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在慈溪中学讲座（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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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在慈溪中学讲座（实录）

　　时间：2010年05月29日19：30
　　地点：浙江慈溪· 慈溪中学
    主讲：刘震云
    主持：方向明

　　感谢《人民文学》，感谢慈溪市委市政府，感谢慈溪中学，使我有机会来到这里，重温我三十年前坐在中学的时光。我上中学的时候，和大家是特别不一样的。现在大家都穿着校服，我上中学在乡村的时候没有校服。我二十多年前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塔铺》，这个小说就是写贫穷的乡村少年，怎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个途径并不是自己提供的，而是别人和社会提供的。就是高考。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是高几，我知道没有高三，高三已经顾不上听我说废话了。确实我们想上大学跟你们想上大学的条件是特别不一样的。你们现在肯定对历史已经有些遗忘了，你们不会知道毛泽东是谁，知道么？（听众：知道）我发现慈溪中学的学生是非常了不起的。我曾经在北京街头，看见一个母亲领着孩子到饭店，儿子指着饭店牌子上的毛氏红烧肉问母亲说，毛氏是谁，母亲说是毛泽东，儿子又问，毛泽东一定是个厨子吧……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吗？（听众：知道）可是大家未必真的知道。文化大革命出在你们这个年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用高考。如果不用高考的话，你们过的会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所以我的朋友，也是李敬泽老师的学生，王朔先生，王朔知道吗？（听众：知道）慈溪怎么什么都知道……王朔有一个小说，被姜文改变成电影，叫《阳光灿烂的日子》，讲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大家不用坐在这里学习了，可以去玩了，可以去谈恋爱了。但是这是对于城市的孩子来说。对于农村的孩子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到天里面去劳动了。在我十五岁的时候，我面临着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就是你去田间劳动，还是走出田间。在我向你们这么大年龄的时候，在中国，最好的出路，你们永远想不到，当兵。在我十五岁的时候，最漂亮的女孩子绝对没有坐在课堂上，都穿着军装。我在十五岁的时候，我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不是像你们一样考大学，我要当兵。我从小是由我外祖母带大的，我的外祖母年轻的时候，是个明星，在我们方圆四十里之内，相当于斯特里普。斯特里普知道吗？（听众：不知道），终于有不知道的了，（斯特里普）是好莱坞著名的女明星。演员成为明星是容易的，我外祖母一辈子干的就一种工作，就是给地主当长工。她个头不高，1米5左右，但是我的家乡，是平原，在黄河的旁边。土地一马平川，十公里以上，在三米长的麦康子，1米5高的农村妇女，割麦子的时候是走在前面的。有1米8的男的跟在她身后，当我外祖母割到头的时候，1米8的男的割到中间。在我外祖母生前的时候，我曾问过她，为什么你割麦子这么快。我外祖母回答我说，我割麦子速度并不快，和别人是一样的，但是我记住一点，我割麦子从这头割到那头，割过去的时候永远不直腰。因为只要你直一次腰，就会想直第二次。当我不直腰的时候，割麦子割了三里地的时候，别人因为直腰直了200次，只能割到田中间。这是我外祖母留给我的最大的精神遗产。大家记住，在高一高二高三的时候，不直腰啊！当我15岁的时候，我没有坐在这里，我当兵去了。为什么当兵呢，因为我舅舅告诉我，我是个没有出路的人。我舅舅跟我进行过一次特别深入的谈话，我舅舅现在去世了，我特别感谢他。他说，看你的样子，不聪明，但是也不笨。世界上怕就怕这种人，要不你就特别聪明，要不你就特别笨，像你这样的人，在方圆四十里，想找到一个老婆，是非常困难的。你准备指望谁？我说舅舅，我只能指望你了。舅舅说，你要指望我，想找一个还没结婚的正经姑娘，那是不可能的，以你舅舅的能力，给你找一个离婚的小寡妇，已经很不错了。我说舅舅，我特别不愿意找小寡妇。我舅舅告诉我，那你就离开这个地方，我说好，那我当兵去。那时候当兵时一种特别时髦的时尚，好像现在的超女、快乐男声。有一个超女骗了我两年，我才知道她是一个女的。
　　几百名的军队，在一起走的时候，会出现一种气势的。在那整齐的步伐中，我离开了我四十里的村庄，走到了河南的一个城市，相当于慈溪、宁波的新乡。我第一次见到了火车，几百人的军队在天桥上过，我头一次见到了火车。那时候的火车是蒸汽机，火车上会喷出很多烟雾，火车上上来了那么多人，也下去了那么多人，上来的几千人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下去的几千人我还是一个也不认识，陌生第一次对我产生了震撼。当我上了火车往前走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个特殊的人，他叫冯新翼。同学们一定要知道，你一辈子人生的转折点，不超过三个，碰到的特别重要的人，不会超过三个，我碰到特别重要的人，一个就是我要讲的这个人，还有一个就是李敬泽老师。那个时候运兵的车是闷罐子车，拉骡马的车，当所有的兵都在休息的时候，我发现我这个朋友在写东西，他姓冯。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因为闷罐子车没有厕所，当兵的都是男生，就拉开火车的车门直接方便。我有一个习惯，在移动的物体上，我撒不出尿。一个车厢要装上百人，排队撒尿，轮到我的时候，我站的特别长。排长就问我，刘震云，你到底有尿没尿？我说，排长我有尿，但在移动的物体上我撒不出来。排长跟我讲了一个特别哲学的道理，撒不出来就说明没尿！我一转身，撒出来了，撒了排长一身。排长说，刘震云，我算认识你了。所以认识人的途径有两种，一种就是我这种途径。这时候我发现我的朋友在那个角落里，对所有的事情一概不顾，他在写诗。诗歌，第一次和我发生了联系，是因为我这个朋友，他的家乡和我不到八十里路。我当兵的地方，是在甘肃，就是杨利伟上天的地方。我和杨利伟在一起吃过饭。杨利伟对我说，刘老师听说您当过兵，我问他说你哪一年当得兵？他说80年的，他问我哪一年的兵，我说真不好意思，我73年的，他马上站起来说，首长好！我说，小鬼，别激动，坐下来说！我这个朋友冯新翼写的诗《告别家乡》，新家安在长城端。我这个朋友不傻啊，拿着这个诗让诗给排长看。排长说，好诗啊！但是冯新翼，长城端有两个，一个山海关，一个是嘉峪关。新家能不能就干脆安在嘉峪关好了。冯新翼说，排长，您真是一字诗人啊！就“新家安在嘉峪关”了。通过冯新翼我特别理解雷锋，雷锋晚上学习的时候，绝对不到电线杆下面的路灯学习，他要到指导员房间里学习。我这个朋友当兵当了三个月，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我，你觉得美国怎么样？73年，你们都没出生，那个时候所有的中国人都觉得美国人生活的暗无天日，每天吃不上饭。我就说，美国吃不上喝不上，我为什么当兵啊，就是为了解放美国啊。冯新翼却说，刘震云我告诉你，美国生活比我们好。73年离现在有多久了？（听众：30年）我发现慈溪中学的数学真是特别的好，谁是数学老师？这么短的时间久算出来了！放在今天这是常识，放在37年前，我的朋友是先知，他告诉，美国人的生活比我们好。他接着说，我不当兵了，我问，为什么啊？他说，我要把这个世界搞明白。一个礼拜以后，我这个朋友不见了。他不当兵了，回我们河南老家了。当天晚上，我们实枪荷弹，一个团的警报全响了，说有人叛逃到内蒙了。一个团的兵力拉到了边境线上，我们的团长，叫贾伟玉，和贾宝玉就差一个字，现在已经去世了，他腆着肚子告诉我们，投降就让他投降，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上膛！我觉得我的原则比团长的原则要个人，我想，冯新翼你要逃吧，别往这逃，往别的地方逃。其实他哪都没逃，他回河南老家了。等我探亲的时候我去看望过他，我发现他的铺板垫的特别的高，特别的宽，里面全是书，马克思、恩格斯、毛列著作等等。我问他，你要干嘛，他说，我要把这个世界搞明白。我问他，你搞明白了吗？他说，我越搞越糊涂。等我回到部队，再要回家乡的时候，我发现，冯新翼，已经疯了。这是我第一个人生的指导老师。因为他每天学习马列，和毛集著作，他不下地劳动，村里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谈了一个对象，可是对象看他疯了，不跟他谈，就跟另外的人谈了。可是他学习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相信暴力革命的，他用个锤子，就把这个人砸死了。公安局审讯他，一个小时审讯下来，都认为他确实有神经病。因为公安局人问一句话，他能说半个小时，说的全是《资本论》上的话。在一个信奉马列主义的国度，回答马列的话被认为是疯了。但是他第一个告诉我说要写作。第二个告诉我要写作的人是李敬泽，敬泽他没疯，还坐在这里。这是他在杀人之前，我问他为什么我写作，他说，因为你的眼神和别人的不太一样。
　　我带着他的嘱托，回到了部队。为了写作，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个机缘，有时候人要做成一个事，跟自己有关系，但是跟周边的环境也特别有关系。从1977年开始可以高考了，我就从部队回到了河南。我想说，考大学是很简单的。我是1978年5月从部队回到河南的，7月份高考，2个月，我高考时我们河南省状元。我再给你说一个，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先生，是河北的状元。可见高考是个很容易的事。我和李老师高考的时候，要的最高的分时北大，北大要的最高分在文科里面是中文系，他录取了有我和李老师。我上北大的时候，第一次到北京，当时我进北京的老北京站，老火车站有个毛病，有个弯儿，在那个弯儿，我转向了。直到目前为止那个弯儿还在绕着我。当我下了火车，学校的车把我接上了。当我到了天安门的时候，我发现，坏菜了。天安门在广场的北边，但是我用我们村的方向丈量它在我们南边。直到现在为止，我在北京是转向的。现在李书记请我吃饭，他说在东城请我吃饭，我肯定去西城了。说东我往西，说打狗我打鸡，肯定对了。我到北大碰到的第一个人，大家可能没看到过，只顾学习了，就是对台办发言人，叫李维一，他跟我是一届的。当时北大分很多专业，汉语的、古典文献的、新闻的。他是汉语的。我一进北大的校门，他上去就抢我包袱，我说这是我的包袱不是你的包袱，他说，我是帮你扛包袱的，我说，那行。我在北大的最大的收获，是上午，在上第三堂课的时候，还有女生，嘴里在嚼什么，我不明白，因为按照我们村的习惯，牲口才会那么做。一直到大三第二学期的时候，一个北京同学告诉我，那叫口香糖，这是我在北大学到的最大知识。当时我们一个宿舍5个人，三个上下铺，我们宿舍有一个是山东人，他住的是上铺，他捡到了很多木头，自己在那里钉呀钉的，把上面的三张床钉到了一起，多出了一个铺位，他自己睡在上面，侵占了我们其他四个人的空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遇见了他，我说，师兄啊，当年你睡在那上面的感觉怎么样，他说，挺好啊。这是在北大学到的第二个知识。第三个知识，是怎么能够高考考好分，我说这个诀窍，我希望我们能够交流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站起来问我。到高二高三的时候，特别是高三，务必记住，不会的东西就别再学了，会的东西一定要把他巩固好，所有的高考基础的分要占到70%—80%，把会的做好，你的分就已经很高了。但是这有一个前提，会的东西一定要做对。把会的事情做对，是一个人素质的基本体现。这不仅适用于高考，也适用于人生的方方面面。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犯错误的时候，不会是在终极的真理上犯错误，往往是在常识上犯错误，不是在不会的地方犯错，而是在会的地方没有做对。同学们可以仔细想想，你每次分数不好的时候，绝对不是你不会的地方没得到分，是会的地方你做错了，可能就是小数点错了。记住这句话，慈溪中学的学生一定能考的很好。和同学们说我就说到这里，接下来希望大家起来提问题。
　　第一个站起来的人都是勇敢的人，这叫揭竿而起啊！请你提问。

　　学生1：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现在有一种叫应试教育，有一种叫素质教育，对这两种教育理念，您更支持哪一种。
　　刘答：她问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肯定素质教育比应试教育优越而广阔。但是，你是生活在中国，那我觉得你应该越过应试教育这个门槛，再谈素质教育。因为素质教育不是我们慈溪中学一个中学能改变的，所有大学录取的标准，是按照应试教育的标准。我知道中国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中，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孩子，但是没办法，这不是教育的问题，是人口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口太多而大学比较少。我建议你首先考上一个大学，再谈素质教育，其实考上大学，特别简单，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特别考试的时候，看似是应试教育，其实也是素质教育，考试的那一天，考验的是你的素质，你是不是能够临危不乱，是不是能有一个平常心，特别是不是能把你会的东西做对。凡是没有考上大学，往往都是把会的东西做错了。把会的东西一次性作对，这是我特别欣赏的人，把会的东西一次性做对，你也一定能够取得特别好的成绩。首先越过应试教育，再谈素质教育，人生的路还特别长，谢谢！

　　学生2：刘老师，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在小说写作方面的造诣特别高。
　　刘曰： 确实不低！

　　学生： 最近我在看马原老师的小说，今天早晨又听了一个老师的小说讲座，他们就是说，小说要靠直觉。我想问一下刘老师，像我们这些初涉写作的人来说，您有什么建议，小说写作有什么原则？
　　刘曰：马原是我的好朋友，讲座的阿来也是我的好朋友，你千万不能听他们的话！你最重要的工作，高考，起码你要上北大！如果你想做一个作家，上不上大学，上不上北大，区别是非常非常大的，短期看不出，长期看的出来。并不是说你上这个学校学到什么，重要的是你在这个学校，你能够嗅到这个学校的气氛，能够看到这个学校你的师长是怎么做学问，是怎么做人的。我和敬泽老师上北大的时候，北大有一批五四过来的知识分子。比如袁行霈先生，字写的特别漂亮，他讲白居易，讲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个时候，袁先生拍着桌子哭了，说，不是袖子湿啊，是青衫湿啊！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哭了，袁先生也哭了。我知道袁先生是个特别适合做老师的人。我知道袁先生这样的人在慈溪也有这样的人。一个人像做学问，包括写作，或者想做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到什么地步才能做好？那就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个江州司马跟歌女都未必哭了，但袁先生哭了，这样的人就算是面对高考，也能上。同学你多大了？
    学生：十七了。
    刘曰：了不起啊！我17岁的时候还在当兵，在一个戈壁滩上，当兵四年，一个女孩子都见不到，全是男的，很可怕。突然有一天，我感谢毛主席，他让批林批孔，我就到军部批林批孔，这时候来了一个部队的文工团，跟我住在同一个招待所，好多女兵，那时候中国漂亮的女孩子才当兵，现在我有时候看到部队的女兵我很失望。那些女兵和我住一个招待所，晚上我拿着水盆去水房打水，很多女兵在洗头，那时候有一个牌子的洗发水叫海鸥牌，整个水房散发着海鸥洗发水的味道。我打完水回到宿舍，把水“哗”的一倒，又去（打水）了。文工团在我们部队演出三天，第三天走的时候，我放弃了批林批孔，女兵排着队去火车站，这是30多年前，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有一个不认识的少年小兵，送他们上火车，车开走了，那个少年哭了。那就是我像你这个年纪，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你很幸福，应当好好珍惜。

　　学生3：刘老师你好，你刚才说，你在18岁的时候，你选择当兵，当兵是那个时候，当兵是社会普遍的价值。我想问，在现在，在21世纪的中国，当我们个人理想和社会普遍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选择？
　　刘曰：敬泽啊，我看慈溪提得问题要比北大的问题好啊！现在社会价值观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个人的变化，是一种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我小时候，父母就觉得当兵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在你们这个时候，父母就会觉得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博士生是最重要的。这两代人，对生活的价值取向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的。在毛主席那个时代，他们特别相信精神和革命，认为这些能够改变社会，但是最后没有改变。到了你们这一代，特别相信物质和金钱，我觉得也都是无可厚非的，革命和money，其实是一回事。这是个非常深奥的问题，这个深奥的东西被一个人认识到了，就是邓小平。他意识到了money对中国的重要性，所以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不管是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这对中国价值的改变是非常非常大的。对于你们目前而言，比这些都更重要的，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谢谢！

　　学生4：刘老师，我想问一下，您进来穿的那件外套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然后我想问，什么样的小说，适合我们现在中学生看，那些超现实小说，仅仅只是精神的一种自动性吗？
　　刘曰：这个衣服没有特别的用意，和你们穿校服是一样的，仅仅因为这个衣服是我母亲做的。中国有句俗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李敬泽。我前一阵跟作协代表团去美国，我母亲跟我打了一个电话，因为最近中国很多台在播电视剧《手机》，我母亲看了，给我打一个电话，说这个电视剧是她看的最好的电视剧，我说这是编剧编的好，演员演的好，导演导的好。我妈在电话里一下跟我急了，说主要是小说写得好！我觉得我妈说了一句公道话，到底是我妈，不是别人的妈。这样的衣服我还有10件，我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个裁缝，她说趁她眼睛还能做衣服的时候，把我们该穿的衣服，特别是我们公事要穿的这些衣服，都给做好。你第二个问题好像很高深。是关于超现实主义的。我觉得这个同学，你在上大学以后，还是喜欢写作的话，你真的可以写作。我觉得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一辈子做自己喜欢事，还有一种是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一般做自己不喜欢事的人占90%。如果你是真喜欢写作，写作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生活停止的地方你开始了。他是对生活另一种创造，叫做想象。如果这种想象和别人是一样的，那么这种想象是毫无意义的，他强调一种不同。为什么我这次到慈溪来呢，因为明天我要领一个奖。《人民文学》颁给我的《一句顶一万句》一个奖，我觉得这个奖对我特别重要。在这之前我还觉得我是一个写作者，但是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从一个写作者变成一个倾听者了，我觉得书里人物说什么，比我说什么要重要。我写作的过程，就是和这些朋友相处的过程。就好像我来慈溪中学是一样的，如果只是把我的话告诉你们，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意义，重要的是这个交流的过程。刚才一共有四个同学告诉我的话，我觉得都特别的好，你们是一个好学校，谢谢。

　　学生5：刘先生你好，我的问题特别简单。什么样的文章才是好文章？现在的同学都和我有一样的困惑，我们写文章都会准备两个套路，一个套路写的文章是给自己看的，还有一个是写给别人看的。像应试的作文就是写给老师看的。我觉得我个人在写应试作文写给别人看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种很不爽的感觉，因为我在写给自己看的文章就会写的很流畅，但是把写给自己看的文章拿给别人看，别人就会说看不懂，很晦涩。或者他们会跟我说这是意识流之类的。我个人当然是喜欢写给自己看的文章，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写给老师看的文章。那么，到底怎么样的文章才算是好文章呢？
　　刘曰：这个问题问的是多么的好啊！我能不能分两个阶段回答这个问题，在你没考上大学之前，以别人的标准为标准，因为这个分不是你自己评判的，也不是刘震云评判的，是另外的人评判的，他的评判决定这你高考的命运，我觉得你首先把这关过了，上了大学后，你再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写作。这里面牵扯到一个重大的命题，就是自由。自由从哪里来，我建议同学们仔细的思考这个问题，自由绝不是从自由来，而是从不自由来，就像荷花从污泥中来，行从不行中来。你要想自由的话，应当从不自由开始，特别是现在你还在上中学，只有先经过了别人觉得你文章好这个阶段，你才有可能进入自己觉好的文章好别人也觉得好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个技术问题，不是本质问题。我说的对不对啊，小姑娘？
　　学生5：对。但是我觉得，自由真的很重要，谢谢！
　　刘曰：自由确实很重要，但是自由告诉我们，不在乎一年，等你上了大学你就自由了。

　　学生6：刘老师，我问一下，有一些作家没有接触过正规的教育，但是还是能写出出色的作品，比如莎士比亚，还有韩寒，他的观点也很尖锐。那我想问一下老师是怎样看待他们的？
　　刘曰：你跟莎士比亚一个村的啊？我觉得大学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学府，还有一个就是生活。前苏联有一个挺好的作家叫高尔基，他写过特别著名的散文叫《海燕》，他还写过一些小说《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他说的我的大学，就是人间，如果能够把人间这个大学吃透了，就能干成任何事情，上学多了未必是好事，书呆子，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他不是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像李敬泽这样的知识分子特别少，顶多是知道分子，他知道别人告诉过他的事，别人告诉过他的话，这是大学能够学到的，文学、生活的结束时候是一样的，别人告诉你的话是起点，接下来你自己有什么话，是特别重要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上了大学和不上大学，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吴祖湘先生，他在五四时候是特别有名的小说家，他上课从来不拿课本讲课，他说课本有了我就不讲了，他说我们聊聊天可以么，他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做人有两点，第一做人不要脸，这是我和老舍的区别，老舍太要面子了，老是受人宠，突然有一天别人不宠他了，他受不了了，自杀了。我呢，宠不宠都一样。佛经里有一句话，“得失随缘，心无增减”，得失是外在的东西，心里并不因为这些而有所改变。还有一个，不着急。人的一生是很漫长的，历史的过程也是一样的。上大学不上大学，功力从我跟好多周围的朋友，能够知道。生活是一个大学，大学也是一个大学，你把两个大学都上了，比上一个大学要好。

　　学生7：刘老师你好，最近有一则新闻，80后作家韩寒，入选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位人物，其影响甚至超过美国总统奥巴马。你认为韩寒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这种影响是韩寒的个人魅力还是文学的魅力？
　　刘曰：韩寒的第一部作品叫《三重门》，三重门里面有一个标题，用的是我小说的名字，就是叫《一地鸡毛》，我没有和他追究版权的事。韩寒其实到目前为止，走的路线越来越像鲁迅了，成为一个社会的批评家，成为一个现实的批评家，成为一个现实现象的批评家。他的影响，其实离文学越来越远而离社会越来越近了。当然奥巴马，也是一个离社会很近的人，至于他和奥巴马谁对世界的影响大，我还没有仔细研究过，如果我说他大，不知道美国会不会同意。

　　方向明：把这个话筒拿过来，有点残忍。但是因为刘老师刚从美国赶回，时差还没有倒过来，为了让刘老师能尽早休息，我们就到这里了。在这里首先推荐大家读《一句顶一万句》，当然不一定是现在，可以是暑假也可以是考上大学以后。《一句顶一万句》貌似琐碎庞杂，但是我觉得其实也很简单，归结起来就两个字，就是“说话”，里面有爱说话的人，也有不爱说话的人，有爱说话的人找不爱说话的人交朋友，也有不爱说话的人找爱说话的人交朋友。大家都在找朋友，找说的上话的朋友，但说的上话的人少之又少，偶然间遇上一个，他可以赶上几十里、几百里、甚至上千里，去找朋友说话。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在讲一个孤独的事情，或者是在讲一个心灵的需求，我是这样理解不知道刘老师是不是同意。文学是关注心灵的，我刚刚看到一本杂志，这里面有一句话“写作本身意味着一颗有修养的头脑进行自我的对话”这是我们这本杂志，慈溪中学，高三四班胡家栋同学文章里的一句话，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写作本身意味着一颗有修养的头脑进行自我的对话，今天我感受到了慈溪中学师生们对文学的一种热度，我这里还看到一句话，高二九班文聪同学文章里的话，“寻找人心共振的频率”，我想寻找说得上话的人就是在寻找人心共振的频率，今天我感受到了这种频率，就用文聪同学你的一句话来结束，“任何东西都能丢失，唯有心是不能丢失的。”谢谢大家！

    （本次实录资料转载慈溪文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