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公众形象问题

管季超0712

人类学的公众形象问题

[按语

人类学到底是什么？这门学科在中国公众的印象中为什么有模糊不清的形象？一门学科的公众形象对于学术研究会有什么影响？学科内的专业研究者对于这些问题又应有什么样的反应？2007年4月5日下午，一次以“人类学的公众形象”为主题的座谈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该会由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王铭铭先生召集。参与讨论的学者有金光亿（韩国首尔大学），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翁乃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潘蛟（中央民族大学），朱晓阳（北京大学），赵旭东（中国农业大学），梁永佳（中国政法大学）。《中华读书报》记者陈洁作为合作召集人参加了会议。

王铭铭（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今日中国的人类学，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三个，亟需探讨。首先是这个学科的公众形象问题。人类学不同于其他学科，难以“顾名思义”，学科知识亦不普及，没有建立一个合适的公众形象。其次，在学科内部，因缺乏共同学术语言和价值观，至今尚未形成一套大家公认的基本阅读书目。这个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甚至教授，对于到底应该基于何种阅读进行我们的学术诠释，一直处在无共识的状态中。甚至有人以为，人类学者不需要读书，只需要去做田野就可以了。再次，跟前面所说有关，这门学科在中国也缺少共同关注的概念体系。在个别圈子内部，似乎确有一套相互趋近的词汇，圈子之间，差异极大，五花八门，有的从中国方志提炼中国人类学概念，有的从意识形态提炼概念，有的从古史提炼概念。学术的多样性固然是中国人类学的优点，但如不少同人关注的，一门学科到底如何才能既有共同的语言，又是多元的？若我们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处理不好这个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关系，那么，学科就可能毫无规则可循了。我以为，作为西学之一门，人类学已传入中国百余年，现在到了一个探讨这类问题的阶段了。我们有必要围绕上述三个主题进行更多学术对话。作为开端，人类学的所谓“公众形象”问题，可能是个好题目。

在我们中国，人类学给人的一般印象是什么？请允许我我作一个概括性的粗浅陈述，以供批判或讨论。

我们这门学科的公众形象很有意思。长期以来，高校内外，都有把人类学等同于古人类学的看法。古人类学主要是研究从猿到人的进化。这个说法在过去的几十年得到了普及，在中学课本里也会有。人类学给人这个印象，与我们中国50年来的知识谱系的规定有关。此外，人类学还可能给外界的一种接近于考古学的形象。人类学家似乎是一批对古物或所谓“原始的东西”感兴趣的学者，有一种好古主义的心态。这个印象，恐怕来自以前中国人类学的“南派”，这派人类学家，上个世纪30-40年代，以中研院为中心，做古语言、古文化、古民族研究，给人一个人类学与“考古学”不分的印象，再加上考古学家张光直在哈佛大学任过人类学系主任，后来对于中国学界有广泛影响，作品一直引起广泛关注，因而，作为“考古”的人类学，又成了中国人类学的一种“公众形象”。人类学的第三种形象可能就是，认为人类学是在进行少数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的研究，这也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和学科依据的。

人类学的这三种形象，不能说是公众对于人类学的歪曲，它们从一定意义上还是有一定真实性的。可是，对行内人来说，似乎还存在这三种形象没有展现出来的层次。我们隐约感到，我们所做的，与人们印象中的，还是有所不同。

在座的同行可能都能同意，我们所做的人类学，有这么一些特点。首先，人类学是研究人的社会和文化的一种学问，但并不是研究这些方面的惟一学问。人类学是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门类，在起点上跟19世纪中西西方社会科学的学科化有关。19世纪中期，西方的大学里就出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分工，由社会学来研究工业化的社会，由人类学来研究非工业化的、传统的、部落的、殖民地的社会。这个学科在西方走过了150年的历史，一直主要做非西方的、传统的、部落的、殖民地的社会的研究。人类学跟社会学形成这样的一个分工，因而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是，它一方面跟社会学很难区分，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社会生活的，另一方面又有独特的做法。比如就中国学界来说，社会学家更多关注城市，或者乡村的城市化研究，也就是说关注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过程，而人类学家似乎更多地沉浸在汉人的农村或者少数民族研究里面。如今这个区分变小了，有社会学家研究历史和传统社会，也有人类学家研究现代性。但一般来说，人类学与社会学还是有不同，就是我们这门学科的同行，更习惯于从非工业化的社会之世界观为出发点。

另外，人类学作为研究人的社会或文化的学科，有一些社会理论上的关怀。西方的社会理论分成注重文化的一派和注重结构的一派，之间存在着不同。但人类学家多数通过所谓“基本社会制度”而不是通过浮在面上的“上层建筑”（我是用的比较粗浅的语言）来切入研究主题。比如说，血缘和地缘关系构成的亲属制度，所谓信仰、仪式、宇宙观这些东西构成的“宗教”，不平等关系、权威形态、支配等构成的“政治”（这牵扯到它们在不同文化的表现和表达方式），生产和交换在不同文化中的实践构成的“经济”，便是人类学家关注的“基本社会制度”。从这些研究中，人类学家提出一些辩论，有的认为文化之间的差异没那么大，有的认为文化之间截然不同。围绕着这四个基础又衍生出一些相对专门化的研究，比如医疗人类学、法律人类学、城市生活的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等等。

在国内，上面所说的对于人类学的西式的、“主流的”定位，听起来并不顺耳。国内多数带有人类学这个职业称号的学者，与上述研究只不过有间接关系，更多的中国人类学家进行的是农村社会学或民族学的调查研究。这个情况与中国人类学自身的历史有密切关系。中国人类学与农村社会学的等同化，与费孝通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著名研究之普及化有关，而它与民族学的等同化，则有另一个历史原因。根据在座的王建民教授的研究，自引进人类学之初到现在，人类学与民族学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在行内不断地有着争议，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共同的认识。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只要在做民族研究，也可以顺便带上“人类学”这三个字；但也有些人认为，这两个学科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就变得很不一样了。民族学在当时成为民族识别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跟西方的社会科学完全脱钩，成为一种所谓“中国化”的做法。

说到这，已涉及这门学科作为西学的“本土化”问题。如果以严复译的《天演论》为中国人类学的起点，那么，在过去的100多年间，人类学这门学科一开始就不断涌现出跟西学不同的特点。有些人类学呼唤“人类学本土化”，实际是多余的，因为历史上，这门学科从来并不“原汁原味”地“西化”。我们该怎么样对待这个问题？学界有争论。我以为，这个问题的存在，是我们公众形象不清晰的原因。我们刚才一方面好像是在说，人类学有一种“原教旨主义”，主张要照西方的学科规则“原原本本地做”。然而，事实上我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带出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不是喊出来的，是做出来的。能否称之为“本土化”？我觉得问题值得探讨。

对于公众，要清晰定义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的话，我愿意说，百年来，中国人类学家有三种基本研究对象??农民、少数民族、外国人。这个概括很粗糙，但只好如此。怎样"对这些“人类”进行人类学研究？我们采用的方法一般叫做“民族志”（ethnography）。这个词翻译得不好，本来是指对一个地方或者人群的“文化”进行参与观察，从中得到体会，从体会中得到启发，再以描述为主，呈现出一套不同于以前的看法。其实，人类学这门学科更为注重比较研究，民族志不过是它的方法基础，但人类学不局限于此。人类学家长期关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关注对它们的比较对于我们的启发。人类学家以为，学科的最高境界是对人类本性提出自己的解释。当然，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类学家属于极少数，他们一般进入了哲学家的行列。多数人类学家相信，人的本性就是社会性，也认为，要揭示这个本性，必须用一种经验的研究方法，在经验中富有想象力地去解释人的社会存在。

以上，是我对人类学一般面貌的认识，铺陈出来，意在抛砖引玉。

潘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我觉得，王铭铭挑起的这个话题很重要。中国人类学的形象的确不清晰，这是事实。过去人们总是怪我们自己努力不够，没有给公众留下一个清晰的形象。但反过来看，公众对“人类学”这个词有什么样的想象？人们想象的人类学是什么？今天的民族学人类学在公众的脑子里该投射出什么样的形象？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学科命名实际上也是一种秩序构建。在这个命名中，民族学的叫法很长一段时间主要出现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系统。今天有很多非民委系统的其他院校认为人类学这个词更合适。现在甚至有很多民族院校更喜欢把民族学也叫成人类学。为什么会这样？王铭铭谈到方法论的问题，研究取向上的问题。从人类学史上来看，实际还有欧洲大陆和英美的传统区别。英美传统一般叫人类学，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一般叫民族学。细究起来，这实际上关联到人类学的两个传统：一个是启蒙运动，一个是浪漫主义。这两个传统传到中国来的情况，也有不同。蔡元培1926年的《说民族学》一文，观点是从德国传来的。晚期一点的吴文藻是学社会学的，费孝通之所以被他引到人类学去，是因为社会学要中国化，导致的结果就是他的人类学化，照费孝通的说法，人类学研究的是乡土性。王铭铭谈到的南派和北派之分，南派以蔡元培为代表，做少数民族研究，北派以吴文藻的社会学为代表，变成乡村社会学。这样的进程，到解放后就变了。新中国要建立新的知识体系，社会学人类学作为殖民文化侵略的组成部分被切掉。民族学之所以保存下来，是因为苏联有民族学，中国模仿了，强化了民族学。所以，连费先生也转到民族学院来了。他们来了以后又赶上民族识别、民族大调查等，还算比较幸运，做了不少调查研究。但到了60年代，他们的日子又不好过了，因为中国和苏联闹翻了，民族学也是修正主义了，所以民族学也不能叫了。中国一些人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下，没有民族学，只有民族问题研究。这个过程到80年代后才慢慢恢复。在这期间，这帮从燕京大学到民族学院的老先生，民族学也不敢做了，他们在做什么呢？做原始社会研究。因为那样才安全，离现实越远的知识讨论起来越安全。

改革开放以后，学科重建过程中，今天所称的民族学更像是民族研究。民族研究在西方的学科分类里面，除了人类学以外还有个ethnic study，研究印地安人，研究美国的华裔、拉丁裔这些人。怎么区分？

作为一个学科分类，有很复杂的背景，是和政治意义交织在一起的。有很特别的过程，还不只是个人本身能左右的，是和意识形态缠结在一起的。

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重建以后，发展到今天，到底公众形象是怎样的？这需要从学科内部思考。现在各种媒体和平台上，人类学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但对于人类学研究的内涵，人们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如刚才王铭铭提到的，人类学有一些分支学科。它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们没有共识。比如中国的民族经济学，实际上是中国少数民族区域经济学，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民族的经济学。但是很多民族区域经济学的专家会给自己加上一个头衔，叫做“经济人类学”。艺术人类学也一样，有很多人做艺术人类学，还成立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我也参加这个会，听会的时候有个想法，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什么叫艺术人类学？实际上可能是当前对艺术、文化、社会感兴趣的一帮人在做。很多人实际上不是人类学家，而是艺术某个行当，比如艺术理论，艺术评论，美学的、民俗学这些方面，对艺术感兴趣，也说自己是做艺术人类学。这些例子说明，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定位来告诉我们，到底人类学是什么。举个例子说，在对艺术人类学界定的时候，有学者说“艺术人类学就是借鉴人类学的视角，做的艺术学研究。”对于这类看法我们该怎么看？我觉得也无所谓，其实我们可以学微软对付盗版的办法，盗版多了，大家都想搞人类学了，最后就会有一个更大更宽的环境。人类学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流派，我们看西方学者的研究，说是人类学的东西，但实际上也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自己做研究时候，有所谓“原教旨主义人类学”的做法。但我觉得，其他学科借用人类学的东西，包括大众媒体用人类学的概念，也是好事。所以我最近有个想法，并不是说我在公众领域也要“原教旨主义化”到底，不过是我们这些人应该怎么想办法去普及和交流人类学的东西。包括跨学科的研究，也是在不断地探索，今天知道的少一点，通过我们的工作，再过些日子就会多一点，今天离人类学的距离远了点，到后来慢慢就会近一点。我想一个学科总是有发展的空间。我们做人类学的人，都在想怎么把学问做的更世界化一些。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追求，不一定要太在意别的学科的侵袭。我们在人类学领域，把自己的庄稼做好就行。

翁乃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

人类学的公众形象问题，跟国家设置的学科体系有紧密联系。刚才王铭铭和潘蛟两位都提到一些背景情况。昨天我具体碰到一个行政上的事情，我的单位要求我们科研人员填写情况表，其中有一栏是专业特长，原来我已经填好了，但它有个补充说明，就是专业分类，专业特长要和专业分类一致，我一看，必须要修改以前写的。怎么填呢？分类里面有社会人类学，有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还有一个民族学。我能不能全都填？这很尴尬，很荒唐。我不知道我该填什么。

我一向认为，应该把人类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统在一起，叫“社会文化人类学”。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经常这样用，试图把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边界模糊化。

人类学的公众形象牵扯到的问题，刚才几位也提出了解释，我很同意，但也觉得，译文问题同样重要。民族学、人类学在中文里的含义，尤其是民族学在中文里的的含义，值得探讨。其中，“民族”的概念，要进入到我们的思考。老百姓、行政官员，这些非专业人员，考虑问题总是以语言作为概念分析的基本元素。这造成了对这个学科尤其是对民族学、民族志的概念的理解的差异。什么叫“民族志”？我比较倾向于称为“田野志”，通俗点就是个田野调查报告。“志”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文字，我们具体使用的“志”的含义，跟作为中文译文的含义的差异，会对公众理解这门学科会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另外还有个学科分类的问题。刚才我举的例子，国内的学科分类很不学术。我是顺着表上列的目录在填，我自己的理解，我是研究亲属制度，研究农村的，然后专长是研究某某民族、某某地区或者是社会性别，传统法这些东西，我们要套在分类上，这些都多多少少牵扯到构成公众形象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互动的结果。

另外，具体来说，我们现在人类学的学科理解上往往对应于古人类学、人的进化这个角度。这是怎么回事？值得探讨。

还有就是人类学和社会学、历史学的关系，在我们国家构成了很重要的背景。刚刚大家都谈了人类学跟历史学的关系，我想人类学跟社会学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实际上人类学的使用上，民族学比历史学要早一点，蔡元培早就用了。人类学更制度化的使用，和社会学家，吴文藻他们的推动有很大背景。这个背景有刚才潘蛟说的人类学中国化的问题，但是我更认为它是一种社会学引进中国后，它的方法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无法发挥强有力的作用的问题，因而要引进人类学的方法。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对原有人类学的一种改造，一种抗争。因为原来的人类学，是以研究原始社会、部落社会为主，现在要研究一个文明古国，文明社会，是对原有人类学的一种抗争。马林诺夫斯基在给费先生的《江村经济》写序的时候，我感觉提出的问题是对原有的范式的一种抗争，所以在早期，人类学跟社会学在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但是后来慢慢地分化越来越多，这和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分化有关系。虽然二者还是有结合，但是和早期的社会学还是不一样。早期的社会学非常拥抱人类学的方法，但是现在年轻的社会学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强调人类学的运用，大多数是强调量化的。另外就是人类学跟历史学的关系，这是我们中国学术传统的东西，所以在我们的研究中，人类学是非常文本化的研究，而忽视了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田野研究。所以一方面我们要重视历史，另一方面完全是文本研究的人类学这种情况也是很普遍的。

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原因有很多，不光是纯学术的，还有社会的问题，是社会发展历程中，学科与大社会结构之间互动的反映。

我想这些就构成了目前我们人类学的状况。我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90年代末，我们刚开始研究艾滋病的时候召开了“社会科学与艾滋病防治研究”的会议，与会的人，从开幕的贺辞到大会发言，都说是社会学家参与到艾滋病研究。实际上在会上做研究报告的主要是人类学家，但会上都说是社会学，我当时有点抗争心理，我发言的时候说，请看我们这个会上在座的有几个是社会学？但是我们这个会都是说社会学研究。这个牵扯到公众形象的问题，实际在学界也一样。因为社会学在公众形象中，尤其是在科学主义话语强势的情况下，社会学好像比人类学更powerful，更强势。但实际上这也不利于学科的发展，这还需要我们人类学家做一些工作。我也并不是说一定要划篱笆，但是作为社会科学来说，要有这种意识，文化自觉也好，学科自觉也好。就像《写文化》提出来的，书写出来，作者完全不可能控制读者对它的理解。道理一样，人类学、民族学，大众要怎么理解，你只不过要发出你的声音，但并不能控制老百姓的看法。但我们总要发出点声音。

王建民：

导致了人类学公众形象的混乱，的确与国家学科分类体系有关。就官方来说，就有三个目录。刚才翁老师讲的是国家标准局的目录，还有国务院学位办的目录，有高校的本科专业目录。不同目录把民族学人类学都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做不同的划分。因为我们的话题更多的是在国家分类目录里面谈，所以这样分类系统的混乱就增加了公众形象定位更多的困难。比如说今天填表的时候参照的是国家标准局的目录，明天又按照学位办的目录，就还得改。公众听起来也会非常的困难。

另外，从学科史来说，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的人类学，实际上变成了体质人类学。当时只是在复旦大学有一个人类学教研室，实际上就是搞体制人类学的。还有就是进化史的研究及科学院古脊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其他的全国的专业里边，“人类学”这个词都被去掉了。所以，80年代重建学科时，人类学在民众心目中是偏体质的。

翁乃群：

人类学的人文性，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人类学在英国最开始是划到社会科学，但是在美国，博厄斯将其划到人文学科。后来，在美国也存在争论。斯坦福大学甚至因此将人类学分成两个系。但是各个国家的背景不太一样，在中国虽然没有这些讨论，人类学也不被视为人文学科，但是人类学的人文性是非常重要的。人类学研究的是文化，面对的是伦理社会，研究的是意义体系，用的方法是描述，虽然也作结构分析，但人文性是非常需要得到强调的特点。人类学更多是作质性研究。但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人类学内部有人甚至要放弃这个方法用量化的研究。当然我不排斥量化的研究。但千万不要把质性研究扔掉，光作量化的研究，那样我认为就不叫人类学了。

朱晓阳（北京大学副教授）：

听翁乃群的话，我突然想起两个星期前我们也讨论过人类学到底放在人文科学好还是放在社会科学好。当时是为了讨论一些与实际利益有关的事，感到很难作纯粹的学科辨析。我们在讨论时想的是进入哪个门类资源更多。问题变得很困难，没那么纯粹。人文学科，好处是让学校养起来，不用自己去找钱，坏处是以后学生会越来越少。所以，刚才你们几位讲的时候我在想这事，断断片片的想到一些问题。历来在讨论这个学科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认同的危机。在模糊的情况下，人们总是希望寻找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算是两栖，我硕士学的是社会学，博士在澳大利亚，是在拉德克里夫－布朗那样的比较社会学传统中过来的，对于学科区分，没有特别大的障碍。就像刚才大家说的，在分工上，19世纪以来把研究西方主流社会当作社会学，非西方社会当作人类学。也因此，我回国做社会人类学。在中国，做社会学的空间跟人类学是重叠的，做社会学的研究，越看越像是在做人类学。站在美国来看他们实际上是在做人类学，有这样的传统。历史学跟人类学的接近、合流是最近几十年的事。费孝通先生等人以英国功能主义把人类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建构人类学的公众形象，可能需要一些既知道学科史，又有权力组织学科的人来做。最近几十年来，我们这种社会人类学家做的，更多的是公共人类学，这就是在建构一种公众形象。除此之外没有办法。我自己一直在做应用研究，人类学的应用研究是会进入到具体的事例的，大到某一个机构，小到某些人群，到底有没有用，很难说。特别是在美国，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就是政策研究。但是那样的话，也很麻烦，就是写出来的田野报告，还不如写闲文章，看的人还多点。而公共人类学和应用人类学也是有区别的。应用人类学，背后有一个从殖民时代到49年以后所谓的发展研究，是以政策研究为导向的。

王建民：

讲到人类学公众形象，一方面，我们要有跨学科的人，只要愿意谈，他也就可以说他是人类学家。我觉得有些东西，是要慢慢地树立起来的。比如说，谈人类学的时候，你总不能用文化中心的态度来谈，总不能把文化的某一个方面单独切下来而不考虑和其他部分的联系。要有相对的文化概念，还有整体论的理念。在谈公众形象时，不管说什么，大家都可以说，但是有一个底线和原则还是要适度地体现出来。跟其他同行对话时，应把这个理念包括进去。在这样一个理念的基础上，再各自有一些东西，才好操作，这样在公众中的形象也不至于太分裂，至少有些共同的东西。

金光亿（韩国首尔大学）：

每个国家学术界的情况不一样。韩国、美国的社会学跟人类学的紧张、矛盾冲突很厉害，而中国好像是民族学跟人类学之间关系更紧张。照以前的分工，社会学研究自己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他者的社会。从80年代开始，人类学里有新的运动，特别是印度，印度出来的人类学家，阿巴杜莱、霍米巴巴等，都研究自己的社会。以前人类学都是研究非国家的部落社会，但是70年代开始，人类学家里开始研究“国家”。国家社会原本是社会学的研究，但这之后不是了。因此在研究对象上社会学和人类学没有分别。但是，要注意到，在方法论上，人类学与社会学还是有分别的。社会学是从一种精英的角度出发，他们从上到下看，因而政府和社会学者合作很多。人类学者则不一样，他们把自己的文化身份都藏掉，进入社会的下层，跟农民、边缘人、穷人接触，到落后的地方。所以人类学跟社会学的立场不一样。更大的区别是，社会学的前提是认为大家都一样，比如认为农民都一样，比如对国家主义的研究中国家的力量是主要的。但是人类学者眼中，从山东、甘肃、四川等地看，气候、生态环境、农业都不一样，导致的人际关系也不一样，因此经济条件不一样，文化不一样。所以人类学者通过当地农民的文化看他们面临的问题。这样的研究是质性研究。社会学是计量分析。

韩国社会学和人类学也是互相批评，社会学批评人类学没有理论，人类学说社会学只有理论而已，没有内容。

70年代起，人类学要研究国家社会，以前都是研究传统的，没有政府的社会，但是研究印度的人类学出现了，用西方人类学的方法看印度不对，西方人类学自己开始提出了批评。80年代，西方人类学者去国外开始去文明国家了，这里有讨论的前提：研究非文明的国家的知识对文明国家没有用的话，这个知识还有什么意义？所以他们同时研究他者也研究自己。从那时候开始，成立欧洲人类学会，之前人类学都是研究非欧洲的。1998年，美国人类学会在旧金山开年会，提出，80 年代到90年代全世界流行后现代主义。他们认为，过去10年谈文化有什么意义？人类学之间没有互相了解，到底人类学的意义、价值在哪里？实际上，人类学的知识是一种公众知识，不是个人的知识。通过这样我们可以进去政治领域，人类学者进去当官员，这很重要。我觉得费孝通很聪明，如果费孝通没有当国家的领导，可能他们都不知道人类学是什么。他通过自己的政治活动，对人类学在中国公众中的普及起了很大的贡献。

为什么人类学在每个国家都要本土化？因为人类学对面是现实，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只有理论而已，并没有真正进入社会，没有具体的例子。人类学者进入田野，用他们的头脑看社会，所以现在有些社会学者要跟人类学者一起工作，因为研究的技术、方法人类学是最发达的，人类学不只是研究边缘社会和国外的，是可以研究自己社会的，当代的产业、商业等都可以研究。他者和自己的社会都很重要。人类学者也可以把自己的社会作为他者。比如城市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化，而是人。但是我们研究人不是生物学里面的人，而是政治上、经济上、宗教上的人。所以我们强调社会科学，强调人文性，这样社会学和人类学没有分别，但是人类学是进入到他们的头脑和心里，社会学没有这一步。

赵旭东（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

说人类学没有公众形象，我倒没有切身的感受。每个自称为人类学家的人还是很骄傲的，他不屑于跟社会学家讨论。我倒觉得这样的状态很好，不存在什么危机。可能危机是想象出来的。在这个制度之下，学科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命名，有历史原因，也跟这门学科的最初定位有关。费先生当初把社会学定下来，把人类学放在社会学里面，所以现在很多人有意把社会学和人类学分别提出来就会有争议。10年前，王铭铭老师刚到北大时，人类学的问题并不是学科本身的问题，不是我们今天探讨的自身存在的问题，而是其他的问题。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关系探讨，实际上是英国派的。在欧洲大陆找不到人类学，都是区域研究，但这些研究都是人类学家做的。在英国很清楚，大学都有社会人类学系。英国化的传统传到中国，造成这样的局面。费孝通当时为什么不把社会学和人类学分开？或许是因为他认为有社会学的概念就足够了。当时认为这样的分类已经能给人类学很好的位置。

有一次私下的座谈中，有个教授说，他要完全接受王铭铭的方法，叫他的学生把统计学都给枪毙了。很极端。他已看到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的好处。人类学用人文关怀的视角来看社会，这个社会可以是他者社会也可以是自己的社会。我以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学的公众形象是没有问题的，模糊一点反而好，不要太清晰。现在倒是越来越多的对人类学感兴趣的人成长起来，能相互之间探讨问题，不一定非要给予科学化的限定，我觉得这样的状态很好。不要为这个担忧。

王铭铭：

刚才金先生谈到阿巴杜莱、霍米巴巴等印度人类学家，说他们的研究自己社会（印度）的情况，也不排斥西方。我觉得，中国社会科学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够。我们都在套用某种“西方”，实际上那不是真正的西方，是想象出来的西方。所以，我特别赞同金先生的话，人类学还是一门研究现实的学问，是研究现实的最好的方法。要接触现实，就要“钻到被研究者的脑子里去”。比如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是，中国人的脑子里运动的是什么？一些社会科学家把中国人当成没脑子的人来研究，把西学当成研究者的脑子，忘记了中国人也有脑子，问题很严重。于是我想，我们的脑子与西方的脑子怎么同时存在，是社会科学的大问题。我们这个地方能出什么一般性有启发的理论？

赵旭东：

你提到“原教旨主义人类学”，又提到中国人研究中国人，其实，你的研究还是转化成了本土人类学而不是原教旨主义人类学，这有矛盾。

王铭铭：

的确是有自相矛盾之处。在谈人类学的本色时，针对的是怎么建立一个人类学的公众形象问题，而当我谈到中国社会科学“没脑子”问题时，又主张人类学要探讨本土思想。这两个东西之间的确是有矛盾的。对于人类学本来规范的遵循，与探讨真问题之间的分裂，实在是个严重问题。一方面，我们在指责别人是伪人类学，另一方面又在探讨一种实际上跟原来的人类学不一样的人类学。但是，若是要现实一点看的话，那么，全世界的人类学家都在做同样的事，在出现同样的矛盾，如果不这样，就不叫学术研究了。任何研究都须基于原来的共识，又须要有所创新。这个矛盾是我们学者须面对的。人类学有一套基本的共同语言，这套共同的语言要宽容学科自身的多样性风格。表面上，两种东西有矛盾，实际不相违背。人类学家的做法，典范地表达着这个矛盾的意义。比如，莫斯说的“hao”这个概念具有社会科学的一般意义，但它来自一个“土著社会”，是当地性的，因为是这样，人类学家才关注它。没有多元的当地关怀，一般性的论述就是空的。我反对简单地、逻辑化地去理解学术。刚才说了它经历中国化的历程，你即使反对它，你自己也是不可避免地在进行“中国化”。因为你用的语言不是外国话，而语言会把你的学术研究“地方化”。停留于模仿外国的某一文本，觉得自己的文本跟它的格式一模一样就是好学术，这是惯性的懒惰。我以为，这是中国学术界存在的问题之一。

王建民：

回到中国人类学的公众形象问题，我以为，这可能也跟学科重建时出现的一个矛盾有关。我们一方面对学科之外、学科边缘的人说，我们有怎么样的跟国际的学科同步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有一个我们怎么样从限制中走出来的问题。怎么样更好地发掘本土资源？我看还是很重要。中国人类学跟西方、甚至印度的人类学都不一样，西方和印度已经有很好的积累，有一套规范，而中国的人类学不一样，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前后左右都得看，不像有一个铺垫地很好的基础，我只管往前走就行了，我不用太多地看后面，最多看看同行，朝前走就是了。我们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一方面是有没有人类学的原教旨主义，一方面又得说有没有走出来，有没有被限制。

陈洁（《中华读书报》记者）：

是不是就像金岳霖谈哲学时说的，他说，不可以说有中国物理、中国化学，但可以说有中国哲学。因为人类学是文科，所以有中国人类学。是不是该这样理解？

王铭铭：

其实对科学家的研究进行人类学的研究现在做得比较多，这些研究表明，科学家得出的研究结果可能是一致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其研究过程，在各国都不一样。研究过程的不一样和研究结果的普遍意义，无论是人文学还是自然科学都是相通的。比如说，意大利人的科学研究，就容易在某些方面得出很独到的结论，得出的结论可能对全世界都有普遍意义，但是意大利能做的东西中国人就不一定能做。美国人做的东西，法国人不一定能做。科学的人类学现在做了很多，得出的结论反倒是这样，不简单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有截然的界线。我想说的东西也无非是这个。不要限制大家的研究方式，不要以这个方式来定义结果的意义，如果是任何一项好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普遍的。但是研究方式如果没有独到的一面，那么要作出一般的贡献也是很困难的。

翁乃群：

这就回到了人类学到底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学科这个话题了。但我倒不同意你的这句话。人类学的确两者都有，但恰恰是人文性更重要。与其他学科不同，人类学强调多元性。科学追求的是普世性的东西。哲学也一样。划到人文，人类学更多强调的是不同，要讲究的是包容性。人类学这门学科要发展，不是要普世化，而是要多样化。在中国，社会学跟人类学的关系，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学的中国化和人类学的中国化。在这个过程中，二者走得很近。现在也还有这种趋势。这完全是因为西方人类学的范式是研究没有历史的部落社会，但是印度和中国恰恰是有漫长历史的社会，所以当把人类学引进来的时候，它就面临着要摆脱原来的欧洲范式。反过来，当社会学引进的时候，它又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文明化的社会，这个社会有漫长历史。社会学家看到这点后，认定必须把人类学的方法容纳进来，才能给予充分认识。中国和印度都是这样。

梁永佳（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刚才听几个老师讲了以后，我在想一个问题，什么是最小意义上的人类学？我们该在这个上面达成一个共识。最小的人类学是一种他者的眼光，是研究他者，研究别人，不研究自己。它的背后是比较的方法，我觉得这种最小的人类学、最小意义上的人类学需要三种东西：第一就是比较法，第二是有一种坚实的田野工作，第三是比较强的社会理论的视野。我就展开讲一下这三点。

就像金老师说的，我们实际上是在研究现实，这个现实不是想象的现实，而是那些被研究的人，他们呈现的那些现实。我曾经跟一个社会学家聊天，我请他讲他们老家的高利贷的情况。老家的话叫“抬钱”，我说请你讲讲“抬钱”的问题，他说“哦，你要问社会分层的问题啊？”为什么呢？这就是社会科学存在的共同的问题，他有一套概念、一套理论、一套方法，这个方法特别好用，而且可以在学校里训练出来，去做田野的时候就用这些概念去套。这样就可以大规模地做比较研究，实际上他从来没有离开自己的书桌，“抬钱”，实际上展开的是一个道德的、经济的、政治的、亲属制度的事件，人类学的四个部分都呈现了。但是如果用社会分层的话，就麻烦了。社会分层的背后是个体主义，大家是平等的个体，有个体组成的社会，以这个社会理论为基础才能探讨社会分层的概念，否则这个概念不可能在社会中实践。当你用社会分层去研究抬钱的时候，你是在替美国人研究，你把对方想象成美国的社会。人类学最珍贵的就是，它认为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要研究的东西跟我是不一样的。那么我怎么呈现这种不一样？当然这种不一样归根结底还是一样的，因为大家都是人嘛。但是现在整个社会科学界对于人的不一样强调得太不够了，认为人太一样了。还没有强调它的不一样就已经在说它一样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人类学的他者的眼光在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这并不是说人类学家不能研究自己，或者说不能做自己最熟悉的民族，实际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我觉得它的前提是要具备一种他者的眼光。这样的研究的确在整个世界人类学的反映中也不是少数的，因为你只有看到别人才知道自己是谁，因此我觉得他者的眼光是最小的人类学，是比较法。

第二就是坚实的田野工作。这就是我们这个学科跟很多学科分不开的地方。现在很多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者们都在搞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其实是艺术学，历史人类学其实是历史学，经济人类学其实是经济学。为什么大家都在谈人类学？为什么都把自己的研究变成人类学研究？我觉得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学科的历史造成的。第二就是大家都意识到田野的重要性。比如历史系有很多人去农村看一些文献、碑刻来补充这些正史的研究。人类学跟他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不是基于民族识别基础上的民族史或者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的研究，也不是关于民间风俗的研究，也不是关于所谓农村社区的研究。这个决不是人类学，这个是农村社会学。也不是在乡间去抄碑文。人类学的田野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参与到要研究的那些人当中。希望自己能够做成一个对方的人，当然这在认识论上当然是绝对做不到的，人类学者应该尽其所能做一个他要研究的人，及其所呈现的世界，比如“抬钱”到底是什么，而不是社会分层的研究。

第三个就是要有较强的社会理论视野，还是跟田野有关。人类学之所以去做田野是因为背后有一整套社会理论在支撑它，比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三个人是不可能绕过的，如果没有看过这三个人的著作，他不应该说自己是人类学家。基本的东西还是应该坚持。社会理论的视野很重要，并不是我们要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沿着西方社会科学的脉络来研究中国，这是在替别人做研究。在世界上，所有的社会和文化，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大历史、大文明，是有自己的社会理论的。这个社会理论，丝毫不亚于世界上最流行的社会理论。如何呈现这样的社会理论？只有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去研究他者，你才有比较的眼光，而不是拿西方的概念来研究中国。所以我觉得这种社会理论是广义的社会理论，而不是西方启蒙以来的社会思想，我们甚至可以把西方社会思想当成我们的研究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的最小的人类学应该具有这三个条件的人类学。

王铭铭：

刚才梁永佳说中国的社会理论，这很重要，但要注意到，任何“地方性知识”都是普遍性的，任何民族志，就是在书写土著人的普遍社会理论。说到社会理论，还要知道，人类学研究不应以消灭被研究地区的知识分子的思考能力为己任。过去人类学家常这么做，他们所谓的“民族志”就是没有承认当地人有知识分子与常人之分，好象只有西方有知识分子。进行更细致的研究，能使我们发现，包括努尔人、丁卡人、特洛布里恩德人在内的“土著”，如果说都有自己的社会理论，那么，也都有社会理论的思考者、表达者或实践者，其中最关键的人就是他们的巫师。这些巫师跟中国的“士”这一行的人很相近。并不是说，在中国探讨社会理论就排斥传统人类学民族志做的那套东西。我觉得不是排斥，而是增添。过去的人类学家自以为只有自己是思考者，被研究的他者没有脑子。在中国从事研究，会发现“士”这个阶层的长期作用，能更好地承认他们在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人类学家往往把自己的描述说成是对某种“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集体表象）的陈述，忘记了在许多民族中广泛存在着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这类人。我们不要以为，被研究者的文化没有它的“作者”，而要关注到种种当地的“作者”的创造与哲学。承认中国的思想因素，就是要承认这个文明中“作者”的重要性，并以此来反思传统人类学，对它作出补充，此外，别无他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