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寓言：中华文明不会很快被新世界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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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寓言：中华文明不会很快被新世界淘汰

2015年08月26日

来源：澎湃新闻

北京时间8月23日下午1时，《三体》斩获世界科幻协会颁发的“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这是亚洲人的作品首次获得该奖项。《三体》中的政治与人文关怀：宇宙尺度的霍布斯理论托马斯·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的人处于悲惨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之中。


北京时间8月23日下午1时，《三体》斩获世界科幻协会颁发的“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这是亚洲人的作品首次获得该奖项。
“雨果奖”与“星云奖”并称世界科幻界的诺贝尔奖，是最具权威与影响的两项世界性科幻大奖。
尽管此次雨果奖遭到“小狗行动”的干扰，但这依然可以称作中国科幻小说的一次重大突破。
《三体》，作者刘慈欣，在科幻界中被读者昵称为“大刘”。不过，当年《科幻世界》的忠实读者恐怕对另外一个称号印象更为深刻——
他是上帝派来拯救中国科幻的人。
大刘故事中的政治

电影《三体》剧照

《三体》总共分为三部，讲述了地球在三体人的进攻与宇宙“黑暗森林打击”的阴影笼罩下追求生存而最终失败的故事。从时间跨度上讲，这可以称作是一部史诗级的作品，只是与我们习惯的大多数科幻小说不同，这一次，王子和公主并未在地球上幸福地生活下去，故事的结局异常冷酷。
《三体》讲述的系列故事是从“文革”开始的。在三部曲第一部的《地球往事》中，女科学家叶文洁在“文革”中目睹父亲被害、领导与同事为了权力斗争勾心斗角，对人性感到绝望。在她主导的一次偶然星际通讯中，地球文明被三体文明发现，三体人进而有了入侵地球的打算。厌恶了人性丑恶的叶文洁自愿成为“地球三体组织”的最高统帅与精神领袖，该组织的目的是配合三体文明净化或消灭人类文明。
小说第一部的结局是，“地球三体组织”被捣毁，核心机密被截获。然而，三体文明的科技水平比地球发达太多，它们利用这一优势锁死了地球基础物理学的前进可能，危机并没有被消除。
《地球往事》在很多方面都戳中了欧美主流文化的兴趣点，比如以“文革”为背景的故事展开，比如一个并非为了某种具体利益、而是为了从整体上消灭人类的反派组织，比如以中国面孔出现的哈姆雷特式主角汪淼与类似美漫中“反英雄角色”的警察大史。这种以亚洲特色文化背景讲述欧美主流价值的故事是比较讨好欧美评论家的，当然，我们不能确定，大刘这次得奖有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以上因素。
然而《三体》真正在国内科幻读者中引发巨大反响的是第二部《黑暗森林》。
《黑暗森林》延续了《地球往事》的故事。三体人依靠高度发达的技术手段锁死了地球科技进步的可能性，然而地球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通过截获“地球三体组织”的情报，人类了解到三体文明内部之间的沟通是完全透明的，不存在隐瞒和欺骗，因此人类很可能以自己所擅长的隐瞒与欺骗战胜三体文明。为此，人类选出了四位“面壁者”，四位不需要将自己的计划告知任何人，同时又有权力调动全球资源的战略家，来破解三体入侵的危机。
第二部的主人公罗辑正是这四位“面壁者”之一。他在叶文洁的提示下，发现了宇宙社会学中的“黑暗森林法则”。这一法则也被视为刘慈欣最精彩和最富想象力的设定。大刘假设，宇宙中所有文明都以生存为第一要务，所有文明都在不断扩张，但宇宙物质总量保持不变，因此，所有文明最终都会陷入对宇宙物质的争夺，而不同文明之间无法判断彼此究竟是否怀有善意。此外，即使是高等文明也有动力消灭低等文明，因为低等文明有可能凭借“技术爆炸”反过来威胁并超越高等文明。因此对所有文明来说，最安全的做法是：所有文明都不会暴露自己的位置，并且会在发现其它文明的第一时间将之消灭。
罗辑正是依靠这一点威胁三体文明：如果三体文明入侵地球，那么地球会将自己以及跟自己距离极近的三体星球坐标广播到宇宙空间中，引发其它文明同时消灭三体与地球。藉由这一恐怖威慑，三体与地球达成了暂时的和平。
然而，在接下来的《死神永生》中，人类选举出的、继承罗辑的威慑者（执剑人）程心在内心深处不认可这一冷酷的法则，造成威慑失败，三体人入侵了地球，地球毫无抵抗之力。但地球逃逸出的战舰“蓝色空间”和“万有引力”代替程心，将三体星的坐标广播到了宇宙中，三体人撤走，而地球人也未能成功对外发出“安全声明”避免“黑暗森林打击”，最终毁灭于高等文明的攻击。
尽管文笔时常为人诟病，但刘慈欣波澜壮阔的想象力还是在《三体》出版之后就迅速抓住了读者。当然，也有许多批评者认为这部作品流露出的集体主义、现实主义与强权崇拜倾向会让人觉得相当不舒服——《三体》的美国编辑甚至认为这部作品有太强烈的男权倾向。
批评者们还搬出刘慈欣之前的《全频道阻塞干扰》与《球状闪电》来证明作者一向有民族主义倾向。不过，他们倒是经常忽略掉大刘另外两部极富人文主义关怀的作品：《乡村教师》与《诗云》。
然而，我并不打算对刘慈欣作一全面周到的点评，亦无意于攻击刘慈欣的批评者们。我只是希望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来定位刘慈欣的《三体》对于中国科幻，乃至对于世界的意义。
科幻与人类文明
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对于奇妙世界的想象就与文学创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亚欧大陆的最东端到最西端，我们可以看得到《摩诃婆罗多》与《神谱》、《吉尔伽美什》与《荷马史诗》、《山海经》与《埃达》、《西游记》与《罗摩衍那》、《亚瑟王传奇》与《尼伯龙根之歌》，我们的先祖想象巨龟托起大地，太阳神的马车在云中疾驰，索尔的巨锤击出闪电，鲲鹏扶摇直上九万里若垂天之云……想象力使人类文明成为人类文明。
也许最初，这些不过是人类对于世界的玄妙解释，是人类天性中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兴趣所激发的产物。然而最终我们爱上幻想作品，是因为它折射出关于我们自身文明最本质的东西。因为，如果一个故事讲述的世界我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个世界中的生活我们一无所知，这个世界中人们的能力超乎我们的认识，然而我们还是会为这个故事打动，那一定是因为，这个故事里蕴含着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无论怎样剥离背景与时空的外壳，它总是会震撼我们的心灵。就像我们会震撼于孙悟空的反抗天庭，欣慰于奥德修斯与妻子的团聚，担忧于辛巴达是否能克服下一次的磨难，悲苦于西格弗里德最终逃不过命运的无常，我们每一次被幻想世界感动，只因为我们在那些“超人”与“非人”身上，看见自己。
因此，幻想作品与所有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一样，沉淀着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思考。我们在古希腊的轴心时代有《俄狄浦斯王》这样的悲剧，我们在文艺复兴时期有《巨人传》这样的传奇。
而我愿意把幻想作品中的一支——科幻作品——看作是《巨人传》的精神继承者。

拉伯雷的作品《巨人传》中，主人公接受人文主义的教育，热爱知识与体育，尊重爱与和平。

《巨人传》是拉伯雷的作品，小说里的巨人本身力大无穷，然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主人公的巨人接受人文主义的教育，热爱知识与体育，尊重爱与和平，对新事物保持好奇心。正因为此，他们才无往不胜，远渡重洋也能克服种种磨难，最终追寻到智慧的启示。《巨人传》以幻想小说的形式为我们开启了一扇信念之门，那就是：只要正直的人接受正确的教育，他就会在这个世界中捍卫他珍惜的价值。
在秉持类似人文主义信念的一系列小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乌托邦》、《大洋国》、《格列佛游记》等等思想史上耀眼的名字。这些小说背后的政治意味十分浓厚，它们寄托了人类对于公正社会的向往，并且暗示读者，建立公正社会的前提是接受启蒙，接受人文教育对美德的塑造。
它们对应的时代是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在这段历史中，欧洲文明一方面与保守势力全力斗争，另一方面以自己的意志发现并改造着整个世界。换言之，其时，欧洲人自觉地为其文明自身确立秩序，同时也在不自觉地为他们所发现的这个世界确立秩序。北京大学李猛教授在其新著《自然社会》中，就将《鲁滨逊漂流记》这部小说，看作是关于欧洲人确立这一世界秩序的寓言。
而公认为科幻小说鼻祖的儒勒·凡尔纳，其最知名作品受“鲁宾逊故事”的影响非常之深，几乎可以说，他最重要的作品，背后都有一个类似的、在新世界构建人类新秩序的预言。
这个特点在《神秘岛》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五个北方人，他们流落荒岛之后，靠着一点点工具和自身具备的科学知识与技术，在岛上采矿、冶铁、驯化生物、发展农耕、织作衣物，甚至制作了炸药与肥皂。李猛把鲁滨逊建立起来的那个小王国称为一个君主制政体，而在《神秘岛》中，一个兼具勇气与智慧的工程师把所有人团结起来，打造了一个建立在科技基础之上的共和政体。鲁滨逊这个英国人在孤岛上复制了英格兰王国，而五个美国人在孤岛上复制了合众国。
凡尔纳的其它小说也有相应的政治关怀：《海底两万里》中，內摩船长依靠技术打造了“鹦鹉螺号”，这艘在大洋上自由航行的潜艇就是他的自由王国，他因此不受陆地的约束，还反过来资助陆地上的民族反抗压迫与侵略；《机器岛》中，依赖新技术发展而生活便利的岛民却因为岛上寡头家族的内讧而蒙受生活被撕裂的灾祸；《从地球到月球》中，人类的战争冲动被转化为征服未知世界的冲动，而且，在一个法国人的调停下，两个美国人达成了政治和解。
这意味着，从科幻小说诞生之处，它就在关怀政治问题。这里的“政治问题”指的并不是那些勾心斗角的权谋，而是关于人类共同生活的重大问题。
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属于19世纪后半叶，一个进步主义信念最为充分的时代。如果说鲁宾逊殖民孤岛、俘获星期五更多是由于对基督教文明的自信和对传统美德——勇于探索、辛勤工作、审慎处事的继承，那么凡尔纳的主人公无论是建立新国度还是反抗旧国度，他们的力量都来源于对新科技的掌握，以及这种新科技与传统美德的结合。换言之，在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中，《巨人传》开辟的那种人文主义信念转变成了科技信念，并且与《鲁滨逊漂流记》中那种对新世界的开拓精神结合起来，象征着人类，或者至少是欧洲文明如何在传统基础上建立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而新技术成就又在这一秩序成型期有着怎样的定位。这，就是科幻小说诞生之初关怀的重大问题。
随着世界文明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科幻小说的中心也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这也许是因为，一个自觉担负起世界责任的文明，必将以其全部的想象力展开对世界图景的设想。
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美国科幻小说的最高成就，几乎就是人类历史上科幻小说的最高成就。科幻小说从主题到手法都高度多元化，其立场也不再是单一的进步主义观念，然而不变的是以对“政治问题”的敏感，来寄托作者对人类生活重大问题的关怀。
提出“机器人三大定律”的阿西莫夫为银河系帝国勾勒出的宏大历史颇似维柯-赫尔德-斯宾格勒一脉文明史所要探寻的主题，而阿西莫夫这套帝国史背后的“心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又脱胎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阿西莫夫开始写作《银河帝国三部曲》的时间恰好是1950年，正值二战结束不久，欧洲文明衰败不堪。《银河帝国三部曲》要处理的文明史主题，恰似对欧洲文明长久以来的一种总结，而其未来，又建立在对新心理学以“看不见的手”操控人类历史进程的信心基础之上。
相比以宇宙史神话书写文明史寓言的阿西莫夫，另一位极重要的科幻作家罗伯特·海因莱因的政治关怀更具美国特色。在《严厉的月亮》中，他把美国独立运动的历史搬到了月球殖民地的独立中，并且在小说里让一批持有左派自由主义立场的革命者围绕一台超级电脑，组建了一个列宁主义式的革命党；在《异乡异客》中，他让火星来客迈克尔成为了六十年代大学生性解放运动的代言人，成为了新一代的殉道者；然而到了《星船伞兵》里，海因莱因又转而开始思考人权和民主制度的边界，以至于一些人批评在这部作品里看到了“尼采式国家崇拜”的影子。
在伟大的科幻作品中，伟大的政治关怀一直是一项不断延续的优秀传统。索耶在《恐龙文明三部曲》中将人类自启蒙运动到二十世纪取得的文明进展搬到了恐龙世界中，再现了对异端的宽容和历史的进步究竟需要人们/龙们付出多大的代价；卡德在《死者代言人》中通过描写人类与不发达文明种族之间的误会，展示了文明之间误会与冲突的起源以及和解之道的重要性；而更著名的电影《黑客帝国》则以人工智能控制人类的设定，探讨了边沁式“圆形监狱”那种全景敞开式的社会管理机制作为我们文明未来的可能性。
因此，科幻作品关心政治，但它未必是描述美好前景的温馨童话，未必是用“政治正确”搭建起来的庇护所，未必是以人文主义信念和历史进步论为“中心思想”的宣传作品。它同所有伟大作品一样，真实地反映人性中的善与恶、黑与白、光与暗，并在情节中对此加以深切的关怀与探讨。它需要幻想，因为幻想能为这种关怀搭建更宏大的平台；它需要科学，因为科技与人类文明的关系，已经成为任何关于人类命运严肃探讨都回避不开的话题。
《三体》中的政治与人文关怀：宇宙尺度的霍布斯理论

托马斯·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的人处于悲惨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之中。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让我们把视线从科幻小说上稍微拉开，来读一读英国思想家奥克肖特最推崇的政治哲学家之一托马斯·霍布斯。
霍布斯最著名的理论之一就是“自然状态理论”。他认为，自然状态的人处于悲惨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之中，这个结论是基于三条原则推理出来的：1）人生存的首要目的是自我保全；2）人的自然能力十分平等；3）人的语言并不代表他的真实想法。
首先，人要自我保全，所以自然法规定他为此必须要对自然世界中的一切拥有所有权，这样他才能正当地利用一切手段保全自己的生命；其次，（正常情况下）人的自然能力是平等的，这种平等体现在人可以互相杀死彼此——即使是最弱的人，也可以用偷袭和毒药杀死最强壮的人；最后，由于语言无法代表真实意图，因此一切善意的表述和在此基础上的契约都没有意义，能保障契约实现的只有强力的威胁：如不履约，只有死亡。
所以，我们可以设想一种霍布斯式的极端状态：你的手中有一个苹果而我已因饥饿而奄奄一息，自然状态下的我，必然会用尽一切手段来夺取你手中的苹果以保全我的生命。而就算是我保证我想要的只是一个苹果，但我的语言在你看来并不可信。你无法判断我究竟是要从你手中夺取苹果，还是要干脆夺取你的生命。
在这种极端状态下，我们只有对彼此开战。
这个极端状态无法被“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所消弭，因为这世界上的苹果就算产量再高，也不可能完全排斥我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陷入一个苹果都没有的悲惨境地。而只要极端状态无法排除，“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就无法排除。
有趣的是，刘慈欣的“黑暗森林法则”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惊人地相似：人的自我保全对应宇宙中文明将生存视为第一要务；所有权的排他性对应宇宙物质总量的有限性；人的语言不可信对应猜疑链原则；人杀死彼此的平等能力对应“技术爆炸”这个设定；最后，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对应的就是“黑暗森林打击”。
可以说，刘慈欣在宇宙的尺度上展开了霍布斯的理论。
《三体》想说的道理，就是内在于人性中的困境，即使到了人类文明有能力探索宇宙的时候，也依然会继续存在。
而奥克肖特推崇政治哲学家的理由，就是他们有能力超脱于一时一地的事件，从中揭示普遍存在的、内在于人性的困境。
任何时代的人类都需要有懂得政治残酷性的人来守护真正的价值，这是人类历史的一条普遍性规律。

电影《三体》剧照

在《三体》中，刘慈欣以京剧脸谱式的人物塑造，重新讲述了这个寓言。
罗辑，一个有点玩世不恭的社会学博士，《三体》第二部的主角，威慑纪元的创始人，以一己之力拯救了地球文明的初代执剑者。
在刚刚被赋予“面壁人”这一职责时，他感到惊讶、荒谬与愤怒，然而周围的人却相当理解并顺从他的每一个意愿。
他很快理解了周围人的态度：为了不把自己的计划暴露给三体人每时每刻的监控之下，“面壁者”必须将真实的计划深埋心底。对其计划的真正破解，唯有死亡。
大刘实际上以一种戏谑的笔触描写了真实社会中的最高权力运作状况：“面壁者”就是最高权力的实体化，而最高权力所做的一切事，无论多么荒谬，都会被社会加以合理化的解释。
因为——根据霍布斯的理论——最高权力的存在，是每个人得以生存的前提。
小说中，罗辑用自己的想象力创造了一个理想爱人的形象庄颜。这个女性的形象与大刘大多数女性形象一样乏味。
因为这个形象代表着人类生活中值得守护的美好价值，就像脸谱中特定的颜色代表特定性格与立场的人物一样。
当庄颜离开罗辑身边后，罗辑成长为一个懂得政治残酷性的人。他发现了宇宙社会学的公理——“黑暗森林法则”，并以一己之力背负起两个世界的脆弱稳定。他只有让自己化身冷漠无情的执剑人，才能守护庄颜，以及庄颜背后的全人类。
程心，《三体》第三部女主角，在绝大部分读者心目中，这是一个可厌的圣母形象。
她出于无原则的理想主义，放弃了作为执剑人的职责；她出于义务论的正义原则，堵死了人类躲避黑暗打击的正确道路。她所奉行的道德原则，使得地球文明在她手中经历了两次毁灭。
而大刘在小说中反复传达的观念是，这并非她的过错，而是全人类的过错，因为全人类选择了她来决定文明的走向。
许多批评家正是因此指责刘慈欣攻击民主政治，宣扬强权主义。
然而刘慈欣不过是让她充当另一张脸谱，用来代表忘却了政治残酷性的、只怀有美好理想主义的人。为了小说的结构和叙事，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塑造倒是可以理解的。
实际上，《三体》第三部中脸谱化更严重的人物反倒是维德。这个角色的存在给人一种印象：似乎那些懂得政治残酷性的人就是刻意维持兽性，用强权逻辑和阴谋斗争解决一切问题的人。而现实政治并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政治残酷性并非源于权力斗争的残酷性，而是像霍布斯这种政治哲学家揭示出的、任何丰饶与进步都无法根除掉的、内在于人性之中的生存困境。
不过这些瑕疵已经无法掩盖瑜瑾的光辉，大刘已经成功地讲完了他想讲的寓言——
唯有对政治的残酷性有足够的自觉，并且深刻理解这种残酷性根植于人性本身、无法消弭的人，才更有资格守护人性中那些沉淀下来的美好。
这就是大刘想讲的寓言。
你说他集体主义也好，强权崇拜也好，但无论你给他贴上怎样的标签，都取消不了这部作品中提出的，人类自身所要面对的真实问题与困境。
科幻小说与中国人的世界图景
中国人向来不乏幻想的传统，然而科幻传统却并不强大。
据专家考证，中国最早的科幻小说是著于1904年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与《新法螺先生谭》。前者模仿的是凡尔纳《气球上的五星期》，写一个新加坡华人乘气球历险的故事；后者则是模仿了德国的《敏豪森男爵历险记》，讲一位“新法螺先生”经历灵肉分离，又创制“脑电”的故事，颇有些修真小说的味道。
此外还有一本署名为无垢道人所著的《八仙得道传》，把电报、电灯都解释为电母造物的运用，甚至解释说，电并非电母的私产，她不过有“管理之责、支配之权”而已。无垢道人活动时间在同治年间，然而这本小说中却提到了皇帝制度和正一道的消亡，因此这部分内容很可能是民国年间“科玄之争”时期后人的伪作。
另外一部非常有趣的作品，可以称之为“政治幻想小说”，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1902年，梁先生在自己的《新中国未来记》中设想了百年后中国革命成功，建立起民主共和政体，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甚至承办了世界博览会的图景。不过，科学技术照例在这里占不到什么地位。大概以当时中国人的想法，只要政治革命成功了，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都是水到渠成的事，这或许是另外一种“政治决定论”思维。
我们大体可以看到的是，早期的中国科幻小说或者附属于志怪类小说，或者脱胎于讽喻类小说，大体上依旧是传统文学的余脉。即使是老舍后来写出的《猫城记》，也不过是披着科幻的外衣，本质上依然是部《格列佛游记》式的政治讽刺小说。这类小说真正的用意是将社会问题暴露在光怪陆离的幻想世界中进行嘲讽，我们从中看不到“科技”这个因素对人类文明边界的延展。当然，这并不否定“它们属于科幻小说”这一事实——毕竟，《异乡异客》本质上也不过是一部左派小说，只是让一位火星人来充当运动领袖而已。
这并不奇怪。五千年历史中，我们这个民族已经经历过无数残酷的生存考验，而且，二十世纪上半叶，它刚刚经历过可能是最为残酷的一次。
19世纪诞生的科幻小说那种漂浮在半空的梦幻气质，相对于这个民族所经历的、沉重的二十世纪上半叶而言，显得过于超脱飞扬了。
而二十世纪下半叶，相对于这个民族所经历的狂飙突进，一切科幻小说中的荒诞又显得不值一提了。
刘慈欣是一位敢于真正面对这种残酷性的作家，而且，在他的思维里，这种残酷考验中磨炼出的生存智慧，很可能构成了中华文明最本质的要素。
因此，虽然我引用了霍布斯的理论，以指出刘慈欣的政治关怀具有普世性，但我更愿意相信大刘的写作来自本土经验，因为我们在《乡村教师》中读过那种在极度贫困的土壤上中也要传递现代科学知识的沉重责任感；我们在《诗云》中读过那种认为现代科学逻辑亦无法把握中国古典诗意的浪漫主义情怀；我们在《朝闻道》中读过那种把科学探索精神与“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士大夫情怀连接起来的探索；我们在《西洋》中读过中国人构建世界秩序的狂想；我们在《全频阻塞干扰》中读过那种为国牺牲的精神；我们在《球状闪电》中读过那种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的游击战精神……
这一切经验都属于我们这个民族，因为我们传承的历史比所有民族都漫长，我们记取的苦难比所有民族都深刻，我们在生死面前的狡诈与质朴、伟大与渺小、浪漫与现实，这一切的一切，比所有民族都丰富。
将这生存经验进行萃取、提炼，转而成为对人性自身的警惕与关怀，这就是在“民族性”中发现“世界性”的过程。
从《三体》中的两句名言，我们见证了大刘是如何完成这一过程的——在《地球往事》中，他借旁白之口说“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现实的引力实在是太沉重了”，然而到了《死神永生》中，他又借维德之口说，“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
《三体》的开端是1967年，十年后，这场荒诞的浩劫结束了。
1978年，积压了17年未得发表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问世，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重要的科幻作品。它影响了无数中国人。然而，它在本质上依然是一部儿童科普类作品。
1980年，另一部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问世。这部小说带有浓厚的冷战思维。
这两部小说都跟着政治的指挥棒跳舞，其作者尚未自觉地对人、科技与政治的关系加以反思。
1983年，随着一场政治运动，科幻小说被封杀。
两年之后，刘慈欣于娘子关参加工作。自唐代以来，这个关隘见证了包括八国联军侵华和百团大战在内的多次血腥战役。
又过了四年，刘慈欣最早的两部科幻小说《中国2185》和《超新星纪元》写成，两部书均未发表。
《中国2185》中讲述的故事是，2185年的中国面临诸多危机，但老龄化使得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见将经验和传统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任何改进都极端困难。最高执政官不得已动用秘密措施，复活了共和国历史上的六位领袖，征求他们的意见。
《超新星纪元》则讲述了一颗超新星爆发后，地球上所有成年人都将死去，而孩子们将掌管这个地球、建立国家、组织公共生活的故事。他们以玩游戏的心态在南极组织了一场惨烈的世界大战。乍看起来，刘慈欣似乎是想说，没有精于实践经验的成人保驾护航，孩子们终会将世界引入灾难。这一主题在《三体》中也曾反复出现，例如章北海之于地球舰队，罗辑之于人类文明。
不过更有趣的是这篇小说中大刘设想过的一个游戏：美国孩子要求跟中国孩子互换国土，并且坚信，中国孩子将会在这场游戏中输掉。因为中国的力来自于古老的国土，美国的力来自于新的疆域。美国孩子是世界上最富好奇心的孩子，好奇心才是这个国家真正力量之所在。
最后的结局是，中国孩子在中国领导人留下的锦囊中获得了反制法宝，迫使战争游戏结束。
那一年，刘慈欣仔细思考了许多中国人理应思考的重大问题，比如已经逝去的伟大领袖与当下关系为何，比如这个民族的过去与未来关系为何，比如这个民族与世界上其它伟大民族的关系为何。
那时，他心中已有了初步答案。比如权威和历史所认可的东西，有些并不重要也可以抛弃，有些并不重要但很难抛弃，有些十分重要，但其重要性却有着被人忘却的风险。
那一年刘慈欣二十六岁，他以自己的小说，对自己所经历的历史、自己的民族和自己面对的世界得出了初步结论。这一结论走在政治权威之前，并比政治权威的宣传还要来得平和深刻。

二十六年后，他的作品获得了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科幻奖项。
二十六年后，我们看到刘慈欣依然坚持着他当年得出的某些结论。
二十六年后，这个世界已经让同性恋婚姻在部分地区变得合法，让动物的权利也受到重视，让人工智能的曙光出现在人类文明的地平线上。
但刘慈欣不为所动地认为，根植在人性深处的生存困境不该那么轻易地被忘却，这个文明历经五千年所积累的生存经验，不会那么快地被这个新世界淘汰。
也许在他骨子里面，他认为自己其实是章北海，从古老的世界中走来，记得一些残酷的生存经验，并且早已做好了准备，像个父亲一样把这些旧世界的经验交到新世界孩子的手里面，然后坦然地面对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