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新和——《在苦难中与阅读写作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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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潘新和——《在苦难中与阅读写作结缘》（附：《书魂》）作者：

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很不寻常，在我们的童年、少年时代，好日子总是过得飞快，：像一只小老鼠，还没反应过来，就从眼角—掠而过，消逝得无影无踪。然而，晦暗的时光，却得—一页一页慢慢地翻阅，像疲惫的老水牛蹒跚的脚步，让我们度日如年而刻骨铭心。其中每一个瞬间，都将凝固成永远的记忆。

打开一个页面，我曾记录如下：

书魂

书是有灵魂的，你信不?

我过去也不信，直到不久前的一天清晨……

那天，我照例到操场散步，在宿舍区碰到了系里的林海权教授，他向我招手，很喜悦地告诉我，他刚买了一本邢福义主编的《文化语言学》，书中对先父著的《中国语源及其文化》评价甚高，称它是中国“五四”以后文化语言学方面承前启后的第一部著作，问我想不想看。我略一沉吟，回了一句“算了吧”!便走了。

我不知道林教授是否对我的失礼感到不快，倒是我自己那份淡漠渐次变得沉重起来，心里老是搁着这件事，眼前老是浮现一脉发黄的书脊。

我也算是出生“书香门第”，家中别的没有，唯有书多。从小我与父母同居一室，当中隔开的便是一排大书橱、我是在这堵“书墙”下长大的。

跟所有好奇的小孩一样，小时候我也绝不会放弃在家里“寻宝”的乐趣，那排大书橱自然是我搜寻的重点目标。我曾将书橱里的《史记》《汉书》《艺文类聚》《康熙字典》《辞海》什么的，一本本搬下来，翻个遍，再不露痕迹地上架复原。至今我还记得它们是摆在书橱的第几层，靠左还是靠右。

一天，在书橱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到在一脉发黄的书脊上印着一个熟悉的名字——潘懋鼎，我无法形容那时的惊喜——是父亲写的书！翻开来，却读不下去，勉强溜了几页，感到十分无味，于是插回去，让它继续在那个不起眼的角落呆着。

后来是文化大革命，是我和哥哥“上山下乡”，是父亲蒙冤自尽……当我们一家不得不从大学宿舍里搬出去时，悲愤中的母亲以少有的决然，把书橱里的书全部卖掉，包括父亲写的那本令我惊喜又令我失望的《中国语源及其文化》。

我永远记得那天。废品站的板车来了，一瞬间便拆除了那堵温暖的“书墙”。我含着泪，看着伴我长大、我无比熟悉的“书们”，被硬塞进麻袋，摔到板车上，一车一车地拉走。我那少年的心陡然间升起了“永失我爱”的悲凉，仿佛一下子苍老了一百岁。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有一天在学校图书馆找书，不经意间，我看到了曾“梦里寻它千百度”的那一脉发黄的书脊，心跳得厉害!我曾无数次地自责，骂自己为什么那么傻，不留下父亲的那本书。这时，它就在我眼前举手可及，且我确信已能够读懂它。可我终于没有伸手。是不想看，抑或不忍看?我说不清楚。

但此后那一脉发黄的书脊时时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我常常自我排遣：父亲不在了，那书在不在，那书写得怎样，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忘了它吧!我故意显出超脱的宁静。每每有人告诉我，在某本语言学家词典里看到了关于先父的词条，我一句也不多问，顶多说一声“谢谢”。那天我漠然地回应林教授的关切，也正是这种心态在作祟吧!

没想到这种漠然转眼间荡然无存，想看一看《文化语言学》的愿望让我心绪不宁。

在愈来愈强烈的愿望的催逼下，我匆匆地从林教授那里借来书，匆匆翻开他早就为我夹好的那一页，匆匆地读：

“……如果就专著而言，潘懋鼎《中国语源及其文化》是上承梁启超语源之学，下启文化语言学的第一部论文集……”

我忽然彻悟：父亲从未离去，父亲因他的书而活着；那书不死，父亲也就不死，那书里有父亲的灵魂!每一部不朽的书里，都有一个不死的灵魂。

从此，我对书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当我走进图书馆书库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周围簇拥着无数睿智的灵魂，他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目前。他们是不死的!

因为要写书的缘故，我从图书馆借了一大堆书，从抽出的借书卡里，我发现其中一张有父亲的签名，我怔住了：30年或40年前，我的父亲借过这本书，他曾经翻过的每一页，读过的每一字，我也将重新翻过、读过!当我也在借书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我的心里闪过这样的念头：若干年后，当我也已作古，我的女儿是否也会在借书时看到她祖父、父亲的签名呢?一定会的!

读书的人也是不死的。

这就是我的少年时代留存下来、影响至今的一个重要的精神记忆，它注定了我与书的结缘，诠释了我日后艰辛而义无反顾的言语人生。也许就是那次偶然的发现，悄无声息地激活了我酣睡着的言语基因，唤起了言说的冲动与梦想。现在回想起来，兴许从那时起，我对“书”有了最初的颖悟：从“书”的不死，悟到了“人”的不朽，“人”亡“书”在，“书”在“人”存。“书”，象征着“人”的生命与精神的存在。这为我后来的“言语生命动力学语文学”教育思想埋下了一颗种子。在随后几十年的生命历程中，这颗种子慢慢地长叶、开花、结果：人的肉体生命是短暂、渺小的，但是人的言语生命、精神生命是可以超越时空的，它坚韧、浩瀚、伟大，世间再强大的力量也摧毁不了。唯有“书”，可以使人生永恒、精神不灭、继往开来。这一认知照亮了我的人生之旅，成为引领我走向彼岸世界的航标。

在这个求索的过程中，苦难如影随形。尽管我不愿意打开我的精神发育史上最黑暗的那一页，可偏偏就是那一页我不得不时常翻阅。在不经意之中给我打下最初的言语、精神基础的，居然也是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记得“文革”开始那年，我 13岁，学校停课闹”革命”。批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有一天，我在粮站排队买米，突然听到外面响起了高音喇叭声和口号声，买米的人都拥出去围观，只剩下我。有人看了回来，说是师大批斗“牛鬼蛇神”的车队，我想起了被关在师大的父亲，心想：被游街批斗的一定有父亲!屈辱感顿时吞噬了我稚嫩的心灵。那一刻，我才真正懂了什么叫撕心裂肺，什么叫精神杀戮。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和“革命同学”之间有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从此，我不再刷标语、发传单。游泳、打球，成了我每天的“功课”，可这并不能舒缓心中的郁闷。何以解忧？唯有读书。感谢书籍给我打开了一扇敞亮的窗子，在苦闷的日子里让我呼吸到清新的空气。我至今还弄不明白在大“革”文化的“命”的时候，为什么师大图书馆居然还正常开放，我仍可以用被打倒的父亲的借书证借那些“封资修”的“毒草”。

我的读书生涯是从1967年开始的。我开始不断地借书、还书，如饥似渴地以一天一本的速度狂读。读鲁迅、茅盾、赵树理、老舍、巴金、郭沫若……读《红岩》《红日》《苦菜花》《迎春花》《铁道游击队》……中国小说读完之后，我开始读翻译小说，读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福楼拜、塞万提斯、狄更斯……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文本细读”“多元解读”“语感中心”……就是读故事、读人物，不求甚解、囫囵吞枣，这大约就是鲁迅说的嗜好的读书吧。不带任何功利之心，只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排遣内心的苦闷。后来回想起来，我的文字敏感力和言语想象力，就是在那时候不知不觉地形成的。读书培养了我对阅读与写作的热爱。在我能写点东西之后，我偶尔会思考自己何以能写而别人不能。比起同龄人，我无非就是比他们多读了几百本自己喜欢的书而已。然而我的掠夺式、随意性的言语、精神世界的原始积累方式，使我坚信，没有什么比快速浏览、狼吞虎咽更能使你获益。我以为人的大脑是有“反刍”机能的，是有着十分旺盛的消化力的，这一切都可以交给“无意识”毫不费劲地完成。只要喜欢，读多了，语感、文体思维、文化修养、言语信念、精神能动性……自然就都有了。我在《牧养言语生命的“野性”》中说：“……把学生牧养在言语的沃野上，文学、文化的大自然中，让他们纵情地奔跑、觅食、嬉戏——流连于绿荫河川，小憩于草尖花丛；风餐露宿，栉风沐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或早或迟，终会看到壮硕野性的言语生命崭露头角的。”这说的就是当时切身的感悟。

在我的记忆中，短暂的上学时光里没有太多写作文的经历，也没有咬着笔杆发愣的痛苦，好像学会写作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发现我比别人能写是在插队的时候。有一年冬天，公社组织各大队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大队叫我随队搞宣传。每天一早，我将高音喇叭架设在田间地头，然后下工地采写新闻，写好立刻就播出。有一天，兴之所至居然写了一首“诗”，播出后被公社广播站知道了，要了去重播，后来竟登载在县文化馆的刊物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

第二年，公社召开知青代表大会，我被找去搞材料。我住在公社的招待所，花了几天时间，写全公社的知青工作总结。一稿就顺利通过审查。我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好，满满当当地贴在公社大门对面的墙上，看上去颇为壮观。见到观众围得水泄不通，我很有几分悠悠然。我还修改了所有与会代表的发言稿，有不少等于是替他们重写。在开会时，他们一字不漏地认真读着我修改过的稿子，我清楚地知道其中哪些是我写的，哪一个词是我改过的。虽然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没有资格作为知青代表出席会议，但当听到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时，心里还是油然而生从未有过的满足，感受到了语言的神奇力量。

我常常自问，在我的生命中要是没有经历“文革”，没有“插队”会怎样?要是我这一辈子没有与读书、写作结缘会怎样？我想大约我也会顺利地成为一个教师或者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也会跟所有人一样娶妻生子，勤恳工作，业余时间养养花、遛遛鸟，很满足地过好小日子。但我一定活得平庸、无聊、惶惑，不会有执著的追求，不会有言说的信念，更不会有高远的情怀。这样，反顾人生，我虽知足，却定然心有不甘。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的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苦难会成为催人奋进的动力，而读、写，将使你的精神生命振翮高翔。

                          (本文转载自《福建教育》 2010年第11期，有删节。)

                                                                          《书魂》

      书是有灵魂的，你信不?

      我过去也不信，直到不久前的一天清晨……

      那天，我照例到操场散步，在宿舍区碰到了系里的林海权教授，他向我招手，很喜悦地告诉我，他刚买了一本邢福义主编的《文化语言学》，书中对先父著的《中国语源及其文化》评价甚高，称它是中国“五四”以后文化语言学方面承前启后的第一部著作，问我想不想看。我略一沉吟，回了一句“算了吧”!便走了。

      我不知道林教授是否对我的失礼感到不快，倒是我自己那份淡漠渐次变得沉重起来，心里老是搁着这件事，眼前老是浮现一脉发黄的书脊。

      我也算是出生“书香门第”，家中别的没有，唯有书多。从小我与父母同居一室，当中隔开的便是一排大书橱、我是在这堵“书墙”下长大的。

      跟所有好奇的小孩一样，小时候我也绝不会放弃在家里“寻宝”的乐趣，那排大书橱自然是我搜寻的重点目标。我曾将书橱里的《史记》《汉书》《艺文类聚》《康熙字典》《辞海》什么的，一本本搬下来，翻个遍，再不露痕迹地上架复原。至今我还记得它们是摆在书橱的第几层，靠左还是靠右。

      一天，在书橱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到在一脉发黄的书脊上印着一个熟悉的名字——潘懋鼎，我无法形容那时的惊喜——是父亲写的书！翻开来，却读不下去，勉强溜了几页，感到十分无味，于是插回去，让它继续在那个不起眼的角落呆着。

      后来是文化大革命，是我和哥哥“上山下乡”，是父亲蒙冤自尽……当我们一家不得不从大学宿舍里搬出去时，悲愤中的母亲以少有的决然，把书橱里的书全部卖掉，包括父亲写的那本令我惊喜又令我失望的《中国语源及其文化》。

      我永远记得那天。废品站的板车来了，一瞬间便拆除了那堵温暖的“书墙”。我含着泪，看着伴我长大、我无比熟悉的“书们”，被硬塞进麻袋，摔到板车上，一车一车地拉走。我那少年的心陡然间升起了“永失我爱”的悲凉，仿佛一下子苍老了一百岁。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有一天在学校图书馆找书，不经意间，我看到了曾“梦里寻它千百度”的那一脉发黄的书脊，心跳得厉害!我曾无数次地自责，骂自己为什么那么傻，不留下父亲的那本书。这时，它就在我眼前举手可及，且我确信已能够读懂它。可我终于没有伸手。是不想看，抑或不忍看?我说不清楚。

      但此后那一脉发黄的书脊时时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我常常自我排遣：父亲不在了，那书在不在，那书写得怎样，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忘了它吧!我故意显出超脱的宁静。每每有人告诉我，在某本语言学家词典里看到了关于先父的词条，我一句也不多问，顶多说一声“谢谢”。那天我漠然地回应林教授的关切，也正是这种心态在作祟吧!

      没想到这种漠然转眼间荡然无存，想看一看《文化语言学》的愿望让我心绪不宁。

      在愈来愈强烈的愿望的催逼下，我匆匆地从林教授那里借来书，匆匆翻开他早就为我夹好的那一页，匆匆地读：

      “……如果就专著而言，潘懋鼎《中国语源及其文化》是上承梁启超语源之学，下启文化语言学的第一部论文集……”

      我忽然彻悟：父亲从未离去，父亲因他的书而活着；那书不死，父亲也就不死，那书里有父亲的灵魂!每一部不朽的书里，都有一个不死的灵魂。

      从此，我对书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当我走进图书馆书库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周围簇拥着无数睿智的灵魂，他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目前。他们是不死的!

      因为要写书的缘故，我从图书馆借了一大堆书，从抽出的借书卡里，我发现其中一张有父亲的签名，我怔住了：30年或40年前，我的父亲借过这本书，他曾经翻过的每一页，读过的每一字，我也将重新翻过、读过!当我也在借书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我的心里闪过这样的念头：若干年后，当我也已作古，我的女儿是否也会在借书时看到她祖父、父亲的签名呢?一定会的!

      读书的人也是不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