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闽派批评”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

管季超0712

孙绍振：“闽派批评”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




　　我首先要回答一个香港朋友昨天给我提出的一个疑问：闽派存在不存在。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表现出闽人的坦率和敏锐。实际上，刚才南帆在他的致辞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闽派批评”早在80年代就得到王蒙的肯定，可以和京派、海派并驾齐驱。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前后，福建是思想烽火台的前沿，名家辈出，以严复等人为代表，曾经创造了闽派的辉煌。到了50年代以后，由于我们是前线，地处偏远，当时鹰厦铁路还没有，从上海到厦门要走一个礼拜，在这种情况下，闽派从经济上、政治上乃至文化上都是极为边缘的。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突然觉醒了。都是舒婷惹的祸，产生了“朦胧诗”大辩论。这个辩论标志着闽派文论的崛起。闽人有特别强烈的乡土情结，比如远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菲律宾的闽商，他仍然觉得自己是福建人。这种乡土的自豪感、乡土的自恋，使得闽人以福建为中心，形成一个具有辐射性的文化共同体。我们没有北京的优势，没有上海的博大，但是我们有一种辐射力。
　　理解“闽派批评”，不能从定义出发，而应该从它的历史实践过程出发。之所以说它是一个派，我觉得是在三个历史阶段中形成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朦胧诗的大辩论。舒婷的出现引起了一场巨大的轰动，涉及文艺界乃至思想界的一个大解放。这时候它就引起了全国的注目，在这样一个比较偏远、薄弱的文化省份居然崛起了这么一大批人才。这场辩论持续的时间特别长，而且在那个思想转折的关头，影响面是现在任何一篇学术文章难以企及的。第二个阶段就是“闽派批评”曾经参与、甚至于发动过一次80年中期的“文学主体性”大论战。这个大论战也是我们文艺思想解放的一个大烽火台，参与的人其中有林兴宅，也有我，也有刘再复，等等。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也是哲学的论战，而且是一场重大的启蒙。它已经不仅仅是诗歌的问题了，而且是哲学以及文化、美学理论的问题。第三个阶段是到90年代以后，我们慢慢积累了大量的积淀，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成就，到目前为止，至少在许多方面，我们占据着比较领先的地位。
　　以上这个历史过程，凝聚着闽派文论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变革与创新。从“朦胧诗”开始就是诗歌的变革：诗究竟是一个时代的话筒，还是作为一个艺术来追求，这是根本的问题。作为一个纯粹的时代话筒是不通的，恩格斯本身就反对新诗作为时代的号角，而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却违背了恩格斯的这个命题。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星河灿烂、群雄并起的时代，但我们凝聚力更加强大了。虽然我们没有一篇文章、一个研究把闽派文论做一个归纳，但是我们的队伍在现当代文学评论、文艺理论、散文理论、创作理论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震撼性的效果。这一切回顾起来应该说是为了亲切的怀念，我们在取得这些成就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正是经历了一系列痛苦的搏斗，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比如说“朦胧诗”辩论，最开始的时候，舒婷在厦门是受到围攻的，《厦门日报》整版整版地批判舒婷。然后是福州搞舒婷讨论会，舒婷最初还以为福州也要批判了，结果我们福州一致支持，只有个别的人表示异议。个别人说话很尖刻，以致于把舒婷都搞哭了，我们也很绅士风度，装作没看见，让她去擦干眼泪再进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要给闽派批评做一个定义，我有一个想法。它并不是闽籍理论家的一个团体，主要还是一个变革与创新的总的文化指向，一种文化观念。在“朦胧诗”辩论中，项南非常坚定地支持了“朦胧诗”。我们“闽派批评”在存在过程当中，除了我们本身的努力，还不能忘记的就是这位贤明的领导。所以我们回忆这些惊心动魄的事时，不能忘记的还有我们在当代文艺创作探索过程中，魏世英组织的舒婷诗歌讨论会，以及他主编的《当代文艺探索》。
　　我们的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教训也是有的。我们的人才凝聚力还不够，一方面人才有强烈的乡土自豪感、自恋感，即使离开了福建，她们也会因为是福建文人而自豪。比如冰心，她没在福州呆几天，林徽因也是，但他们还是认同福州。反过来说，我们也要总结经验教训，大量的人都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一方面是乡土自豪感，另一方面是我们的人才凝聚力还要进一步加强。
　　现在我们是缺人才，缺精品，但是我们有很多人才在福建的时候没有受到重视，到了外面大红大紫起来。然后我们才说，他是我们福建人啊。现在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福建有成就的、有希望的、有出息的、有潜力的，不管是作家还是评论家，我们要大力把他推销出去。
　　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眼前的，我们总结力度还是不够的。我们闽派的文学评论还是有光辉历史的，同时还是有值得汲取的教训。我希望这次讨论会可以制定一些措施，可以保护有希望的人才，一方面让他成长，大开眼界；另一方面能够让他在福建开花，或者在外面开花以后，再回来。谢谢大家。
(孙绍振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管季超0712

林兴宅：“闽派批评”的风格与价值

　　今天很高兴可以碰到这么多的老朋友，参加两年一次的聚会。我们既然是闽派评论家，就应该有一个平台，我对这个还是很有期望的，希望可以兑现。

　　我今天谈两点意见。第一，“闽派批评”如果作为地域性的团体概念我是没有异议的。我认为还可以作为文论风格流派这样一个概念。当时王蒙提出了京派、海派，按照我的理解应该从风格这方面去理解。京派是典雅正统、海派是灵动多变，而我们福建比较特殊。福建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要引起注意，一定要标新立异，一定要独树一帜。如果没有创新，就很难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很难引起福建之外的人的关注。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评论都是这样子。我对“闽派批评”的概念理解，应该是要有自己的风格。我对这个风格的定位是要有创新、标新立异、独树一帜。

　　第二，文艺理论、文艺评论的真正价值是提供新的思想资源，现在我们的文学日益边缘化，我们的文学理论、文学评论更是边缘化，社会上没多少人来理睬我们。比如《文艺报》我每期都有收到，但可看的实在不多。社会上很多人都告诉我他们连看都不看，收到一期扔掉一期。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其实是通过对作品的解读评价，为人民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这个评论一定会是被别人忽略的。我觉得要以作品说话，不要以人际关系说话。你的作品是有影响的，能被人家记住，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思想资源，那你一定会引起社会的关注。所以文学评论的真正价值，就是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刘再复是我比较推崇的，他那个“双典”(典型人物、典型性格)批判做得很好。他是真的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因为我们中国被“双典”毒害了一千多年了，这个观念的颠覆影响是很大的。我们的评论就是要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也该被人家忽视，也该被人家边缘化。边缘化是一种新的常态，社会在多元化，我们文学评论也肯定要多元化，如果我们能为这个时代提供新的思想资源，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被历史所铭记。这是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真正价值之所在。

（林兴宅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管季超0712

陈晓明：“闽派批评”的文化性格

　　关于“闽派批评家”的说法，在文坛已经流传有三十多年，从80年代初《当代文艺探索》引发文坛热烈关注，产生广泛影响以来，文坛一直有“闽派批评家”的说法，但这么多年来，拘于各种条件和机缘的限制，闽派批评家始终未能有一次集体聚会。今天这个会得以举行，我个人是很激动的，也是能深切体会到它的意义的。如果说“闽派”是片土地，这片土地非常宽广深厚；如果说它是一棵树，那么它是根深叶茂的。作为闽藉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的晚辈后学，我们能从中汲取充足的正能量。

　　举办这个论坛的初衷是希望闽籍的作家、评论家有机会坐在一起叙旧，拉乡情，也要谈文学，谈文学批评。这个论坛可以让我们深度总结一下闽籍批评家走过的批评路程，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方面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正在撰写教育部的重大课题《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从当代批评史的客观发展过程来看，闽籍的批评家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分量。

　　试图去梳理闽藉批评家在当代文学历程中的作用非本人的能力可凑效。在这里我想用五点四十个字来做简要概括，以此来呈现“闽派批评”的基本特征。我的概括的重点在于把握住闽派批评的文化秉性。在进行某种地域性和流派的概括时，文化秉性是非常重要的内涵，从这里才能显现它的特质。这五点如下：

　　其一是：文化底蕴，思想传承。其二是：求真务实，刻苦勤奋。其三是：创新求异，不惧弄潮。其四是自由天性，包容并蓄。其五是：传帮带领，凝聚集体。我以为这五点显示了“闽派批评”成立的可能性。一种派别，不仅有它的理论规范、理论目标，特别是以地域命名的派别，其文化性格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是着眼于从文化性格的角度来理解“闽派批评”的。

　　就第一点的“文化底蕴、思想传承”而言，“闽派批评”的文化底蕴和思想传承不止是从近现代开始的。八十年代以来，它又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包括谢冕、张炯、孙绍振、许怀中诸位先生，还有我的老师李联明先生，他们在不同领域都有一种开创。这一点和福建籍的新一代的批评家也构成了一种关系。因为新一代批评家师承的先生往往是福建人，他们经常进行专业学术交流的同代人也是福建人。第二点所说的“求真务实，刻苦勤奋”，这是就福建人的性格来说。福建人比较勤奋，特别是读书方面很勤奋，这是文坛的同行们都普遍认同的说法。对于第三点讲“追新求异、不惧弄潮”，我认为这是闽派最显著的特点。我们可以在当代思想解放和当代文艺批评历程中看到这一点。我以为当代文学批评经历了三次思想观念和话语方式的转变。第一次思想解放，即人的解放，使得中国的文学批评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八十年代初朦胧诗论战的“三崛起”，就是福建的文艺批评家谢冕、孙绍振二位先生提出来的。第二次是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向内转”思潮，在文学方面有“寻根文学”，在理论方面有“主体论”、“方法论”。我认为方法论变革是中国理论变革的一个大环节，闽籍批评家作出了他们的反应，起了“弄潮”的作用，例如，当时刘再复、林兴宅先生，以及孙绍振先生和童庆炳先生，还有那个时期活跃的陈骏涛先生、何镇邦先生。第三次是九十年代以后的变革。很多人都在反对、抵制后现代理论批评，但是它不可阻挡地成为今天文学批评的一种主导性的方法和理论，我觉得这是不可否定的。你可以看到它在今天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力。对于西方而言，八十年代的批评是属于“后现代批评”时代，它是在后现代理论和后现代话语之下展开的一种批评，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在这个理论体系下，那么批评话语是失效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闽籍的批评家还是做了比较突出的努力。我们不要把后现代话语狭义化。解构主义是对历史中心主义，包括对整体论的一种破解，它有复杂的话语系统。例如，南帆的关于《后革命的转移》这本书和《隐蔽的成规》、《敞开与囚禁》、《双重视域》等著作，我认为都是归属于“后批评”的范畴。朱大可、谢有顺和我本人的批评话语，还有在文艺批评方面，如范迪安做的美术批评、周星的影视批评，都是属于后现代的理论范式。年轻一代的闽藉批评家，如黄发有、吴子林等，80后的如程凯、陈思等，都是后起之秀，他们的知识构成也可以看出进入了后理论的知识范型。

　　正是因为追新求异显出闽派批评家有一种文体的个性展现出来，象朱大可的批评个人批评非常犀利、风格鲜明，极受青年学子欢迎。我们可以看到闽派批评家群体，老中青三代人各有自己的历史出场时机，各有自己的知识构成，他们本身也不一样，即使是同代人也不一样。这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群体，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

　　我要说的第四点是“自由天性，包容并蓄”。福建人追求自由，认同这种人生的核心价值。孙绍振老师不拘一格、自由潇洒的个性给我们做出了表率；谢冕老师的宽厚、尊重他人个性，给予年轻一代以无限的期许的那种胸怀。这些方面也透视到他的文章和言传身教的行动中去。张炯老师和我的观点不一样，但他从来没有说我的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不对，他都是采用鼓励探索的方式赞许年轻人的探索。曾镇南，今天没有到场，他经常跟我的观点看法不一样，原来我们是同事，经常在研究室里面吵架，但是并不影响我们依旧是可以很好沟通的同事。

　　第五点“传帮带领，凝聚集体”，这是很难得的。福建人有一种归属感认同感，老前辈非常宽容关怀自己的学生，我和谢有顺都是孙老师造就的。我的硕士学位也是孙老师去申请的，像李联明老师、孙绍振老师，跟我们都像是父子的关系，既可以感受到那种友情的真诚和绝对性，又有那种宽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别的派里所没有的。我们闽派里经常都是老师帮着学生，而且同龄人也是互相支持，我觉得这一点大家能感觉到。像我们这一辈人，都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这一点要继续发扬。福建人经常有争论，和而不同，但是这些都是闽派批评内部有活力的表现。

　　当然今天我们本来应该更多的谈论闽派批评的不足和今后的发展和突破方向。时间关系这些要紧的问题都无法展开。刚才周星教授谈到多媒体时代的批评问题，我深有同感。我以为多媒体批评时代，闽派批评何为是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多媒体的时代，我们闽派批评家更多是限于文学的批评、文艺批评。如何在多媒体时代应对千变万化的文化现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管季超0712

南帆：话语平台与理论质量

　　我利用这个机会讲一点点小意见。大家刚才谈到“闽派文论家”这个问题，考证比较多。我个人觉得可以放松一点。

　　其实稍微回顾一下，在文学史上，大量的概念起源都是非常随意的。比如“朦胧诗”，不少学者曾经认为这个概念不是很妥当，是不是改成“新诗潮”等等，但现在还是“朦胧诗”。文学史上另一些更著名的概念——例如现实主——影响这么大，但是它的起源是非常简单、随意的，并不是如同我们想象的，大约一百个人密谋了半个月，然后提出这么一个概念，非常严谨、非常严密。“闽派文论家”、“闽派批评”这些说法也是如此，是时势所然提出的概念，不一定是学术特征的严谨概括。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不争的事实：至少在当代文学史上，福建从事文学评论的人相当多。单凭这个事实，就足以构成“闽派评论家”的一个缘起。

　　今天谈论“闽派批评”，也就是将其默认为一个话语平台。我希望这个话语平台能够为学术的发展提供正能量，能够让我们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观点。当然，我们还要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话语平台，如果有普遍的影响，如果有真正的意义，一定要具备超越地域的能力。

　　这个话语平台的意义，应该建立在它的理论质量之上。事实上“闽派批评”这个概念能够延续下来，也就是因为当年它曾经产生过非常有理论质量的文学事件和理论文本。譬如说，“朦胧诗”讨论。虽说舒婷是“始作俑者”，但是那场讨论引申出来的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舒婷的诗歌作品，甚至对中国诗歌的整体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刚才各位都提到的，比如“文学主体性”讨论，都对整个时代产生了影响。

　　什么是所谓的理论质量？并不是取决于观点是否可能被改变，被修正，被淘汰。即便是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他们的观点到今天都可能被淘汰。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当时那个时代，我们的认识达到了最高点。如果没有达到最高点，只达到那个时代的高度的一半，那么我们就有愧于那个时代。如果一种理论观点达到了时代最高点，就算日后又有所改正，那也无法否认它在当时的历史地位。这就是所谓的理论质量。

　　闽派文论家中间产生的若干时代性理论——如我刚才提到的“朦胧诗”的讨论、方法论讨论和主体性的讨论，都对时代产生很大的影响，都有当之无愧的理论质量。如果这个话语平台有助于我们今后的理论努力，使我们的理论观点达到这个时代的制高点，这个话语平台就有它的意义。乡亲们在一起是一件很高兴的事，但我们聚在一起不是简单吃一吃福建菜，聊聊天。我们聚在一起，真正的意义在于能够提出超越地域、抵达时代高度的理论观点。我们今后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这也是我们举办这次论坛的一个初衷。

（南帆　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省文联主席、福建社科院院长)

管季超0712

谢有顺：“闽派批评”的三个品质

　　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教育，也为自己是闽派批评群体中的一员感到荣幸。上午开会间隙，记者采访我，特别问到，福建除了批评，在其他创作方面，包括在网络文学方面，都很有成就，为什么那些年轻的创作力量都没来？我大概的意思是说，可能这次的会议作为一个起头，主要是为了致敬于那些前辈，他们开创了一个传统，值得我们铭记。我们年轻的应该跟在他们身后。

　　刚才经过大家的各种阐释，我确实也觉得，＂闽派批评＂是可以成立的一个说法，闽人善论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闽派批评＂作为一种现象，如果国内要找相似的，和地域有关的文学现象与之匹配，可能只有我现在供职的广东的文学史家这个现象。广东籍的文学史家很多，洪子城、陈平原、杨义、陈思和、温儒敏、饶芃子等一大批人，原籍都是广东人，中国当代所编撰的文学史，半壁江山出自广东人。广东的文学史家这一现象若成立，＂闽派批评＂这一现象也是成立的。由这个现象，令我想到大家经常说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人才都是扎堆的。它跟地域真是有密切关系。梁启超先生专门有关于人才地理学的论述。他讲到，北宋以前，中国的人才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这个时期主要是出军事人物；清中叶以前，人才是以扬子江流域为中心的，主要是出文化和教育人物；清中叶以后，人才是以珠江流域为中心的，主要是出实业人物。。这个概括我觉得还比较空疏，但从客观上讲，人才和一个地方还真是有关系的。

　　我个人也深深受益于福建这个地方，受益于闽派批评。我读大学的时候，受教于孙绍振老师，还有王光明老师，我给光明老师还抄过书稿。我通过他们的教导，包括给他们抄稿子，确实深受教育。而我成长的过程中，像谢冕老师、张炯老师、包括陈晓明老师、南帆老师，都对我有过很多的帮助。所以，地方性的群体力量，对我们这些正在上升通道中的年轻人来讲，是有很大帮助的。

　　刚才我稍微想了一下，如果＂闽派批评＂成立，那我从这些老师身上，主要学到了些什么？闽人善论，有哪一些共同的特点？我觉得还是有的，我概括了三点。当然，这三点也许不一定是闽派批评所独有的，但它非常突出，令我印象深刻。第一，闽派批评家的文章有思想锋芒。这对于批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品质。我们可以简单回忆一下，像谢冕老师、孙绍振老师他们的崛起，包括像刘再复老师、林兴宅老师、南帆老师、陈晓明老师，还有朱大可老师等人的文章，都参与了当时一些重要的文学论辩，他们的文章本身，都有一种思想论辩的风格。林兴宅老师上午说，如果批评没有思想资源，也不能生产新的思想资源，可能生命力是有限的。我同意这一点。我个人其实也很警惕批评成为一种纯技术主义的分析。我觉得，一个好的批评家，同时还是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一个有理论创造力的人。这一点，闽派批评确实提供了和别地方的批评不一样的风格。像当年谢冕老师、孙绍振老师他们参与的朦胧诗的论辩，在当时还是承担着巨大压力的。包括舒婷老师也跟我说过，她当年写那些诗歌，也还是承担着巨大压力的。这决定了他们的批评或诗歌，都具有一种思想的锋芒、胆识和勇气。这是很了不起的。不惧权威，敢于挑战现存的秩序，并通过一种思想论辩来澄清问题、解决问题，这不仅是一个批评的专业问题，也是一个立场和姿态问题。

　　第二，福建批评家的文章有艺术的解释力。一方面，批评家要有艺术感觉，另一方面，他也要有一种把艺术感觉的解析出来的能力。这一点，我觉得闽派批评是很突出的。朦胧诗为什么好，你要从艺术的方面作出解释，你要告诉我们说，这为何是新诗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它在艺术上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新的美学原则，这就是解释力。当年以孙老师为代表的闽派诗评，是很精彩的，真正助力了新诗的崛起。孙老师还写过一篇著名的四万多字的长文，叫《中国新诗的第一个十年》，这是目前我读到过的关于新诗发展头一个十年最精彩的艺术解释的文章，他解释清楚了新诗从胡适一直到戴望舒、冯至等人，在内在的艺术上，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个问题，在国内学术界，目前孙老师讲得最清楚。还有，当年陈晓明从后现代理论中，南帆老师从符号学理论中汲取资源，解读了先锋小说，以及王光明老师、陈仲义老师对现代诗的细读，颜纯钧老师对电影的阐释，都提供了一种艺术解释的方式。这种艺术解释力，其实是现代批评中比较匮乏的。现在的批评，普遍比较空疏，多讲批评的趋势、思潮，展望未来文学要走到哪里去，但是能够具体分析一篇小说好在哪里，一首诗好在哪里，一篇散文的创新点在哪里的人，太少了。这是很不容易做好的一种批评。而＂闽派批评＂提供了不少强有力的、具有原创性、可操作性的艺术解释的方法，比如，孙绍振老师的艺术还原法，刘再复老师对于形象的解释，陈仲义老师对新诗的细读和分类，都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这些理论和批评读过之后，让人觉得对具体的一篇小说、一首诗的分析，变得不那么困难了，这点，闽派批评是非常突出的，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第三，闽派批评家普遍有文体意识。我刚才数到的这次与会的这些前辈批评家，每个人的文章都很漂亮。梁鸿鹰先生刚也说到，有很多人的文章，都像美文一样。对此，我受益尤多。文艺批评，今天被边缘化、小众化，固然有整个文学形势的变化，但也不能否认，批评家自己的那套话语，自己那种晦涩的行文方式，不说是自绝于读者吧，至少和读者之间也是制造了一种隔膜感。文章不好读，没文采，这是要命的。而像谢冕老师的激情与优美，孙绍振老师的那种逻辑能力，刘再复老师的那种情怀和厚重感，南帆老师、朱大可老师的文章中的修辞，陈晓明老师那种雄辩的风格，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不单是在做批评，也是在写文章。中国人是很讲究文章的，所谓＂文章千古事＂，强调的是文章本身，而未必是观点。有的时候，观点会过时，甚至你论述的那些作家，后来的人已完全不知道，但是批评文章本身依然可读，这就了不起。李健吾的文章，就有这种文体的魅力，尽管他评的一些作品，今日已无人去读，但他的批评文章，一直还再版着。这种文字魅力，很大程度是来自于作者有强烈的文体意识，把文章经营得具有一种叙述之美，具有某种修辞意义上的典范意义。这点，也是我们闽派批评家身上极为突出的，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有这种对文体本身的自觉。

　　当然，很多批评家都有思想的锋芒、艺术的解释力、文体意识，但是，这些在我们闽派批评家身上更突出。而我认为，这三点的统一，构成了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基石。不单是＂闽派批评＂，整个中国批评，讲到变革和创新，就是要实现这三点的统一。正是这三点的统一，使得这些前辈给我们带来了之前的辉煌。如果要说创新，终归也是在思想的锋芒、艺术的解释力、和文体意识上重新达到一种有机的统一。我个人在这三点上受益于闽派批评的滋养，尤其是这些批评前辈，以身作则，以文化人，助力了我的成长，我一生都感念。这就是我对＂闽派批评＂的个人观感。

　　(以上发言，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

（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管季超0712

陈仲义：批评需要一颗“赤子之心”

　　诗歌批评界的问题太多了，批评阐释活动有太多复杂的、老了又新新了又老的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谈其中一点“心态”问题。

　　诗歌文本，可能因其特殊性，包括它的含蓄、晦涩、神秘，造就了诗歌接受效果，千人千面。面对这样的文本阐释、批评活动增加了很多难度。仅仅就“这一个”批评主体来说，其中有个心态问题是非常微妙的：面对一般作者，我们的“处理”好像很简单，三下五除二，没有任何压力就解决了；面对比较优秀的、上档次的诗人，也没有什么顾忌；最难办的是面对有影响的诗人、面对重要的诗人，面对可能进入文学史的诗人，就不好批评了。但是，却经常要碰上，而且越往下，就会发现各种影响批评主体的因素越来越庞大而复杂了，包括关系、情面、功利、门派，等等。这样诸多影响因子，无时不在地影响着批评主体的心态，让他左右摇摆，并且经常处于纠结的尴尬状态。怎么办呢？

　　今年我刚好申请到一个国家课题，是从读者的接受角度来研究种种接收现象。现在摆出来的一个问题很尖锐，就是面对有影响的诗人，面对他们文本的局限、软肋、不足，甚至败笔，我们敢不敢站出来“说三道四”、敢不敢直言不讳指出他们的毛病、弊端？敢不敢鸡蛋碰石头？敢不敢鸡蛋里挑骨头？换句话说，就是要不要做一个性情中人，非常真诚地提出问题，剖解症结，做到祛除情面，不需要包装，不需要伪饰，能做到么？我经常在反思这个问题，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好。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有一个公正、透亮的心，或者说是一个赤子之心。以我们的性情，本真、自然，和我们的批对象进行坦诚的交流和对话，如同晚宋批评家舒岳祥所说的“必具真识而后评之当，必全正气而后评之公。”他说得真好，但要做到这一点还真不容易哪。在当下如此难受的批评境遇中，如能达到七八成，应该是阿弥陀佛了。

　　举个例子，比如这次准备这个课题时，选了八九个中国当代有影响力的诗人为典型案例。这一次，我就不打算阐释他们优秀的部分，而是专门瞄准了他们某些不好的东西，以此作为纠偏的借鉴，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考验。第一要冒很大风险；第二要得罪朋友；第三在艺术变迁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也许你写的不错，在人家眼里不屑一顾，这些都要承受很大压力(具体例略)。幸好，我们的诗人同志是大学教授，谦谦君子，他能够容忍这么尖锐的批评。那么，如果碰到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该怎么办呢？

　　老婆也经常教导我，公众场合，应该柔和一点，不要那么凶悍、生硬。后来我想了想，已经活到七老八老，离棺材不远了。只要凭着赤子之心、凭着对诗歌的热爱、凭着对诗歌的责任，应该把该讲的话，痛痛快快地说完，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所以我希望我今后批评道路，一方面要朝着“好话”的方向走下去——继续挖掘新生的、萌芽状的东西；另一方面，也不忌讳、不逃避，那种更严峻的“挑骨头”的作业——在可能发现问题、同时得罪人的地方继续走下去。谢谢大家。

（陈仲义　厦门城市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