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诗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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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诗教”国家


------答青年诗歌评论家陈亚冰问
李少君

问：李先生，在所有的当代文学样式中，诗歌可能是最边缘的，也是最寂寞的。我注意到你以前好象对小说比较关注，写过大量小说方面的评论。那么，为什么这些年你突然如此热衷于诗歌研究、评论、推介？而也就在这两年，好象出现了一个起码是表面上的“诗歌热”，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答：我们知道，虽然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诗歌是最边缘寂寞，但诗歌同时也是最敏感、尖端、先锋的，因此在每一次大的社会转折前期，诗歌会变得空前地活跃。上一次诗歌高潮出现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正好是中国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改革开放的初期。那么，在我看来，这一次“诗歌热”的出现其实也是一个预兆，预示一个从一味模仿学习向自主创新、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的时代的出现。比如，在诗歌界，关于新诗的“民族性”、“中国性”包括我提倡的“草根性”等近年来也突然成为热衷讨论的话题。这与其他领域也开始陆续出现的比如重新评价现当代文学、重新看待中国现当代美术的发展等潮流是一致的。
    诗歌这两年确实开始大热，诗会此起彼伏，诗集诗选、民间诗歌报刊出版不断呈现亮点，诗歌网站数以万计，连大众媒体如都市报之类也开始开辟专门的诗歌版面，这些逆潮而上的现象让很多人跌破眼睛，大惑不解。在我看来，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个人认为的“诗教”传统的复兴。
    中国历史上堪称“诗教”国家，孔夫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中国历史上人的成长与教育与诗歌的关系之密切。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诗歌除了对于个人而言传递微妙感受、抒发性灵之外，还在规范伦理、教化人心、慰籍人心方面，起到与西方宗教类似的作用。故林语堂曾指出：“吾觉得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诗教导了中国人一种人生观，如何看待宇宙、世界、自然、生活与同类的价值观念，以及由此而生出的一种仁爱、悲悯情怀。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诗的位置是无法彻底根除的，最多是有时候隐藏一些，有时候张扬一些。比如每到中秋节，每个中国人都会想起“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之类，而在这些诗歌中，其实就内在地规定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与情感方式，一种伤感于时光飞逝的无可奈何的虚无感，但又自我安慰心存乐观，这些都是深入中国人的骨子里的，内心深处的，无法摆脱的。所以我曾感慨：西方有《圣经》，中国有《诗经》。在古代，中国人失意时、悲观绝望时，诗歌都能给他们心灵的安慰，因为诗歌里有一种永恒的超越性的力量。
    “诗歌热”的出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由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恰恰是一个传统价值道德分崩离析、新的规范伦理尚待重建的过渡时期，在这样的时代，精神危机感、灵魂空虚感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人们到处寻找寄托、安慰，在中国原本就具有宗教作用的诗歌，此时恰好可以起到填补信仰情感真空的作用，有诗人在描述当下“诗歌热”时概括为“借诗还魂”，确是一语中的。在我们这样物质逐渐丰盛、温饱基本不成问题的时代，精神的匮乏与需求愈显突出，灵魂的引领与提升日趋急迫，有人说：“唯有诗歌还能使我们动心”。确实，唯有诗歌能使我们超尘脱俗，境界高远。因为，与其他的文学样式相比，唯有诗歌是超越性的，高于尘世的，那些永恒的自然山水、强烈饱满的情愫、美妙绝伦的意境，可以使我们灵魂出窍，暂时忘却烦恼与痛苦；可以安慰我们破碎的心灵，让我们抚平激烈拼搏竞争中碰触的累累伤痕。而如今小说、散文、电视剧之类以叙事的琐碎平庸，完全平行于等同于我们的可怜无聊生活，甚至更低俗、龌龊，让人悲观绝望，看不到一点光亮、希望与理想，起不到提升精神、净化心灵的作用。
    所以在我看来，在这个物质化的时代，无论全社会还是我们自己，都急切地需要诗与诗意。此外，我还觉得，“诗教”的普及还有助于建立一个真正的所谓和谐社会。诗，无论作为宗教还是教育，由于诗歌是从体谅人心、培育人情出发的，所以，一个“诗教”社会就绝对不会是一个冷冰冰的机械化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残酷社会，就绝对不会是一个科层分明、规范森严、没有人情味只有交易与物质关系的社会，就绝对不会是一个视自然与他人为征服对象的掠夺性动物化的社会。“诗教”普及的社会，就一定会更人性化一些，温情脉脉一些，互相依存与互相理解一些，从而也更和谐一些。而那可能就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都更加和谐从而也更加舒适一些的理想社会。
    至于我自己，其实我从事诗歌编辑、研究、评论已近二十年。在大学时代，我就是我所在的武汉大学的大学生诗歌评论家，我们同时代的很多诗人当时就知道我。我近年将较多的精力投入诗歌研究、推广，几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同时也于我所说的“心灵的需要”有关，因为在阅读诗歌的时候，我也感到我心灵深处的那种和其他人一样的空虚感、恐慌感暂时缓解了。
问：我们知道，你为当代诗歌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十年来一直编辑每年一辑的《天涯》杂志的“诗歌精选”栏目，推出了《莽汉·撒娇》等书，举办雷平阳、潘维等青年诗人的研讨会，在《星星》杂志主持“诗歌虚拟研讨”栏目，相继推出杨键、桑克等青年诗人，最近又编辑出版了《21世纪诗歌精选》第一辑“草根诗歌特辑”，尤其是你提出的诗歌“草根性”的理论，引起了诗歌界强烈的持久的反响，能谈谈你当初为何会想到“草根性”问题吗？
答：我们都知道，由于历史的时代的原因。中国诗歌在五四前后出现了一个“断裂”。这也注定了新诗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新诗是由于形势的需要、出于功利的所谓思想启蒙的需要生搬硬套来的。被称为新诗第一人的居然是一个毫无诗歌天赋的、非常理性的学者胡适，在他的心目中，诗完全是可以制造、甚至可以经培训后制做出来的，只要事先有了一个想法、观念。这样的诗歌理念，可想而知对诗歌的伤害何其深重。从此，新诗就追随西方的思潮、观念，被各种产生于西方的新思潮、观念引领，成为各种新思潮、观念的附庸。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新诗的理解始终是混乱的，在各种观念、思潮的支配下，各自为政的，五四一代、九月派诗人、文革前期诗人、朦胧派诗人、第三代诗人（第三代诗人中的“非非”，更是直接在观念指导下写诗，而另一“他们”诗派中的韩东，竟然可以直接针对前辈诗人杨炼的《大雁塔》写一首“反《大雁塔》”，还被视为“杰作”），以及被称为70后、80后的诗人，都把自己写的诗称为“新诗”，但他们的实际理解是大相径庭的。
   既然在很多人的理解中，诗歌不过是观念的产物，所以经常随着观念而且主要是西方思潮观念的变化、流行，诗坛也是一会儿流行这种潮流，一会儿流行那种潮流，就象盲人摸象，每个摸到部分的人都大惊小怪。所以潮流很多，却没有留下什么作品。废名对此曾看得很清楚，他说新诗是以散文的形式写诗，所以只是新诗总是很别扭，只是有些诗意、靠近诗而已，但还不是成熟的文体。确实，在观念支配下的写作，自然是最适合散文式的理性逻辑的创作方法。而这在胡适等人那儿就开了先河，以至谬种流传。
   新诗的这一混乱到如今仍然没有解决，但现在情况有所好转，现在没有什么潮流了，诗歌恢复到一种自生自长的自然状态，在很多偏僻的角落，也有人在那儿潜心于诗艺本身的雕琢、培育与发展。诗歌开始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差异性、多样性与多元化，因为各自的背景、土壤与个人修养、领悟力、天赋均会有所不同。这是一种真正的诗歌良心发展的状态，从自己的土壤中慢慢地成长、茁壮起来了。也因此，我有感而发地提出诗歌的“草根性”，就是想模仿引进来的新诗最终应该逐步“中国化”、“本土化”，在这一意义上，“草根性”强调：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由于一些人认为我是想为诗歌树立“标准”，这一理论掀起轩然大波。其实，我觉得“草根性”对于一个中国诗人来说，是一个基本的要求。我当时提出这一想法，本身就是深入江南的一些传统文化深厚的地区，强烈感受到本土、草根文化魅力而触发的。
   当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这四点里，个人性尤其重要，是一个基础。没有个人性，就会显得空洞、概念化，变得和我们前面反对的观念写作一样。比如八十年代有个红极一时的所谓“边塞诗派”，如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为什么？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个诗派的一些诗歌突出的是一些表面上的西部的边塞的地域性特点，比如荒漠啊，男子气啊，并没有深刻的个人性在里面，没有把那些外在的严酷与生存环境内在化，转换为个人独有的经验感受，所以不能产生长远的影响，缺乏长久的打击力，深入人心的感染力。这是我们所要警惕的。
   我承认西方文学、诗歌给我们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也对此非常敬重，但恰如我近年来在一些大学演讲时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在年轻的时候，刚踏入社会的时候，我确实感受到过卡夫卡所描述的那种现代性处境的荒谬感，但随着对世事与社会的深入，《红楼梦》更得我心，《红楼梦》的那种深层的中国化的审美魅力，更让我沉醉。比起卡夫卡，《红楼梦》也更能深入中国人的心灵。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自然认为《红楼梦》是更伟大的文学。更切合我心。


问：我注意到与前些年你经常谈论新诗的“草根性”、“中国性”不同，你最近谈得比较多的是新诗的“标准”问题。在很多场合，我也看到对你喜欢谈所谓“标准”经常有各种批评。你最近不断大力度地推介一些诗人如李亚伟、杨键、黄灿然、桑克、雷平阳、潘维等，为他们办研讨会，组织出版、评论，我个人理解是你想通过对他们的推广来树立你的诗歌“标准”，或者说你认为这些人符合你的“标准”，所以你评论、推介他们。你觉得我说得对吗？
答：基本可以这么说吧。其实不刚对这几个诗人的介绍。我十年来编辑每年一辑的《天涯》杂志的“诗歌精选”栏目，最近又编辑出版了《21世纪诗歌精选》第一辑“草根诗歌特辑”，都是为了把我心目中的“好诗”推荐给读者。而李亚伟、杨键、黄灿然、桑克、雷平阳、潘维这些诗人，也确实是我心目中的“好诗人”。
    有人反对诗歌标准的说法，理由是会扼杀诗歌的多样化。其实这是没有想透彻的缘故。其实在诗歌的发展历史中，会不断地有人提出标准的树立，但能否被广泛接受，成为共识，却并非提出者所能把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标准的不重要，恰恰相反，经过了广泛讨论、接受了时间考验的诗歌标准的确立，对于诗歌的发展、传播是是有好处的。在我看来，尝试通过组织广泛的对话、讨论，通过鉴别、遴选，来树立标准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需要从事这一工作者有包容性，不重关系名利，怀有公平超越之心。也不怕被谩骂攻击。一切遵循公正原则和宏观历史视角，我想，只要标准不是强制的，是自然而然促成产生的，它就不怕检验与挑战。
   《草根诗歌特辑》是第一步工作，是根据我在十多年的诗歌编辑经验中认定的标准编的一个选本，但我想还应该有更大的包容性，所以最近我邀请了近百位诗歌评论家、专家教授、诗人及诗歌编辑共同推选一个当代诗歌五十人名单，希望将这一工作做得更深入。通过广泛讨论、鉴别，树立真正的“标准”。
    小说家哈金最近呼吁“伟大的中国小说”，我觉得是很敏感的。在我看来，我们呼唤诗歌的“标准”其实也是呼唤“伟大的中国诗歌”。那么，什么是“伟大的中国诗歌”？在我看来，就是能够深入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传递中国人的内在情愫、表达中国人的微妙细腻情感、反映现时代中国人的真实生存处境的诗歌，它既是普遍的，每个中国人都能从中读到自己的内心感受，又是极其独特的、个性化的语言艺术表达，无法模仿复制的。
    我相信，新诗的黄金时间真正来临了。如果说在小说界，还没人敢随便说超越了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那么，诗歌界相对幸运得多。几乎都是一个公认的定论，五四之后到朦脓诗之前都没出过多少特别了不得的诗人。只有勉强七八个还过得去。由于新诗基础相对的薄弱，一直没有发展出成熟的文体，存在着象我前面所说的被观念误导和主导的问题，标准与尺度也非常有限，因此好诗也很有限。而这恰恰是当代汉语诗歌的契机与优势，在相对空白的新诗历史上可以真正添上些浓墨重彩。


问：除了编书、虚拟研讨会，你还有什么计划吗？
答：前面说到“诗教”，除了诗歌具有宗教功能的作用，另外我觉得诗歌教育非常重要。诗歌教育是诗歌最终走向普及、被接受、传播的过程。
   事实上，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树立新诗的标准，选出好的诗歌，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被广泛认同、接受，而教育是比较好的途径。我自己经常去大、中学讲诗歌，我觉得，相对而言，中学生是最适合接受新诗教育的，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力和对现实的认识能力，这都有助于对新诗的深入理解和接受。同时他们的思维和感觉方式还没有完全定型，有可能更能感受到诗歌的真正的奇妙的魅力。我去过深圳南头中学讲诗歌，就很惊奇地发现一些中学生对新诗的认识已经很深了，他们自己也写，写得不错。比起大学生和社会中人要好，大学生有时往往已有定见，有些机械的认识，就很难纠正了。社会中人则更是相对麻木了，缺乏领悟力。我后来还知道，这样的诗歌教育现在很多中小学都在做，比如在北京、在山东等许多地方。前些时候我还碰到香港真光中学的杨慧思小姐，得知她们在香港也在做这样的工作，且成效不错。我很高兴，因为在香港，许多学校对英文教育比对中文教育重视。她们能带这个头，令人钦佩。
   当然，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不必操之过急，我觉得：诗歌教育可以慢慢来，小学可以古典诗歌为主，学习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经过了历史考验的作品。中学才过度到新诗。因为新诗里有些现实的东西，可以让他们开始学会面对、处理现实。总之，诗歌教育，对于青少年大有裨益，他们可以从诗歌中学习一些基本的对于世界、生活与自然的态度与伦理，以及审美情趣。还可以开拓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具备一种永恒的超越性的价值观念。这样，在他们走上社会后，能够有底气，有内涵，看待社会与人生有自己的主见，碰到问题与事情，心定神安，胸有成竹。这样的人生，就要从容一些，大气一些。我觉得，这样的学习，他们会终身受用的。
   我还可以用我自己的经历和一位朋友的经历来谈谈“诗教”对个人生活的好处。1995年前后，我突然陷入一种极度的苦闷，说不出什么原因。我当时各方面的条件是非常好的，工作稳定，收入不错，但就是提不起劲，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世界一片灰暗，我什么都不想干，偶尔地捡起了自己很早就有、有一段还很狂热的诗歌爱好，没想到，阅读诗歌逐渐成为我人生中最大的快乐，慢慢地读诗成了我的习惯，而我也从诗歌中获得了安慰、庇护和救赎。我想，我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比较深地涉足诗歌。果然，慢慢地，我好象调整过来了，诗歌有一种奇异的内心调节作用，一种神秘的灵魂净化功能。我渐渐地变得恬淡、平和、从容。
   我还有一个朋友叫卢卫平，是一位诗人，如今也有一定名气。他外表看起来很朴实，殊不知很长一段时间，他担任过好几个赫赫有名的大公司的高层职员，每日前呼后拥，挥金如土，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里过着豪奢的生活。如今他甘于寂寞地呆在相对清贫但悠闲的珠海文联。他说他以前在大公司里呆着，身边每天发生各种财富奇迹，以至周围每个同事都好象得了“时代狂躁症”，他们总是马不停蹄地追逐时尚、金钱，每天处于焦躁之中。但是不久，其中不少人就变得不正常，或者结局非常悲惨。他说，他自己之所以能平平安安地，如今拥有一个温馨而幸福的家庭，和一份充实而稳定的生活，他觉得是诗歌挽救了他。写诗使他安心，不焦虑，相对地看淡一些东西，踏踏实实地生活。
   我想这两个例子，都能说明一些问题。
   
问：那你对当代诗歌的整体状况满意吗？你如何评价？
答：应该说，正在向我满意的方向前进。
    我觉得我们目前的状况有点象宇文所安所描述的初唐诗向盛唐诗转变的过渡时期的情况。初唐诗前期以“宫廷诗”为主体，京城诗人占据主流，但逐渐地，京城诗人中的部分敏锐者不满现状，率先发起诗歌革命，随后，诗歌革命向全国各地散发、流布，遍地开花，慢慢地，经过积累、变化、稳定，最终成熟，唐诗开始由一些外省诗人主导，往鼎盛时期发展。
    现在的状况与之非常类似，最早是以北京为中心的朦脓诗，然后形成多中心（主要是华东、四川等）的第三代诗歌，然后又经过“口语化”、“叙事性”两个方向的演变，如今开始产生一些风格逐渐稳定成熟的诗人。当然，这只是地理的描述。天才的诗人是超越地理限制的。不过总体的轮廓大致如此。
    如果我来描述一下，我觉得新诗正在向其稳定成熟期转变。原因也很好解释，一是当代汉语诗歌已经稳定地建设、发展、积累了三十多年；二是当代汉语诗歌在消解最初的观念性诗歌后，经过逐渐的转型，与诗人们各自的个人感悟、生存处境、地域文化背景结合，在一种原生性状态下逐步发展起来，成为一种自然成长起来的本土诗歌，并已形成了多样化多元化的诗歌生态格局。
    这里不妨来描述一下当代诗歌的生态格局与地理版图——当然，这里仅限于近年来那些活跃的因素与部分：在北京，有所谓北大诗歌与北师大诗歌之说，指的是北大出身的诗人如西川、臧棣、胡续冬、姜涛等人，有强烈的知识分子精神与学院气息，与他们关系密切的，还有王家新、孙文波、肖开愚等人。北师大则是伊沙、徐江、侯马、沈浩波等人，沈浩波又与尹丽川、朵渔等结成下半身，他们主张身体性、口语形式。此外，莫非、树才等也另有一团体；华北，赵丽华、曹五木等人的诗歌值得关注；在哈尔滨，张曙光、桑克等颇得北方的典雅、大气，诗歌中常含沉思；山东是近年来诗歌最活跃的地域，内部并不完全一致，但与齐鲁大地淳朴的民风相似，江非、辰水、王夫刚、岩鹰盛兴等所代表的质朴纯正诗风是主流，可能源自《诗经》遗韵；上海，默默引领的撒娇派大行其道，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也适合撒撒娇；而陈东东、王寅执着于内在的修炼；江南是近年来诗歌成就最高的地域，当然内部其实非常复杂，既有杨键、陈先发这样悲天悯人的诗歌，也有潘维、厐培、小海、张维这样融会贯通与生俱来的深厚的文化传统，诗歌写得既古又今。朱朱、余怒等则仍然热衷于诗歌的先锋性及形式探索。还有叶辉、叶丽隽这样沉缅于个人生活与细节的诗人、江一郎这样的现代乡村诗人；广东也是近年来诗歌最活跃的地域，卢卫平、姚风、宋晓贤、谢湘南、老刀等始终直面珠江三角洲这一最能浓缩转型期复杂现实特征的地区，直白的诗风后暗含尖锐，凌越、唐不遇则更多现代都市生存经验的敏锐与向内开掘，还有杨克、黄礼孩、浪子、莱耳、世宾等仍然保留某种明朗空旷的抒情气质；海南近年成为诗歌的一个中心，多多老而弥坚，诗风更加凌厉；王小妮不仅在女性诗人中也是在整个诗坛中另树一帜；蒋浩、纪少飞、一行、安歌、艾子、潘乙宁等年轻诗人也颇受关注；云南，没有什么诗歌群体，但前有于坚、后有雷平阳，独自从云南大地汲取养分，是最草根又最现代的，因而也最具生命力与实在感，尤其于坚，特立独行而健壮硕大，而雷平阳也来势凶猛；中原是复杂的构成，郑州的女诗人蓝蓝本质上是一个注重个人内心的抒情诗人，武汉的张执浩、刘洁岷、余笑忠也有一定的抒情气质，长沙的谭克修则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他的诗歌总有一个庞大的体系；广西，年轻诗人们刘春、非亚、黄土路也很活跃；西北，沈苇、叶舟、唐欣仍然好诗不断，但更年轻的古马、张联、李小洛、沙戈等值得注意，其诗歌深得大西北的厚重朴实隽永；不能不提香港的黄灿然，其诗风看似简单，实则内敛到极致；还有那些不限于地域的诗歌群体，如或者诗群，其中的魔头贝贝、陈小三、小引、弥赛亚、苏浅等，诗歌散淡、幽婉、蕴蓄，另成一派；还有海外诗人、第三代诗人如李亚伟、杨炼、翟永明、杨黎等也仍然活跃，仍在前进……总之，与第三代诗人以观念开路、基本为观念主导（个别天才诗人例外）不同的是，上面所描述的这些诗歌群体或个人，无论其团体形成或诗风接近或迥异，更多是自然而然导致的，是自然成长起来的，或基于地域，或基于个人成长经验，或来源某种文化背景传承，是从“根”开始的诗歌，是“灵魂”深处的需要，因此更具原创性、建设性的意义。
   当然，这只是粗略的一个诗歌谱系的罗列，肯定还有很多为我视野所忽略。在我看来，这种多元的诗歌生态格局，是一种好的现象，是从个体差异性独特性出发的自觉的诗歌追求，是诗歌真正繁荣的必要条件，甚至可能还预示了新诗转型并真正“中国化”的关键要害。但这样一种圈子化区域化的写作氛围，也可能导致某种零散混乱，各自为政，自话自说，自我循环，自我满足，因此，应当倡导对话与讨论，打破隔阂，寻找和探讨某种共识和尺度，树立更高的诗歌标准，促成当代汉语诗歌真正走向成熟。并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确定当代汉语诗歌的历史地位和在世界诗歌版图上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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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处寻找复兴传统的大道

黄纪苏


一、有区别的对待传统文化

    我们曾经为了追求现代化而放弃了传统，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现代化中的相当一部分也是我们需要的，是我们生活逻辑的一个自然发展。人想要少得病，西医西药就得用；想要通信便利，电报、短信当然比鸡毛信快得多。所以现代化我们得看两面。一方面它的确是西方强加给我们的，穿西服是不是一定比穿中山装舒服？那不一定，还是传统的服装比较随意贴身。但另一方面，现代化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最直接最综合的一个指标，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很多。你说全球化时代人痛苦了、“现代性忧虑”了，可是一个个的寿命延长了，这我们得承认。所以我们得有一个正面、一分为二的基本态度。
    在近代大危机中，在慌乱成一锅粥的情况下，我们把一些没必要扔掉的东西也给扔掉了，今天要光复的是这些东西。今天的重要任务，是在生活细节上区分哪些东西是好的，哪些东西是真正需要的，哪些东西是今天看上去没什么用但今后也许是有用的，先得把这些盘点清楚。
   有些传统的东西，今天拿来就有用；另外一些可能短期没什么直接用处，但我们要做好记录保存工作，留住标本。我们既要有今天的眼光，又要有后天的眼光。用今天的眼光，我们看皮影这样的博物馆艺术就没什么用，它们已经失去了市场，失去了大众，失去了青年。但是你怎么知道再过些时间它还没用呢？它对线条、光影的极简运用非常独特，谁能担保不会给未来的艺术家提供灵感和营养呢？总之不能让它们自生自灭，这些东西真失传了，就找不回来了。有些艺术形式跟具体的细节，跟艺人的个性化手艺密切相连，过去了就没人知道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它们做好标本，保存下来。过一百年没准能派上啥用场呢。俄国沙皇当时看着阿拉斯加就一片冰天雪地，没几个钱就卖给了美国人，谁想得到冰雪下面还那么多矿藏呀。我们今天眼光要长远，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这些文化。哪怕今天看起来毫无用途的东西，只要它无害，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小的规模上把它保存下来。国家真没钱也就罢了，既然有钱山珍海味，拨一部分出来保护古典、民间文化是应当的。
   还有些传统，就不是保存标本问题了，而是要让活在今天。人家会说，从前讨论过了这个问题，已经证明不行了。那会儿不行不证明这会儿也不行。晚清民初的时候，在现代汉语处于草创阶段时，你鼓吹桐城古文、同光体诗当然不合时宜。桐城文章写得当然好啊，陈散原的诗比徐志摩的不知强哪儿去了。但在国亡无日、大厦将倾的时候，谁还有心情赏玩那些劳什子呢，赶紧卷起铺盖卷带上现款从窗户里逃命才是当务之急。但到了今天，中国经一百多年的努力获得今天这样的国力，我们应该能够平心静气的回到老宅里翻箱倒柜把老物件拿出来晾凉，能穿的改改继续穿，能用的找各合适地儿继续用。芭蕾舞人家能继续跳，我们的戏曲为什么不能继续粉墨登场，我们的旧体诗为什么不能继续做？

二、建立文化上的主体性

    有些东西是传下来了，比如书法，这要感谢我们教育体制里有书法加分这么一条政策，帮着弘扬了传统文化。书法不是简单的技巧，而是一种文化上的修炼。练毛笔字很少有写领导报告的，写的都得是优美典雅的古文。在横平竖直、一撇一捺的运笔过程中，一个人接近了一种古老的传统，窥见到另外一番天地，另外一种生活情调和生活态度。这丰富了他个人的人生，为社会生活添一点色彩，不是挺好么。
   书法是传下来了，但好多东西确实没了。没的和有的，我们现在并没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好坏也很难有个绝对的标准。首先，我们现在说不清自己那一部分为古，那一部分为今。比如说，大家都有种印象，大陆传统断裂了，而台湾则保留了。从某些方面看是这么回事。比如台湾人都显得行止有度，态度谦和，聊天的时候爱说“这个问题没研究过，不敢乱讲”；而大陆人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什么话都敢说。好像是这样，但在另一些方面似乎又不是这样，不少传统会绕过五四、革命、文革，通过一些教科书上没有勾勒的秘密路线抵达我们的行为方式、处世态度、人际关系。比如说我们特别重私德、靠熟人网络，这件事就特别值得研究。一个现代社会是不主张仗义疏财，拔刀相助的，有事找律师，留证据，上法庭。古人当然也守法，但也相当依赖法律之外的东西包括私德以及小社会的道德规范，士为知己者死，这样聂政、荆轲就会获得肯定。这种为人处世的道理是好是坏呢，真不好绝对而论。聂政、荆轲的确不太有法制精神，但你要完全说他们不好，那也说不过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靠契约就能表达清楚的。再比如奥运会大家讨论体育的“举国体制”，这其实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中国人的传统，小到一家一户紧着老大或老幺念书娶媳妇，大到国家社会举四方之力办大项目，中国人比较习惯合着办事。这不是绝对的优点，也不是绝对的缺点，特点而已。在这些地方，我们先要有所甄别，然后权衡利弊，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进行通融和选择。
    要敢于是自己，但也不刻意不是别人。我在西安小雁塔遇见一群穿着古衣冠祭天的人，一打听干什么的都有，小到高中生，大到医生工程师。他们在哪儿指天划地，钟鼓悠扬的，按说是件挺滑稽的事，但人家一脸正气，旁观者也就不觉得滑稽。这种努力也可能没什么结果——好像他们也不追求举国上下都宽袍大袖的结果。坦率地说，我不太喜欢他们那种衣服的样式，但西装就一定好看么，中国领导人一到正式场合就齐刷刷西服领带，我倒觉得够滑稽的。如果一群中青年穿着宽袍大袖上班遛商店而不是搞爱国主义游行，自己觉得挺自在，挺舒服，气定神闲，愿意穿西服穿袈裟也没关系，中国文化的自主性真就在随随便便、不知不觉中树立起来了。
    实践是最要紧的。民间社会现在什么都玩儿，就说放风筝吧，这是一个极富诗意的活动，奥运会没这项目。过去咏风筝的诗句像“风清日暖又三春，怅望飘摇不定身”，其实放风筝的妙趣不止一端，你不亲自去放就很难体味。我10多年前放风筝，一只蓝色的老鹰，拿到天安门去放，一放就是一下午。当这蓝风筝跟蓝天浑然一体的时候，那种感觉很难忘。有时候晚上去放，大风中一千多米的线一下子就放没了，天色深蓝，风筝像一点孤魂通过一根线紧紧牵挂着你，隐隐约约中你体会到一些有趣的东西。这是一种审美的实践和探索，会影响人对生活的态度。孔子说“日三省吾身”，三百六十五乘以三，这就是修炼，就是实践。人虽然也写，更重要的是活。人不是写成什么样的，是活成什么样的。我很看重民间社会的各种“游戏”活动，像爬山野营下围棋之类，它通过参与和实践在日常细节中建立人生观以及审美，包括光复传统的积极价值。你不去亲自弹奏古琴，你不去亲自做浪淘沙菩萨蛮，你不去亲自走一回名山大川，你不一针一线地把历史文化织进你的生活方式，“文化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是一堆由口号组成的空话。
    对于知识精英、政治精英来说，当然要有理论上的认识，但是，更重要的是去试验、去体验、去实践。就像放风筝，我玩的不多，但经常在街头看一些人玩，他们能玩出很多花样来，他们的体验感悟自然要比我丰富得多。而且，你跟他们聊天，发现他们虽没什么学历，但态度里透出一种硬气，有主心骨，没那种失魂落魄、成天找不着北的劲儿。网上有首歌叫《重回汉唐》，抒发的是家国情怀，但在配器曲式上非常传统文人气，很独特。总之，要靠审美实践，实践实践着，传统就在不经意间复活了。这样的努力多了，还愁中华文明不复兴么？

三、诗教和居住模式

    我们古代非常重诗教。诗教比政治报告可管用多了，人读着“杨柳岸晓风残月”“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成长，内心浸染了中国的声色气味，长大了很难不是中国人，很难不是中国心。我记得当年留学海外的时候，看那边的柳树老不对劲，找不到“曾舞春风万千丝”的感觉，那样你就不会认他乡为故乡，你就会怀念父母之邦。“父母之邦”这几个字连同它的音节音调，当时觉得那么动人心弦。有了这些东西在你嘴边耳畔脑际，你自然是五千年文明的子孙。当然还会有其它社会影响进来，把人往别处拉，但是有了这个基础，它拉起来就不那么容易。诗歌的功夫在于濡染，你没法精确说出你哪件事是受了那首诗的影响，但它的影响肯定在那儿。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不绝，诗歌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记得文革不久，父亲在灯下读书，我凑过去看，父亲说是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听他读“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觉得怎么那么好听啊，那感觉和着台灯柔和的光色永远印在了记忆里。道理和美感水乳交融，流进了你的血脉。
    当然，除了诗歌，还有其他连接今古的通道，但诗歌成本低，容易普及。有个朋友去学古琴，几千块钱一张琴——还有上万的。一个人经常抚琴，会影响他的人生观，他会离狼奔豕突的风尘大道远些。买得起古琴就买，买不起就读读诗，写写毛笔字，效果差不多。需要有人研究一下传统的诗教、乐教之类的具体过程和机制，研究它们在塑造一种人格，一种态度、一种怀抱的过程中如何起作用，这会是一件非常有益的工作。我们今天学校上课的时候肯定有诗朗读，在中山公园音乐厅也有配乐诗朗诵，到底哪种效果好，需要实验和摸索，不是一读出来就必然对，说不定有人一念，倒把人吓跑了呢。我还记得三十年前听李淑一本人朗诵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特别难听，根本受不了。也许在古代就是这么念的，但是今天确实已经受不了了，今天就要找到今天的有效方式。比如“床前明月光”，你要大声读出来，可能就了无韵味，古代诗歌也许今天只适合默诵。这些东西就都需要探讨，需要试验，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假设有5000万中国人，在上小学的时候把唐诗三百首背了一半下来，再过20年，这一代人成长起来，跟从小背雅思英语的人肯定是不一样——我们姑且不说哪种好，但肯定是不一样的。构成世界最根本的东西是人的内心结构，内心结构就像一个房子，柱子、房梁、檩条、门窗是些什么东西，就决定了你是一个什么人，决定了你这个房子将起什么作用，会对什么人开放，里面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要利用优良的传统材料，搭建好中国人的内心结构。当然传统是流动开放的，我们没必要抱残守缺。
    1992年北京的菊儿胡同得了联合国世界人居奖，它的设计就是强调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式的居住模式，家家户户离的比较近，左邻有什么事儿，右舍就听见了；东家端出碗菜，西家也尝尝，想法很好，可后来好像不了了之。你可能会说，这反映了人们不再需要传统的邻里生活方式，需要的是个人主义的关起门来各是各的世界。这个试验的确不一定成功，但仍有价值。你还别急着说传统就失败了，我有些朋友，50多岁了，他们都在琢磨以后到农村郊区，租一片地儿，盖几间房，大家生活在一个大院里，就像一个大家族似的，聊天、喝茶、下棋的时候在一块儿，回头关起门来，又各有自己的空间。有些高校退休职工已经成群结伙干这事了。20年前大家没房子住，三代人一间屋的情况不少见，所以巴不得赶紧“私密”私密。现在两个人住200平米，还复式结构，看完恐怖片都不敢睡觉，家里出点什么事儿有个病有个灾，跟马季侯耀文似的没人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需要在居住模式上多一些联系。那么传统的四合院围楼村寨之类就都可以参考，变通出新的模式，使个人和集体保持一种平衡的关系。这模式一定是多样丰富的，是民间社会自己搞出来的，而不是设计院设计好了由政府布置下来的。单由国家去设计很难切合实际的需要，因为你没那么大的想象力。今天民间开始有这能力了，你不让他搞他自己也会自己去搞。在这个过程中会对传统有所保留，有所淘汰。国家当然也可以起推动作用，但总的说来，人民比政府聪明。

四、结语

    中国应该到了用实践和细节去重建当代文化形态的阶段了。要打破传统的学术类别和简单狭隘的研究模式，理论要有自知之明，因为在一个巨变的时代，它往往跟不上实际，跟不上而指手画脚，那就有害无益。应该做什么，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得去实践，没有实践只能是空说。实践一定是落实在细节上面的，这就需要走出书本，走进胡同，走进录音棚，走进个人博客去感受和思考，去做社会学的调查。要在小处寻找传统复活的大道，要让普通人感到亲近随意，在不间不隔不知不觉中跟五千年耳鬓厮磨，发展感情，就像前面说到的书法、风筝、音乐、民居之类。一首曲子怎么做才既有来历又有新意，是用萧还是用笛？你会在如泣如诉的反复吹奏中，忽然发见传统正与你四目交视，就像宝玉初见黛玉时的情形：这位妹妹好像在哪儿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