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基于研究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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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基于研究的教学

——解读余映潮老师和他的教学

　赵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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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福楼，公羊属，处女座，天津市教育教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天津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受聘教育部（国培计划）、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为培训教师，另被聘为天津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天津市未来教育家奠基工程首批学员，参加教育部首批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

         ——在这里做一只下蛋的鸡，能吃蛋勿扰鸡。是为做鸡的宣言。

        余映潮先生是语文教学界的一座富矿，有深入探究的价值；他之于我而言，更如一座高山，仰之弥高，钻之弥深。
    与先生的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15年前。那一次听余先生讲课，他不认识我。之后我们的行动轨迹的交合点有四次之多：一次在太原，《语文报社》录制课例，我讲《出师表》，他做点评；一次应邀在湖北武汉上课，与余先生同台；一次他受邀到天津滨海新区做“名师大讲堂”的主讲，我与先生欣逢；一次就是最近，在黄山语文教师的赛课现场和在昆明的讲学。

因为有一层亲近感，所以更加关注余先生的教学研究。余先生颇具传奇色彩。他长期做教研员，以教学研究为职分，屡屡与教师布达教学研究的心得，却被教师质疑是构建空中楼阁。教师工作具有实践性特点，教研员的教学指点与提出改进建议是否切合教师的教学实际，与之的教学经验的积累也息息相关。而余先生之前没有教学的实践积累，无疑就成为了职业短板。于是，他决然做出了一个之于本人和语文教学研究界而言，可谓重大的抉择：为教师上课，在课堂中转化研究心得，用事实说话；做一个说话可信，教学指导可行的教研员。

我们一般教研员是先教书后改作研究，而他走了相反的路子；我们一旦做了教研员就再也不教书，而他则一旦选择教书，就一直没有离开课堂。这背后需要一种特别的精神支撑。余先生的传奇注定是用这种精神奠定基础的。

余先生退休之后，还尝试给小学生上课，他在滨海新区上课就让我有一次小小的惊诧：他上两节课，一节六年级，一节九年级，做了中小学的跨界示范。在中学界，他的影响力就不用说了；听课的小学老师也一样叫好，他的课例之于他们同样具有说服力和可借鉴性。

之后，我知道，他也上高中课。我的脚步的跨越步幅之大已经前无古人，之后相当长时候也会是后无来者。他选择教书，上示范课；这一下水，就是十数年，示范影响不断扩展，超越了一般语文教师的学段界限。这是令人慨叹和敬佩的。

大家都学习余映潮先生，需要学习什么？就其人而言，这种勇于突破自己的精神是最为宝贵，可资借鉴的；就其课而言，其资产的可贵又在哪里呢？这个问题也引发我的思考。

阅读余先生的课例，包括在现场观摩，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头脑中。一个优秀教师总有一种特质，即一种个性化的符号，是非常鲜明的。这是用于区别他与别人的教学的印迹，我们记得某人总是连带叫出他的符号特征的。

余先生教学的符号特征是什么？换句话说，余先生的教学最值得我们作为资产继承下来的那个质核的东西是什么？这种探寻还是有意义的。

余先生的特别经历和人生境遇，包括独特的精神气质、教学与研究的姿态，决定了余映潮上课注定与别人不同。这个区别点，我以为在他是基于研究实施教学。他的教学是基于研究的教学。我们倡导教师既能教书，又能研究；要能用研究的姿态教学。可是能把教与研结合在一起的老师很少，而且我们的优势在教，弱势在研。

教师研究始终是自我发展的短板。我这里所说的研，包括学科本体研究，甚至具体到一些细节点，如教材的研究性阅读，简而言之，就是研读课文；还应该涉及教学研究，即思考怎么教的问题，有一定的教育理想和理念，用思想教书。

由此，决定了教师课堂教学始终挥之不去的梦靥就是盲目教学的状态。我教什么和怎么教，这样的问题目前多是无解的；在不清楚自己行为的目标和行为的途径的时候，就已经出发了，可以想见，行动中我们多疑惑和徘徊。

余先生的优势在研究，他有教书之前更长的一段研究，他在研究上的自信要更多超过教学。他在上课前，有更多的研究积淀和思考，先把教什么和怎么教，以及为什么这样教的问题都想清楚，于是他的教学就能更为趋近理性。

余先生是个非常勤奋的人，仅就著述而言，他大概也是语文教师之中最为高产的。读他的文章和读他的课，都能找到期间的共性的东西，就是他解读教材和实施教学都非常富有创意。不久在昆明他主讲怎样组织创意教学，我有误读，以为他用“创意教学”为自己总结，与他谈论这个话题，知道他多对创意思维的教学很关注，也下了很多功夫，但是并不是用以自封。

至少说明在余先生的教学价值追求之中，他是非常强调教学中应用创意思维的，他的教材分析和教学设计，均独具匠心，体现了一定的创意水平。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余先生在课前的教学预设和在教学准备阶段是很下工夫的，他重视课前的教学研究。

我说，余先生努力在构建基于研究的教学，作为教师应该在课前研究什么呢？这也是一个衍生的问题。

就我观察，余先生侧重探究三个问题：我教什么？怎样将所教的内容呈现出来？我怎样组织实施教学？下面做些解读。

其一，我教什么？

教什么，这个问题涉及教学内容。单就阅读教学而言，文章就是一个知识的容载物，我们强调教学前的研读，就是要把这些包容其中的所谓知识探寻出来，并经过取舍和组合，形成教学内容。语文知识的容载量非常丰富。有三个认知层面，写了什么、怎么写的、为什么这样写。而每一个认知层面也有着若干知识点位，如在“写了什么”这个层面，仅仅就“读懂”一个能力纬度，就包括词语、句子、段落、篇章等意义单位的解读，余先生就曾经在课堂提出过基于积累目的而提出的若干个教学要落实的“一”：一组雅词、一组妙句，一个精段等。这些知识点位都是他的教学发力点和着力点。

每一篇文章都有知识的库存，而且容量很大，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都教，不能面面俱到，这就需要有所取舍，一些学生可以自学获取的知识，就交给学生自学；一些需要学生在讨论交流中获取的知识也要通过构建一个小组讨论的机制，让学生自己取得；一些需要教师提个醒，做些点拨的知识，就在适当时机，教师增加一点辅助，即可。这样就可以把一些识记类、浅层理解类的内容，交给了学生自己学习。教学要面对的是有挑战性的知识。

余先生做了知识的剥离之后，他才能获得教学轻灵。不然什么都要教，你教师又怎么能如千手观音，可以应付得来？

余先生的课堂都很简洁。他倡导活动板块教学。主张一节课侧重解决二三个问题，设置三两个活动板块。这一思想的形成是与其在课前对课文的教学内容的科学剪裁有关系的。

陈寅恪先生对于教学内容的确定也有类似的心得，他说：外国人说过的我不讲，别人说过的我不讲，我自己以前说过的也不讲。他在课堂所呈现给学生的知识都是新鲜的、具有独创性的知识。余先生授课内容有这样的认识的独到性。

我们以为教师教学前的研读一定要得出自己的解读认识，不一定刻意区别别人，更主要要形成自己的感受，有体验上的独到性。这才能避免照本宣科，说的话都是拾人牙慧，都是应声附和，如此没有独立的学术品格，很难教导学生有自己的科学思维和独特思考。

其二，怎样将所教的内容呈现出来？

教师教学很多时候，或者在常态中，要传达共同知识和共同认识，即由此奠定学生的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认识基础。这是教育教学的目的使然。这个一般化的，共同知识，只有在教学转化中赋予一种独有的气质或新鲜的外显形态，才能构成学习刺激，引发学生的学习志趣。

我们听余先生上课，总能从平常之中见出新意，这与他善于进行同化知识的异化呈现是有关系的。

课堂上知识的呈现有三个基本路径：一是问题转化，二是任务转化，三是活动转化。

问题转化，是比较多见的。即为了引导学生学习一项知识，训练一种目的，往往还有一个富有悬疑色彩的问题，来触发学生的思考和探究。不展开说了。

任务转化，也是可以充满创意的。课堂学习就是学生基于任务落实的学习，所以国外也把任务型学习作为一个常态的研究课题。我们教师也习惯于在课堂布置一些学习任务，但是一些任务的设计大而空，缺乏学习刺激性和挑战性。你读余先生的课例，他的许多任务都很小巧，提出任务的时机把握也很巧妙，可以引发学生的积极行动。

活动设计。教学活动首先表现为学生的学习行为，与学生的活动设计形成效益有正相关性。余先生的课堂具有动态特征，学生总是在行动中的；一些活动还具有游戏一般的趣味性，学生的活动热情很高。这是与他的活动设计的创意有关的。

其三，怎样组织实施有效教学？

教师在课堂中要有一个合理的自我摆位，要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余老师不是一个强势教师，他在课堂教学中的分寸感把握非常出色，到位而不越位。

这也依靠教学智慧。余老师真正熟悉教学和课堂的时间比较短，在课堂中的技术化应用不是他的长项，他摒弃打造应用高超教学技术，课堂趋于艺术化的教学。他也不想如一些教师富有天分，并依赖这种权威性，搞成课堂上教师气势咄咄逼人。他也不是一个善于在课堂进行师生互动性的调度，让学生围绕老师团团转的人。

他的优势在于他的研究是高位的、超前的，思想是成熟的，应用方法是可为普通老师借鉴的。他的教学带有普通的特征，只是专注于把普通做得精美，让人可以学习，也值得玩味和欣赏。他是一个唯美主义者，非常强调精致，做事与做人都以此为标准。

在这一点上，他像一个高明的厨师。做一道家常菜，也能见出工夫。他在课前精于选料，做出合理的配制和调和，并竭尽全力，匠心独运，最后奉献给你的是一个杰作。

如今如此用心研究的人不多，用心教学的老师也不多。能够把基于研究的教学做得精致、精美，非要有余映潮先生那种独特的价值追求才能够达成。

    这是我一辈子去膜拜他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