白，而教育哲学则已不是空白。我做的工作是先补空白，后做与已有的完全不同的工作。没有的，我去做；已有的，我做得不同。我想，这会是所有研究学术的人的心态，而不只是我才如此。 我在2012年、2011年，又写了两本哲学著作，一本与亚里士多德著的《形而上学》同名，另一本则名为《人哲学》。这是由教育哲学到一般哲学原理的一个变化。似乎是一种逻辑发展，但我也觉得不是必须如此顺序的。换言之，我所表现的是上下翻飞。 事实上，教育与哲学关系的密切胜过了其他任何领域。按杜威的说法，哲学起源于教育，哲学又在教育中受到检验，并且，哲学可解释为教育的一般理论。 在孔孟那里，哲学跟教育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学园》就是思考形而上问题的教育机构。 今天的大学应当像学园一样，应当是academic的传承者。 不是所有人都会走到形而上的，但是，所有思想者都会走向形而上的。 一百零一、个别与一般 说话，写书，都是用词语表达的。词就是概念，语就是句子或命题。音乐、美术是用特殊的词语表达，它承载的不只是意义世界，还有人的情感世界。 概念分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又称属概念和种概念。教学中，有时是先讲属概念，后讲种概念，有时也先讲种概念，后讲属概念。这也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先一般，还是先个别，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这往往与学生的认识水平和实际状况有关。 例如，对于四边形，就宜于先说一般的四边形，再说梯形，平行四边形，再说长方形，或棱形，最后说正方形。 然而，对于人，先讲一般的人的概念就很难。这时，可能就从我、你、他说起，从同学、老师、父母、兄弟姐妹说起，再说长沙人、湖南人、中国人、地球人，古往今来的人，最后再论一般的人。 1991年，我被派往中央党校学习。那个半年，我有三项收获，第一，乒乓球技术有了明显的长进，那时，我们班的班主任黄老师很喜欢打球 ，而且打得很不错。这个班上最喜欢打球又打得一下的正是我，于是，天天打，有了进步；第二，学了英语，那期间，很多可利用的闲暇，党校组织的许多校外参观访问活动，我一律不去，可利用的时间就更多了，于是我就学英语，大学里我是学俄语的，英语未专门学习；第三个收获就是见识了中国哲学，在所有的课中， 我只去听听哲学，也真的看到了一些现实的哲学。 对于哲学，不仅有主讲的，还配有辅导员。有一次，辅导员跟我讲物质概念。他说，哲学的物质概念不同于一般物质概念。我对他说，哲学的物质概念既不同于一般物质概念，又同于一般物质概念。他愣住了。 还有一次，主讲教师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公式： 一般﹤个别 “﹤”是“小于”的符号。 学员们哗然，“一般怎么小于个别呢”。 教员是对学员的问题久久未予回答，最后竟是这样回答的：“这是列宁所说的。” 这使我对党校哲学教员的看法大打折扣。一句话是否真理以及这句话可能包含的真理，与这句话是谁说的，没有关系。“列宁说的”怎么可以用来说明这个公式无需解释呢？ 我确实认为这位教员不懂得“一般﹤个别”的含义，课后，我对他说：这是就内涵而言的；就外延而言，公式就应当是“一般﹥个别”了。他 听明白了，但当他听明白之后回到课堂时，未再予理睬这一问题了。于是，我看到，这不只是水平的问题，还有责任感的问题。开初，我有点难以置信，后来，我还看到了哲学主讲中的另一次明显的问题，由此，我的判断是：不过如此。我走自己的哲学之路，更加自信了。 不过，我想，北大的哲学决不会是党校这个样子。然而，无论怎样，我在党校还是有第三项收获的，从这里，我看到了哲学的某种处境。 把我送往中央党校学习的人，可能不会料到，我的三项收获都不一定是他们期待的。而我庆幸，我把握着我，我还是我。我是个别的，因而也是一般的；越是个别的，越是一般的。人的独立个性，都在人性之中；越特立独行，越丰富了人性。 有个性，才可能有艺术；无个性，一定没有艺术。最杰出的科学是艺术性的，因而亦必是个性的。科学、艺术和哲学，在山脚下，各自一家；在山顶上，天下一家，一起在山上俯瞰天地万物。 艺术是讲究个性，看重个别的；科学是探寻一般的。然而，艺术引领科学，而哲学既启示科学，又提升艺术。它们彼此联手而影响人间，影响世界。 哲学不是科学，但科学对哲学情有独钟；哲学不是艺术，却总在艺术身边；科学也不是艺术，但科学必有美，有那种似乎只属于艺术的美学。 哲学是智慧之学。不想拥有智慧，就不会与哲学交往。谁不想拥有智慧呢？因而，谁能不自觉或不自觉地跟哲学打交道呢？ 聪明是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智慧是通天达地、另辟溪径。哲学不只是让人聪明，而且是让人智慧。哲学既是由智慧生产出来的，在产出之后又生产智慧。 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并不是那样一目了然的。在哲学上还一直不停地争论着两者的关系。有的人很看重一般，有的人很看重个体，各持一端，争执不下。 在我看来，由一般到个别，由个别到一般，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都是珍贵的认识过程。这不是调和折衷，而是更准确、更合理地透视事物之所需之过程。 平面曲线，原以为是由连续函数x=x（t）和y=y(t)表达的，后来发觉，存在着这样的x=x(t)\y=y(t),它们填满了一个圆或一个三角形；是个别的例外否定了一般的结论。 人们曾以为连续函数不可微的点是稀少的，后来发现有那样的连续函数，它的不可微点（或尖点）也可以是稠密的。也是由个别否定了一般。 原来，武术不是竞技项目，但是，后来也制订了竞赛内容与规程，也成了竞技项目。这是一般改变了个别，对个别赋予一般，个别也具有了一般性。 在党校，还见过教员讲“坏事就是好事”。我听后不得不震惊。如果真的如此，一个人尽干坏事也无妨，因为他干的也都是好事。 实际上，仅仅说坏事可变为好事也是有毛病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怎么变？ 由于这件事，让我还感受到了形式逻辑的特别重要。有的人，连形式逻辑都没有遵守，竟然去讲辩证逻辑，那不是变成胡言乱语了吗？由此，我还想到了，中学的几何课一定不能削弱了。连同一律、不矛盾律都不懂得遵守，那会走到哪里去？ 后来，我写过关于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的文章。实际上，一个辩证逻辑命题，是由一组形式逻辑命题串起来的。 ——坏事就是坏事，好事就是好事； ——坏事是可以变化的，好事亦然； ——这种变化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 这里，总共是三个形式逻辑命题，它们组合起来，才构成一个辩证逻辑命题。 在中央党校，确实增强了我的哲学修养。想不到的是，还是从反面增强这种修养的。由此，我也进一步明白了哲学在中国的处境。在一个到处都说着辩证法重要的社会里，辩证法竟是这般处境。 从那以后，我还真的读了几本专门的哲学著作，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虽然以前也读过，但再进一步读时，感觉还是有所不同。某些哲学命题需要反复去琢磨。 正因为如此，我才在最近十年里，写了好几本哲学著作。我更多地是与教育类的刊物打交道，因此很少有专门性的哲学论文发表。后来，我与云南大学的董云川相识，与张建新相识，他们办了一个《学园》杂志，不只限于教育类文章，那是一个综合刊物，对纯哲学文章很看重。于是，在这本杂志上我发表了不少哲学论文。 我深信，哲学的繁荣对于一个民族的繁荣是必需的。古希腊的例子可以说明。近代以来，法国、德国、美国的例子在进一步说明。 康德带动了德国哲学，德国哲学带动了德国的科学乃至整个德国经济、文化的繁荣。 杜威之于美国，类似于康德之于德国，类似于笛卡儿之于法国。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发达最繁荣的国家，有两个数据是不可忽略的，世界上60%的哲学刊物在美国，世界上60%的哲学家在美国。 杜威的哲学被认为是实用主义哲学，但他的实用，是指对人实用，对人的发展实用，由此而对文化、科学、经济的发展而实用。另一种实用观是为功利而实用，为巩固政权实用。我还就此写过《实用主义不只一种》的文章。 无论如何，中华民族的全面繁荣是少不了哲学繁荣的。科学、艺术、哲学是彼此联手而影响一个民族的。然而，今天我们的哲学只能说是贫乏的。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与复兴，必须有思想解放、哲学解放，由解放而达至繁荣。 一百零二、三类命题 教学中传给学生什么？ 实际上，我们所传递的，一是内容，二是方法。方法也可纳入内容，但专门性的方法是可以从实际内容中分离出来的，它确有独立的、特别的意义。 说到内容，更具体的可以罗列很多，语言、文学、史学、哲学、教育学、经济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地理学、天文学、海洋学、动物学、植物学、气候学、…… 论学科，上了目录的二级学科就数以百计。如果以不同的课程计，一般水平的高等学校都可开出几百门来；好一点的大学能开出几千门；更高水平的大学可以开出万门以上的课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般的教授就可以开一两门课程，好一点的可开五门以上，更好的教授可开十门以上。 芝加哥大学有一位教授，施特劳斯，开了80门课程，这是很罕见的。这也可让我们有更多的思考。 从传递的内容看，也可更一般地概括为三类命题：实然性命题、应然性命题、或然性命题。 ——自由落体运行的距离是与时间的平方成正比的； ——自由落体的运行距离应与时间成正比； ——自由落体运动距离是与时间平方正成比的吗？ 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命题普遍存在。又例如： ——理论是超越实际的； ——理论应超越实际； ——理论能不超越实际吗？ 有一次，听讲的人共计61人，一般并没有这么多人听，仅博士生听，最多也只十几人，但这次来得特别多。我做了一个测验，请各位在三类命题中选一类且只选一类自己比较喜欢的。结果是： 41人选了或然性命题，19人选了实然性命题，仅1人选了应然性命题。 我还另做过检验，结果不完全一样。但比较而言，上述那次测验还是说明问题的。 我对这一结果做了如下分析：或然性命题给人留下的思想空间最大，回旋余地最大，而人们一般会喜欢思想自由，喜欢由自己来做出判断。或然性命题恰是便于自己判断、便于自由思考的，是宜于学生自由、自主活动的。 应然性命题又正是给人思维空间最小的。它让人不要再想什么而只是去做了。所以，相对而言喜欢这一类指示性的、指令性的命题的人极少。 一般人喜欢或然性命题，这种喜爱或偏爱是合理的、积极的、有效的吗？如果是，那么，教师在讲课时尽量运用或然式语言，就是合理的、必要的、有效的。 也可以想象，尽量运用或然式语句，学生思想就比较集中，课堂也会比较活跃。当然，实质上的结果是学生收获更大。 对于或然性语言，并不是教师想用就可以用上的，这需要有水平、有能力。需要教师去提高，去锤炼。 教师需要设问，需要会问、善问、爱问。这又让我想到了一个说法：学问，学问，即学着去问。学会询问、探问、质问、反问。问得越多、越深，学问就会做得越好。 俗话说，不耻下问。不因可能的肤浅而不问，不因他人之问之浅显而耻笑。真理常常是简单朴实的，看似简单的问题也不一 定不深刻，不一定易回答。 爱问，是人的天性。这从儿童身上可以看到，他们正能代表人类天性，他们几乎随时都在问“什么”、“为什么”。“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第一句话。 对于这种本性或天性，细心的父母和教师会备加爱护。爱护之，即爱护了人类天性，爱护它、保护它、发展它，人就可能走向智慧，走向通天达地。 问“什么”、“为什么”，实质上是在询问有关事物的概念，询问事物的因和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就是哲学。因而，也可以说，心向哲学是人天生的秉性。 法国在中学就开设哲学课程，这是合理的。哲学是跟自由联系在一块的，从自由是人的天性的判断那里，更可知道心向哲学是人的本性的道理。法国中学开设哲学课程，并不是为了培养笛卡儿、卢梭，而是为了让人成为自由人。 有许多关于“学会”的口号，学会生存，学会生活，学会思考，学会关心，学会感恩，等等。实际上，人所要学的东西很多，因而，要学会的东西也很多。 有一次，30所师范大学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们聚会在我们学校。我是党委书记兼校长，戴海是管学工的副书记，正式与会的是戴海，但作为东道主，我还是以党委书记的名义参加了开幕式。参加了，又免不了致辞，表达欢迎之意。 我上台寒暄了几句后，就跟主持会议的学工处处长张孝喜作了这样一段对话。 我问：“关心需要学吗？” 孝喜答：“当然需要。” 问：“你在学吗？” 答：“在学啊。” 问：“准备学几年？” 回答时没有那么快了。 问：“大约用几年基本学会？” 有点答不上来了。 问：“你去关心她，但她很不喜欢你关心，这该怎么办？”“你自己也要被关心吗？”“小草、小鸟也应当去关心吗？”“空气、土壤、水也应当被关心吗？” 问得差不多了，我的致辞也结束了。 后来，在一篇由《课程·教材·教法》发表的文章中，我就“学会关心”总共提了54个问题。 1995年，全国大学中有30所大学搞素质教育试点，我是全国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也参与了实际工作。到2000年，素质教育转入基地建设。此时，我在五年试点中遇到了许多问题，也思考了许多问题。我把这些问题梳理成101个。对这101个问题又分别作答，这就成了一部著作。我把这部著作命名为：《素质：中国教育的沉思》。这本书也就是由这101个问题所构成。 1995年搞试点，第二年，1996年我就出版了一本《大学人文精神构架》的书；2000年搞基地建设，第二年，2001年，我又出版了《素质：中国教育的沉思》一书。这是围绕着素质教育做了一点比较系统的理论工作。 第一届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我是五位副主任之一。第二届，指导委员会成员也要换届。那时，有人提出：“张校长任副主任委员时常不来开会，第二届就不再担当副主任委员了吧。”杨叔子说：“他不来开会也要担任副主任啊，我们素质教育系统的理论工作主要还靠他做啊。”于是，我在缺席的情况下仍被推举为副主任委员。 我心想，这个副主任委员不是我想当的，因此，安排了我这个位置，对于开会我还将是缺席的。即使让我当了，也不一定愿意开会。 对于校内外的会议，我都采取消极态度。在校内，我主政时期就严格限制开会。还制订了关于什么事开什么层次的会的法规，规定了议而必决、决而必行的有关条例。 从1985年起，我担任了湖南省委委员。在50名省委委员中两人来自大学，一人是我，另一人是成文山。到换届时，就只有我一人继续任省委委员，前后共十年。 十年后，省委组织部告诉我，要我任省政协常委。我立即回答说：“我不要。”谈话的副部长应道：“你不要，别人想要还要不到呢！”我又答：“正好，你给别人吧。”这大约已是既定的，我怎么说也没用。我也感叹，有时，人们想当，很困难；有时，人们不想当，也很困难。想当不想当的权利都不在自己。 但是，去不去开会的权利在我自己。我不去开会，谁还能拖着我去吗? 任了政协常委之后，第一次会我去了。见了主管政协的石玉珍，我对她说：“这次我来了，以后不再来了。”她也还开通：“您就每次来签个到，然后再离开。”我按她的建议也只做了两次，此后再没去开过会了。 那个会上，都为与会者蹲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应与会人的名字。如果缺席，就很显眼。但我不在意，缺着就缺着吧，让更多的人知道我是逃会者，这无妨。 我当然不可能认为所有的会都是不必要的。但我认为，按现实的情况，起码有80%的会是不必要的。而且，必要的会对于我个人来说，也不一定必要。 根本原因在于，我认为我主要是做学问的，参加学术会议没问题。 非学术性的行政会议也得参加一些，有些还要我召集。但我又尽可能把行政会议开得具有学术味道，也就是有真正的研讨，有许多问题提出和思考。 一百零三、方法论问题 《学园》杂志让我有了许多发表哲学论文的机会。教育类的论文可在教育类的刊物上发表，非教育的，不以教育为背景的论文，就只有在综合类或其他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类的刊物上发了。大学的学报，例如《湖南师范大学学报》是综合的，它也可发哲学类的文章。但是，大学学报给我专栏来发表哲学文章是不太可能的。《学园》事实上给予我专栏。 关于方法论，我写过一篇两万多字的论文，因为太长，《学园》分两期发表。 我一直觉得，哲学可按内容和方法分为两大类，然而，方法也可被视为内容。但方法论有其独特地位，在整个哲学中的独特。 对于一个事物，看到相关的事实，现象，形态，这是形而下的认识；看到有关事物的原理、观念、思想，这是形而中的认识；对这些原理、观念、思想再考察，形成关于原理的原理、观念的观念、思想的思想，这就是形而上的认识，这也就是哲学了。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并没有“形而中”一说，那时，原理、观念、理论以及观念的观念、思想的思想、理论的理论，都在形而上之列。即我这 里所言之形而中也在亚氏的形而上之列。事实上，当年的物理学、心理学等原理性的知识确在形而上或哲学之列，但自19世纪以来，这些知识逐渐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了。为了更确切更方便地表达，我们权且称这些如今已被分离出来的原理性知识为形而中。兴出“形而中”一词亦为此目的。“形而中”一词正是我本人兴出来的。 形而下、形而中、形而上，是从不同层次上去认识事物，似是指向认识内容的，但是，形而上也可被视为方法。 形而上学一词，似有两种不同意义的运用。它作为一种方法时，被认为是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这就是贬义的。但形而上学有时就是指哲学，形而上是一种哲学的认识，这并不是贬义的。亚里士多德的书中，有一本就名叫《形而上学》。我也写了一本书，不忌讳与亚里士多德的书同名，也定名为《形而上学》。显然，当我使用形而上学一词时，是在褒义下运用的。 与我的《课程与教学哲学》同名的著作，在中国没有；与我的《高等教育哲学》同名的中国人的著作也没有。但名为《教育哲学》的著作，在中国就有很多种了。然而，我并不忌讳让我的一本著作也叫做《教育哲学》，只要它在实质内容上与既有同名著作不同就够了。确实是完全不同的，即从立足点、出发点到体系，从整个体系到主要的观念、原理，都不同。 在一次讨论会上，有人说燕良轼的某个观念是不正确的。燕良轼回应说：“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话。”我在感到惊诧之后，问道：“你刚说的这句话对吗？”“当然对。”“总对吗？”“总对。”我进一步说，“对”就是“正确”，“总”就是“绝对”，“总对”就是“绝对正确”了。“你所说的这句‘总对’的话，不就是一句绝对正确的话吗？”他愣了一下，补充说：“除了这句外再没有绝对正确的话了”，我紧接着说：“你又说了一句绝对正确的话。” 这里面就包含了方法论问题。 哲学里，形而上就既指向内容又包含方法，它关注在形而上的水平上对事物的认识；哲学里，方法论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果形而上也作为一种方法来理解的话，那么，方法论更具有决定性的地位。 辩证法为什么必然出现？因为事物本身的发展具有辩证性，人去认识它，便离不开辩证法。人的思想过程也具有辩证性，人认识自己，也离不开辩证法。 黑格尔认为，人的思想的本性就是矛盾的，这就是辩证法必存在的原因。这句话并不难理解。 “白马非马”，“白马是马”，这两句话中，哪句话对呢？两句似乎都不对，又似乎都对。白马是马的一种，白马怎么非马呢？白马与马确实是不同的两个概念，白马怎么是马呢？可是，按照相反的方向去说，“白马是马”和“白马非马”又都是对的。看来，总还是有问题的，就看怎样去解说。按黑格尔的说法，那就看能否自圆其说。 笛卡儿说他怀疑一切，但他很智慧，又补了一句：我的存在是不必怀疑的。不然，“怀疑一切”的怀疑者在哪里呢？笛卡儿对存在又是怎样理解的呢？“我思故我在”，我思考着，我就存在着。人是作为思想者而存在的。但我认为，还应当看到“我在故我思”的一面。我在，我却不思，我还在吗？ 有一个罗素悖论，那是关于集合论的，但此悖论相当于一个理发师的故事。村上的理发师宣布：“我只给那些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他自己作为村上的人，该不该给自己刮胡子呢？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胡子，按规定，他就要给自己刮胡子；如果他给自己刮胡子，按规定，他又不能给自己刮了。理发师没有笛卡儿那样聪明，他没有把自己作为例外对待。 集合论后来的发展无意地遵循了黑格尔的路线：寻找自圆其说的道路，以不断排除悖论。 在我们流行的一些说法中常有颠倒的情形。例如说“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按实际的发展看，最先是很难有世界观的，一般来说，是先有对人生的思考。思考了人生，比较成熟了，才有个所谓人生观，而其中可能包含了价值观，不一定全是价值观。至于对世界持一个怎样的一般观念呢？至少，认识那个世界的过程就会慢一些，时间要得长一些，也困难一些，由此才可能对世界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看法，这样才有可能称为具备了某种世界观。有些人，终其一生，也还不一定有一个明确的世界观。但是，在我们这里，最先说的正是最不 容易具备的东西。 还有一个说法，叫做“立场、观点、方法”。按这个顺序看，最优先的，也可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是立场。其实，立场恰好具有主观选择性，具有功利性，根据某种功利判断或利益判断选择站在某种立场。功利优先，正确的观念，科学的方法在后。于是，我们广为流传的说法，首先看立场问题、情感问题，而在许多的群众运动中，首先强调的是你对群众的态度，至于是否合理、是否科学，就不太管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是那样大轰大嗡弄起来的。立场错了是感情问题、态度问题，做的不好只是方法问题。对科学、对真理的尊重不在了，更没有什么敬畏了。 恩格斯是怎样说的呢？我们抄下他的一段原话：“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见《马列著作选读（哲学卷）》第59页）。这里，科学是第一位的，利益问题是第二位的。恩格斯还说过，如果粗暴地对待大自然，是会遭到大自然报复的。恩格斯的许多科学论断并未被我们这里真正尊重和认真看待。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以来，有过大灾难、大饥荒的国家正是那些不尊重科学，藐视科学的国家，受到了大自然报复或惩罚的国家；而那些尊重科学、尊重大自然的国家没有发生过大饥荒。 立场是功利的，科学是超功利的。科学在那些以平民利益为根本，以民族繁荣为根本目标的国家和社会里必然受到尊重，这就是说，在这种社会里，立场与科学不容易相冲突。科学成了一种尺度，对待科学家的态度可以检验一个制度、一种体制是不是真正代表了工农大众的利益，而不是只看它的纲领或口号。 再说方法与观念的关系。 是方法论更重要，还是观念更重要？是谁决定谁，还是谁也不决定谁？ 事实是，先有结构方法，结构分析方法在语言学、数学、物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中广泛被运用。结构方法的有效性、普遍性，催生了结构主义的产生。主义者，观念也。因而可以说是方法催生了观念的产生。在这种观念或主义下，凡事物皆有结构，并认为对事物结构的分析是对事物的基本认识。 哲学的优越在于不同哲学观念被彼此质疑或批判，这个优点也是哲学存在的条件。近几十年来，为何中国哲学极为贫乏，甚至出不了什么哲学家？就因为中国哲学失去了那种优点，失去了那种生存的必要条件。 结构主义出现之后 ，就出现许多的质疑，许多的批判。于是，有了解构主义，有了后结构主义。哲学的纷争，倒过去使得方法论的研究得以深入，结构方法的局限性被注意到了。由方法促成观念的发展，观念的发展又促进方法论研究的深入。 逻辑方法的有效性和普遍意义，催生了逻辑主义的出现。其代表人物为罗素。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布鲁纳、皮亚杰等，这些代表人物是这些哲学流派的实际缔造者和推动者。 公理方法的有效性和普遍意义则与形式主义哲学流派有关。这一哲学流派的杰出代表应首推伟大的数学家希尔伯特。形式主义在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出现后，根基就被动摇了。 无论是逻辑主义、直觉主义，还是形式主义，都与方法论有关。后来又都被质疑，都有缺陷。可是，它们不只对哲学，而且对数学、对计算机科学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 可惜，它们都不首先产生在中国。 一百零四、寻找最基本 哲学是寻根究底的。每个哲学流派都自认为找到自己的根，自己的底。 结构主义认为哲学的根在结构那里，逻辑主义认为底在逻辑那里，形式主义认为那个根底是由一组被形式化的概念和命题所构成的。这些不同的哲学说明共同的问题：哲学就是寻根究底的。 我们又附带指出，那个盛产主义的欧洲，繁盛的不只是哲学，而是整个科学，并由此推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繁荣。这就是欧罗巴以及后来的美利坚。 在中国，好像只有一个来自一位德国人的主义，那个主义在德国只是数十种不同主义之中的一种。这就是说，时下，中国只有一个主义，而是且不是自产的，是来自欧洲某个国家的，还只是那个国家众多哲学中的一种。这样，我们中国怎么可能有繁荣的哲学呢？没有繁荣的哲学，又怎么会有我们民族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全面繁荣呢？ 倒是中国古代有过繁盛的哲学，乃至上世纪20年代之后的20余年里，我们的哲学也还相当繁荣，有一批称得上哲学家的人物。此后，似乎再没有出现哲学家。这当然是令人深思的。 哲学，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在别的国家里产生的哲学也可以拿来。但是，我们也得有自己的哲学让别的国家可以拿去。只拿别人的，没有可被别人拿的，这日子过得下去吗？拿来可以，拿来主义却是远远不够的。 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欧美哲学繁茂？为什么60多年前的中国哲学也还相当繁荣呢？为什么近几十年来我们的哲学贫乏？为什么这几十年几乎没有哲学家了呢？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们这里太讲实用了，而且主要是外用、他用，而不是内用、自用。哲学也有用，但它并不直用，而是较为间接的用，实乃“无用之大用”，且恰好主要在内用、自用。过分讲功利，显然不利于超功利的哲学走向繁荣。 二是因为我们太崇尚感性。“实践出真知”、“百闻不如一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这些话语十分流行。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在崇尚感性，它们所强调的是人的感官（眼、鼻、舌、耳）和肢体的作用。然而，人最为强大的是它的思想，是大脑的作用，这才是人真正强大的力量源泉，也是人的伟大之所在，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若论视觉，我们不如雄鹰；若论嗅觉，我们不如小狗；若论奔跑，我们不如小鹿；……若论大脑，一切都不如人。而我们的哲学所崇尚的正是动物也具有的能力，这种哲学怎么会是人的哲学呢？怎么会强盛呢？ 三是因为我们太缺少自由了。亚里士多德说：“人本自由”；又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自由加求知，就是创造，所以创造也是人的本性。缺自由，怎么会不缺创造、不缺哲学呢？ 还有传统上的原因。古代中国没有走上逻辑道路，因而没有成熟的思辨科学；没有通过实验获得科学结论的经历，因而没有成熟的实证科学。这当然也影响到哲学。 哲学是人的创造，因而，哲学也是自由的产物，求知的产物。如果我们的人民是自由的，又保持着普遍的求知欲望，那么，我们民族的哲学必定兴旺。反之，我们会有哲学的繁荣兴旺吗？ 自由的反面是束缚和奴性。如果受束缚了，就需要解放。邓小平在1978年之后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为什么提出这一口号呢？就因为他知道中国人的思想被束缚了。所以，他的口号实质上是在呼唤自由，呼唤中国人应享有的自由。如果真的解放了，尤其是思想解放了，我们的哲学还会不繁荣吗？如果真的打破了束缚，我们的哲学还会不兴旺吗？ 由此看，我们中国还需要继续解放思想。这也是继1978年以后邓小平多次反复强调解放思想的缘故。应当说，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30年，是中国哲学可以走向繁荣兴旺的好时期，虽然还有束缚，虽然解放思想还任重而道远，但毕竟有了一个大转折。中国应当可以寻根究底了，中国应当可以有中国人自己的哲学了。 时局进步了，环境改善了，还要看各个人自己把握，把握那来之不易的自由。把握住了自由，保持和发展了自己的求知欲望，就会有创造，就会有哲学。 根和底就是最基本的东西。数学里，集合论及其完善了的公理系统被认为是最基本的。物理学里，寻找基本粒子就是寻找最基本。最新一项伟大成就是发现了希格斯40多年前猜想的那种玻色子或“上帝粒子”。这种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还是产生在英国，还是产生在近代科学始祖牛顿的故乡。 我盼望我们国家走向繁荣兴旺，这其中就包含了盼望我们国家出现普遍兴起的寻根究底的精神，出现思想的更大解放，出现哲学以及哲学所包含的那种追询气势。 我现在从事教育哲学和哲学的研究。我喜欢从事这种研究，因为我喜欢寻根究底；我能接近和做出哲学来，因为我能比较有效地寻根究底了。对于教育，我几乎是自然地走到了寻根究底的地步。 人为什么需要教呢？因为人是需要发展的。 人为什么需要发展 呢？因为人是可发展的。 人为什么可发展呢？因为人能反身自己。 人为什么能反身呢？因为人有美学追求。 人是在何种条件下发展的呢？人具有群居性，人总是在一定的中介或环境中发展的。 在我看来，以上五个方面说的就是最基本的问题，对于它们的回答就构成了根底，我称之为五条公理：潜在公理，能动公理，反身公理，美学公理，中介公理。 从这一组公理出发，我展开了对其他教育学命题的研究和阐述。这样就以一种新方式构成了一部教育学著作。这就是一部建立在寻根究底基础上的教育学。书名即《教育基本原理》，副标准是《一种基于公理的教育学》。 欧氏几何也是五条公理，这里也是五条。但我绝不是刻意湊成五条的。力学定律或公理只有三条。还有一些学科只有两条的，相对论只有一条。 对这五条公理的具体阐释，在《教育基本原理》一书中可以看到。这里，只是对反身公理和美学公理作极为简要的说明。 反身，指的是，人可以用自己的意识来审视自己，用自己的意识来作用于自己。例如，自己思索自己，自己观察自己，自己估价自己，自己打量自己，自己鞭策自己，等等。简言之，即人能以自己为意识对象，专称为自我对象化。 反身的另一方面是对象自我化。人有自己的思想，人做出自己的工作来，工作的结果可能是某种物质产品，也可能是某种精神产品，如论文、诗歌、绘画或某种技术，而在这些对象中就可能留下了自己的影子，自己的个性。这样，从作品中就可以看到自己，文如其人，画如其人，歌如其人，人把自己放在自己的对象中，这就是对象自我化。越是个性化的，越表现了对象自我化。 自我对象化，对象自我化，这就是反身性。这也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人是用什么来打量自己的呢？是用什么来完善自己的呢？最基本的因素就是美学。人在衣食住行的所有领域追求美，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自己（此语属于马克思）。人追求自身的美丽，也追求自己产品的美丽。在自我对象化和对象自我化的过程中，美学都起到基本的作用。 美育在教育中的意义远比一般人所理解的、所想象的要重要得多，地位要高得多。德育、智育、体育都离不开美育。这是教育成功的基本条件。 几何公理的相容性、完备性、简洁性是极不易被证明的。为了证明这一点，又导致了更艰深更基础的学问。同时，它也经过了时间的检验。问题又在于，多长的时间的检验才是足够的呢？ 我们所提出的教育学公理是否也具有那些基本特性呢？这肯定需要逻辑的和历史的检验。但若没有经得起检验的起码信心，也不可能如此为之。 一百零五、“五I”课程观 我在《课程与教学哲学》一书中提出了一种课程思想，并将其命名为“五I”课程观。新疆吐鲁番地区有一些教师对“五I”课程观很感兴趣，他们自己还组织起来进行研究，进行实验。吐鲁番教育局干脆就把这一课程观的初创者请去。这样，我就在2012年6月初去了吐鲁番，一方面倾听他们对“五I”的看法和体会，一方面我也作了一番阐述。 我的“五I”指的是信息，Information；兴趣，Interest;直觉，Intuition；质疑，Inquiry；智慧，Intelligence。正好，这五个词的英语表达，第一个字母都是I，故称为“五I”。这是对课程的基本内容的一种理解，因而也叫做“五I”课程思想或“五I”课程观。 这“五I”也有一点点凑合。例如，质疑用guery表达可能更恰当；智慧可能用wisdom更恰当。但分别用inquiry和intelligence就是以I为第一个字母了。不过，总体来看并不过分勉强。 对于“五I”内容的稍微详细一点的说法不是只用这五个词，而是五句话；这五句话才代表了“五I”思想的实际内容。我把这五句话简要归结为： ——信息宽于知识； ——兴趣先于意志； ——直觉贵于逻辑； ——质疑重于聆听； ——智慧甚于聪明。 这五个概念是需要在相对的意义下来理解它们的重要性的。当然，我还认为，这正是我们的教学或课程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些方面，这些观念很可能也是切中时弊的。 “五I”不只是词或概念，“五I”更是思想、观念，也可以把它叫做“五I主义”。 欧美兴了很多的主义、观念、思想。我们也应当有自己的理念、观念、思想和主义。我自然地认为，我的“五I主义”是中国人自己的主义，自己的理论。 美国人多尔提出了一个“四R”方案，也就是一种课程模式。他自称他的模式是后现代主义课程观。这“四R”指的是：丰富性，richness;回归性，recursion；关联性，relation；严密性，rigor。 多尔显然是针对泰勒的课程理论而提出的。泰勒原理有很简洁的表达，也是四句话（疑问句）： ——学校应该试图达到什么教育目标？ ——要提供什么教育经验以便达到这些目标？ ——如何有效地组织这些教育经验？ ——我们如何确定这些目标是否达到？ 简言之，他的理论就是从确立目标，到选择内容，再到组织内容和反馈检验。 多尔虽然提出了他认为是不同于泰勒理论的“四R”，但他并未对泰勒原理进行具体而中肯的分析。 我认为，泰勒原理有一定的合理性，从确立目标，到选择和组织教材，再到反馈，这反映了实际过程中的一面。但它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我对泰勒原理用先验性、单一性、外在性、线性性来加以描述。当确立目标时，首先要看到是谁的目标。是教育行政当局的目标，还是校长的目标，还是任课教师的目标？学生也会有自己的目标吗？实际上，目标有其主体，而这个主体不是单一的。在泰勒那里，似乎是单一的，说确立就一齐确立下来了。 目的也，皆某某之目的也，都是内在的，有属主的。谁能替代所有参与其中的各方来确立只能来自他们各自内心的目标呢？ 同时，还应问：目标从何而来？有些人一开始就可以有个目标，有些人一开始常常是模糊的目标；那些一开始就有比较明确目标的人，在实际进程中也未必不调整、不充实、不更改。一般来说，十分清晰的目标并不是先验的。 此外，泰勒原理是建立在一种理想状态之上的，认为教学过程会是直线发展的。从目标，到选择，到组织，到反馈，是如此线性发展的。这也是其缺陷之一。 多尔自称他的“四R”是与泰勒不同的。实际上，所谓丰富性，就可以在经验选择中做到；而所谓回归性，在泰勒的反馈中可以体现出来；至于关联性，这是一个很宽泛的说法，在泰勒的经验组织中亦可达到；所谓严谨性，也不是什么额外的东西。“四R”究竟给了人多少新意呢？ 某些美国人喜欢大吹大擂，这并不是什么缺点，只是看你所吹的是不是货真价实。我自己也很喜欢吹，不仅自己喜欢吹，还希望别人也能吹，我很喜欢吹牛的人，只要他所吹的是可看到的，或者是可能基本上做到的。其实，吹牛皮比吹羊皮、吹猪皮困难得多。 在我们的流行语中，骄傲似是贬义词，谦虚是褒义词，然而，未曾骄傲过的人并不见得真正明白谦虚的含义。 多尔就有点大吹大擂，但他并不货真价实。他自称是后现代主义的，其实，他不一定把握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根本点。泰勒的原理固然可以被称为是现代主义的，但多尔的理论未必是后现代主义的。 后现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前现代主义的，我们以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关系作一点点说明。结构主义是现代主义范畴的，后结构主义在后现代主义之列。后结构主义确实与结构主义不同，根本不同点在于，在结构主义里看不到人，甚至说它排除了人。而后结构主义正是强调了人。比如说，一个文本（如一本教科书）似是一个或一组结构，然而，当人走进这个文本时就不一定是唯一的一种结构，他可能就被拆构了，也可能主要不是结构，人把自己的精神、意境、文化等带进去了，亦即，人进去了，人成了主角。 所以说，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点是回到人自身来。恰好，多尔的“四R”并未回归到这一根本点上来。因此，他所自称的后现代主 义依然还只是现代主义的。 对于后现代主义回归到人这一点，我是肯定的，但我并不想称我的观念或主义为后现代主义。我的课程理论或课程观念是建立在我认为的最基础、最根本的立足点上的。人是根本点，而我的课程理论亦以充分认识人、贴近人为根本点。也就是说，我是人主义的。我实际做到这一点是很自然的，我并不需要预设别的什么前提。 我的一些研究生们认为我的理论很独特，也认为一点也不逊于欧美同行。王薇、刘颖洁、高飞、蔡明山等人曾经联合起来，想把我的《高等教育哲学》翻译成英文。经过一段时间，似乎碰到了困难。我的许多特有的表达方式和使用的一些术语与典故翻译起来确实难度很大。翻译工作取决于英语水平和专业水平，英语水平很高的教授若不熟悉专业也会有困难的。 我的“五I”思想中，对兴趣、直觉、质疑等的看重，直接体现了对人的看重，对人可能的潜能及优越的特别看重，有些就是对人的天赋的看重。 我的“五I”思想是我的人哲学的一部分。 后现代似乎是一个时间概念，似乎是当下应注意的问题。实际上，“五I”恰好是既针对了过往，又针对了当下的，因而，它可能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 比如说，信息这一用语与广义的课程概念更接近。信息不只是课本、教材和老师的讲演，它可以包括教师在与学生交往中透显出来的情感、态度、志趣和信仰，还可以包括广泛存在于学校的各种可供学生习得的文化。 又比如，直觉乃人天赋的一种能力，这种在后天还可得到发展的能力是创造力中更重要的因素。当下的教学所偏重的多是逻辑，而更高水平的教学是在增强逻辑能力的同时发展了直觉。这更体现了人本身的发展在教学中占据更高地位的观念。 至于对质疑的看重，更是让有效学习的实际过程得到充分体现所必需的。 无论是就含义之深刻、语言之明晰，还是就表述之精妙而言，“五I”课程观应当都优于“四R”。 多尔还一个“三S”的说法，但他只是提及，而未予以实质性的讨论，多尔留下了遗憾。 我相信，中国人的理论，也必须在超国界的范围里去比较。我有信心去展开这种比较，从而，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的理论。 一百零六、820篇论文 截止2012年8月，我总计发表的论文共820篇。这些论文的绝大部分已经发表在杂志上，还有一小部分是以学术报告或演讲的形式发表的，在后一种情形下，都有提纲。这820篇论文，不包括我在本校所作的工作报告，不包括未正式发表的文章。 我独自撰写的著作65部，加上主编和合著的，已逾百部。 我的第一篇论文和第一本著作都出现在1979年。这是很好理解的。在1978年前，我是没有可能出书和发表论文的。1979年，时局变化了，但我已过不惑之年。这么大的岁数才有点东西出来似乎说明我的愚钝。但后来我逐渐走上了哲学，然而这已是花甲之后了，因而也不能说明我的聪慧。不过，还是可以说明我勤思、勤想、勤于笔耘的，勤能补拙，对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当然，我要感谢1978，感谢这个对于我们个人和我们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的年份，它告别了一个让我们民族蒙受大灾大难的年代。 820篇论文，是在33年时间里发表的，平均每年发表25篇。平均每月有两篇。 这算很多了吗？我知道，罗素发表的文章在千篇以上。他还不是千篇以上的唯一一人。不过，如果时局更好，让我从30岁起就能发表论文，或者上天让我更有天赋，我也可能会有千篇以上。但这只是假设。还有一个假设，假若我还能活十年，并且不患老年痴呆症，我依然有可能达千篇以上。 有五种被认为具有代表性的教育类刊物是《高等教育研究》、《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实际上是课程研究）、《教师教育研究》、（原名为《高等师范教育研究》）和《中国教育学刊》。我在五本杂志上大约发表了一百篇，其中，在《高等教育研究》上发表的近30篇。毕竟，我更多研究的内容是在高等教育领域的。 上述五种刊物上，我所发表的文章大约是我全部论文的八分之一。另外的八分之七，如果没有几种杂志更多刊载我的文章，怎么可能发表那么多呢？ 正是因为有《大学教育科学》、《学园》和《当代教育论坛》给我开辟了专栏，所以才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论文。后来还有刊物愿意为我辟专栏，但我已应付不过来了。 对于《学园》，我可能应当特别提到。在我所列举的刊物中，基本上是教育类的刊物，但《学园》不是，它是综合性的。另有一些综合性的刊物也想发表我的文章，我也可以找这类刊物联系，但我没有这样做。我不想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联络上。已有《学园》联系上就够了。 事实上，我有不少的非教育类文章，例如，不少的哲学文章，到哪里去发？不发，写的可能性也下降了。到《哲学研究》上去发吗？我的哲学不一定能达到它要求的那个档次，达到了，我也不一定想去联系。《哲学研究》有很高名望，而我并不想沾它的光。有《学园》愿意发表我的哲学文章及其他非教育类文章就够了。据我所知，我的这些哲学文章也有读者感兴趣。云南大学哲学系就有学生常看我的文章。 《学园》确实就是云南大学与云南人民出版社联合办的。我是怎样与之联系上的。云南有我的一位好朋友——董云川，他正是这本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他认识我，或者我认识他，最初可能是参加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他是文辅相先生的博士，文章写得好，演讲很出色，敏捷而深邃。最初也就是董云川跟我约稿。 再后，《学园》的实际编辑工作就转向了张建新，她是北大的教育学博士。她很认真，很细致，这对于我有很大的帮助，她常提醒我已写过了什么文章，这有利于前后衔接。至于遗漏了文章摘要和关键词之类的事，也是她及时提示的。 我的教学与科研好像是很融洽的。我对自己教学的要求是：1.尽量教自己的东西；2.尽量开新课；3.即使同一课程，也不重复过去的内容，从而也讲成新课；4.尽量多开一些课；5.尽量开成高水平的课，至少在国内；6.尽量讲出思想来；7.尽量用疑问句讲话。按这些要求去教学，必定要有科研，要有高水平的科研。 已发表了820篇论文，我有把握继续写下去，且不彼此重复，不重复别人的，也不重复自己的。人们常有疑问：怎么会有这么多题材可以写？我想有如下五方面的原因： 1.我涉及了众多的领域，教育理论，教育哲学，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教育管理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相关联的还有文学、史学。 2.我自青少年时期起就养成了勤思的习惯。只要想得多，就会题材多。我真的是想得多，生怕辜负了父母，辜负了祖宗赐给我的这副脑袋，就想趁着火化前充分运用它。意志起了作用，那个情感也起了一些作用。 3.我总力图创造自己的东西，例如我的“五I”课程观，例如我提出的教育公理体系，又例如我的哲学原理。别人没写过的，我努力去写；别人写过的，我努力建立新的体系，有自己新的立足点。 4.广泛的评论是我重要的写作源泉。建立新的，与批判既有的，这是同一研究中两个不同的方面。客观上，可加评论的东西实在多，这也是我能有众多题材的原因之一。 5.写作是需要灵感的。我喜欢自由地讲课，自由地聊天，在这个过程中就易产生灵感、顿悟，而我总是把它们及时记下，也为写作提供了素材。 百部著作是与820篇论文有关联的。可以说，大量的著作是以论文为基础的。比如说，我有关素质教育的系列论文，这才为出版有关著作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又比如，我写过系列的哲学文章，因而，写出一部哲学原理的著作就不会特别困难了。 33年来，仅就独著的著作计，平均每年也有两部。每年25篇论文加每年两部独著，还有合著或主编的。这个工作量之大似乎是难以承受的。 但是，写论文与写著作并不是完全平行的两件事。一方面，论文为著作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在60余部独著之中，有五部就是论文的汇集。 并不单是论文为著作创造条件，著作也为新的论文的出现创造条件。我写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五部是汇集的性质外，都是独自成系统的，而且，我的写作过程如流水，很少有间断的，我极少去参考别的著作。 如果引用他人，那不会是为了用他人的观点来论证自己，那只是辅助的。我不会去做那样的事：“你看，他是那么说，我也是那么说的”，我只会做这样的事：“你看，我是这样说的，他也是这样说的。”我的著作，当然应该立足于我自己。 更多的情况是，我不太引用，自己说自己的话。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的个别章节中，引用较多。蒋冀骋还曾对我说：“你不必这样过多引用的。” 当然，还有一些引用是为了剖析或评论所引用的内容。这种情形就多一些了。 我看到过一些文章，一开头就是引用，以大量的引用来展开。几乎接近于介绍他人，而很少有自己的见解。一定的引用也有其必要，但应是立足于自己的阐发，自己的观点和理论，而仅以引用辅助之，但也是为了丰富自己。 对于引用，我还写过专门的文章：《论引用》。 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写了那么多？”我说“每天扛着锄头下地。”我以农民的勤劳为榜样。中国人常自豪地说“我们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我是这个民族的一员，我敢不勤劳吗？ 勤劳不一定总能出那么多东西吧？于是，我又把自己比喻为“坏了的水龙头”，关不住了，而那个自来水厂又不停水，所以总是哗啦啦的流着。 当刘献君教授感慨于我的著述之多而又觉得不好理解时称我为天才，但是，一方面我确实不认为我是天才，另一方面，我虔诚地感谢上天，上天给了我能思考的脑、能写、能画的手。若论勤奋，我就要感谢自己，感谢自己没有辜负父辈和我们祖宗的恩赐。 我的写作至今仍是用笔，真的是笔耘。就拿现在写的这本书来说，写到这里的时候，已是那个每页可写300个字的纸张的第1000页了。估计最后写完也就在一千页多一点。这一千页纸上布满了字，是我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爬出来的。这是不是需要坐得住？是不是需要安于寂寞？ 一百零七、质疑与颠覆 有些质疑是附加性的、补充性的；有些质疑是存疑的，导致不确定性的；有些质疑则可能是否定性的、颠覆性的。仅是聆听而无质疑，那就是无附加值的，全盘照收的。 哲学的性格是质疑的。我觉得我有这种哲学性格，并且，我直逼颠覆性而去。 我曾专门讲述过，也曾穿插讲述过，指出时下流行的哲学观点中包括的许多片面与错误。下面简要地列举一些很基本的问题并稍作评议。 ——“物质决定意识”。物质只是先于意识，但并不能决定意识。祖父母先于孙子，但并不能决定孙子会具有什么意识形态，两者之间可以相去甚远。同饮一江水，同食土产物，意识却可大不一样；甚至，同一父母生的三个儿子，在意识形态上各执一端。意识相对于物质具有极大的独立性。但我们这里流行的哲学无视了这些事实而认为物质决定意识。 ——“客观决定主观”。有了人，就有了意识，自我意识；有了人，就有主观。主观作用的对象即客观，主体作用的对象即客体。主客体是集于人一身的，它们只在思辨的意义下可以分离。但是，当说客观决定主观或 客体决定主体时，就把两者事实上而不只是思辨上分离了。事实上，客观是相对于主观的客观，故只有主观的客观；同时，主观不早已客观地存在着吗？故，也是客观的主观。没有主观，哪有客观呢？客观怎么决定主观呢？ ——“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间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吗？在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自己的规律，当人们变革了封建社会而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时，不是把规律也改变了，转移了吗？怎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呢？邓小平把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了，经济运行的规律不是变了 吗？人创造了学校，创造了班级，不同时也创造了学校运行的规律、班级存在的规律吗？每个人都创造了自己的生活规律、生存规律。事实上，大自然也创造了大自然的规律，并且也以大自然自己的意识在改变着。每千年，地球自转慢四秒，再过一万五千年，一天就变为24小时零1分了，并继续变化。月亮每千年远离地球四厘米，多少年之后，月亮还可能脱离地球的引力而直接成为太阳的行星。大自然的规律是以大自然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人间的规律是以人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流行哲学中的三个基本原理都是片面的，错误的。这三原理还有一个共同特点。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谁的呢：人的。客观决定主观，主观是谁的呢？人的。这两条都在说：人是被决定的，活的被死的决定。还有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之说，也是说人是被转移的。总之，人是被动的，被决定的，人是没有地位的。 这种哲学是目中无人的哲学，非人的哲学。这种让人没有地位的哲学为何能在我们的社会里传播和流行呢？也正因为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下，普通的人确是没有地位的，而这种哲学只是为这种社会特征作了哲学的解说，为它的合理性作了辩护。 所以，我更觉得自己有了一种哲学使命，我要建立人的哲学。我把我的哲学称为人哲学。我的主义就叫人主义。它与人文主义、人本主义都不完全一样。 人本主义是与科学主义相对的。我的人主义，与神本相对，与皇本相对，与官本相对，与物本相对。在我的人的头顶上只有大自然，只有上天，所以，我称我的人哲学为上天之下的人本。 我把我长达40多万字左右的哲学原理并以《形而上学》冠名的书稿给了哲学教授舒远招、王泽应等人看。他们看后惊讶不已：“这不就把现在流行的哲学颠覆了吗？”我反问：“我的颠覆在理论上站得住吗？”他们说，“似乎是能站得住的。”然而，这正是哲学的合理性之所在。据说北京也有三位哲学教授看过，他们跟舒远招、王泽应有同样的感受。 有一次，我在给长沙市高中的高级教师讲教学哲学时，说到了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在讲演完毕之后，有两位教师对我说：“您说得很对，这些流行的原理确实错了。但我们在中学讲课时都是这样讲的，这该怎么办呢？”我说：“你们年轻，还来得及学习和研究，然后按照你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去讲。只是有一点可能会困难，当学生答题时，若不按传统原理去回答，考试成绩就成了问题。”这就又关联到了体制问题。体制改革上不只涉及权力配置，也涉及科学、哲学的繁荣兴旺，涉及学术的健康发展。 从那些哲学教授们的反应，从那些中学教师的反应看，我的哲学真的有一点颠覆作用。但我做哲学研究的直接目的不是为了颠覆。我只是质疑，如果质疑的结果竟是起了颠覆作用，这在我的意料之外。如果这种颠覆是走向真理进程中的一步，我会格外高兴并多少会有一点满足感。 我相信，如果一个团体的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是个性的，这种团体的能量就会最大化，而其效应也会最优化。一个团体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何尝不如此。 模仿可能只是学习的初级阶段。主要以模仿的方式去学习，就难以脱离初级阶段，就难以有独特，难以发展个性，难以有活力，因而难以发展创造力。 独特从何来？一种独特是平地起高楼，另一种是推倒重来。后一种情形即颠覆性独特，颠覆性创造。颠覆还要着眼于重建，要看重建设，即不停留于颠覆。 就在我关于教学哲学的演讲中，在教与学的关系上，我说道：教是被要求。教一定以学的存在为前提，反之并不成立。学不一定需要教，只有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才需要教，教是被需求、被要求的，教为学而存在。 基于这种理解，我作为教师，在学生面前是被要求的；作为校长，在师生面前，我也是被要求的。 在那次演讲后，有一位担任班主任的教师对我说：“我在班上总是要求学生，我从没有被要求的感觉。回去后，我得换换位置了，我明白了我应当是被要求的。”听到她这样说，我确实很开心，这也是一种颠覆性效果。 别人来颠覆自己，那种味道可能不太好受。自己颠覆自己就不同了，即使有过不好受的经历，毕竟还是自我完成了。实际上，别人的颠覆真正起作用，最后还是由接受的人自己颠覆了自己。 颠覆这个词似乎有点恐怖。其实就是一种改变，只有很大的、根本性的改变才需要使用颠覆一词。这样理解也就不很恐怖了。 还有一种说法叫解放。解放也是改变，不过，只有那种有积极后果的改变，人们才愿意称之为解放，从原来的奴隶变成为新的奴隶，那能叫解放呢？ 根本性的解放也是颠覆，很可能颠覆了某种权力。在我们这里，仅限于对观念、理念、思想来讨论这一问题。因而没有什么可怕的，只是在恰当的时候选用恰当的词汇来表达。 一百零八、自己成为自己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事件之一，是与一位博士考生在面试时的一段对话。 我问：“有一种培养目标叫做把自己培养成为自己。你能对此作一点评论吗？” 他很快回答（以反问的形式）：“怎么能培养成自己呢？”以下是进一步的问与答了。 问：“不把自己培养成自己，培养成别的什么人呢？” 答：“我把自己培养成周恩来式的人，雷锋式的人。” 问：“那只是周恩来式、雷锋式的，那不还是你自己吗？” 答：（稍有犹豫后答）：“不，还不是自己，那是把自己培养成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看来，他不可能认为是培养成自己了。于是，我转了话题。问道：“你要做接班人，你估计谁给你交班？无人交班，你到哪里去接班？”这一下，他愣住了。 他也转了话题，说现在还强调培养“可靠接班人”哩。这样，我也接过了他的话题。 问：何谓可靠，对谁可靠？ 又问：一百个农民和一百个县太爷，哪一百人更可靠？ 再问：在一个乡里，谁可靠？谁最不可靠？ 在一个机关里，谁可靠，谁不可靠？ 在一个学校里，最不可靠的是谁？ 人只是拿来靠的吗？人只是被靠的吗？ 这位博士考生真的答不上了，有点被颠覆了。 若干年前，当时任哈佛校长的萨莫斯访问北大，曾与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一起会见学生。学生请他们各自用一句话来说明自己的办学方针。 萨莫斯说：“把学生培养成他想成为的人。” 闵维方说：“把学生培养成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萨莫斯在说着自己的话，闵维方在背诵已有的教育方针，跟前面提到的那位博士考生一样。如此巨大的反差，也映照了中美两国不同的大学教育理念。萨莫斯后来因为在一次讲话中对女性的研究能力说话不当，在女教授们的强烈反对下不得不辞职，这类事在中国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曾有学生问我：“怎么能想成为什么人就培养他成为什么人呢？” 我以反问相答：“怎么就不可能呢？”“难道他想成为这样的人，你硬要把他培养成那样的人吗？” 又有问：“他如果想成为流氓呢？” 我答：“有怀着这种目的进入哈佛、进入北大的吗？”假若有人在后来堕落了，那不会是他当初的目标吧？实际上，那个‘如果’是不存在的。 一般来说，进入哈佛、北大的，大都是想成为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史学家的，那么，当他想成为数学家时，大学不应当努力让他成为数学家吗？当教授们觉得他更适合成为一名物理学家时，那可以向他提出建议，而当他采纳了这一建议时，那种志向仍然是属于他自己的了。 大学不是还要让学生学会做人吗？可是，“人要学会做人”，这跟“自己学会做自己”是一个意思。 其实，做人的事并不在做学问、做研究之外。教师也要做人，但教师也是在教学中，在研究中去做人了，离开了这些实际活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做校长的，也还要学着做人，这是两件必须同时做好的事。 在说到教师需要有两个水平，即学术水平与教学水平时，有人说还需要加一个道德水平。其实，作为教师，并没有多少与学术和教学相分割开来的道德水平问题。他可能也应当以助人为乐，但他的主要“助人”正是通过教学来实现的，离开了这一实际背景的“助人”应当还会有，但那是就一般人的而非教师特定的道德而言的。 可以说，做人是最重要的，但校长之做人的重要性恰是从做校长那里变得更重要的。他依然还是在自己做自己，只是实际内容有所不同罢了。 人学会做人，这前后两个“人”字是不同的。自己成为自己，这前后两个“自己”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那后一个“人”是发展了的“人”，那后一个“自己”是更高大的自己。明天的人可以与今天的人不同，今天的自己可以与昨天的自己不同。 这就是人，人知道有昨天、今天和明天，人知道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动物都不知道。人要学会做人，而羊不会去学做羊，猪不会去学做猪。 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人就知道，首先是从自己做起的。 为什么中国人曾在有一段时间里不愿说自己了呢？恰如那位博士考生那样，他是多么不愿意说到自己啊，这是为什么呢？有一种理论曾很流行，说人的本质是社会性、阶级性。这种流行的说法影响既广且深。那位考生大约也如此受到影响。 很多人也就不能面对自己独立的个性，甚至不明白那种珍贵的人性的存在。在不断地强调所谓本质即阶级性、社会性的同时，又不断地批判了人性。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人性确被扫荡得差不多了，那翻腾起来的是打砸抢和乱批乱斗的兽性。这当然也就导致了中国人的大灾大难了。 在并非很久以前，哈佛校长与北大校长观念的巨大反差，仍然让我们担忧：我们何日才能高声地说自己。 其实，人最宝贵的人性就是人能反身自己，并在反身中发展自己，壮实自己，丰富自己。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是多么重要啊。为什么让人忘记自己呢？为什么让人不想说自己呢？ 让每个个人都有想法，有追求，有理想，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追求，这样的社会才可能使社会自己的能量最大化，使人们的生活最优化，从而最先进、最合理。 因此，我们的社会确实需要改革，需要解放，在许多根本点上需要。在思想领域，确实也需要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颠覆，需要建立我们新的理论大厦。 马克思说：“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在这些话中，把“德国”二字改为“中国”，也该有多么恰当啊！而且，他还说：“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同书第1卷第9页）。这与我们社会里关于阶级性、社会性本质的说法是多么不同啊。 我想我确实在我的众多论著中论到了人。人构成了我的教育学著作、哲学著作、管理学著作的主线。我深深地思考着我们人自己，也无限深情地叙说着我们人自己。我竭尽自己之所能赞美人、颂扬人、歌唱人。 我只是遗憾自己笔耘不深、笔力不强、笔拙嘴笨。不过，我深信，我正因为着赞美人、颂扬人、歌唱人而生活得特别充实，这几乎带来了我存在的全部意义。 可能，人也是需要提醒的，需要警觉的，需要洗礼和锤炼的，甚至需要他人来鞭挞、他人来轰擂的，或者如我们前面所说那样需要某种颠覆的。然而，我觉得，这也是人类的自我完成，在自我意识下的自我实现（“他人”也存在于人类的“自我”之中）。 一方面， 人可以自己审视自己，自己鞭策自己，自己鼓舞自己，自己欣赏自己，自己提升自己。 另一方面，人也可能自己贬低自己、自己无视自己、自己欺骗自己、自己嘲笑自己、自己恐吓自己、自己折磨自己、自己毁灭自己。 许多的方面是人自己作用于自己。我们常说和谐协调。其实，最基本的是，人自己与自己和谐协调。人的发展，全面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是人的协调，人的和谐发展。不一定是面面俱到，却一 定努力求得面面和谐。和谐了，才能发展得更顺畅，发展得更充实，发展到更高水平。 个人的和谐促进社会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当然也有利于个人的和谐发展。而社会的和谐与社会体制的关系密切；社会体制的变革又是靠人去实现的。立足于个人而变革社会，依靠人去变革的社会又为着人。 一百零九、与官员们 我很清楚，校长不是官。这首先是我的自我判断，校长工作的性质与官员有根本的区别。广泛存在的以为校长是官的误会，来源于我们的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校长都是任命的，都与官级直接挂钩。这样，更需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要误以为校长是官，更不要实际把校长当着官来做。这并不是说官一定就是个不好的东西，当官，也有一个怎样当法的问题。 无论是汉语词典，还是大百科全书；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对官的性质都有大致相同的界说。按照这些界说，校长就不在官之列。中国现实中的校长是一个例外，这是体制本身的问题，这种体制把校长当成官了。 学校里的党委书记更不是官。任何政党里担任任何该党职务的人，都不是官。如果他在政府里有职务，他就是官了，但那是因为在政府里的任职而成为官的。 我曾任党委书记。我并不因此而曾是官；我曾是校长，按常识，这也不是官。否则，是违背了常识。 如果我当年去接任了副省长，或政府的别的什么职务，那么，我就真的是官了。现在，我可以说，我从来不是官。 但我从来都与官有往来。我，非官也；我与官之间就是非官与官的关系了。我与官，不是官与官的关系。我既不能混淆了与官员的区别，又必须广泛地与官员打交道。 在很大程度上，我是作为知识分子与官员们打交道，或者是代表知识分子与之打交道。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我也不会折腰的，但我必须为学校去“讨米”。而且，还要会讨，让官员们愿意把口袋中的米拿出来给学校。 我曾说道，在陈邦柱任湖南省副省长期间，我与之直接打过交道，争取到了他的支持。 在孙文盛任省长期间也给过我重要的支持。在1988年我不再兼任校长和书记两职时，龙禹贤问我：“你选哪一个职务？”我当即回答：“校长”。他也立即说：“今后的体制下，校长是二把手了啊？”我也很干脆：“我就做二把手。”后来就从校外派来了一位先生任党委书记。很快就表明，他似乎不是来办学的，也真的不太明白怎么办学，对权力又特别感兴趣，并对我的工作造成了不少障碍。孙文盛很快得知这一情况，便当机立断免去了这位先生的职务，而免除其职务的决定，是孙文盛直接来师大通知我的。这就是在关键时候，在关键问题上的支持。 杨正午在任省长时对我最大的支持是“211工程”的确立。虽然他也需要一些人的提醒才会知晓“211工程”建设的意义，但毕竟拍板定夺的是他。 曾任省长的熊清泉是师大校友，在校庆50周年时，他捐了100元。那时候的100元至少相当于现在1000以上。他还为师大50年历史一书题写了书名。他对师大有真诚而有力的支持。 我初任校长时，省委书记是毛致用。毛致用和我有着更好的关系。有人说毛致用是“冒得用”，我认为这是误读。外表上，毛致用憨厚朴实，冬天常一件军大衣，就像现在的山东歌手朱之文那样。其实，我觉得他分析问题有条有理，善于倾听，善于归纳，善于践行。说他“冒得用”的人有点欺负老实人。 在毛致用任省委书记期间，他的报告稿经常给我看，有时还 当面征求我的意见。对于他，我也跟其他省里的负责人一样，也从不到他家中去串门，即使是工作也不会往他（他们）家中跑的。 在毛致用调往江西之后，他还委托他的秘书给我来过信。他曾直接对我讲：“如果我没离开湖南，我一定提你做副省长。”我也告诉他，我真的不想去从政。 他的秘书告诉我，说致用同志认为我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我觉得这个评价已足够。我的本意，确实就是做一个实实在在的知识分子。在我看来，也就是两条：有学问，有良知。或者说，货真价实，不要去买空卖空。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正直的知识分子。 我很幸运，在我任职师大校长、书记的18年中，所遇到的省长、书记都对我很好。无论在我认为自己有多大能耐，无论在我怎么吹牛皮的时候，我都没有忘记我从外部获得的幸运。 还有教育部的主管高等教育的副部长，有一位叫韦钰，在说到“211工程”时说到过她。另一位就是周远清。周远清之后有吴启迪（她曾任同济大学校长）。教育部曾设立了一个“教育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吴迪启任主任委员，王英杰和我任副主任委员。 仍很幸运，我跟教育部的这些主管官员也有良好的关系。 对于周远清，可能要特别多说几句。那是1985年，在苏州大学的一个会议上，我初次见到他，彼此并不认识。那一次便有了一面之交。印象比较深的，可能是他在看到我发表于科技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之后，那是关于科教结合的一篇文章，登在第一版左下方，全文大约一千字，很醒目。他看后，直接往我家里打了电话。那时我还没手机，家里的座机号码他是怎么弄到的，我也不清楚。 此后，我任过全国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还任过一些全国性学会的常务理事。这些任职背后可能有他的提议。尽管这些学术性质的非官方职务并不是我追求的，但至少给我一些学习的机会，与学术界接触的机会。 在卸任后，教育部对我仍有多方关照。前不久，教育部社科司司长委托下属要我去参与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审。不过，对于这一类的活动，我基本上都采取了拒绝的态度。估计这种拒绝有了几次之后，他们也会明白我的意向了。据其下属人员告诉我，我的名字在专家名单中排第一位，但我也请她转告，我不仅不需要排第一，连排在里面我也不需要了。 教育部很多人支持了我，周远清是其中给我更大支持的一位。他是湖南人，家乡情节是否起了作用呢？有作用也正常，只要不徇私舞弊、弄虚作假。在我18年的任期上，先后经历的省教育厅厅长（曾有一段时期里称为教委主任）有王向天、周忠尚、朱尚同、龙禹贤、冯象钦、季益贵、蒋作斌。更换还是比较频繁的。这是一些我必须直接打交道的人。 也许，离得相对远一些的，矛盾可能少一些。例如与省长、副省长、部长、副部长。在这些直接打交道的人中，有个别还是有相处上的困难的。比如说，其中有一位从农大调进教育厅去的，他的一些作法与大学太格格不入了。 还有一位是后来当上了副省长的。客观地说，他有两大优点，他有事业心，想把湖南教育搞上去；另一方面，他也可能是历任厅长中能力最强的一位。但他有两个问题是我不喜欢的。一是他爱摆架子，连称呼上都很在意；二是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越过一些不能越过的底线。我不宜对他作过多的价。我想我从内心里对他是肯定的，他对师大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只是不能不承认我与他也有矛盾。我想我对他的缺点的看法，并不能算是过分的，用“人无完人”来体谅他也是完全应该的。 在与这些官员们交往的过程中，我也归纳出了我的基本经验。既要跟他们交往，又要跟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其中的道理一点也不难理解。 在这种体制下，能不跟他们往来吗？大学的经费来源，在我们国 家的公办大学里，主要还是来源于财政。我们这样的学校，就主要源于省财政。省计委、省财政厅也是关键部门，但教育厅的作用更直接，预算主要是教育厅做的。 另一方面，你又能完全跟着他们走吗？很多场合下，他们并不明白大学独立与自由的绝对必要性。从一位在教育厅高教处任过副处长的人口中，我直接听到他说：“我给钱你，能不管你吗？”这个“我”即他，这个“你”即大学。 且不说这钱算不算你给的，即使是真正给钱的人，都应当如德国政府那样：给钱你，但不管你。他怎么可能有德国政府那样高明、那样懂得大学呢？ 也许，我们遇到最多的麻烦，是来源于一位副厅长。但是，毕竟是副的，因而其阻碍作用十分有限。也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在这样长的时间里，我们总结出了一个原理：绕开她，就可以成功。刘志辉、陈钧、罗维治、龚维忠，我们很一致地看出了这一点，并这样做了。陈钧尤其清楚，他被我们称为外交部长，许多校外事务是他去处理的，十分成功，十分有效。刘志辉、罗维治、龚维忠也以不同风格、不同方式与政府交往。论对外出面来说，反而我比他们要少一些。师大那一段的历史，幸亏有了这一批能干的人。 一百一十、我们年级的聚会 2005年，是我们大学同学50周年。那一次，几乎能来的都来了，聚会于母校。毕竟50年了，同学中有一些已离开人世，有一些因在国外或其他特殊原因而没能来。 雷显亮很豪爽，也很热心同学聚会。许多组织工作是他做的，他还为聚会作诗，发表演讲。有了他，我们活跃了很多，多了不少的机会。我也因为与学校联系较为密切，尽力提供了一些方便，如用车、用餐以及部分的联络工作。 雷显亮和我们年级所有同学一样，有的已过古稀，有的将近古稀之年。雷显亮是已过的一位，此时想一想能活多久、盼望活多久是很自然的事。 我们年级的同学毕业后的聚会有很多次，多数在师大举行，有一次是在附中，有一次是在“涉外”。在附中时，樊友全、李咏琴是主要组织者。很少参加我们同学聚会或来一下之后不多停留的，也有那么一两位。 试想想，我们年级所处的那四年中有一个特殊年份，1957年。那一年，全年级150人先后划成右派分子的十余人，像我这样正式划为中右分子的，究竟有多少人，我至今还不清楚。因为我本人被定为了中右分子，且不予公布的，中右分子有多少，我更不清楚。我只知王祖裕、蒋光正和我都在中右分子之列。我本人在1979年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当年讨论我的问题时，有人主张开除党籍，有人主张留党察看两年。最后是取了后一方案。1979年，那个“中右分子”的帽子摘掉了，“留党察看”的处分也撤销了，平反了。通知我平反的是程万高，他那时候在数学系任组织人事秘书。 实际上，对于我的处分，我是口服心服的。我承认我右，定为中右分子一点也不屈；至于留党察看，我更服。我从内心深处觉得我不宜留在共产党里，我强烈地希望退党，这一想法首先是在让我最有安全感的妻子面前说的。她听后，大吃一惊。就这样，我留在里面了。到了1982年，我竟然成了一所大学的共产党组织的头头。这让我切身地感受到邓小平带来的巨大变化。 我始终“左”不起来，始终无法把斗争性提上去。因此一直格格不入。想不到，自上世纪80年代，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 那位绝少参加我们年级聚会的一位男同学，他自己把自己边沿化了。他一直以自己为无产阶级而自诩，并一直认为李盛华、张楚廷属于资产阶级，这是他毫不隐讳的观点，他公开表达，也算是坦率直陈。他的这种观点直到现在仍保留着，并声称邓小平的路线是错了的。要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真的数得上。 不过，真正跟随他的人，在我年级里很难找到一两位。然而，只要政治运动一来，被裹胁的还是有一些人。所以，他喜欢政治运动。又恰是邓小平在中国终止了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终止了折腾我们国家的那些政治运动。 我也具体地想过，他为什么会认为他是无产阶级的，他大约以什么为依据作出了这一判断。无产阶级有些什么特征呢？他又是如何具有这些特征的呢？他也是受过高等教育并在高校工作的，这些基本的因果判断不会去思考一番吗？ 无产阶级应当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吧，可是像他这样的无产阶级，现实生活中却是少之又少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同样的问题是，为什么李盛华、张楚廷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呢？如果只有两个阶级，那么，只要他是无产阶级，李、张等人属于资产阶级就是必然的了。李、张等人跟他确实很不相同。 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是一个经济概念，还是一个政治概念？还是两者皆备？ 如果就经济而言，李、张等人跟他都一样，都是靠工薪生活的。这样，似乎就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了。然而，科学的阶级分析，似乎主要是一个经济概念。 论经济，有穷人和富人之分。但穷人中也有少数很不争气，人穷志短，品行极为恶劣。富人中，也有品格极高的，比尔·盖茨把他的几百亿美元的99%拿出来给了慈善事业。 如果穷人是无产阶级，富人是资产阶级，那么，朱德、邓小平、周恩来都是富家子弟，毛泽东也肯定不在穷人之列，马克思、恩格斯都不是穷人，恩格斯还说得上有点钱的人并支持了马克思。如果富人算资产阶级。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就都在资产阶级里面了，而中国革命就是这些人领导的。这样，这个革命是哪个阶级的革命呢？ 邓小平后来还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岂不是先让一部分人成为资产阶级吗？然后他还说要达到共同富裕，那岂不是共同成为资产阶级吗？ 于是，从经济的角度说，好像是说不通的。 从政治上说吧，那该怎么说呢？政治标准怎么定呢？1957年，把55万人划为右派分子了（后来有更准确的档案数字，那是大大超过了55万人的），那时就只有政治标准；此外，每次运动都有每次政治运动的政治标准，接着就是一批一批的分子出来了。政治标准越来越可变了，根据政治需要而变化。这样，人们能弄清楚哪个标准是无产阶级的，哪个不是呢？ 有些人，今天还是无产阶级的，第二天就被宣布为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了。然后，一平反，一“解放”，又回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了。谁能弄明白其中的奥妙？ 1955年是高校招生规模较大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年级的同学共150人。最初分为五个班，后来并为三个班，甲、乙、丙三班。我一直在甲班，且一直任班长。我们年级里的那位先生在乙班。 1957年的“反右”下来，乙、丙两班打了十多个右派，那位先生所在的乙班当然最多。我所在的甲班一个也 没有。到1958年初复查时，有人来查问我：“你班上没有右派？”我说：“没有”。来者说：“饶钦威不是吗？”我反问：“他怎么是？”后来，我被引导去看留存下来的一期黑板报，左下角有饶钦威的一篇短文，最多一两百字，内容是建议以后数学系学生分会的选举更民主一点。“这个建议有何错？”我看后说道。引导者告诉我：“要民主，这就是右派言论”。就这样，饶钦威被定为右派。 张志成是个直性子，出来为饶钦威辩护，结果，张志诚也被打成右派了。这就是“反右”后期，我们甲班所划的两位。 饶钦威与我同是湖北人，又相处友好。他被打成右派，让我当初就被视为立场不稳、包庇右派。“文革”爆发后，大字报上干脆就说我是“漏网右派”。我真不知道有一张网，而我是如何从那张网里漏走了的，我至今仍不很清楚。 我们那一年虽然招生规模较大，但也开始在招生中实行“阶级路线”。具体表现之一是，许多成绩优秀而出身不好的考生不能去上重点大学，不能去学“敏感”专业。学一般工科也要限制。因而，很多成绩优秀而富人家庭出身的，就让他（她）去读师范。读师范，做教师，大概就对政权不构成什么危险了。所以，我们那个年级里成绩优秀的人很多。而这些人，出身不好，成绩又好。那位先生，出身虽非地主富农，却也不是贫农。还算可以了吧；至于他的成绩，那就很一般了。这样，一种特殊的心境支撑了他的斗争精神，支撑了他以无产阶级自居的心态。 在我们年级聚会时，心最齐，参与人数最多的是我们甲班，原因很简单，大学同学期间尽管运动不断，但我们甲班同学被此之间没有伤害。就连被打成右派的饶钦威、张志成也很高兴地参加，因为他们受到的伤害来自外部。另外两个班，尤其是乙班，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聚会时乙班来的最少。那位以无产阶级自诩的先生也不好意思面对当年挨整挨批的同学。 实在说，那种人整人、人批人、人人自危的时局，不是一般人造得出来的。我们年级的那位先生也只不过是一个跟从者、呼应者。如果考虑到社会因素，他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就不是很大、很多了。但他自己还是应当反省，他毕竟在我们年级发生的悲剧中扮演过特殊的角色。 一百一十一、我的缺陷 我的演讲、授课常使人感到知识面宽广，于是有人问：“你还有什么不懂的吗？”其实，我不懂的东西很多很多，特别缺乏的知识是历史。中学时，我曾在历史考试中不及格。 我常批评目前的体制。于是有人问：“你是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我即刻答道：“我身在体制内，心在体制外。”对于体制改革，尽管我在任校长期间也竭尽所能去做了一些事，但毕竟十分有限，而最大的失误之一是没有考虑卸任后使改革的成果如何不易被丢弃、被改变。当然，这也不是我完全可以掌控的，例如有关人选。但我在制度建设上的力度不够，这是对卸任后发生的事缺乏预见的表现之一。 我曾说，我很愿意了解别人，但很不愿意去学别人，即使别人做得很好，我也只是参考，也必定会按自己的方式去做，绝不会去模仿，只要有可能，我必寻求更好。我不否定一般人的模仿，但我自认为模仿对于我是不可取的。于是，也有人问：“你不崇拜任何人吗？”我回答说：“我崇敬人，但不崇拜人。”在非学术界，有我敬佩的政治家，如华盛顿、蒋经国、胡耀邦、赵紫阳、朱镕基、……在学术界，也有我敬佩的人，如陈寅恪、顾准、……还有康德那样的大人物。政治家与学问家相比，我更敬佩的是学问家。在我心目中，最高大的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很明显，我毕竟有不如人的地方，不仅有不如大师的，也有不如普通人的。知道不如才感不足，这种不足，也是缺陷的一个方面。我虽喜欢吹牛皮，但真还有不敢吹牛的很多方面。 要说最明显的缺陷，恐怕就是我的手脚不灵。我的百米速度都在14秒以上，我大儿子只要12秒左右。我的动手能力更差，家里有点什么设备坏了，都是大儿子来修理，新家具来了，也是他安装。他是我们家的工程师。 大学时，同学之间相互理发。我愿意别人给我理，别人却不愿意让我理。原因是我的技术太差，常跟别人理出个马桶盖来了。巫干文很漂亮，我甚至不好意思为他理发。 我曾买过一套理发工具，为两个儿子理发，那确实是为了省钱。在两个孩子出生后，直到第二个孩子上大学前，我们家一直很拮据。给小孩理发的另一因素是学校里除了教书外，几乎没有任何业余活动，这样，也有空闲来理发。仍然还是理发的技术不行，我的大孩子不管我理得怎样都愿意让我来理，第二孩子则常常以我理得太慢为由不愿让我来理。本来技术就差，要理得快就更差了。无论如何，这也还算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经历吧。 写字也是需要技艺的，写得好，就叫书法了。我的字写得不好。小时候，即使读初中了，父亲看到我的字就摇头，他曾说我的字是“鸡爪抓出来的。”他肯定不会挖苦他的儿子。他无意的话却深深刻记在我心中，每每写字，就想着要对得起父亲。经过长期的修炼，现在勉强可拿得出手了。 我依然有自知之明。虽然我不在一般的意义下认可“自知之明”，但我对我的某些不足是心中有数的。我最怕别人要我题字、题词。虽然我的字已不是鸡爪子抓出来的了，但我自认为我还够不上题字的水平，所以我尽量拒绝这类事。 担任校长，免不了被要求题字。很多情形下我成功地拒绝了。有一次，新建的学生食堂也要我题写“学生食堂”四个字，我也曾推辞，推来推去，我一时在心中拐了个弯，只是食堂而已，写得差一点关系不大。于是真写出来了。至今我还很后悔，看着我写的这几个字都惭愧。有时，我看到一位很高级的政府领导人，他也到处题字，那实在是不如小学生的字。看到他写的字，我就觉得他缺少了我经历的那种父教。我很遗憾他周围没有人、没有助手提醒他不能去题字。 写字确实有技艺。我大儿子的字就写得很不错。既会思辨，又会操作，是比较全面的。我大儿子属于那种很全面的类型。这对他的学术发展十分有利。我的二儿子就思辨能力而言可能不在老大之下，但操作就有点逊色了，不过还是强于我。 我的爱人也是学纯粹数学的，但她的操作能力相当强。家务事无所不能，烹调水平也很高，还为儿子、孙子、孙女做衣裤。她不仅会缝纫，而且会设计，会裁剪。 很多人认为我是不做家务事的，其实，我也做，只不过是做一些粗活。例如洗碗、煮稀饭，在烧煤的那些年份，我还运煤、合煤、做藕煤等重体力活。 我做一些家务事，比如洗碗，一则不至于吃完饭就坐下；二则也领略一下人间诸事，做人间事，在人间活，知人间酸甜苦辣，有一颗人间的心。 我在被接受再教育，到农村，到工厂去的时候，许多活我都干过。不过，我也是不太会干那种技术活的。在平江，我一担可以挑起180斤，从早到晚。 我自己看到，相对而言，我的操作能力较差。如果当年学物理、化学，我的实验能力可能很一般。如果学工科，则可能属于下等水平了。幸好我色盲，只好学数学，学的又是纯粹数学，电脑也无需去操弄的，只着重于思辨就行了。 在中学曾对文学、哲学有兴趣。但上世纪50年代中有一个“向科学进军”的口号，这个科学主要是指理工。我的文理成绩在中学也还均衡，在那种号召下选理工还是很自然的事。如今，经过七折八曲，又回到了哲学、教育学以及多少与文学更密切的一些学科上来了。数学陪伴我也长达20余年，它教会了很多，启迪了我很多。虽然如此长时间与数学打交道，可是我对数学几乎无任何贡献，无任何回报。不是不知恩图报，而是在这个领域，我还是比较愚笨的。这大概也是我的缺陷。 现在说来可能有不少人会不相信，我曾经是很不能见世面的人，不是能在大庭广众下会舒展得开的人。数学系曾有过一任负责人，虽只是副主任，可是在那个运动不断的年代，他成了实际的主要负责人，他就是唐焕章。他的数学水平说不上有多高，但他确实是不怕场合的，打得开局面。还有一桩，他虽然长时间在运动时期担当主要负责人，但他并不整人，远不是那位以无产阶级自居的先生那样。 我属于男中音，上世纪50年代还经过湖南省音乐家协会的一位音乐家测试过，我是比较标准的男中音。曾是省大学生合唱团里的四位男中音之一。实际上，在中学时，我已是合唱团里领唱的。测试时，练习时，还可以，但一登台就不行。有一次，师大教职工文艺晚会，可能是1962年，我准备了一个独唱节目，选唱的是《渔光曲》，有过中等师范训练的阮国桢帮我钢琴伴奏。演练时，阮国桢认为很可以了。可是，一正式上台，我的喉咙就直了。唱得实在差，好像评委们知道我不至于有那么差的，结果还是给了我一个三等奖，以示安慰。奖的是一本歌曲，印刷纸张极差，这正是1962年那个大饥荒年代的产品质量。 我的操作能力差，在技术层面上的活做得不太好，有不少或是不会做，或是不善于去做。但我并不由此而认为我的发展是片面的，尤其不是畸形的。 在同学中，一般都认为我是全面发展的。事实上，我读书还可以，打球也还可以，唱歌也还可以，这就比较全面了吧。至于德，政治运动一来就给我戴一顶“白专道路的典型”的帽子，但运动一过，又有人认为我是红专道路的代表。1978年，运动永远过去了，再没有人说我是“白专道路的典型”了。不仅如此，我还是正式通过代表们直选当上党委常委并接任党委书记职务了。这还会白吗？充其量还只有在我们年级的那位先生内心里认为我白，但他再也不敢公开说了。 就我的知识结构而言，还是相当全面的。这种全面还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我形而下、形而中、形而上的知识都还可以；二是，我的知识领域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数学、教育学、教育哲学、管理学、美学、哲学等，都有所涉及。当然，在知识面上也有很多缺门，但相对还较全面。 还得顺带说一句，对于音乐、歌唱，我似乎还可以，但对于绘画，那就很差了。音乐需要技巧，例如发声的技巧，但绘画更要技巧，那是手上的功夫。这仍然说明我的动手能力差。 我讲过的数学课程共11门，讲过的教育学课程和哲学课程也有11门。这当然是以比较全面的知识为基础才能开出来的。 我写过820篇论文，涉及众多的论题。这应当也可以表明我相当宽的知识面。当然，我在100多所大学所作的260多场报告也能反映这一点，我的这些报告，主题大都彼此不同，只有少数是相近的，但无相同的。 总起来说，我不算片面发展的，我的主要缺陷在于相对的操作能力较差。 一百一十二、人生偶然 同学50周年时，雷显亮谈起了能活多久的问题。若是同学10周年，可能不会谈这样的话题。这是年老人谈论的，年轻只需要考虑怎么活着，离死亡还远着呢。不过，我也听说有的国家对青少年就进行死亡教育。知道人总有一天要离去，早早地知道，也有好处，可以早早地明明白白地过日子。 在2010年时，我巴不得这一年快点过去，“73，84，阎王不接，自己去”，这是中国流行的说法。73岁和84岁分别是孔子和孟子的生活年龄。很可能，那种说法如此流行也与孔孟圣人有关。2010年我73岁，过了这一年，就有可能再奔84岁了。迷信吗？好像说不上，然而，人总是有各种各样想象的。 李盛华老师在过了68岁之后说：“再每活一年就是多活一年了。”那时候，中国男性的平均年龄是68岁。他认为，超过了68岁，就算多活了，于是，从那以后，每活一年他都觉得是多活了一年。结果，他达到了93岁的高龄。 李盛华老师算长寿了吧，长寿的秘诀何在？有人说：“生命在于运动。”可是，李盛华老师的例子说明“生命在于不动”，他没有什么运动，连散步也很少很少。 我现在天天打球，并不是因为有“生命在于运动”的教导；同时，我也不会因为有李盛华老师的榜样而不去运动。当有人对我说“你的锻炼坚持得好”时，我不以为然，我不是为了锻炼，只是喜欢；也不是刻意坚持，只是成了习惯，不打球就手痒了。 在跟雷显亮的对话中，其实我还说了一段话。如果一天能活出两天来，活十年就等于活了20年。1978年之后，我很努力地生活着，几乎一年活出两年来，这样一算，我已是百岁老人了。实际上，我虽然口里说“活一天算一天，”却是认认真真去过的，精打细算去活的。在我看来，不必去想活多久或者能活多久，那是白想了的；实实在在的事，是把每一天都活好。不要说每分每妙都活好，只要说每天都活好。我真的做到了，我从未整天整天地无所事事。 胡冬煦在任湖南医科大学校长时，我早已任师大校长。同任校长时，有许多机会在一起聊天。全国许多的医科院校都与别的院校合并了，他也面临合并的问题。论学科互补而言，他最愿意合作的对象是师大，最好的生物学科，还有与医科相关的理化以及心理学科，都在师大。最后与之合并的却是工大，工大是搞冶金、地质、探矿的。最终竟是与最没有互补性的工大合并。原因有两个，一是湖南省财政不愿担负本属卫生部负责的医大，二是体制，工大属于部委体制，问题不大。 胡冬煦是胸外科大夫，拿刀子的。他对生命有独到的看法，他曾说：“每个人能活多久是一生下来就确定了的。”我问：“意外死亡呢？”他答：“意外也是预定好了的。”这就是一个观念，接近信仰的一种观念，相信这不会影响到他对危重病人的抢救。 其实，人生会有许多偶然。但按胡冬煦的理论，这些偶然也都是必然。 大约是1982年，我去太原联系调来刘振修。很可能是经由石家庄转太原时吃了一碗面条，卫生条件差，感染上了伤害，血小板骤降，高烧不止。附二医院曾下了病危通知，那时学校的领导人李秋枫、尹长民都来医院看我，他们已经内定我担任副校长，正值此时病重，特别引起他们关注。如果那次走了，当时还在上中学的两个小孩就归彭英一人独担了。那该有多艰难。当然，后面18年的校长一事也不会再有。 1984年，去加拿大和美国访问。从北京经上海转飞加拿大温哥华。飞机从北京到上海刚降落就发现有机械故障，修理功夫很大，于是更换了飞机。在从美国回来，快到上海时，飞机就出现了问题，勉强降落在上海。一再地遇到故障，稍有不测，也会出问题。我把这个过程告诉一些人，他们就说“你命大。” 1998年，理化楼两头起火，看到当时的火情，我的心跳一下停一下，严重的早搏，第二天一早就进了附三医院。医院给予了良好的治疗和护理，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出院时，医生说我的心脏没有气质性毛病。我只问：“还可不可以打球？”医生说“没问题”。在我任上还有过两次起火，但都没理化楼那么严重，那么危险。这三起间隔五年，会有周期性吗？不能长久平安吗？ 我出生在印尼，在父母回国时我不满周岁。回国前，一位没有子女的印尼华侨找我母亲，希望买走我。这事当然由我母亲作主了，当时她已有八个孩子了，卖掉一个也还有七个，但我母亲当即立断：不卖！子女再多，也要把他们养大。这也是一个经历，并不是什么危险。只是放在更一般的情况下看，不同结果的可能性未必一律不存在。不过，有我的父母，危险并没有发生。还可假设，如果真的被卖给了那家印尼华侨，他们对我也许会很好，但不知他们是否会告诉我的亲生父母是谁，即使他们做得很好，但亲缘血缘是最重要的。世上不会有比我的亲生父母对我那样好的人，我深信。 还可设想，假若1957年我被正式定为右派分子而不只是中右分子，那么，我的一生几乎可以说是另一番记录。许许多多的右派分子是饱经磨难，不少被折磨致死，活着的也大多九死一生。饶钦威就因划为右派而渡过了25年颠沛游离的生活。我可能幸免吗？这种假设，人们不会觉得不着边际，中右分子与右派分子仅一线之隔。一方面，我因是中右分子而在所有的政治运动中都是批判对象；另一方面，又毕竟还有那个一线之隔而没有把我发配到劳改农场。 我绝不会有意去看别人的机密。“四清”期间的某次会上，定为积极分子的王某（数学系专科毕业后作为政工人员留下的）坐在我右边，他的本字上，有我的名字，确实是偶然看到，那上面我属第四类。按当时的“四清”文件，第四类就属于敌我矛盾，是属于阶级异已分子的。我看到并不十分惊奇，但也没有达到那样的认识，没有意识到那么严重。 “文革”中，其他一些运动中，都认为我是混入党内的。对此，我也对半接受，一方面，我入党的手续齐备，说不上混入；但另一方面，我也承认我确实没有那个阶级觉悟，说我是异已分子也不冤枉。我不属于无产阶级自己，这不就是异己吗？所以，也还坦然。 实际上，我深深感到应当退出共产党，我觉得，那里面并没有适合我生活的条件，并没有“同志”，没有人把你看作是“同志”。何必呢？离开了，我预料一定会更自由。其实，这种想法过于简单了，我爱人提醒了我，“脱党分子”、“变节分子”，这些帽子你就等着吧。 还可以想到很多。假若没有1978，假如1978之后没有李秋枫在师大推行的相当民主的党内生活，假若没有李盛华等老师教给我那么多知识，假若没有伍先炎等人的积极评价，假若……在学校领导层里，知道我有学问、有能力的人，如伍先炎那样，并不多。 历史主义告诉人们，历史是遵循必然而发展的，但是，我虽相信有因果报应，却不会不看到偶然的作用。谁能解释中国有出现一个“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必然？谁能料到中国在那个时候之前就出现不断内斗？谁能料到那场大饥荒，那个大灾大难会降临到中国人头上？全世界都被场惊天动地的大动荡惊呆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没有神明能料到这一切。若是必然，怎能不掐算到呢？ 巴金建议修建一座“文革”博物馆，这是对历史的负责。如果在别的地方，这一建议一定会被采纳。尽管中国大陆尚未修建，但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努力保持着相关的众多史料。人类都不想忘记，这是发生在我们地球上的事，谁都有权关注。而在大陆，这座博物馆早已修建在人们心里，人们不会忘记自己经历过的苦难。 很难说胡冬煦的观念是宿命论的，但如果全是必然，人们就可能倾向于宿命论。究竟是时势驾驭人，还是人驾驭时势，这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事实和逻辑都能说明我们这里流传的是“时势造英雄”的说法，同样属于无人哲学、非人哲学。 也许，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偶然。但许多人相信还有来生，18年过后又是一条汉子。 我倒 相信人间是有无限和永恒的，尽管时间、空间都是有限的。孔子、亚里士多德早已逝去，但他们还活在人间，这就是永恒。没有人能数完所有的整数，但任何人都容易明白整数有无限个。 有没有来生的问题，我可以不去思考，而只需要过好每一天。至于无限，可能数学所告诉我的，比一般没学过高等数学的人来，要多得多，有各种各样奇妙的无限。 人间的许多因果，其中有许多是可以去把握的，我相信我已把握了不少，却不是全部。 一百一十三、把握自己 是谁让我多活了一些年？这是一个问题吗？是，我感觉是有这个问题的。 但这个问题在逻辑前提上就有疑问，那个“多”字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有个标准，有个限度，那么，超过了的部分就是“多”出来的。比如说，我本应活65岁的，那么，到现在，我就已“多”活了十年以上。可是，谁来说明我本是活65岁的呢？65岁的标准或尺度是从哪里来的呢？ 以我母亲活的年寿为标准，我已多活了20年。但我母亲应属于非正常死亡，她本可多活很多年的。母亲去世时，我在高中毕业前夜。我的生活仅凭父亲一人照料，会少了很多关照。这让我要更加独立生活。我常怨上天，应当让我母亲至少多活30年。可是，她离世后的20多年里，中国社会动荡不已，若她在世，可能比父亲受到的折磨还多，一想起这些，我的怨悔又消减了一些。 我父亲活到了82岁，若不是去世前两年摔了一跤导致他新陈代谢锐减，他应当可以活到90岁以上。如果继承了父亲的生理特征，那我就还有十多年可以活着。 无论怎样，我都知道，不仅是父母生我养我，我能活多久，也大体上是他们给我的，是他们让我能活很多年。 如果像1976年以前的20多年那样，有不停地狂风暴雨袭来，我一直可以挺立的可能性就很难说了，并且，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生活的质量、生命的意义都会在游弋之中。那时候，几乎人人在生死之间都没有明显的距离。李祜夫妇工作生活得好好的，1966年那场风暴刮来，夫妇二人双双自缢于床头，其惨状不堪目睹。那时候，生命是如此脆弱！ 我的父亲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亦不堪忍受而割腕自缢，血流不止时，被我四嫂看见，抢救过来了。后来，有人提醒他，你以这样的方式走了，“自绝于人民”的帽子也会戴在你头上，并影响你的子女。1969年，我听他对我讲：“今后，再怎么艰难，再遭多么大的屈辱，我为了自己的子女，也不再走那条路。”每当想起他说的这段话，我必定是泪流满面的。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写到这里，我仍潸然泪下，淋湿了稿纸。 那时候，他住在只有五平米的一间草棚子里。我的父亲是一位颇受乡亲信赖的医生，医德医术有口皆碑。他有很强的生活能力，丧偶的男子生活料理能力差，但我父亲很能料理饮食起居，如今，却一人窝居于一间狭小的草棚里，那种凄凉景象，深深印在我脑里。 1976年前，我两次去湘西，一次去湘南。本意是用这种不 断的上山下乡方式来削弱和打击知识分子，却客观上让知识分子更清楚了我们民族的贫穷和苦难。1969年，当我在古丈看到衣衫褴褛的儿童和遍地的孤儿寡母，还有那贫瘠的土地，我正正式式地深深地怀疑20年前那场革命的合理性。这一切，让我深切地把自己的命运与民族 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我确实没有什么政治觉悟、阶级觉悟，但我有民族 觉悟。1956年入党，那如果算有什么觉悟的话，仅是民族觉悟，因为，那时我认为这个党可以让我们民族独立强大。此外，便没别的了。所以我深信我没有别的杂念，更没打算为自己谋取什么。 如果没有1978年前20多年的那许多经历，真的不一定明白1978年的转变对我们中华民族 有多么伟大的意义。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那些所谓80后、90后，可能很难体会到这种意义，很难知晓这一转变对于我们的民族多么重要。 我自幼就比较开朗乐观，直至高中，似乎一切都无忧无虑。进入大学后，逐渐开始改变，不断有风暴袭来，好像防不胜防，悲观的情绪在增长。虽然进入大学后的第二年我就入了党，但如果是在党外，可能日子还会好过一些。在今天看来这都可能是天意的安排，历史没有如果。 有人说我是混 进党内的，还有一个背景。1956年是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一年，许多知识分子就趁机“混”进去了。李盛华老师也是那一年入党的。 实际上，无论时势多么严峻，我仍有许多快乐之 源，例如音乐、诗歌，人间多的是美好，还有大自然。更基本的是，我在做人上的自信，我深信，我孝敬父母、尊重他人，在真理面前不乏虔诚。有了这些，我相信上天不会惩罚我，我不会遭雷打。 特别是到了1978年之后，我能自由地享有以上的这一切，音乐、诗歌、教书、演说、写作；尽到自己的义务，拜祭父母，朝奉祖宗，养育子女。 有许多的人给了我快乐，鼓励和支持。有许多的事给我带来愉悦，高兴和鼓舞。不能断定这些人和事也能让我延长寿命，但能断定，这些人和事让我的生活更充实，质量更高，而这样一来，也无异于延年益寿。 我无意中形成了一些在他人看来，在营养学看来是良好的习惯。例如，我的饮食始终是清谈的，我吃的就是红薯、土豆、玉米，不加工，不放油盐的。我很习惯吃这些东西，并且认为，我土里来，土里长，靠土里种植出来的东西生活，将来也回到土里去。 是父母，是祖宗，是苍天，是大地，抚育我，供养我，让我快乐地活着，充实地活着。 父母都生活在中国的20世纪，我父亲正生活在这个世纪的前七八十年里，这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70多年。连绵不断地战火似乎终止于1949年了，但是，自此以后又是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批斗，整人，伤害，欺骗，侮辱，一切依在。直到1978年终结。可是，刚刚过了三四年平静的日子，我父亲就过世了。颠沛流离，逃荒与逃难，恐怖与迫害，总伴随着他。我父亲的遭遇当然不是孤立的事件，那几乎是每个人对我们民族 灾难的分担。 我对我的父亲的这种怀念，是我的小孩难以领会到的。在他们看来，我们基本上是顺风顺水的。我在政治运动中的一些遭遇，对于他们，那只在历史的某些回响中去感受了。无论现在还有多少问题存在，邓小平特别了不起的，至少是在中国基本上终止了政治运动，终止了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对于别的国家，可能这不算了什么，但对于中国，这实在太重要、太宝贵了。简直可用扭转乾坤来形容。苦难的中国走上了平静，走上了可日益繁荣的道路。 到1978年，我已过不惑之年，虽然人生最宝贵的一段时间被耽误了，但是，如果幸运的话还可以干上30年左右。我以特别努力、特别专注、特别珍惜的态度去对待了不惑之年之后的岁月。如今，30年业已过去。我依然可以算得上是幸运的。 由于我把握了自己，没有去从政，更没有懈怠，因而一直在学术领域里行走着。这使得我直到今天还站在讲台上，还在教书，还在指导博士生，还在著述。 也许与动荡年代耽误我们时间太多这一点直接相关，我在时间上是十分吝嗇的。杜绝一切可能的时间浪费，不把时间耗在无谓的事情上，也不让任何无谓的外界 因素干扰我。 最近一些年，我还自己给自己理发，这可以省不少的时间。省去了来回跑理发店的时间，排队等候的时间，很难碰到一去就能理的情形；理发师的正式程序很多，我自己理可以分散，一次剪一点，写作总有停顿的时候，一停顿下来拿起剪刀就理了。我无需照着镜子剪，凭手感 ，哪里突出就剪掉哪里。两边的，问题不大，只是后脑部分难把握一些。 有一次，我要我爱人看看我后脑的头发，她惊呼：“哎呀，快到理发店去修一下。”我对她说：“如果我不刻意要你看我的后脑，你都不太可能去注意，还有什么人去看你的后脑头发理得怎么样。只要我自己不在意就够了。” 也是很自我的。时间最 要紧，别的就不要管得太多了。对于我一边走路，一边啃玉米棒的事，有人说：“这有失校长风度吧？”但我不觉得这与校长风度有什么关系。我行我素，这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有些事情上是不要在意别人议论的，是需要我行我素的。我把这叫做充分的自我把握，充分地把握自我。而所谓我，就是时空中的一种存在，时间不在，自我何在？ 还有不少人帮助了我，有些帮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帮我节省了时间，换句话说，也是给了我时间，也相当于延长了我的寿命。例如，曾力平里里外外帮我做的事特别多，这为我争取有效利用时间创造了极好的条件。还有柏才丽、周英、邓青林、鞠晨曦等众多同事。 一百一十四、无限与永恒 从康德学说那里，能够知道宇宙是有始有终、有边有际的。宇宙如此，其他更只能是有限的，时空都是有限的。这样，还会有无限吗？一切都会逝去的，还会有永恒吗？ 可是，有有限这个词，就有无限这个词。这个无限仅仅是作为一个词而存在的吗？ 为何时空都有限呢？因为时空是本无的，后来才有了，也就是说，时空是有起点，并且它不可能永远延伸下去，于是，它也有终止之时。这样，似乎确实是只有有限了。 汉语词汇里有“无中生有”一说，但它是贬义的，汉语词典里用“凭空捏造”来注释。可是，这一“造”不就造出来，不就有了吗？无中生有，不是也“生”出有来了吗？ 事实上，宇宙并非本有，而是本无；本无的东西后来有了，这不是无中生有吗？ 事实上，人并非本有，而是本无；本无的人后来有了，人不也是无中生成的吗？不也是无中生有吗？ 宇宙产生在137亿年前，人产生在682万年以前，它们何时才有的，清清楚楚。都曾是无，而后才有。 人和宇宙都是无中生有，还有什么不是无中生有的呢？ “无中生有”，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作为一个贬义词使用吧；但在科学里，在哲学里，“无中生有”是事实，它能是贬义的吗？ 上帝存在吗？有上帝吗？既然上帝已被说出来了， 上帝就有了。信仰存在吗？有信仰吗？有的人有，有的人几乎无，但毕竟有人有，信仰也就存在了。有人信仰上帝，上帝就以这样的方式存在着，虽然不信仰的人可以认为上帝不存在。 尼采说“上帝死了”，这表明在他那里，上帝存在着，并且死前的上帝和死后的上帝都有。 上帝也是“无中生有”生出来的，像所有神性的东西一样，都是“无中生有”，何况，物性的东西也是无中生有的。 宇宙从无到有，地球也是从无到有的，人类当然也是，并且，没有地球，就不会有地球上的人，地球创造了一个特别适宜于人生存、生活的大气层，在这个大气层下有了绿色，有了万千生命发生的绝佳条件。 地球是宇宙孕育出来的，人类是地球孕育出来的，唯有宇宙是被什么孕育出来的，我们还不知道。英国人希格斯猜测有一种“上帝粒子”，由它而产生了时间、物质、质量，当这种上帝粒子穿过希格斯场时，这一切便产生了。问题还是存在：那个“上帝粒子”和那个希格斯场是从哪里来的呢？ 即令如此，人类还是在谈论永恒，还是在相信有永远存在、永远不变的东西，并认为人间就有永恒。如此年轻的人类也有了永恒。 地球是一个特别能无中生有的星球，尤其，它生出了亿万物种，其中，特别是生出了人。其特别就在于，人是一个更能、更善于无中生有的生命体，它创造了无数的灿烂和绚丽，至今，它仍然具有无中生有的无穷活力。 年轻的人类不仅相信有永恒而且创造了永恒。孔子已逝去了两千五百多年，但他还活着，这就是永恒；苏格拉底也逝去两千五百年，但他还活着，还跟我生活在一起，还与我们在对话，这就是永恒。 我们的父母、祖宗业已离去，但他们仍活在我们心里，这也是永恒。有的人是永远，有的人是永远永远地活着，都是一定意义下的永恒。是人创造了永恒，人人都可以创造永恒。 时空是有限的，一切物性的东西都是有限的，它们存在的时间和空间都是有限的，物性的东西的这种有限性反过来也表明了时空的有限性。 恰好，神性的东西可以达到无限，而神性是属于人的；唯有人具备神性，因而，唯有人可达到无限。这也表明，人既创造了永恒，又创造了无限。 所有的整数，谁数完过？一个人，每天拿八小时来数数，一辈子，不做别的事，就是数数，从1数到万亿，肯定过了古稀之年，至于数到十万亿，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几乎所有的人，不用去数就知道整数有无限个。几岁的小孩就可以知道这一点。 这就是人的力量，神性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所以说，思想的力量是无边的。这表明，人的创造力量是无穷的。 就那样几个1、2、3、4、5、6、7，就那样一些嘟咪咪法苏拉希，可以演绎出无数的东西；就那样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可以描绘出无数的图画。这就是艺术，仅在这个领域，就容纳了无限，就留下了永恒，而人类创造了它。 人皆可为圣贤，这是中国人的信念。而孔孟又常被认为是圣贤。当然，也有一些想永垂不朽的人，但他们生前干了太多的坏事，就只留下遗臭万年，他们成不了圣贤。 孔子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中国民间流传着一个说法：“73，84，阎王不接，自己去。”不知这种传说是否与孔孟有关。不过，这总能说明，人们在向圣贤靠拢。 人皆可为圣贤，与人皆可创造永恒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教育在人类所有创造物中是最具永恒性的。一方面，教育被永恒地创造出来了，另一方面，教育也帮助人实现永恒，帮助人在未来创造永恒。 孔子，苏格拉底，这些圣人，也正表现了这两方面的永恒，他们的一生都是与能创造永恒的教育连在一起的，同时，他们创造的教育将永恒地存在于人间。 有一种教育，主张让人早早地知道自己将会死去的，无论是活八十年，还是一百年。这似乎是在告诉人们：人生是短暂的，没有永远，没有永恒。可是，当早早地知道人将逝去，也意味着要好好地对待这八十年或一百年，让它尽可能包含永恒，尽可能留下无限。这也意味着，重要的不是想着要活多久和能活多久，而是，在活着的时候，好生活着，活出艺术来，活出曲调来，让活着的一年一年都包含了无限与永恒。 虽然，生命是存在于时间的，但衡量生命的价值主要不是时间尺度。虽然社会（先进的社会）总是盼人长寿，并为人的长寿不断改善环境和条件，但仍然是需要每个个人去把握的。 前面都是对于人来说的，说的是人的无限与永恒。还可就知识来说。知识由人生成之后可以脱离人的形式而存在。 许多知识呈现出无限性，特别是那些原理性知识，关于因和故的自由知识。有些原理可能被推翻，有的可能在未来发现它的局限性。然而，一般来说还是理论性知识更具有生命力。 知识顺着人的意愿，也是追求无限和永恒的，这就是人们理论兴趣、哲学兴趣的来源。我相信我本人的哲学爱好和理论爱好，也是基于人类的这种普遍追求。只是说，我把对这种兴趣、爱好的追求努力建立在更自觉的基础上，乃至于在日常生活中，在各个领域都努力这样做。 因而，在近十年之中，我陆续写出了六本哲学著作，就是很自然的事。我的《高等教育学导论》、《教育基本原理》、《教学论纲》，这一类著作不能算哲学著作，却同样表现了对理论的偏爱，乃至于在有的人看来，从这类著作中也能感受到哲学的意蕴。 悠悠数十年，伴随着我的有许多许多，其中尤其包含了理论与哲学。这是使得生命变得特别充实和厚重的根源。哲学伴随着我，我伴随着哲学，我们相依相伴。 一百一十五、向上天叩拜 “是谁让我多活了一些年”，上一节是提出了这个问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记述和讨论。 我不只是珍爱自己的时间，也珍惜别人的时间。我清醒地知道，在管理岗位上，既可能节约别人的时间，又可能浪费 别人的时间。繁琐的公文，啰嗦的报告，多余的请示汇报，避免了，就是时间节约了。浪费了别人一小时，就相当于让别人少活了一小时，罪过啊！节省了，不一定是让人多活了；把别人的时间浪费了，那一定是让别人少活了。尤其不要做那种使人心烦意乱的事，因为那就相当于让人浪费时间。 “是谁让我多活了一些年呢，”对此，因为这个“多”字标准的不确定性而难以回答。但是，对于我的爱人来说，却是十分确定的，她从多方面让我多活了许多年。上天、父母、祖宗、环境的作用都是间接的，她的作用是直接的。 她是一个高文化的人，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我们和睦相处，即使有看法相左，短时间内就可消解，不会因家庭不和而浪费精力、浪费时间。 我们养育了两个小孩，都上了中国最好的大学——北大；都获得了最高学位——博士；都有了留学经历。在两个孩子的抚养和教育上，她付出得最多。从另一层意义看，也是为我省事省时了。 子女的早期教育、早期开发是十分重要的。毫无疑问，我们的小孩所得到的早期开发有比较好的家庭文化条件。 我爱人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事。偶尔，她也觉得我家务事做得太少，可是，逐渐她也感觉得到我并不是偷懒，曾有不少重活脏活我都干过。现在，更多的是她担心我太累了。 她曾要我停止写作，不要继续写写划划了，够了，该停下了，多活几年吧。我说，如果我停下来，就像农民不再扛着锄头下地了，衰竭得会更快，离去的更快。于是 ，她马上说：好吧，好吧，你就每天去下地吧。无论是要我停下来或者继续“下地”，目标都一样：多活一些年。 她给我，给儿子，给孙子，给三代人都做过衣裤。学数学的，再去缝纫、裁剪还会有困难吗？问题在于，他愿意做，能够做，这属于操作能力范围，恰是我很缺乏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饮食。她非常明白低盐低油低糖的必要性。我们较多地是吃植物蛋白，动物蛋白又较多地是鱼类，偶尔吃肉食，则是羊肉、牛肉、猪肉、鸡鸭肉均衡配用。我爱人不仅很懂得营养的搭配，而且烹调技术相当高。春节期间，她能一餐做出十道以上的菜来。 我不挑食，也好对付。以素食为主，经常有蔬菜瓜类，冬瓜、苦瓜、丝瓜、黄瓜、萝卜、白菜、海带、木耳、……近期，电视里说海带是“长寿菜”，我们则早已常吃海带，却不是为了长寿。 总之， 我爱人是一个善于料理、善于调节、善于生活的人。她的音质极好，会唱的歌，老歌 ，新歌，都比我多。听到她唱，我说：“你唱 得真不错。”但是，我也唱得很不错的，她却从来没说我唱 得好。这也是性别差异。 据说，人的寿命，三分之一取决于遗传，三分之一取决于饮食，三分之一取决于生活方式。简朴、有规律、有节奏，无不良嗜好，这三方面我们都不错，加之，近30多年来，中国时局变好了，心情都很好，这样，我们就不至于活得很吃力。 我们都已年过古稀，常讲起谁可能先走的事也很自然了，论饮食和生活方式，我们差不多，论遗传，她的母亲是百岁高龄才谢世的。因而，我先走的可能性大。 人生总有最后那一天，用不着去等待，只需要坦坦荡荡，实实在在，畅畅快快过好每一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被认为是混日子，可是，撞钟就是和尚每天的事，认真去撞钟，不正是他的生活吗？我每天看书、写书，不断读书，教书，不也是撞钟吗？农民每天耕耘，我不也是每天笔耘吗？ 我的脉搏，每分钟跳动60次，跟时钟滴答滴答的节拍完全一致，我跟大自然的脉搏同步跳动。 我的心，跟人性直通，跟人类的心灵在一块，我与人类心脏的脉搏也一起滴滴答答。 我向上天叩拜，向父母和祖宗叩拜。 我感恩我的民族，我的国家，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的兄弟姐妹，我的亲朋好友。 人在我心间，故我在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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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8 14: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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