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献身哲学得始终

管季超0712

俞吾金：献身哲学得始终

本文来源于：中国教育报

　　

　　俞吾金，着名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刘畅 摄

　　俞吾金在他的书架前

　　俞吾金与国际知名马克思主义专家戴维·麦克莱伦教授

　　1993年，俞吾金(左一)与新加坡国际大专辩论会复旦大学辩论队

　　哲学需要的不是三心二意的追随者，而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献身者。——俞吾金
　　2014年10月31日凌晨5时，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俞吾金的生命时钟停摆。他的人生，定格在66岁。
　　哲学家往往是这个世界上离普通人最远的一群人。然而这次，俞吾金的逝世却引发了各个群体的悼念。
　　同仁们痛失“常悟人不及之理”的长者，来到设于他生前办公室内的灵堂，默默鞠躬、献花;
　　学生们痛失“愿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师者，聚集在光华楼点燃烛光，静静追思、哀悼;
　　听众、读者痛失致力于“化艰深为大众”的理论普及工作的学者，在报刊、微博、微信上写下点滴文字，深深怀念、祝福……
　　他为何会有这样的魅力?
　　曾对哲学心灰意冷
　　1966年，俞吾金18岁。
　　正是“文革”最狂热的年代。林彪在再版《毛主席语录》的前言中将毛泽东思想称为“顶峰”。这一比喻引发了俞吾金的困惑。
　　“我从读过的哲学书上了解到，任何真理都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所谓‘顶峰’也就是没有发展了，这怎么可能?”俞吾金对此发出疑问。
　　很快就有人打了小报告，说他在对待毛泽东思想上“有观点问题”，有人甚至试图把他打成“反革命”。俞吾金感到，自己心中素来认为有价值的某些东西被碾碎了。失望、苦闷的他变得沉默，外出串联领略山河之余，躲在家里读书，成为他的生活方式。
　　如果没有之前读过的那些书，俞吾金或许也惹不出这样的麻烦。但是如果放下书本，那就不是俞吾金了。俞吾金给很多人的印象，就是终其一生，都在读书。
　　俞吾金最早接触到哲学是在1965年。读高二的他从同学处偶得李致远撰写的小册子《马克思的学习方法》。这本通俗易懂的小书深深吸引了他，书中所记述的马克思常年累月地在伦敦图书馆读书，双脚竟在水泥地上磨出了痕迹等小故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开始对哲学产生强烈兴趣。他省吃俭用，用省下来的零用钱到旧书店淘自己喜欢的哲学书，如列宁的《哲学笔记》、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似懂非懂地阅读起来。
　　1972年，已经参加工作的俞吾金因工伤在家休息了4个月。他利用这段时间，天天泡在上海图书馆，粗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做了好几本札记。经典作家的精辟见解，尤其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分析方法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此时的俞吾金，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学青年。
　　受身边爱好文学的同事、朋友影响，俞吾金把文学当作自己的人生方向，还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即便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入心仪已久的复旦大学，而且最后以40:1的比例被哲学系录取，他仍然感觉“大门走对，小门走错”，个人兴趣还是放在阅读国外古典文学名着和撰写小说上。在文科阅览室，白天他把书包搁在那里占位子，晚上吃完饭就去看书，顺着书架一排排地往下读。一年时间，在图书馆的借书卡上，他留下了至今无人打破的150本的借阅记录，一同留下的还有10本读书笔记和3部小说。
　　在班里，俞吾金的年纪偏大，但同学们一直叫他“小俞”，因为他总穿一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每天早早起床、拉单杠，骑车谁也没他骑得快，仿佛永远有用不完的劲。
　　和俞吾金打过交道的人都有一个深刻印象：他到哪里都带着书，开会间隙看书，饭前等待的时间也拿着一支笔、一本书，边看边划。“刻苦”是老师和同学对“小俞”的一致评价。在大学班主任、复旦哲学学院教授余源培的印象中，“俞吾金刻苦”。哲学学院资深教授刘放桐也说：“77级学生里俞吾金属于绝对用功的类型，他做学问扎扎实实，读书更是分秒必争。”他的同学、哲学学院教授张汝伦回忆说，俞吾金刻苦到对自己严苛，写博士论文时把自己关起来，据说还贴了条，声称除了同学吴晓明谁都不见。
　　在整理俞吾金的遗物时，学生们发现了其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至少50本读书笔记，横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个不同的领域。整理这些密密麻麻的手书，将俞吾金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传承下去，成为学生们的责任。在11月6日举行的俞吾金追悼会上，浙江大学教授郁建兴说：“身为俞门弟子，我们不会解散。我们将会继承俞老师的理念和精神，把他热爱的这份事业薪火相传，不断地推向前进。”
　　绝对命令：发表论文必有创新
　　俞吾金之所以在文学圈子里徘徊过一阵子，究其缘由，还是由于之前哲学讨论的受挫，让他心有余悸。
　　然而，对这样一个从小热爱哲学的青年来说，命运总会把他拉回到命中注定的轨迹。正当俞吾金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名着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把他引出了书斋。正是这场大讨论重新点燃了他对哲学的热情，并使他认识到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他开始把兴趣聚焦在外国哲学史，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限制自我”的战略，划分了不同层次的阅读方向：将马哲原理和原着选读、西方哲学史原着选读、英语、世界通史作为专业研究的知识结构，西方美学史、西方伦理史、西方经济史、近代心理学史等作为“了解领域”的知识储备。
　　这种“由博返约”的阅读战略很快产生了成效。俞吾金创下一年发表9篇论文的纪录，其学士学位论文《试论柏拉图哲学的基本特征》被收录到《1983年中国哲学年鉴》，成为当年重点介绍的论文之一。本科毕业后，他师从尹大贻教授开始攻读外国哲学硕士学位。
　　一俟回到哲学的世界，那个充满质疑精神的18岁少年又回来了。
　　1983年，复旦大学谢遐龄、俞吾金、吴晓明等6位研究生不满意哲学界的研究现状，共同起草了一份《关于认识论改革提纲》，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提出了系统批评。这份提纲在广西桂林举行的“现代科学技术和认识论”全国学术研讨会上被宣读后，遭到了批判，甚至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从而使学术讨论变成了政治讨论。作为当时哲学系研究生班的班长，俞吾金更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原本想毕业后留校工作，也近乎泡汤。无奈之下，他甚至已做好毕业后去一家出版社工作的准备。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高层领导对此事进行了干预，形势又发生了好转。1984年年底，俞吾金完成了硕士论文《黑格尔的理性概念》，六人又联络了系里其他博士生和硕士生，在复旦最具历史文化意义的3108教室(复旦学生心中的圣殿，无数大师在此举办讲座)举行“哲学与改革系列演讲”。
　　前后15讲，历时一个月，场场爆满，听众里三层外三层把整个教室围得水泄不通，甚至连窗台上、讲台周围都站满了人。《文汇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先后发文报道这一盛况。“复旦六君子”的称号自此流传开来。
　　俞吾金也在这个阶段进入了写作高峰期。他陆续发表《论改革开放与民族精神的转换》、《哲学研究要提倡发散式思维》、《哲学的常识化和常识的哲学化》等论文。不久，学校表示六人均可留校任教，俞吾金被分配到哲学系现代外国哲学教研室。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俞吾金就密切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并积极参与哲学基础理论的探索。为了弄清楚哲学基础理论问题，1986年9月，他师从胡曲园，开始在职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学位。当月，他出版了第一本哲学书《思考与超越：哲学对话录》，叙述对一系列哲学问题的新看法，并尝试把自己读过的文学作品中的典故或名言警句运用到对哲学思想的表述上。据《书讯报》统计，该书出版后成为上海理论界的第一畅销书，并在当年的全国图书评比中获“金钥匙奖”。此后28年，俞吾金独着及作为第一作者或译者出版着作25种，他的博士论文《意识形态论》出版后，获原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着作一等奖。
　　1986年秋冬之际，学校启动职称晋升。俞吾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申报。由于桂林会议的旧事，他的破格晋升名额差点被取消。在全系所有正副教授的联合签名下，这个名额终于保住了。1987年，他从助教晋升为副教授后，继续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勇于打破知识分界壁垒，在哲学研究领域深耕细作。多年来，他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其中45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哲学年鉴》、《哲学研究》等顶尖权威刊物上，先后获上海市第七、八、十届哲社优秀论文一等奖。
　　1988年10月至1990年9月，俞吾金以联合培养博士生的身份，前往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进修。此时，他对哲学基础理论的探索已渐渐聚焦到意识形态问题上。在导师伊林·费切尔教授的指导下，他潜心研读相关着作，迎来了人生中又一个读书高峰。在旧书摊上和旧书店里，他陆陆续续淘了700多本哲学书，几乎买齐了西方重要哲学家的着作。回国前夕，他打包的德文版哲学着作共39箱，整整195公斤。
　　复旦哲学学院每年统计工作量，他总是列第一。正是在这样抓紧利用每一分钟的工作中，他在外国哲学研究方面率先提出“重写哲学史”的口号，强调重写哲学史的关键在于确立新的哲学观——生存论本体论。作为“德国古典哲学”课程的主持人和教材第一作者，他主张人、时间、物自体、市民社会、历史意识和自由等元素都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确定成熟时期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不应列入德国古典哲学范畴。他推进了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深度研究，率先提出康德是“自然辩证法”概念创制者的观点，区分出康德文本中的两种实践概念，探索了康德的两种因果性概念。他还率先主张黑格尔方法论不能等同于黑格尔辩证法，提出黑格尔的认识论实质上是精神认识论，并对黑格尔的主奴关系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解读。他主编的《现代外国哲学》与北大赵敦华教授主编的《外国哲学》被誉为外国哲学界的“南北双峰”。
　　经考证后，俞吾金在教材《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他为第一作者)导论中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科尔施于1930年出版的着作中提出，把这个概念的历史提前了25年。他没有停留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简单介绍上，而是切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国外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形成了一家之言，包括提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第四个来源和第四个组成部分，提出“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的新观点，区分出两种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肯定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意识形态、异化、实践、辩证法、物质观等一系列基本概念做出新的阐释。
　　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蕴藏着俞吾金对自己学术创新的严格要求。1993年晋升为教授后，俞吾金给自己下了一个“绝对命令”：决不发表没有新见解的学术论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评价说，俞吾金的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以阐释他人理论为目标，而是以创新的思想取胜。
　　此外，俞吾金十分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致力于学术大众化的理论普及工作，与大众“亲密接触”了30年。他不仅奔走于沪、杭、广、深等多座城市为市民办哲学文化讲座，还在报纸上发表大量理论文章、演讲稿等，“学术大众化是时代向学者提出的要求，在当前的时代，公众可以自我表达但不充分，需要专家的指点和建议。而当学者走到公众中，可以及时获得新鲜的民间观点和真实想法，很多重大的时代哲学命题就是从社会生活中来的。”俞吾金如是说。
　　普罗米修斯式的献身者
　　1993年，俞吾金出任复旦大学辩论队教练，带队参加新加坡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荣获冠军，第四辩手蒋昌建获决赛“最佳辩手奖”。这成为俞吾金最为大众所知的一段经历。
　　现在复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任教的蒋昌建说，后来大家都开玩笑说，俞老师是最早的“大数据运用者”，因为他的知识储备几乎让大家叹为观止，有些知识点他可以追溯到哪家出版社的哪本书、第几版、第几页。
　　回国后，俞吾金与辩论队顾问王沪宁合作出版了《狮城舌战》、《狮城舌战启示录》，在全国范围助推了大学生辩论热潮的兴起。四年后，俞吾金再次作为领队，带领15位英文论文投稿被接受的学生，前往瑞士参加圣加仑大学举办的第27届国际经济管理研讨会，其中一位学生的论文还获得了国际论文大奖。
　　在俞吾金看来，教师是相对于学生的存在，应全身心地为学生考虑，心中应始终怀着学生。有时，学生会在思想上、心灵上陷入低迷，教师应积极对学生进行引导，“在我的理解中，教师的确就像一支蜡烛，燃烧自己，点亮学生。我喜欢做教师，并把担任这个社会角色理解为人生最明智的选择”。
　　尽管承担着繁重的科研任务和社会工作，但自2006年起，俞吾金一直坚持每学期为本科生开设《哲学导论》和《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精读》。由于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实在太多，经常要换到复旦最大的能容纳400人的教室才能让所有学生坐着听课。
　　同事评价说：“他始终坚持站在教学的第一线，近10年来，他在本科教学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并且倡议哲学学院最主要的学科带头人都要为学生开设最重要的课程。”
　　教学中，俞吾金鼓励学生积极思考，踊跃提问。面对学生的各种提问，哪怕是初次接触哲学的学生提出的“小白”问题，他总是耐心做答。“No stupid question”(没有愚蠢的问题)是他常说的一句话。
　　俞吾金认为，要使学生在知识上夯实基础、学会真本领，决不能采取填鸭式的“满堂灌”，而要采用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独立、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张三是李四的粉丝”，这句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话，居然存在着语法错误。俞吾金正是从这里出发，引申出黑格尔所说的“熟知非真知”，这给复旦2010级英语专业本科生华沁欣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让我们认识到真正的哲学思维应该从想当然的东西开始，更促使我们在学业上、生活上学会进行批判性思考。”华沁欣说。
　　以教师为事业而非职业的俞吾金，以高度的责任心从事教学工作。有一次，上课途中遇到自行车爆胎，他竟然推着车，一路小跑赶到教室。当他气喘吁吁地走进教室时，上课铃还没有响，这令他如释重负：“如果100个学生来听我的课，我迟到一分钟，就等于浪费大家100分钟的宝贵时间。”
　　每次上课前，他都会认真备课，讲课时产生了新想法，就写在讲稿页边上，常讲常新。期末批考卷、登记成绩，他从不假他人之手，如果学生对成绩有异议，他总会重新核对考卷后再给学生一个满意的答复。
　　1990年起，俞吾金开始担任硕士生导师，3年后又任博士生导师，20多年来指导并培养了40多名博士生和硕士生。“第一动机”、“学术规范”和“经典阅读”是俞吾金给研究生上的三堂必修课，“做学术研究时，第一动机应该是追求真理，做学术研究必须遵守学术规范，既要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又贵在创新”。
　　他会针对每个研究生的不同基础因材施教，开出不同的书单。文汇报首席记者樊丽萍读研前第一次和导师俞吾金谈话，导师就开了一个很长的书单给她。“我记得他一口气报了20多本哲学经典名着，末了叮嘱我‘你要抓紧，看完就来找我，还有很多书要开给你看’。”樊丽萍说。
　　俞吾金带学生的方式是极其宽松和自由的，他充分尊重学生的学术兴趣，从不限定门生一定要从事和自己一样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但选定课题开展研究后，他对学生的要求又是极其严格的。有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提纲被他要求改了8次，有位硕士生的学位论文初稿是他在飞机上审阅的，40多页的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红色批注。
　　俞吾金指导的博士生徐英瑾，如今已是哲学学院教授。当年徐英瑾积6年之力才写就博士论文《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型期中的“现象学”之谜》。论文即将提交答辩委员会之前，徐英瑾却接到俞吾金深夜打来的电话，要他重新编辑导论部分。因为俞吾金反复通读后觉得该导论对某些问题的讨论在文脉上与正文不甚相关，建议大段删除。
　　“当时听到这些建议，我在情绪上的确有所抵触。俞老师就通过罗丹斩去精美雕像手部以免喧宾夺主的故事开导我，并对如何修改给出了具体意见。”徐英瑾回忆说。这一夜，师生俩在电话中反复打磨细节，彻夜未眠。后来，这篇论文被教育部评为“2006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也是迄今上海哲学界唯一入选“百优”的博士论文。
　　2008年，他领衔的“西方哲学史”课程被评为全国精品课程，他本人也先后获评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教学名师。在庆祝复旦哲学系建系40周年纪念会上，俞吾金说：“哲学需要的不是三心二意的追随者，而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献身者。”
　　似乎一语成谶。2014年7月，在赴国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期间，他不幸被查出身患脑瘤。
　　谁都没有想到，仅仅三个多月后，他就溘然长逝。
　　“帕斯卡尔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作为芦苇的肉身，人是那么脆弱。我多么希望这是一个噩梦，俞老师，我们舍不得您走!”在追悼会上，郁建兴作为代表发言时，数度哽咽，泣不成声。
　　命中注定，他此生无法离开书本，无法离开哲学。
　　回到几十年前。少年俞吾金在小学毕业系列考的前夕，因爬葡萄架摔断了右手腕，整个右手臂都打上了石膏，只露出一点点手指。石膏要满一个月才能拆，右手不能写字，怎么参加考试呢?
　　没有关系，因为他从小就是左撇子，上学后遵从母亲叮嘱才改用右手。随后，他使用天生的左手，完成所有的考试，并从此一路升学，最终化作中国哲学界的灿烂星斗。
　　就如他曾经在文学圈里流连，最终仍然义无反顾地投身哲学一样。
　　上天赋予的初心，终究不会失去。
　　【他的最后】
　　最后一篇博客
　　6月2日，俞吾金发表最后一篇博客《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吗》。
　　最后一条微博
　　6月8日，俞吾金更新了最后一条微博：“中国人法律意识淡薄，可见诸于文字。如‘集思广益’这个成语，只考虑要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却未考虑每个人拥有的知识产权应该得到尊重。”
　　最后一场讲座
　　6月21日，俞吾金与其他9位哲学教授共同参加“东方讲坛·文汇讲堂——核心价值与民族复兴”开放论坛，第七个作主题发言。
　　最后一次约稿
　　6月28日，俞吾金的《历史没有旁观者》定稿。这是“文汇讲堂”对俞吾金的“最后约稿”。
　　最后一场学术报告
　　7月底，俞吾金在加拿大参加学术研讨会，以一场“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批判局限性”的报告，赢得了全场海外学者的热烈掌声。走下讲台后，他被送进了医院，再没能离开病榻。
　　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复旦哲学学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