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俗化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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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俗化愈演愈烈

2015年05月10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高远

阎真：《活着之上》大概是3年前动手写的，当时《沧浪之水》已经发表13年了，《沧浪之水》写的也是知识分子现实生活中的关联、选择。阎真：《沧浪之水》和《活着之上》思想上肯定有一定联系，它们都是讲知识分子，都是讲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


阎真，1957年生，湖南长沙人。现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沧浪之水》、《因为女人》等。
时隔8年之后，阎真带着他的第四部小说《活着之上》重回大众视野。与前几部所不同，写作《活着之上》的阎真，既是一个客观观察者，又因为自己高教老师的身份而成为被观察对象之一。高考阅卷，教授串通改卷小组，试图为孩子增加分数；年轻女教师为了获取职称不惜将肚里孩子打掉……《活着之上》一书中有太多直击大学学术腐败与生活潜规则的细节。而阎真也表示，自己小说中虚构的很少，基本上都是真实的创作。“还是应该写个小说来表达这种状态，不敢说就有多大用，但至少可以提醒一下，这不是一种好的或者说满意的状态。”阎真认为，一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除了活着，还有不少是“活着之上”应考虑的问题。
知识分子处在这么一种状态
南都：20年完成4部小说，节奏比较稳定，有人评价你这种状态，既没有冒进也没有枯竭。你自己怎样看待呢？
阎真：我自己本不是一个快节奏思维的人，同时写作要找个比较好的话题，需要一定话题的空间。我第一部小说1996年出版，到现在已经20年了。所以说大概是6、7年一部小说，大概是这样个节奏。
这个过程中，我写得还是比较谨慎，我有个基本的想法，就是作家是以质量来定位自己以及地位。写得很多，如果质量不高，那也没有意思，也没有读者。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写作基本也是这样的方式，要写就认真写一部比较好的。
写作过程中，首先肯定要想一个好话题。因为话题一开始是比较朦胧的，我会围绕话题的大概思想去读些书、写一些笔记。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形成比较稳定的想法，不敢说是思想，但有一个比较稳固的想法。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设置一些情节、故事，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节奏就比较慢点。
南都：《活着之上》怎样开始写作计划的？
阎真：《活着之上》大概是3年前动手写的，当时《沧浪之水》已经发表13年了，《沧浪之水》写的也是知识分子现实生活中的关联、选择。
在这种选择中间，由于社会大环境及工作单位小环境等原因，不得不向命运、环境妥协。所以我还是抱着一种同情和理解主人公池大为的态度去写作的，这是我写《沧浪之水》时的想法。
后来，我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俗化愈演愈烈。就是说，世俗化有不断加强的倾向。知识分子不是从责任、良知、人格等方面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原则和态度。而是将自己的利益作为自己的行动原则。此外，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放弃了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
我觉得这种状态，当然首先也还是可以理解，这就是活着。他要打开更大的生存空间，例如职称、项目、发表文章等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这样的经济方式也是一种改造力很强的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它也是一种价值系统，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现在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相信公平和公正，比相信潜规则要少了。一件事情发生了，公平公正不能达到目的，总是觉得要通过潜规则，如请客、送礼这些东西，才能达到目的。
但是如果大家都屈服于这种力量，只要在不犯法的前提下获得自己的利益，如果知识分子全部是这种状态，那么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就崩溃了。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的状态。毕竟知识分子是读书人，你不来坚守谁来坚守呢？你不来承担社会正面价值的传播，那谁来传播呢？我觉得他们还是一种价值的制定者和传播者。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写小说来表达这种状态。不敢说这个小说就有多大的用处，但是我至少可以提醒一下，知识分子现在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这不是一种好的状态。
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和意义的边界，不应该只是现世的功利。功利当然也是很重要的，这点我并不否认。但是在个人的功利之外，它还有价值和意义。
南都：其实《活着之上》写作也蛮特别，你既是作者、观察者一方，也是被观察的其中一员。写这样的题材是否有一些掣肘？
阎真：因为我还在这个圈子里生活，所以说我还是以一种比较平和的写作方式去写作，而并不是很激烈的如揭露腐败什么的。
有人把《活着之上》定义为揭露黑幕、腐败的小说，其实并不是这样，我写那些东西很平和。我觉得那些不好的事情还是在人可以理解的范围内，重点是想写出这个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心理状态。
比如别人给我打了招呼，我是个领导，那我就稍微照顾下，给这个学生一个班干部、评点奖学金。也许别人读到这些事情觉得不是什么大事，但这确实影响了公平正义。其实周围的学生都是知道的，这个学生是有领导罩着。这些学生看到也不会做声，第一怕得罪领导、第二怕得罪这个学生，但是他们心里就失去了对公平、正义的信仰。
书中记叙了许多看似是很小的事情，但它们的确可以动摇学生对公平正义的这样一种信念。这些小事情人们已经司空见惯，没有反思了，就觉得这么回事，很正常的。但实际上这是很不正常的，它的腐蚀性很大。所以有时候是老师们“培养”学生相信潜规则而不相信这种公平正义。
其实作为老师来说，行为一定要很谨慎，学生也都很聪明。你做了，以为他们看不到？
这个社会，道德标准已经被降得太低
南都：书中记录了一个细节，一位教授为了给儿子考大学增加分数，串通整个改卷小组改分。不少人读完并不相信。但听说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
阎真：我的小说中虚构的很少，基本上都是真实的创作。这个例子具体就不好谈了，但是这类事情肯定是有的，我也参加过很多年高考阅卷。这个故事背后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有很多人都在帮这个教授做这个事。
我所谓的零距离写作，即生活中的细节，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经历或听朋友说的。有时候可能是一句话而已，但是我可以把他想象为一个事件、一个章节、一个空间。
南都：小说主人公聂志远的太太怀了宝宝，为了工作评职称，把孩子打掉，这样的事情也是真的？
阎真：对，这也是真的，是我朋友的女儿。就是怀孕了，结果单位要编制考评，她为了争取这个机会，然后就把孩子打掉。她痛哭一场，然后去参加考试。结果还没有考上，因为一年只有两个名额。
这也说明，生活中年轻人所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就为了搞一个编制。感觉在现实生活中，这样一个编制就和女孩的生命线一样重要了。当时在车上，朋友讲到几句，我就记下来了。当然，他的女儿现在也已经怀孕生小孩了。
这些事情都是我的所见所闻或者亲身经历。我的一个研究生，从一个普通中学调到重点中学工作。刚调过去，就有很多人来求她，想把孩子搞进这所中学。他们研究生一次聚会，她没买单，说，下次聚会我来买单，你们别小看我，我现在调到重点中学去了，下次我请你们吃香喝辣。
问题在于，她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她顺口说出来，甚至一点反思都没有。如果她还有羞耻感，那还好一些，但她就是那么自然地说出来，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有比较大的问题，道德标准已经被人们降得太低。
南都：《活着之上》里的两个人物孟天舒、聂志远相差是很大的，你是希望有一个对比？孟天舒算是反面的代表，你怎样评价他？
阎真：孟天舒在高校里面也算是一种正常的状态，他没有违规违纪，在不违规违纪的前提下，尽量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这在高校里，这样的情况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平常状态了。
你抓他的辫子还抓不到。通过开学术会议接触大人物，混个脸熟，有机会就发篇文章。所以现在的学术活动，我感觉就是，活动是主体，学术是来修饰的。
南都：有读者说，希望在这样一个制度下，主人公聂志远不仅仅是一个受害者的姿态，还应该是一个反抗者的姿态。但现在的小说人物设定中，聂志远仍处在一个暧昧与混沌的状态中。你怎么看待？
阎真：我真没这样考虑过。我还是把聂志远放到一种纠结的状态中，我没有把他设定为一个英雄。因为在生活中，我也没看到过这样的英雄，我的小说希望保持与生活的零距离。
当然我也看到过很清高的，反正有些事情我就不做，这些老师还是有的，正常途径争取利益，没有就算了，不去搞潜规则的操作。生活当中那种反抗英雄，我还没有看到，所以我就不捏造，也就不写了。即便我写出来，他就是个鹤立鸡群的状态，那没有普遍意义。没有普遍意义，就不能引起更多人的共鸣，我还是想写一个有普遍意义的东西。
聂志远这样的状态是最具有普遍意义的，这样才有更大的思想、价值覆盖的力量。
南都：设想过聂志远会去逃避或远离吗？
阎真：(笑)现在在高校，一个老师的位子，是多么的艰难才能进去，他怎么可能会逃避，像陶渊明一样呢？我们都是普通人，陶渊明是文化英雄，这中间还是有差距的。
但也有个别的，觉得这一套我搞不惯，就不做了。比如我之前碰到一位青岛的女老师，从青岛海洋大学离职。她在学校里搞行政，不愿意做这些事情，就离职了。她觉得受不了这个体制的要求，爱好自由，而她喜欢写作，就在家里写作了。但是，还有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她老公能赚钱，养着她。
如果这都没有的话，那你没办法，你离开了去喝西北风吗？所以说那些很自由的选择，不是每个人都有。为什么在我们社会中，钱有那么大的魅力呢？它的确可以给人带来很多东西，这也是一方面。
剥离时代背景来谈知识分子是不对的
南都：迄今为止，你的四个长篇小说写的都是知识分子的“困境”。有的人心中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五四一代，具有独立见解，敢为社会代言，甚至为真理献身。那么你心中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怎样一幅图景？
阎真：“五四”时期确实是翻天覆地、改造世界的时代。改造世界是一个很崇高的目的。要实现这个目标，有时候甚至要付出生命，这是对社会的责任感。
但是，我们当下的时代是一个“天下太平”的时代，我们除了要把国家经济搞好外，没有那么崇高的目标。完全剥离时代背景，来谈知识分子是不对的。当下，知识分子太多，但反而对天下事情关注少了。或者说，他们有些人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有点颓废、精神上没有一个强大的支撑。这些我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样的时代下，不愁温饱，也没有那么多热血沸腾的事情，所以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更多关注自己。
但是，他们有时候没有底线了。几乎可以说，很多时候把底线都突破了，只要不犯法，没有突破法律底线就行。但是良知的底线就没有了。
南都：有人觉得《沧浪之水》、《活着之上》两部作品有些雷同。对此，你怎么回应？
阎真：《沧浪之水》和《活着之上》思想上肯定有一定联系，它们都是讲知识分子，都是讲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但是中间有不同。
第一是背景的不同。一个写的是机关，一个写的是学校。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是，思想方向的不同。《沧浪之水》的思想方向就是沿着功利主义那样一条路走了，不沿着它走不行，没有生存空间了，这是一个基本的价值走向。
但《活着之上》写的是这个人虽然对这个问题很纠结，但还是坚守自己基本的东西、做人的底线。所以说，背景的不同，学校、机关可能是外在的，但思想走向的不同是最根本的。
当然，这个问题也给我一个提醒。如果下次写，我还是要注意与以前的小说拉开距离。
南都：有人认为，书中重点基本都是落在人品质的坏。但是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一定也存在着大环境的问题吧？

阎真：当然体制对人还是有改造作用，但我觉得环境不能成为一个永恒的理由。比如说屈原假如和小人同流合污，他也可以说是环境造成的。杜甫、李白、曹雪芹每个人都可以推给环境。但这些人没有，是真的把责任放在一切之上，将自己的一切都放开了。对世界、历史、国家，他们都可以付出一切。
这些文化英雄就是生活中的人，完全不虚假，都是代表。像这样的人很多，只是没有那么大的才华，在历史上没有留下那么大的名声。但是在每个时代都有很多，就是说这些人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他们所代表的这种价值也是真实存在的。
他们是文化英雄，一般人，包括我，都是做不到的。但我至少可以向往他们，知晓这样价值的存在，有那么高的价值在吸引着我，至少可以保证我本人做人是有底线的。别人做得那么好，我做不到，但是我也不至于做得那么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