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功：中国文化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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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功：中国文化与城市

2015-09-08

来源:安邦咨询作者:陈功

中国人具备世界其他国家难以具备的文化优势，应该带着一种敬畏的心情去解构历史。对于城市，对于文化，都是如此。

　　中国的独特历史以及历史的延续性，为当今中国研究诸多领域建立了历史性的关联。使得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广泛的时空，一个更大的系统角度，去看待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至少在理论上，中国人具备世界其他国家难以具备的文化优势，应该带着一种敬畏的心情去解构历史。对于城市，对于文化，都是如此。
　　每个城市都是一首岁月的歌，而乐章如画，映射的是城市的历史和现在。钱穆先生，字宾四，为自学成才的一代宗师。他的学生叶龙曾经这样评价他，“除了法律不太懂，其他都懂一点。他是什么都打通了，如果只说他是史学大师，就太小看他了，他是一代通儒”。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作为晚辈的我，还是称呼这位大师为宾四先生吧。我读宾四先生的经济史，感触最深的地方就在于四个字——历史逻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的过去，也可以想象城市的未来。
　　对于文化和历史，尤其是经济史和城市史，赋予一个大的框架，形成一个大的体系，告诉你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大体上是个什么样子，存在什么样的空间格局，这显然是重要的，但对于我这样专门从事城市研究的学者来说，显然这样的了解是有所不够的，与一般的读者和学生不同，我更关心的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构成为城市系统的各个关键技术节点及其关系。因为不知道这些城市的技术性因素，不了解城市的微观价值，就无法去真正理解城市。
　　同样的学术路径在西方著名学者刘易斯·芒福德的著作中也是一样的。
　　刘易斯·芒福德最为知名的著作《城市发展史》，虽然是以西方文明史为基础的，但他同样对城市的关键技术节点，如堡垒、城邦、社区、下水道、广尝修道院、人口变迁和权力制度运作等倾注了极大的研究热情，正是这样的城市关键技术因素，才使得城市以一种立体而系统的方式呈现出来，对人们尤其是学者理解过去的城市、未来的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实，不仅仅是城市研究的学者，即便是城市建设的实务层面，即便是在城市规划和房地产开发领域，认识城市，理解城市，也具有重要意义。对城市的规划者来说，理解城市是避免城市粗暴发展，成为“人口容器”的唯一之路;对城市的开发者来说，城市的技术细节往往蕴含着丰富的市场开发良机。
　　文化是思想，文化是哲理，文化是历史，文化并不一定与经济利益相关，但正如中国古人所言，经济为政治之本[1]，我们这个世界，不存在没来由的事情。
　　回归正题，还是让我们看看宾四先生在史海中为我们描绘的中国城市。
　　中国文化具有相当明显的独特性，宾四先生指出，中国文化是大陆文化，而非海洋文化;是村落的，而非都市的(希腊、埃及之文化起重点在都市);埃及、巴比伦是平原文化，中国则为高地文化[2]。对于中国文化独特性的理解，决定并发展了两种差异甚大的城市发展哲学系统，一是放弃原有的文化特征，对城市予以纯粹意义上的开发;另一是在保护原有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对城市予以现代化。从中国现在主要城市的发展现状而言，显然我们采用的是第一种的城市发展哲学，中国城市“泛美化”的严重程度[3]，事实上已经将城市结构性地固化在了模仿美国生活方式的系统平台之上，很难挣脱。这种情况下，能耗严重，交通堵塞，空气污染，建设成本飞涨等诸多城市病的形成，自是无可避免之事。
　　实际上，中国城市由井田制而起，先封建，后郡县，再城市。中国城市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中，向来注重边界，不会无序发展，肆意扩张。封建者，封土建国，封者，界也。也就是说，中国最早的城市源自在圈划而成的土地上，沿边界挖沟并将挖出的土筑成围堤，上面再植树，使人不能逾越。中国古代城市中城墙的来历，与此有关，万里长城蔚为大观，成为世界遗产，也是由此而及的。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所谓“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的古典哲学，源自庄子，但从中国城市的演变来看，早起中国城市的确做到了真正意义的“天人合一”，尊重自然。中国的城市，大规模干预自然，仅仅始自战国时代，这是由于战争和人口膨胀的关系，不得不如此了，而在此之前，中国古人并不提倡干预自然，是所谓陵阪文化的代表。只在平原湖泊处捉鱼，在山坡上耕田，并不使用水利工程。所以，中国城市的发源地，并非是在平原，而是在高原之上。以此而论，陕西和山西的城市建设应是中国城市化的紧要之处，当为世人以更多的认识，这些地方城市的建筑今后也会更加关乎中国文化的命运。
　　人口一向是战争之源，也是城市之源，城市毕竟是因人的聚居而形成的，所以人口规模与城市的关系密切。
　　根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中国已经有了150多个诸侯国家，也就是有了150多个城邦。在城邦之外再筑城，就是新城开发了。《春秋》240年中有记载，所筑新城49座，其中鲁国就筑了24座，可见当年孔子活动集中在鲁国也是有原因的。而中国古代的城市都不大，100方里已经是大国，城与城的距离，也有50里，密度远比今天要小得多。根据估计，周时期的耕地面积在900万亩左右。由于古代的小候国很多，所以在上古史当中，中国也曾是城邦国家经济体。
　　更有趣的是古时的土地制度，“名山大泽不以封”，这句话讲的是，中国古时的分封，只封耕地，不封山林，名山大川得以保持完好，但此后随着产业尤其是人口膨胀，这样的土地制度还是被冲破了，酝酿了大量的武装冲突和战争。不过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的各种园区和保护区建设，实际在中国历史中可追溯得相当久远，而其后波澜壮阔的演变也警示着我们，中国的人地关系并非如业权体制那般简单，这远不是一个简单的政策设计问题，如果今后处理不当，依旧会因遭受冲击而瓦解。
　　中国大都市的出现始自战国时代，距今已经将近有2500年。史记记载临淄当时已有7万户，相当于20万人口。历史上著名人物孟尝君的薛城，人口也有6万家，约20万人。而在经历过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为畅旺的南北朝至隋朝时期，中国人口一度膨胀到4600万人之多。到了清朝嘉庆年间，才达到了历史上的人口顶峰状态，已经接近4亿人口了。
　　随着人口的膨胀，中国历史上有两种现象重复上演，一是战争，一是城市。冷兵器时代，战争总是需要人来打，打完仗之后，人口锐减，自不待言。城市的兴衰与人口的关系甚大，而人口又决定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基本空间结构。以洛阳为例，自东周开始号称“九朝故都”。周时代的洛阳，当地人就喜欢做生意，“不好仕宦”。在东汉时期，洛阳又进行了大量水利工程，使得洛阳成为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商人比农民多十倍。曹魏时期，洛阳的城市空间格局已经相当清晰，甚至设有专门的黄金交易市尝马匹交易市场和羊只交易市常北魏时期的洛阳，比魏晋时期更大，东西横纵20里，南北宽约15里，城市面积已经相当于今天的5100万平米了[4]。
《长安巷坊志》一书有记载洛阳的城市规划和空间格局。　　主城宫殿位于旧城偏西北，在其附近有一个巨大的商业区，有1100万平米之大，内部又按照东南西北分为四个相对小的商业区[5]。洛阳的东部，也设有两个商业区，分别叫“通商里”和“达货里”，当时的洛阳已经有了定价一律的全国连锁店商业模式。在洛阳的南部，设有娱乐区，“调音里”和“乐律里”，有伎女唱歌跳舞，娱乐大众。在南部紧靠娱乐区的则有一个大型国际贸易专业市场叫做“四通市”，当时的洛阳已经有万余户外国商人居住，总计有数万外国人口，大部分是古罗马人和阿拉伯人。洛阳的北部则是殡葬区，有“慈孝”与“奉终”两里。郊外则是富人区，尤其是“准财里”和“金肆里”，均为富人居住，相当的奢华。洛阳的城市空间格局，与南北朝时期“重工商而轻农商”的时代特质是一致的。
　　经济制度或称经济政策对城市和社会的影响极大，自古皆然，实际上《周礼》就是讲制度的[6]。而中国实际拥有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这些制度和政策，很多在原理上与现代制度和政策是相通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本来就是制度经济学的极好样本。比如汉武时期的“平准法”[7]，就是价廉时买进，价贵时卖出的物价调控方法。类似这样的方法，美国现在大宗商品交易方面依然在有效采用。
　　房地产税是中国未来的重大改革方向，与中国城市未来发展的命运攸关，也是巨大的利益调整，冲突和矛盾都反映在里面，稍有不慎，造成的社会成本和震荡可能相当惊人!实际上，房地产税这一为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大唱赞歌的想法并不稀奇，而是古已有之。中国之有田宅房契税、交易税原始自东晋时代，由东晋开国元年起算，距今已有1700年左右的时间了。当时的东晋朝廷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于是搞乱摊派，想方设法，横征暴敛，一般史学家都认为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时代[8]。而就最后的结果来看，田宅房契税、交易税的征收也的确是败国之道，加重了民不聊生的状况，加速了东晋的垮台。
　　与土地管理和产业相关的另一个古代制度是农村合作组织的建立。农业合作组织是现代农业组织模式，也为当今社会所提倡和鼓励。中国在农业合作组织问题上迭经反复，大跃进时吃了大亏，此后又撤销。不过，随着农业生产的现状以及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又使其具有现代意义，所以这是个关系到广大农村社会发展以及巨大存量土地的问题，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挑战。
　　问题是，中国的农业合作组织，在元朝就有了。由于前期辽金战乱的原因，桑麻作物受到严重摧残，元世祖时，发动建立农村组织农社，颁布农桑制度，共有14条[9]，大意如下：农村中50家合组成一社，100家者组成两社，可以跨村合并组成一社，如果村与村距离太远，20家也可以组成一社。每一农社，都要选出年长而懂农事者担任社长，由社长协助政府劝农。在农社中，如果有人生病，要求由其他各家代耕，政府对农社也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如免除差役和兵役并提供农资协助。元朝的农社作为社会基层组织，并强制要求建立有“公共储蓄”[10]，各家各户集资建立学校，提升大众教育水平之余，也是农家孩子的入仕之途。总体看来，元朝的农村合作组织，其实相当现代化，甚至可以说与我们的现代社会的农村合作组织在社会功能上差别不大。关键问题是，我们并未从中国宝贵的历史文化当中汲取营养，所以才会迭犯错误，遭遇挫折。
　　发展战略与战略文化的关系也是如此，正如宾四先生所强调的那样，中国自古就是大陆贸易经济体，这样的历史文化特征极为明显。时值2013年，中国开始注重新丝绸之路的建设，这等于是重新回归历史进程，重新踏上了历史的节奏。大陆贸易与海洋贸易的差异，属于事关重大的战略问题，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空间发展轴向。海洋贸易起主导作用的时刻，东南沿海就是最为重要的发展空间，正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如果大陆贸易将起主导作用，则中国的中西部将成为最重要的空间区域。
　　在中国古代，整个国家空间的发展轴向总共有三个，这既是历史传承，也是产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一个发展轴是向西北，这个时候，发展中心就是长安(西安)，如汉武帝通西域，那是因为西汉的立国姿态就是从长安再向西北发展。第二个发展轴是向南，这个时候，发展中心就是洛阳，如南北朝和隋朝之后的情况就是如此。第三个发展轴是向北，这个时候，发展中心就是北京，如明清时代中国北方经济的重振。在中国历史上，长安、洛阳和北京这三大古都的经济价值，主要是作为发展轴上的发展中心而存在的。发展轴的方向不同，城市群和经济带的分布也随之不同，自古就是如此，并不因朝代变更而轻易发生重大改变，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和城市，政治干预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慢慢发生作用。
　　历史文化就是这样，犹如一面明镜，一方面，映射出现代人的智慧和愚蠢;另一方面，也如一束阳光，指向光明的未来。
　　中国经济历经10年双位数的高速增长，又来到了关键的转折点。笔者始终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持有不同于主流认知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一切问题，都是速度问题!城市开发也是这样，城市的开发没有问题，城市的开发速度才是问题!同样的问题，同样的事情，在历史的轨迹上也是可以找到印迹的。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即便不是唯一，也是最富有、经济最具活力的朝代之一，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口暴涨至4600万人，就是一个例证[11]。隋文帝非常节俭，甚至“节俭”到认为办教育都是浪费钱的事情。隋朝积极发展水利漕运，沟通中国南北交通运输，功不可没。很多人以为隋炀帝建大运河导致隋朝灭亡。其实，这并非正确的认识。大运河的开凿是一个系统工程，有很多的分支，实际自隋文帝时期始，就开始了分段建造大运河工程，隋炀帝其实只是继承了前辈的“遗志”，大力推进这些工程而已。
　　不过，问题也就跟随而来了。建设工程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以多快的速度，多大的规模去建设。隋炀帝之所以灭国，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把握好。他营建东都，每月役丁200万;搞水利工程，全系统大干快上;征高丽，动员百万雄师;修长城，动员河北诸郡100余万人;南游扬州，仅用纤绳拉船的人就用了8万人，……。宾四先生评价的很到位，“炀帝恃富饶，而奢华无道，遂致灭亡”[12]。其实道理很简单，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有个限度，“过了”就是“错”，所谓“过错”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的问题总是这样，发展不是问题，用什么样的速度去发展才是问题[13]。但我们在质疑整个事情的时候，提出的问题却总是徘徊在争议“应不应该”发展，这样的逻辑本身就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以史为鉴，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错误的性质。高铁应该不应该发展?应该!房地产应该不应该搞?应该!基础设施应该不应该建设?应该!追求经济增长应该不应该?应该-…问题实际在于，这根本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要用多快的速度去做这些“应该”做的建设。　　合卷思考宾四先生的《中国经济史》，毫无疑问还有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中国的历史非常独特，它所提供的延续性，为当今我们所研究的诸多领域，建立了历史性的关联。使得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广泛的时空，一个更大的系统角度，去看待我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至少在理论上，中国人具备世界其他国家难以具备的文化优势，关键看我们是否能以一种敬畏的心情去解构历史。
　　[1] 出自《本政书》，南宋林勋著。宾四先生考证，“经济为政治之本”这一论断比马克斯和亚当·斯密早许多时期。
　　[2] 钱穆著，《中国经济史》，P4页
　　[3] 泛美化，是作者的观点，指的是中国城市中美国化的生活方式，大量采用汽车，使用大功率电器设备，郊区化商业布局等城市现象。
　　[4] 注：古时一里并不等于500米，中国经济史专家梁方仲先生在所著《中国历代度量衡之变迁及其时代特征》中说：“自汉代以后，历代计算长度，都是自尺以上，到丈为止。实际上，更多的时候，中国古人与罗马人一样，是按照步(foot)来计算尺度的。在这里按照周秦汉时期标准，一里约等于415米粗略计算。
　　[5] 中国古代城市，“都”与“市”具有不同的含义，住宅区称为“都”，商业区称为“市”。
　　[6] 宾四先生语，原载于《中国经济史》
　　[7] 笔者在2013年曾经撰文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在粮食收购问题上推出新政，采用商品交易贷款的模式，代替现行粮食收购政策，不但可以节约大量财政资金数百亿，而且有助于平抑粮价，在实质上惠农而避免谷賎伤农。这个建议与汉武平准法，实际上如出一辙。
　　[8] 《中国经济史》，作者：钱穆，第八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
　　[9] 《中国经济史》，作者：钱穆，第十一章，宋元时期经济
　　[10] 这里主要指的是义仓制度，即每逢丰收之年，各家要缴纳三斗粮，以便荒年时之用，意同公共储蓄。
　　[11] 宾四先生认为，在中国历史上，“隋代开丰衣足食之世”。
　　[12] 引自《中国经济史》，隋代经济
　　[13] 这一观点为笔者在2013年前后多次撰文指出过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