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答问

管季超0712

洪子诚：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答问





   

   李云雷：我们曾多次问起您最喜欢哪位作家、哪些作品，您总是语焉不详，很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您是否存在内心困惑，觉得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的？

　　洪子诚：我确实经常遇到这样的提问，因为文学研究是我的职业。不过，每一次我都含糊其辞，避免给出确定的答案。我有一篇文章，是写日本学者丸山升的，里面就说到，1993年我在东京大学和他第一次见面，他就问“洪先生喜欢当代哪位作家”。当时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支支吾吾没有回答。造成这个情况可能有几方面原因。第一是性格上的，对自己的审美能力缺乏信心，常常不敢也不愿做出明确判断。这对从事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的人来说，肯定不是优点。另外一点是，作为文学史上作家作品位置的评定，和个人的兴趣喜好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我明白一些作家在当代文学史上应该有比较高的地位，但是我并不“喜欢”。所以，我几年前在首师大演讲说到“讲真话”，我说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说我在自己编写的文学史中，讲的也不全是“真话”。更重要的一点是，从文学史，也从自己的阅读经验看，评价的高低和“喜欢”的问题常常变动，包括对不同作家，也包括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

　　李云雷：您说的是个人经验与审美趣味的“历史化”问题。您是不是自觉从历史中来确认当下“自我”的审美立场？我认为在这里隐藏着您独特的思想方法。在我看来，相对于“文学”，您似乎更注重“历史”，历史及其变化对您的“文学”观念有着较大的影响。我想这既来自于您的个人经验，也与您从事的当代文学史研究这一学科相关。

　　洪子诚：正如你说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和许多文学研究者都逐步认识到，不应当以一种“一元”的、本质化的观念去看待文学，认识到文学是一种“生产”，具有构造的性质。这不仅仅来自于理论，从50年代开始，我就经常看到作家、作品、流派在历史过程中的升降沉浮；而且我自己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也常常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这让我明白，价值、审美标准的问题，和特定的历史情境相关。倒也不是重视“历史”还是更重视“文学”的问题，而是要把文学放到历史中去观察。不过，历史学总归有具有阐释性的品格，历史撰述者肯定有自身的意图、倾向，文学史因为兼具历史和文学这两个不是总能协调的因素，所以，也意识到不能将这种“历史化”推向极端。事实上我们都不可能有绝对的“静观”而不做任何的“审判”。

　　李云雷：在《我的阅读史》中，您对个人阅读经验的梳理、反思，具有多重意义。您不仅将“自我”及其“美学”趣味相对化，而且在幽暗的历史森林中寻找昔日的足迹，试图在时代的巨大断裂中建立起“自我”的内在统一性。由此书中呈现的便不是一个坚固的“自我”，而是它的形成并变化着的过程。在我看来，这里的“自我”不是孤立的、封闭的个体，而是在历史中诞生并试图将历史“对象化”的主体。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个人的“经验”便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意义。“经验”在这里就不仅是“自我”与历史发生具体联系的方式，也是“自我”据以反观“历史”与切入当下的基点？

　　洪子诚：写“阅读史”这些文字的时候，是有你说的这些意图，但不是很明确，模模糊糊的。当初如果有你这样的清晰认识，或许我会写的好一点。写的过程中，读到米兰·昆德拉一段话，说20世纪和19世纪不同，这是个变化迅速、激烈的世纪，在这样的时间里，“历史的加速前进深深改变了个体的存在”，“历史奔跑，逃离人类，导致生命的连续性与一致性四分五裂”。这是我们这代人普遍性的感受和焦虑。因而，重建这种被断裂的联系和一致性，成为我们写作动力的一部分，也包括我写的当代文学史。我想，发生在文学领域里的“虚构家谱”、寻根、人文精神寻思……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倾向。可是，“阅读史”在写了若干篇之后，虽然有朋友希望我继续写，我却自觉停了下来。主要是意识到再写下去，在这种“重建”中，有可能发生“过去的出现尽在不真实之中”的情景——这是我不大愿意的。

　　李云雷：那么，在您看来，“自我”及“经验”的变动不居，在保持思想活力的同时，是否也具有其局限性？另一方面，在面对“历史”与“文学”等宏大的词语时，“自我”的有效性是否也有其边界？这其实也涉及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您“个人写作”的文学史，如何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在个人与“历史”之间，有着怎样复杂而微妙的关联？

　　洪子诚：文学史和“阅读史”这两类文字在性质上有所不同。文学史在发现、总结自身经验的时候，更需要关注克服个人经验的局限，而“阅读史”的那些文字，就是要立足自己的感受、经验。不过，它们也不是截然不同，同样都要程度不同地处理你所说的“自我”的成效和局限的矛盾。这里面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每一个写作者的探索，甚至挣扎。我在那篇写黄子平的文章里说到，“回到”历史情境之路有许多的难题：“既要有个人经验的积极介入，但也要与对象保持一定距离，对自我的立场、经验有警惕性的反思。离开个体经验和自我意识的加入，论述可能会成为无生命之物……成为悬空之物，但过度的投入、取代，对象也可能在‘自我’之中迷失，‘历史’成为主体的自我映照。”有一位阐释学家这样说，这种关系大概就像参加一种游戏，置身其间的游戏者，不将自己从“自我”中解脱出来，放弃已经形成的“前理解”，允许对象追问所设定的立场和标准，这种“游戏”就无法进行。
　　没有疑问，那种“真理在握”的宏大历史叙述，它的重要性是“小历史”——既指立足于个人经验，也指主要讲述非重大事件的历史碎片——不能比拟的。但是，在人们对“大历史”的信任程度下降的今天，众多呈现个体经验的“小历史”的价值也不容忽视。这可以挑战历史叙述“集体模式”的遮蔽，而让当事人有“发出自己声音”的可能。

　　李云雷：您写契诃夫的《“怀疑”的智慧与文体》，我认为是《我的阅读史》中最有分量也最有情感色彩的一篇。这篇文章融合了您对时间的敏感、对艺术的微妙感受以及对个人经验的执著。特别让我注意的是里面用楷体字插入的抒情性散文部分。在您的著作中，这类抒情性的部分很罕见(另一个例子是《1956：百花时代》的前言与后记)。在理性、思辨的整体框架中，为整篇文章带来了润泽与温暖的因素，仿佛活跃的音符，让我们看到了作者的真性情——那些无法化约的经验与情感。这一写法和您以前的文章大不相同。这是您有意的尝试，还是为了表达复杂感受而不得不做的“选择”？

　　洪子诚：大学快毕业和刚参加工作那些年，我写过一些散文。许多不成功，也有几篇当时在报纸上刊载。在60年代，因为生活、性格、阅读的种种原因，逐渐形成一种靠拢、推崇节制、简洁，嫌厌滥情、夸张的美学观。有的时候，这种取向在我这里表现得有些极端，不愿明确表达自己的感情，也拒绝使用抒情性的文字、句式。有的学生说我的书、文章枯涩，读起来昏昏欲睡，确实！因为“阅读史”确定了侧重个人的方式和角度，就有意识添加一点水分、一点情感，收缩那种“正确评价”的紧张感，将它降低到个别的感受和认知的范围。这种方式，和处理的对象、写作的目的有关系，但也是岁数一大把之后的一点改变。不过，说到写契诃夫的那一篇，虽然有你和一些朋友的肯定，但是我想我不会再那样写了。几次重读，都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有点羞愧：其中有些话，一些写法，属于我尽力想避免的部分。不过，如果我以后还写文章，包括学术性的，会注意采取一种更平易、随意的语言方式，尽量避免堆砌概念，减少注释，少用引号……

　　李云雷：《一部小说的延伸阅读》描述了您阅读《日瓦戈医生》的历程。在这里，值得关注的不仅是您在不同时期认识的变化，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变奏中不变的因素。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1)对“革命”的理解与态度的主题；(2)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价值与作用的思考；(3)对文学的“独立性”或“非政治化”的关注；(4)对当代中国精神语境变化的自觉，以及将之与作品相联系加以考察的思考方式。在这里，我们可以大体辨识出您的自我认同及问题意识，即您更认同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定位”，更强调文学(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传统，但这一认同却又是开放的、复杂的、“相对化”的，有着暧昧的边界与微妙的变化。在这篇文章中，您以核心问题的关切为中心，在渐次递进中呈现出了问题的不同层次与不同侧面。请问您这种复杂化与“历史化”的态度，对于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是否有效？比如当我们以您这样的方式，重新去阅读《红岩》或者“样板戏”，是否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洪子诚：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三言两语肯定讲不清楚；我对它们的理解也不是很确定。不过，你的概括很准确；这几个方面，的确是我自80年代以来借助当代文学史研究思考的问题。在20世纪中国，特别是当代，文学/政治、思想/语言、自由主义/左翼、手艺人/批判知识分子……已经被建构成带有封闭性质的“结构”，这当然也反映了当代思想文化的状况。和一些学者将这些结构中的“两造”处理成非此即彼不同，我对它们的对立性质、它们关系的紧张度不是那么强调。它们之间肯定存在矛盾、龃龉，而且在历史过程中，它们也常常更替地以“原告”或者“被告”的关系出现，但是，它们也是互相依存的，它们的矛盾性构成也具有积极意义的张力。这就是你说的开放、复杂、有着暧昧的边界的意思。在我这里，“文学”并非有了“政治”的附灵和托举才有价值；而文学出现问题，文学自身自然难辞其咎，可是“政治”也不能推卸责任。
　　你说到我特别关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责任、价值的思考，这里需要做一点解释。如果这里存在一点误解的话，那么可能是在中国语境中，“自由主义”等的边界不是那么清晰。其实从80年代到现在，我最关心、读的资料最多、上课时讲的最多的，恰恰不是那些被称为“自由主义”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比如沈从文、废名、卞之琳、萧乾、朱光潜那些人，甚至也不是汪曾祺等，而是那些革命、左翼的作家，如丁玲、胡风、周扬、邵荃麟、秦兆阳、赵树理、郭小川、艾青、柳青……我觉得“自由主义作家”在当代的命运、他们遇到的矛盾和做出的反应，相对起来较为清楚，而不同的左翼作家的当代命运就复杂得多，那种各个层面的“悖论”情境，值得做更深入的探究，对他们的遭际、命运的了解，也更有现实意义。我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一些论文，以及《问题与方法》这本书，很大篇幅都在试图处理、解释这里面的问题。这半年我在台湾交通大学社文所讲座，也用很多时间讲胡风、讲晚年的丁玲、讲赵树理、讲周扬，还涉及到“文革”的风云人物，讨论他们在当代悲剧命运的不同情形。八九十年代我读罗曼·罗兰、阿拉贡、聂鲁达、爱伦堡的材料，读赫尔岑、卢卡奇，在读了夏志清之后读普实克，读罗兰·加洛蒂，读丸山升，读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读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书，以及赛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也都是出于加深对这个问题的了解；虽然我的研究不深入，也没有多少像样的成果。我的印象里，我涉及的许多左翼、革命作家，不论是信仰、思想情感，还是人格、生活道路、文化修养，都有相当的丰富、复杂性：他们面对时代所作的勇敢选择，他们的无可奈何的退却，他们推动时代的雄心，他们的可敬可叹、可恨可爱……他们中一些杰出者，确实不像现在的我们；我们(当然不是所有人)孱弱、单薄，属于马尔库塞说的那种“单向度的人”。

　　李云雷：在您关于《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的“阅读史”中，以及编辑《回顾一次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您“在历史中拯救个人”以及“以个人的方式拯救历史”的努力。对您来说，重要的并非现在所持的立场，也并非对历史的道德性姿态，而是将“历史”还原到当时的语境中，呈现出历史的“真实”及其内在的曲折，而这对当下立场的选择无疑更具启示意义。我想有的人对这样的事情会选择避而不提，或者他们的知识体系无法容纳这一问题？

　　洪子诚：从20世纪50年代上大学起，我经历、参加过许许多多的政治运动。鸣放、反右派、大跃进、集体科研，50年代末的反右倾，“文革”前夕的大批判和农村四清运动，然后就是10年的“文革”。我“激情燃烧”地做了一些好事，也肯定做了不少坏事，说了许多违心话，伤害过一些同事、朋友、老师。这是我的心理负担，我的“债务”，需要说出来。自私地说，就是寻求解脱；用你严肃的概括，也可以说是“拯救个人”。从“认知自我”来说，就是达到辨析自身思想、情感变迁的轨迹，了解生命分裂与连续关系。
　　但是，就像你说的，简单的道德性忏悔并不能将我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推进一步，还是要思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对当代政治运动的回顾，有两个问题到现在仍然让我十分困惑。一个是革命和暴力的关系，另一个是思想、精神、语言、思维方式的简化趋向。就像我谈编写“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的文章里说的，当代的许多时候，“精神的要求是将一切复杂、丰富的事物，极端性地变成一种‘概要和轮廓’”：这“呈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事物、情感、思想被最大程度清理过，事物都被区分为两极，一切‘中间’的光影、色调、状态都没有存在的理由……另一方面是，一切的‘本质只对勇气却不对观看开显’”。“革命”当然要删减细节，突出主题，但是否必然伴随精神的“简化”运动，必然导致“世界上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只有一条”，将“社会主义新人”塑造成头脑简单意识形态偏执者？这其实还不是我的困惑，而是周扬20世纪60年代初在多次会议上的追问。

　　李云雷：《回顾一次写作》收录了您和谢冕、孙绍振、孙玉石、刘登翰、殷晋培等老师在1958年编写《新诗发展概况》的经历，还有你们现在的回忆与反思。在回忆部分和研讨会的发言中，我注意到您和谢冕、孙绍振等老师的不同。您对1950—1970年代与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有一种双重反思，力图在两种对立的美学原则中艰难地确立一种立场。那么，您如何看待1950年代与1980年代两个时期不同的“新的美学原则”，在今天，是否有可能在对它们的反思、继承中，发展出另外的“新的美学原则”？或者说，在剧烈变化的当代历史与文学史中，将来能否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美学评价体系？

　　洪子诚：我发起编写对1958年集体科研回顾、反思的书，就是想提供我们在返回历史时，态度、分析、经验提取上的差异。所以我拟定问题之后，采用互相不沟通各自作答的方式。现在看来，差异是有的，但是不如我原先估计的那么大。我觉得谢冕老师对50年代的那些事件，那个时期的文学，有更多的同情和肯定，这也反映在他编选的《中国百年诗歌总系》的50年代那一卷中。孙玉石老师的批判、否定要尖锐得多，对自己当年的行为也有更严厉的自责。我和他们的观点总体是一致的，但是有点暧昧，有点含混，也就是你说的“双重反思”。对此，现在我更多看作是自身思想欠缺穿透力的表现。但里面也确实有我的一个基本看法，即并不将1950年代要崛起的“美学原则”和1980年代崛起的“美学原则”，看作是对立、正相反对的东西。20世纪50年代的“新的美学原则”，采取与启蒙的新文学断裂的姿态出现；而20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新启蒙美学，又宣称与“人民文艺”的决裂。这种断裂的对立性，是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产物，可能有它合理的方面。不过，从历史过程看，它们严重的互相伤害(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对新文学的伤害)，其结果是严重伤害自身。
　　你是知道的，我是个没有能力和胆量做出前瞻性预告的人，这个弱点表现在我所有的文章和书里。在文学世界，我们当然不愿意它总是分裂成各种碎片，期待“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美学评价体系”。不过，这不应该是新的“一体化”；可行的路子，只能是不同的主张采取互相倾听、批评、对话，以达到对某种“共识”的接近。

　　李云雷：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了您的“一体化”与“多元化”。我说，“洪子诚教授的描述与概括是富于创见的，他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但是在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对‘多元化’持一种乐观而较少分析的态度。事实上，当他遇到金庸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时，并不能像更年轻的一代学者那么顺畅地接受。在这里，可以看到洪子诚教授所能接受的‘多元化’的限度——即‘新文学’的边界。对于超出‘新文学’边界的通俗小说与类型文学，他是难以接受的。”我受您的启发，将新时期的“多元化”细分为三种：左翼文学内部的“多元化”、新文学内部的“多元化”，以及超出新文学界限的“多元化”。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五四”文学与1980年代末的文学具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而新时期文学不仅是“左翼文学”瓦解的过程，也是“新文学”瓦解的过程。不知您对这个看法有什么意见？

　　洪子诚：你的看法和对我的批评很好，对我很有启发。你认为我是在“新文学”的范围内来谈“一体”和“多元”，这个概括很对。自从我的当代文学史出来后，对“一体”和“多元”就有许多讨论和批评。我对“多元化”的确有理想化的态度，赋予它太多的积极意义，而没有能指出它的限度和问题；也没有深入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定的政治/文学制度和市场经济形成另一种“一体化”强大制约性力量的事实。不过，我其实并没有排斥“通俗小说”，包括金庸的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中，我用了一节讨论通俗小说在当代的命运。编写文学史的时候，也想过如何处理金庸的问题。只不过我限定的范围是“大陆”，所以没有列入。事实上，严家炎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应该将通俗小说纳入“新文学”，也得到学界普遍认同。
　　你说“新时期文学不仅是‘左翼文学’瓦解的过程，也是‘新文学’瓦解的过程”——这个观点我很同意。我最近在台湾交大上课，也说“当代文学”结束于20世纪80、90年代之交。我们的看法，自然影响不了教育部有关学科界限的划定，但是作为一种文学史观，作为一种文学史论述，也不必要以官方的学科体制规范作为准绳。他们让“当代”这样的无限期延伸，有不便明说的考虑和苦衷。

　　李云雷：关于左翼文学研究，您在季亚娅的访谈中有这样一段话：“台湾的左翼文学界、思想界毕竟比较幸运，他们有陈映真这样的作家，这样的没有被大陆当代左翼文化规范所缩减、所教条化的作家。你只要读读陈映真的作品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因此，当吕正惠、陈光兴、赵刚等教授拿陈映真来表达他们的左翼文化理念的时候，让人感触到一种厚实感和可信性。你说的那种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很重要，没有这样的工作，总是简单地拿浩然，拿《创业史》来支撑全部论述，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陈映真确实是台湾左翼文化界的幸运，但是我觉得浩然与《创业史》也具有很高价值。陈映真的魅力在于其批判性，但是当代大陆试图建构一种具有“建设性”的左翼文学，这应该是左翼文学内在逻辑的展开，也是一种更复杂的文学现象，其成败得失也值得总结。您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开创性的研究，但在情感上似乎并不能接受？

　　洪子诚：你提的这个问题，是我观察当代文学的一个没有解开的“结”，现在也还不具备充分的条件来回答你的质疑，我会继续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说到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认识，初步的清理是，我可能十分重视“左翼文学”的批判性，多少认为这是它的生命。这种批判性在当代的弱化和被压制、删除，我认为是个严重的问题。另外，从“左翼文学”(主要指叙事和代言的文类)坚持的现实主义品格上说，我信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那种拒绝席勒观念化的美学主张，以及卢卡奇的有关整体性的论述。我自己认为，在当代，赵树理是比柳青更值得重视和探讨的作家，虽然他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创作呈现弱化的趋势。

　　李云雷：关于路遥的评价问题，包括您的文学史在内的多部“当代文学史”，都没有提到他和他的《平凡的世界》，或者评价不高。但路遥的小说当今却受到很多青年人与普通读者的欢迎。不知道您在写作文学史的时候，对路遥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洪子诚：我在不同的学校演讲，总有同学提出这样的问题。除了为什么没有写路遥之外，还有为什么不写王朔，为什么没有写王小波。为什么？我也有点纳闷。记得80年代我上课的时候，曾经用很多时间分析路遥的《人生》。20世纪90年代写文学史，确实对他没有特别的关注，也翻过《平凡的世界》，感觉是《人生》的延伸，艺术上觉得也没有特别的贡献，那时我也不知道他的小说在读者中的广泛影响。这也许就是一个疏忽？当代人写当代史，缺失、偏颇、疏漏应该是一种常态。我们常常举的例子，就是唐朝人选的唐诗选本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认识到这种“过渡”的性质，可以减轻压力。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要为自己辩护的话，那就是：不要说我这样的庸常之辈，即使才华横溢、咄咄逼人的别林斯基，在独具慧眼地正确论述普希金、果戈理等的价值的同时，他也有不少看走眼的地方。

　　李云雷：请问您如何看待这几年的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在2007年深圳召开的“打工文学论坛”上，您指出，“打工文学的那种批判的力量才是它最宝贵的东西。如果在主流的关注过程当中，这种力量慢慢地消失，慢慢地被驯化，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更多的注意了。”我赞同您的这一看法，但打工文学或底层文学，是否有足够的力量与可能去建构一种美学原则，以之对抗现实与文学的既定秩序？如果有这样的可能性，应该从哪些方面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

　　洪子诚：按我的理解，“打工文学”和“底层文学”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强调作家表现“底层”的生活状况，揭示存在的问题，这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的组成部分；当然，无论是观念、角度、方法，现在会出现新的因素。至于“打工文学”或“底层写作”，应该是强调处于“底层”者自己发声，讲述自身的生活和思想情感，这种写作倒是作家难以代替的。但这里有一个“悖论”，对这种开始带有自发性质的写作，文学界如果不管不问，它将自生自灭，无法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当文学界加以关注、评论，写作者逐渐成为“作家”、“诗人”，就已经被组织进既有的文学秩序和体制之中。20世纪50、60年代工农作家的道路，还有“文革”期间的工农写作都说明了这一点。“文革”时上海批判、挽救“蜕变”的工人作家胡万春，其实并不是胡万春自己的问题。

　　李云雷：现在新诗似乎很少受到一般研究者与评论家的注意，但您的态度似乎有所不同，不但持续进行研究，而且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诗一直有很高的评价。您主编了《在北大课堂读诗》一书，又主编或参与主编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新诗研究丛书”和《新诗评论》，不知您如何评价现在的新诗，如何看待新诗受到一般人冷落的现状？

　　洪子诚：我对诗的尊重，主要来自自己的感受。我从诗中得到许多安慰和鼓舞，加深我对生活，对人内心的认识，增强我对人类美好方面的信心。
　　前年，在一次对我的提问中，也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在我们生活的时代，诗歌必定是冷落的。不过，“在现在，诗歌是一种边缘性写作，有可能保持比较多的‘纯粹性’。尽管90年代以來诗歌受到严厉批评，也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但我还是觉得这二三十年中有不少很好的作品。我们的环境太不重视诗歌、诗人了。沒有诗歌的文学是奇怪，也畸形的文学。中国作家协会不重视诗，他們那里好像也沒有人懂诗，评出的诗歌奖，有的很搞笑。所以大家开玩笑说，作协可以改名为中国小说家协会了。”对作协的这些说法可能有些偏激，但是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对文学负有一定责任的人，不能停留在诗歌受到冷落的描述。这些年我两次到台湾的大学任教，每次半年。和大陆一样，“严肃文学”(姑且使用这个概念)在那里也被边缘化，但是文学界还是继续保持尊重诗歌、诗人的传统。今年3月，台湾大学举办了相当规模的周梦蝶诗歌国际研讨会。几年前，当商禽先生辞世的时候，他们的重视，举办的追思纪念活动，出版他的全集，是大陆这边难以比拟的。大陆诗人蔡其矫同年去世，竟然悄无声息，作家协会什么表示也没有。因为蔡其矫没有什么官职——这真是一个令人感叹的势利社会。去年，台湾拍摄了“在岛屿写作”的“大师电影系列”，第一辑6位作家中，竟有4位是诗人：周梦蝶、余光中、杨牧、郑愁予(另外两位是小说家林海音，王文兴)。

　　李云雷：不知您现在在做哪方面的研究？我们都很喜欢您《我的阅读史》中的文章，希望您能延续这样的写作，也希望您能多保重身体，不断为文学界奉献出更多好文章。

　　洪子诚：岁数大了，精力也越来越不济，新的研究已经谈不上。特别是当代文学，原本就是属于你们这样年富力强的年轻人的！如果身体允许，会写一点不需要搜集太多资料的文章。目前正和年轻朋友编一本新诗选，也会整理我在台湾讲学的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