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散文研究述评

教师之友网

周作人散文研究述评 安文军 内容提要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开创者与倡导者，对他的散文研究从五四时代开始迄今已有近80年的历史，但对这类研究的整理往往混杂于周作人思想、人生道路研究的整理之中。本文从散文创作研究与散文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入手，将周作人散文研究划分为解放前，1949年到80年代末，90年代迄今三个阶段，对每个阶段尤其是三次高峰（即30年代、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指出其成就与不足，以求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参照与借鉴。 关键词 周作人 散文 散文理论 研究高峰

周作人是现代散文的最早倡导者与开创者，称他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全心全意经营散文并取得卓著成就的大家”（注：霍秀全：《周作人散文理论爬梳》，《北京社会科学》1997.2。）也并不为过。他无论在创作实践还是理论倡导上对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贡献和影响都是首屈一指的。对周作人散文（包括创作与理论两个方面）的研究，从他的那篇被称为“中国现代散文开山之作”的《美文》发表后不久就已开始，迄今已近80年了。随着散文研究的升温，周作人散文研究也受到研究者的青睐，清理前人研究的线索与局限，才有可能获得一个新的研究起点。

一
对周作人散文进行最早的评论并给予充分肯定的是其五四时代的战友胡适，他在写于1922年的《五十年来中国文学》中指出：“这几年里，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的作品的成功，就可以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注：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8.2。）这段话并不长，却包含了周作人散文研究的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倡导之功，一是创作实践之力，为此后的研究展开了两条道路，定了一种基调，几乎成为定评。但这段话对周作人理论倡导分析语焉不详，并无具体内容；对其创作的艺术分析也仅停留于感觉、印象上。此后，随着周作人散文开始结集出版对其具体作品的分析批评也日渐多了起来，对其理论进行评介的文章也不少，但大都为随感式的，当时的这种批评风格，对以后研究的影响非常明显。
郭沫若从开始就否定了周作人的主观式批评，同周作人“批评是主观的欣赏不是客观的检察，是抒情的论文不是盛气的指摘”的散文理论批评观提出质疑，但却充分肯定了周作人散文创作上的成就，认为《自己的园地》文字“清丽优雅”，思想“明晰、透彻”（注：郭沫若：《批评——欣赏——检察》。）。另一位批评者汤钟瑶则以周作人倡导的主观批评方式评论其散文，指出周作人“飘逸的语句，缜密的文思，很可开语体论文作家的先河”（注：汤钟瑶：《读了〈自己的园地〉》。），这是对周作人散文文体开创之功的最初肯定，在周作人散文研究中的意义不容忽视。当然，最早的这些评价不具有学术研究的眼光和理性的逻辑推理，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研究。
到了20年代中后期，五四退潮了，研究者的心态平静了，对理论的关注也变得自觉。周作人以谈文艺为主的《谈龙集》备受青睐，梁素愚、安文倬、晋豪（注：梁素愚：《〈谈龙集〉》；安文倬：《评〈谈龙集〉》；晋豪：《写在〈谈龙集〉里》。）等多人都力图从中清理出有价值的理论来，但由于他们学养不足，评得并不深入，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与此同时，对于《雨天的书》《泽泻集》中的“美文”进行评价却成果蜚然，诸多名家纷纷濡笔行文：赵景琛看到了《西山小品》中周作人情感与理智的冲突（注：赵景琛：《读〈西山小品〉》。）；朱光潜抓住了周作人《雨天的书》中已显端倪的“清”、“冷”“简洁”的美学特征（注：朱光潜：《〈雨天的书〉》。）；钟敬文则深感周作人文体之“幽隽淡远”、情思之“明妙深刻”（注：钟敬文：《试谈小品文》。）。
进入30年代，周作人在散文界的地位已不可动摇，更为系统化的研究也次第出现，迎来了周作人散文研究的第一个高峰。苏雪林不仅总结了周作人散文的文体特征，肯定了他“随意挥洒”的写作方式与“平淡青涩”的艺术风格，还最早对其影响做了一些梳理，以为他“发生俞平伯、废名一派的文字”（注：苏雪林：《周作人研究》。）。康嗣群以生活比附其散文艺术，求与周作人内在的相通，他认为周作人“以冲淡的笔调、丰富的知识和情感，和颇为适当的修辞来写出他的嗜好，他的生活，他的诅咒和赞美，他的非难和拥护，……”（注：康嗣群：《周作人先生》中第五部分《他的散文》。）深受周作人影响的废名对周作人散文深有体察的是“字里行间，温良恭俭”，“耐读”而“难学”，且自认家门称自己得到很大益处的是周作人散文中“隔”的艺术，认为这是“散文之极致”（注：废名：《知堂先生》《关于派别》。）。他的评论已触及到了周作人散文中更为本质的东西。在京派的荫蔽下得以迅速成长的沈从文对周作人散文的评价极有见地。作为文体家的他主要从文体的影响来考察周作人的散文，在评论废名的文章中不惜笔墨评周作人，认为“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为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并强调整其散文是“一种纯粹的散文”（注：沈从文：《论冯文炳》。）。另有研究者同样从文体入手，却重在剖析周作人文体中的对立统一的因素：“的确，他有闲散的态度，平易的笔调，可是其背后却蕴藏着忠实、真纯的理智的根据。文章的表面虽似粗率，实则很是细致；虽似俗陋实则非常精美；虽似松懈散漫，实则紧凑流畅；虽似随意而言，实则极为深刻；虽似简当不文，然则最美妙的散文正当这样，不以繁琐的征引，博雅的辞句的。”（注：蔽蒂：《谈周作人》。）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将周作人散文与鲁迅散文相比照，指出其风格不同，但对二者都是肯定的，认为“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为最丰富最伟大”；他还对周作人散文特征进行分期归纳，既盛赞其前期“舒徐自在、信笔所至”的散文，也肯定其后期“一变而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人古雅遒劲—途”的散文。稍稍靠前发表的李素伯、阿英的文章对周作人散文的研究也是分期分类进行的。前者高度评价了周作人小品散文的成就，称他为“最成功的小品散文作家”（注：李素伯：《周作人的小品文》。），并将其散文依内容分为“谈论文艺的”、“谈论社会人事的”、“抒情的”三类，第一次系统地评价了周作人的散文，但仅立了一个框架，分析还欠深入。后者在《现代十六家小品序》中首篇即评周作人，不仅充分肯定了周作人的散文理论上的成就，而且指出周作人的“小品文”和鲁迅的“杂感文”是新文学中散文小品的两种不同趋向的代表，此论对后世影响极大，却也制约了周作人散文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阿英还将周作人散文分为前后两期，承认“在给予读者影响方面，前期是远不如后期广大的”，但又认定周作人后期代表的倾向“显然是落后的”（注：阿英：《周作人小品序》《周作人书信》。）。阿英的论述带有左翼色彩，但态度还算公允，许杰的《周作人论》与之相比批判的火药味要浓得多。许杰重在分析其思想意识、政治倾向，认为周作人“从文学有用论到文学无用论，从人道主义的文学主张，到无所谓的趣味的言志的文学表现，这中间的变迁是朝着落伍、倒退的方向滑去”（注：许杰：《周作人论》。），这鲜明地表述了左翼批评家的观点，未能深入周作人的散文世界，与周作人散文的内在本质隔得较远了。
在这一研究高峰期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对周作人书抄体散文的评价。王颖称这样的散文“本身便具有感人向善的力量”（注：王颖：《夜读抄》。），诸述初盛赞其“发人深省的效力”（注：堵述初：《周作人与陶渊明》。）。与周作人极为熟悉的曹聚仁称“周作人先生读书，没有半点冬烘气，懂得体会得，如故交相叙，一句是一句，两句是两句，切切实实地说一番。……正如树荫底下闲谈，说起故交消息，好好坏坏，夹着批评一点，自觉亲切有味”（注：曹聚仁：《〈夜读抄〉》。）。朱自清认为周作人的读书记最不可及，章伯雨对此进一步发挥，说“其实做读书杂记这工作，绝不是一般浅尝者流所可胜任的，这种工作做得好的人，起码得具有两重资格：一要学识渊博，二要胸襟通达”，并以蜜蜂采蜜为喻，肯定此类文章对于后生的“无量的功德”（注：章伯雨：《谈知堂先生的读书杂记》。）。即使是当时革命色彩强烈的郭沫若在读了此类散文后，也由衷赞叹“那文章我觉得写得极好。像那样的文章，我可以坦白地说，我是‘fu首心服’的”。（注：郭沫若：《借问胡适—从当前的文化动态说到儒家》。）
30年代后期，尤其是周作人附敌之后，对于他散文的研究就日渐稀少了，在民族大义面前，研究者更多的是对他落水的挽惜与谴责。只有在沦陷区中一些关于周作人散文的意见值得注意。胡兰成也将周作人的散文分两期看，且自言更喜欢“他在五四运动到北伐前夕那种谈龙谈虎，令人色变的文字”，认为其后期的文字“仿佛秋天，虽有妍思，不掩萧瑟”，并从中看到了“淡淡的忧郁”，看取了“清淡而非飘逸，平凡而非自在的情味，也指出了周作人后期的随缘“并非人生有余，而是不足”（注：胡兰成：《周作人与路易士》《谈谈周作人》。）。此不可不算作是知人知文之论。在另一篇文章《谈谈周作人》中，胡兰成对周作人的抄书之作给予了肯定，赞其文章“不超俗，亦不随俗”，“在这凡事急促，局限而潦草的时代，他使人感觉余裕”（注：胡兰成：《周作人与路易士》《谈谈周作人》。）。黄陇西也认为周作人抄书工作披沙拣金，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看似平淡无奇，却也颇可发人深省（注：黄陇西：《读〈药堂语录〉》。）。40年代周作人曾为之写过序的文载道也认为抄书之作使古人古书“栩栩然活跃纸上”（注：文载道：《读〈药味集〉》。），极具艺术价值。这些论文较之30年代中期的周作人书抄体散文研究并不逊色，但由于产生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代，很少被人注意。抗战结束后，周作人被作为文化汉奸判刑，其散文研究的落寂更成为必然。

二
解放后，直到70年代末，关于周作人散文的研究在大陆几乎绝迹。这恰恰验证了1947年一位论者的担心，周作人对现代散文的贡献会由于汉奸的污名而遭到有意识的遗忘（注：张鸣春：《再惜周作人》。）。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者以其学术的良知与勇气承认着周作人，如王瑶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稿》（初版）中对周作人的早期散文还是基本给予肯定的。这一时期海外与港台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汉学家卜立德的《英国随笔与中国现代散文》《周作人散文理论与东西方小品》（注：分别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2期，1989年第3期，译者皆为赵京华。）从创作与理论两个方面对周作人散文进行了关注。日本学者本山英雄在60、70年代做了一系列论文论述周作人的思想和文章，指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亚于鲁迅的重要”，认为“周作人坚信散文是作为文学的自我表现最自然、最自由的形式，而通过把‘自我’和‘文学’回归于传统的无拘泥，来持续写下散文来”（注：木山英雄：《散文的发达与周氏兄弟》，转引自《周作人研究在日本》，《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8期。）。香港的司马长风和台湾的周丽丽分别在《中国新文学史》（注：昭明出版社，一九八○年四月版。）《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注：成文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辑之一。）中，对周作人抒情性小品散文给予了极大的褒扬，尽管他们都对周作人后期的散文创作都颇有微词。尤其是司马长风对周作人的散文理论也有不少有价值的评价。
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也为大陆的周作人散文研究带来了生机。打开尘封的历史，第一个对周作人散文进行专门关注的是许志英，他在《论周作人早期散文的艺术成就》（注：《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一文中重新肯定了周作人对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贡献，从“知识性”、“幽默味”与“质朴的诗意”三个方面总结其早期散文的艺术特征。尽管较之解放前，这并非更深层次的把握，但其意义却非同寻常。事实上，在稍早发表的专论周作人思想倾向的文章中，许志英即已附带点明了周作人散文在提倡新道德、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方面的贡献，指出那些“闲情意致”的散文也有有益的一面，如其中流露出的“清高淡远”、“归真反朴的情调”（注：许志英：《论周作人早期的思想倾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对绝对化的政治标准研究进行了一步纠正，但仍是犹抱琵琶，欲言又止。80年代初期另一篇影响很大的周作人散文研究的论文是李景彬的《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比较观》（注：《江汉论评》1982年第8、9期。），文中褒鲁贬周的倾向十分明显，完全以思想、人生道路统摄散文创作研究，政治味很重，虽对周作人散文创作流变有整理之功，客观性、深度反逊于许志英。
真正给周作人散文研究带来生机的是舒芜，他的《周作人概观》（注：《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5期。）一石破水，全面肯定了周作人散文的意义和贡献，产生广泛的影响。该文旨有全面介绍、评述周作人，对于散文的论述并不多，但“第一流的、开创性的”、“别人无可替代的”、“将永远成为中国新文学宝库一个极重要的部分”的断言确实说得畅快淋漓，对其书抄体散文也倍加推崇，认为是“古今未有之创体”，以文艺的标准去看待周作人的散文，更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为新时期周作人散文研究开拓了光明前景。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行，舒芜取得了更大的研究突破。《周作人后期散文的审美世界》（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1期。）一文从历来人们认为的周作人散文的闲适平淡处寻找到了周作人后期散文的内在辛辣味，并明确指出：“事实上，周作人的小品散文的真正大成就，还是在他的后期，甚至包括他附敌后的部分作品，这是今天所该冷静承认的。”一年后的《周作人的散文艺术》（注：《文艺研究》1988年第4、5期。）中更是从整体上对周作人散文创作进行观照，从闲适与正经两个方面入手，深入揭示其散文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对散文艺术特质的认识也进了一大步。“趣味”、“平淡”、“人情物理”等许多周作人不断提及的概念也得到了较为透彻地分析。但是对其丰富性仅以闲适、正经归纳仍显不足，对其散文理论也未做系统整理。
钱理群是又一位在周作人研究领域成就卓著的大家，他的《关于周作人散文艺术的断想》（注：《江海学刊》1988年第3期。）以札记的形式，对周作人散文的许多方面进行了随感式点评，不仅点明了周作人以“生活之艺术”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情趣和哲理与小品散文体性的和谐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而且对“趣味”、“平淡”、“简单味”和“涩味”等诸多小品散文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进行剖析。但札记形式虽为行文提供了方便，也带来了局限，论述不够充分、全面、系统。此后，钱理群又有《周作人的散文艺术》《周作人对现代小说、散文理论的历史贡献》（注：皆收入《周作人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两篇文章分别从创作与理论两方面进行细致的阐释，清理了周作人散文的源流、艺术特征、功用、文化风格等多方面的重要内容，也肯定了其散文理论对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巨大贡献，其中对“尺牍体”散文的研究尤有开拓之功。
赵京华是周作人研究的后起之秀，他的专著以《寻找精神家园》（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命名，重点在思想上，但对周作人散文艺术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周作人审美理想与散文艺术综论》（注：单篇首发于《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中，他从东西方文化、个人与时代的大背景下展开周作人散文世界的两面，在表层结构（文体）与深层结构（情感）中体察到周作人散文世界是“一个拥有长久生命的艺术的有机体”。
舒芜、钱理群、赵京华可以说是80年代后期周作人研究的三驾马车，正是他们潜心专研、积极开拓，才掀起了周作人散文研究的第二个高峰。

三
进入90年代，周作人传记在研究中占了主导地位，如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倪墨炎的《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李景彬、邱梦英的《周作人评传》、雷启立的《苦境故事：周作人传》，毫无例外的都以思想性探究为重心，但由于散文与周作人具有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有不少篇幅有所论及，也间或有精到见解，但总体上仍是重前期轻后期、重创作轻理论。
直到1994年，以周作人散文为研究对象的第一本专著才姗姗问世，即刘绪源的《解读周作人》（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版。），作者力图以随笔式的行文解读周作人散文，故没有大量的专业术语让人望而生畏，只讲感受、表印象，扬扬洒洒，或直取长安，或曲径通幽，引读者进入周作人丰富的散文艺术世界。书中对抄书体散文赞赏有加，认为其真实价值远远超过前期散文，“周作人更多的是在别人的书中寻找自己，借别人的书说自己的话，所以抄书也成了他‘表现自我’的极好途径”。作者还指出周作人散文“更精彩的部分，真正能代表他的最高艺术追求的”不是“锋芒较露的杂文”，也不是“色彩比较鲜亮的小品”，而是“那些更平淡朴素，一眼望去更找不到好处的本色文章”。刘绪源能从周作人那些没有外在魅力的本色文章中发现真正的魅力，单从这一点说，已此前的研究者更深地进入了周作人的散文世界。这本书另一值得注意之处是对周作人散文的“涩味”与“简单味”的分析（注：单篇《“涩味”与“简单味”：周作人及几位同时代的散文家》，《文艺争鸣》1993年第2期。），在与梁实秋、林语堂、丰子恺等同时代散文家的比较中凸显周作人散文的独特之处，使周作人散文研究更为立体化。
早在80年代中期就因同张菊香合编《周作人年谱》《周作人研究资料》而在周作人研究界颇具影响的张铁荣在1996年出版了专著《周作人评议》（注：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该书对散文涉及不多，却为散文研究开拓了新视野，第一次对1949年后的周作人散文进行了专门研究，但所论有限，未能深入，甚为遗憾。
随着学术思想的进一步活跃，追溯周作人散文创作之源的论文也出现了不少。90年代顾琅川的《周作人与公安三袁》、胡绍华的《周作人的佛禅意识与小品散文创作》、王向远的《文化·材料·趣味·个性——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小品文与日本写生文比较观》、谢倩霓的《在西洋、东洋与本土之间》（注：分别刊于《绍兴师专学报》1991年1期，《华中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4期和1995年第9期。），加上80年代末赵京华翻译了卜立德的《英国随笔与中国现代散文》构成了周作人散文研究的又一道风景。与此相应的是对周作人散文风格成因的研究，严赞仓的《周作人散文风格成因研究》、马健的《平和冲淡、舒徐自在：周作人前期平淡散文特色的形成》、杜春海的《论周作人散文风格的形成》即为代表。这些论文或专注一点深入开掘，或重在全面整体论述，都为周作人散文研究进一步深化打下了基础。
黄开发是90年代周作人研究界升起的耀眼新星，1999年出版的《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7月版。）是其研究成果的汇编。在散文方面他也用力甚勤，首发于1997年的《知堂小品散文的文体研究》从语体、风格、语言等几个方面对周作人散文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在对周作人散文语体流变的论述中他将1945年之前的周氏散文创作概括为情志体、抄书体和笔记体三种典型形态，同时指出占比重较大的知性与感性在周作人散文创作中的重要意义，还对三者共同的语体特点即谈话的行文方式，自由、散漫的结构和亲切、雍容的态度极表认同。黄开发对周作人的抄书体散文还做了专门论述，认为他把“自己的意见和情感浸入学问之中”，“抄书体代表着知堂小品散文文体创作的最高成就”。可以说这篇论文是对周作人小品文文体进行多层次研究分析的代表之作。若再加上他在此前发表的《知堂书信》（注：《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2期。）中对“书牍文”的专门研究，基本涵盖了周作人解放前的文体。而此前将周作人书信视为散文进行过关注的仅有阿英（注：阿英：《周作人小品序》《周作人书信》。）。
在周作人散文理论研究方面，近些年有着可喜的进展。霍秀全的《周作人散文理论爬梳》（注：霍秀全：《周作人散文理论爬梳》，《北京社会科学》1997.2。）旨在对其理论进行全面清理，从个性主义、言志理想、现代散文渊源、散文与时代关系、散文风格五个方面展开，但札记式的行文使其缺乏条理性、系统性，逻辑联系不紧密，也没有内在的整合。喻大翔在1999年发表的《周作人言志散文体系论》（注：《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从20年代到40年代周作人所写的序跋及理论批评文章中理出了周作人所建立的一个比较系统且富有超越意义的散文批评话语体系：言志散文体系，并充分肯定了其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及散文创作与批评的重要贡献。该文在诸多重要问题上有全新的更近于周作人散文理论本质的阐释，如对《美文》的细读，重新翻检了周作人对广义、狭义散文的认识及对现代散文的基本分类；从内容、语言、手法、风格对周作人的美文（狭义散文）特征进行了系统归纳，发前人之未发，具有极高的价值。最后，喻大翔还从诗言志的革命性变革、美学活力、文体特色三个方面入手总结概括了周作人言志散文理论整体创构对20世纪中国现代散文的巨大影响。这篇文章本身系统性极强，但仅关注言志散文理论体系，又不可避免地忽略另一些东西，对周作人散文理论的丰富性认识上显得有些不足。
此外，在王钟陵的《20世纪中国散文理论之变迁》（注：《学术月刊》1998年第11期。）、陈平原的《中国现代散文之转型》（注：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吴周文、王菊延的《中国现代散文批评的发展概观》（注：《扬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刘锡庆的《世纪之交：对散文发展的回顾与思想》（注：《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等总体性论述中国现代散文的文章中，对周作人散文的论述也都占了很大比重，对其巨大贡献与影响都予以认可。在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范培松的《中国现代散文批评史》（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徐舒虹的《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文学理论》（注：学林出版社，1999年。）等专著中，周作人的散文理论都占有较大的篇幅，系统化程度也更强。

综上所述，近八十年来周作人研究者们在其散文领域的探索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周作人散文蕴含的更为丰富的内容仍有待进一步开掘。在周作人人生观、文学观、散文观三者之间的关系、散文语言的分析、散文理论的全面、系统整理、晚年散文创作的研究等不少问题上都需要更深、更广的关注。这些研究对中国散文真正实现现代化转型也有着重大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