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童鹤=语言的力量：你怎么说决定了你怎么想？

管季超0712

20世纪初，语言学家本杰明·沃尔夫(Benjamin Whorf)宣称，自己对亚利桑那州东北部的印第安人语言霍皮语(Hopi)进行了“长期而细致的研究”，确信霍皮语中没有任何词汇或语法现象来表示时间，他们的语言里没有所谓的过去、现在、将来。因此，沃尔夫推论道，霍皮人无法像讲英语的人一样理解单向平缓流动的时间。沃尔夫还写道，每种语言的语法不仅是表达的工具，“本身也是想法的塑造者”。

       这是一个在语言学中的经典问题：语言是否会影响人的思维，语言是否会局限人的思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使用这一框架来解释一些问题，比如很多人认为，汉语是一种语法上很随意的语言，因此中国人惯于“捣糨糊”的思维方式；而德国人之所以较真，和德语语法严谨分不开关系。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自从洪堡提出“语言是形成思想的官能”，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就一直在思索这样的问题。历代学者先是得出了绝对化的论断，之后又做出细致的修正。语言学家们还运用了现代实验手段，小心地验证前人的理论。盖伊·多伊彻(Guy Deutscher)在《话/镜》(Through the Language Glass)一书中梳理了人类探究这个问题的历程。

      

      

       为路痴而烦恼？看看自带指南针功能的古古人吧

       澳大利亚原住民古古人所操持的语言被称之为古古·伊米德希尔语(Guugu Yimithirr)，其最为外界熟知的事迹是向英语输出了“袋鼠”(kangaroo)一词。但人类学家约翰·哈维兰(John Haviland)发现，这种语言更有趣的特点是，只使用东(naga)、南(jiba)、西(guwa)、北(gungga)来指示方向。尽管这种语言里有表示左手和右手的词，但并不用来指示方向，甚至也不会用前、后这样的词来形容位置。

       听起来仿佛是老相声里的包袱：讲这种语言的澳洲原住民，如果要让车里的人挪挪位置，会说naga-naga manaayi——“往东挪一点”。古古人在回忆过去的事件时，总能清楚地回忆起其中的物体和人物所处的方位。一位语言学家在给年老的古古人播放影片后，又让老者转述片中的故事，老者的回答总会谈到片中事件的方位，而这个方位又取决于电视机摆放的朝向。如果电视屏幕是向北的，剧中人正在向观众的方向走来，你可能会说“某人向前走去”，但老者在讲述时却会说“他向北走去”。

       古古人总是能准确地知道东南西北的方向，仿佛头脑中有一个时刻运转的指南针。一次，几位古古人驱车二百多公里，到距离最近的城市凯恩斯，与其他原住民部落讨论土地权利的问题。语言学家在一个月后问起当时的情况，几名与会者都还记得会议室里的各种陈设在东南西北哪个方向，而且几人的叙述完全一致。要知道，那个房间都没有窗户，所以并不能通过观察窗外来判断方位。

       哈维兰估计，在日常的古古·伊米德希尔语对话中，每10个单词就会有一个涉及东南西北，说话人有时还会附议非常精确的手势。如果尝试用古古语沟通，就必须在讲这门语言的同时，思考当时的地理方位，于是增进人们对周围环境的敏感。这样一来，古古·伊米德希尔语，以及方位体系相似的其他语言，就间接地增强了使用者的方向感。

       这样看来，语言似乎对人的思考方式，或者说大脑的运转方式产生了影响。不过，表面看来的关联，未必能断定是因果关系。一些语言学家认为，古古人之所以只运用东南西北的指向方式，是受到了环境的影响，而相应的语言现象则是反映了周遭环境的这种影响。在他们看来，生活在旷野中的澳洲原住民之所以使用东南西北，是因为其环境中缺乏“第二个红路灯向右转”的参照物，而只能以大自然的方位来指向。但也有反例指出，人们选择怎样的表达方式，又不仅受制于周围环境的约束。比如另一种澳洲原住民语言Jaminjung在指示方位时不仅用东南西北，还会使用左右；纳米比亚的哈伊库姆(Hai||om)语使用东南西北指向，但在邻国博茨瓦纳，居住在类似自然环境里的卡拉哈迪人(Kgalagadi)却使用左右。

      

       性别与色彩：语言确会影响你对事物的想象

       语言在其他方面，对人的思维表现出了更明确的影响。比如，同一座桥，在西班牙人眼中，会比德国人眼中更硬朗。他们的感受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异，原因在于西班牙语和德语的一种语法现象。

       西班牙语的名词分为阴阳两性，德语则分为阴性、阳性、中性三种。在有阴阳性区分的语言里，有自然性别的概念，往往会根据其自然的性别属性归为阴性或阳性。然而遗憾的是，不少语言里性的区分却并不规则。比如，法语里“男人”(un homme)是阳性，“女人”(une femme)是阴性，但“个人”(un individu)却无论如何都是阳性的；德语里“男人”(der Mann)是阳性，“女人”(die Frau)是阴性，但“女孩”(das Mädchen)却是中性。希腊语里，“女孩”(korítsi)是中性，可“胸部丰满的姑娘”(korítsaros)却是阳性。

       多伊彻在书中解释道，之所以西班牙人与德国人的观感有差异，应该是因为“桥”在西班牙语里是阳性(el puente)，在德语里却是阴性(die Brücke)。心理学家对母语为西班牙语的人和母语为德语的人进行了研究，将若干种无生命的物体都称为“它”，并要求被试者形容这种物体。结果显示，讲德语的人倾向于描述桥是美丽的、优雅的，而讲西班牙语的人却喜欢形容桥是庞大的、坚固的。

       法语和西班牙语在语法上关系十分紧密，不过也有同样的概念阴阳性恰好相反的现象。在另一次相似的实验里，研究人员要求被试为一部儿童影片配音，片子里的各种物体都有了生命，会唱歌跳舞。实验结果显示，讲法语的人会为叉子选择女性嗓音，为葡萄选择男性嗓音；但讲西班牙语的人却会为叉子选择男性嗓音，为葡萄选择女性嗓音。叉子在法语里是阴性(une fourchette)，西班牙语里是阳性(un tenedor)。而葡萄则正相反，它在法语里是阳性(un raisin)，西班牙语里是阴性(una uva)。

       这些例子显示出，语言中的阴阳性似乎可以影响人们对事物的想象。不过，尽管语言中有性的区分可以平添许多遐想的空间，但是也会产生一些麻烦。

       如果女友追问小明，昨晚和谁在一起，他大可以坦白：一个邻居。但就像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举过的那个例子，法国人如果遇到同样的问题，恐怕就无法逃脱了——他在回答时必须从阴阳性中做出选择，说出到底是“男邻居”(un voisin)，还是“女邻居”(une voisine)。不仅如此，要想确保语法正确，还需要相应地调整形容词、代词、动词的阴阳性。语法上的阴阳性与自然性别之间的联想，或许就是这样产生的。

       语言中的色彩词似乎也会影响人们觉察到的色彩。

       英语中有蓝(blue)和绿(green)两个不同的词，但墨西哥的塔拉乌马拉语(Tarahumara)却用同一个词描述蓝和绿所涵盖的范围。研究人员从蓝和绿这两个色彩范畴的分界线附近挑出一些色块，如接近分界点但均属于蓝色范畴的色块A和B，以及接近分界点但属于绿色范畴的色块C，而且A和B之间的波长差距与B和C之间的波长差相等。

       他们对一群美国人和一群塔拉乌马拉人进行对照实验后发现，美国人坚持称B与C的差异比A与B的差异更明显，但塔拉乌马拉人却会认为，B与C的差异与A与B的差异相当。但是讲英语的被试之所以这样回答，或许并非因为观感不同，而只是因为既然A和B都称作‘blue’，所以A与B更相近才是正确答案。

       但没有办法研究每个人的眼睛看到的色彩究竟是怎样的，于是研究人员想出了一个变通的方法，他们打算通过大脑对色彩的反应速度，来衡量人对色彩的观感。

       英语中用blue表示蓝色，但俄语里却会把同一块区域划分为深蓝(siniy)和浅蓝(goluboy)。研究人员选出了20种属于blue范围的色块，在电脑屏幕上显示三个色块，并让被试者观察下方的两个色块中，哪个与上方色块不同，并相应地按下左右按钮，如下图。

      

       答案十分简单，不会有人选错。但研究人员发现，总体而言左右两个色块之间的波长差越大，被试的反应速度就越快。但如果下方的色块一个属于“深蓝”范围，另一个属于“浅蓝”范围，那么讲俄语的人做出反应的速度，明显会比讲英语的人快。

       为了更确凿地证明语言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另一批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类似的实验，程序基本相同，要求被试观察屏幕，辨别色彩异同，并按下按钮。只是这一次，研究人员会用磁共振(MRI)扫描被试的大脑活动。

       香港大学的这个实验中，被试者的母语是汉语普通话。实验里涉及的6种颜色中，有三种在汉语里有简单通用的名称（红、绿、蓝），另外三种则没有（紫红、靛蓝、米黄）。屏幕上会显示两个色块，被试需要按下按钮来指示这两个色块是否相同。

       研究人员发现，色块有简单通用的名字时，被试者左脑的大脑皮层上，有两块区域会活跃起来。为了证明这两块区域与色彩的名称有关，研究人员又让被试者执行了另一个任务：屏幕上显示色块时，被试需要说出这种色彩叫什么。这一次，屏幕上出现红绿蓝时，被试者大脑里的上述两个区域就会高度活跃。这说明负责语言的部分，参与了观察色彩的大脑活动。

      

       尽管讲德语的人隐约觉得桥是柔美的，尽管讲俄语的人对蓝色调的微妙差异更为敏感，尽管大脑里负责语言的部分会参与我们对色彩的观察，但是语言对思维的影响，却远远到不了禁锢我们思维的程度。

       现在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时沃尔夫所提出的那个问题，霍皮人真的无法理解“时间”吗？事实上，语言学家在1980年代经过大量的田野研究证实，霍皮语里实际上有时间词也有时态。沃尔夫从未到亚利桑那州与霍皮人接触，只是依靠一个生活在纽约、通晓霍皮语的人来做研究。看来沃尔夫犯了一个错误。

       多伊彻在书中总结道，我们并不会因为语法中缺少某个范畴，就无法理解某种概念。即使语言中没有性的范畴，也不妨碍人们领会到男女有别；即使语言中没有时态的变化，也不妨碍人们理解事情的先后次序。

       每种语言都会强迫人们表达一些特定的信息，但理论上任何语言都能表达任何事。比如，虽然不讲法语的中国人无需在语言中表达出阴阳性，但如果小明并不打算向女友隐瞒什么的话，他也可以直言：“是一个女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