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为生命给出意义——谈“静悄悄的存在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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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为生命给出意义——谈“静悄悄的存在变革”

             ——谈“静悄悄的存在变革”
（2013年7月20日在“为中国而教”培训班上的讲话）

                  钱理群

   主持人给我定的题目是“好人要联合起来做好事”，这是做公益事业的杨东平教授提出来的。这里有三个概念：“好人”、“联合”、“做好事”。“好人”就是一些理想主义者，“联合”就是组织起来，就像“为中国而教”这样，“做好事”，就是做公益的事。我今天的演讲想把这样一个命题深入一步：为什么要联合起来做好事，这对我们自身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要讲的题目是：“为生命给出意义”。

（一）我们所面临的生命存在危机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命题？因为当下中国的老百姓、青年、知识分子都面临一个生命失去意义的问题。我们的讨论就从这个问题开始：我们面临怎样的生命存在的危机？

   这里有一篇2013年7月4日《南方周末》的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去死？———农村自杀者档案》。有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

   中国平均每年有28万人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

   据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每年全球有100万人自杀，有三分之一在中国；中国的自杀者80%在农村，农村自杀者是城市的3倍，其中女性自杀的比率比男性高25%；在中国的自杀者中，有两个自杀的高频率人群，15 – 34岁和65 – 74岁。在座的诸位大都属于前者，我属于后一类人群。

   我想每一个正视中国问题的人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严重的血淋淋的事实：为什么会这样？自杀的原因可归结为三大因素：经济困境、精神困境和道德困境，这是压在中国人心灵上的三座大山。

   前些年有一位研究生自杀，他在自杀前拟了一个表，分别列出活着的理由和死的理由，结果死的理由比活着的理由多，他就自杀了。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震动，我由此感觉到：当下中国人“活着的理由”成了问题。我有一本书题目就叫《活着的理由》。我想，这不仅是自杀者的问题，也是大家的问题，我自己的问题：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在座的每一个年轻朋友，都无妨也这样问问自己。

   这就需要谈到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诸位成长的背景：你们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极度强调以个人为中心的时代中成长起来的。这本无可厚非，但一旦将它绝对化和唯一化，即把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享受，个人的发展，变成唯一的追求，生活中的全部，就会产生严重后果：把人变成纯粹物质化和个人化的经济动物，这是对人的本性和生命存在的扭曲和异化。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当前的问题所在：人的欲望不加节制的极度膨胀；对个人利益的追逐，成为人活着的唯一动力。社会对人的评价就看他能不能赚钱，能赚钱就有一切：地位，美女，荣誉等等；不能赚钱，就什么也不是。生命存在的危机就是这么造成的：当人仅仅为“钱”，为欲望活着，缺少精神的支撑的时候，不仅会因为生活遇到挫折，物质欲望不能满足，而感到生命的无价值；反过来经济富裕了，有钱了，也会觉得生活空虚，产生生命的虚无感，失去活着的动力。不论是穷人、富人都觉得活着没有意思。这是把生活绝对物质化、个人化的结果。这是一个后果，而另一个后果是当个人利益成为人与人之间连接的唯一纽带和尺度，人际关系便会变得冷漠，会产生和他人隔绝的孤独感。当人觉得自己的生和死都与他人、社会无关，甚至没有人需要或者关心自己活着时，也会丧失活着的动力。

   鲁迅先生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他把人的活着分成两个层面，为自己活着和为他人活着，即是为爱我者活着。在当下中国这种应试教育的背景下，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也发生变化，父毌对子女的唯一要求就是要应试成功。当应试的功利化成为父母和子女之间连接的纽带时，亲情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为爱我者活着的生命存在的动力就没有了。

   还有，我们的应试教育已经完全剥夺孩子童年的快乐，刚才有老师讲乡村记忆，如果童年不快乐，乡村记忆也就失去了。活得不快乐，没有生之乐趣，那就不如去死了。

   我们的生存环境也在急剧恶化。不仅环境污染，空气也污染，食品越来越不安全，吃什么都害怕，不敢吃鱼，不敢吃肉，等等。中国正在逐渐成为一个不适合居住的地方：这些都在剥夺我们活着的理由。即使我们这些不自杀的人，也觉得活着越来越不舒服，不自在，沒意思。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能不能让我们自己，以及子孙后代，有意义地，健康地，快乐地活着的问题，这关系着民族现实和未来的生存，实在非同小可。

   针对这样的危机，我们应当争锋相对提出一个正面命题：让我们有意义地、健康地，快乐地活着！这应该是我们的目标。关键是要有意义：生命有了意义，生活就快乐；只有活得有意义，身心的健康才有保证。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二）由自己来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意义

  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赋予我们生命以意义？怎样寻求这样的有意义的、快乐的、健康的存在方式？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青年人有各种各样的，有睡着的，玩着的，醒着的。对睡着的玩着的，生命意义不是问题，因为他们觉得睡着玩着就是意义。但是，那些醒着的青年，因为不满意、不满足现有的生命存在方式，于是，就要寻求新的生命意义。诸位大概就是这样的醒着的，或将要醒着的青年，你们千里迢迢前来，就是寻找生命的意义。鲁迅说，觉醒的青年最喜欢“寻导师”。诸位听我这个老头子演讲，大概也是希望我凭借自己的人生经验，告诉大家：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更准确地说，我也在寻找。即使找到了路，也只是适合我自己，没有把握，也不敢向诸位推荐。怎么办？鲁迅先生有句回答：“青年何须寻找那些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劈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鲁迅的意思很明确：无须去寻求他人，由自己来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意义！如果觉得力量单薄，那就“寻朋友，联合起来”。这就是我一开始就说的“好人联合起来，做好事，也为自身的生命寻求意义。

（三）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开始

   我们再把讨论深入一步，提出第三个问题：我们已经联合起来了，应该从哪里入手，从哪里开始？

   这是我们这样的志愿者公益组织，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应该确立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从改变自己的生活开始，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开始，以建设你自己，作为建设社会的开端。

   这就需要谈到当下中国社会，特别青年一代普遍存在的焦躁、牢骚和怨愤的情绪。坦白讲，我和大家一样面临很大的困境：对现实不满，但又无能为力，就陷入一种胶着的状态，焦躁、牢骚、怨愤，就这样与日俱增，难以解脱。这里，确实存在一个矛盾：中国的问题，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最关键的是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的改革毫无出路，中国的发展毫无希望。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人，普通学生，普通老师，又几乎很难参与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坦白说，你想参与也不让你参与。但我们又不能只发牢骚，无所作为。怎么办呢？就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做起。

   我们既不满意于现行体制下占主流位置的观念、价值、道德、行为，那么，就按照自己认定的新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自己行动起来：在这个追逐物质享乐的消费社会里，我们这一群人尝试物质简单、精神丰富的生活方式；当许多人奉行极端利己主义，拒绝任何社会责任和承担，我们这一群人尝试利己利他、自助助他的新伦理；当许多人奉行将他人视为敌人的丛林法则，进行残酷的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时，我们这群人尝试着把他人当作兄弟姐妹，志愿服务；在这个充斥着谎言的社会里，我们这群人努力地、部分生活在真实里，等等。整个社会我管不了，但我自己或我们这一群人却可以反其道而行之，这是可以做到的，只是看你做不做。

   这样一种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显然是另类的，在现实中我们是孤独的，我深信在座的诸位，在你周围的同学和朋友眼里，你们都有点傻，包括你们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听我这种傻教授讲傻话，这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因此我们需要聚在一起，要寻找同行者。但我们所做的事，是有巨大的意义的，这一点，我们心里是有数的。不然，我们就不到这里来了。

   意义在哪里呢？首先，我们的追求，和主流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是具有内在的对抗性的，通俗点说，就是“不跟你玩，我要自己玩”，这本身就是一种独立意志的表现。但我们又不采取对抗、批判的方式，而是在现有的框架内加进一个异数，成为一种“第二文化”，“第二教育”，“第二结构”，“另类生存方式”。一统天下就这样被打破了，这本身就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符合人性发展的要求的，因而具有内在的力量，现在又组织起来，形成集体的力量。只要我们做得好，就会对我们周围的人产生吸引力，我们的队伍是会逐步扩大的。刚才沈先生提到，“为中国而教”开始只有6个人，今天发展到170人，就因为6个人做的事，本来就是符合人的生命发展的内在要求的，这种要求在大多数人那里是潜在的，甚至是被蒙蔽的，现在少数先行者突破重围，做成功了，就会产生唤醒、激发的效应，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参与。我们对自己的工作要有两个估计：我们是先行者，开始会很孤独的；但从根本上我们又是有力量的。我们要有自信。对不理解的、反对的人，不必和他论争，而是用行动来说服他。我相信我们所做的事会像滚雪球那样，不断扩大，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到改变周围朋友的存在，最后，就会形成改变社会存在的力量。

（四）改变存在，就是道德重建，价值重建与生活重建

   那么，我们又要追问：这里说的“改变存在”是什么意思？其内涵是什么？

   我认为包含三个重建：第一，道德重建；第二，价值重建；第三，生活重建。我们要建立一个和现在主流意识不同的新的道德理念、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生活方式，这应该是我们公益组织，志愿者组织的三大目标。

   第一，道德重建的核心是要正确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利己和利他的关系，简单说就是要解决好“我”和“我们”的关系。

   不妨作一点历史的回顾。在中国近代历史里，在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我和我们的关系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大家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强调人首先是家庭的人，你是父母的孩子，必须服从家长；其次是社会的人，国家的人，你是皇帝的臣民，要绝对忠于皇帝。但很少强调人是个体的人，更不用说个人的利益和权利，有“我们”，没有“我”。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就突出个人，强调个性解放。鲁迅《伤逝》中的女主人公有一句话：“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就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但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越來越多，大家都觉得个人非常孤独无力，个人没有力量抗拒强大的社会黑暗势力，就产生了团结起来，形成群体力量的愿望。到30年代，就形成集体主义的思潮，强调阶级的力量，民族的力量。发展到了极端，就演变成毛泽东提出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伦理观，这是对五四运动个人解放的一种反动，用群体利益抹杀个人利益，再发展到极端，就是文化大革命, 个人的权利受到随意的践踏。到了80年代，反思這种极端的集体主义，又重新回到强调个体，形成个人主义的社会思潮。在座的诸位正出生与成长在这样一个鼓励个人主义的时代，形成了强烈的个人意识，把追求个人利益，维护个人权利，视为天经地义。这本身并没有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你们这一代再也不会像我们这一代那样去做“驯服工具”了。但发展到极端，同时也会出问题，就会出现我最近批评的“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还有“粗俗的利己主义”。于是，这些年又回过头来，强调集体，国家，民族。这是有必要的，但同时也要警惕，搞不好可能又走回头路，要求为集体（国家，民族）的利益而无条件牺牲个人利益与权利。

   你们看，近百年来中国思想界，总是在两个极端摇摆：要么只有“我们”（集体，社会，国家），没有“我”；要么只有“我”，没有“我们”。一个否定一个，一个压倒一个，甚至一个毁掉一个，而且不断循环。我们今天要走出历史的怪圈，就要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就应该在“我”和“我们”，个人和社会，利己和利他之间，进行一种调节，回到中点上来，强调二者的统一和协调。根本的问题是要回到人性本身，人既是个体性的动物，又是社会性的动物。我因此提出一个命题，叫作“我中的我们”和“我们中的我”。什么意思呢？当你强调“我们”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的发展最终是要促进个人的发展，不要忘了“我”；当你强调“我”的时候，又别忘了：这个“我”是“我们”中的“我”，“我们”得到发展，个人才能得到发展。我们应在这两者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当然这是种动态的平衡。这就是我们重新建立的新的道德观、伦理观。

   第二，价值重建，其核心是要解决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

   我想讲两句话，第一句话：“物质是基础”，没有钱是不行的；第二句话：“物质不是目的”。这也涉及人的本性：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精神的动物，精神的追求更能显示人的本性和本质。我们应该追求的是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平衡。这个平衡也是动态的。在我个人看来，应该追求必要和简单的物质生活，和尽可能丰富的精神生活。什么意思呢？首先是“必要”，没有物质生活的必要基础，根本谈不上精神生活，你得有饭吃，有衣服穿，要衣食无虞。但另一方面，物质生活又应该是简单的，不要过度奢侈。其实简单的物质生活，可能是更接近人的本源的。但精神生活却应该尽可能地充实，丰富。我对自己的生活要求是，物质上的中等水平，或者中上水平，精神上的高水平。从理论上说，物质和精神同时充分发展，当然是最理想的。但实际上具体到每一个人，只能是物质与精神的相对平衡，又有所偏重。物质上追求多了，精神发展上就要受影响；用主要精力追求精神生活，物质上就不能要求太高。在我看来，公益组织的性质就决定了，它在处理精神与物质关系时的原则，只能是物质上有基本要求，但要有节制；精神追求却是无限的，主要是在精神上实现自己的价值——物质创造本身也是一种精神价值。

   第三，生活的重建,关系着要“追求什么样的理想的生活方式”的问题。

   前面讨论的简单的物质生活、丰盈的精神生活，这也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这里，要补充两点。第一点，理想的生活方式，是流动于城乡之间，同时享受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这里有一个观念的问题。我们通常用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待农业文明、乡村文明和工业文明、都市文明的关系，先验地认定：农业文明、乡村文明是落后的，工业文明、都市文明是先进的；农业文明、乡村文明必然被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所代替。这样的线性进化论是可以质疑的。应该承认，农业文明、乡村文明和工业文明、都市文明，各自都有自己的独特价值和魅力，也都有自己的局限，它们应该互补，而不是一个消灭一个。

   我曾经写文章讨论农业文明、乡村生活的优势，我讲了三点。第一，它和大自然的密切关系。人生活在自然中，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这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也是最理想的教育方式。第二，农村有非常丰厚的民间风俗、文化。第三，农村人的居住方式是自有优越性的，一家人住在一起，邻居随时来串门，就培育了浓郁的亲情和乡情。这三方面，对人的健康发展非常重要，恰恰是都市生活所欠缺的。我最感痛心的，就是随着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农村文明正处在被消灭的过程中，即使是在农村，大自然都被污染了，农村民间文化只剩下商业化、空洞化的表演，农村没人了，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利益化，亲情、乡情都越来越淡薄了。于是，就提出了“乡村文化重建”的问题。同学们下乡支农，除了关心和参与乡村教育，还应该关心和参与乡村文化建设，这两者是有内在联系的。在座的可能有来自农村的同学，到城里总有一种自卑感，因此，我还想讲一个“建立文化自信”的问题。在我看来，你们出身农村，从小就受到农业文明、乡村文化的熏陶；以后来到城市读书，又受到工业文明、都市文化的教育。这样，你们就有可能将农业文明、乡村文化和工业文明、都市文化的优势集于一身，显然优越于在城市里长大，一辈子没有到过农村的人，也优越于走不出农村，一辈子没有到过城市里的人。你们完全没有必要把农村出身当作一个包袱，而是要珍惜自己的农村经历和经验，同时又不能满足于农业文明和乡村文化，要努力接受城市文明和世界文明，这是你的权利。这样，就能够做到城乡结合，自由流动于城乡之间，同时享受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盛宴，这是一种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大家到农村支教，特别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同学，我觉得这是一次改变你自己的生存状态的大好机会，你在支教的同时也要尽享农业文明、乡村生活的魅力。

   第二个理想的生活方式，是要手脑并用。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电脑进入日常生活之后，大家的手就只会敲电脑，其他的事都不会做了。我们的手变得越来越笨，越来越不灵巧了。这也是一种人的异化，人的生活的畸形化，是不利于人的健全发展的。因此，我们要提倡手工劳动。我在报上看到，说美国有一类民间组织，就是专门进行手工劳动，比如女孩子集体打毛衣，建立编织俱乐部；男孩子自己做皮鞋、做皮包，成立手工俱乐部。目的是用手工劳动锻炼自己的手，尝试过一种手脑并用，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的新生活。这是很有创意的。同学们到农村去，也不妨参加一些体力劳动，手工劳动。

  （五）我们的目标：“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我们的志愿者，实际上在实践这三种重建: 道德重建——我们就在实践利己利他的新伦理，志愿者工作，当然是利他的服务，但首先是利己的，在参与公益事物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达到利己和利他的平衡。价值重建——志愿者追求与实践的，就是简单的物质生活和丰盈的精神生活的结合。生活重建——城市里的学生到农村支教，本身也是重建生活方式。我们是在这三大重建里，改变了自己的存在，建立一种新的人性秩序。鲁迅对这样一种新的人性秩序、新的生命存在，有一个概括，叫做“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觉得说得非常好，所谓幸福、合理，就是一种平衡，在物质与精神，个人与社会，城市和乡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取得平衡。我觉得可以把“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作为志愿者的座右铭。

   而且我还要强调，这样的“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理想是现在就可以实现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不把希望寄托在渺茫的未来，而是现在就要实现。我把这样一种改变自我和周围存在的变革，称为“静悄悄的存在变革”。——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里所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

  （六）志愿者公益组织的两大原则

    要实现“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在我看来，有两个关键，这也是志愿者的公益组织必须坚守的两条基本原则。

   1．坚守“自发性和内发性”

   一是坚守“自发性和内发性”的原则：不是别人要我这样做，是我自己要这样做；它发自我内在生命，不是出于外在的强制或诱惑。这种内发性和自发性，是志愿者组织的本质：既然称为“志愿者”，最重要的就是要“志愿”。应该说，这本来就是不言而喻的；但我却要如此着意强调，是不是无的放矢？不是的，这是隐含了我的一种忧虑的，出自我对志愿者运动的长期观察。在中国志愿者运动刚刚出现时，我就和它发生了联系。当时的志愿者组织并没有被公开承认，生存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随时都有被取缔的危险。因此，参加志愿者活动，至少是无利可图的；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与之发生联系，是有一定风险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参加和支持志愿者运动，只能是出于自己的理想与信念，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但是如前面所说，志愿者运动是自有其生命力的，随着它的逐渐发展，影响力越来越大，就逐渐被承认，不但合法，而且被纳入到学校、有关组织的体制内，甚至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定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公益活动，作为考核的标准之一，和学生的利益直接挂钩，这就出现了官办公益组织，完全失去了其原有的民间性与志愿性（自发性与内发性），从根本上变质变味了。这使我想起了鲁迅曾经说过的，反改革势力对于改革事业的两种手段：开始用权力竭力压制；压不住了，就把你的旗帜拿过去，变得和你一样，表面上是支持，其实是控制和同化，最终使你变得和它一样。应该说，这样的历史正在重演。于是，就出现了如何区别“真、假志愿者”和“真、假公益组织”的问题；区分的标准，就看是否坚持民间性，坚持志愿性：自发性和内发性。

   这样，获得合法性，被国家、政府和社会所承认，并获得越来越多的来自各方面的支持，这是大好事，也是历史的进步；但内外两方面都可能带来新的问题，甚至孕育着某种新的危机。对外而言，主要是如何处理和政府、国家的关系，既要争取支持，又要防止权力的控制与利用。在内部，则提出了一个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的问题。志愿者运动，在得到政府的承认和社会的广泛认同以后，就逐渐成为一件时髦的事情。这时候，人们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动机就不像受压制的早期那样单纯，尽管在主体上还是出于理想主义的追求，但难免要夹杂着个人的私心杂念，更有的是随大流而加入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本身并不奇怪：任何群众组织，群体运动都不可能纯而又纯。但又必须正视问题，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要提高每一个志愿者的自觉，以坚守志愿者公益组织的基本原则，首先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志愿性即自发性和内发性。

   2．扬善抑恶

   接着问题就来了：如何坚守这样的自发性与内发性？我们在下面会有更深入的讨论；这里先谈一个基础性的方面：要坚守人的善良本性。这又涉及对人性的认识。其实每一个真实的具体的人，比如在座的张三李四，也包括我自己，总是并存着善与恶的人性因子。没有纯粹的善人，也没有纯粹的恶人。善人心中也有恶。因此，人既非天使，也非恶魔，而是善恶并存，就有了多种发展的可能性：或向善，或向恶，或徘徊于二者之间，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态。关键就在于你所在的社会、群体，它能不能扬善抑恶。一个好的社会、好的群体，总是扬善抑恶的，把人内在的善的人性因子发扬出来，把内在恶的因子压制下去，但不可能彻底消灭。人们身处其中，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或者说自然而然地显示自己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调动起内心善的因子，并以善相处。反过来，当这个社会、这个团体是扬恶抑善的，这个社会、团体就出了问题。现在中国的最大危机，就是人与人之间都以恶相待。我们的志愿者组织，包括你们的“为中国而教”，就在这样充满戾气和恶意的社会环境、氛围下，显示了特殊的价值：你们的最大功能和作用就是扬善抑恶。每一个参加“为中国而教”活动的朋友，一进入你们精心营造的精神空间，就会把自己人性中的真、善、美全部释放出来，那些私心恶念就没有了藏身之处。就以今天的会场气氛而言：我在这里目光闪闪的演讲，为什么目光闪闪？因为我在尽情地释放、展现我内心最美好的东西；我看到，诸位也在目光闪闪的听讲，因为你们内心最美好的东西也被唤醒，展现。这样，我们彼此以真、善、美相互交流，激励，就形成了一个充溢着真、善、美的精神空间。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这样的精神空间不断扩散，最后把“为中国而教”，把所有的志愿者公益组织都建设成一个扬善抑恶的生命共同体，以达到每一个成员人性的升华，生命的净化。——这应该是我们的努力目标；这也是我特别看好志愿者公益组织的原因：它寄托着我的人性理想。

   谈到扬善抑恶，还涉及一个在集体里如何和周围的人（同学、同事）相处的问题。我经常收到年轻朋友的来信，埋怨和同寝室、同班同学处不好关系，很苦恼。我在回信中通常提出两点建议。首先要对周围人（每一个具体的人）人性的善与恶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就是前面所说的，既不要幻想每个人都是纯粹的好人、善人，也不要把每个人都看成恶人。对你喜欢的人，要看到他的弱点，甚至恶的方面；对于你讨厌的人，也应该看到他的优点，善的一面。这一点很重要。我就发现很多同学，特别是女同学，对周围人的看法总是趋于极端。在最初彼此相好的时候，就把对方理想化，怎么看也舒服，不愿离开；一旦因为某件事，或者某种原因，突然发现了对方的恶，就怎么看都不顺眼，非分手不可，甚至彼此心存怨恨。其实，就像我们前面所说，每个人都是善恶并举的。因此，与人相处，首先要心里要有数，对每一个具体的人，他人性中的善与恶的两方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优点与缺点，都应该经过细心的考察，有一个客观的，全面的清醒的认识与估量。其次，在心里有数之后，又要以善处相处，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善意对人，同时最大限度的看到对方的善意，这样才能建立起彼此的信任。这也是扬善抑恶。但是有一条，一旦发现这个人的道德品质有问题，比如告密，打小报告，那你最好远离他，但也不必和他对抗。在我看来，“心里有数，以善相待”应该成为志愿者公益组织处理人与人关系的重要原则。在公益活动中，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是最重要的。

   3．行动性：“想大问题，做小事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以上的讨论，都集中在志愿者公益组织的“志愿”（自发性、内发性）原则，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行动性”：每一个人都去做普通人应该做、而且可以做的事情。这几乎也是不言而喻的。但细细追究起来，也没有这么简单。这里我想讲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我经常提的，要“想大问题，做小事情”。首先是想大问题，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人的生命存在，道德重建、价值重建等等这些都是大问题。大问题，要解决的是我们做事情的动力问题，方向问题。这一点，很重要，万万忽视不得。据我的观察，志愿者朋友刚开始时，都有一种新鲜感，干得很起劲；但日子一久，新鲜感没有了，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个又一个，没完没了的，具体的，琐碎的小事情，做着做着，就心烦了，觉得没有意思了，即使还在做事情，也是按照惯性，机械地做着。这是什么问题？就是动力不足，缺乏方向感，原因就在对大问题思考少了，关心少了。小事情必须是为大问题管着的，小事情背后必须有大理想追求作为支撑，对社会、人生的大关怀作为底气。因此，每回和志愿者朋友交谈，我都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一定要广泛地读书，思考社会、人生的大问题，不要做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要做思想者，要抬头望路。但另一方面，路又在脚下，大问题必须落实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具体的小事情上。这是我们这些志愿者和那些只发牢骚，什么事也不做的空谈家不同的地方，志愿者组织绝不是空谈俱乐部，我们是做事情的，是做公益事业的。我们要将坚持目标（想大问题）和落实为行动（做小事情）结合起来，将思想者与实践者统一起来，在二者的张力中寻找更为健全的思考与行为方式。——这是我们的特色，也是我们的优势。

   其二，在行动中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要认识到你的行动的有限性，自身能力的有限性。我知道很多到农村支教的同学们，去之前都雄心勃勃，“我一定要把这个村子的教育状况根本改变过来。”这是其志可嘉，其勇可佩，但是做法不可行。因为你很快就会失望，发现实际情况远没有你想象的那样简单，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太大，就很难坚持下去了。因此，我想对你们提一个建议：到了一个地方，先要充分了解情况，然后区分三种情况：哪些事情是我立即可以做的，就是说，主客观条件都具备了，就等着自己去做；哪些事情是应该做，但是条件不具备，需要经过努力，创造条件后再去做；哪些事情，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都是做不了的，那就不做。要认清楚：自己能做什么（包括创造条件后可以做的），不能做什么。这既是对客观条件的清醒认识，也是对主观限度的清醒认识，我们的志愿者行动必须建立在这样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认识基础上。我们要做清醒的行动者，而不是盲目的行动者。

   4．慢而不息，边打边玩

   这就需要有鲁迅所强调的“韧性精神”。要知道，要改变中国农村面貌、改变中国教育面貌，不是你想做就做到的，它需要很多主客观的条件，是一个长期的事情，用鲁迅的话说，要几代人才能做成。因此我在和大陆、台湾的志愿者交流时，经常都要讲几条扫兴的话。第一条，像诸位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永远是少数，因此我们一个人要做在常规社会里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做的事情，你的孤独的局面将长期继续下去。第二，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不仅我们这一代，连在座的各位都看不到，中国农村教育、中国教育、中国社会的根本改变。我们的改革目标，是需要几代人连续奋斗才能实现的，这是真正的百年大业。因此你只能只顾耕耘，不顾收获。就像在上一届培训班演讲里，我说过的那样，我们的任务是播下种子，可能有局部的收获，但不可能有你想象、希望的那样巨大的收获。第三，你的付出和你的收获，绝对不成比例。你付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收获的是小数点零零零零几。我对我自己做的事情也是这样估量的，我做什么事情都很卖力，但我很清楚，我费九牛二虎之力去做的事情，效果却很有限，我唯一欣慰的是，效果是正数，小数点零零零零几也是正数，而非负数，这就足够了，甚至是很了不起了，值了。一定要以这样的心态去做事情。我是有意识地向诸位，以及所有听我演讲的人，泼冷水，特别是各位热情高涨的志愿者，更需要泼点冷水。冷静下来了，把最坏的结果，都想清楚了，还要干，这时候就是真干。在各种鲜花、鼓掌声中去做事，这没什么意思，你是坚持不了的。为成功而干，弄不好，就会变成假干，虚干。

   我们需要的真干、实干，最大的特点是：“慢而不息”。这是韧性精神的精粹。

   首先是“慢”——中国的事情必须慢，只能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但又要“不息”，不停息，不放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在干。这就需要把你所做的努力变成日常的生活习惯，我叫“边打边玩”。鲁迅曾经说过，你饭不吃觉不睡拼命干，只能坚持一天一夜；但是你一边干，一边谈恋爱，一边看小说，一边玩，你大概就可以坚持一年、两年，一直干下去。我曾经讲过，人大概有三种活法。一种是“只玩不打”，其实你们同学中的大多数都是只玩不打，你们很熟悉，不用我多介绍。另一种是“只打不玩”，这样的一味苦干的献身者，现在已不多见了，他们的精神很可贵，但做法却可商榷，其中也有许多历史的教训。还有就是“边打边玩”——这是我推荐给大家的方式，是我认为的志愿者应有的活法。我们既然有理想，选择了志愿服务，当然就不能“只玩不打”；但我们又清醒于我们要做的事绝非一日之功，需要长期坚持，就必须“边打边玩”，把我们的奋斗努力常态化，成为日常生活习惯。我自己就是这么干的：每年都要看准时机，发表一两篇非常厉害的文章，通常引起巨大反响，有人欢喜，有人骂，还有人怕，这是挺开心的事。发完文章我就不管了，我从来不看网上对我的评价，我去玩了，去旅游了，我刚刚从宁波旅游回来。以后，看时机成熟就再发一篇。边打边玩，何其乐哉。对我来说，做事情和玩是一回事，都是自我生命发展的需要，这样就能长期坚持。大家这回到农村去，千万不要这样想：我这两年牺牲了，豁出去了，这样是坚持不了的。你到农村也是去玩的，大家不要回避“玩”这个词，“玩”就是一种享受，享受生命的意义与快乐。因此，到农村服务也是“玩”，到大自然中，到乡村生活里享受自然之美，人情、人性之美，也是“玩”，这是可以也应该统一的：“边打边玩”是志愿者的活法，是我们生命存在的方式。

   （七）静悄悄的存在变革的意义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悲观的话，极端的话，但是话说回来，也不要低估我们的工作。这种从改变自己存在开始的静悄悄的存在变革，从个人来说，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对社会来说，则是社会变革的基础和开始。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变革。我经常说中国的改革，必须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结合。所谓自上而下的改革，就是国家利用政府权力来进行改革；自下而上的改革，就是在权利之外，民间力量推动的改革。以国家为动力的改革，和以民间为动力的改革，相互补充、又相互制约，这才是一条健全的改革之道。而我们现行的改革却是跛足的：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它不仅单一，而且极容易被掌握权力的既得利益者所把持，从而失去群众基础；并且用行政手段强行推动，必然带来形式主义，甚至借改革之名，损害民众利益，激化官民矛盾。这些年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改革弊端，是跟这样的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动力和路线直接相关的。

   这些年我为什么这么热心地致力于民间运动的建设，推动“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坦白地说，是有一种战略考虑的，就是要推动自下而上的改革，发展民间的、权力之外的草根运动，这对改变中国改革的结构，加强改革的民意基础和民间监督，促进中国改革健康发展，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我们绝不要低估自己的工作的意义：这是决定中国改革和中国未来的命运的，而且我们要牢牢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也就是说，我们的眼光不要只向上，把希望寄托在清官，好皇帝身上，而要眼光向下，看到自己的力量。

   当然，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我们的力量还是极其微弱的，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每个人都处在孤独的状态。但你还要看到和你一起努力的人不只你一个，也不只“为中国而教”这样一个团体。我最近看到一个统计数字，全国现在登记的公益组织已经达到40万，我们算一笔账：假设每个公益组织参与的成员是30人，这样乘起来就是1200万。每个公益组织活动的受益者，我们假设也是30人，这样就也是1200万。也就是说，全国有1200万人在和我们做同样的工作，同时有1200万人因我们的工作而受益，但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如果这两个1200万的力量能够持续下去，并且持续壮大，几年、十几年的坚持下去，那确实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常说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人口多，虽然像我们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在中国人口中所占比例极小，在你所在的学校里可能就你一个人，或者三、五个人，几乎微不足道，但是绝对量并不小，是数以万计，十万、百万计的，而且我们已经或正在组织起来，形成群体的力量。你们看，我们今天就是济济一堂，看看坐在你身边的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心里会鼓起阵阵热浪：原来“吾道不孤”！

   而且，我们还要看到，我们的志愿者公益活动，我们推行的静悄悄的存在变革，所做的改变自己和周围的存在的努力，是一件改变社会基础和每个人的生存状态的工作，是具有一种根本性的意义的。最近许多人都在讨论中国改革的设计，特别是顶层设计；许多人都把改革的重心，放在上层建筑的改革，体制的改革上，这都很有道理，特别是中国这样的极权体制，以上层建筑的改革为突破口，是很自然的选择。但如果把这样的改革设计推向极端，认为在体制改变（而且是根本的改变）之前，其他什么事都不能做，做了就是改良主义，甚至有害，那就只会把改革的路走窄，种种原因不能参与上层建筑改革的人就被排除在外了。更会遮蔽一些重要问题。这就使我想起了早在1919年，也就是九十多年前，李大钊的一个提醒。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讲推行民主政治的关键是“立宪”，但是不要忘了，中国的选民，大多数都在农村，如果农村社会没有变化，农民没有自由的判断力，真的实行普选，那些“练习了许多诡诈的手段”的城市流氓，政客，就会来骗乡里的父老，如果把这些人选上了，“立宪政治，民主政治，哪有丝毫的希望！”李大钊因此大声疾呼：“立宪的青年啊！你们若想得个立宪的政治，你们先要有个立宪的民间”，要把农村变成“培养民主主义的沃土”，“这样的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底，有了源泉”（《农村与青年》）。李大钊这里强调民间底层社会的改革和变动，是“根底”和“源泉”，是抓住了要害的。也就是说，上层建筑的变革必须以社会基础的变革为支撑，上层建筑变了，基础没有变，不仅不牢靠，还有变质的可能。我还想起鲁迅的一句话：“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通讯》）。中国的危机，不仅是体制的危机，更是国民性的危机，人的道德、精神的危机。我经常说：“教育的危机是更为根本的危机”，强调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教育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是要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

   以上这两个方面，恰恰正是我们这里讨论的“静悄悄的存在变革”的重心所在：它最关注的，一是社会基础的变革，改变我们身边的社会生活的存在，重建新的社会秩序，二是改变每个人的生命存在，重建新的人性秩序（道德重建，价值重建，生活重建等等）。这都是带有根本性的。当然，这样的“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又是自有局限的：主要是它是在上层建筑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前提下进行的，只是在现有的框架内加进一个“异数”，这就注定了是不可能彻底的，会有许多的妥协与遗憾。我们前面一再强调它不可能根本改变社会面貌，原因就在这里。这正说明，上层建筑的变革与社会基础的变革，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建设与国民性、人性秩序的改造和建设，是应该相互支持、补充，缺一不可的。而在现实的实践里，每一个人只能根据自己的主客观条件，参与其中的一个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与贡献，同时又清醒于自己的选择的有限性。“静悄悄的存在变革”之所以值得推广，就因为它几乎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做的，而且是现在就可以局部实现的。它是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低调的，静悄悄的，它不公开摆出挑战的姿态，也不大肆炒作、宣扬自己，而是实实在在地实现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具体的小事情上。这是它的特色，也是它的力量所在。志愿者公益组织所从事的这样的静悄悄的存在变革，从一开始就是以年轻一代为主体的，这表明，它是面向未来的，它追求的不是一时之成效，而是着眼于中国和世界的长远、持续的发展。

   （八）志愿者公益组织自身的建设问题

   正因为是着眼于长远、持续的发展，就应该更着力于自身的建设。“为中国而教”成立五年了，最初的草创时期已经过去，现在应该进入一个队伍建设的新阶段。其实，我们今天前面所讲的，都是关于志愿者公益组织的思想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不过，为了将讨论再深入一步，我还想讲两个问题。

   1．“责任”、“信仰”、“意义”

   我们前面讲到，志愿者公益组织的自发性、内发性，是自有人性基础的，是出于人的善良本性，用同学们的话来说，就是出于爱心。现在，我又要补充一句：仅凭人的本性，仅有爱心，又是不够的；它应该提升为一种理性的精神，由本性的驱使，进入更自觉的追求。为此，我想为公益组织提出三个概念：第一责任，第二信仰，第三意义。

   首先是“责任”。我一开始就说过，在中国这个经济发展就是一切，个人发展就是一切的社会里，已经形成一个普遍性的伦理、道德观，就是将个人欲望置于一切之上。我们要反抗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我们要建立新道德、新价值、新生活，新人性秩序，要反其道而行之，将责任置于欲望之上。这个责任也可以叫承担，具体地说，就是“三承担”。其一是对自我生命的承担和责任。我记得一位老先生说过一句话：你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你，怎么评价你，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看自己，你自己的行为对不对得起你自己。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其二，是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责任和承担。诸位是做教师的，那么你们要对教师这个职业有一种使命感。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三句大话：我的学生不能离开我！我的学校不能没有我！中国的教育不能没有我！你有没有这样的胆识和使命感？应该有！当然有人会觉得你狂妄；其实这并不是夸大个人的作用，而是对自己从事的教师职业，对学生，对学校，对中国教育的一种自觉承担。其三，对社会、历史、民族、以致世界的承担和责任。我对全国的中小学教师演讲，就说不要小看我们教师，现在全中国最有名的人，那些国家各部门领导人，那些企业界、教育界、学术界的大款、大腕，哪个没有接受教育，哪个不是我们教师培养出来的？我们的教学怎么样，就可以决定中国的未来，你要有这个责任感。国家、社会、民族的未来，是掌握在我们手中的。你不得不有一种神圣感、使命感。

   这样的“三承担”，应该成为成为公益组织的基本原则，我们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而仅有对国家、民族、社会，也是对自己的责任感。

   其二是“信仰”。责任感、使命感，只能产生于一种自觉的信念与信仰，而不是别人的指令或影响。我曾经说过，要使为他人、为社会服务成为一种习惯，在任何时候，只要发现有人需要，就会志愿去服务，而不是参加志愿者活动时，处在集体中就积极活动，在组织活动之外，个人独处时就不服务了。仰赖于集体、环境的责任感，不是真正的责任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依附于集体的盲从。这里的关键，是你的志愿服务，是出于信念与信仰，还是出于一时之兴趣，跟随着大家做好事。这是盲从的志愿者和具有独立自主性的志愿者的区别所在。

   其三是“意义”，这是信仰的核心。这就回到我们今天演讲的主题上来，为什么要好人联合起来做好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信仰，给自己的生命存在寻找某种意义，也就是寻找活着的理由，寻找有意义的、快乐的、健康的活着的理由。不仅自己要有意义、快乐的、健康的活着，也要让支教的对象，我们的学生，有意义的、健康的、快乐的活着。它是从内向外扩张的过程，从创造个人的存在意义开始，去影响周围的人创造各自的存在意义，最后为社会的存在创造意义；而他人意义、社会意义的寻求与创造，又反过来深化与强化自我生命的存在意义。这也是一个创造个人与创造社会的往返良性互动的过程。

   2．“小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建设

   公益组织建设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把我们的组织建设成一个小公民社会。诸位大学毕业参加了“为中国而教”的活动，实际是进入了另外一个大学，即公民大学。我们的理想要在全中国建立起一个公民社会，那么就从我们的身边开始，首先把我们的组织变成一个小公民社会，把自己变成一个公民。现在“公民”这个词讲烂了，其实不是你宣称“我是公民”，你就是合格的公民，没有那么简单。不仅有公民权利，还有如何行使公民权利的问题，这就有公民意识，公民伦理，公民行为方式----这一系列的问题。公民也是要训练的，我们的志愿者公益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进行公民训练。

   公民训练主要有两条。一条要真正实现民主，真正实行民主的、公开的原则。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有的公益组织在外部的压力减少以后，内部矛盾就突显出来，有的甚至维持不下去了。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真正的民主，出现了权力过度集中，监督不足，管理机构行政化、官僚化，以致腐败的问题。这其实是社会的腐败向民间组织的腐蚀与渗透。这是应该引起高度警戒的。于是，公益组织内部的民主建设的问题，就被突出出来。这里不仅有民主理念的建立，更有民主制度的建构问题。在这方面，大家都没有经验，需要长期的试验。

   第二条，必须强调自我管理、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这应该成为公益组织的一个原则。这自然也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公益组织内部矛盾的突显，不仅是因为民主的缺失，还因为参加公益组织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些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的特异的人，个性都非常强，这些各有主见的人聚到一起，如何相处就是个大问题。我听说一些公益组织内部吵得一塌糊涂，就是因为彼此之间不相容，各有主张，各行其是。这就需要强调自我管理、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民主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一个团体，需要相处，你必须和别人合作。公民社会就要学会相互对话，彼此尊重，学会互助，学会宽容、妥协，这都是公民组织必须遵循的原则，公民意识、修养的必有之义。作为公益组织的一个成员，不仅要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还要善于和别人合作。自我生命的意义，并不完全在于个性的张扬，那只是自我生命意义的一个方面；不可或缺的，还有互助精神、包容胸怀、谦虚品格的培育、发扬。为自己生命寻找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不断实现自我生命的完善和提升。而这样的完善与提升，又必须在群体的和谐共处，相互吸取、补充中完成。这样，群体意识、团队精神就显得特别重要。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群体，学会在群体中成长。希望大家经过了这几年“为中国而教”的志愿者工作的锻炼，走出群体之后变成另一个人，至少在你身上有新的东西、新的因素，这样你的两年支教才不是白过。我期待着，以后还有再见面的机会，那时候，就不是今天这样听我一个人讲，而是由你们讲，我来听你们讲述：参与农村教育改革，农村社会变革的故事，以及如何在改变社会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故事。那将是更为丰富，也更精彩的。

   谢谢大家耐心地听完我如此冗长的讲话。

                                                (完）

   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1939年1月30日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浙江杭州。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1960-1978年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地区师范学校任教。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先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2002年退休后继续与青年朋友以各种方式交流对话，为成长中的学子们打开广阔的精神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