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俏：把灵魂赋予一具骨架

管季超0712

林文俏：把灵魂赋予一具骨架

作者:林文俏

2000年，他向妻子和子女公开了自己的决定：我做了一辈子的医生，死了以后也要拿这身‘臭皮囊’为医学作一些贡献，学生在我身上练熟后，病人就可以少受些痛苦。我患过脑腔梗、高血压血管硬化，可以做病理解剖;解剖切完用完之后，再做成一副骨架，供教学使用。

　　　　---李秉权教授逝世十周年祭
      【作者按】李秉权是昆明医科大学教授，我国神经外科开拓者之一，云南省神经外科奠基者，全国劳动模范，全国科学大会奖和解放军一等军功奖获得者，他同样也是云南医学界遗体捐献的第一人，其捐献遗体行为在云南和我国引起强烈反响。今年3月29日，是他逝世和捐献遗体十周年。

　　死后，把我做成一副教学骨架
　　“他生前叮嘱献出遗骸，指定骨架标本在这儿陈摆。玻璃橱里是他特殊的坟，玻璃罩外是他浩瀚的爱。一纸遗嘱直如震世春雷，一宗心愿想见哲人气概。　　让我们脚步轻轻走进大厅，伫立丰碑前默默礼拜。”
　　这是著名散文家秦牧应邀为青岛医学院沈福彭教授的骨架标本所写的《献词》。秦牧说：“平素写些小文章我是不起草稿的，但是为了写这几十个字，夜里，我不由自主地来到附近僻静的街道上长时间漫步、思索、酝酿。那夜月色溶溶，柠檬桉雪白的树干显得十分高洁。月光透过凤凰木，洒露了一地斑驳的光点。长街寂寂，阒无行人，我来回踱步，一次，一次，又一次。那具骷髅在我眼前冉冉腾起，渐渐地还原为血肉之躯;他埋头在灯下研读，他屹立在讲坛上讲学，我虽不是教徒，却涌起一种教徒似的心情，渴望能够有个和神圣的魂魄对话的机会。
　　那夜我在街上盘醒了很久，回家后对着骨架照片，铺开稿纸，写了一张又撕了一张，最后，拼却我的心力，终于写出了这么几十个字的《献辞》。”
　　秦牧的《献词》是献给沈福彭的，也是献给沈福彭的学生李秉权的。在沈福彭教授捐献遗体23年后的2005年3月29日，他解放前在云南大学医学院任教时的学生----昆明医学院(现昆明医科大学)李秉权教授，也追随恩师捐出了遗体。他的骨架也陈摆在秦牧所说的“特殊的坟”里，每日向学生默述人体骨骼系统的奥秘，展示一个哲人对医学事业浩瀚的爱。我国著名报告文学家贾鲁生和陈丽萍在在2014年4月出版的《为了活着的人 》中的第二章，以“把灵魂赋予一具骨架”为题，用整整三页文字赞道：
　　『 在昆明医科大学人体科学馆标本室门口的屏风前，有一个玻璃罩，里面伫立着一具人体骨架。他眼窝深邃，似乎在眺望遥远的过去。颌骨微微张开，好像在诉说着什么。在他的身后，有各种人体标本2 000件，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解剖学群体。他叫李秉权，昆明医大教授，中国神经外科的泰斗级人物......』
　　为人一生，最简洁的概括，只有两个字：生与死。如何生，怎样死，则关乎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泰戈尔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生如夏花之绚烂，是生命花朵绽放的极致。初绽，就大大方方地张扬;盛放，就恣情肆意地斑斓。李秉权做到了。死如秋叶之静美，是生命花朵凋谢的洒脱。没有酷霜降临时的失魂落魄，不是坠入深渊时的魂飞魄散。如同袅娜的片片秋叶，从容不迫地降落在大地。李秉权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比秋叶更美。为了能在死后仍然能服务于医学事业，他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发出了挑战。
　　孔子说：“未知生 焉知死。”然而，医学对“生与死”，其思考却相反：“未知死，焉知生。”医学是挽救生命的科学，它却是从研究死亡开始。只有先了解死亡的原因，才能找到挽救生命的办法。了解死亡，人体解剖是第一步。可以说，没有人体解剖，就没有真正的现代医学。遗体是医科生的“无语良师”。医科生正是从解剖的遗体上，认识了第一根动脉，第一根神经，第一根骨骼，最终成为合格的医生。临床医师则通过对因病死亡的遗体的解剖，勘察病源和发病机制，从而挽救其他人的生命。医学研究则通过人体解剖探索人体奥秘，发现新的人体理论。
　　在西方发达国家，捐献遗体已成为社会的自愿行为。因此欧美国家医学院有充足的遗体资源。其尸解率可以维持在30---40%，而中国仅仅在3%。中国常常是十多个医学生解剖一具遗体，理想状态是一个学生解剖一具遗体。中国每年有 150 万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但只有约 1 万人能够完成器官移植，供需比例为 1:150。是什么导致这样的区别?主要是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理论的影响和不健全的遗体捐献法规。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身者非其私有也，严亲之遗躬也”，即身是父母的恩赐，而不属于自己。《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由此“爱惜自己的身体”构成孝道的重要内容。爱惜身体，不但包括活着时的躯体，也包括死后的尸体，所以中国一向主张保全尸首。封建法典列有专门条款严惩残害尸首的行为。对此，报告文学《为了活着的人 》讲述了清代解剖学家王清任的故事：
　　『在秦汉以前，中医人体解剖已经达到相当水平。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一条延续千年的刑律，使得解剖学逐渐淡出了中医。这一条刑律就是：刳剖，为死罪。“支解形骸，割绝骨体，常人减计杀罪一等，尊长则不减。”(《唐律疏议》)历代王朝的“医事律令”中，都有“屠割刑人骨肉者，依法科残害之罪”的条款。在清代，擅自解剖尸体，轻者坐牢，重者凌迟处死，医生也不例外。“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王清任曾痛心疾首地说。为了“明脏腑”，他只能察看腐尸。得知滦县闹瘟疫，他立刻赶来了。他不避污秽，忍着刺鼻的腐臭味，一连察验了10天，绘图记录下观察结果。此后，他游历四方，寻找乱葬岗和死刑场，观察人体内脏结构。他呕心沥血，历时30年，绘成《脏腑图记》，写出了一部震惊中医学界的《医林改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身为解剖学家，他一生中竟然没有亲手解剖过尸体。他把自己绘制的人体脏腑图谱，叫作“亲见改正脏腑图”--是“亲见”而不是“亲解”。』
　　这些纳入古代法律的传统伦理观念，流传千年，对于中国现代社会遗体捐献，产生强大的抵触心理。虽有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人自愿捐献遗体，但其死后，最终因得不到亲属的认可而放弃。

　　作为熟读古文的老知识分子，李秉权当然知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但是，他是个救死扶伤的医学教授，人体解剖和遗体对于医学的重要性在他心中战胜了传统伦理，占据了第一位。
　　李秉权的一生，每天都和生与死打交道。进入古稀之年，参加同学和同事的的追悼会越来越多。他也慢慢开始思考自己的死亡问题。李秉权看到，丧葬费越来越昂贵，墓地天价记录不停地被刷新，生基墓一个比一个豪华。人类生存资源越来越多地被虚幻的“阴间享乐”所浪费。面对这些生与死的悖谬，他常常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大学时代，由于就读的云大医学院的医学教学标本极少，他和同学在昆明圆通山乱葬岗寻找无名尸骨做医学标本;想起每次到解剖室看到的十几名学生共享一具遗体的情景。一个念头慢慢在他脑海萌芽。使这个念头变成决定则是一次出差在青岛医学院看到一副特殊的人体骨骼标本----那是一位曾在云南大学医学院教过他的叫沈福彭的医学教授捐献出遗体制成的。他深深震撼了。他决定自己百年之后也要像老师一样捐献遗体。2000年，他向妻子和三个子女公开了自己的决定：“我做了一辈子的医生，死了以后也要拿这身‘臭皮囊’为医学作一些贡献，学生在我身上练熟后，病人就可以少受些痛苦。我患过脑腔梗、高血压血管硬化，可以做病理解剖;解剖切完用完之后，再做成一副骨架，供教学使用。”他的决定得到亲人的理解和支持。
　　2005年初，李秉权得了肺炎。3月李秉权肺炎加重再次住院，这一住他再也没有走出病房。3月29日凌晨零时十三分，李秉权肺炎加重导致心衰抢救无效逝世，终年83岁。昆明医学院附一院神经外科主任、李秉权部属杨智勇与科内同事闻讯立即而来，见到李秉权的儿子李向新正给他脱下病号服，换上家中带来的衣物，上衣、裤子、袜子、鞋子、背心……没有一样是新的。他们的眼睛湿润了，他们知道一定是李秉权生前交代这样做。他总是告诫年轻人要勤俭节约，自己也从不乱花一分钱。李向新说，天亮就把他送到医学院解剖教研室。
　　天亮，赶来送别的昆明医学院领导，昆明医学院附一院领导，附一院神经内外科的医护人员，在昆的李秉权夫妇亲属朋友，聚集在昆医附一院太平间门口。不一会，迎接李秉权遗体的昆医解剖教研室的车子来到。那天是个阴天。大家目送李秉权的遗体从太平间驶出，缓缓离去。尊重李秉权的遗嘱，没有遗体告别仪式，没有悼词，没有哀乐，没有挽联，没有花圈。云南神经外科一代宗师、全国劳动模范、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等功臣李秉权，就这样默默地离去……
　　当日中午，大女儿李晴霞从广州赶来。此时李秉权已躺在解剖室的解剖床上。第二天上午，李晴霞到解剖室向父亲告别。她凝望着父亲安详的面容，握着父亲的手，感觉温温的。她的思绪就一下子就回到了从前：这双手，儿时爱抚过她的脸庞，上学时牵着她过马路，实习时教她用手术刀，坐月子时为她洗衣服。
　　李秉权默默地离去，各新闻媒体却没有沉默，迅速做出反应。李秉权逝世第一个“头七”恰好是4月5日清明节，云南电视台在民生关注栏目的第一条中作了《教授捐献遗体实现生前愿望》的专题报道;紧接着，4月8日，中央电视台地方新闻频道作了《医学老教授：死后把我做成一幅教学骨架》的报道;5月7日，云南日报在头版发文《李秉权教授捐献遗体服务医学》;6月24日，云南日报发表长篇通讯《死后，把我做成一副教学用骨架》;7月26日，云南日报发表《奉献医学 鞠躬尽瘁》;云南老年报发表《生为大众操劳 死为医学捐躯----著名神经外科专家李秉权捐赠遗体供教学使用》、《医魂---昆医已故教授李秉权二三事》和《对病人似亲人---忆李秉权教授》。还有昆明医学院院报《春华秋实 桃李芬芳---记李秉权教授》;云南盟讯《未完成的遗愿》;云南统一战线《把一生献给事业的人----记昆明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民盟盟员李秉权》等。在他捐献遗体8周年，昆明春城晚报发表6000字长文《李秉权-云南医学界遗体捐献第一人》。
　　李秉权默默地离去，社会没有沉默。 通过媒体，李秉权的事迹很快传遍了昆明大街小巷，感动了春城，传到外省，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李秉权，这个过去只出现在医学杂志作者栏的名字，只写在昆医附一院门诊部专家栏的名字，在报刊，博客，网站，微信，一次又一次地进入人们眼帘。

　　靠喝稀饭完成大学学业的腾冲孤儿

　　有人说站在腾冲境内的高黎贡山之巅，一双脚踩着两个大陆，向东迈一步是亚洲大陆，向西跨一步是印度大陆。历史上腾冲是西南“丝绸之路”的枢纽，著名侨乡，重要的通商口岸，东南亚著名的珠宝玉器集散地。近代是云南辛亥革命发源地，滇西抗战的主战场。这里火山地热并存，自然资源生物资源丰富;地灵人杰，英才辈出，曾养育过辛亥革命功臣李根源，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抗日名将寸性奇，以及工商巨子王少岩、伍集成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腾冲英才谱又增加了一个新名字---李秉权。
　　1922年2月28日，李秉权出生在腾冲县城腾越镇一个贫民的家庭。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父亲李润东识字不多，没有手艺。好在妻子钱莲贞娘家殷实，出钱支持女婿做起了小生意。李润东为人朴实，非常能吃苦，加之那时候腾冲经济繁荣，李家渐渐的有了结余。李秉权的父母在腾冲县城南门外商贸最集中、最热闹的四保街上建了一所三进院的大房子，李秉权就出生在这里。李润东做的是土杂百货的小生意。每天都往返于县城与各个村镇之间。进货、备货、售货、结账都是一人完成，常常起早贪黑，披星戴月。母亲则操持家务。
　　10岁那年，李秉权父亲生意亏本了，家庭经济受重创，父亲则从此一蹶不振，整天生病吃药。有一天，李秉权放学回家，远远地听到母亲的哭泣声。他走进家门，堂屋已经变成了灵堂----正值壮年的父亲，因为一场急病，突然离开了人世。父亲去世后，李家断了经济来源，仅靠李秉权兄嫂织布维持生计。读初中时，李秉权母亲又因阑尾穿孔耽误医疗过世。少年李秉权成为孤儿。他在父母灵位前当众含泪立誓：长大后一定学医以“济世救人”。靠兄嫂三架织布机卖布，他读到高中毕业。为减轻兄嫂负担，他也学会了织布。织布只能赚小钱，为此他常常赤足去学校。李秉权80岁生日时，昆明医学院要为他庆生日，他婉言谢绝。原因除了他对自己的生活一贯低调外，还有一个原因：生日是他的痛苦记忆，因为父母贫穷和早逝，自己童少年从未过过生日。
　1939年，为逃抓壮丁，李秉权与几个学友连夜出逃步行翻越高黎贡山，至保山后又一路换搭便车，历经两个多月艰辛到达昆明，得时任云贵监察使的同乡李根源相助备考大学。他连考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均榜上有名，但为实践少年时的学医誓言，他决定选读云南大学医学院。不久，日军侵滇腾冲沦陷，家人逃难，有限的经济来源中断。李秉权只得申请省“沦陷区学生贷金”，由于成绩优秀，还获得“云大奖学金”及“腾冲旅昆同乡会奖学金”。微薄的贷学金和奖学金扣除学习费用外只够吃稀饭，一个铜钱的烧饼也买不起。六年顿顿稀饭使李秉权工作后看见稀饭就反胃，终生再也没碰过稀饭。当时的云南大学学生宿舍拥挤狭窄，灯高光暗，桌小凳少;图书馆不能讨论且晚上10点就关门;教室晚间又不开放。李秉权就天天晚上和同学去青云街蹲茶馆，因为那里灯亮，有桌椅，关门晚。买不起茶，就买一杯白开水。　　上世纪40年代初，空袭警报每日都在昆明嘶叫，从越南起飞的日机不时在春城炸起火海。在圆通山旁的乱葬岗，却忙碌着几个医科大学生。他们不是躲空袭，而是在寻找和刨掘散乱尸骨。他们在户外支起洗脚盆，拾来枯树枝点火，把尸骨煮沸消毒后晾干，制成骨骼标本，对照笔记学习。大学生中有一个就是李秉权。学校只有一架骨骼标本，全班五六十个同学分不过来。于是就有了刨掘野外尸骨自制医学标本的行动。从此，骨骼标本对医学教育的重要性便深深烙在李秉权的心里。
　　用生命书写中国神经外科辉煌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时曾说：“中国有两样东西非常值得美国学习，一个是中医，一个就是神经外科。”曾一度落后西方30年的中国神经外科，后来竟会值得世界神经外科发源地的美国学习。如此辉煌，是以2008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王忠诚院士为首，包括李秉权在内的神经外科专家们用生命写就的。
　　旧中国的神经外科几乎是空白，因而脑疾病死亡率很高，被称作“死亡之海”。从上世纪50年代解决脑血管造影开始，王忠诚率领着中国神经外科，就像一艘破冰船，闯入“死亡之海”，攻克一个个难题，大大降低脑疾病死亡率。李秉权是破冰船的重要船员。
　　1953年，卫生部举办了全国首届神经外科进修班，分一年和半年两个组。后来，一年组的13人成为中国神经外科开拓者和各省市神经外科的奠基者，被誉为中国神经外科“十三太保”，李秉权是其中一员。王忠诚负责教学安排同时参加学习。
　　1954年，李秉权从天津学成后回到昆明。他创设了云南第一个脑科门诊、神经病学教研室和神经专科病房;在云南率先施行开颅手术、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和颅内外血管吻合术等，首次施行“人体大脑半球切除术”;与五官科合作施行全国首例“经颅中窝硬脑膜外进路面神经移植术”;开创“颅骨大骨瓣切除并脑室外引流联合减压法”抢救颅脑火器伤员;在国内首次为一双头畸形人成功切除寄生性小头;建立全国第一个“经颅三维多普勒超声室”等。上述成果，有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的国内领先，有的被美国科研机构收录，有的被拍成科教电影。李秉权为此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人民解放军一等军功奖、云南省科技成果奖等奖项和全国劳动模范、云南省劳动模范、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卫生部边远地区优秀医学科技工作者等称号。那时，他同时担任卫生部脑血管疾病防治领导组组员、卫生部脑血管疾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云南脑血管病防治办主任、云南省政协委员等多项重要职务。1991年，曾被推荐为中科院生物科学部委员(后来改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
　　使我国神经外科诊断水平一步跨越30年时空的脑血管造影术，需要暴露在放射线下给病人注射显影剂。多年的放射线损害导致李秉权白血球数量显著下降到小于正常值一半，血小板也大幅度减少，免疫力下降，且毛发脱落。因而经常患感冒，而且每次感冒都会很重。这使李秉权身体慢慢衰弱，2005年他83岁最后一次倒春寒下雪受凉引发的感冒发生时，咳嗽造成肺部感染，导致心衰而亡。王忠诚的身体也因脑血管造影术受到射线的严重损伤，对此，王忠诚生前曾对央视主持人说：“我知道是要做出牺牲的。我们一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宁可牺牲自己。”他的话是代表李秉权在内的一代神经外科专家的生命奉献宣言。
　　李秉权遗物中有一大摞各种纸张书写的稿子，它是李秉权生命最后几年带病赶写的《脑膜瘤》的未完手稿。泛黄的稿纸越往后字迹越杂乱，许多字歪歪扭扭无法辨认，使人感受到那只拿笔的手在不停地颤抖。那是一枝衰弱的生命之笔与死神赛跑的最后书写。李秉权晚年患有脑腔梗，写字已困难。
　　耳屎多时，李秉权子女喜欢由父亲掏耳朵，因为李秉权手法非常轻柔，那轻柔是李秉权几十年练就的“炉火纯青”。人的大脑血管密布，神经众多，神经纤维比头发细得多，神经又是软的，稍微碰它可能功能就没了。在神经纤维区做手术要和毫米打交道，手稍微一颤后果可想而知。所以实施脑手术如同在刀锋上行走。李秉权的医学生涯不乏见到这种“炉火纯青”。昆医校史馆展出了他亲手制作的米粒大的听小骨标本，如果不看说明，你会认为是工艺大师的牙雕。李秉权一生都在学习和攀登。60多岁艰难地学起医学统计学，古稀之年向经颅多普勒领域进军，近80岁时还能背诵许多“中药汤头歌”。
　　荣获对越自卫反击战一等军功奖

　　1979年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上级决定派遣医疗队到前线，57岁的李秉权立即报名，云南卫生厅任命他为昆明医学院支前医疗队队长。临行前，他对与他合著《临床实用中枢神经系统解剖学》一书的刘公海老师说：“万一我回不来，未完成的编写工作就拜托你承担了。”医院在敌人大炮的射程之内。它是用一个旧粮仓改建的。一半是手术室，一半是重病房。4支日光灯代替无影灯，几根木头做成架子，上面搭上一扇门板就搭建成了简易的手术台。

　　战斗激烈，伤员众多，医疗队忙得不可开交。一台手术接着一台手术。有时脑科同时施行三台手术，李秉权在三张手术台上来回跑，指导手术中的关键或疑难问题。他们曾连续三天三夜做手术，没有睡过觉，没有洗过脸，脚站肿了，眼睛熬红了，做完手术一坐下就睡着了。靠精神上高度振奋和强烈的责任感，医疗队克服了体力上的极端疲困。
　　“脑水肿”是抢救颅脑火器伤员的关键问题。如果脑水肿严重，会导致颅内压升高，引起脑疝，进而压廹生命中枢，导致死亡。一天来了一位重伤伤员。李秉权和助手们迅速替他做了手术，手术顺利。但三个小时后，这个伤员突然因继发性脑水肿来势凶猛而死亡。这天夜里，李秉权心情格外难过和沉重。他深入地思考：“大骨瓣减压”和“脑室引流”是处理“脑水肿”的有效方法。但“颅脑火器伤手术原则”不主张采用“大骨瓣减压”，“脑室引流”更是列入禁忌。因为颅脑枪弹伤不同于一般脑外伤，它很容易引起感染，特别是前线医院条件差，感染的可能性更大。要是能彻底解决“手术感染问题”，把“大骨瓣减压”和“脑室引流”用于颅脑枪弹伤手术，就可以解决“脑水肿”问题。他回顾了抢救的十几个颅脑受伤的伤员，由于清创彻底，消毒严格，认真控制感染，伤口大都是一期缝合，一周后就可以下床活动，并没有出现感染现象。临床实践说明，只要严格认真做好清创、消毒等工作，再加上精心护理，是可以控制感染而采用“大骨瓣减压”和“脑室引流”的。他把这个设想在医疗队会议上提了出来，大家都劝告他：风险太大了，又是明显违反“颅脑火器伤手术原则”。李秉权毅然说：“为了抢救伤员生命，作为队长，我愿承担手术责任。”
　　次日，一个负伤的喷火枪手被送来了。他有脑创道内巨大血肿和广泛性脑水肿。李秉权采用“大骨瓣减压”和“脑室引流”手术方案来施行手术。手术后，李秉权对伤口做严格而彻底的清创。最后，他用大量的抗菌素反复的冲洗，保证了伤口不受感染。术后，伤员迅速好转，经过精心的治疗和护理，这位伤员伤愈后重返前线。从那以后，李秉权又用此方法接连治好了几位伤情类似的伤员。外科医生做完手术后，护理工作按常规是由护士完成的。李秉权认为对颅脑枪弹伤员来说，为防止感染，手术后的护理非常重要，要反常规，外科医生必须参与护理。因此，他时常到病房配合护士参与护理。白天，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度以上，李秉权和护士耐心地用酒精替高热的伤员们擦身，进行物理降温;深夜，他和护士人员一道仔细地计算着伤员所需的热量、食物的品种和数量。他亲手给重伤员调匀麦乳精，从鼻饲管里灌注营养物。精心的护理，使一个个伤员成功脱离了危险。于是，一项国内外没有的新的医疗技术-----“颅骨大骨瓣切除并脑室外引流联合减压法”诞生了。此外，李秉权还积极协助骨科、眼科、胸科开展工作。
　　就这样，李秉权率领的医疗队的脑科手术，除出现前述的一例死亡之外，其他伤员都相继痊愈或好转，无任何一例颅外感染发生。他创造了主刀53例急性颅脑穿透性火器并大脑内大血肿严重脑水肿伤员，手术成功52例的光辉成就。手术成功率大大高于二次大战以来世界大小战场上各国的治愈率。在完成战地医疗任务回到家时，他长长的白头发，穿着宽大的军裤。妻子开门都认不出了
　　为表彰他的忘我精神和杰出贡献，昆明军区评他一等军功奖。他开始不同意，说成绩是医疗队集体取得的。后来昆明军区给医疗队记了集体三等功，他才接受一等功的荣誉。对越自卫还击战结束后，他对在医疗队时创立的“颅骨大骨瓣切除并脑室外引流减压法”认真进行总结，写成论文，全文刊载于法国《里昂外科杂志》上，受到世界医学界的好评。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健康报、云南日报纷纷报道李秉权在前线的事迹。
　　能从头到脚开刀的全科医生

　　文革时，昆医曾有一张大字报写着：“反动技术权威李秉权‘技术挂帅’登峰造极，除胸部外，能从头到脚开刀。”那句话本是下乡巡诊时基层的评价，却变成“技术挂帅”的“罪证”。不只是能从头到脚开刀，骨折处理和妇科常见手术，李秉权下乡都成功做过。他精湛的接生技术还救了女儿生命。他的大女儿李晴霞出生时出现窒息，接生医生正在处理产妇无法抽身，守在产房外的李秉权闻讯立即冲进产房亲自抢救，几下快速利索的处理，婴儿终于发出第一声啼哭。
　　对病人生命的大爱，已固化成李秉权的工作生活习性。下乡出诊用品总是整齐有序地放在背包，电话一来就走，他深知有时一个危重病人的生死，就决定于收拾出门行李那几分钟。他每次术前都要看书温习手术要领，术后看书总结手术体会，他对也是医生的大女儿说：“手术相同但手术对象不一样，必须把每一个手术都当做新手术考虑。”他吩咐手下医生做事话从来只说一遍，如果手下稍有拖延他会立即自己去做。医疗是救命的事，他容不得丝毫拖沓。
　　文革时，“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李秉权被三次抄家，红卫兵们一次又一次翻箱倒柜也没有找到一句“反动言论”，他的满满两个书架上陈列的都是业务书籍，笔记本上记录的是单词、论文摘要、医治过的病人的病历摘要等专业内容。气急败坏的红卫兵于是给他扣上“知识越多越反动”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也许是因为武斗脑外病人较多等缘故，他虽然多次被批斗，但始终还能在岗位上工作。文革武斗时，昆明医学院和工程局两派(云南在文革中互相对立的“炮派”和“八派”)经常武斗对打，昆医附一院宿舍区处在火力网里。大部份家庭都已搬到亲属家躲避武斗。为防子弹，留下来的人家用棉被把窗户盖的严严的。从宿舍到医院必须通过一条路，那里子弹飞来飞去。有一天晚上，武斗正在进行，这时大喇叭突然传来“李秉权，抢救病人”的呼叫。家人都劝他不要出门。他非常清楚出门的危险。可是，他想：若是危重病人，不去就意味着一条生命可能逝去。他不顾家人的阻挠，冒着被子弹打中的危险，赶往医院。原来是一位青年在武斗中头部受伤了，他马上投入紧张的手术中，病人终于被抢救过来了。这一夜，一家人都无法入睡，直到快天亮时他平安回来。
拒不接受病人送礼是李家家风。不过，家风偶尔也会破例。有一次李秉权去武定做手术，一个他治愈的病人到昆明，特地从武定带一只大公鸡给他。李秉权不忍心让他再带回去，只好请门诊护士苏运莲立即送到市场去称斤问价，折成现金后又交还给送礼者。后来，遇有一些病人坚持送些土特产，如咸菜、野生菌、乳饼、山梨、山桃、鲜豆腐等非贵重礼品，李秉权都会收下，以接受病人或家属的心意。但他会立即把家中现成的物品，加倍回送人家。时间长了，家中准备自用的新衣、裤、鞋、袜、花布，甚至铝锅、碗杯都成了李秉权的回赠品。　　献身医学朴素一生

　　教学、科研、门诊、手术、救灾、血防、会议、开门办学、下乡医疗，同为昆医科室主任的李秉权夫妇终年像蜜蜂飞来飞去。无暇照顾子女，甚至彼此也不能相依。李秉权夫人胡素秋(昆医附二院妇产科原主任)腹部动过三次手术，李秉权都无法到手术室守望。尤其在她子宫切除大手术中发生了大出血休克，但李秉权有危重病人要抢救无法离身。但是，胡素秋跌倒脑出血时，近70高龄的李秉权亲自操刀把胡素秋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
　　“父母一直很忙。”李秉权的儿子、昆明医科大学附一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李向新说。“我4岁时，一天上午母亲有手术，把我一个人反锁在家里，母亲嘱咐父亲中午务必回家给我做饭。中午父亲没回来，我饿得喝自来水。下午3点父亲还是没回家。饿得难受，我要从二楼窗口跳下去找父母。邻居看见吓得赶忙喝住我。”原来，李秉权看完门诊正准备回家给儿子做饭时，又来了一个急诊手术。因为李秉权夫妇忙的无时间给女儿买书包，大女儿开始读书时是用大手帕包着书去学校的。
　　1987年9月，在为昆明医学院50周年校庆写的一篇文章中李秉权写道：“不知有多少个中午，当同科或其它科的医护下班走了，我还带着学生或进修生，或独自一人保质保量地看完久候于我的病人，这样便经常耽误了常规的中餐。当我拖着疲乏的躯体和沉重的双腿、饥渴的胃肠回到宿舍时，在医院食堂打饭吃的爱人和孩子们，早已上班或上学去了，我只好以常备的糕点、饼干充饥。也只有喝完一杯茶的时间后，又赶到住院部去开始紧张的工作……”。
　　成年累月的忙碌使李秉权一家过着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奇特生活----
　　(1)饼干点心为餐。家里常年摆着饼干和点心。李秉权夫妇经常一天忙碌10几个小时，累得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睡觉，醒来已是深夜，还得看书著文。不好再做饭，只好用饼干点心充饥。(2)食堂菜过年。1983年除夕，李秉权大女婿婚后到李秉权家过第一个春节。下午4点他提着两个小母鸡走进家门，空无一人。他想，肯定是全家去买年货了。一个小时后，李秉权到家进门就大喊：“李珊(李秉权次女)，看看食堂有什么菜。”大女婿一愕，这个家怎么过年也吃食堂菜?他妻子告诉他：“每年春节都是这样过，爸妈太忙了，我和弟妹也习惯了。”(3)购物必双份。李秉权买书、买衣服、买鞋子等都是买双份，备用一份。他没有时间购物;他的时间太珍贵，也不愿花在购物上。(4)几十年不添、不换家具。李秉权夫妇在医学事业上不断创新，书架的书刊也不断添新。可是沙发，茶几，台灯，床，柜，书架，折叠椅……无一不是几十年前已脱漆生锈的产品。
　　(本文“荣获对越自卫反击战一等军功奖”一节的资料来自昆医张晓娴有关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