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巨龄：语言要花一生时间去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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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巨龄：语言要花一生时间去琢磨

内容摘要：不久前央视举办的汉字书写大赛，元宵猜灯谜比赛，地方台的各种赛诗大会等，经过媒体的包装，无不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似乎给了我们一种“汉语热”的假象。在语言里还有新问题，重语言研究、轻语言教学。

关键词：语言;人文性;精神层面;学生;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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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央视举办的汉字书写大赛，元宵猜灯谜比赛，地方台的各种赛诗大会等，经过媒体的包装，无不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似乎给了我们一种“汉语热”的假象。
　　然而，在现实中，一些大学悄然把大学语文课从必修降为选修，一些家长在孩子汉语还没有说流利的情况下，就让孩子沉陷在各种英语培训和考试中，一位满腹学问的教授却写不出深入浅出的文章。
　　当前，语言学习被忽视，已经成为很多人关注的问题。我们想知道的是当前的语言教育现状怎样？造成现状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是什么？语文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此，光明网记者采访了著名的语言学家和语文教育家张巨龄。以下为文字实录：
　　语言的人文性决定着它能诉诸人的精神层面
　　一般来说，语言有两个性质，一是工具性，另一个是人文性。从历史上来讲，偏重于强调工具性，这样往往造成只把语文课当成一种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工具。然而，人们很少谈到语言的人文性，或者说强调不够，忽略了它对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精神层面的影响。
　　从工具性的角度来讲，不管是哪个学科的学生，都离不开书写。文章中每句话怎样写才得体？字与词怎样去镶嵌才合适？这不是一年两年就能纯熟掌握的，甚至需要人们花一生时间去琢磨。即使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平常写东西，也都要不断修改，过去认为写得比较满意的文章，现在如果要集结出版了，还是要修改。所以，随着我们阅历的扩展，经验的丰富，要不断推进、提高我们的语文水平。
　　比如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说“这本书我看了三天”，表明这本书我看完了，说“这本书我看了三天了”，表明没看完。为什么多了一个“了”，反而是没看完？他用很通俗的话，给我们讲出了一个道理，语文是人一生所要学习的东西。尤其是现在，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越来越多，怎么向他们讲解一个“了”的改动后，两句话之间的区别，或者面对少数民族或其他学科的人，我们怎么用比较丰富的语文知识去解释给他们听，都需要不断学习。
　　吕先生的话也告诉我们，我们在语文方面很多事情都还没有搞清楚。对于一个人来讲，不是说经过小学、中学，语文的学习就结束了。我个人认为，语文是一个浩瀚的大海，能够用语言文字架构成一篇好文章，是一门技艺和学问。每个字、每个词都是一砖一瓦，如果能搭成一座好房子，那就是语言的工程师。要做到这点，不是十几年的学习就足够的。
　　从人文性的角度来讲，语言是诉诸于人精神层面的东西。在语言阅读的过程中，会因为作者文章当中的各种形象、情节、技艺、纠葛、手法，感动，甚至震撼人的心灵。比如说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作者笔下的韩麦尔先生虽然只是在教学生法语，但是我们从文章中读到的却是都德写这篇文章时所传达的爱国主义情感，是通过对母语的教学表现出来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大学里是没有《大学语文》这门课的，后来在教育改革中做了填补。在文革前，各个大学在本科教育的前两年，甚至都还是有写作必修课的。为什么直到今天很多大学还是坚持这样的教学安排？大概是因为人们还是觉得其他学科的学生如果不学习我们祖国的语言文字，往往在学生的精神层面就有缺憾。从人文性的层面来看，语文这门课，决定着学生将来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重理轻文的社会氛围让人缺乏人文气息的涵养
　　人们常说，现在不少大学生少阅读、少思考，很少能够静心研读经典。有人认为，这些都是大学语文教育缺失的表现之一。我认为，语文教育缺失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包括现在有的高校把《大学语文》从必修课降为选修课在内，人们对语言的学习逐渐忽视，很大程度上，都是与我们的社会大氛围有关的。
　　从历史上来讲，其实我们的国家是“重文轻理”的，比如从老子、孔子、孟子，所谓儒、墨、道、法。鸦片战争之后，封建国家的门户被西方国家打开，民族受到了欺凌，才逐渐感觉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五四运动时期，提出要打倒旧文化，宣扬新文化，民主和科学的重要性才真正显现出来。
　　实际上，在尚科学、尚技术的过程中，重文的这一优势我们并不应该舍弃，既要有发达的人文科学，又要有先进的自然科学。但是历史的发展却恰恰相反，我们本该是一个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国家，文理的发展应该是并驾齐驱的，但却被新事物掩盖住了旧事物，结果现在就变成“重理轻文”，也就造成了这方面的社会的扭曲现象。
　　到了“文”的本身又有问题，重文学、轻语言；在语言里还有新问题，重语言研究、轻语言教学。语言的这样一个错位的发展轨迹，不仅让学生，也让高校和教育改革者受到这个趋势的影响，没有认识到我们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所谓五千年文化里不仅有科学技术方面的四大发明，更多的是深厚的人文底蕴，这才是历史积淀的落点。
　　所以说，现在谈学生缺乏人文气息，重点不应只放在学生学不学习语文上，而是必须要同时摒弃那种重理轻文的社会毒气，这不完全是只有一个学校应该考虑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应该警醒的。社会必须要营造一个“文理兼重”的氛围，培养出来的人才就既有人文素质，又有自然科学的研究能力，整个国家的社会风气才会好转，自然科学的水平也才会提高，才敢骄傲地说：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除了重理轻文的历史原因，学生缺乏人文素养，还与社会浮躁的氛围有关。我们经常听到，论文可以抄袭，考试甚至可以代笔，文章可以拿钱发表等等，这些就造成了一个相当恶劣的社会氛围。
　　与浮躁的社会氛围相对，学文却是需要有坚强意志的，这与学习理科的状态完全不同。通常文科的学习见效很慢，有些理科的学习却是立竿见影的，再高明的老师一天也无法教出马上能写出好文章的学生，文字的技艺要练到纯熟，不是一天的功夫，这就考验着学习者的攻坚意识。
　　从学习的艰难性角度来讲，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们如果要想成为一个运用语言的行家里手，或者理工科学生要想让自己的论文准确无误地传达出所设想的内容，都不是一天两天的努力就能做到的。对于学文来说，一个人只有清楚认识到事情本身的艰难性，还要认识到需要有坚强的意志才能取得成果，这样才能努力刻苦，最终做到运筹帷幄，笔下生花。
　　所以，从现实来讲，一些高校把大学语文作为一种选修课来处理我觉得是不适当的，让他们认为英语是必修，汉语是选修，无形之中自觉不自觉地就让学生对祖国的语言和外语形成了一种落差，无疑就降低了祖国语言文字的地位，影响学生对语言和祖国的情感，长期来说，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也是一种负面影响。
　　研究语言教学是语言工作者是份内事
　　如今的大学语文教学普遍存在着课时少、没有专门的语文教研室、经费少、教师发展空间小等等掣肘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仍然离不开上面说到的重理轻文和浮躁的社会氛围。）然而，这些语言教学上的问题，也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早在50多年前，吕叔湘先生就写过一篇文章《语言工作者当前的任务》，在这篇文章里他就批评了大学不设语言教研室的问题，并且强烈地呼吁学校应该重视语文教学。
　　长期以来，除了社会氛围的问题，语文课之所以在大学里不受重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教材和教师有关系。一个学科的设置要有教材作为蓝本，要有专门的人才来从事教学，还要有学生来听，教材、教师、学生，都是要在不断完善、改进和提高的。对于语文教学来讲，吕叔湘先生曾提出，语文教学是语言工作者分内的事，我们的语言工作者必须关心教学工作者，要通过我们的研究，让教学工作者体会到如何才能把教学工作做得更好。
　　但是，现实中的状况却往往是，语言研究者并不关心语言教学，只是在词与词之间玩文字游戏，研究“比一点差一点”该怎么说。当然，这个可能也需要去研究，但是如果研究仅限于此，就是不够的，语言研究者必须研究一种“架桥能力”。
　　其实对于一个语文教师来说，水平的高低不在于本身知识有多丰富，这不是否认知识的重要性，而是说他的业务水平高低的分界线是他“架桥能力”的高低，也就是说教师会分析文章，要教会学生也会分析文章；他会使用这个字或词，要能够教会学生也会使用，从老师的会到学生的会，需要一个“桥梁”，这才是语文教育者业务水平的真正体现。
　　语文教师要有自己的“架桥能力”，自己要琢磨和研究。同时，我们的语言工作者也要给教育者以帮助，从语文的特点和特性出发，告诉教学工作者应该怎么建立和提升这种能力，这是语言工作者份内的事。就像吕叔湘先生，本身他是一位语言工作者，但是他不是完全坐在死的冷板凳上，他的冷板凳是活的，并且冷板凳上有两个轮子，让他在研究室和基层小学都能去发挥语言工作者的作用。
　　然而，我们现在的很多语言工作者不太重视语言教学工作。我认为他们只是在学术会议上的著名人物，而像吕叔湘先生、王力先生、叶圣陶先生等这些大语言学家和大文豪，都是关注基层语文教育的，不仅仅关心大学，也关心中小学。比如，叶圣陶先生不仅仅自己写文章，他还给学生批改作文，从大学生到小学生都有。
　　从语文教师自身的角度来讲，这种“架桥能力”要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归纳和总结，包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如果教师不是在死教书，而从成功和失败中形成自己的一套教学理念和方法，就会不断提高自身的“架桥能力”，学生的学习能力也会提高，学习兴趣也会提升。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语文教材，很多教材都没有从大学教育的实际出发，因为大学是分科分系的，所以我们的语文教材也应该根据不同学科和不同领域进行设计。理科应该有理科的语文教材，比如可以讲《水经注》，它的文章写得很漂亮；如果想讲科技方面的，可以从《天工开物》里面选文章，都可以根据不同学科精选出与学科相近的古代优秀的文章。这样的教材既能让学生学习语言，也有了专业的知识，让语文教学与专业紧密相连，让学生产生了对语文学习的兴趣。
　　再比如对于师范生的语文教材，也可以针对他们的专业性进行特殊设计，教材中不妨编入一些语文教学的文章，或者一些教学小品，像小散文一样，教会他们怎么去处理课堂上的突发事件，告诉他们上课的时候卡壳了怎么办，学生提问提得很刁钻该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师范生学习的。所以我认为，对师范生的语文教材不妨放一些对他们做教师很有用的东西，告诉他怎么教书，告诉他们什么是“教学机敏”，把语文教育与教学的应对能力结合起来。
　　对于学生来说，语文教育者不能让学生觉得写文章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如果教材和教师让他们逐渐适应，并且从中尝到了甜头，兴趣也就慢慢培养起来了，学生的意识也就逐渐转变了。
　　有人问我，怎样才能编出最适合的语文教材？实际上，再高明的编撰者也不会编出让所有教师和学生都满意的教材。语文教学一定是“三分书，七分讲”，关键在于讲，不仅仅是大学语文，基础语文也是一样，只有做到教师、教材、学生三者的合龙，教师才能教得有水平，学生才能学得有兴趣，语文课才能受欢迎，学校自然也就开始重视语文教学。这是一个系统的、自然运动的过程，其中当然也有我们当事人的主动性，要顺应这个自然的系统运动，并且主动地去推动它，这样的语文教学就会有所改善。
　　当然要提高语文教育的水平和提升其重要性，在教师、教材、学生良性互动的同时，更加需要的是从整个教育部门，甚至社会对它的关注和重视，一个学校重视语文教学不够，一个老师、一个语言工作者重视语文也不够，需要通过上层来解决，现状才能整体得到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