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恪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著作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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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恪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著作学术研讨会（一）开幕式

2013年12月6-8日，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为刘恪先生举办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暨刘恪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的主题是围绕刘恪先生最新两本小说理论专著《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展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馆、福建社会科学院、中国作协创研部、沈阳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等著名高校与《中国图书出版》、《当代文坛》、《社会科学辑刊》、《创作与评论》等杂志社的专家学者20余人，河南大学文学院的领导、老师和部分研究生一同参加了热烈的研讨。会议在河南大学新校区中州国际大酒店举行，由张云鹏先生主持。

                         开幕式

张云鹏（主持）：古城开封仍没有寒意，汴梁的街头如果大家留心，依稀还可以见到各色迟开的菊花，它们温馨地装点着这座七朝古都，并且与百年学府——河南大学一起热情地迎接参加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暨刘恪学术讨论会的各位专家和朋友。今天河南大学新校区名家云集、高朋满座，在此，我们对各位专家和朋友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这次盛会的召开是由河南大学主办，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文艺学研究中心和河南省高校人文重点学科开放研究中心共同筹备，并得到了国内诸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著名学者的支持。会议将围绕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与美学，及刘恪教授近年来在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及小说语言美学方面的建树展开深入的研讨，共享思想的盛宴。在此，我们对会议的隆重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对关心和支持这次大会的专家和朋友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在研讨会正式开始之前，请允许我介绍出席这次盛会的领导和嘉宾：南帆、吴义勤、关学增、何向阳、张颐武、王一川、李春青、贺绍俊、余三定、胡继华、周志强、李佩甫、何弘、墨白、李伟昉、耿占春、欧娟、刘瑞弘、刘晓希、石天强、张新赞、李海英、刘海燕、张晓雪、姬盼、周强、郭付三、冯炬明、潘刚强、舒文治、沈念、谢景和、赵中森、张东伟、葛本成、付民之、白春超、张清民、萧开愚、刘进才、刘涛、刘恪。出席这次讨论会的还有河南大学文学院以及文艺学学科的教师和学生，让我们对各位专家、领导及所有朋友们的光临再次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谢意！

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暨刘恪学术讨论会现在正式开幕。

第一项，请河南大学副校长关学增教授致辞。

关学增教授（致辞）：各位专家朋友们，今天我在这里，看到了平日里很崇拜的专家学者都来了，心里非常高兴。大家能来这里参加这样一场会议，首先，我代表河南大学、代表六万多名师生向大家表示欢迎，表示感谢。

各位专家学者长期对河南大学关心、支持、帮助，今天能有机会聚在这里，这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河南大学的情况可能大家已经知道很多，这是个老校，去年刚刚庆祝了建校百年华诞，今年已经101周年，应该说一百年来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河南大学历史上历经曲折、艰难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中国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据不完全统计，我们现在培养了毕业生一共有40多万。河南大学也涌现了不少人才，像大家比较熟悉的知名的冯友兰、范文澜，包括咱们文学方面的任访秋先生等等。应该说有这样一批专家学者，有他们在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贡献，也才使河南大学百年星火相传，绵延至今。

文学院，是原来的老中文系，是河南大学最悠久的院系之一，有着很好的学术传统，既涌现了一批文学界的知名人士，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学生。我觉得尤其令人可喜的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学院聚集和延揽了大批作家型学者、学术型作家，这就使河南大学的师资队伍，内容丰富了，水平提高了，文学院也由此更释放出它的魅力。刘恪教授也是这样一位集专家型和作家型为一体的优秀教师。

我们真诚的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以后能经常到这里指点、帮助，使我们学校能够发展得更好、更快，也使我们之间的友谊更深、更重。在此，我代表学校向刘恪教授表示祝贺，也祝各位专家学者在开封期间、在河大期间健康、愉快，最后祝会议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张云鹏：谢谢关校长的致辞。第二项，我们请河南省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李佩甫先生致辞，大家欢迎!

李佩甫（致辞）：今天开封是高朋满座，但今天早上又是漫天大雾，能见度只有五米。我跟刘恪先生应该是二三十年的老朋友了，这三十年来一直想看清刘恪，好像都在雾里，在雾中阅读刘恪，二十多年前我以为刘恪是一个很踏实、很本分的农家孩子出来的学者。曾经是作为中央领导到我们河南来多次关心河南的文学创作，甚至深入到基层，比如乔典运研讨会，刘恪和我们一块到西峡，我非常感谢刘恪。刘恪是个本分的农家子弟培养出来的很优秀的作家，但同时他身上有很多叛逆精神。我常常很迷瞪，刘恪这样本分、踏实、勤恳、兢兢业业的一个学者，他怎么成先锋作家了，我一直非常不明白，刘恪怎么成先锋作家的。可以想象出一个本分踏实的学者，他骨子里、脑海里酝酿了多少积淀，他多么渴望叛逆，他是物质生活的清教徒，又是精神生活的叛逆者。

现在我已经把刘恪当作半个河南人了，感谢他常年对河南文学、河南作家的关心和帮助，而且后来竟然把自己的生活定型在我们河南开封。开封这个地方，我是在以色列的首府特拉维夫了解它的。当时我在特拉维夫的一个纪念馆看到了关于河南开封的记载，当年河南开封的政府，宋代的政府是多么开明，外国人来了不但让你居住，还给你户籍，还可以考学，升官，这唯独开封做到了。在特拉维夫大刘赛纪念馆有个当年建筑的照片，当年犹太人记录的行事都在，以色列人不简单，在特拉维夫的纪念馆把几个世纪的行礼，行事都记得清清楚楚。让我震惊的是，犹太人虽然分布在世界各地，从来没同化过，但是在犹太人唯独在河南开封、在中国宋代被彻底同化了。可见开封是个非常有文化的地方，非常有文化的地方能把刘恪先生引进来，这也是非常有眼光的。因为刘恪是大才，身上有中国清教徒式的勤恳和认真，同时，又有着巨大的叛逆精神，在文学创作上有着叛逆精神。所以，我对刘恪非常敬仰，也非常感谢，河南文学界的朋友跟他接触的时候，他身上的好品质都传达给我们了，但是在某一方面我们仍在雾中，我们在阅读刘恪的时候没有完全看清楚。这次研讨会北京来了这么多大家，期望不光关心刘恪，也对河南文学界关心一番，所以我在此代表河南作家感谢北京的朋友，感谢学术界能够给刘恪先生一个准确、公正的评价，使我们在雾中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刘恪。谢谢各位。

张云鹏：谢谢李老师这么精彩的开场白，今天这个大雾没有影响他的情绪，反而给他带来了灵感，他对刘恪的点评，非常之精彩，抓得也很准：物质生活的清教徒，精神生活的叛逆者。这个总结得好，谢谢李老师。下面我们进行第三项，请河南省文学院院长何弘先生致辞，大家欢迎。

      

何弘（致辞）：尊敬的各位专家老师、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刚才佩甫主席以一个小说家的笔法对刘恪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描摹，我在这里代表河南省文学院向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各位敬仰已久的老师、老朋友表示衷心的问候。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曾经一块共事的许多老朋友又在此相聚。在我们河南，作家和评论家、理论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像向阳、占春、海燕他们的评论也好，理论也好，一律和当下的创作现实关系得非常密切，表明他们的理论是及物的，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凭空演绎，所以这种理论对创作的促进、以及创作对理论的支撑做得比较好。这些年刘恪从北京来到河大，我认为非常好的契合了我们河南这样的一个传统。刚才佩甫主席说刘恪算半个河南人了，以前他是关心、关注河南作家的创作，到这几年亲身参与到我们河南的现实创作进程中来了。同时他在理论研究中、在一些熟知的期刊中也不断地“发现”一批非常好的作家，对河南文学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所以，必须向刘恪表达深切的敬意，也是表达对他的感谢之情。

刘恪最近出的两本书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书。在此，对刘恪、对这次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会议圆满成功。

张云鹏：谢谢何院长，下面进行第四项，请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伟昉教授致辞，大家欢迎。

         

    李伟昉（致辞）：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暨刘恪学术研讨会今天在河南大学隆重召开了，我仅代表河南大学文学院对与会的专家学者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刚才李佩甫老师也说了开封是个古城，名气也比较大。过去我们说开封是七朝古都，但是从十月十九号国家最新公布了一个消息以后，开封就成为八朝古都。国家十一月份公布夏朝，中国的夏朝曾在开封定都216年，这就把开封建成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一千年，成为中国现在八大古都中最早的都城。坐落在开封的河南大学则是一所百年老校，去年刚刚度过了他的百年华诞。文学院是河南大学设置最早的专业院系之一，始于1923年，第一任系主任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著名学者范文澜、郭绍虞、罗根泽、任访秋等先后在此支教，为文学院学科发展与学术研究积累了深厚的学术传承，这里还曾培养出了吴强和周而复等著名作家。文学院现有教职员工126名，其中教授28人，副教授68人，博士学位获得者72人，有汉语言文学、戏剧影视文学、对外汉语教学三个专业，教育部最新学科排名，汉语言文学专业排名第26位，汉语言文学专业中有一个国家级特色专业、一个国家级教学团队、一个国家级教学名师、两门国家级精品课程、两门国家级公开视频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一项、2011年获得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主编发行全国的中文学术刊物《汉语言文学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淀，文学院拥有了一支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干，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教学科研队伍，并通过承办不同学科、全国性的学术会议逐步扩大文学院在国内外学界的影响，不断提升自己的学术竞争力。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在这里共同探讨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暨著名作家学者刘恪的创作与学术研究的确很有意义。刘恪先生2004年以来在河南大学工作，至今已经有10年时间。十年来他勤恳工作、笔耕不辍、成果丰硕、卓有影响，并出版了长篇小说《梦与诗》，短篇小说集《墙上鱼耳朵》、《空裙子》、《纸风景》等，还出版了超过300万字的文艺理论著作，其中包括《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先锋小说技巧讲堂》、《耳镜》、《词语诗学》、《现代小说语言美学》、《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文艺理论关键词》等。刘恪还是一名优秀的教师，他始终坚持工作在教学第一线，为本科生开设过文艺理论、美学、马列文论等必修课，同时还开设四门选修课，为四届研究生开设过五门课程，除文艺理论课程外，均不重复，他的重要论著就是在讲义的基础上加工完善而成的。在这里我也代表文学院领导班子和全体教职员工向刘恪老师表示由衷的敬意和祝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家围绕会议主题畅所欲言、相互切磋，会议一定会开出别样的风采，取得可贵的收获，我们也一定会认真做好会议的各项服务工作，确保大会顺利进行，最后衷心祝愿各位领导、专家、学者、来宾在汴期间生活愉快、一切顺利，预祝本次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

张云鹏：谢谢李院长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我们这个会议的召开，刘恪先生的家乡人有极大的热情，特来表示祝贺，下面我们进行第五项，请岳阳市委宣传部、岳阳市文联代表潘刚强先生致辞，大家欢迎。

               

潘刚强（致辞）：谢谢主持人，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来宾，受中共岳阳市委宣传部徐新启部长，和宣传部的副部长兼岳阳市文联党组书记、岳阳市作家协会主席彭东明先生的委托，我们这次来了一个亲友团，一共有四位，一个是我们湖南理工学院的院长、评论家余三定先生，一个是我们评论家舒文治先生，另一个是我们刘恪老师在湖南培养的“湘军五少帅”之一的沈念，一个青年作家，也是刚刚参加过青创会的，我们这四个人。请允许我们首先向刘恪老师赠送《岳阳楼记》的雕屏，永远不忘故乡。同时借此机会中共岳阳市委宣传部特意向刘恪学术研讨会发来了贺信：

“听闻刘恪学术研讨会举行，仅代表刘恪先生家乡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刘恪先生是岳阳与外乡人的骄傲，他在文坛辛勤耕耘三十余载，创作了以《红帆船》《城与市》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文学作品，是一位具有锐意探索精神的小说家，被誉为新浪漫主义的代表、先锋文学的集大成者，近年来，刘恪先生在大量研读中外理论和写作实践的基础上，全身心投入创作了《现代小说语言美学》《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等理论专著，为学界提供了文艺理论的新成果。更可贵的是他常年密切关心家乡文学事业，培养、扶持了一批中青年作家，是文坛岳家军的良师益友，为岳阳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最后，祝刘恪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祝刘恪先生这艘红帆船从洞庭湖驶向更辽阔的大海，取得更大的创作成就，热烈欢迎刘恪先生常回家看看。中共岳阳市委宣传部二零一三年冬月。”

最后，热诚地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多找机会到洞庭湖看一看，岳阳人民欢迎大家去，谢谢。

张云鹏：谢潘先生的讲话，而且表达了家乡人民这份情谊，那么也感谢岳阳这块土地养育了刘恪这么一个小说家和理论家。刘恪到河南大学是落户到文学院，进入的专业是文艺学，所以，一直在我们文艺学和文艺学研究中心辛勤工作、培养学生，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耿占春教授致辞，大家欢迎。

耿占春（致辞）：今天来到这的都是刘恪教授的多年的朋友还有同事，还有学生，我为刘恪兄感到高兴，大家在非常满的档期里面安排出这样的时间来，为了友谊，为了学术，聚在这里，我也为刘恪感到欣慰，谢谢大家光临。

张云鹏：谢谢，我们开幕式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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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第一阶段：南帆、张颐武主持

南帆（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文学评论家）：很荣幸作研讨会的主持人，谢谢刘恪兄的信任，下面首先有请王一川先生发言。

         

王一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文学评论家）： 首先感谢河南大学筹办这次会议。李佩甫先生从雾谈刘恪谈的很好，谈到雾一样的刘恪。我的参会文章《现代小说语言美学的新突破》已经印出来了，这里就不再重复。我就谈点儿自己的感想。

第一，刘恪确实是带有神秘色彩的，可能是楚文化为当代文坛孕育的一朵奇葩。今年最热的时候，岳阳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活动，我们去观赏荷花，边欣赏荷花，边想到这样一个出生在华容道的农家孩子是怎样从浪漫派写作到先锋派写作的？是怎样横跨写作与理论的？两个极端统一在一起的人，他就像洞庭湖烈日下的荷花，他就是楚文化精心孕育的一个奇迹，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人来谈论这个奇迹。

第二，刘恪教授还有一个渊源。他本科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还是楚文化，但是他又北上。他在产生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学校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学习，而在产生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的同班同学就有一个叫刘恪的。这样一个学科点在全国高校文艺学界中也是相当独特的，它的开创者黄药眠先生是个革命的浪漫的诗人，然后再是一个革命的文论家。第二代童庆炳先生也是又做小说《淡紫色的霞光》，又做理论。这样一个传统对刘恪是不是有影响？刘恪两手抓，两手都很硬。一方面做先锋小说，一方面做理论，这也有可能是他作为奇迹的血脉渊源的原因之一。

第三，我原来是做理论，突然上世纪90年代有一天，我读到一篇小说《漂泊与岸，梦的深处》，作者就是刘恪。不理解什么意思，但感觉语言挺有意思的，就转向小说语言研究。写了点儿文章，也做了一些修辞学或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然后就又读到刘恪在河南大学期间写的一部部的理论著作，语言也不敢研究了，就跑到艺术里去。文学界有刘恪是很难得的，他对先锋小说痴心不改，别的人都不做了，他还在坚守，还有语言的叛逆。河南大学有慧眼，把刘恪教授留在河南大学，在河南大学一本本的著作写出来，学生有福。以前的《词语诗学》写得很好，还有《先锋小说技巧讲堂》、《现代小说技巧讲堂》等。一方面创作，一方面做研究，两方面做的都很好。

   

第四，我所了解的背后的刘恪就是爱书，是书痴，买书，逛书店，跟他约会除了书店还是书店，还撺掇我买书。刘恪的藏书也很有特色的。买和读的书都是西方的，翻译一本买一本，买的书都是有用的。他还买人文社科的书，我买的他买，我不买的他也买，包括一些植物的书、服饰方面的东西、石头方面的东西等等他都看。在他写书过程中也不是每天都在写，写不出的时候就邀我一块儿逛书店或者和耿占春老师一块儿在雪地里散步。背后是这样的一个书痴，这样的过程是慢慢积累的，确实让人感慨。

第五，他的这两本书，《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和《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我看的较多的是《现代小说语言美学》，还没吃透它的意义，还需好好看看。但是有一个特点：深谙吃透创作之道，深谙语言创作之道。他多年来的先锋小说创作经验，对语言的灵感、对语言的理解、语言的体验，他是深入骨髓的，所以这方面他是难懂的。同时又能从自己的视角，旁观自己和其他作家的语言体验，又将自己的语言体验和其他作家的语言做比较来研究。这样，作家能体会的东西他都能知道，作家体会到的写不出的他能做到。还有做理论的体会不到的他能做到，像我等这样隔靴搔痒的就是这样，有好多东西体会不到。像他分析巴金和郁达夫的小说，谁有语言感觉，谁没有语言感觉分析之到位是前所未有的。他直接接触到了语言创作的核心，他能提出一个理论并能落到实处，落到文本，很难得。我的工夫没有下到，虽然我研究现代当代的语言美学，也做了一些研究，像汉语形象诗学，修辞论美学等，有些东西提到了，像西方理论语言乌托邦也提到了。但是像刘恪这样深入创作之道的核心去研究，把握它的类型，加以分析，说出创作的优劣，创作成败的得失来，在这一点上确实是没有看到第二个人这样做。尤其是在书里提到的作家，像李佩甫的，墨白的，还有鲁迅的，沈从文的等等。他的阅读量是很大的，像我们在书中所引用的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在书中所引用的就像海明威所说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所以说他是深谙小说语言创作之道。概括一下，他是一位深谙小说创作的语言美学家。当然，他不愿用这个封号。我相信，以后的研究者会用这个小说语言视角来研究。当然，他的作品还有雾一样的特点。这样，我想到了英伽登的“未定点”，他的理论及其作品中的“未定点”引起人的质疑，引起人的探究。

最后，我想说，刘恪是楚文化孕育的奇迹。这个奇迹包括创作的奇迹也包括文学研究的奇迹。从我个人来说，他是上天送我的一生挚友。最后送他五个字：潇洒而自由。潇洒地活，自由地写。谢谢！

南帆：一川的话使我们第一次比较清晰地看到刘恪的大致面貌了，下面我们请李春青教授发言。

李春青（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文艺理论家）：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他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出来的，是我们文艺学出来的。所以我来这里参加这个会是很荣幸的，另外刘恪为人低调，有这么多创作成绩是很不容易的。我就谈谈我读《现代小说语言美学》的一点儿想法。

语言是个很神奇的东西，传统的观念中把语言理解为一个工具，只是交流而已。但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看来，语言并不是这么简单。语言也并不只是一种思维方式，思维形式，它有更重要的意义。基本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本体论语言，强调语言的先在性，强调语言是存在之家，唯一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语言就有了本体的价值。从另一方面来看，语言对主体的遏制性。语言是比主体更具有先在的，也就是人生下来在这个世界上就受到语言的包裹，受到语言塑造，因此语言就更具有价值。从中国传统观念来看，语言也是非常神奇的。文人之所以被认为是文人，最重要的也就是语言，就是中国古代文人在语言的使用技巧上把自己打造成为文人。文人与百姓的区别：中国古代的百姓只会使用日常语言，而文人是会把日常语言升华成为一种文人语言，或是诗词歌赋。这样一种语言就是一种变性。因此，语言又有一种趋合性，阶级性等。文学，理解成一种游戏，一种创作也罢，都是语言在起重要作用。这是我看第一章所想到的。刘恪对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学术史等等都有很深的见解，他的见解是从语言学史、语言哲学的基础上介入，谈得很深，他是很了不起的。一川也提到了，就是自己也做语言这方面，有些方面就是不及刘恪的细微。对于刘恪的种种著作我也就不一一列举，我就谈谈他的研究价值。

第一，对小说语言本身的或者是文学语言研究具有一种学科创新的意义，对这一门学问有拓展性。一种研究对一门学科有没有贡献，就是要看他对这个学科的研究有没有拓展，有没有新的发展。他对这个语体、语式、语感等的问题的分析都达到很深的程度。他把小说语言即文学语言研究本身推向了一个很高的深度。

第二，刘恪研究本身对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困境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当然困境有很多，最重要的、学界公认的就是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当代文学创作的脱节。文学理论看不到当代文学创作出现的一些新的问题，而只是把自己的研究奠定在过去的作家作品基础之上，缺乏对当代文学的穿透力。而刘恪的研究不仅仅是理论的研究，同时又切入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的语言等，这样就把理论和当代文学链接在一起。我想：当代文学理论家应该以刘恪为榜样，找一个契合点进入到当代文学中。通过对创作现象的一些分析，才会有一些比较发人深省的理论建树。

第三，刘恪的小说美学研究是语言诗学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有几种趋向，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占主流的是审美诗学。审美诗学以审美为核心，研究文学的风格，文学的审美心理机制等，抓住文学的根本性的东西，在当时来说是有一定的意义的。特别是在剥离文学政治化或政治工具的时候是有独到的意义的。上世界90年代中后期，随着大众文化的发展，审美诗学受到一种冲击。特别是后来出现了一种文化热，更多的人喜欢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待各种现象，包括文学和艺术。所以文化诗学、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更成为一种趋向。所以从80年代以来一直到当下两种基本的趋向就是审美诗学和文化诗学。而刘恪的研究既不属于纯粹审美诗学也不属于纯粹文化诗学，而是出于两者之间，它恰恰是沟通两者的桥梁。通过文学语言，文学语言本身有很大的包容性。因为语言是既有文学性的东西，语言又与社会文化相联系。所以我觉得刘恪的语言美学研究更具有发展前景。所以我认为刘恪是很重要的理论家也是很重要的作家，对学术上有很大的贡献！谢谢！

南帆：李教授的发言涉及的很多方面在我后面的发言我会有所呼应。现在我发现，今天上午的三位发言者各自代表一个学校对刘恪教授的看法。王一川代表北京大学，李春青代表北京师范大学，而接下来的刘进才教授代表河南大学进行发言。

刘进才（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根据刘恪老师的两本儿新著探讨他的学术贡献。今天主要探讨他对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的总结和对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的宏伟建构。随着小说地位的提升，小说作者队伍也不断扩大，小说的质量和品味也越来越高。但其他文体，如诗歌文体的理论的探讨，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探讨和中国现代小说美学的探讨都是薄弱环节。当然，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学语言本身的思考也是一个话题。这里的王一川先生和张颐武先生也都对语言做了大量的研究，在这样一个学术背景下刘恪的这两本书相继面世。我认为，《小说技巧讲堂》和《先锋小说技巧讲堂》共同营构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宏伟大厦。

我主要谈三个方面：第一，文学语言的分类学和百年小说语言史的描画。他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是从1902年到2012年的110年的历史的宏伟的描画。单从题目来看，就能看出刘恪老师宏伟的抱负和志向。总结百年来小说特别是从语言的角度来总结，是特别不容易的。这是先前的学术研究界不曾做过的但是又很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刘恪以一个优秀小说家其近乎天然的对语言的感知能力详实而努力的甄别了百年来小说语言的流变，可以说填补了一个学术史的空白。刘恪对小说语言主要分四类：是乡土语言，社会革命语言，自主语言，文化心理语言。他在四个语言类别的基础上，考察各个语言的流变，而不是笼统的考察一个小说语言的流变。更可贵的是刘恪的语言分析既能进入文本，又能跳出文本。能进入文本，是因为他的理论的结论出都是出在大量的文学材料的基础之上；能跳出文本，是因为他的眼光和视野不是局限于文本。在语言史上，他的自主性语言的探讨是值得推许的。当然，刘老师本人是以先锋小说进入文坛，本人对自主性语言特别偏爱。他对其他语言表示了足够的警醒和反省的态度。认为社会革命语言，他指出它是一种霸权，认为社会革命语言霸权性，但又指出其历史功绩，所以我认为他对语言的认识是辩证的。不要小看分类在学术研究上的意义，他的分类不但是一种研究方式和原则，也是一种社会方式。

第二，我认为其小说现代美学上，跨越学科边界与现代小说美学多维透视。这两本书可以互相对着阅读。小说现代语言史是从史家的眼光打量现代小说的语言类型和各类语言类型的流变历史，而语言美学是以语言学家和美学家的气度加以理性的分析和美学的关照。他的现代小说美学在跨越多种学科边界中对现代小说美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多维的立体透视。我之所以称其为完备，是他在论著中对小说的性质、形式、情感、语感、语调等都谈及。对文学现象中容易忽视的现象如语调等，将其提高到美学的地位。

第三，刘恪老师的理论是体验的原创性与精细的语言文本分析的统一。他的理论主要是来源于自身的创作的实践和自身的生命体验和直觉的有机结合。他的小说理论的真实性、独特性和细腻性都与他的内在的生命体验有直接关系。虽然他的小说理论也有西方的语言学、哲学等方面的广泛涉猎，但我认为理论的原创性和理论的生发性最主要的在于个体生命的内在体验。比如，刘恪老师所谈到的感觉的浪潮，但他并不是为感觉而谈感觉，他是想从个体的生命感觉生发出、升华出理论命题。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直觉的生命体验，但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从直觉的体验中升华出一种理论命题。所以这一点儿是很值得赞赏的。

总之，我从三个方面谈了我对刘恪老师的这两本书的见解。我相信，刘恪老师的这两本书将引领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

南帆：刘进才教授对刘恪教授的学术脉络做了一个梳理，特别是对原创性概念谈的很深，谈的很好，接下来就是请张颐武教授总结并发言。

张颐武（北京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家）：我觉得大家都谈得特别好，我只能向大家学习。我认为，刘恪教授的理论是和他的小说创作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的研究工作，我觉得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现代小说都有很大的贡献。他对中国小说的现代性有很重大研究，对中国现代主义的发展的复杂过程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研究：一个是小说的叙事策略，叙事方法上的研究实际上是整个现代主义小说赖以存在的支柱。中国的现代主义20世纪以来一直是我们的一个文化传统。但是这个理论上的梳理尤其是技巧上的梳理还是很薄弱的，比如说心理描写的铺陈，象征的运用等等。20世纪80年代华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写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介绍了一些现代技巧，自己使用过，主要是叙事人称上做了很大的尝试，他跟刘恪就是很相近。80年代发展第一潮流，刘恪就是在这个潮流中崛起。刘恪就是自己坚持现代主义的思考，通过他的小说坚持自己的思考。像90年代以来好多的作家都已经转变了，不再先锋，而刘恪还是在坚守。

现代主义现在演变为一种高雅文化，其实现代主义在我国是有个复杂的转型过程的，原来的现代主义在我们国家是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的，是作为传统的对立面所出现的。它改变了叙事方式，改变看问题的角度。它就把人也就是主体从集体中分离成孤独的个体。个体就有丰富的生命感受，对社会也有很微妙的看法，这也是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表征。到90年代后，个体凸显，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中剥离出来，这实际上是和我们的改革开放进程相关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民工涌现城市，成为劳动力，比如郑州富士康的工作人员。这实际上是把农民工转到为一个新的生产空间，把他们变为一个个孤独的个体，他们才进入市场上去。

实际上，计划经济时候的小说等文学都是带有社会性的，而现在的现代主义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不需要再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中解放出来，现代主义现在变成一种高雅文化。现在网络上把青年分为文艺青年和普通青年，还有介于两者之中。普通青年和文艺青年相比，文艺青年就是看现代主义的作品，而普通青年则会看郭敬明等的作品。这个转变实际上是我们的作家在转型过程中自己找到自己的定位，如莫言的作品，已经变成一种符号，一种代码，一种高雅文化的代表。但刘恪始终保持自己的现代性，他通过对现代小说技巧的总结来保持自己的先锋性，和社会脱开。这个技巧问题不再具有政治性，而是对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扩展一个新的空间。他的这几本书就有很大的意义。在开封这个地方隐居，宁静的思考，要给中国当代文坛来一个集大成的总结。他一方面会把这些形式运用到他的写作中去，去实验，你会发现他对技巧的钟爱。你会发现他并不是像莫言那样对技巧随手拈来，他是一种对技巧的专业态度在对待技巧和运用技巧的。另一方面，他在语言方面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尝试怎样把语言研究和文学连接在一起。他是以一个现代主义的姿态进行后现代研究，对其有很深的思考。现代主义对语言的思考，对技巧的思考，既是中国现代先锋主义的总结，也对教学法又有很大的作用。他的书中又有很多的人名儿，从古典到现代，这些资料对现在的学生有用。他的理论具有可操作性，学生可以进行训练。

最后，刘恪从岳阳开始的旅程在开封开出了灿烂的花朵。如一川兄所说，他是从楚文化，也就是文化的边缘走到了文化的中心地区。他的理论对教学法就是有很大的作用，不像我们这些人对现代主义都是靠悟的，他的理论都是在讲义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现在我们都在做文化研究，还有社会问题等方面的研究的时候，他已经走到我们的前面，远远的在我们前面，一个孤独者的前行。总的来说，就是要向刘恪致敬。

   南帆：张颐武教授的发言还是一如既往的精彩，宏观的现代主义的演变说起，八朝古都开封有个孤独的刘恪在寂寞的思考，但是先锋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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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第二阶段：王一川、吴义勤主持

  

王一川：好，谢谢总主持人张云鹏老师的信任，我和吴义勤老师很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就像沿用南帆老师他们这一组这样的方式，我就报一下幕，然后最后吴义勤老师连评点、总结带自己的发言一块做。今天我们这个时段有一点调整，增加一位发言人，总共是四位：南帆教授，胡继华教授，刘瑞弘主编，吴义勤老师。首先，欢迎南帆教授发言，他的题目是《驻守语言》。

南帆：前头几位发言对于刘教授的独特的贡献做了非常高的赞许，我也很赞同这些意见。我要发言的题目，叫做《驻守语言》，这个问题也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题目。我想讲这么几点：第一点，刘恪教授是一个非常高产的作家加理论家，至少在理论方面是比较高产，我觉得这种写作速度我们都是望尘莫及的，我有时觉得他写作的速度比我们阅读的速度还要快，后面有种令人恐怖的创造的能量，我不知道这种能量是从哪里来的。我是第一次见到刘恪教授，昨天发现他的年龄比我还大，我感到非常的惭愧，像我们白活了，年过半百，白活了这么多年，只写了这么一点点东西，而刘恪教授可以写那么多东西，我真不知道时间是哪里来的，精力是哪里来的。这种如此巨大的创造能量表示我的致敬，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观点和感想。

第二点感想，我觉得在刘恪教授很多著作里面，包括他的很多理论著作的题目都可以看出来，语言是刘恪教授长期关注的一个主题，这也是我非常重视长期关注的一个主题。我最近特别重视读的是刘恪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我可以比较坦白地说，我是带着问题学习的，跟当年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样，因为有很多困惑我也想在这个著作中间找到，刘教授的一些想法，我后来觉得对我非常有启示。那么，我特别重视的是这本著作中间，就是《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中间第一章，大概有四五十页的篇幅，应该说我读的不是一遍。慢慢读，一边读一边思考。我觉得这个里面包含了很多刘教授的极其丰富的关于语言这个主题的理论信息，我在这里也一直在边读边思考这个问题，我是以带着问题来学习的态度，这个问题事实上刚才李春青教授已经谈到了，我觉得在我们现代的学术研究，对语言的研究中间，我觉得有两种路径：一种路径是比较传统的，我们也都能接受的，说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表现论的路径，大家说工具啊什么的。总体而言，大家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包括八十年代以来，我们都非常重视文学的语言，我们怎么研究语言使之更好的表达我想到的东西，表达我的内心，哪怕是表达我的潜意识和无意识，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就是我们要很好的研究语言。我们应该知道文学形式、文学语言有非常强大的功能，我们很好的研究这些语言、这些形式，就能更好的表达我们的内心。在八十年代以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前提下研究语言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表现论的语言观念，但是如果追朔到中国的古典文学中间，包括我们中国古代文论中间有大量的，比如说诗歌、诗词语言的推敲。我们在古代的诗话、词话中间有大量的对于文学语言的详细的探讨，基本上是在这个层面上。但是到了西方文学中间，特别典型的，它也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在浪漫主义的文学观念中间，浪漫主义诗人总是觉得内心无比的强大，一旦内心强大了，语言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这个包括在雪莱等一系列浪漫主义典型的诗人中间都有这样的观念，这是其一。那另外一种从叙事学方面来说，也常常有这么一种观点，就是我们要找到最好的语言表达我们所认识到的世界，比如像莫泊桑，这段话经常被人引用，莫泊桑当年向福楼拜请教怎么学习，福楼拜就说你对世界怎么感受，只有一个词适合表现，你去找到这个词吧，找准就写出最好的句子。那么在这些前提下，通常也都是说我们语言是作为主体认识客体，它是作为中间表达主体认识的一个形式，我们很长时间在这个意义上探讨。

但是到了俄国形式主义之后，特别是到了结构主义之后，以及存在主义海德格尔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就有了另一种想法，另一种考虑问题的范式，就是语言是先在的，先在性的，刚才李教授也谈到这个概念。他们的看法是，语言是先于主体而存在的，它已经事先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我们任何一个主体出现之前，它先于我们而存在，我们必须接受它，一系列规范，它甚至构成了主体的本身，主体是逃脱不了语言的。这就是结构对主体的意志，事实上让结构主义出现在哲学意义上最大、对主体论产生巨大的冲击也就在这，这一点包括在福柯等等一些人那里的都有这样的探讨，当时在法国结构主义是对于存在主义的巨大的反击，他认为存在主义过多强调了个人主体自由等等。那么在我们整个形式体系内部有一个强大的先于我们而存在的结构，这个结构抑制了主体，决定了主体，主宰着主体，支配着主体，这也是结构主义最后甚至认为说要研究出文学形式背后的一个东西。这一种观念在结构主义之后有很强的表现，当然到现在而言它已经分支到各个地方，这正是哪怕是在所谓拉康、齐泽克这些人的理论那儿，就是他们认为说我们个体的意识，我们认识世界，我们之所以会这样认识，我们认识的秩序，意识的展开的途径，已经被语言先验的规范了，所以说语言是先验我们而存在的，它决定了我们的意识会这样，我们的所有的对世界的认识必须经过语言体系的编辑。我觉得这是两种研究语言的路径。而所谓语言学转向以后的，整个学术界这种大潮流是，应该说是后面这种，结构主义这种路径在学术界占据着非常主要的地位。

那么我个人而言也掺杂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徘徊，究竟是应该赞成这边多一点，还是赞成那边多一点。但是作为后面这种观念而言，它会带来一种困惑，就是如果语言结构是一个先天的，先于我们而存在的一个巨大的结构，那么它为什么会产生历史的演变，为什么我们的语言，哪怕是回到我们跟刘恪教授共同关注的一个主题叫做“小说”的这个主题，小说这个问题为什么会从神话那么简单的东西，现在有了聊斋志异，有尤利西斯，到了昆德拉，到博尔赫斯，我们很难说它们是同样的东西。那么它的演变的动力从何而来，如果已经先验的结构，已经事先存在，那么它这个动力从何而来。但是从结构主义而言，结构主义不讨论历史，它讨论共时性的问题，不讨论历时性的问题，它甚至倾向于把这个问题悬搁到一边，我们不谈。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结构是可以被改变的，尽管说结构是主体之前一个巨大的力量，但是主体它有自己的能量，不断冲击这个结构，作为作家，作为文学家，包括作为诗歌与小说，时常也是冲击这种力量的重要的方面，所以我个人觉得及其赞同结构主义一系列结构先于主体的观念，同时我又觉得应该补充的是，主体常常对结构进行很大的冲击。这个主体的力量是不是历史的力量凝聚到主体上结构进行冲击，这个说法是非常抽象的，因此作为作家或者文学家或者文学理论家，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站在主体这边，我个人觉得阅读刘恪教授的作品，我现在还没有正式向他请教，我觉得他好像跟我的这种想法，我们的这种立场，相对比较接近：一，非常重视语言，甚至意识到语言对于主体的囚禁作用、支配作用，但是文学是作为一种反抗这种囚禁，反抗这种支配的叛逆性的力量。

刚才在李佩甫老师那儿听到的语言是，刘恪教授及其叛逆的能量，我觉得这似乎可以从侧面印证我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文学的语言作为一种叛逆的力量。语言体系从古到今不断的演变，应该承认它有多种原因，但是文学是作为冲击性的原因一个及其重要的方面，但是这种叛逆的冲击、文学语言冲击等等，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法，它后面有很多细致的方面，我觉得像这些方面刘教授也做了非常详细的研究，比如说语式、语感、节奏、语调，小说这方面的语言跟日常语言之间的差异，以及小说的独特方面，我觉得像这些方面的研究汇聚起来恰好是对整体的抽象的，结构主义给我们描述的语言体系的一个巨大的冲击，我在阅读刘恪教授的著作中有很大的体会，一方面他的作品中已经意识到主体之前有一个巨大的语言结构，这个语言结构不一定是帮助我们的，同时也是我们只能深居其中的一个城堡，但是另一方面他还有很多先锋小说的语言的信息，而这些所有的，包括他对这些语言技巧的研究，而这都意味着这是我们冲出这个城堡所赖以的各种各样的路径，从语调也好，节奏也好，这是冲出原先语言结构的道路，而这些东西恰好从这个意义上表明这个作家是一个语言的探索者。如果说语言是决定我们主体之前的一个先在的秩序的话，那么，文学对语言的冲击也就是再造我们认识世界秩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我觉得这一点是阅读刘教授这么多著作一个最大的感受。我想我就集中把这点感受报告出来，其他就不再展开了，谢谢各位。

王一川：好，谢谢南帆教授。南帆教授从驻守语言的角度对刘恪教授的著作作了评价，让我们感受到，对结构主义巨大的批判和对结构主义的冲击，讲的非常好，让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刘恪教授对语言的思考，以及南帆教授自己对语言的多面的思考，他们之间的对话。下面呢，第二位发言者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跨文化研究院的副院长胡继华教授，大家欢迎。

胡继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翻译家）：感谢主持人，感谢诸位尊敬的师界同行，我这个发言的内容在大会辛辛苦苦编的论文集的第四十五页，我的题目是《崇高的秘密》。我的发言提纲不按照我的论文来讲，我只想讲三句话。

第一句话，我讲的这个“崇高”一词没有别的含义，特指先锋作家的一种精神上的祈求。什么叫崇高呢？这来自利奥塔，是他讲什么叫后现代的概论中讲到的一个词，“崇高就是要再现不可再现者”，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作为，再现不可再现真的很难，所以刘恪老师他的文学创作是从这点开始的，向语言的极限发起的挑战，向再现人生、再现宇宙人生这很难很难的使命发起了挑战，我个人认为刘恪老师首先是被先锋，人家说他是先锋他就是先锋，然后被先锋者就真的先锋，让先锋烟消云散，从被动先锋，主动先锋，到坚守先锋，让我对刘恪老师充满敬意。那么当先锋烟消云散以后，他突然停下来不写小说，来思考语言，徘徊在词语的密林，来思考语言美学和语言美学史的，我发现这里暴露了一个秘密，这个崇高的秘密在于继续挑战文字的极限，继续挑战理念的极限，这是我的第一句话。从被先锋到主动先锋，再到持守先锋，坚持先锋把先锋进行到底，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是，刘恪老师是一个作家，是一个我很崇敬、很佩服的作家，作家写文学理论，他当然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这个特点就在于他把自己的人生体验灌注到他的学术著作里面去了。比方说，他写词，写词语的历史，让我感觉到每一个词，它有起源，有血源，有生命，有命运，有它深层的结构，这尤其令人佩服。他写作的语言美学和语言美学史，我感觉是以诗或以诗情来写作出来的，他的理论是活的，或者说理论是灰色的，或者说理论不是灰的，理论是红的，是青的，是有色彩的，甚至说是词语的历史，词语情色历史，不是色情，而是情色，情色的历史，情色的语言美学，这是我讲的第二句话。他的历史，他的语言美学是活的，是有节奏的，有命运的。经纬交织，生生不息，我用这八个字来说他的作品给我的一个感受。

我想讲的第三句话，与作家的体例有关。我就说我这个人，也年过半百了，我一辈子就崇拜两样东西，崇拜品格高的人或崇拜美文。我个人常唯美文是拜，但是这有一个矛盾，培根或卢梭他文章写得好，写一手好文章，但人品不敢恭维，能够把文跟人一块做好的，我赞同大家对刘恪老师的评价，精神上的反叛者，生活上的清教徒，这一点应该说是最好的嘉奖。有文采还有学理，有学理还有文德，有文德必有正义，刘恪这几点不能说绝对做到了，起码说正在朝这些方向努力，因此我崇拜，这是这句话。那么这句话我有个感伤的说法，我的发言和我的文章带有八十年代的痕迹，先锋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现象，过了八十年代不在悲思怀想，不再怀念，这多少有点时移世变、人心不古、各自为王的时代，我要讲这么一句话。刘恪老师是作家，我希望接下来读到你的精彩的小说，像《城与市》的书写，《梦与诗》的书写，期待你写出更精彩的，让人更加震撼的作品出来。谢谢大家。

王一川：好，胡继华教授可以说是刘恪研究的专家了，他连带今天的是第三篇文章，专门研究刘恪。像刘恪的最艰深难读的《城与市》长篇小说，他还专门写了评论，在吴亮先生主编的《上海文化》发表，他今天又是从崇高的角度谈到了刘恪的精神祈求，谈到了他体验语言，怎么样深潜到语言中去体验，还谈到他自己崇拜人格高的人和文格高的人，这两方面都谈到了，我觉得说得相当好，还谈到了刘恪是八十年代那种文化，一种遗迹，一种痕迹。好，下面我们请刘瑞弘主编发言，大家欢迎。

刘瑞弘（《社会科学辑刊》杂志副主编）：大家好。对于刘恪老师，我是先见到他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然后才见到了他本人，非常震撼，我今天想谈一谈对他这本著述，就是《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的几点感想。第一点，我是从编辑学的视野来看刘老师的这个选题，我觉得选题非常准，他的学术探索的价值非常珍贵。几年前我听到顾彬先生的一个发言，他提到了一个观点，他说中国的当代作家在当下最缺乏的就是对语言的关怀，看来作家、作品和语言是一个世界性的研究焦点。这一两年来相关学界对于话语行为研究这个话题的关注渐渐形成热潮，我觉得可能是国内学者有意识的在纠偏，我们以往对语言研究的功能和内涵的忽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来说，语言也是这样一个问题，从白话运动开始，在西学影响下的一百年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变化最剧烈的就是语言，当我们开始研究语言的时候，就是把语言作为一种研究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涉及到了最复杂的面对，语言是最可以小微大义的来揭示语言与文学，文学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最神秘的间性。刘恪教授在他的著述中提到了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同，他说有小说的语言意识才有我们真正称之为小说的东西，当我们开始真正的注意到语言研究的价值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更接近于文学和小说的核心和本质了。所以可见，刘老师这部著述选题上的珍贵的价值。

第二点我想说一下，就是刘教授的这本书作为文学史的类书，它的时间跨度非常大，一百一十年来小说的整个面貌都给囊括了，基本上一些代表性的作家和典范的文本全部都有覆盖，甚至连地域性的文学研究也都涉猎了，既有宏观的场域性的关照，还有无处不在的微观的探幽。我看了一下这本书的后记，刘老师是在七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一部近五十万的学术著作，就是靠一己的力量作了这样一个相对完整的、全面的、理路上的追踪，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非常令人尊敬。

我想讲的第三点，就是这本书呈现了一种立体性的研究，和个性化的学术上的突破。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我从头看到尾，这个涉及到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成果，涉及到了文艺学、语言修辞学、文化学、心理学等等，呈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储备和学养。要是说它是一本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其实他整本书都有一种文艺学的思辨和逻辑在介入，常常读着读着就跟不上了，要回过来重新看一遍，它的内涵和容量非常大。如果从学术观点来说，即使是一些相对传统的领域，比如说乡土文学还有革命文学都没有囿于既往的学术权威，或者说学术定论，全部都是原创性的、全新的、有意识的表白和诠释，展现了一种非常个性化的、学术上的突破价值，也彰显了刘老师强大的底气和勇气。

最后一点，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他的最后两章关于自主语言和社会文化心理语言的那两章的撰写，我觉得可能和他个人的学术经历和创作经历有关系。在这两章里，刘老师就非常优势性的、优越性的、酣畅淋漓的把他和创作和理论上的储备与驾驭的能力全部都展现出来，让人读起来都非常的通透。就是一本学术著作居然可以彰显一种创作上的先锋性和实验性的这种理论治学的气质，可能是只有创作性的理论家才可以拥有的这种功力。从现在来看，这本书它在文学史的价值，语言学上的价值和文体学研究上的价值已经是凸显了一种填补性的意义，当然它的真正的学术贡献，它的影响力，可以在以后能走多远，还要看它未来的传播情况，但是至少在当下，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人真诚的祝贺的学术成果，再一次祝贺刘教授，谢谢大家。

王一川：谢谢刘瑞弘主编，她是专门研究现当代文学，而且她是从选题的角度来切入刘恪教授的著作，觉得选题抓得很准，她带了一种国际视野，就是德国的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指责和批评，就是中国作家不重视语言，刘恪教授等于是替中国文学界补了这么一课，显示了作家、创作界、理论界对现代汉语写作的高度重视，我觉得这个视角很好，是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的，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的探讨刘恪教授著作的价值，看来是见仁见智，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方面，确实很好。她还谈到了刘恪在理论视角上做的工作，以及他的立体式的、个性化的探究，带来的底气、勇气以及他的影响，还谈到了自己的偏爱，自主语言和文化心理语言是她的最爱。我发现我们这回的论者真是有不同的偏爱，有人更喜欢他的现代小说语言史，有人更偏爱现代小说语言美学，这没关系，挺好，各有所爱，大家合在一起就都爱了，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是见仁见智，下面的时间我们就隆重的欢迎吴义勤馆长作自己的发言和最后的评点和总结，大家欢迎。

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我就不用评点了，因为刚才王老师作了很好的评点，我只说对大家的观点我都很认同，受到很好的启发。我讲我自己的几点想法：一个就是说这次来主要是向刘恪先生表达一个敬意和祝贺，因为我们有十多年没见了，因为刚才一川老师讲到，跟刘恪先生逛书店的场景，我原来在山东的时候其实我们见面很少，他有一个特点，他经常买书寄给我，不是他自己的书，是他认为好的书，就是特别是那些作品，后现代的一些作品，我那些后现代作品都是他寄给我的，他买的这个让我学习的，我特别感谢。我在山东的时候他其实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寄书给我，这是我特别感动、感慨，其实我们见面特别少，我有一个柜子的书都是他寄给我的，特别是一些作品，这些作品特别好，都是翻译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作品。
     第二层意思，就他这两本书，我大致翻了一下，我觉得确实特别有意义。这个意义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它是对我们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角度，因为它可以改变我们对文学史的、作品的、作家的认识，重新的认识。我们可能对二十世纪整个文学史进行了定位，但对之进行经典化的过程、历史化的过程中很少从语言角度去做，我们主要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或者文学和社会关系时代关系的角度，对我们特别是现代文学史的定位和文学史的撰写，因为从这个角度定位的一个现代文学史其实是省略了很多美学上的元素，就是对我们文学史的美学的重视是不够的。特别是语言这个方面也是，因为语言我们从五四开始，我们的文学语言就是现代白话文美学的建构过程，从胡适开始强调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对白话文的美学的认识在当时也是模糊的。当时整个现代作家他们对中国语言，对语言美学的认识，也是模糊。因为五四一代的作家都是从文言文里长大的，他们在当时最精通的是文言文，因此我们今天许多学者去研究古体诗，就觉得很多现代作家中旧体诗比新诗写得好多了。但从主观上讲，五四作家追求的是白话文，追求白话文重视的、能实现的是什么？是白话文的工具性，就是它工具性的一面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被强化了，而这个审美性、语言的美学性以及现在汉语的美学性，它是一个摸索的实践的过程，现代作家是逐步的来探索现代白话文的美学价值，就是对它美学功能的挖掘、因此我们说整个现代文学作家，都有一种语言的痛苦，和语言的冲突，而这种语言的痛苦和语言的冲突在我们过去的文学史研究中是被忽略掉的，是不被重视的一个问题，而且也没有把语言作为本体来研究。这种语言的痛苦必然会影响我们对现代文学的语言成就的认识。其实要真正从语言本体来研究，现代文学的语言成就是需要重新评估的，由于我们过去强调它的思想史和社会史的意义，忽略了它语言意义上的局限，因此我们经常讲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怎么比较，但是如果我们单从语言角度，现代汉语、白话文的美学功能的成熟和建构的角度来说，那大概当代文学要超过现代文学。因此这个事情我觉得刘恪是做了非常好的实践研究，对我们文学史的研究可以说开拓了非常大的思路，我觉得这个是他研究的一个方面的意义。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是他的《现代小说语言美学》这本书，顾彬说中国作家不重视语言研究，我觉得他是不对的，就是一个作家他只要写作，哪里不重视语言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没有语言能力他怎么写作，我觉得作家正因为具有语言能力他才能成为一个作家，因此他所谓说中国作家不重视语言，我是不同意的。但是说我们的研究界不重视语言我觉得是同意的，就是说文学研究，当代文学批评，对语言的研究重视不够，我觉得很对。

对语言重视不够确实是一个问题，语言研究是难度最大的。至于语言研究的难度我觉得是很多，一个是我们中国的文学理论的传统理论，文学语言理论比较贫乏，语言理论贫乏对应的是语言的整个话语系统都很贫乏，就是我们谈语言的时候，我们找不到西方的语言理论那些对应的分析方法，比如说西方的新小说派那样的对语言的分析精细到词语层面的分析，那我们没有这样的传统，没有相应的理论，没有相应的方法，这个没法去做，因此我们甚至说语言研究的词汇都很贫乏，那么我们说一个人的语言流畅啊，清新啊，优美啊，这些其实都很空洞，不是进入语言本体的研究。而且我们从思维惯性上来讲，我们对语言的认识，也都是基本上是更重视它的工具性，从语言研究来说更重视它的工具性，而不去重视它的审美性。因此我们语言研究长期以来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及物性不够，就是不能够进行及物的语言研究，就是抽象的、悬乎在文本语言之外的语言研究，而对语言本体的，很及物的语言分析做不到，但是刘恪提供了一个样板。因此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读新批评，读西方的一些语言研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语言它具体到语感、语式、语项、语调、语法、修辞等，这个刘恪做到了，我觉得这个特别的了不起。就是说我们今后的语言研究，其实他提供了一个方向，对我们的现代小说研究，怎么从语感层面去研究，语式层面去研究，语项、语调层面去研究，这个我觉得特别强。但是我是想这么难的事在刘恪这里怎么做到，我想很简单，就是他有创作的经验。

因此我觉得作为语言研究，一个作家他有语言实践的经验是特别重要的，如果说我们单纯从理论出发那可能很难，因为我们的理论本身就很贫乏，因此这个语言实践的经验，确实是给他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同时他也有理论的能力，可以把他的语言的经验上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因此这样就使得我们觉得刘恪他很成熟，很好的完成这个语言研究的一个示范性的成果。我觉得它是一个示范性的成果，能够让我们，也需要我们再一次向刘恪先生，不仅仅对他的创作，同时对他的理论表示一个敬意。我觉得他有了他的这些研究，他的理论和创作就已经是结合在一起，他本身就有了逻辑关系，我想他是我们在中国当代文学界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作家，他所有的创作历史和理论的研究都是我们需要的、值得我们珍惜，这是我的第二个看法。

第三个看法，我觉得就是还要感谢刘恪，因为他昨天晚上已经说了，要把他的手稿都捐给文学馆，因此我们就期待着回北京之后某一天我们搞一个捐赠仪式，我们再搞一个会，这个算是对外宣布了，好，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王一川：刚才吴义勤教授从这儿开始谈到了理论家、作家的语言的痛苦，刘恪教授面对语言的痛苦，做了自己的研究，确实是很重要的成果。再一个他也谈到顾彬教授的观点，他跟刘瑞弘主编正好形成一种共鸣与和而不同的一个观点，引起我们大家探讨的兴趣，同意顾彬说中国作家对语言的重视不够，但是不同意他说作家不重视语言，而是同意说理论界重视语言不够，是吧。这个引起了一个微妙的一个变化，正好下来还可以跟刘瑞弘主编、刘恪教授本人和其他朋友交流，这又是一个观点放出火花了，而且他说的也有他自己的道理，就是我们理论界多年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解决办法，没法跟西方人对话，也没法跟作家对话，这也是理论界的迷失，包括我自己，没法跟中国作家对话，也没法跟西方的理论家对话，所以有这个重要的空白，而刘恪教授填补了这个空白，而且破除了工具性这个理念，进入到语言本体去，确实做了有价值的贡献，完成了这样一个刚才吴义勤老师说的示范性的研究成果，而且反过来引起我们对刘恪老师本人的创作和理论的重视，所以这一点反过来确实是让我们回头再次去看他自己的《漂泊与岸，或梦的深处》，还有《红帆船》，还还有《城与市》，这样一些写作的时候可能从他的这些语言中、字里行间中还会发现新的密码，所以这个确实很重要。最后吴义勤馆长还代表中国文学馆宣布要把今天罕见的，一个完全用手稿，用钢笔写作的作家的手稿捐赠给中国文学馆，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因为我们现在都换笔了，手稿没有价值，就像保罗·利科说的类项，我们没有真迹了，可以不断的复制，它是空心的，可是刘恪教授留下了真迹，今后可以反复的观看，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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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讨会第三阶段：何向阳、何弘主持

何弘：受向阳委托，我今天来做报幕员，然后我们由向阳做最后的点评总结，今天上午度过了两个非常精彩非常美好的时段，我表达了对刘恪本人的敬意，我的这个态度，包括对他的创作成就，得到刘恪这个创作研究成果的一个非常充分的尊重，从刘恪的创作和他的研究出发，对中国小说的理论做了一个很好的分析和梳理，对中国的小说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解。同时呢，刘恪的理论，对我们中国小说创作的实践和意义，也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归纳，也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始，所以这两个时段非常的精彩。那么我想下午呢，也一定可以有更多精彩的见解。首先有请南开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周志强老师，给我们来个更完整更高的见解。

周志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图书评论》主编）：首先，感谢河南大学文学院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更感谢刘恪教授写了这么多经典的著作让我们来共同解读。刘老师，是我的师长，作为一个后辈学人能够在这里评论一下、学习一下自己师长的一个研究，对我来说是非常的荣幸的，我的发言的题目叫做《小说语言的史学建构与文体政治视野问题》。我把大致的意思给诸位汇报一下：首先是刘教授的这两部著作我读时正好在湖南的岳阳，在余校长举办的会上，别有一种的亲切感，这两个作品中我最感兴趣的，也是阅读得比较深的是他的《小说语言史》。对于小说语言的研究，目前来看，可大致粗略地分成两个模式：一个是小说语言的美学的分析，着重对语言定性的分析，一个是对小说语言文本的具体的修辞活动的分析，主要在批评界、批评领域比较活跃，巴赫金应该是小说语言研究当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因为他试图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把小说语言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内涵与文体修辞的历史诗学结合在一起，创作了一种小说历史诗学的这样一个思路。但是巴赫金并没有提出“小说语言史学”这样一个概念，简单地说，小说语言的研究要么陷入具体文本的批评，要么就陷入抽象的话语类型的研究，所以小说语言的修辞形态和文体范式从来只能是发生在单个作家或某个流派的单独现象，无法呈现出历史演变的一个脉络轨迹，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语言研究和小说史的研究、文学史的研究、以及社会史的研究呢常常无法关联在一起，好像小说史没有问题，社会史也没有问题，但小说的语言是被孤立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刘恪教授的《中国小说语言史》这本书做出了一个突破性的贡献，这个贡献简单地说出这样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创建了一个崭新的学科，也许刘教授并没有完全地把它的内容和问题都讲述完，但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框架已经确立出来了，我甚至自己也思考，如果将来有可能的话，也希望我自己的学生做博士论文还可以继续做小说语言史的细化的研究，这是一个新的学术的增长点，也是一个新的学科的开端，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是在方法上，我觉得刘恪教授这两本书结合在一齐的话，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分析和语言史的分析相结合的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把语言的形式的分析、语体的分析和修辞的分析这三个领域通串起来。首先语言形式的分析，我们过去很多时候是跟着感觉走，语言好不好、生动、是否流畅等等，语体的分析，我们主要是巴赫金的意义上，长篇小说是多种语体的，短篇小说是语体比较少的，那么修辞分析主要是对它的语言类型的文化功能和社会政治地位、社会政治意义的一个分析，这三个分析在刘教授的这两本书中都做到了一个巧妙的结合，尤其是刘恪教授以他少有的、少见的一个艺术家的敏感对语言的情感意义、社会意义、文化意义这三个层面进行了一个描绘，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比较少有的，所以在研究的方法上，它既贡献了一种只有刘恪教授自己独有的方法，我今天上午听到有教授说是叫“体验的原创性”，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的好，同时他也提供了语言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崭新的方法，崭新的一个把文化修辞、语言形式和语体分析结合起来的一个方法，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刘恪按照他所主张的文体及语体，也就是五十九页的一个说法，这样的一个独特的思路，提出语言和事物之间呢建立一种想象性的关系，这是一种语言的隐喻性，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的明确的，从而将具体文本的语言修辞特点和特定历史时期内的文体话语结合在一起，探索写作意识和文体意识相互渗透的基础上呈现出来的小说的语体特征，这个在过去是没有的，要么我们就从文体意识谈，有的作家、创作者就从他的写作意识谈。但是刘恪教授把这两个意识捆绑在一起，以历史的发展、历史多变的视角，进行这个研究，所以这就打通了小说的文本的形式和历史现实的肌体之间的关联，过去也是很多研究学者努力建构一个小说文本和现实之间的关联，但这种关联大多数是叙述性和指称性，现在刘恪把这种关联呢变成隐喻性的和写意性的，这个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一个方面，这就不得不使我想伊格尔顿发明的一个词，叫做the political style，即文体的政治学，那么文体的政治学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形式和文本看成是现实性的一种隐喻性的结果，一种象征性的结果，一种旨意性的结果，而不是一个直接的反应，直接的叙事和直接的指称，这事实上解决了小说研究史上一个根本的问题。作为一种特定文本的形式，语体或者文体，从来不是回答或者反映特定历史现实的问题，小说都是用内容来回答现实的问题的，那么它的形式本身，似乎是不回答现实问题的，但在刘恪教授的这个研究当中，他的语言却成了特定历史现实的后果，人们更多地看到了小说语体或者说小说的语言文体的传承性和美学性，较少地能看到语体和文体的修辞意识和话语类型存在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发生和转变，而这一点正是刘作的一个贡献，就是在这意义上我认为现代小说语言史很有价值。刘老师以语言史为视角重新书写小说史，却在中国小说的社会研究的基础之上，凸显了现代小说语言建构上的史学价值和意义，小说史和语言史的结合，实现了社会学分析和修辞学分的结合，从而突破性地将小说语言的研究拓展到小说语言的社会形态的研究，也就同时把小说的文体研究拓展为一种社会学的研究，这让小说史这个学科本身得以生长、拓展，同时又让语言史和小说史、社会史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崭新的一个学术研究的新方向，这也是我对作者创作的理论作出的一个基本评价。

那么下面我要谈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严格地说是我看了刘教授的大作，非常感兴趣但又觉得不过瘾，还可以怎么样过瘾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所说的文体政治学的这个问题，小说的语言不仅仅是受到传统的美学的影响，也不仅仅是受到现有的语体的一个互文性的影响，小说的语言无论怎样表现出一种传统性，但它也和当下的一种社会矛盾、当下的一种社会机制、当下的一些历史现象紧密地勾连在一起，所以一部小说语言史就是一部社会史。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社会生活，我们说描绘一种小说语言的历史就是描绘一个社会的历史，就是描绘一个社会的断裂、变迁、发展、演变、分裂这样的一个历史，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当中第一次把小说这种文体形式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关联在一起，他认为小说的出现不仅仅是史诗、希腊世界崩溃的后果，更是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性崩溃坍塌的后果，卢卡奇发现了现代小说正是丧失了总体性认识世界能力的一个后果，那么在卢卡奇的研究当中日常生活被作为一个传奇性的故事进行讲述，小说变成把琐碎无聊的日常生活讲述成为有能力进行自我超越的历史，这正是卢卡奇所认识到的资本主义现实社会断裂坍塌和小说的崛起之间的一个比差，所以卢卡奇的研究将小说本体的发生和特定历史的发展形态勾连在一起，这为我们理解文体和历史确立了基本的问题框架，在这里啊，我觉得刘恪教授打开了卢卡奇的这扇门，但这个门啊，我就说还没有怎么过瘾的场面，他在现代小说语言的发生过程当中就专门列了一节意识形态的背景，但是这一节在我看来应该是这本书的全部的内容、整个的线索，换句话说小说本身意识形态是最核心的一个程序。讲述小说的语言史，其实就是讲说语言和意识形态之间相互斗争、相互勾连、互相折磨、互相纠缠、又互相厮磨、互相搂抱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谈到小说语言发生的过程中，刘恪教授细致地分析现代小说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文体意识，并强调现代小说的意识形态内涵，这个视角已经开启了文体的历史诗学研究的一个视角，也就是在这里我觉得这本书呈现了一个矛盾，他一方面强调小说语言的社会发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却更关注小说语言的美学变迁，相对地忽略了这种美学形式同时还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文化修辞的一个形态，简单地说，刘教授以博大的论述，在理论层面上完成了小说语言史的历史史学的建构框架，但是在具体材料和例证上当中却转移了目光，我昨天晚上也向他请教和学习了这一点。

我不妨把刘教授文本当中的两个例子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排列，同样是刘老师的例子，我想给它做一个新的解读，这个例子我想把一种语言的关系变成一种文体政治学的研究，我把刘老师的一个话也做了一个修改，就是“语言不仅仅是描写，不仅仅是与现实的一个想象的关系”，我把它修改成语言建构成一种文本与现实的想象性的关系，从而将文本语体的分析转换为一种政治体的分析，那么我用的例子就是在68到70页，刘教授提出《沉沦》这个例子，时间关系我就不再读这个例子了，他提到了一个欧化的句子，长句子的出现，刘老师从三个角度：视听语言、主体视角和感觉体验这三个视角来描绘这种语言发生的一个后果，这里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刘老师提出现代小说语言不是受到欧化语言的影响、不是翻译小说的影响，这个发现我认为是空前的，翻译小说的语言并没有直接影响现代小说语言，直到1920年，才出现这个影响，但是在这里有意思的是我认为这三种长句子的写作意识，又是这一代作家不同于唐宋传奇、明清小说的意识核心点，郁达夫们的选择不仅仅是小说范式一个后果，还是特定的政治诉求的后果，刘恪教授把它称为革命意识，我觉得这个非常正确，但是用革命意识这么一个大的框架来套，就有点这个帽子略显得大了一点，所以我觉得郁达夫的这种语言风格的背后，是伪装现场和塑造真实感这种相结合的一种文体政治手段，那么在这里我又增加了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两段文字，一个是他的开头的文言文，一个是整个《狂人日记》的白话文，我们发现这两段文字非常有趣的差别，在鲁迅的《狂人日记》当中文言文承担了塑造真实感的作用，这个跟后来茅盾的讲述是不一样的，茅盾认为现代文人爱写旧诗是因为文言文更能激起现代文人的自我认同，当然茅盾没有用自我认同这个词，他没有活到今天，而白话文他认为是遵命的语言，不能表现真性情的自我，在这里鲁迅却和茅盾的说法相反，他用文言文来承担一个塑造真实感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是鲁迅的一个性情的表达，那么这种真实感缺少的是什么？这段文言文缺少是现场意识，就是作家不让读者有现场感，不让你感觉到它在发生，而是征用了史传语言，让读者知道了这个叙事的真实性，但是不追求故事现场的体验，反之后面的白话文，鲁迅却受制于现场感，老赵家的今天的月亮很白，老赵又看了我一眼，要吃我了，非常有现场感，但是却不诉求故事的真实感，他就放弃了真实感，必须有故事发生的现场感来鼓励读者从隐喻来理解语言的含义，但是注意到了1919年的《药》，鲁迅的写作意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药》当中我们发现，语言干脆工整，尚未发生刘恪教授所说的郁达夫式的句子，但是却发生了郁达夫长句子所制成的现场感与真实感的结合。其实在这里，我就是有一点小小的质疑，我不认为1920年是现代小说发展的一个语言的结点，我认为是现场感的塑造，而不是长句子本身的重要，而是这两种写作意识的同时并存，在这现代小说语言啊，发生了一个结点。

当然了，这也只是一个看法，这种看法比较得天真。但显然郁达夫小说的发生，它的背后是语言意识跟现实主义文体苟合的一种政治，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修辞方式，现实主义就是让读者相信它的叙述乃是对自然发生的事件及其客观显示的一种文体类型，所以简单地说，现实主义的语言政治就是一种冒充的政治，一种内在地蕴含着政治意图的修辞，用什么方式来塑造真实感和现实，也是牵连到什么条件下、什么方式才会产生现实感的问题，这就成为现实主义政治文学需要追问的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样的叙述才能成为读者心中真实的叙述，这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现实主义就作为理想化的产物，又具有抗拒理性化进程的社会功能，作为一种文体，作为一种语言模式，它并不仅仅是文学的写法这么简单，而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对政治特定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说鲁迅和郁达夫找到了一种特定语言的政治表达方式，现实主义总是假定或者冒充一种超然的扫视生活的目光，这种写作意识支配着作家们的语言意识，在这种目光的背后，蕴含着自我颠覆的双重政治功能，一方面现实主义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科学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唯理范式的信赖和支持，另一方面现实主义又宿命地包含了对理性主导下的世界进行指导和颠覆的冲动，所以现实主义的文体政治也就可以简单地描述为它立足于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致力于使用真实感来塑造、摧毁或者颠覆现实，与之相应，现实主义能够把聚焦于历史的焦虑和矛盾之中呈现现实的脆弱和黑暗，从而激发人们面对现实革命性的冲动，那么这种现实主义的文体症结，一旦遭遇了中国的启蒙文学，就滋生了新的意义，那么在这里郁达夫的这种写作意识的转变，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本身发生的故事，还是一个社会政治在文体修辞学层面上发生的一个故事。简单地说，在我看来，现代小说的语言历史内在地呈现为语言的文体政治学的历史，思考小说的语言史正是思考小说语言文体政治意义的特定的方式，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刘恪教授开拓的这种小说领域研究的新领域极其广阔和深远，也正是这部巨著所蕴涵的历史的文体政治学的视野，中国小说研究史的未来，解决文体修辞和历史变迁的关系，小说史从此之后，不再仅仅是作品史，更是一幅幅鲜活的语言修辞所构造的文体政治史。谢谢诸位。

何弘：感谢周教授发表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见解，周教授从这个小说这个语言史、语言的史学建构这个意义上讲到了刘恪的研究把美学分析和修辞分析、小说史研究统一起来，所做出的一个突破性的贡献，同时呢，从刘恪的研究中看到这个小说史、语言史向社会史的拓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体政治学建构的一个巨大可能性，还是非常的精彩的，这个周教授的发言呢，继续了上午的精彩，希望下面的发言会更加的精彩，下面我们请湖南理工学院的余三定院长发言。

余三定（湖南理工学院院长、《云梦学刊》主编）：刘恪十几年以来，致力于揭示文体的内部规律。我谈这样五点：第一就是关于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辨析，因为我们是搞文艺学的，而文艺学按照传统的观念就是研究文学，就是既要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也要研究文学的外部规律，文学的外部规律主要是讲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比如说文学本体论，上午有人讲到意识形态怎么发展到文学批评，这就是说外部规律，内部规律就是文学是怎么创作来的，还有文学的内部构成，这就是关于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辨析，我觉得刘恪他的类型研究主要是注重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

第二点就是讲刘恪他十多年以来致力于文学的内部规律的研究，你看他的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先锋小说技巧讲堂他也是讲创作，当然它也涉及到一些与社会的关系，最关键的还是讲小说内部的东西，这个我就想起了另外两个研究文学理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现在大家一致看法是在一些信件当中他们也研究了文学，但是他们研究文学的外部规律，主要是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对于文学内部构成没有什么研究，所以我们要对文学有一个系统的理解，我想学习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再配合一下刘恪的思想，那么就对文学的内部和外部的思想掌握得比较清楚啦，这是我讲的第二点，是他这个长处；

我要讲的第三点，我们具体化地从整体上看，刘恪对于每一个他所抓到的文学问题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就拿这本《现代小说语言美学》来说，十章除了第一章以外，后面九章，我认为应该是现代小说语言美学问题，能够涉及到的都涉及到了，我也不具体举例子了，九个问题，看看目录看看内容就会知道。同时，它对每一个具体问题，论述也非常到位。比如说，他讲到小说语言的形式，后面在第一节做了总体论述，然后在第二节开始论述现代小说语言的内指性，第三节讲到现代小说语言的外指性，还比如他讲到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的发展，探讨了三个来源，第一个是中国传统古典小说的来源，第二个是欧洲小说的影响，第三个是地域文化的影响，这个应该说是穷尽了所有的方面，而这其中我对这个地域文化的影响印象尤其深刻，这个地域文化的影响是渗透在作家的血液中间的，也是很自觉，所以他们讲中国人到哪里都有两个特点是会明显的表现出来，特别表现这个爱国热情，第一个是说话，第二个是饮食，这是我讲的第三点；

我讲的第四点是，刘恪对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或者对整个小说文体的研究，做到了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入乎其内就是已经进入到了小说的话语中去了，出乎其外就是他不是就事论事来讲，他积极地提炼升华，这个书中间有一句话在第三页，他说的是抽象语言小说的限制，就现代语言小说这一点，他抽象出了很多东西，就是做到理论上的抽象概括，进行了他个人独特的思辨，得出来了他的理论观点以及结论，比如说语感，语感这个词语肯定我们以前用到过，但是是一个很生活化的语言，我也看过一些专门语言学家的著作，没看到有人这么探讨过它，好像说到语感谁都懂，像他这样给予它学理性的研究，上升到理论的层次，也就是把他给抽象出来了，这是很不容易的，这是我讲的第四点，我觉得他进去了也可以走出来，提炼出自己的理论观点或理论体系；

我说的第五点，我是以这样一个小标题《当代学术史上作为人文研究者的刘恪——我们该如何看待他》，因为我个人主编了一个我们学报的一个副刊，我们办了一个十多年的栏目叫当代学术史研究，当代学术史研究我个人是把它划为四个部分，第一个是当代学术发展的宏观研究，第二个是关于当代学术某一个学科史发展的学科研究，第三个是当代著名学者个案研究，第四个是学术评论，那么刘恪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或者说作为当代的一个著名学者，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放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学术大背景下来看待他，我觉得他身上有很多可贵的东西，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或者说去学习，尤其是他研究的原创性，与不尊流俗、独立思考的精神是特别令人尊敬的。谢谢。

何弘：谢谢余院长，余教授从小说研究的研究规律入手，肯定了刘恪的历史的重要地位，从小说内部规律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刘恪，外部规律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么由刘恪对小说内部规律研究谈到了刘恪研究的特点，特别是他的原创性的特点，以及理论创新的意义，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刘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另外还谈到了上午说的这个刘恪的清心寡欲的不赞同，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题外的话，这个既搞创作的又搞理论的，小说写得很好，理论做得也很好，那么他的这个洛丽塔在哪呢，我们就下一步继续研究，谢谢余院长，下面我们请河南大学文学院的张云鹏教授给我谈谈今天的见解。

张云鹏：我想讲这么几点，就是刘恪来了以后，这十年他做了什么，他是怎么做的，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对他的阅读，和他的交往，从这些方面来谈。首先我和刘恪兄的交往应该是十年了，他一来我们见面，实际在此之前我们一点没有联系，我也没有读过他的书，那么后来我们说到了他想写一些书，我就有了很感兴趣的话题，另外又谈到了他是师大的，我说我也是师大的呢，这个感觉一下就近了。第二个呢我想他可能待几天就走了，我想这是从北京漂过来反正转转也就走了，没想到他一待就是十年。后来我就在想他这个十年他是怎么做的呢？这让我想起来了陈寅恪讲过的一段佛教的话，说佛教初次来到中国只为一大因缘，成就中国文化，这是陈寅恪先生讲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中国文化最终成型是在哪？是在开封，宋代，那么是谁让他成就了，是佛教，所以佛教儒学融合以后诞生了这么一个，我感觉陈寅恪先生讲得很有道理。那么刘恪从北京来到开封，十年只为成就一件大事，让中国的语言美学，它的内质、它的性质、它最重要的价值呈现出来，因为他确实是这十年做的，所以我就说他这十年做什么事，他就做这一件大事，当然这里有一个轨迹，因为这十年来我们俩在一起交流的也比较多，那么开始他是做先锋小说，后来就陆陆续续有几本先锋小说的技巧的作品出来，这其实是他作为作家对他作品和技巧背后的东西的揭示，这是一点，然后过了几年，他又很快地投入到了另外一种，他要再深入下去以后，就出来了《词语诗学》，《词语诗学》是上下两本的，从技巧到词语，这个词语诗学已经显露出他对语言的一种痴迷，他对语言不是纯粹只把它作为工具，或只作为一种实用的东西，他对词语这种魔力，词语这种复杂的这种纠结，它仅仅是一个判断吗？仅仅是一个表达的意思吗？不是，它里边有很多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东西，他力求通过这些词语的一个网结，把他思想里面对这种语言的特性揭示出来，所以他就走到了词语诗学，那么再继续往下走，大家想想他就走向哪了，肯定是语言美学。这个是有一个逻辑关系的。当然他在写这个东西前后，我估计是有重复、有交叉，但最终落脚点到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和语言美学，是必然的逻辑，所以说，这实际上贯穿的就是他做的这一件大事，就陈寅恪说的佛来中国就成就中国的一件大事，那么刘恪来到开封也是成就这一件大事，目前看这件大事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是吧？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他在河大十年做的一件大事，而这件事我认为他是打了一口深井，他就对着语言的这么一个最重要的和人类的生存、和人类的体验、和人类这种创造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种文化现象的解释，今天他打破了、突破了、超越了以往我们谈到语言写的那些什么很流畅啊、还有一些什么风格啊这样一个判断模式，他已经超越了，他就要走到语言本身里面去，就要走到语言本体里面去，就要把语言当作一个主体，它是人类生存的家又是禁锢人类思想的一个东西，因而刘恪力求要怎么走到这个家里又不把它给彻底地砸碎。我读的不是很深，但是感觉到他实际上是要进入语言这个魔窟里面，要把语言的好的、它的真正的价值和它对整个人类这种言说这种复杂的这种东西解释出来，我很同意周主编说的那些东西，实际上不仅仅是简单地研究语言问题，还研究了很多复杂的语言的纠结，所以我们说从《词语诗学》到语言美学，这个必然性，它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第二个，就是想讲一讲他是怎么做的。我是感觉到他对语言的研究确实是利用了作家的敏感，但他又读了西方的大量的对于语言本质的认识，所以他深入到语言的复杂中去，因而他对语言的理解，是有源头活水的，就是说他不完全地凭着一个作家的感觉认为语言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印象式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语言自觉的东西，把语言作为一个融入他血液中的东西，又把它作为一个关照的东西，他是在这样一个张力当中求得对语言的把握，所以他这种把握的方式，一般人的确做不到的。因为有些作家可能是谈创作感，谈对语言的那种独特的感受，但是没有理论的穿透，有些学者对于语言，把它作为科学、把语言作为各种修辞、或者乃至从文化等等方面又没有细腻的、精致的对语言的体悟，没有那种游刃有余的感受。刘恪先生这一点恰好是一个超越，就他的整个语言是有源头活水的一种清亮的东西，这样也就有了他对整个对语言的关照中有一种新的眼界、也有新的境界，还有一个提升和一个超越。

第三点，就是说他为什么能这样。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因这些年来我们在一起，有时候他会给我打个电话，你在哪就过来了，有的时候没有打电话推着门就进来了，我一看刘恪，就是迈着他那个步伐，推着门就进来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琢磨琢磨，第一他是一个作家，他还是一个先锋派作家，写了那么多东西，写了那么多小说，而且我们还出了他一个选集，那里面有精致的篇什，这是一点；第二点，他又对理论有一个痴迷的进入，这可能是与师大也有关系，在师大那个里面可能是在创作基础上对理论的那种关注，所以说这使它能够广泛地来涉猎这种关于语言的西方的著作，今天大家谈了很多关于买书的事，这个刘恪先生经常也是这样给我打电话，我又给你弄到了几本书，什么书什么书，来了以后非常高兴啊，我看他那种高兴比我送给他书时还高兴，他就是这样，他拿着一摞来，这是我近来弄的书，有的我就赶快给他写下来了刘恪先生送我的第几本新书，这次又送来一共几本，这是第几本，我就给他写下来，确实是这样，然后我会作为一种回报，我们又出了哪些书，这个我也送给你，我们俩实际上在书的交换上也很多，所以他每本书后面总会把我挂上，说我送了他的书，我们有些聊天，这是真切的，我是感觉到他说的是实在的，确实是这样，那么这样就是他的那种对问题的思考是有超越性的。那么第三个，还有一个原因，他来到了河南大学，当了教授，他要坐下来给学生讲课，大家看他的每一本书，都是他在这儿给学生讲课的教案，他思考这个问题，这一学期他就给学生讲，讲完以后再整理出来，他就是这样子。当然了说到这里也就是说河南大学这个地方，我们上午讲它是有文化积累的地方，它也确实是一个能让人坐下来去读书、去思考的地方，这个地方产生过很多这种大的人物，也来了很多大的人物，今天跟一川教授在谈，说开封这个地方可以作为河南之开封，可以作为中国之开封，它还做过世界之开封，它确实做过世界之开封，为什么呢？因为五百年的时候世界的中心是在罗马，一千年就是开封，毫不夸张，到两千年纽约，它就是这么一个格局，所以它曾经是世界的开封，那么在说世界之开封的时候，这个地方有多少人呢，我问过这个宋史专家，连上驻军家属是一百五十万人，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不超过二十万人，超过二十万人的城市有多少？有二十来个，欧洲的城市就是五六万人，开封这个地方一百五十万人，当时宋代的GDP占世界有的说是百分之六十，有的说是百分之七十，今天还谈到了宋代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快乐最自由的时刻，为什么呢？祖宗家法定的是不杀士人，最多贬，但不杀他，知识分子可以给皇上提意见，没有问题的。所以我有时候想想现代的，就是陈寅恪讲的这个中国文化承接的最终奠基是在开封，是在宋代，在赵家王朝，那么我们现代的人往前来比，我们最像哪一个朝代的人呢，理应是像宋代的人，是吧，和唐代的人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唐代人他是胡汉融合的，他是交融的，所以你说这个唐代的时候是很简单的那个城市，不是刘恪写的那个《城与市》，那个开封那个时候是市坊是合一的，到唐代它是分离的，市是市，坊是坊，它是分开的，那么到了宋代就给它推倒，它是可以融合的，第二个唐代是宵禁的，晚上就不能动了，宋代是取消宵禁的、通宵达旦的，所以现在你到开封你什么时候都有饭吃，那个夜宵，那叫丰富啊，它从宋代就流传到现代了。当然你说到语言，有时候我就经常想我们像宋代人呢，宋代的语言很多现在在哪呢，在开封，也有很多在杭州，作为这个宋代的官话，有时在杭州冷不丁的会碰见有人说开封话，但是他地地道道的是杭州人。所以说这个历史流淌，它流淌了多少呢、它流走了多少呢？它变了多少呢？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觉，你说和苏轼这些人有多大差别呢？当然这说远了，就是宋代这个地方，因而刘恪先生来这儿，然后又加上上课，又加上这么一种环境，所以这是他能够做出来的。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就是一个湖南人一个岳阳人来到了中原来到了开封，他做出了这么大一件事，他是什么精神？这是很崇高的一种精神。那么我们希望他好好的坚持下去，再有更崇高的，这个崇高就是我们所讲的真正意义上的，把这种大事做大，继续做深，这么一种期望，希望这个刘恪兄永远这样有激情，而且有这么大的能量，为什么呢？我们都说他不喝酒竟然有激情，他不吃肉竟然有这么强的力量，是从哪来的呢？希望他好好的保留着，有新的视野。好，谢谢大家。

何弘：谢谢这个云鹏兄精彩的演讲，这个刘恪来到河南，成为了一件大事，成就小说的研究，那么这些研究呢，有世界语言理论的支撑，是一个创作的源头活水，这个大事成了。讲得非常好，好，谢谢这个张教授，下面让我们中州大学刘海燕教授给我们发表精彩的演讲。

刘海燕（中州大学教授、《中州大学学报》编辑）： 我也是特别感谢刘恪先生，我平时都是喊他刘老师的，然后就是刘老师来到了河南以后，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有两点，一个就像一场梦境一样，就是因为在我的现实生活中我觉得满眼都是很现实的东西，包括在高校这一块我看到的都是很现实的东西，那么刘老师来了以后，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本身，我觉得就是像一场梦一样来到了河南我们这个很现实的土壤上，带来了我精神生活的梦境；另外一点就是，刘恪先生来到河南以后像一面镜子，他照出了我生活中的就是很多尘埃的东西，本来我觉得够单纯的，也够很靠边的，但每次我见到刘恪先生以后，我就感到自己得到的荣誉真的是太多了，就是和刘老师比起来我觉得我得到的东西真是太多了，有时候转过身去就是有些想流泪的感觉，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生活中的朋友。他真的是要照出了我身上很多的、让我反省了很多的事，就像今天上午张颐武教授很有力量总结的这样一个词语，就是定海神针，他辐射到了我们这个河南文学界，尤其辐射到了我，所以我觉得这个精神力量是我难以表达的一种，就是每当他一出现的时候，总会有很感人的现场，这些很感人的东西。

说这个呢，和我下面想讲的刘恪先生这个语言的特色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我觉得刘恪先生他这种自由的天性，就是没有受到我们这个体制生活同化的东西，使他的语言出现了和很多人都不一样的气息，具体来讲就是，刘恪先生他这个语言，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呢，他的理论语言采用的是一个描述的方式，我们大部分语言就是有些是评论语言是搜集的、继承的、共性的词，而且是用了这个完成的时态，论断的语式，那个表达也是直接概括性的表达，刘恪先生他的语言是有呼吸有生长的这样一种表情，而且他这个语际关系也是很密切，不是一种逻辑上的密切，他使用的也都没有大词汇，没有翻译过来的这种硬性的词汇，没有很重的语言，都是很普通的词汇，组合起来却非常奇异，就是今天上午我们张颐武老师所说的他小说的那种神奇的语言在理论语言里也有这个组合的力量，他举例说了刘恪对鲁迅先生《狂人日记》语言色彩的分析，他当然很专业，他总结语言很灰色，到最后他可以说是他们这些人物是一种黑色的人生，然后是取消之色、下沉之色、否定之色，像这样的就是下沉之色、否定之色，就是一种很灰色的表达，又是一种原创性的语言，而且这些语言非常白，就是你没有一个怪词，也没有大词，但是他能用这样的一种词语组合成一种奇异的理论语言，我觉得这就是他自己有一种独特的自己批评的语言语系吧，而且这个语系是惊人的准确，因为它准确所以它表达出来新意。另外就是我还说不清的一点，是我的感受，就是刘恪先生他这个语言里有一种这个水文化的这样一种表情，柔和的、灵动的语言的一种，它表达了非常有耐性、细致而有粘力，因为我所在的这个刊物，曾经编过刘老师的几篇文章，就在我看他原始稿件的时候，感觉他的语言其实不是那种很规范标准的普通话，他有自己的语序，而且他的语言，如果用我们这个时代对刊物审读语言的眼睛来看，是有错误的、可能是不规范的，因为他是自己的一个语系的，一个非规范的很有创造性的语言吧，很多时候他都是沉浸到一种自言自语的世界里，那么就是说理论家写到一定程度居然沉浸到了一种自言自语的一个很快乐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我觉得也是一般人很难进入到的一个语境。

另外一点要说的就是刘恪先生首先还是一位优秀的读者，他的很多感受是建立在这个真实性的基础上，而不是理论共识的这个基础上，就刚才何弘也讲了这个纳博科夫在小说讲稿里面，他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教授，那么他首先表现的也是一位很优秀的读者，这里面要说的就是，他是在感受文学而不是像一般评论者在居高临下地评论，他是一个感受者、一个读者，所以就是这样一种可信的眼光和结论，才能鉴定。比如在总结沈从文的乡土语言时，他告诉我们的都是语言到底好在哪，事实是什么，他就总结说它就在我们这个最朴素的乡土语言之中，那么语言的文学性最高的标准是什么呢？他在总结沈从文这个乡土语言的时候，说它就存在与我们这个最朴素的乡土语言之中，所以他告诉我们的都是文学的真经，我觉得就是表达了文学的真经，不会绕着说的，而是直接地告诉我们发现的真实的文学的最奥秘的东西，那么总结出来也就是说像刘恪先生这样一个自然身份的人，自由性情的人才可能有这样的语言表达方式，自由、诚恳、真实，谢谢大家。

何弘：我觉得海燕教授从刘恪的做人和做文、做研究的特点呢，谈到了刘恪的这个从描述性到生长的这么一个特性，谈到的也是一个非常独到的，谢谢海燕，下面我们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施天强演讲。

石天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非常感谢大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谈一些学习刘恪先生著作的感受，我的标题叫《痕迹，地方性与历史叙述》，这可能是对刘恪先生著作的一种误读，主要是抓刘恪先生在小说中、评论中经常用的一个概念，就是“痕迹”这个词，对其进行的阐释，那有意思的是这个词虽然经常出现在他对于小说的阐释当中去，刘恪先生却没有对这个词做一个界定，那么我自己确认的恰恰是这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切入了现代小说语言美学的一个要害，它集有形与无形于一体，在象和象外的世界当中悄然留下了无数痕迹，也使得小说分析不仅仅是语言的展示过程，同时也是小说语言的美学世界的一个编织和呈现过程。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认为在这个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建构当中，刘恪先生特意谈到地方语言会在小说中三个方面留下痕迹，首先是一种语音的痕迹，汉字字形的平面化抹平了语言中存在的地方性差异，但是语言就是作为说的语言和写的语言，他的这种对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的语言他的地方声音特点并不因为写的语言的存在而取消这种声音特点，而且可能会在文字的组合方式上，留上它的地方性特点色彩，比如说刘恪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就是鲁迅小说中的那个好鲍勃罗，他说在南方的语音系统中它是一种非常委婉的读音，但是在普通话当中我们可以听到他有一个非常生硬的文字组合，是难以理解他的声音涵义，但是这种读音恰恰是声音系统中保留下它的独特性，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叙述人讲述的痕迹，尽管在写作当中我可以看到，叙述人以各种形式把自己包装起来，尤其是通过这种标准化的官话，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想出谁都可以懂的普通话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地方性的这种口音依然会在各种形式中表露出来，保留在这个叙述人的声音当中，比如像鲁迅的绍兴风格、老舍的北京风格，还有沈从文的那种湖南味道，都会在他的叙述中体现出来，从这个角度上说，就像刘恪先生在书中说的，作者的风格实际上是与作者的声音亲密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是作者所生长的那种地方性文化，密切联合在一起的，因此这种风格可能不仅仅是某种个例性的，可能还是地方性的东西，这种个体和地方的结合以一种痕迹的形式存在于作者的书写风格当中。

其三就是人物对话的痕迹，我们说小说语言，这主要体现在小说当中，具体的人物语言形式当中，并且带有一种明显的地方性特征，比如说刘恪先生认为这种地方性有时是作者故意加上去的，像鲁迅在《离婚》当中所使用的这种爱姑的骂人的话，那个是娘滥的人叫你“逃生子”，老舍《骆驼祥子》中虎妞的话，沈从文在《边城》当中这个翠翠的话，都带有明显的地方性色彩。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地方性特征更多地体现在个人写作的无意识当中，它不见得说非得要体现在对话形式中，比如说鲁迅在这个《孔乙己》当中，他通过这个人物的对话编排，这种编排方式可能取消了某地方性特点，但是他的这种意象的组合形式，比如说像酒店的格局跟酒的服饰，到他这种独特性的饮食方式，喝酒的方式呢，都在塑造一种声音范围使我们在阅读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声音与地方可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可能不是他意图所向而是在他无意的，所以所谓无意识的声音痕迹可能并不存在于人物的各种对话当中，它可能存在对话之外的一种氛围当中。

对于此刘恪先生作如下解释，他说地方话是胎记、是血液，在一个作家小说中闻一闻，你就可以嗅到故乡的气味，这个地方刘恪先生特别用了“胎记”这个词，我觉得胎记它往往是一个人身上隐秘的存在，也是难以示人的地方，而血液恰恰是贯穿于身体的脉络当中，它或许会隐隐地显露在皮肤之下，这是无法被直接触摸的，只有当身体被刺破，血液才会流淌出来，也就是说只有个体的精神受到直接的刺激的时候，个体不得不做出某种激烈的反应的时候，那么个体的地方性语言本能才会在个体中爆发出来，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是在小说写作当中，偏偏是在一些脏话当中，在一些不堪入目的叙述当中，地方性的语言会以如此张扬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说我觉就是对痕迹的叙述和地方性这一观念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刘恪先生以为，地方文化会以各种方式渗透到作家的写作当中，作家往往会选择自己生活过的地方作为故事生存的背景，这些地方不仅塑造了作家语言编排的形式，还塑造了作家在小说当中编织起来的气质、气味，会使语言本身获得一种不同于标准语音的差异性声音的质，即便作家有可能尝试不同的地方性写作，并且模拟其他地方的声音，但是无法从根本上去除掉他存在于血脉中的地方本能，因此地方性成为语言得以存在的现实基础，是个体的胎记和血液，是作家无法抗拒的无意识世界，那么痕迹这样一个概念作为审美表达，它是有一个历史发展的。

从左翼文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到三十年代瞿秋白对于文学的重视，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情感转变的舆论和要求，再到后来矛盾和郭沫若他们对个赵树理小说的评论中特别强调这个音调音腔的变化，那么可以看出对于痕迹的重视，可以说是在左翼文学中有一个比较长的脉络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看在欧美的诗学的追求当中，从巴赫金的对于双声的这样一种要求，到罗兰巴特在《s/z》中对阉割萨拉辛声音的分析，到德国学者威尔士对革命声音的一种想象，我们说都是在一种意识层面上试图重新塑造这种声音的价值意义，消解一种既定的被物化的意识世界，以此去改变人类的一种价值取向，那么从这样一种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声音它是身体血液里的一种标志，它以艺术的手段多元意识的声音世界，刘恪先生在其著作中多次认同这一看法，就是现代写作中的普遍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的碰撞，是中国进入欧美资产阶级知识生产体系之后，面临一种直接困境，在这一困境当中，地方性写作不是对全球性的削弱，而是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地方性叙述因此需要重新彰显其价值意义。对于叙述形态表现的一种地方性差异，而它的异质性的审美和艺术特征，则以一种声音痕迹的形式保留下来，那么历史叙述不仅是地方性叙述的最后场地，同时还有声音的痕迹特质可以表达的终极场所。

中国现在写作的发生进展过程，不仅是文学世界的建构过程，还是现代汉语的发生发展过程。一个有意味的事实是文学一直被认为是建构现代语言的终极力量，而现代汉语的发达程度，由其所题写的文学标准的高低所标记，这个逻辑表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现代汉语也就是地方性书写不断被挤压的过程，是语言声音扁平化、单一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语言的痕迹去个性化的过程。这一现实表明在文学写作中，也是作家在写作中有意识地剔除掉地方性语言的差异，将其打造成一个可以传达标准声音的叙述者，出现一种被民族普遍认同的标准汉语，标准汉语的最高标准依然是美学的，这一古怪事实实际上在另一层面上恢了严复在翻译中对语言表达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信达雅的要求，这也是严复选择桐城语言翻译的一个原因，而现在的标准的汉语最初作为一种地方性的俗语，本是引车卖浆的语言，实在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如今对俗不可耐的语言也在追求一种桐城文风，一种雅致书面语言的美学风格，所以鲁迅和张爱玲的小说、周作人和梁实秋的散文、徐志摩和穆旦的诗歌、乃至冯至和梁舒涵的翻译，在塑造现代语言的巅峰状态的同时，也在塑造着一种去痕迹化的语言声音系统，声音的差异性在文字扁平化的声音想象中遭到了放逐，而在声音的标准化追逐背后，无疑又有了现代资本的标准化生产的全球化消费的身影，那么显然恢复现代汉语声音的差异性，使现代汉语重新回到一个抑制多元的话语系统当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显然不仅仅是对抗全球化进程中资本浪潮的精神欲望，还是为了恢复现代汉语的基本活力，通过多元抑制的声音破涨，这种碰撞再次激发他想象叙述和建构事物的功能，应索绪尔所说，语言就在察觉系统中才获得存在的意义，单一的、标准化的汉语声音无疑在塑造民族共同感的过程当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家必须以汉语地方性的差异性为前提。我们可以看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发生的那两次语言大讨论中，都是因为过于强调声音的差异性，几乎所有学者都面临着如何建立这种民族共同语的这种共同的困境，所以他们只好寄希望于在语言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竞争状态中去发现民族共同语的存在空间，显然所有的争论都遗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民族共同语的建构前提恰恰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政权的建立，丧失了这一个基本事实，则民族共同语的建构是不可能的，而今天的语境则基本相反，就是在民族共同语的这种统一性已经成一种既然事实的前提下，那么如何激发这一共同语的内在活力呢？显然是从共同语内部发现他的差异性力量，而这正是地方性语言需要重新审视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当中，谈到沈从文这种语言的民族特质的时候，刘恪先生认为沈从文的语言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民族风情，是因为民族文化生活的内容作为底座，而汉语言的符号系统仅作为一个表达的形式，湖南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风情与生存于其中的沈从文亲密结合于一体，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痕迹也就留在了汉语之中，例如命名和风俗便是如此，它与汉语中相同的语言形成了一种独特与原始风格一致情调的特征，正是这种深入骨髓和血脉的地方性生存状态成就了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情，或是因此在刘恪先生对沈从文小说的解读当中，颇为值得注意的一种方式就是他特意发现与文化地理密切相关的风情、气韵、血脉、场景等因素，而句式语言的选择就成了这一系列文化地理的符号标志，另一方面则是虚词在写作价值中获得了一种独特的价值意义，如果说现代汉语依靠实词去塑造小说的情景扭转的话，那么现代汉语同样依靠虚词去塑造此一场景扭转的气韵，虚词似乎是长韵的韵带，其血脉调节腔调的周转，不但带动引领句子，还有使句子粘附起来的作用，重要的是它贯穿句子的趣义，句子中可以有限制短句和词组，虽然意义不足，但造成气质和氛围都是至关重要的，也因此沈从文小说中意象本身是高度风情化的，他讲如此风情化的文辞贯穿起来，则无疑不依靠虚词的点染，而虚词就成为语言痕迹得以闪现的耀金，而实词和虚词构成声音小说的两个向度，即实与虚的向度，象与象外的向度，他们与地方性的想像紧密结合于一处，为声音这种差异性的美学建构奠定了基础，小说史显然不仅仅是文字的书写史还是声音的演变史，但扁平化文字的纪录无疑压制了原本存在的声音差异，并使差异抑制性的形态以痕迹的这种形式存在下来，现代汉语在其标准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并不排斥声音的差异性。因此，刘恪先生对于小说史的解读意义，在我看来是以声音痕迹形式恢复一种声音演变差异性的审美史，这种恢复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审视现代汉语及其书写形态，的确有重要的价值意义，而声音差异性系统在八十年代是推动了汉语发展及其写作的重要主体，这是我的一个感受，还有很多不足。

我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一下刘恪先生，就是在您平时写作的时候，您脑子里回荡的声音是一种普通话的声音还是一湖南普通话的声音？那么当你用湖南话写作的时候，您有对这种声音和文体的关系有什么感受？我现在确实挺好奇这个问题，冒昧地提出来，希望刘恪先生能给些指点，谢谢。

何弘：刘恪是否回答这个问题呢？好，最后再回答，刚才这个石教授从“痕迹”概念入手，温习了小说语言的地方性特点，由此巧妙的推出语言的差异性的重要性，也是一个非常文艺的一个话题，谈得非常有见地，谢谢施教授，下面我们请汨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舒文治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舒文治（小说家、批评家）：各位老师好。我来自刘老师的家乡，是刘老师的学生，对于刘老师的这种楚文化的氛围，包括我们楚地的语言，楚地唯美的形式追求，我自己感觉到好像还是跟刘老师挺接近的，有一种鱼在江河、在洞庭湖之中的感受。我这个普通话是囊括楚地方言，各位老师听不太懂，好在我这个文章在论文集中间已经说了。总之，语言的江湖，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我这里想从创作发生学的角度来谈谈体会。首先，我感觉到刘老师在小说语言美学创造了一种理论表述文体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一种很奇特的方式，是他一种自我独创的文体，这里融合了他从创作发生学的契机进入文学语言的内部做出思考，他多年来的突破，他在不断的求解，他的新的美学标准的确立，我觉得他确认了语言美学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这可能与他的个人气质有关系，因为他本质上是一位作家。他也打破了我们见得比较多的标准化、理念化的理论框架，我感觉这样一种理念化的表达方式可能融合了刘老师他思考、他感觉到特别是作为一个语感性的作家感觉到了那种超多的、超量的文学元素，所以我在刘老师的文本里感觉到刘老师像庄子一样有一个自由灵魂在语义场中的逍遥游，他把语言哲学、通感全部打通，来接近语言的原型，也接近语言美学的标准，提出了极致化的语言标准，从而为我们编制了小说语言的世界地图和中国版图，也创作了一种能够发现存在秘密的语言的炼金术，我是称为语言的炼金术，借助这个词我才能够把我的感受表现出来，这是我在创作领域的第一个感受。

第二感受，我觉得刘恪老师的小说语言美学的心学的意味，心学也不是一个新概念，中国古典哲学应该说从王阳明、陆九渊开始创立了，陆九渊曾说过：“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就是吾心。”我感觉到刘老师他的小说语言美学，从发生和形成的链条上，是对心学这些人自由的新证。这样的把握方式，在生存结构上面可能暗合了我们本民族心灵深处的一种整体的感受，而且是全新的心灵感受，把这个字眼和这个理性打通了。但刘老师的论述方式，还是现代理性科学的，是发生学、词源学、结构分析和知识谱系学在一起的综合，所以刘老师大部分著作，我感觉到是以一种心学全新式的美学模式来探讨语言的问题，他用生命哲学的信息密码来体察很多一般人感觉不到或感触不很深的语言失去趣味的东西，所以这个全新的美学模式，姑且称为美学模型吧。他的句子也为创作话语提供了很多乐趣和这么多的语言美学元素的一种重新组合的可能。

第三点感受，刘老师在中国小说语言整体上是比较失望的，是一种批评，怎么来理解这种批评，他是一种深入的分析和一种质体的结构，来实现了他是质体的破，而不是乱打棒子，这中间有一个转换机制，就是刘老师的美学标准、论述结构，用我们现在小说创作语言的状况来说，他认为很有差距，这是我的一种感受。如果说没人研究小说，没有本体研究的语言学，没有认真研究语言美学，刘老师就是要为我们现在小说创作找回元神、找回魂魄，不断地补气、不断地回神，来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汉语言这种形态优势，来恢复和激发语言的自然神态，所以这一点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对于写小说的人和基于小说内部写作形式探索的人而言，刘老师这本书能够提供问题的诊断书，能够提供思考路径的诊断图，所以他是一种庄重可信的理论范本和生命体察入微的实证分析。小说的创作，特别是小说的语言形式的追求，一定要设立一种高度，要有一种形式感，要有一种精确的苛求，不是一般的追求，对语感语调有一种整体的把握，刘老师精心挑选了很多例子，系统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语义语法情感结构分析，包括语言哲学的分析等等，保证了得出的每一个结论，都是在句子和文本之中合理推导出来的，结论就涵括在技巧之中，这个技巧的展示过程就是结论的演绎过程。这样的写作方式提供的办法在中国小说理论里面是很少见的，我个人认为他综合了一个理论家的逻辑的演变，综合一个编辑家的洞察，特别是天才型语感型的作家的这种绵绵不尽的功力，我觉得这三者缺一都不可能写出了这样的著作。

第四点，就是对我的个人创作而言，在阅读刘老师这本书的过程中，就是对我自己一种写作的检讨与整理，也包括美学标准的一个描述、一个校注与调高。对小说的创作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的的问题引起了我的思考，比如说他指出了意识形态语言的质疑，可能比我想象的还要顽固些，这个语势已经形成的定式怎么突破，语音语调在小说创作中间怎样才能保持一种文气文质，还有一种贯通，然后把这个语声语调提高到小说美学的整体形式来确定的，还有我们的自主语言和我们的这个湖南方言，这种地域性的方言和今天的网络语言之间有个自我整合的问题，还有叙事方式和语言呈现的方式之间有一种有意义的转化，来形成自己的叙事学等等。

最后，希望刘老师早日回到岳阳，回到我们出发的源头，回到小说创作的现场。刘老师有个构想，他对我们都透漏过，要写一系列的、数万字的、关于洞庭湖的小说，我们很期待这些小说，这些小说一定会为我们的小说美学提供高标准的示范。谢谢大家。

何弘：谢谢舒文治先生从楚文化以及王阳明式想象特征谈到了刘恪心学的这一个特征和全新化的特点，是个非常独到的发现，谢谢舒文治先生。下面我们有请中国作协的创研部何向阳主任做这个点评、总结，以及发表个人见解。

何向阳(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文学评论家) ： 我主要讲三个方面：第一，首先对刘恪先生《中国语言小说史1902——2012》和《中国小说现代语言美学》两部学术专著的出版表示祝贺，这两部著作都是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这个项目的评审点设在我们中国作协的创研部。作为评委之一，看到它们的结项出版和高质量完成，我从内心感到高兴。同时也对刘恪先生现在的理论创造产生这样一种成果发自身心的羡慕，他在河大待了8年，出书10部，其中7部是理论专著，而理论专著的集成数字竟然长达350万字。所以我觉得他，当然这350万字不算他的长篇小说，就不得不说这种火山喷涌的状态在理论界是相当罕见的，那么我也注意到刘恪他现在至今出书了，理论的书有八部，那么其中一部是和高兴合作，他的独立完成的专著都出版于在河大的这八年，所以对于河南大学所提供的这种安静的读书和著书的这种环境，我也是表示非常的羡慕，同时也表示感谢。

第二点，我主要看的是《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书，110年以及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在学术界已经是汗牛充栋了，从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美学、心理学种种学科出发的跨科研究也已经屡见不鲜，但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之进行史的梳理和学理的辨析，我见之甚少，可以说就我阅读范围而言，刘恪的中国小说语言史是第一部。语言之于小说的重要似乎人人皆知，但却屡遭漠视，以至研究者倾向于从意识形态、宏大叙事、研究美学技巧等方面去研说小说，甚或从形象谱系、人物性格、景物描写、细节推进、历史演绎等方面探究小说，但是却忘了小说的根本、小说的源头、小说的本质。近年我们探讨小说，这个研说也是大大进步了，视野也是大大地扩展了，但是这个根本、这个源头、这个本质，却从来不被提及，或者只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我们忘了语言是文学的本质，语言是小说的灵魂，语言是刻画人物的载体，语言是推进情节的动力，语言还是展开细节的推手，那么刘恪的小说语言史这本书正是起到了这个正本清源的作用，它的出发、它的立论何其精准、精确而精彩。他从第三章开始至第六章一共有四章专论，无论是乡土语言、革命语言、自主语言、还是文化心理语言，我觉得均可单列成书，这四个章节及概言之外延的浩瀚程度不亚于从四个方面对整个20世纪这100年来以及21世纪初的这十几年历史文化风云的某种概括，但是他所选的却是一个严格的、学术的、小的切口。这种治学之严谨较之当今假大空伪盛行的不良学风不止是一种矫正。他书中所引史蒂芬评论语言本能一节有这样一段话，“语言间的差异就像物种间的差异一样”，我深有同感，我想这句话不仅指向小说创作，同样指向理论表达。

第三章是乡土语言的发生与演进，我主要看了这一章，因为我对乡村、乡土这样一种语言很感兴趣。现代中国有写乡土的这样一个传统，可以说乡土语言干预了整个20世纪，或者说革命地干预了20世纪。乡土语言的发生与演进这一章，并不只是完成和完善对110年来的中国乡土小说语言方式的扫描整理和归纳总结。刘恪治学不是冬烘式的堆砌，而是自我独立的创作，所谓探索的理论与独创的思想，其创新性比比皆是，比如他讲乡土小说的起源，并不从鲁迅开始，《阿Q正传》也不是第一部呈现的乡土小说，他举1925年以前叶圣陶、杨振声、王统照、废名的乡土小说例子来反驳，反驳张定璜于1925年1月号上发表的《鲁迅先生》一文的结论，他还举出1903年9月19日到20日《国民日报》的《我与我的连载小说》作为例子佐证了他的反驳。

通常我们的文学史也好、小说史也好，尤其是乡土小说史，往往在书写与研究中简化，以致后人认为当时只有两脉代表，一脉是鲁迅，一脉是沈从文。而刘恪书中却为我们展现了驳杂的乡土语言小说的图景，他选了鲁彦、许钦文、台静农、骞先艾，尤其是彭家煌、废名等的乡土小说，重新发现和挖掘他们的价值，在乡土小说文学序列的历史中，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文学文化图景，其对彭家煌语言小说的再发现，可谓论证翔实，其对沈从文的《阿黑小史》、《月下小景》等同于《边城》、《萧萧》以及将之放在语言天平上普世价值的共称量，列于写实抒情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造者。这样的论述令人神往，他对乡土语言与革命语言的混杂研究中，对于吴组缃和茅盾小说之语言分析，可谓是鞭辟入里，环环相扣；对于20世纪30年代，四大乡土作家群，东北作家群、四川作家群、湖南作家群和江浙作家群以及代表人与地方性知识的分析，令人耳目一新；他将现代乡土小说的起源之源流上延到传统文化中的《吕氏春秋》、六朝山水诗、杜诗、搜神记、宋元话本以及水浒传、红楼梦中的叙事片段，认为这其中虽然不属于乡土文学，但是已有了乡土文学的表现和表达；他对乡土小说在20世纪20年代的理论与实践并举现象做了梳理，如周作人、矛盾、郁达夫等，先于鲁迅乡土文学概念提出前的这样一个贡献，这在文学史研究当中都是非常难得的结果；其中一些细节，比如他对沈从文和彭家煌的分析细腻入微，对周立波、赵树理的“乡土+革命”的这样一种语感也是分析得相当精辟；对于新时期从古华、何士光、叶蔚林、莫言、汪曾祺、贾平凹、韩少功、林斤澜等等乡土语言的不同都有他的高论，同时也传达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我觉他已经超越了语言学这种单纯的层面；他对故乡概念的消失尤为关注，20世纪到21世纪110年来，故乡概念确实是在消失的，乡土经验是异化的，乡村的知识分子阶层是在萎缩的，因为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看到那个像古船、张炜，他谈到的像古船这种知识分子，比如说隋抱朴、隋建树，包括路遥写的《人生》的高加林，有乡村知识分子的，但现在我们看乡村的这样一种小说当中，乡村知识分子是在萎缩的，是在匮乏的。那么在这样三个层面，故乡的概念、乡土的经验和乡村知识分子完全不同于20世纪中段和后段之后，乡土语言是否还有存在的可能？乡土社会发生的巨变给下面乡土语言带来了什么呢？

刘恪在书中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的忧患，就是乡土语言危机四伏。当下恐怕不仅只是乡土语言，一切社会语言和个人语言在现代性的压力下，也会发生急剧的变化，那么拯救语言，拯救中华民族的语言，恐怕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今天我们的实际状态。在“乡土”这一章里头，他曾这样说，有着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需不需要牺牲乡土社会文化以完成一个城市化的新都市化的大众改造文化？我觉得这个问题提的非常急迫，从生态学生物多样性观点来看，我们确实不能让一种文化形态灭绝。这都隐含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乡村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乡土语言的一种责任，而且这种探索性和人文性极大地丰富了这部书的思想价值。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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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第四阶段：李春青、余三定主持

李春青：各位，咱们下午第二阶段的发言现在开始。首先请沈阳师范大学的贺绍俊教授发言。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刘恪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和《现代小说语言美学》这两本书的确让我非常敬佩，也很让我吃惊，他这两部理论专著在我看来，应该是在完成同一个理论建构，那么，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这是一个最具前瞻性的理论建构，所以我用了《前瞻性的理论建构》这个标题。也是一个真正针对当代文学实际的理论建构，而且也应该是一个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引导作用的理论建构，但这个理论建构是一个关于现代小说语言的理论建构，那么为什么我觉得它是一个前瞻性的理论建构呢？并不是说在刘恪以前就没有人做文学的语言研究啦，而是说呢，刘恪的文学语言研究具有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就在于他是把文学语言作为一个自在的系统来研究的，所以我用了建构这个词，一方面是指他在理论上的建构，另一方面也是想指出来，他是试图建构一个中国现代汉语文学的文学语言系统。那么，关于文学的语言研究，我们一直都有，却只是把它作为一个一般的语言研究来研究，我觉得文学语言应该是一个自在的系统，刘恪的整个研究就具有这种倾向。

中国现代文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不重视建构自己的文学语言，当然也包括现代小说的语言，至今也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系统。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讨论当代文学的语言问题，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正面临语言这道坎，也可以说中国现代汉语文学正面临语言这道坎，迈过了语言这道坎也许就是风光无限。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当代文学现在所呈现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语言的问题。

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发展了一百多年，但是中国现代汉语文学还没有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语言。文学语言不等同于日常语言，也不等同于思想语言，也不等同于书面语言，文学语言应该是一种优雅的语言。那么，何为优雅的语言呢？优雅的语言就是存在民族的文明精华和精神内涵的语言。那么，这一切建构中文学的精神内涵也就是说文学的优雅语言能够使语言超越现实性所指的约束，彰显出语言能指中所蕴含的文明精华和精神性品质。换一个说法，就是说优雅的语言是指向文学性的语言，由此也证明了文学性是依附在语言上面的，这是我的文章的一个观点。我发现，我的这个观点和刘恪的观点很相近。所以，刘恪在他的专著里面特别强调文学性。我后面也会再提到这一点。那么，我认为现代汉语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语言体系，当代文学的很多症结其实都可以归溯到缺乏完整的文学语言体系这样一个问题上来，比如诗歌界热衷于下半身写作到所谓的口水诗、异化诗，说到底我觉得这都是诗人们内心的语言焦虑所致。再比如长篇小说创作中间不少作品从故事性和思想性来说，并不缺乏一定的新意和高度，但其艺术感染力总是欠些火候，究其原因，其实还是因为这些小说的叙事基本上只是以日常语言讲述故事，那么这样的语言难以存在更深邃的文学意蕴，就因为我一直对文学语言的问题看得比较重，所以，我读刘恪的这两部关于现代小说语言的著作后特别欣喜，我觉得刘恪就是一个先知先觉者，不仅先知先觉而且也是一个勇敢的实践者。按说，应该是有了一个完整的文学语言系统才会在此基础上开展关于文学语言、美学和理论研究，但是，刘恪他等不及啦，他在文学语言还不成系统的时候，还支离破碎的时候，先行开始了他的文学语言美学研究。这不是前瞻性是什么呢？

那么，关于现代小说为什么迟迟没有解决语言问题，我以为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就是现代小说最开始是和启蒙运动连在一起的，被当成了思想的武器。第二个就是现代小说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新文化运动对文言文采取一种决绝的态度，造成文化的断裂，导致古典文学的精华难以顺畅的延续到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现代小说中间，我读刘恪的专著发现他的思路也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历史判断上的，所以，在他的书上他说：“中国古代汉语是极其形式化的，中国人在不自觉的程度上达到了语言形式化的巅峰高度，与此同时，有了极其精致典雅的古代韵文。”而白话文运动粉碎了这种语言的形式化，时间过去了一百年，我们仍然很难肯定打倒文言文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是坏事，就说明我们的现代文学从一开始便是一个灾难的开端。那么这个灾难的开端的确给中国现代小说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后遗症。如果还不尽力去强大语言的自觉意识，我们的文学作品就难以走到经典化的终点。你看夏志清他贬低赵树理的小说，并不是从思想意义的层面来贬低的，而是从语言层面来贬低的。他说：“赵树理的早期小说除非把其中的滑稽语调，一般人认为是幽默及口语算上，几乎找不出任何优点来。事实上最先引起周扬夸赞赵树理的两篇作品，《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虽然大家一窝蜂叫好，实在糟不堪言。赵树理的蠢笨及小丑似的文笔根本不能用来叙述。”当然，夏志清的这些贬低有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在里面，但他更多的还是觉得赵树理的语言有问题。刘恪的《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也就是说，刘恪是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来建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美学的，这就使他的理论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虽然是前瞻性的但是又是实用性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产物。

  

当然，这两本书我不能说是读的很仔细，所以我很难有更深入的表达和分析，而且我也不是搞文艺学的，我只能是说我是要好好学习刘恪的这两本著作，但是我还是想想说说我读刘恪的这现代小说语言美学的论述，我最感兴趣的一些提法，我想提出来与大家共享。

首先是他对文学语言的界定，从他对文学语言的界定就看出他的确是把文学语言当成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来对待的。我注意到三个关键词：人工语言、文学性、语言的主体性。那么刘恪他是认为文学语言是一种人工语言而且具有极复杂的语言元素，是经过特殊思维之后产生的一套精致的指涉性语言。他还说，文学语言必须有文学性，这是强调文学性的，那么有文学性的小说语言就应该具有叙述性、描写性、设计性、还有一个就是他谈语言的主体性，以本维尼斯特的理论为参照，强调文学语言的主体性，并提出了自主语言的观念。从这几个关键词我感觉到刘恪的基本思路，他绝对不是把文学语言看成是很自然的语言，好像我们有了生活有了口语我们就自然地会有我们文学的语言，不是，文学语言是要作家创造出来的一种自主系统的语言，我是这么感觉他的基本思路的。就是文学语言应该是独立的，是作家以特定的方式制作出来的，我们有时候会用千锤百炼来形容作家对语言的制作，人类的语言需要不断地精益求精，不断地提升，而这种精益求精正是文学的功能所在。我甚至认为这才真正涉及到文学的起源。文学的起源就是为什么我会需要文学？文学看上去是无用的，为什么无用的文学会伴随着人类文明延续至今？因为它从诞生起就承担着一项最根本的功能，就是锤炼语言，人类有语言它是通过文学来锤炼使它精益求精，使它能够有更深厚的表达的功能，如果没有文学，语言就不可能这么提升，我想这可能是文学起源的一个根本的原因。那么刘恪的关于文学语言的美学定位，大约那就是建立在对文学锤炼语言的根本功能的基础之上的，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我对这三个主题词非常感兴趣。

其二，就是我对他的关于语感的论述特别感兴趣。正如刘恪所说，语感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科词，将语感列入到自己的语言美学体系中间，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刘恪在论述中间，又是具有充分的理论说服力的。语感是建立在人的感觉的基础之上的，感觉首先是一个生理学、生物学的概念，对应着人的感觉器官。语感本身也应该具有生理学、生物学的依据。我们有第六感的说法，我个人觉得语感的生理学依据可能是与脑细胞的生理活动有关，所以我觉得语感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它不是一个虚幻的词。语感特别突出体现了刘恪理论研究的一个特点，或者说是特长，这就是他具有敏锐的艺术感觉，而他的理论阐释完全是建立在他的具体细微的文本解读上，也可以说他充分展示了他的语感的能力，他的文本解读表现出他的一种非凡的艺术感觉，我甚至认为，在整个两本书中间他的这些具体细微的艺术感觉比他的理论阐释更精彩，因为他的这些细微的、具体的文本解读，我们从中间能够发现它还包含着更深邃的阐释的空间，我们对刘恪的这些艺术感觉的文本解读，我们本身就可以发现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可以阐释的空间，所以我是对他的语感的论述特别感兴趣。

那么下面再说一点，我感觉的一点不足，刘恪在大学里是一位被众多学生拥戴的教授和学者，但是同时他又是一位有影响的小说家，小说家的身份使得他比别的教授和学者在研究文学理论时具有一种独到的优势，这就是他面对小说理论问题时具有亲身的体验和实践性，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时候小说家的真相暴露了出来反而让他的理论思维（受限），小说家是不愿意用理论思维来总结事物而是用形象思维把事物的可感觉性充分展现出来，形象思维的叙述自然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显然不利于理论的表达，我觉得刘恪有时候当他小说家的真相过于暴露的时候，可能会带来一些不确定性，比方说《现代小说语言美学》第一章《镜像与契约》，几乎可以看成是一篇充满文学色彩的散文，刘恪写作时看来是激情迸发所以很有抒情性，他对语言做了各种形象的描述，非常生动，但从理论的角度说又是对语言给出了各种变异。一方面可以说它是很生动的一种抒情性的表达，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当成理论著作来看，我就会觉得它每一种表达都会是一种变异。比方说：“语言是一个永动机，语言是存在的主人，语言是一泓明净柔滑的水，语言是朝夕，语言是震波，语言是气息，语言是神性”等等，从一个散文来说是非常抒情性的，但是从理论的角度来说，我就需要他给一个更明确地定义，你怎么把这一切的定义都归结到一点就需要阐释，这是需要阐释的，就是说语言到底是什么？理论上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包括语感的论述。刘恪在论述中又提出一个“艺术语感”的概念，我个人觉得写得多余，这个就不展开了。总之，我觉得刘恪如果能时刻提醒自己应该放下小说家的习性完全回到枯燥的理论上来，那么他的理论建构可能会更加完整更加明晰。这是我的一点阅读的感觉，就提供给刘恪参考。总之我觉得这两本书是非常值得我们讨论的，它的那种革命性的的意义是非常值得我们深入阐释的，我就说这些。

李春青：贺绍俊教授是以一个批评家的身份结合自己关于小说语言的深刻研究来分析了刘恪先生的小说语言美学研究的价值、意义、特点以及不足，很有启发性。下面请云南大学人文学院的李海英老师来发言，她的题目是《把文学的还给文学》，大家欢迎！

李海英（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关于刘老师的这篇文章，我写的时候是很忐忑的，作为弟子，我真的觉得我无权利站在这里说，因为我无法把握住老师思想的精髓，以我的智力与的学识，我读不了。很多时候我是把刘老师的书当做工具性的，我在写作的时候，尤其在写评论的时候，感到无助的时候，我就翻开刘老师的书，有时候写个诗歌评论我也翻他的小说技巧，写小说评论我也翻。我也不隐瞒大家,很多的时候我就是从他那里偷的，偷了一句话我演绎出了一篇评论。这个学期以来我是在教中国现代文学，潜意识里就是按照老师的那种做法，直接上的是文本，然后从语言分析到作家，然后到时代的情感结构，到一代作家的做法。不知道我这种上课法学生有一天会不会让院长请我去喝茶，但是我就这样上了，我也不知道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用刘老师的话说，这就是自己找死的做法，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非要把自己搞的很累，可是我觉得老师当年既然这样教我了，我为什么不能这样教学生呢？所以说，我认为他的著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教学学术。我不认为教学和科研是分开的，就是从刘老师这里来的，他的学术就是教学中来的，他首先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老师，之所以关注语言，那是由于他是一个对语言的疯子，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一个刚刚没出道的小孩送来的文本，里面有很漂亮的句子，他都能激动地半夜三更给你打电话，说我今天看了什么什么也不管你在干什么，我没有见到一个人对语言爱到这种程度，一直坚信老师就是让语言作了他唯一的情人，无人可以取代，所以一个对语言这么痴迷的疯子，无论如何他写语言都是可以理解的。谢谢大家！

李春青：李海英老师非常动情地谈了她与几位授业恩师之间的交往，以及从老师身上所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教益，很感人，谢谢李老师！下面请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张新赞老师发言，他的题目《当语言沉浸于自身》，大家欢迎！

张新赞（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我和刘老师是一起来河南大学的，只是他来教书我来读书，2004年的时候，我记得也是这样的一个秋冬之意，已经很冷了，第一次听耿老师说起刘恪老师，于是就读了他的一些书，没有读完，找了他的一些小说和理论来看，说实在当时还看不太懂。今天要谈的题目是《当语言沉浸于语言》，这句诗来自于张枣先生，他也是我的老师，已经去世了，他翻译的类似一句话，我把它拿过来了，副标题是《元语言写作的实践与理论探索》，为什么把实践放在前面呢？我觉得刘老师首先是一个写作者，他有大量的先锋文本做基础，其次才是他的理论总结，他说古人写作是先有文再有法，这是法在文之后，它是一种总结的创作，而今人写作往往先标立一个法，然后为法而文，他说这个路子是不对的。而刘老师的路子恰恰是先有文后有法，是大量的实践的基础才有了总结。

上午老师都谈到说刘老师是物质的清教徒主义者，我也非常赞同这一点，他非茶，非烟，非酒，非肉，可以说是好“几非”，但是有一点他是不非的，就是对词语的热爱对语言的热爱。我甚至觉得他是河南大学的一个传统，比方说我们耿老师有隐喻，也是研究诗歌语言的，我们已经走的屠有祥老师研究索绪尔研究罗兰·巴特的，而我们的刘老师也是研究词语的，我不知道会不会形成以后的大家共同的学术的关注点呢？刘老师他是一个词语的恋人，一个词语的迷恋者，他好多非，但是唯独是在文学的语言上对词语的热爱上，他倾入了他的全部，可以说是，刚才老师说刘老师小说家的写作理论的时候，小说家的角色一不小心露出来了，我觉得如果一个小说家他不这样写的话，让刘老师那种克制，像我们这种学院的，也不写小说，也不写文本，也不创作东西一样的人去写那种干巴巴的，他就不是刘恪了。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他的特色。我觉得刘老师最大的野心和梦想就在于，他要重新为我们的词语做一个法律。

他也谈到过自己的困惑，因为我们现在写作，所有的词都是前人用过的，就没有一个新词，那怎么办呢？刘恪老师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洞见的说法，“让语言私人化”，我们看他的《城与市》、《梦与诗》里边，其实很多里边可能都是他的日记的一些片段，上午文学馆馆长说要收藏刘老师的手稿，我觉得刘老师的日记也是非常值得收藏的，他有大量的日记，一本一本的，每天都记，比方说他今天买了一百本书，他一定要把这些所有的书的名字、出版社、价钱，一本一本地记上，我是做不到的。这也是研究当代文学家的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资料，我觉得，鲁迅周作人的能够出版，为什么刘老师的以后不能出版呢？是不是？我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啊！就是他的小说和他的这种思辨化的写作是分不开的，它一旦公开出版，就具有了一种公共的意义，我们就不把它当做一种太私人化的，他写作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脱离他的日常生活，但是还有两个极端，哪两个极端呢？一个是《城与市》的那种高度的虚构，一种是《梦与诗》的那种真实的。

另外一点呢，我的第二个标题是：刘老师真正地革了小说语言的命。因为自从梁启超提出了小说革命以来，好像我们的小说一直在探索，一直到8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先锋文学家，就像马原写的那个：我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当时我觉得太伟大了，这种说法，谁知道马原后来就跑掉了，他就不写了，而且他这种说法仅仅是一个局部的技巧。而刘老师把这种元叙事、元语言，这种元因素发展到了一种整体的复杂的创作手法，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比如《城与市》。刘老师在中国小说学里特别具有独创性的。首先就是他要为描写正名。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比方说《城与市》大家都看到了，他是拒绝故事性的，他把空间性、描写性发展到了最大，就以往的故事大家是不能停断的，我一直要看下去的，但是《城与市》不是这样，你打开随便一章都可以看，它是一种空间化的，拒绝时间性的，就在这点上，刘老师提出了什么呢？就是说要建立中国的描写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理论的提法，而且他已经做出了很多很多的阐释，我们只知道叙事学，叙事学其实和小说学没关系的，和文本的发生关系也不大，而刘老师呢，我觉得这一点是极具独创性的。第二个是他重视抒情的，就是我第三个标题里面要涉及到的，他自己称他的小说有一批是诗意的现代主义，我觉得如果用另外一个标题是不是更恰当一些呢？叫抒情的先锋或者说抒情的先锋小说家。我们都知道这个楚文化，自屈原以来就有一个抒情的传统，说实在我看刘老师的作品，往往想起屈原一个人在汨罗江畔，那种孤独的、抑郁的抒情，但屈原是一种国家的那种抒情，是一种政治的抒情，刘老师把这种政治的抒情全部都去掉了，他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抒情方式。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刘老师接续了他们楚文化的一种屈原式的一种孤独的抒情方式，在今天的当下语境中的一个延续。然后刘老师又来到了河南，我们知道《诗经》里我们中原的抒情传统，我觉得和刘老师有一个交汇，在这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相遇，有几次，我在北京碰到他，他连说话时都有点河南腔，他甚至说我要写几部关于河南当地的小说，我觉得我非常期待，多元的文化气质已经深深的影响了刘老师，楚文化是他的底色，北方文化有浸染了他的灵魂，就像一块玉石一样，年代久远之后它会发生一种变色。

最后我要再说一点，就是刘老师在他的理论著作里边，他的两部书里边，《语言美学》和《小说语言史》里边，毫不避讳的谈到了他的前辈小说家，可以说毫不客气，和对当代同行的比如说对莫言，对残雪，对余华，对马原的一种意见，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可贵，就是他对当代人的意见，一个先锋小说家对他的同时代人的意见，比方说他对前辈人的意见，对巴金，那非常不客气，可以说非常的尖锐，比方说对孙犁，我记得我从中学时学过他的《荷花淀》水生嫂和她的爱人，二十五六岁，明天要去战场啦，今天她们骂着自己的狠心人，就把他们送走了，刘老师就在吃饭的时候开玩笑说，难道她们晚上的时候就不亲热一下就走了？就说这种写法是一种伪文学的，是一种反人性的写法，我觉得刘老师在这个技巧的背后他永远没有忽略基本的这种人性，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可贵的。

李春青：这个新赞也是作为刘恪先生的弟子啦，对刘恪先生的小说理论进行了富有特色的一个解读，关于语言的私人化，关于描写的问题，关于抒情问题，讲得很好，很有启发性，谢谢新赞！下面请河南大学文学院刘涛先生发言！

刘涛（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和刘恪老师交往我学到很多东西。刘恪老师从北京到了这样一个不但是政治经济所有的方面都是边缘的这样一个小城，开封，他是干什么呢？他是隐居来了。刘恪老师在河南大学隐居这么多年，出了那么多成果，我认为刘恪老师在河南大学文学院应该说也属于边缘的，不但在开封这个小城是边缘，在文学院也属于边缘，我这样说不知道刘恪老师是否这样认同？为什么边缘呢？刘老师他把自己为边缘化，他就是除了上课以外很少到院里面来，是不是？院里面开会也不参加，一般的活动也不参加，是不是？很难找到他，但是刘恪老师这种隐居生活，产生了七八部专著，就是太吓人了，使我们这些搞学术的很有压力，真的很有压力，因为我们完全是靠学术吃饭的，刘恪老师呢，这是业余专业，是不是？他是作家来抢我们饭碗来了，而且搞理论搞这么深，我读得很吃力。有些方面我真的觉得一个人阅读一本书是真的需要知识的积淀的，要读一本书的就是对话，我感觉有时候我没法和刘恪老师的书对话，为什么呢？因为他读的很多书我没有读过。包括《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它里面提到很多西方的语言理论专著，我一本都没有读，很惭愧。另外，我自己是教现代文学史的，这个现代的很多作家的小说其实我也没读过，所以说我非常惶恐的。感觉到这本书的密度很大，很多地方读了之后还需要进一步的细细地品味，进一步地消化，这是一个开题吧。

下面谈一下关于刘恪老师的两本书，因为我自己是教学生现代文学的，对文学史比较感兴趣，他这个论题写得是语言史，和我们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交叉，所以我对他这本书非常感兴趣，这本书我读的比较细，我就谈他的这一本书。我认为他这本书属于二十世纪小说语言研究的拓荒之作，拓荒，确实是第一本，以前没有，我们二十世纪小说研究各种文体当中，可以说诗歌、散文、话剧、小说，各种文体当中可以说研究成就最大的几乎成为一门显学的是小说学研究，这方面我觉得发展下去到现在几乎是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关于小说语言本体研究，大家研究小说叙事模式、人物形象、思想内涵各个方面，或者是引进西方新的理论来研究小说，可以说这方面角度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不管怎么研究一到小说语言，几乎就是等于失语了。等于一到小说语言这个角度几乎好像找不到一种语言来表达对语言的研究了。就是找不到一种语言来研究语言，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我们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瓶颈。

刘恪老师他勇于来搞这个研究，我觉得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就是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而且跨度很大，整个是一百年，从1902年到2012年，把小说语言放到整个百年的这样一个历史跨度上来研究，我觉得可以说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因为他需要，几乎说阅读量是海量的，从1902年到2012年，他读了那么多作家的作品，确实很多，我感到很惊讶，觉得刘恪老师这个精力太旺盛了。

这里带出了我谈的第一点，就是他的整个视野非常宏阔，用一百年的时间跨度来研究，把它作为一个语言史来研究。而且对于他这个百年跨度我个人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我自己刚刚做了一个课题，就是我自己也是选的百年，是百年汉诗形式的理论探究，就是整个一百年中国现代格律诗学的发展，为什么我对他的百年比较感兴趣呢？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一个看法，我认为从19世纪末到了现在，又有了一百年，我们这一百年是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不管是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文学，这一百年我觉得变化太大了，是从中国传统向现代的一个转型。而这一百年里面，要研究我觉得很多要把它放在一百年的时间跨度里面研究，很多问题才能说清楚，说明白。我觉得关于这一百年，可以做一个百年系列研究。很多问题，有非常好的很多的很多点，都可以作为百年史来研究。我自己刚做了一个百年汉诗理论的研究，刘恪老师做的是百年的语言史，我觉得这个是相当难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勇气和历史的视野，我觉得是相当难得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这本专著把整个一百年的小说语言分成了四大类，四种谱系：一个是乡土语言，一个是革命语言，一个是自主语言，一个是文化语言（属于文化心理语言）。这四种谱系的划分，我觉得也是见证了他的大手笔，因为这种分类来研究整个二十世纪百年的语言，对小说语言怎么看，可以说是见仁见智，他自己把它分成了四类，我觉得还是比较契合大家一般的看法的。乡土语言，我们二十世纪的小说发展最有特点的就是乡土小说，这样的一个小说发展的一个系统，乡土小说我觉得已经自成一个系统了，是整个现代小说里面非常有特点，取得成就很大的一个发展流派，甚至用流派称就有点太小了，它是我们来源于整个乡土中国的一个表现的关照，他提出乡土语言这样的一种提法，有非常强的理论概括力和理论的提升性，这是乡土小说。另外是社会革命语言，这牵涉到我们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特质，就是政治性，我们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和政治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纠缠在一起的难以说清的关系，特别是从20年代开始的革命文学，后来在30年代发展到左翼文学，后来在解放区发展成延安文学，一直到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整个语言文学的政治性越来越强，语言的政治性成了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吧？到80年代，又可能又成了另外一种特点。这样一个革命语言的总结，我觉得也是别人提的比较少的。这四类本身，每一类都可以成为一本书。另外自主语言、文化心理语言，我看了他这本书以后，这四类语言的划分，我自己感觉到，因为他是自己提出来的，所以容许别人对你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吧。就是我自己看得时候，我感到，他的文化心理语言、自主语言和社会革命语言、乡土语言的关系，那么这个社会革命语言中是否有自主性？乡土语言是否有自主性？另外文化语言，乡土语言中是否有文化的属性？这四类谱系之间划分的关系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明晰的边界限定，这四类划分揭示了语言的某一种特性，这四类语言谱系之间我觉得不应该是截然分开的，他们的关系如何辨析？还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当然可能有些地方我没有读懂，他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点，就是刘恪老师把文本分析的很细致，他是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有很多小说不但提到了，确实是读过了，读的非常细，对以前的理论成见提出了自己的大胆的看法。比如乡土小说，原来我们文学史里面一般就是指乡土小说是在鲁迅的影响下产生的，但是他这里面指出乡土小说有些和鲁迅的影响还是不一样的，他对几个乡土作家的语言特点又做了仔细的分析，另外对其中的彭家煌给了非常高的看法，认为彭家煌的地位应该是在整个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以前是被大大的忽略了，他的这个看法我觉得是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之上的，另外他在沈从文的浪漫乡土语言这个谱系里面，对沈从文的地位也提的非常高，我感觉到刘恪老师他作为一个作家来研究小说语言，和学院派学者之间他的特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好像贺老师也谈到了，他有些非常感性的语言，他的文本细读很精彩，他作为一个作家就是写语言，他对经营语言的甘苦这方面应该心得很多，他自己在谈某个作家的时候，谈的感受应该是学院派学者谈不出来的。当然作为小说家，研究整个小说语言史，可能也有他自己的一些谈不到的地方。这些可能留到以后再谈吧。

李春青：刘涛先生以一个现代文学专家的身份对刘恪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的独到价值、贡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谢谢刘先生。下面请河南省文学院墨白先生进行发言，他的题目《我所知道的刘恪先生》，大家欢迎！

墨白（作家、河南省文学院副院长）：这个外人都走了，那么我们自家人了，为他们遗憾，没有缘分聆听我们对文学的真的见地，我视刘恪为亲兄弟，我说几点吧，我觉得写作是刘恪呈现自己生命的一种形式，写作对于刘恪来说，就是在刘恪身上，生活和写作呈现两个状态，就是轻和重。12月5号，曼德拉，南非总统去世，他62年被关进监狱，一直到90年出狱，27年，他所待的监狱叫做狱中之狱，他所待的监狱长度是三步远，宽度是两米，就是说他这么多年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度过的，每天他按照自己的生命规律原地跑两个小时，做多少俯卧撑等等，我觉得在刘恪身上体现了曼德拉的这种精神，你像刘恪的写作状态，一星期不下楼，上午做一顿饭，要么白菜要么豆腐，上午吃一顿，下午留一半晚上吃，所以说刘恪把自己的生活看得很轻，像生活中出现一些在我们看来很小的事儿，在他看是很大的，比如说马桶，抽水马桶坏了，水管坏了，电器坏了，对他都构成很大的一个事件，所以说，但相对而言，刘恪的写作是非常丰富的，我觉得刘恪的生命意义在于他用写作呈现了他的生命过程，这是第一。

第二我觉得从刘恪身上能看出来一个文人的这种做人的境界，人格的力量，就是刘恪的写作和为人是有同一性，他对写作的真诚和对做人的真诚是相符的，是同一的。当年刘恪先生在编《新生界》的时候，辐射了多少这种他所认识的文坛的文学爱好者，比如说湖南的吴绍将，今天有一将在这，比如说去年在写作任务很繁重的这种情况下主持《东京文学》，每一期主稿，主持栏目，编辑河南作家的作家小集，以自己的文学标准来发现文学新人，其实刘恪对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的生活的态度都是非常真诚的，比如说他对他的弟弟，我们在文章后记里面可以看到，当他的弟弟带着他5岁的侄子离开的时候，背着大包小包，刘恪的这种情感我们是有同感的，他可能就是泪流满面，我觉得这是一种生命的关爱，生命的关照，好像是2010年12月份，我和刘恪先生一行去灵山市就是信阳的灵山市，在灵山市我看到刘恪先生非常的虔诚，在每一个佛像面前都会燃上高香，那么虔诚地对着佛像，后来我在他的文章里边看到其实那个时候他刚从老家岳阳回来，就是他的前妻，二十年前离婚的前妻，突然得脑溢血，他中断了自己的写作，在老家呆了一个多月。读到这里突然感觉到这种刘恪身上的这种人格的力量非常的强大，我们真的是为他的这种精神感动，他用自己的这种对身边的人，每一个认识的人充满了这种人性的关爱，这好像他对待他这个从他手下经过的每一个文字一样，我觉得表达了高度的同一性，具有人格力量。

第三点，我说一说刘恪对中国小说叙事学的贡献，从理论上来说，就刚才贺绍俊先生提到了夏志清，我们对夏志清都有一个共同的评判，就是夏志清几乎改变了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的看法，实际也是这样。我们现在文学史几乎是按照夏志清的这个思路走的，其实刘恪先生的这些理论著作，他校正了我们中国当代文坛评判的标准，这个评判的标准，当然是小说叙事学方面的，但是更多的是艺术观念方面的，我们都知道中国目前的小说评论，更多的注重的是社会学意义，始终以来这么多年，都在社会学意义上打转，根本没有提到小说叙事学的意义，也很少看到有哪一个真正的评论家对中国当代真正的小说家在叙事学上做出很专业的评判。所以说我觉得刘恪的理论著作几乎是校正了评价中国当代文学评判的标准。大致就说这几点吧。

李春青：墨白先生作为刘恪的老朋友对刘恪先生的写作状态、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以及他的人格境界进行了一个非常贴近的一个描述，而且对他的学术贡献尽管是言简意赅，尽管是很简短但是讲的很到位，就是说他矫正了现代小说的一个评判标准，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贡献啊！很好啊！下面请河南大学文学院萧开愚先生发言，他的题目《探索小说语言的防腐手段》，大家欢迎！

萧开愚（诗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好了，我会很短，估计我们都累了，因为我们是在表扬赞美刘恪的声音当中度过了一天，太困难了！我估计你听久了表扬的话会有点厌倦，因为听不好听的话慢慢会习惯，可是听表扬的话会厌倦，我知道的。我们同意，但是我还是觉得，好像你随时都是在做好人好事似的，挺好挺好，我还想加一点，你背过我，把我背下五楼又背上医院的三楼，谢谢你！

我们同一天来的，这个缘分比较大，我来之前，当然根本也不知道，这一辈子会到开封来，我们两个是因为占春的原因到了开封来，一待就这么些年，在这，反正今天说的都是好听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困难，我想心里有很多很多难言的地方，我可以这么讲，因为我也有，我也想到很多愉快的和不愉快的，嗯，我也不想说这个了。总之呢，我觉得辛苦你了，你写那么些我其实很不建议你写的那些东西，我太希望你休息了，去写小说。可是呢，你当了一个老师，写那么多给学生用的东西，好老师。我觉得你对学生的态度我非常尊敬，写这么多老师教学生的东西。

因为我是写诗的，我觉得老师教学生的就是告诉学生，我教你的东西你该忘掉。这是我做文学的第一个信条，我第一天就确定的信条。因为我在上海音乐学院也教书，音乐学院他们都是一对一的师徒关系，老师教学生时就是说，我跟你讲的你必须马上忘掉，你知道别人干过这个事了，你不能再干了。但他是一个作家，我想有两个意思，告诉学生这些是别人干过的，你们要了解别人已经干过这些，你们要干什么，另起炉灶。另外他给自己划了那么多禁区，我挺担心这个世界还有没有空地给别人去练拳脚。所以呢，我其实觉得是辛苦你了，反正干完了你就别再干这个活了，你好像还要干，太累了。我经常是讨厌文学的，我是怕听到文学这两个字的，文学太酸了，尽管我们是一种重度的中毒的人，可是我还是尽量回避，可是他呢，因为他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什么坏毛病都没有，唯一的坏毛病就是好像对文学就从来就没有厌倦过，我是对文学一开始就厌倦了，我是表扬的话，你听起来就会觉得是批评的，不是批评，我真的是真的是佩服的话，因为像我们写诗的人，对理论的态度，有兴趣，可是敬而远之。或者是要做一件理论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用写作者的身份来保护自己，小心翼翼地不要踏入人家的这个雷区，否则的话，吃力不讨好，想着这个理论又要概括又要推演，这个挺像那种大师的，挺像那种怎么说搞八卦，好玩，总是想介入。可是一般来说，写诗的人介入批评还是理论研究的时候，是用提问的方式或者是注意提问的方式，来引起自己对某一个质疑的方面的不安的那种动荡，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产生某一种这个方面自身的激荡，就是这个不平静当中，它会自动的产生方向的改变。可是我觉得刘恪他用了一个非常吃力的方式，正面出击的方式，对我来说，这个是太经典，可是呢，我也知道这个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们确实没有这样一些思路的整理，这个功劳吧反正只有你自己知道多辛苦，我替你难过，吃那么多苦，不过我觉得快乐也就在当中吧。

其他反正我觉得一个人有一个自由意志，也有一种自然性的什么什么方向什么什么动态出来平衡一下，平衡你的努力，所以呢我们无非是自己努力一下，尽自己的心，如此而已。我真心希望你人生从六十开始，然后多写小说，少干人家的事儿，这是我的一个邻居的意见，谢谢你！

李春青：开愚先生是以诗人的身份在大学里面教书，刘恪先生是以小说家的身份在大学里面教书，俩人呢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所以开愚先生苦口婆心地跟刘恪先生进行了一个很有深度的交流，各位可能听不懂，他们俩肯定能够听懂。好，我们今天的发言已经结束，下面请余三定教授对这一场的发言进行点评。

余三定教授点评：点评其实李春青老师已经做了点评。这一场无意中听到，六位学者的高见，第一位发言的是贺绍俊先生，这是我们国家的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文学理论家，他既搞评论又理论兼顾，上世纪80年代我们随便打开一个报纸就看到上面刊着他写的东西，最早的文学批评就出自是他们两个人合作的。所以他今天正好又体现了他的特点，就是特别有理论性，他今天给刘恪的一个概括就是最具前瞻性的理论建构，我觉得这个概括是非常之好。

第二位发言的是刘恪老师的学生李海英。李海英实际上今天有两个发言，一个是书面发言，已经印到这里面了。还有一个口头发言，两个发言不重复的，是两个不同的发言，很感人啊，到底是受了刘恪老师的语言训练，所以你这个语言表达也很感人。

第三位发言的是张新赞老师，他的几个标题我都觉得非常好，第一个是像词语的恋人、真正革了小说的命，这两个小标题都非常的好，我都非常赞同，然后他讲的第三点就是对于小说学的贡献，我觉得也讲的很有深度，比如说，描写性的提出是对于描写理论的评价、阐释也很到位，再一个是说刘恪重视抒情，这一点也很到位。

第四位发言的是刘涛老师，刘涛老师开头我听着很精彩，他说刘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肯定了他从北京到开封来这一行动，并提出一个命题，说《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是二十世纪小说语言研究的拓荒之作，这样的命题我觉非常好，完全能够成立，我很赞成你的观点。

第五位发言是墨白先生《我所知道的的刘恪先生》，首先从曼德拉说起，我觉得他们的那种执着那种进取，确实有相通之处，因为人类总是有一些共同的精神追求，和共同的价值观点，就是普世价值吧，我很赞同。然后你讲了他三个特点，讲到生活方面的简洁简朴，对人的真诚，对人的真诚包括对朋友、对同事、对亲人，这里讲得非常感人，你对他的小说研究做了一些评价，你认为他是和社会性的小说观完全是另外一个天地，另外一种追求，我觉得你评价很准。

萧老师认为，作家的本分本来是当作家，但是刘恪因为当老师写了很多理论的东西，这个比较切合他的实际，刘恪的很多理论著作都是先做讲稿、讲义，原来民国时期很多学术大师都是做讲稿以后出著作，包括蔡元培呀、胡适呀，他们很多著作都是这样的，我想刘恪将来也是这样。讲到现代讲胡适蔡元培，讲到当代讲刘恪这样一些人，可能恐怕会是这样。萧老师就说要给刘恪的批评，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以为萧老师开始批评，结果呢，一个很大的帽子后面没有给他批评，还是手下留情了。谢谢大家！

李春青：这一场的发言和点评到此结束，下面把时间交给刘恪老师。你们学校领导都走了，这个河大也真有点不够厚道，反正他们走了。这个是让我们吃了一天的饭，研讨了两天的内容还要多的河南大学，不过好在（会议）要结束了，下面这个环节就请我们今天研讨的对象，刘恪为我们现场说法。

                                      致    谢

刘恪：现在大家可能就是早就想吃饭了，如果我再啰嗦几句，你可能心里就骂了，但是我想到还是有几句话要说。首先说一下批评的意见，因为大家今天说了够多的好话了，我跟大家爆一下料。我写现代小说技巧的时候，第一版完了，出了四千册，三个月卖完了，然后占春跟我说：“这种书，还能卖那么多？”开愚呢，他倒是真心地想踹我一脚，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写了几个技巧以后，我就开始准备写美学的书，手稿出来了，装订好，开愚瞥了一眼，不屑一顾地说：“这种东西你值得写吗？这有什么意义呢？那些东西是个什么玩意呢？我一点都没有兴趣的。”你不能说开愚批评错了，开愚是有名的直爽的人，比如说某一个时期要给你开个诗歌讨论会，你适合开诗歌讨论会吗？你写的破诗还要讨论吗？这有什么意义呢？我也是这样说的，我面对一个写小说的人，我肯定会非常严肃，这种不好的小说你要讨论干什么呢？比如说占春和开愚我们经常在一块，我们在讨论问题，他俩说完以后可能没觉得，其实我脑子里面会很好的想一想，我是不惧怕批评的，有人说我好话的时候，我清楚，这个王八蛋，他现在说话很好，他背后就骂我，我很清楚，这是我要补充的。今天说了那么多好话，你不要以为我就觉得自己是从天上到地上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其实在学术上做了一点功夫，某个方面做了一点成绩，或者是某一句语言对人家有启发，我就会高兴了一下。没什么伟大的，我仅仅是没有玩儿，没有浪费时间，我用几部著作的稿费在岳阳买了房子，回老家有一个住的地方，仅此而已。

第二个方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沉迷于语言的理论工作，但是实际上，像我像开愚像占春，我们都是无用之人，你让他去干别的，他什么都干不了。我这个人有个和别人不同的特点就是我干一个事我肯定会非常认真努力的去干。2012年，我总共写了80万字的理论，也就是《现代小说语言史》，这一本书七个月写完的，在这个后面，又写了一个《文艺理论关键词》30万字，一共80万字，这个李海英和发慧肯定很痛恨我，因为我一写完就要打出来，一打了后面就得要校对，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但是不搞完我又不放心，因为10月10号，书稿要交给责任编辑王俊石，我在这边写，他在那边排版，50多万字终于完了，我想这个书可能就赚个两三万块钱。

很多人奇怪我哪里来的时间，其实我平常得不能再平常，就是我和你工作方法不同而已，我早晨是六点半起床，一下床就到了桌子面前，那肯定一写就是上午十一点半收工，就跟这干活一样。下午照样，从两点多钟到晚上七点半，我要看天气预报，这是铁定了的，每天我都要看，就去年呢我大概就有一个半天时间在玩，在伍茂国家里玩，其余时间都在干活，这个不是表扬我自己，因为我搞别的搞不成喽，责任编辑就是这么催着干。那么这个状态是什么状态呢？我是用钢笔在大稿纸上书写，你想从早晨六点半写到晚上的时候，我都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僵直了，倒下身体后才能扭动脖子，再躺床上面，哦，可以放松了。我的眼睛现在老花了，已经有点厉害了。那么写完了以后呢，我就去找耿占春，路上经常看到是三四个影子在那边晃，头也是晃的，在那边晃，一直晃到诗云书社了，要打印了就晃到李海英的楼下，我肯定是要把这事情干完。没有考虑到我要死亡或是怎么着，没有。

那么大家说到我这个素食，吃白菜吃豆腐，是怎么回事？你们觉得这个生活很好的的，我一点都不觉得苦，有一次买了一种包菜，一块五毛钱，我吃了三天，我身体一样的好，我把萧开愚从五楼背下来又背到医院的三楼。经常是这样，我没觉得，这个只是生活方式的不同，我吃白菜等于吃肉，你吃肉等于吃白菜，那有什么奇怪的？

首先第一个，感谢所有的专家和学者，包括学生，包括朋友，他能来。那么今天来的北京的部分朋友，很不容易，因为北京有个诱惑，莫言的会是八十万块钱，张志忠搞的一个课题，在那边开讨论会。一下把他那边挖了五六个人来，我那同学莫言要知道他肯定要踹我一脚。这样的情况下我更需要感恩，谢谢他们，他们来捧这个场。开始跟占春和开愚说，就到诗云书社，搞个小酒吧，我们说几句算球。退休了嘛，滚蛋了，人老了就非常讨厌，说话就很不客气，那么后来他们说了，哎呀，还是搞一个大的活动。就这个会我预算时候是五万多，他们又算是八万多，所以我特别感谢的应该是张云鹏，他可以算是我的一个贵人，不仅给我开了这个会，还给我出了三本书，所以我得对云鹏兄感恩。

我还是要感谢占春和开愚，他们批评我也好，骂我也好，我仍然要感谢他们，因为我们三个在这里同甘共苦。当然耿占春要好点，他很牛逼，他海南大学也是教授，他在河南大学也是教授，还可以。我跟萧开愚两个人是走到这儿撞墙，走到那儿崴脚。这是第二个要感谢的。

第三个要感谢的，我就感谢发慧和海英，这个没法不感谢，去年的夏天呢，热的要死，我写语言史的时候，写一章，发慧就得去打一章，我跟她说了你到意浓咖啡去，我给你掏冷饮钱，那里有空调。她死活不去，她就窝到那屋子里面，给我的理由是她是不怕热怕冷的一个人，鬼才相信。李海英更是这样了，去年基本上我不能休息，她也不能休息，那没得说，我写一个字，她就得打一个字。所以呢，这个李海英也占了我不少便宜，我那些诗歌理论书、诗歌书，我都权当割我肉一样的给了她，自己都没有了。

另外呢，我要感谢墨白、海燕、冯炬明。冯炬明是我二十多年的学生了，我在北京的时候，他从河南去看我，他也不告诉我，他去敲门，因为在北京你要去敲门人家是不开门的，他也不吭声，我说谁呀，咚咚咚咚，我就把门打开了一个缝，他趁机挤进了门，一下滚一桶油，一下滚一包米，一下滚一个西瓜，他说我怕你没吃的，就给你送这些食品。我的眼泪都是流在心里，从来不在外面流的。就凭这一个行动，我都一辈子要感谢他。我一打电话或一听到海燕的声音呐，我就再暴躁再心里难受，我就觉得她的话呀就像个羽毛一样在你心尖上扫了一下，你一下就妥协了，像一个绵羊一样，听她倾诉。那就是极大的休息，温婉得你整个人的脑子都化了，所以我的一个概念是，所有的朋友都是互相用来休息的。

我每一次到了北京，第一个人见面的肯定是王一川，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首先把电话打通，他会在一个书店里等我。这个王一川啊，我要写他一个很大的文章，但是我现在还没写出来，他是个非常细心的人，可以说他见你一百次，他一百次都会给你礼物，我跟他说一川啊，你那个礼物白送了，我是不会给你送礼物的，我记不得了，他到欧洲去了，带一个东西，美国去了也要带一个东西，去北欧了都要给你带一个东西。这个王一川他不光是我喊他呢，我还把他的王门弟子全都喊，那我不感谢他我感谢谁呢？另外一个是高兴，都是好朋友，他就像比你兄弟还亲，他会考虑到你的细节。

当然，我为人家做也是这么做。比如说，墨白如果是《莽原》的主编，我发稿给他三个月不理我，我要跟他吵架。就说那个《西湖》吧，我给他推荐一个稿子去了，压着不发，我就跟那个《西湖》的编辑吵了一架，然后马上电话就打到他主编，主编在西安出差，我说你回去赶紧让他发，如果发了不好，你找我的麻烦。如果好，你要感谢我。我就是这样的，我就这么跟他说的。因为我们是同学，后来这篇小说发出来，一个礼拜，北京的《中篇小说月报》选了，福建的那个《中篇小说》选了，《大连日报》连载，这稿子作者赚了一万多块钱，我这个人也是很讨厌当然，后来还打电话到《西湖》编辑部，找他主编，问批评责编没有，说批评了。我在湖南，我可以收弟子，我极力鼓吹这个舒文治，我认为他是个少年天才，理论和小说都写得非常不错，我就这样去推他，去说他好。

第四点，就是学会感恩。你们注意我写后记有个非常大的特点，我的态度就是一个人要学会写后记，在中国的作家中间，多数不会写后记，我就说得这么肯定，因为你的才气与智慧在你的主体文本表演出来了，你这个后记就那么几千字，你还去搞它干嘛呢。所以后记要朴实，一个人告诉你一个标点符号，你就感谢人家怎么样告诉你这个标点符号，你偷了人家一句话你就告诉我怎么偷了人家这句话，你得到人家的恩惠，全部都要还回去。只要有一点点，我都要感谢，所以这么多年，在这个方面没别的，我就学会了写后记。要感恩，现在在中国呢，要诚信呢，非常奢侈，但是我尽量做到诚信。

我非常感谢大家。我开封有一个朋友叫赵中森，他经常说是我发现了他，其实他不知道，我最应该感谢他，我一心里有痛苦了，隔得老远了，同时肯定是他打一个电话：“刘恪你在哪的？怎么样？找我玩来。”他帮我舒缓了内心的压力和疲倦。在开封我还应该特别感谢《东京文学》主编张晓林，他总会找我读他的刊物、小说与书法；还有崇喜的报纸多次宣传我，玉亮也多次关照我，我向他们鞠躬致谢。

今天开我这个会，那么我以感恩的方式向所有人致歉，向所有人感恩。最后，感谢大家！谢谢！（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