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通锵 发掘适合中国语言事实的理论

教师之友网

徐通锵 发掘适合中国语言事实的理论
金阳秋
      徐通锵身体力行，从自己的母语宁波话入手，调查其他一些方言，最终提出了叠置式音变理论，在语言学界产生了影响。他的《历史语言学》以汉语方言和历史音韵研究为基础，较好地实现了西方理论和汉语研究的结合，尤其是较好地阐述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关于汉藏语系分属的现实状况，肯定了我国学者的研究价值和方法，对汉藏语系分类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分析了我国语言学者
选择同构标准的内在理由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我国汉藏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基本上是广泛依赖语言类型的同构标准来确定同源关系。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语言学》中，徐通锵和陈保亚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作为训练有素的语言学家李方桂，在研究汉藏语族内部的语言关系时，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语言对应的原则。但是在研究各语族之间的亲属关系时，却不使用同样的原则。这是为什么？经过分析，徐通锵认为：“汉藏地区语言接触密切，不少民族语言中都有大量借词，它们与汉语有整齐的语音对应关系，其数量之多，对应规律之整齐，构成了汉藏区域语言的又一大特色。”徐通锵推测，李方桂可能是最早意识到汉藏语系几大语族根据相互之间的语音对应确定同源关系有困难的人。
      白保罗认为汉藏语系中的同构现象是汉语影响的结果。对于这个结论，徐通锵进行了分析：“对上述深层结构是否由接触引起的，却没有拿出足够的证据。既然没有证据，人们自然也可以说，这种同构现象是从汉藏语系的原始结构原型中延伸而来的。”因为按照语言学家萨丕尔的说法，接触不能动摇语言的内在结构和基本词汇。
中国语言学的方法
不比国外民族学的差
      关于藏语系研究，白保罗的观点很清楚，同构标准不能证明语言的亲属关系。白保罗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它促使我国学者把注意力转向同源词和语音对应规律的研究，并且取得了积极的研究成果。徐通锵认为：“国外的学者首先讨论了同构和同源不相关的命题，而我国的学者则根据大量的调查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命题。”“应该承认，这是我国历史比较语言学根据实际语言材料研究而取得的一些重要的理论进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尽管我国学者在汉语和侗台语、苗瑶语之间找到一些同源词，但以白保罗为首的国外学者仍认为这些都不是同源词而是借词，因而又引起了一场关于怎样区分同源词和借词的理论和方法论争。
      徐通锵总结这场争论：“白保罗并没有提出区分同源词和借词的严格标准，基本上依据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标准得出相关的结论。从方法上看，要用考古学和民族学来证明语言的发生关系是有很多困难的。比如，在南洋群岛，发现了和中国南方相似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但很难证明这些石器是当地土著居民接受了大陆文化因子还是大陆民族的一支迁移到南洋群岛取代了当地的土著。更重要的是，即便最终找到了用考古学和民族学证明语言学发生学的方法，也不能说历史比较语言学本身在理论和方法上取得了进展。因为语言学理论还是应该从语言材料的内部演变中取得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白保罗使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并不能说已经超过了李方桂，而李方桂、邢公畹、严学宭、罗美珍、郑张尚芳等坚持侗台语和汉语同源，王辅世等认为苗瑶语和汉语同源，邢公畹进一步认为汉语、侗台语、南岛语同源，在方法上也不比白保罗弱，因为这些学者都是根据语音对应寻找同源词，然后确定同源关系，而且在这些同源词中，不乏常用的生活词汇。正是有这样一些词汇的支持，王均（1984年）主编的《壮侗语族语言简志》、马学良（1991年）主编的《汉藏语概论》等仍然坚持汉藏语系四族学模式。”
      徐通锵、陈保亚的分析，切中了汉藏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自从白保罗对李方桂的汉藏语系分类提出质疑以来，在中外语言学界，弥漫着一种气氛：中国学者所坚持的语言学学术方法比不上白保罗的民族学和考古学方法。这对中国学者的研究信心，有比较大的打击和挫伤。徐通锵从理论的高度，肯定了我国语言学者的方法意义，鼓舞了中国学者的信心，推动了汉藏语系的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语言的接触问题
      徐通锵还分析了汉藏语系研究的发展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很多人已经把注意力转向语言的接触。这次转向和80年代中期从同构标准到对应标准的转向不同，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同源问题是主要目标，接触问题只是同源问题的补充。这正是19世纪以来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思路，中国学者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80年代末以来的这次转向将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同源和接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得不到解决，另一个问题也很难得到有效的解决”。
      而研究语言的接触，是中国学者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坚持的方法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