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建川=近代日本教科书如何臆造“台湾故事”

管季超0712

1895年4月，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被割让，成为近代日本通过战争获取的第一块海外殖民地。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中，日本人不仅通过剥削和压迫台湾人民获得大量财富，而且通过在教科书中编排“台湾故事”的方式，为近代日本建构自我身份与文化认同“添砖加瓦”。这些“台湾故事”成为解析被蓄意湮没和扭曲的殖民地历史的重要线索。

北白川宫能久：台湾神社祭祀的日本亲王

      

北白川宫能久（1847-1895）

      

       翻阅日本近代教科书中关于台湾的描述，必须提到明治天皇的叔叔——北白川宫能久。北白川宫能久（1847-1895）为伏见宫邦家第九子，1848年被仁孝天皇收为养子。戊辰战争时被奥羽越列藩推为东武天皇，试图与明治天皇分庭抗礼，后被萨长联军击败，软禁于京都。不过，他在1870年获得特赦，远赴德国学习军事，返日后升任为近卫师团中将。甲午战争后，明治政府派遣北白川宫能久和桦山资纪分率陆海军，武力征服台湾。北白川宫能久于1895年5月率领近卫师团在澳底登陆之后，一路实行焦土政策，犯下累累罪行。不过，在攻下台南一周后，于嘉义被义军重伤，后死于云林莿桐。

       北白川宫能久的故事最早出现在1904年的《高等小学修身书》。课文写道：

      

“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插图（《高等小学修身书》第1册，1904年）

      

在澳底登陆后的能久亲王。以该图片为原型所绘的“台湾露营图”在靖国神社游就馆展出。



       “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编者注：即甲午战争）之后，台湾变成我国领地。可是驻扎此地的清国将士纠结土民，抵抗我国。天皇陛下派遣近卫师团长白川宫能久亲王，征伐此地。台湾气候炎热，交通不便，行军十分困难。亲王与士兵同甘共苦，依然向前进军。五个月后，北方几乎平定，为了击退南方叛贼，亲王于行军途中不幸患病。此时军医请求亲王停下养病，然而亲王凛然说道：岂能以一身之故，耽误国家大事。强忍病痛继续行军。亲王病情不断恶化，最终薨去。亲王为了国家奉献自身，诚为可贵可敬之事。”

      

北白川宫能久率近卫师团作战图

      

       同年出版的小学国语教材《寻常小学读本》用诗歌颂扬其壮举：“为讨伐坏家伙，殿下率军勇出征”；“亲王不言苦与累，鼓励士兵向前进，终将坏人杀干净，却因重病而离世”。        

       将中国人塑造为“叛贼”、“坏家伙”，将镇压台湾人民反殖民斗争称为“讨伐坏家伙”，这种书写方式，很明显与军国主义时代广为日本儿童熟知的童话故事“桃太郎”如出一辙，借此美化日本人武力统治台湾的殖民行径。正因为如此，北白川宫能久成为近代日本教科书出现频率最高的人物之一，并逐步被“神格化”。        

       例如《寻常小学修身书》（1920）描绘征伐“逆贼”过程中的神勇事迹：“在占领贼人阵地之时，亲王站在毫无树荫的烈日下，沉着地指挥战斗”；“亲王站立在河岸上，与贼人直接面对，敌贼炮弹飞来，在亲王身边落下，尘土弄脏了军服”。1942年版《初等科修身》这样神化亲王：“亲王在河岸上面对贼人，飞来的炮弹擦过亲王头顶，落在身旁”，“亲王有神灵庇护，须发无损”。台湾日据期间，北白川宫能久一直被当作“神”来祭祀，台湾神社便是以其为主祀的神社，其“薨去”之日（10月28日）也被定为台湾神社的例祭日。

      

“生蕃”变“土匪”：错置的历史

      

“石门口胜战之图”，发表于1874年10月的《东京日日新闻》。画上的日本兵用军刀抬着在台湾石门附近的战斗中战死的台湾原住民的头颅。

      

       日本人除了武力镇压台湾民众（其中绝大多数为明末以后迁居台湾的汉人），也无情地剥削居住在资源丰富、地形险要之地的山地原住民（日本人称之为“生蕃”）。1902年台湾总督府参事官持地六三郎在“蕃政意见书”中写道：生蕃乃“化外之民”，“从我国获得台湾割让之土地始，未曾服从帝国主权，持续针对帝国主权之叛逆，实乃我国家之叛徒也”，并将生蕃“斩首挂于横梁”称为“积极的叛逆”，“不尽纳税等义务”称为“消极的叛逆”。        

       为配合“蕃政”诉求，《高等小学读本》（1904）“生蕃”一课将原住民塑造为野蛮、黩武、血腥且早有劣迹的族群：“生蕃有割人首级，收藏头骨，并以此为荣之风气。住于北部之生蕃，特别盛行。从昔日沿用至今之武器，乃六尺之木，另削竹为枪，并有长两尺之大刀，用弓箭者少。近时也广为使用铁枪。台湾尚未从属我国之时，生蕃便杀害我漂流渔民，我国政府出兵征伐。此乃明治七年之事。”        

       对于这一课文，人类学者伊能嘉矩实地考察了台湾原住民的生活习俗，指出教科书以偏概全，将某些部落的习俗（例如猎首、纹额等）作为原住民共有习俗进行介绍，有误导国民之嫌。而且，教科书将“生蕃”与“土匪”混淆。

      

日据时期的台湾原住民家庭

      

       为什么教科书要将“生蕃”描述为“土匪”，并将其“妖魔化”呢？原因便在于日本政府从“蕃政”的经济利益角度，在汉人占多数的起义军被武力镇压之后，有意将两者混同在一起，从而为日军进山武力镇压、驱逐和管制原住民赋予正当性理由。

      

日本统治者划定原住民住宅区，要求原住民不得跨区居住。



吴凤神话：日本殖民者重说本土神话        

       1932年的《寻常小学国语读本》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吴凤”一课的插图（《寻常小学国语读本》第8册，1932年版）



       吴凤是迄今两百年前阿里山的差人。他非常爱护蕃人，因此蕃人就像对待父母一样爱戴他。吴凤从任职开始，就十分希望废止取人头颅的恶俗。蕃人以前留有四十多个人头，每年祭祀的时候，就取一个来供奉。四十多年过去了，能够拿来供奉的人头没有了。因此蕃人向吴凤请求允许他们取人头颅。吴凤说，为了祭祀而杀人是不好的行为，因此要求他们一年又一年地向后推迟。到了第四年，蕃人对吴凤说：再也不能等下去了。吴凤回答道：如果真要人头的话，明天中午时分，有一个身穿红衣之人路过此地，你们就取他的人头吧。第二天蕃人们聚集在役所附近，果然看到一个戴红帽、穿红衣的人路过。急不可耐的蕃人立刻杀死了这个人，割下他的头颅。仔细一看，居然是吴凤的头，蕃人都高声哭泣起来。蕃人将吴凤供奉为神，在他的神像前发誓以后再也不取人头颅了。于是才有了现在的情况。      

       这一故事最早源自18世纪台湾尚处于清朝统治时期的传说。        

       在早期传说中，吴凤为嘉义本地人，通邹人（台湾高山族族群之一）语言，负责调停汉人与邹人之间贸易纷争。刘家谋的《海音诗》（1855）和倪赞元的《云林县采访册》（1894）提到各版本的吴凤传说，较为共通的是说吴凤被杀之后，家人将其遗言中提到的纸人烧掉，引发咒怨实现，原住民部落瘟疫流行，为了招魂消解怨气，原住民对吴凤行祭祀之礼。        

       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个强调神鬼感应的中国传说，到了日据时期，却发生巨大变化。在日据之初，武力镇压是殖民政府的首要任务，而十余年之后，殖民政府开始采取较为温和的怀柔政策来维系统治。为深化殖民理念，强调民族融合并进一步加强对台湾资源的掠夺，日本急需塑造出一个榜样式的本土人物，让台湾民众在榜样的引导作用下支持殖民统治。在这样的需求下，日本人视吴凤传说如获至宝，尽全力将其包装之后重返台湾的民族历史。      

       时任台湾总督府嘉义厅警察科长的中田直久于1912年出版《杀身成仁通事吴凤》，歌颂吴凤“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壮举。总督府还积极为吴凤立碑，修建吴凤庙，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特意撰写碑文，称赞吴凤“志诚魁奇，有古侠烈风”。就这样，吴凤被日本人塑造为一位为戒除蕃人弊俗而杀身成仁的神话式人物。

      

位于台湾嘉义县的吴凤庙



       这个神话再次印证了台湾原住民作为被征服者的野蛮和残暴，以及征服者在教化低等文明族群方面“自我牺牲”和“舍生取义”的美德，从而掩盖和美化了殖民帝国与殖民地民众之间的掠夺与欺压的关系。        

       随着殖民地不断扩大，日本人不仅在本土的小学教科书中加入“吴凤”一课，而且要求其他殖民地教科书如朝鲜总督府的《普通学校国语读本》（1923）、《普通学校国语读本》（1930）采用“吴凤”课文。这样，吴凤神话以“中国（台湾）原产→日本再生产→殖民地（台湾、朝鲜、满洲等）普及”的奇特方式，成为颂扬殖民地统治的最具代表性的台湾故事。

“君之代少年”：日本人臆造的“国歌美谈”        

       1935年4月21日，台湾发生了一场七级地震，造成三千多人罹难。其中一个名叫詹德坤的12岁小孩，命陨强震后，却被日本人竖立铜像纪念。他的故事被编入小学教科书，成为日本及其海外殖民地家喻户晓的“美谈”。1942年版《初等科国语》“君之代少年”这样记述德坤临死前的情景：

      

台湾总督府1936年所建的詹德坤铜像，二战后被拆毁。



       那天下午，德坤在临时搭起来的治疗所接受了手术。就算在那么疼痛的手术中，少年也绝不开口说一句台湾话。日本人要使用国语，这是老师告诉德坤的，所以不论多么痛苦，他也要使用国语。……不久，少年说道：“爸爸，我，要唱君之代歌。”少年闭上眼睛，好像在想着什么，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轻轻地唱了起来：“我皇盛世兮，千秋万代。”德坤满怀真情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病房的人们。声音虽小，他仍然很清楚地继续唱着。四周响起啜泣声。快到歌曲结束，声音逐渐变弱，但他仍然很完美地唱完了整首歌。唱完“君之代”的德坤，在父母和众人含泪的守护中，安详地长眠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课文中的“国语”，并非汉语或台湾方言，而是日语；德坤临死之前唱的“君之代”，是颂扬天皇统治天长地久的日本国歌。德坤在课文中以这种“庄严肃穆”的方式辞世，在大力推行“皇民化”的时代氛围下，无疑被附加上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        

       事实证明，这样的“国歌美谈”是日本人臆造出来的。德坤的邻居这样回忆：“当时地震，詹德坤头上得了破伤风。因为父母亲听说可以用牛粪搽，结果他却发烧、发狂、说疯话。他父母应该听不懂日文，学校老师视察后将之说成在死前唱国歌，拒绝讲台湾话，坚持说国语。这样表示学校教学成功，有爱国精神，皇民化成功，老师功劳大，结果校长升官了。”        

       然而，不论历史是否被真实书写，“国歌美谈”却很快被殖民者利用。总督府文教局柴山武矩发表《咏唱君之代、壮烈早逝詹少年》一文，将德坤虚构为孝顺、成绩优秀的模范学生，他在学校绝不使用台湾话，放学后便召集附近儿童学日语，在家里自发地进行日本神道祭礼。而在德坤一周年忌日，总督府组织盛大的“詹德坤少年颂德纪念像”揭幕式，要求日本人和台湾人经过铜像必须恭恭敬敬地鞠躬。而当“国歌美谈”进入日本本土的教科书之后，又迅速编入台湾总督府所撰之国语教材，甚至朝鲜、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大陆沿海沦陷区的小学生，都要学习“君之代少年”一课。在日本本土的小学，教师被要求在讲授此课时强调“在殖民地台湾，有这般对国语极为热心的实践者”，以此“促成全国儿童奋起”；而在各殖民地小学，则要求教师将德坤描述为“尽管是异民族，却能成为完全之皇民的模范前辈”。就这样，德坤被塑造为彻底奉行说日语、衷心拥护皇民化运动的殖民地民众的“最佳样本”。        

      

在皇民化运动中，台湾儿童被强迫放弃汉语，学习日语。

      

       毋庸置疑，“台湾故事”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建构台湾族群的“他者身份”来激起日本国民的民族认同，借助这些虚构的“神话”、“美谈”，强调统治与被统治的合理性，向日本儿童灌输“义勇奉公”、“爱国牺牲”的“皇国美德”。与此同时，日本人在台湾故事重构过程中的“文化关照”，既不是对台湾人的同情，也不是对原住民文化的理解和宽容，而是通过刻意扭曲客观事实，强行伪造和扭曲台湾民众的集体记忆，强迫台湾人盲目追随和衷心拥护殖民统治。吴凤和德坤等人的故事重返台湾本土的殖民地教材，不少台湾人在这些故事的蒙蔽和鼓动之下参与侵略战争，成为帝国主义的炮灰，实在令人叹息。

      

1942-1944年间台湾总督府鼓动约1800名原住民编成“高砂义勇队”，远赴南洋作战，死伤极为惨重。

      

1942年台湾实行志愿兵制度，许多台湾青年为日本“大东亚圣战”而战死。图为位于新竹的高砂旅青年修炼所的军事训练情景。

      

       （作者系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日本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