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汉语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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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汉语教学研究 ——内田庆市教授访谈录 ? 潘德宝     内田庆市教授现为日本关西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关西大学大学院东亚文化研究科教授，兼任关西大学附属图书馆馆长，也是日本“中国语检定协会常务理事”，他致力于汉语教学研究垂四十年，发表刊行论文一百多篇、著作十几部，还有翻译作品若干。在汉语研究领域中独辟蹊径，他强调要从周边看中心，提倡文化交涉学研究。推广汉语教学，他更是不遗余力，不但在大学开坛授徒，随着网络教学的发展，他还上网免费教授汉语。孜孜矻矻，又乐在其中，可谓学界劳模。     潘德宝（以下简称“潘”）：内田老师，您学习汉语的最初动因是什么？      内田庆市（以下简称“内田”）：我高中时代对日本国语语言学感兴趣，大学的专业是教育学，希望毕业后能成为一名小学教师，后来的转变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教育学的课程中必须研修第二外语汉语，所以大学一年级时慢慢对汉语产生了兴趣。另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世界都有学生运动，反对权威，随时罢课，这一思潮也影响到了日本，所以很多大学生想了解正运动得如火如荼的中国。因此，我们同学五六个人，组织了一个学习班，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鲁迅的小说等为材料自学汉语。到大学三年级时，日本学生运动渐渐平息。而我对中国和汉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兴趣，决定大学毕业之后在大学院（相当于中国的研究生课程）继续学习研究汉语，想成为一名汉语研究者。    潘：大学院时代的导师给了您怎样的影响？      内田：我是在大阪市立大学学习，当时日本开设汉语专业的大学只有少数几所，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虽然开设了汉语专业，但近代汉语和汉语教学研究方向，仍要数大阪市立大学的实力最强。      我的导师是香坂顺一（1915—2003）教授，他是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教学研究的权威，他推动成立了“中国语检定考试”，对日本的汉语教育有很大的贡献，他也是第一批派到中国北京大学的专家，那是1976年。除了在大学教学之外，他还开办汉语的“民间讲习会”。      潘：请介绍一下“民间讲习会”的情况吧。      内田：明治时代以来，日本的官立大学里是没有汉语专业的。      潘：明治时代的东京大学不是有汉文科吗？      内田：那是教汉文，主要是中国传统学问的研究，而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现代汉语，教学的内容、方法和目的都不一样。      日本国内的外语教学，受明治时代以来脱亚论的影响，主要教授英语、法语、德语，亚洲邻国的语言没有成为大学的专业。当然，二战前，在上海开设的东亚同文学校，培养汉语的翻译人才，那是为战争服务的，是一种特殊的情况。而日本国内的外语教学到二战之前，还只有外语学校和商学校里才有汉语教学，大阪市立大学就是商学校发展而来的。      这是正规学校里的汉语教学情况，但是在民间，却一直有很多的汉语讲习会教授汉语。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很多人为了了解中国而开始学习汉语，香坂教授组织的讲习会就是在民间推广汉语教学。我们学生都要去为学习者上汉语课，可以说是一边学一边教，摸索汉语教学法。这种讲习会收的学费很低，跟现在的民间汉语学习学校完全不一样。现在这样的汉语培训学校收费跟英语是一样的。      潘：那么香坂顺一教授对您的汉语研究有怎样的影响呢？      内田：香坂老师的课上，每周都有读书会，主要研读中国当代的小说，阅读原文，翻译成日语，对于不明白的地方，大家相互讨论。他组织的讲习会的名字是“愚公会”，是取自“愚公移山”这个典故。后来我博士也是在大阪市立大学读的，跟着导师的方向，研究近代的白话，主要是语法和词汇。    潘：这与您后来的研究方向不同，是否和您的上海经历有关？      内田：1978年博士课程完成后，回到家乡福井大学做专任讲师，研究和教学都是沿着原来的方向。最大的变化是在1987年到1988年，我得到了日本“国术振兴会”的资助，在上海复旦大学做研究。在复旦的导师是许宝华教授，我跟他是学习方言研究，所以也学了上海方言。不过，去上海最主要的收获是购书。      那个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坐55路公交车去福州路的书店买书，虽然并不是每天都有新上架的书，但偶尔上架一些好书就很快被人买走了，所以不能错过。后来复旦大学的研究结束回日本时，一共有五十箱书要寄回日本，把四川北路那家邮局的人都吓了一跳。除了福州路的书店外，文庙每周末都有书市，我也都去逛。另外，复旦图书馆也经常把不要的馆藏书拿出来拍卖，都是很好的书，这些书后来成了我研究的重要资料。      潘：我知道您的内田文库里有很多早期汉英、英汉辞典，还有一些传教士编撰的汉语教科书，可能是全世界最全的早期汉语研究资料了吧，这些重要资料才构成您现在研究的方向吧？都是在上海时候买的吗？      内田：当然，除了上海买的这一些，后来我还每年去欧洲，都会在罗马住上一段时间，寻找早期汉语教科书、辞典等资料。1998年，我又去了哈佛当访问学者，在哈佛的图书馆里找到了很多汉语的资料。     潘：您和沈国威老师整理的《遐迩贯珍》、《近代啓蒙の足跡ー東西文化交流と言語接触：『智環啓蒙塾課初步』の研究》等书，在中国也慢慢地得到了学者的重视，被引用的也越来越多了，可见这些早期传教士的文献还是值得整理发掘的。您和沈老师最近影印出版的邝其照《字典集成》是中国人自己编的最早的英汉辞典吧，如果在中国出版的话，肯定也会引起关注的。      内田：商务印书馆准备出版。这些资料都是很找难的，现在影印出版可以方便大家利用。      潘：除了资料外，复旦大学在学术上怎样的启发呢？      内田：我当时经常在上海书店里看到一捆包好的书，书店店员说是已经被人买走了的。询问之后才知道，这个买书者正是周振鹤先生。我读过他和游汝杰先生合作撰写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后来好像还是在书店，我就跟周振鹤先生认识了。认识了之后，他也经常到我的住处来询问每天都有什么收获，他是指我每天都买到了什么好书，他甚至现在都还记得我当时买的书的价格。我们对于近代文献的收藏，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后来也一直保持书籍信息的沟通。后来通过周振鹤先生，认识了游汝杰先生、申小龙先生，是我最早在日本介绍申小龙先生的研究成果。    当时他们的研究很有特点，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这样就比仅仅作词汇研究要更深入。这一研究思路，我很赞同，我认为单纯就语言研究语言是无法深入的，通过和他们的接触，我也开始了从文化角度对语言的研究。      潘：这可能跟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化研究热潮有关吧，记得上海出版了《士与中国文化》、《禅与中国文化》等一系列文化研究著作，都应该是这一思潮下展开的研究吧。当时日本没有兴起这样的研究热潮吗？     内田：日本没有从文化角度来研究汉语的做法。日本学者还是继续原来的研究，特别是汉语研究领域，主要还是对原来的汉语白话材料的研究。    当然，我后来也在欧洲认识了意大利的马西尼、德国的Michael Lackner等人，还在德国等召开好几次学术会议。在这些过程中，我的研究方向慢慢地转变，最后集中以早期西方人的汉语教材为中心，结合西学东渐的过程，展开了近代汉语的历史语言学研究。     潘：研究视野的转变，是不是因此而提出文化交涉学的研究立场？不过谈文化交涉学之前，我想了解一下日本在汉语研究上，有怎么样的历史阶段？有哪些代表性的学者？      内田：汉语研究在整个中国学研究中的力量是比较小的。比如中国学学会中，历史、哲学和文学方面的学者比较多，汉语研究的人很少，这可能是学术史的传统因素，还有就是学术价值观问题。     对于汉语研究，比较有名的有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现在的学者有佐藤晴彦、平田昌司、古屋昭弘等等。      我认为作为外国人，在语感上是无法和中国人相比的，所以，如果和中国学者做一样的研究，那最后的成果也没有办法跟中国人相比的。所以一定要与中国学者有不同的地方，这样才能促进学术交流。      潘：后来提出了的“文化交涉学”这一课题，这和“文化交流”研究的不同点在哪里？      内田：文化交流研究一般都是以两个国家、民族前提展开的，研究的领域也是限定在具体的言语、思想、民族、宗教、文学、历史等学科之中。而文化交涉有两个超越，一是超越国家民族性的研究框架，另一个是超越以往人文科学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框架。我们设定东亚这一文化复合体，考察其内部的文化生成、传播、接触和变形等，以多角度的和综合性的观点来解析文化交涉的形态。当然，现在跨学科是一个时髦的方法，但要注意的是，跨学科或者多学科的前提是学术分科，也就是跨学科是要在专业化的前提下进行的。     潘：那么主要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呢？      内田：从边缘看中心。这里的中心和边缘并不只是指地理上划分，也指学术领域的中心与边缘，同样是汉语研究领域之内，也存在这样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同时，要注意的是，我们提倡的“从边缘看中心”这一观点中，中心与边缘并不是固定的，它们可以相互转换。研究中国的问题时，日本和韩国就是边缘，研究日本的问题时，中国和韩国就是边缘。     潘：能举例来说明一下研究方法吗？    内田：比如汉语研究上，需要与其他语言对比，才能更好地把握汉语的特征，就是需要从“边缘”才能观察到“中心”，然后才有接下去具体研究。现在学术分科越来越细，只能考察一些细小的现象，不能从全局来考虑问题，如果不能从整体特征上把握，就直接谈文法、主语、述语，分析“在”、“的”、“了”等等，可能会存在一些缺点而研究者自己也无法察觉到。      具体来说，欧美传教士对汉语的研究、他们编写的教材、字典等，都是很好的研究汉语的材料。因为欧美人较早建立语言学或者说文法学，作为外国人，他们往往通过与自己母语相对比的前提下来考察汉语，容易发现一些中国人自己不太注意的地方，还有他们的记音方法也比较准确，早期传教士随着传教范围的扩大，他们很早就意识到方言和官话的问题，所以他们的汉语教学、研究活动，虽然好像是很边缘化的东西，但也正是这样，才可以更好的考察汉语的一些中心问题。      潘：这些材料之前没有人注重到吗？      内田：是有的。香坂顺一老师、太田辰夫、鱼返善雄、尾崎实诸先生在他们的论著中都注意到了Mateer的《官话类编》、Wade的《语言自迩集》、Wieger的《汉语汉文入门》等资料，利用这些资料来阐明中国近代的语言特征。当然，他们的研究是和我们提出的文化交涉学还是不相同的。      潘：几年前，您在论文里说到“文化交涉学”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现在这一研究得到了怎么样的关注？     内田：首先，我们这个研究科得到了文部省的资助。其次，日本学术界开始关注这一研究方向，如上智大学也开设了文化交涉研究科。另外，韩国和中国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这一话题。我们曾经和你们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合作举办了一次学术会议，后来出版了论文集《从周边看中国》。学生方面，我们学科现在中国的硕士博士生最多，日本学生大学毕业后一般都直接去工作了，读硕士博士本来就很少，所以我们学科日本籍学生还是比较少。我希望会拉丁语、法国的学生来参加到这个研究团体中来，这样也许更能体现我们的文化交涉学的意义。      潘：刚才谈了您的研究，那么现在说说您的汉语教学吧。能先介绍一下日本现在的汉语学习情况吗？     内田：刚才提到的“中国语检定”是日本比较权威的汉语能力测试，现在大约每年有六万人左右参加，而HSK（汉语水平考试）在日本也有两三千人参加。这是非常大的人数。其次，现在汉语是日本最重要的第二外语，第一外语当然还是英语，在我读大学时代，二外一度流行德语和法语。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比如关西大学学生总数有三万人，最近每年大约都有五六千人选修汉语，最高记录达到了八千人。另外，考国立大学的统一考试中，外语方面也有汉语可以选择，当然，每年英语的人数有十万人左右，汉语才五百人左右，韩语有两百人左右，而法语和德语的各有一百人左右。去年和今年受两国外交和政治的影响，学习汉语的人数略有减少。      潘：除了大学之外，还有哪些地方在教授汉语？    内田：民间的汉语学习机构还是很多的，当然和我大学时代的讲习会已经大不相同，收费也跟英语培训一样。其次，现在很多高中也有汉语教学，全日本约有五百所高中开设了汉语课，而开设法语、德语的高中并不多。      潘：这样看来，日本学习汉语的人数还很多的，这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学习汉语呢？    内田：大学里选修汉语，大概是因为汉语比较容易学，至少汉字对日本学生来说比较好掌握。      潘：能谈谈孔子学院在日本的汉语教学情况吗？    内田：孔子学院，日本好像不如欧洲成功，欧洲办得很好。日本只有立命馆、爱知大学等几所大学开展的比较好。      潘：我从您主页上看到，您编写了二十多种汉语教材，有与“中国语检定”相关的教材，有“MAC”上学汉语的教材，等等，您一方面研究早期的汉语教材，现在自己也编写汉语教材，能谈一下日本汉语学习的教材吗？      内田：日本现在的汉语教学水平还不能和英语相比，目前还没有固定的教育法。主要是日本的汉语教学法的研究不够，现在成立了中国语教育学会，情况会好一点。日本人编的汉语教材，侧重于学习者，而中国人编的侧重于表现中国的情况，这是比较大的不同吧。另外一个是份量上，日本人编的教材都是比较薄，而中国人和欧美人编的教材都很厚，让人看着就不想学了。薄薄的，会让学习者比较有信心。哈哈。我自己编的汉语教材，有机会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讨论。    潘：谢谢内田老师抽时间来谈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