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策：基因衰变了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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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策：基因衰变了的散文




藏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作协签约作家，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著有《超隐喻与话语流变》等著述，以及学术论文、理论批评、散文随笔等百余篇。从事文学与摄影两个领域的“元理论”研究，创立“超隐喻理论”，获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理论批评奖）。




    一
       中国其实是个散文的国度。当然，诗人也许会说是诗的国度，也不错。在古人那里，诗与散文还没那么割裂，虽然依了雅各布森说，诗是隐喻的艺术，散文是转喻的艺术，但由于古汉语自身绕梁三日的余韵，两者的界限也就没那么分明，尤其是写到了所谓“境”的那种境界时。但到了白话文以后，却是散文一枝独秀了，真的是散文的国度了。20世纪中国文学里，成就最高的就数散文了，鲁迅在谈及新文学成就时就说过这个话，他认为散文成就最高的当数周作人，而他自己是可以排到第四的。
       散文之所以成就高，我以为最大的原因乃是因为白话散文与古典散文并不隔。先是文体不隔，从“魏晋风度”到“明清小品”，直至周氏兄弟等现代作家的文章，内容、风格方面固然变化很大，但文体却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不像小说，古典小说与现代小说（novel）虽说近似，但毕竟不同。西方汉学家为了区别这两种叙述文体，还特意给中国的古典章回小说起了个名字叫“奇书体”。从“奇书体”改到“小说”（novel）上来，再怎么相通也会有隔的地方。也不像诗歌，从文言的格律诗到白话的自由诗，可以说是在文体变化最大的了，已经不是隔的问题，而是两套路数的问题了。散文在文体上的稳定性还得益于中西散文在文体上的相似，当然这里说的不是“大散文”的概念，而是“小散文”，也就是所谓的小品文或曰美文。小品文与英国随笔简直如出一辙，中国的散文家从英国随笔那里自可吸收滋补自身的养料，这比小说家和诗人要方便得多，且更了无痕迹，更浑然天成。中国现代散文的这两大话语资源，也就奠定了现代散文这一文体的“基因”，即古典散文与英国随笔的合流。散文家自可偏东方一些，如周氏兄弟，也可偏西方一些，如钱锺书，如梁遇春。
       再看话语流变。从文言文过度到白话文，变化不可谓不大，但却未伤筋骨，文言中许多的优雅之处，仍能在白话散文中得以保存甚至发扬光大，周氏兄弟的写作实绩就证明了这一点。白话散文也自可偶用几个单音了文言词，让太过平滑了的白话略带点“涩”味，如运用得当，效果是毫不逊于文言文的。最成功的例子仍是周氏兄弟。英国随笔给散文带来的影响，自然也有与文言传统相“隔”的地方，但却“隔”得好，因为“隔”掉的恰恰是文言里的八股气。英国随笔有暗合公安竟陵派童心性灵之说的地方，最见不得那套“代圣人立言”的陈词滥调，所以中国散文家从英国随笔那里得到的最大好处，大概就是“隔”掉了文言文里的这些最“意谛牢结”的东西。白话散文一身独得了中西两大话语资源里的好处，还顺便屏蔽了老祖宗世代相传的糟粕——或者说光大了“言志”的传统，屏蔽了“载道”的传统，真可谓得天独厚了。再加上那时的写作者学贯中西思想独立，不把散文写到最高成就那才叫怪！
    可就是这样的得天独厚的文体，在当代却无可奈何地式微了，变得不伦不类，非驴非马在我看来，是文本的“基因衰变”使之然的。“基因衰变”让散文发生了歧变，就像恐怖片里的那些“基因”突变了的怪物。前些年也没少看散文界里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论者多是些不通之人，大谈什么散文要“追求真实”之类“反映论”的老调——基因出了毛病，却从表皮上找原因，真是盲人瞎马，三家村里的见识！一种文体的退化，必是文体深层的编码出了问题，犹如物种的衰微，必是“基因”出现了“衰变”一样。
   二
       散文是最难理论化的文体。小说的研究有叙述学、话语分析等等理论作后援，是可以诗学化的；诗就更不用说了，新批评、符号学，尤其是雅各布森的那套诗学理论，很精密了，拿来分析古诗都没问题，那本有名的《唐诗的魅力》就是证明。而散文却不同，俄国形式主义虽然也有本《散文理论》，可那是讲“大散文”的，与我们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
       散文的研究能不能理论化呢？这个问题我思索很久了。散文不是小说，不能虚构，所以作者不必假托一个叙述者出来说话，自己本色出场就好了，而且越本色越好。孙犁谈散文时说过一句最普通不过的话，却触到了散文的真理，那就是“不端架子”。窃以为此语可作为“散文诗学”的第一章。学会端架子不难，但要学会“不端架子”却没几个人能做到。人为什么会端架子呢？用精神分析的话说叫“自我心理防卫”，用荣格的话说叫“人格面具”。此乃与生俱来的潜意识心理，非大智慧大定力不能破解。综观整个中国文学史，能达此境界者，不过数人耳！一个平时谈笑风生的人，一上台都有可能结巴，一提笔，自然也就难免端架子了。所以写小说能装得，写散文装不得，越装越不堪。散文的修辞方式很特别，我给起了个名字，叫“反修辞”。
       散文是呈现“本心”的，所以必须是个人的，也就是说必须是“言志”的，而不能是“载道”的。“言志”与“载道”在古人那里其实也差不多，知堂却把这两个互补的概念阐释成了水火不容的二元对立。这种“现代阐释”未必能得“古仁人之心”，但却真的给现代白话散文在理论上开了先河，功莫大焉！散文不重“故事”而重讲述，讲什么呢？自然可以谈天说地，可以记人记事状物抒情辩难说理，甚至可以扯些鸡毛蒜皮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但讲来讲去其实讲的还是自己，讲述本身呈现出来的乃是自家的性情。一切虚头巴脑的“宏大叙事”都是散文的歧途，因为“宏大叙事”说的都是别人的话，不见本心，没有性情，不仅不是“反修辞”，反而是“过度修辞”了。“修辞”一旦过度，就“伪”了，就不“正心诚意”了。
       散文从文本上讲，其实就是话语群的集合。小说的话语集合，是要“情节化”的，而散文不必。散文是很自由的文体，非但不必被条条框框所囿，相反地，打破各种条条框框才是散文的使命。散文既是话语群，从话语理论入手应该不难破解散文深层的秘密。而话语理论中，我又首选“俗套理论”，我个人认为：散文的诗学意义就是反俗套。我说的是“反俗套”而不是“陌生化”，因为陌生化了的东西未必一定就好，但反俗套的却一定不坏，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散文。小说为了“陌生化”可以写得很先锋很另类，散文却不行，散文不能端先锋的“架子”，散文要用“日常”破日常，用平常心破庸常心。陌生化了的小说好比粤菜，除了烹制的精细外更靠着食材的生猛和非同寻常；散文则更像杭州菜，讲究的是用家常的食材烹出超越家常的味道。散文的话语不能太平顺，否则一目十行就过去了，全无味道。所以周氏兄弟以及废名等人的语句多涩味，但耐读。散文话语在反俗套上的另一秘籍是反讽，意思绝不能说白了，要正话反说，反话正说——俗套才是直白的，叫嚣的。可惜现在的作家多已只懂讽刺不懂反讽了，不懂反讽的人，思想亦是粗陋的。
       散文更是种半实用的文体，传达实用的信息是散文的一个重要功能。不像诗，只凸显能指，散文是能指与所指并重，更兼指涉对象的在场。古人写《陈情表》不是写着玩的，那相当于今天的“辞职报告”，周氏兄弟的文章也不单是供人鉴赏的，更可以“寸铁杀人”。再有，散文毕竟是一种高雅的文体，故方言俚俗的写作绝非散文之正宗。
    三
       上述这些就是我给散文绘制出来的“基因图谱”。有了这个大体上的图谱，再去“比对”当今的散文，问题出在哪里，就一目了然了。
       记得小时候，我喜读古文，却最不喜欢《荔枝蜜》、《海浪花》、《长江三日》、《白杨礼赞》之类的当代散文，无论语文老师怎样口吐白沫地讲解，依旧不喜欢。直到后来读了梁实秋的散文，才发现现代散文原来是如此美妙的文体，一下子就爱上了。又由梁实秋而知堂，而钱锺书、张爱玲而梁遇春最后则是又重新发现了鲁迅。鲁迅的文章本来是最熟的，但又是最陌生的，历史上大概还没有哪个作家像鲁迅这样被任意误读任意曲解的。鲁迅的文章再好，读歪了也不成样子，反而会不如其实是比较入门级的梁实秋。现在的80后大多不喜欢鲁迅，原因大概也与我当年一样。听说现在的中小学课本都要拿下鲁迅的文章了，也好，与其误读，还不如不读。
       现在想起小时的厌恶杨朔、刘白羽们，还真佩服起了自己与生俱来的鉴赏能力，散文文体的“基因衰变”其实就出在他们这一代作家身上。他们先是把本已屏蔽掉了的“载道”又恢复了，岂止是恢复？简直是变本加厉！连歌功颂德都要讲组织纪律的，不得个人随意发挥，“言志”的传统彻底覆灭。所谓“文”者，不过是给政治口号加上些装饰物而已。凭心而论，杨朔、刘百羽那一代作家的写作，极可能是史上难度最大的写作，因是带着镣铐跳舞。在苛刻的政治考量下，还得把文章作漂亮了，可谓苦心孤诣了。而且他们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除苏联的一点经验外，没有多少可供他们参照的文学资源。他们不得不重新摸索出一套适合政治宣传需要的散文文本策略，把古人“咏物”的遗产发展成一套“形散神不散”的文艺腔，借以大抒政治之情。虽然这种种的苦心孤诣最终也没能帮他们自己逃过一劫，但他们建构出来的一整套散文政治修辞，却真的改变了后辈人的阅读期待，以为散文就得这么写。
       余秋雨就是这套修辞怪胎里孵出来的最大的蛋。他继承了政治说教散文里的基因和一切必要的元素——宏大叙事，文艺腔，巧言令色，卖弄知识，代别人抒情但却非常聪明地把“政治说教”置换成了“文化说教”，把“白杨”改成“晋商”，把“三日”改成“苦旅”，再加之与“市场”的暗送秋波，竟然成了这套变异基因的最大获益者。照说这套戏法不难看穿，可芸芸众生中毕竟看热闹者多，看门道者少，一道“文化口红”不知迷倒了多少痴人。批余秋雨者多揪住他文章里的“硬伤”不放，我却不这么看，难道没“硬伤”他的文章便算是好的了么？我看到的是他文章里畸形了的“基因”，那才是最害人的！
       严肃的作家自然也不少，可弄不清“基因图谱”，想从这“无物之阵”里突围也是白搭。他们要么把散文“虚构”成了非散文，要么自囚于文艺腔的华丽辞藻中奄奄一息而更多的则把散文作成了甜腻腻的“糖水”，且自鸣得意。写小说的干脆把散文当成了小说的边角下料，小说里没用上的，就成了散文，散文沦落到“小说之余”
    四
       欲复兴散文，必先寻回遗失了的“基因图谱”，弄清楚好散文之所以是好散文的根本命脉在哪里，只有“基因疗法”才是最治本的疗法。这样的先例文学史中很多的，南北朝以降，文风绮靡了，韩柳还不是要到“古文”那里去寻“基因图谱”么？今天散文界里那种滥俗的文艺腔，还真的像了几分绮靡的骈体文，为什么不去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那个散文的“黄金时代”去寻一寻？
       再者，散文的种子其实也并没全失落，只是在雷鸣的瓦釜声中，日渐沉默了而已。大陆的作家如汪曾祺，晚年的孙犁，海外的作家如董桥，都是健康的散文基因的延续者。但当人们遗失了散文真正的“基因图谱”后，即便面对着这些好散文，也识不得其中的好处。更有甚者，在人们扭曲了的阅读期待中，许多真正的好散文却并不被当作是散文作品，而被拒于“文学”的“土围子”之外了，比如当代学人的许多杂记随笔，比如章诒和的回忆文章，比如它们或被归入学术，或被归入历史，或被归入媒体，反正不往“文学”这边靠。季羡林被炒红了，他的文章也就“散文”了，而那些比季羡林更“散文”却没被炒红的呢？这种偏狭的眼界也像极了南北朝，那时的文人就把经、史、诸子都关在了“文学”之外，梁元帝更把章表、书记等有实用功能的文体也摘了出来。“文学”倒是“纯”了，可也快窒息了。将来的文学史如若评价今天的散文，怕是学人的成绩还远高于文人的成绩吧？
    五
       在扭曲的阅读期待中，就算嵇康再世，三袁重生，也会当面错过。衰变了的散文批评比衰变了的散文更可怕。这两年我在一份都市报的专栏里，就发现了个叫刘原的，光知道他是专栏作家，媒体人。读了两年他的专栏，发现这个人才是真正的文章高手。他的专栏叫“谈性正浓”，一听就没正经，但那是比“假正经”高明了不知多少倍的“假不正经”，和嵇康“性复多虱把搔无几”的那股子疯劲儿，有异曲同工之妙。能把反讽玩到如此境界的，当代还真没几个人。最绝的是他善用网络语言，机智俏皮更蕴涵着丰富的时代信息，但那其实只是他文章的一张皮，皮内的骨子里却是久违了的“魏晋风度”。我知道许多当代的写家也都在寻遗失了的“基因图谱”，比如学知堂最像的止庵，就还真学得了三分神似，但他们都有一个瓶颈没法突破，就是叙述的语言——太时尚，味道全失，太作旧，又丢了时代的信息。语言有了时代性才是活的，否则就貌似假骨董了，刘原却轻而易举地突破了这个瓶颈——“基因”很古老很渊源，外貌却很网络很现代——这是他最让我叫绝的地方。他的文章不是绕着“罗各斯”的链条去谴词造句，而是让语言自己有了灵魂，从俗套的绑缚中挣脱出来欢呼雀跃他解放了语言。
       文学界好象还没几个知道这个刘原的，更没人拿他当散文家。这就是散文的悲哀了！或许刘原还真能给后纸媒体时代的散文趟出个路数来，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