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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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今天正在积极进行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要赶上工业化和信息化两个时代。为适应国家现代化的需要，语言和文字要有相应的发展。全国人民要能相互直接通话，免除方言的隔阂。文章要写得明白如话，念出来大家听得懂。汉字要整理和规范化，减少学习困难和使用不便。注音要用字母代替反切，统一汉字读音。少数民族要根据具体情况改进或创制文字。在电脑上要利用拼音输入汉字，使中文进入信息互联网络。这一切叫做中国语文的现代化。
　　社会的演变和语文的演变是密切关联的。秦并六国，统一天下，实行“书同文”政策，“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许慎《说文》）。这是古代的社会演变引起了语文演变。鸦片战争（1840）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同时也打开了闭关自守的清帝国的大门，中华民族由震惊而觉醒，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同时，掀起了中国语文的新思潮。这是近代的社会演变引起了语文演变。
　　辛亥革命（1911）以后，一个语文现代化运动从酝酿进入实践。这个运动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重点和名称：切音字运动、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注音字母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手头字运动、少数民族新语文运动等。语文现代化在前进过程中，有成功、有失败，有高潮、有低潮，有新旧争论，有左右摇摆，不断在“尝试与错误”中提高认识和开展局面。综观一系列运动的要求，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文字的简便化和注音的字母化。
　　
　　一、语言的共同化
　　
　　孔子教弟子读书，不用家乡的山东土话，而用当时的共同语“雅言”。后来历代都有共同语，称为“通语”、“官话”。古代的共同语不要求有严格的标准音，使用者只有少数人，主要是官吏和行商。现代的共同语源出于古代，但是不同于古代。它要求有严格的语音标准，并且把普及共同语作为实行全民义务教育的条件。这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基础工程。
　　民国初年，规定以多数省份共同的汉字读音为国音标准（老国音）。当时的流行看法是，共同语只要能够“通词达意”就好了，不必要求标准划一。不久，通过实践提高了认识，知道标准必须统一，学习可以逐步渐进，标准音不能采用人为的语音，应当采用实际存在的语音，于是改为以中等程度北京人的语音为标准（新国音）。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规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重新肯定这个标准，并进行更加细致的汉语规范化。
　　共同语的名称也经过演变。清末民初称“国语”（国家共同语）。20世纪50年代称“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1982年的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全国共同语）。新加坡和海外华人称“华语”（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名称不同，实质相同。
　　共同语的推广工作，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蹒跚前进，时起时落，可是总的来看是一浪高似一浪。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高潮，50年代又是一个高潮。高潮在各省又彼此不同。台湾光复以后普及了国语，做到所有学校以国语为校园语言，所有的公共活动以国语为交际媒介。内地“推普”以学校为重点，利用广播和电视，正在加快实施步伐。可是各地水平参差不一，有不少“推普”的薄弱地区，今后还要长期进行艰巨的工作。
　　古代能做到“书同文”是进步，今天如果满足于“书同文”就是落后了。现代中国既需要“书同文”，又需要“语同音”。
　　
　　二、文体的口语化
　　
　　文明古国都有书面语（文言）和口语（白话）的矛盾。口语不断前进，而书面语停滞不前，越来越离开活的口语，阻碍了语言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唐宋时代，佛教用接近日语的“变文”和“语录”传播教义，因为口语能够深入群众。清末维新运动者提出“我手写我口”、“崇白话而废文言”、“白话为维新之本”。1919年掀起以白话文运动为先锋的“五四”运动，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白话由此取代文言成为文学的正宗和教科书的正式文体。小说和论说文章都写成“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文。白话文运动不仅是文体的解放，而且是思想的解放。
　　但是，二次大战之前，白话文运动还遗留有许多空白区。例如公文程式仍旧用“等因奉此”，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实行“公文改革”。这时候，报纸的半文半白“新闻体”也改为明白晓畅的口语。此外，报纸、杂志和各种正式出版物，从直行改为横行，以便配合科技术语和数学公式。20世纪90年代在“弘扬华夏文化”的热潮中，出版了许多种大规模的“古书今译丛书”，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延伸。
　　文体改革引起“好古家”的强烈反对。“五四”运动之后不久，掀起一个“文言读经”运动。他们攻击白话为“引车卖浆者言”，“以鄙俗妄为之笔，窃高文美艺之名”，甚至滥用权力，强制教科书恢复文言。
　　在今天的“信息化”时代，“言文一致”的文体改革增加了新的时代任务。“多媒体”把传递书信的电信技术（电传）、传递语言的传声技术（电话）、传递形象的视听技术（电视）合而为一，给语言和文字提出了新的要求。语言要求规范化，讲出来大家听得清（文体语）；文字要求口语化，读出来大家听得懂（语体文）。语言和文字要能够即时自动相互转换。词汇要求共同化。各个地区之间的词汇差别，译名和术语的分歧混乱，不再是“有趣的”现象，而是“有害的”现象了。为了使“言文一致”的白话文成为信息化时代的适用文体，还要做大量的语文规范化工作。
　　
　　三、文字的简便化
　　
　　汉字笔画繁、字数多、读音乱、检索难，合称“四难”。针对汉字的“四难”，文字改革运动提出“四定”的对策：定形、定量、定音、定序。
　　定形　异体字要统一，印刷体和手写体要接近，要以清晰、易认、易写的简化字为规范，这是清末就提出的要求。初学文字的小学生、扫盲学员，以及文化较低的广大群众，普遍希望简化笔画。
　　1935年，上海掀起“手头字”运动，选定300多个手头常写的简体字，在15种杂志上公开使用。同年，南京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包含324个“社会上比较通行的简体字”，准备以后还要继续公布。可是，遇到反对，第二年就收回成命了。
　　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简化字初次得到正式推行。这个方案规定515个简化字和54个简化偏旁，后来类推成为《简化字总表》（共2235字）。这些简化字极大部分是“古已有之”，这时候只是把“俗体”提升为“正体”，如同“白话”取代了“文言”。简化字已经在中国内地普遍应用于教科书、报纸和杂志。新加坡采用简化字之后，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华人学校也先后采用。
　　书法不受简化的限制　其实古代书法家常写简体字，王羲之的《兰亭序》中有三分之一是简化字，欧阳询的《九成宫》中有六分之一是简化字，可见古人不认为简化和书法艺术有矛盾。有人担心简化会破坏传统文化。从篆书到隶书的“隶变”大大简化了汉字；久已通行的草书和行书大大简化了汉字。这些简化没有破坏传统文化，从它们继承而来的简化字，怎么会破坏传统文化呢?
　　定量　字数太多、字无定量，是汉字难学难用的主要原因。在难于减少字量的今天，可用“分层使用”的方法，减少学习和使用的不便。现在，汉字已分为“常用汉字”（3500字）和“通用汉字”（7000字），前者用于小学教育，后者用于一般出版物，此外为“罕用汉字”，用于古籍和专门性的出版物。还可再分出“初学用字”（1000字），作为学习汉字的起步，这就是“千字文”的传统。经验告诉我们，与其学多而不能用，不如学少而能用。汉字的使用频度是不平衡的，少数字常用，多数字罕用，这是汉字的“效用递减率”。把握这个规律，改进用字的方法，可以逐步减少用字数量。
　　定音　民国初年开始汉字“读音统一”工作，字典一律用字母注明标准音，代替反切。20世纪50年代开始“普通话审音”工作，统一“异读词”的读音。定音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但是，只有普及普通话才能彻底实现“读音统一”。
　　定序　在要求快速检索的信息化时代，汉字的“定序”问题有更加突出的重要性。“部首法”和“笔画法”都难于适应自动快速检索的时代要求。1918年公布“注音字母”之后，开始有了利用字母顺序的“音序法”。在《现代汉语词典》使用拼音字母的“音序法”排列正文之后，大型出版物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等也采用“音序法”排列正文。这是“定序”方法的新发展。
　　
　　四、注音的字母化
　　
　　汉字积累到6万的大数，可是缺少一套字母。
　　1918年公布以古汉字为基础的“注音字母”，开始“注音的字母化”。从此，字母代替了“反切”。
　　1928年又公布“国语罗马字”，采用国际通用字母。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简称“拼音”），继承和更新“国语罗马字”。台湾对内用“注音字母”（称“注音符号”），对外用“国语罗马字”，2001年正在考虑改用“拼音”。内地对内对外统一用“拼音”。1982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ISO7098）。汉语的字母从“民族形式”到“国际形式”，从“国内使用”到“国际使用”，从“国家标准”到“国际标准”，一座使中国语文和中国文化通向国际舞台的桥梁建成了。
　　“字母”不是“文字”，这是内地和台湾的共同政策。有人害怕拼音把中国分裂成为几十个国家，这是杞人忧天。拼音拼写普通话，推广普通话只能加固团结，不会形成分裂。
　　“拼音”成为国际标准之后，它的用途逐渐扩大。在信息化时代，它是接通国际信息网络的必要手段，这一作用的重要性将逐渐显示出来。在“中文处理机”上，输入拼音，以“语词、词组、成语、语段”作为单位，能够自动变换成为汉字，不用字形编码，这是汉字输入技术的新发展。
　　中国的语文现代化包括少数民族的语文建设。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用30多种文字，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应用不便的文字按照具体情况进行了整理、修订或改革。少数民族有拉丁字母文字17种，包括原有拉丁字母文字4种，新创拉丁字母文字13种。其中“新壮文”已经印上人民币。
　　在“汉字文化圈”中，日本首先努力于语文现代化的建设。明治维新（1868）之后，普及国语，进行假名规范化，实行全面的汉字注音，发起罗马字运动。战后进行公文改革，规定常用汉字1945个，法律和公文用字以此为限，公布法定的日语罗马字（训令式）。日本重视减少用字的数量，字数减少了，简化笔画就容易了。日文已经从汉字中间夹用少数假名，变成假名中间夹用少数汉字。朝鲜（北方）改用表音的谚文字母，废除汉字。韩国（南方）沿用汉字和谚文字母的混合体，一般出版物用1800个汉字，小学不教汉字。越南独立后采用拉丁化拼音文字，废除汉字。语文现代化是“汉字文化圈”各国都在长期进行的文化运动。二次大战以后，新兴国家有一百多个。它们有的需要建立国家共同语，有的需要制定文字，有的需要更新旧有文字，有的需要大量充实词汇。即使是发达的国家，在组成新的共同体的时候，也发生语文问题。一门研究语文宏观问题的新兴学科产生了，叫做“语言计划”。“文字改革”包括语言，“语言计划”包括文字。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运动。中国应当参考世界各国的经验，根据中国自己的具体情况，实行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的语文政策。
　　
　　2001年4月修订，时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