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科书在普及白话文中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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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科书在普及白话文中的历史作用李娜（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12月31日   19 版）

复兴国语教科书　第615版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　第2686版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19世纪中后期力求实现“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运动自上而下轰轰烈烈的展开了。到20世纪初，实现了教科书中文字力求简易的成果，如“自秦焚经书，典籍一时散亡。至汉惠帝解挟书之禁。”（《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光绪28年）
    但教科书的话语形式却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这些教科书仅是出于普及教育与开启民智的目的，简化了文字而已；只是将学童从四书五经的八股文中初步解放了。白话并未得到推广与普及。正如黎锦熙所说“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不是不写白话文，那只有三种场合：第一是办通俗白话报，这是教育性的，这显然是对另一阶级说话，要将就他们的语言，其实就是自己的语言，但对自己的阶层是绝不会‘写话’的。第二是写作或翻译白话小说，这是文艺性的，这也显然是对元明以来传统的旧白话作品的一种不严肃的摹仿。第三是在理论文中偶然流露一些‘语录体’的白话词儿，这也是唐宋以来一种文化的传统，但不多见。”
    有效传播的媒介
    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微弱成果中，我们看到国语的传播并非仅靠先进的知识分子或政府的政令便可以奏效，也不是靠着几句口号就可以得到民众响应的，只有借助有效的传播途径，国语才能真正深入到大众之中。
    廉价通俗的报纸，是最易为大众所接受的信息载体；信息量更大、内容更具思想性和深刻性的杂志和图书一直以来也倍受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青睐；但是它要求受众具有相当的知识基础，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它传播国语的效力和范围。
    以声音为媒介的广播、戏剧和电影等，通过诉诸听觉的方式，给人们创造了一种仿佛置身其中的真实感和可信度，并且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国语的发音。但是音像的瞬间性和视听条件的限制也大大地局限了它的适用范围。
    与这些传播媒介相比，教科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政府强制性的推广，使它的使用范围得到了制度性的保障；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的普及，使教科书的使用有了越来越多的受众群体；受众的庞大，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润，从而促使各大出版机构大力发展教科书编写、出版事业，而一套好的教科书可以重复使用几年甚至几十年，再版十几次、几十次，又使它具备了极为良好的传承性；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教科书语言的日趋完善和规范，为国语的传播提供了最好的范本。因此，在白话文传播的过程中，教科书是规范汉语、传播汉语的最佳途径，对国语的传播起到了更为基础和广泛的作用。
    教育政策的推动
    白话文教科书的产生始于清末维新运动时期的白话文运动，自1906年清学部颁布了一系列审定教科书的凡例和章程后，由民间编写、由教育部审定颁行的教科书编审制度就正式确立并一直被继承下来。教科书编写权被下放，为民间力量的广泛参与，为近代教科书的繁荣和竞争提供了制度保证。
    1912年民国建立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对教科书审定内容作了详细规定，标志着教科书审定制的确立。所谓“审定制”，即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通过所设定的教材审定机构，对出版单位编纂的各类教材进行审查鉴定，审定通过后允许其出版、发行、使用。无论是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还是中等学校、师范学校的教科书，都可以自行编辑，只要送请教育部审定即可通行。这一制度为教材编写留下了极大的自由空间。
    教育部于1920年1月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同年4月，教育部又规定截至1922年止，凡用文言文编的教科书一律废止，采用语体文。北洋政府时期，政府规定审定的教科书有效期为5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南京政府规定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有效期为6个学期。这些制度为新式国语教科书的编纂与更新替代提供了明确的期限，大大刺激了白话教科书发展的速度。
    庞大市场的支撑
    国语传播的范围最初只在知识界，中华民国成立后明令“初等小学4年，为义务教育”，这是中央政府明令推行义务教育的开始。1917年7月，教育部《国民学校令》的颁布，使义务教育走上了正规化、制度化的道路。1920年，教育部通令将“国文”改为“国语”，以国语为教学语言，变文言文为白话文，使国语在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同时通过教育系统的强制推行，又为国语的推广提供了便利，更多的民众得以进入学校接受现代教育，国语教材的受众迅速、大量地增加了。
    到1946年底，全国设立国民学校、中心国民学校与其他小学237000所；当时共有学龄儿童38173765人，已受教育的儿童29890227人，约占学龄儿童总数的76%多。义务教育的推动，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加上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的崛起，使得民国时期的教育事业向平民教育的方向推进，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接受教育，越来越多的人在接受教育的同时接触并逐渐掌握了国语。
    商业价值的激励
    强制性的法律保障，不断增长的庞大的阅读群体，如此强大的教科书市场，带来了十分可观的利润空间，自然吸引了众多商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不断开发、完善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在民国时期仅出版小学国语教科书就达64套之多，有的教科书还多次重印，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1926年初版，至1927年其第1册至第8册已经分别发行2686版至946版不等；《复兴国语教科书》1933年初版，至1935年6月第2册已发行615版，第4册至1934年11月已发行335版，第5册至1934年12月也已发行335版。如此再版数量，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而教科书发行给出版商带来的就是巨大的商业利润：商务印书馆的资本在1913年到1920年间从130万发展到300万，1922年学制改革后，其资本更猛增至500万元；由最初不足十人发展到两千余人，自有印刷厂的大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小学国语教科书37套，也因编写教科书，资本从1912年创业之初的2.5万激增至1916年的200万；并奠定了其教科书出版的发展趋势。
    因此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探说：“商务、中华、世界所以能成为出版界的翅楚，唯一的基本条件是印数最多的教科书”。可见当时教科书在出版社业务中所占分量之重。
    文化精英的参与
    一种语言要成为一种真正有声望的语言，它的使用者就必须通过书面文字，留下经典的文学作品让人接受、仿效，从而产生深刻而恒久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取决于接受者的文化程度，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尤其是在这种语言发展的初期，更关键的是取决于语言创作者们的作品。
    胡适在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主张时指出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没有新文学，连教科书都不容易编纂!”他不仅仅是积极的倡导者，更是努力的践行者。在他努力实践白话文创作的主张及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文人投入到白话文写作中，白话文教科书的编写专家群体也逐渐形成并崛起：在20世纪20—40年代就形成了三大分别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为中心的著名语文教科书编辑专家群体。这三个群体分别是由吴增祺、许国英、蒋维乔、庄适、孙俍工、傅东华、陈望道形成的商务群体，由沈星一、黎锦熙、陆费逵、孙怒潮、穆济波、宋文瀚形成的中华群体，由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等形成的开明群体，他们的活动和影响从20年代初期一直持续到40年代末。在他们的努力之下，“五四”以后“不论教育性的书刊、文艺文和理论文，白话文都成了‘正宗货’。”
    这些文化界精英，一方面选编了大量优秀、典范的白话文作品，一方面也积极、主动地创作了许多精美的白话文学作品，在进行教科书文学创作的同时，还在不断地规范、完善国语的语法、词汇、修辞。这些作品入选到白话文教科书中，不仅使得教科书的文本呈现出内容多样化、思想个性化的特点，并凭借其个人的影响力、群体的创造力、借助教科书的强大推广力，将日益规范的国语迅速传播开来。他们的辛勤耕耘，使得早期白话文教科书在科学化、民族化的道路上得以稳步发展。
    民国白话文教科书是中国近代教科书的重要标志，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它逐渐成为传播现代白话文的重要工具；它缩短了口语与书面语的距离，使学生可以系统地学习规范的白话文；它有力地推动了国语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它使得更多的平民获得和享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通过白话文教科书的广泛使用，白话取得了国家话语权力机构的强力执行与合法保障，从而成为代表国家统治权力的话语形式。同时，随着白话文教科书的广泛使用，“现代白话”逐渐形成并得到确立，“现代汉语史”这一汉语发展的全新的历史阶段也从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