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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质疑“中文和汉语是并列的”(上)作者:shihuangguan
质疑“中文和汉语是并列的” ——和张朋朋教授商榷 石皇冠 0.打靶先树靶子
北京语言大学张朋朋教授的论文《应该从根本上转变中文教学的理念》观点鲜明,值得我们研究讨论。①本文先把张教授的观点摘要罗列出来,然后再分析。详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戴汝潜研究员主编的《识字教育科学化论文集粹》(第二届汉字识字教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之一)第60—67页:
[1]索绪尔的观点是:“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张教授说,中文和汉语是并列的,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在“汉语—中文”里不成立。
[2]“阅读中文时语义的激活主要是由字形而非语音决定的”,“语音在语义的通达中不是必需的”,“语音转录不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不会说话的婴儿也可以识字”。“语言是听懂的,文字是看懂的。中文不是汉语,而是汉字”。
[3] “对中国学生来说,是不教汉语,只教中文。中文教学应贯彻“字本位”的原则,应按照先“文言”后“白话”的顺序教两种文体的读写能力。”
笔者认为,张教授的说法有问题,而且不是一般的问题。这是语言本体研究和语言应用研究两大领域的大事情,涉及到汉语教育普及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必须进一步深入讨论。本文就张教授的四条论点逐条进行辨析,而且把分析的重点放在第1条,因为第1条是张教授诸多论点的基础,驳倒这一条,其它不攻自破。又因为张朋朋、吕必松等教授都坚持“字本位”理论,因此,在重点辨析张朋朋教授的论点时,附带辨析吕必松的“基于‘字本位’的组合生成教学法”。
1.汉语是第一性的,中文是第二性的
笔者认为,索绪尔的观点在“汉语-中文”里依然成立。
1.1汉语先形成,中文后出现
1.1.1恩格斯论人类语言的出现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1876年)“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显然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的祖先发展而来。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
当初汉语产生的情形也如此。现在还没有学者拿出可靠的证据证明汉语的产生和恩格斯的分析明显不同。在“汉语—中文”里,口头语言比甲骨文出现的时间早。
1.1.2吕叔湘论人类语言为何选择声音为物理载体
吕叔湘说,“人类语言采用声音作为手段,而不采用手势或图画,也不是偶然。人类的视觉最发达,可是语言诉之于听觉。这是因为一切依赖视觉的手段,要发挥作用,离不开光线,夜里不成,黑暗的地方或有障碍物的地方也不成,声音则白天黑夜都可以发挥作用,也不容易受阻碍。手势之类,距离远了看不清,声音的有效距离大得多。打手势或者画画儿要用手,手就不能同时做别的事,说话用嘴,可以一边说话,一边劳动。论快慢,打手势赶不上说话,画画儿更不用说。”
笔者认为,象形文字当初近于图画,不可能和口语同时产生甚至比口语早。随着生产力发展,有了“闲人”之后才会有文字。
1.1.3王力认为汉语先于汉字
北京大学王力说:“汉语至少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殷墟甲骨文字距离现代3千多年,但是,依照甲骨文字的体系相当完备的情况来看,如果说5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还算是谨慎的估计。在没有文字以前,早已有了语言。所以我们说汉语最少有1万年以上的历史,这句话毫无夸张的意味。” ②
笔者案:比汉语晚出现的汉字(汉字能写成中文的时间比汉字出现还要更晚),从时间上讲,口语和书面语肯定是第一和第二的关系了。光凭时间上的先后还不足以驳倒张教授的论点。如果能找到中文随汉语发展而发展的证据,就足以证明“汉语口语是第一性的,汉语书面语是第二性的”。
1.2古今书面汉语词汇、句子的主要区别
古代书面汉语单音节词为主,句子简短;现代白话文章双音节词加上多音节词的和比单音节词数目多得多,句子稍长。凡读过一些先秦古籍的人都能体会到这一点。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王力教授说,“我们必须承认:上古汉语是以单音词为主的。”⑤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呢?难道是书面汉语自身的独特的发展规律吗?不可能,1919前后的白话文和文言文的斗争已经说明,书面汉语虽然也是发展的,但发展的速度远不如口语快,而且由于人为因素,还会趋向保守。比如文言文八股取士就是一种制约书面汉语发展的人为的社会利量。历史上的古文运动也有类似的作用。笔者在查阅王力《汉语史稿》时发现汉语口语的发展特点:古代单音节词为主,句子简短;现代普通话双音节词加上多音节词的和比单音节词数目多得多,句子稍长。另外,口语的发展不像书面语那样容易受官方干预,汉语口语按照自身规律向前发展。那么,促成书面汉语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如果说汉语口语先出现、书面语后产生还不足以说明“口语第一性,书面语第二性。”那么书面语的显著变化发生在口语的显著变化之后怎么解释呢?难道汉语口语和书面语两者之间相同的发展变化趋势是偶然的吗?
1.3古今汉语口语词、句发展的内部原因
“汉语构词法的发展是循着单音词到复音词的道路前进的。历代复音词都都有增加。鸦片战争以后,复音词大量增加。现代汉语复音化的趋势并未停止。
“汉语复音化有两个主要的因素:第一是语音的简化;第二是外语的吸收。……
“依照本书第二章所述,上古汉语的语音是很复杂的:声母、韵母、韵尾(还有声调)都比现代普通话丰富得多;和中古音相比较,也显得复杂些。有些字在上古是不同音的,到中古变为同音了(虞:愚;谋:矛;京:驚)……现在我们还不十分了解唐末和宋代的实际语音情况,但是有种种迹象使我们相信从第八世纪起,实记语音要比切韵系统简化了一半。到了中原音韵时代(十四世纪)又比第八世纪的实际语音简化了一半以上。单音词的情况如果不改变,同音词大量增加,势必大大妨碍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作用。汉语的词逐步复音化,成为语音简化的平衡锤。这样的了解,并不等于承认语言的发展是由于人为的结果,相反地,语言的本质(交际工具)决定了语言的发展规律(笔者案:发音趋向简单,易学易用),汉语词的复音化正是语音简化的逻辑结果。今天闽粤各方言的语音比较复杂,复音词也就少得多,可以作为明确的例证。
“另一个因素是外语的吸收。如果是音译,原来是复音词,译出来自然也是复音词。上古外来语如‘琵琶’‘葡萄’‘苜蓿’‘薏苡’,中古外来语如‘菩萨’‘罗汉’等,近代外来语如‘鸦片’等,现代外来语如‘沙发’‘逻辑’等,都属于这一类的。甚至原来是单音词,译出后也可变为复音词,例如‘伏特(volt)
“如果是意译,就更非复音不可。汉语新词的产生,其重要手段之一,本来就是靠仂语(词组)的凝固化。至于吸收外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靠这主从仂语来对译单词。既然是仂语,至少有两个音节。例如‘火车’‘电话’‘发动机’‘火车头’至少有两个音节。这样就说明了为什么鸦片战争以后,汉语复音词大量增加……
到了中古时期,双音词逐渐增加。我们很容易误会,以为双音词的大量增加只是雅片战争以后的事,以为只是受了外语的影响。实际上,汉语由单音词过渡到双音词的发展,是汉语内部规律之一。远在唐代,汉语双音词已经非常丰富了。……
……至于仂语的凝固化,就是说,仂语在发展过程中凝固起来,成为单词,如上古的 ‘天子’,中古的‘欢喜’等,在汉语构词法中是主要的。对译外语的新词,也常常经过这条道路:仂语→复合词→复音词。”⑥
古汉语单音词为主变为现代汉语复音词为主,整个句子的音节数自然就增加了。
汉语口语的变化是这样。书面语虽然相对稳定,又有某种保守势力利用行政受段维护,但最终也发生了变化。中华民族现代化,首先要发展自己的文化,发展文化的第一要务是普及教育。文言文,念出来,听者半懂不懂;看起来,读者似懂非懂。严重影响教育普及。小学语文课本里有《南辕北辙》的故事,用白话文写出来,念给小学生能听懂;如果把这则故事的文言念给小学生听,能听懂吗?1919前后 “文、白”之争的核心是“文体口语化”。可见,书面汉语的变化是由口语的变化引起的。汉语口语的发展方向决定了汉语书面语的发展方向。中文和汉语不是并列的,不是对等的。
为什么记录现代汉语仍然使用古代汉语的方块汉字?因为汉语的发展是渐变,不是突变。就拿白话文的出现,并不是1919年前后的事情。敦煌藏经洞的变文,有一部分是用当时的白话写成的。唐诗、宋词、元曲有不少篇章接近于当时的口语。至于四部白话小说,更不用说。发展到清朝末年,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已经非常明显,而风雨中飘摇的清政府依然按八股取士。清政府倒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尚未成功,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有识有志之士纷纷开出救国救民的良方,尽管这些药方各有千秋,但是在普及教育、唤醒民众这一点上则是共同的。由于文言文阅读不易,难学难教,在过去白话文发展的基础上 “提倡白话文”是历史的必然。既然过去的白话文用老祖宗的方块汉字记录,现在的白话文为什么不能用方块汉字记录?可惜方块汉字今非昔比,在上古汉书面汉语里一个字可以记录一个词,而在现代书面汉语里一个字未必能记录一个词。
综上所述,索绪尔的观点“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在“汉语—中文”里依然成立。
笔者案:由于本人不是汉语史专业研究人员,因此只引用王力教授的研究结论。科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如果有一天有人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王力的上述结论是错误的,那么笔者的观点也就随之崩溃。至少在目前,还没有人对王力的上述结论提出质疑,更谈不到有足够的力量推翻王力的有关结论。
1.4汉语口语音节趋向简化的现实证据
土默特右旗方言,音节更简单,单音词更少
笔者出生于内蒙古阴山山脉的九峰山地区。在阴山里工作6年,在阴山南麓的土默川平原工作6年,在山西、云南昆明、浙江宁波分别工作一年。会说家乡的方言和24顷地的方言,普通话考试二级甲等。当地的方言和普通话比较,以许多文盲和读书人的发音特点为依据。
普通话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九峰山、24顷地方言比较
比较项目 | 普通话 | 九峰山方言 | 24顷地方言 | 韵母uang
| huang,kuang,guang,
| huo,kuo,guo
| hang,kang,gang
|
| zuang,cuang,suang,
| zuo,cuo,suo,
| zang,cang,sang,
| 声母zh,ch,sh
| zhuang,chuang,shuang
| zuo,cuo,suo
| zang,cang,sang,
| kuai4 huai4,
| kuai4 huai4,
| kuai4 huai4,
| kui4 hui4,
| zhi ,chi ,shi
| zhi ,chi ,shi | zi ,ci ,si | zi ,ci ,si
| zh ,ch ,sh
| zh ,ch ,sh | z,c ,s | z,c ,s
| r
| r
| 国际音标[z]
| 国际音标[z]
| en ,in ,
| en ,in ,
| eng ,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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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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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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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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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
| que
| un
| un
| uong
| uong
| ong
| ong
| ong
| ong
| 从上表可以看出,普通话音节也不是最简单的,由于多少年来的政治干预——如清政府推广官话,普通话的语音演变速度比某些方言慢了些。简化趋向是汉语音节发展的规律。因为,复杂的发音方式不容易学,口耳相传,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渐变。不只内蒙古、山西的部分地区翘舌音(zh ,ch ,sh)大多读平舌音,云南、贵州等省有些地区也读平舌音。在24顷地,“黄海”的发音和“航海”发音不分。在九峰山,“黄泥”的发音和“和泥”不分。如果离开具体语境,光靠音节很难写出说话人认为正确的字来。也就是说,在普通话里两个音节能区分的语词,在这些方言里,至少需要三四个音节,甚至五六个音节,或者一句话。发音简化了,语句加长了,说话显得不够简洁了。
可见王力的结论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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