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与英语世界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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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与英语世界的互动

PATHLIGHT创刊号　　PATHLIGHT“失去与寻找”主题刊　　　PATHLIGHT美国书展专刊
　　日前，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与鲁迅文学院共同主 办的“中国当代文学与英语世界的互动”研讨会暨《人民文学》杂志英语版PATHLIGHT(《路灯》)介绍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并讲 话。研讨会上，《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原外文出版社总编辑徐明强、PATHLIGHT编辑总监艾瑞克以及作家陈谦、冯唐、李洱、徐则臣、阿乙等就 “中国当代文学与英语世界的互动”这一话题阐发了各自的观点。

　　——编  者

吉狄马加：
　　文学译介是一个国家对外塑造国家形象过程中的关键一环。日本和韩国将文学的对外译介作为其国家文化战略的一部分，依靠众多基金会和中介机构完 成。日本对于安部公房、川端康成等的对外推介极为成功，对战后日本的形象提升、文化影响等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除了影视之外，包 括小说、诗歌等在内的当代文学作品译介，目前看也很成功。中国文学作为世界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日益受到国外读者的关注。中国作为文化大国，正在向文 化强国迈进，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对外介绍我们自己？
　　中国作协对中国当代文学对外译介的投入和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在世界的扩大，外界渴望了解文学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 展，这种对应关系正在逐步形成。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至今，中国翻译的西方著作有十几万种，但西方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不过几万种，这种译介互动极 为不对称。这有历史的原因，但缺少整体的文化沟通平台也是原因之一。这方面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文学译介离不开翻译，翻译也是不断在探索的过程。虽然翻译被称为“遗憾的艺术”，但只要人类存在，只要各种民族仍在运用不同的语言，翻译就会持续下去。翻译是在第三空间创造着，它将母语中消失的东西在第三空间呈现了出来。
　　马尔克斯曾说，《百年孤独》的英译本比原著要好。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也客观反映了《百年孤独》的英文翻译中带给读者很多读西语版时难以想象的体验，这体现了翻译的重要性。
　　以诗歌的对外译介为例，就我个人的体验，诗歌的翻译要么译者本身是诗人，对母语和汉语有双重的、深刻的理解；要么借助一个懂汉语的人来合作完 成，从而创造更为独特的翻译文本。翻译的过程中，作品在另外一种语言中形成某种差异，与母语的距离到底有多大，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由作家、翻译家、出版机构等共同形成沟通机制，通过翻译创造新的文本，经这些文本将中国当代文学更好地、高水平地、艺术地体现在另一种语言中， 是当下需要我们认真做的一件事。我们的文学传媒和国际文学活动应该最大可能地实现不同国度不同语种的文学之间的互译交流，进而加深彼此的了解，增进中外文 学的互动。
施战军：
　　前一段时间，很多作家去参加美国书展，媒体上有一些反映。这些反映的真实度有多少？在现场交流的文学对话有怎样的矛盾、分歧？中国文学与世界文 学的对话程度以及进一步沟通互动的可能性怎样？这些问题促使我们思考，除了看本国同行们之外，中国作家也在自觉地看着国外作家创作的基本状况，他们时刻在 与国外文学进行着潜对话。这种对话从新文学开始时就存在，到20世纪80年代达到某种高度，到今天，这种对话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自由和自觉。
　　国外的作品只要在该国或该语种中产生重要影响，很快就能在中国看到中文版，这是一个奇迹。这说明，中国作家对于世界文学资源的了解和占有率是非 常突出的。但相比之下，中国文学对于外国的影响远远不如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这种逆差是这几年来文学界一直在谈论的话题，这构成的另一种参照系，同 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思考资源，请作家们思考，来促进我们的创作。
　　PATHLIGHT翻译成中文就是“路灯”，2011年秋天创刊，在国家的关怀和中国作协的指导和支持下，我们搭起这架对外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 桥梁。从2011年至今，PATHLIGHT影响越来越大，每年出四期，内容有的是按照文学活动来编排，比如美国书展专刊、伊斯坦布尔书展专刊等，还有鲁 迅文学奖专刊、茅盾文学奖专刊。我们希望，这架桥梁、这本刊物有自己的灵魂和自觉，所以从2013年开始，杂志开始实施以文学性为主题的刊期计划，策划的 主题包括“未来”、“速度”、“丢失与寻找”、“中国多民族文学”、“性别”、“重述历史与神话”、“自然文学”等。我们办刊的目标是，不仅要传达中国声 音、中国故事，而且要让国外读者看到中国作家是有世界眼光的，认识到他们不仅仅是中国社会的记录者，而且是人类文明的写照者。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借办刊深 入探讨，中外文学互译不对等现象的成因，以及如何寻求和建立一种对等、对称的对话和互动的路径。
陈  谦：
　　我是在英语世界用中文写作的作家，所以在两个语境中关注到一些问题。这几年都在说中国文学推介到西方，但为什么觉得读者的接受度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期待值？
　　首先我认为文学的对外译介是一项长期工作，国外读者的接受也需要时间。另外，文学不能以经济上GDP的概念理解。文学是精神世界的产物，如何让 生存条件、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等有很大差异的读者理解我们的作品并产生共鸣，是技术性非常强的工作。这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西方读者，了解文学译介的环 境、受众及其想法。
　　我经常问美国读者，他们最能够接受的亚洲作家是谁？大部分读者回答是村上春树。村上作品翻译的成功和他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度是有目共睹的。究其原 因，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新创造。村上春树的译者做到了这一点。村上作品的英译本简洁，意境也很美，英文读者很好接受。从翻译的技术上 讲，还应该考虑到译者要与原作者的文学气质相匹配。
　　文学对外译介还应了解读者构成，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完成了流行文化革命。电视、电影、流行歌曲等成了文化主流，读文学小说的基本都是“高 眉”(high brow)读者，是金字塔最上端的那些人。那么，怎样才能让高端读者接受呢？这牵涉到小说的写作方法。当年美国流行文化革命的同时，传自德国的接受美学也 在美国被普及，读者的参与被认为是文学作品的最后完成。“高眉”读者有强烈的参与愿望，他们要求小说留下足够的线索和余地，供他们补足和发挥，而不希望简 单接受作者描述的社会现象。
　　如今不少中文小说不存在强迫作者精练、藏掖、留白、暗示、多义的市场压力，不太符合美国“高眉”读者的阅读习惯；另外，一些中国小说对人物内心 缺乏关注，作品中看不到人的成长，难以吸引文学读者。而美国的“低眉”读者则喜爱类型小说、罗曼司小说，也不会对以文学内容输入的小说感兴趣。
　　最后，文学中译外其实也很重要。中国作家更好地理解外国文学，会对他们与西方读者的交流提供帮助。
冯  唐：
　　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与英语世界互动，我有三点心得。
　　第一，时候到了。大量地推介中国文学是一个大势，因为经济是第一位的。我们近百年都在学习西方，翻译西方，就是因为西方强大、发达，我们向往他 们的生活和财富。为什么说现在时候到了？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我向来不同意文化沙漠的说法，富庶的地方从来都是有文化的地方。而且，光看财务报表并不能真 正了解一个国家，这就需要通过文学，文学比财务报表更贴近生活的本原。
　　第二，不能急，需要一些时间。一部作品、一个作家在自己的文化圈、自己的语境要产生所谓的影响力也需要时间，何况是在国外。而且文学向来是窄门，向来需要相对冷静的人。
　　第三，如何将过程加快。这方面我们已经做出了各种努力，比如创办了PATHLIGHT这本杂志。在我刚刚开始写作时，根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本 杂志出来。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平台、一个推介的窗口。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坚持把它做好，只要是对的事情，坚持几辈子影响力就出来了。
　　对于我国作家来说，一是需要多阅读；如果有可能，在国外尽量久地生活一段时间，更能够体会地球就是一个村落的感觉；题材的选择上，只要能挖到人性基础的欲望、需求、恐惧、困境，就能够克服时间、地域的差异；还有就是不要陷入虚无主义，扎实地写好作品最重要。
李  洱：
　　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误解，认为西方当代文学在中国的传播，靠的是作品自身的价值。其实不是这样的。国外的书籍也是得到政府和各种组织的赞助才得以进入中国，包括文学奖获奖作家的作品。
　　海外出版方在选择中国作家的作品时，并不会太多考虑该书在中文世界里的意义。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市场，他们也倾向于选择那些较为简单的作品。一些真正反映了中国人复杂的精神生活的小说，一些在艺术上非常精微的小说，在进入海外市场的时候反而有难度。
　　这种情况下，PATHLIGHT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PATHLIGHT的编辑对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非常熟悉，他们可以更多地考虑作品本身的价值，把它们推向英语世界，推向海外，建立了一个中国文学进行海外传播的前沿阵地。
徐则臣：
　　前段时间媒体热炒中国作家美国书展“遇冷”，有些人认为，遇冷是因为中国作家和文学上不了台面。以我个人的观感，我们得在结论之前尝试深入地了 解和理解事实。唱衰固然快意，但于事无益。中国文学不仅是所有中国作家的事，还是所有中国读者、所有中国人的事。以美国人对待外来文学的态度和书展本身的 规定及限制，换了别的国家的别的作家，结果可能也一样。但在中国就成了中国作家和文学的“原罪”，定罪的恰恰是自己人。当然，正常的建设性的批评肯定没问 题，“走出去”不是一个不管不顾、埋头往前闯的力气活儿，而是要在不断地检点、反思中摸着石头过河。走出去的心态一定要好。不管怎么往外走，都得走得有尊 严，有体面，不虚美，不隐恶。这是个需要耐心和持久的事，急不得，目的性太强，动作就容易变形，破坏别人对一种异质文化的信任感。中国文学走出去起步比较 晚，大可不必着急，慢慢来；文化的隔膜和偏见有，消除隔膜和偏见的方法也有。走出去不是上供，也不是颠覆和占领，而是平等地交流，交流得越具体越好，从一 个字、一句话、一部作品、一个作家，落实到细节，一点一滴地进入他人的日常生活。
　　前段时间去拉美，我发现并非他们对中国文学没兴趣，他们很好奇，但因为翻译的太少等原因，他们缺少足够的途径来接触到中国文学，他们的好奇和兴 趣很真诚。其实他们也抱怨中国对拉美文学了解太少，为什么翻来覆去提到的都是拉美“文学爆炸”时代的那些作家？现在拉美有很多更年轻的好作家，我们真的知 之甚少。可见，在文学和文化输出上，各个国家遇到的问题都差不多，这也恰恰表明走出去的空间很大，以及走出去的必要性。
阿  乙：
　　中国作品的对外译介目前正处在一个黄金时间。它的努力包括PATHLIGHT杂志的兴办(以前我只知道有英文版一种，现在听说有8个语种)、对 作品向外翻译提供资金扶助、组织中国作家积极参加海外书展、组织中外作家对话等。有不少国外大学(比如蔚芳淑执教的利兹大学、Julia Lovell执教的伦敦大学、千野拓政执教的早稻田大学)、学者、版权代理公司以及像艾瑞克、Dave、伊爱娃、Andrea、陈安娜这样的“洋雷锋”也 在积极向外介绍中国文学。
　　正是在这样一股不小的热流下，我的小说的英文版得以在英国oneworld出版社出版，并在《华尔街日报》《爱尔兰日报》等媒体得到介绍与评论，而意大利版、法文版也正在翻译中。作品也在《GRANTA》这样的杂志发表。
　　这一切发生在我开始写作后的5年时间内。我想我得益于这样一股世界关注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积极走向世界的热潮。这样的机遇是我所崇拜的老作家所不曾经历的。
徐明强：
　　我比较早的参加了PATHLIGHT的译审工作，也从中体会到了很多感想。
　　我曾在美国成立了一家出版社——长河出版社。当时编辑提出出版诸如《孙子兵法》等传统文化的书，我查资料才发现彼时在美国已经出版过800多种不同译文的《孙子兵法》。而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品被译介得非常少，非常需要一个平台，让外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学。
　　我一直从事外宣工作，我觉得，真正好的外宣不是翻译政府文件，而是文学作品。
　　那么，怎样把中国文学传播出去？从我的本行谈谈翻译的问题吧。如果有好的作品怎样译介？我从事了一辈子的中译英工作，也曾尝试翻译文学作品，但 是不敢拿出来，因为不是母语翻译。我们现在的翻译队伍中大多是将外文翻译成中文的，很少是将中文翻译成外文的。另外，文学翻译完全不同于公文翻译，如果译 者没有文学的才能，是翻译不出韵味的。而没有韵味最根本是因为非母语。比如一句教授说的话和一句三轮车夫说的话，中文译者翻译出的两句话可能都很标准，但 没有差别，三轮车夫语言中的幽默可能很难传达，而作家创作的好东西可能就在这很难翻译的幽默里面。PATHLIGHT邀请了以艾瑞克为代表的母语译者团 队。我在译审的过程中，对铁凝的《伊琳娜的礼帽》印象深刻，翻译得非常好，把女主人公的每一个动作反映她的心理细微的感觉翻译出来了。
　　有可能的话，我希望PATHLIGHT增加一个栏目——学术批评。因为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学不是特别了解，现在的访谈和译后语对读者了解作品非常 有用，我觉得学术批评更重要。增加一个文坛动向的栏目，介绍作家将要出版的作品，这个栏目就像一个“书探”，对读者有很重要的引导作用。
艾瑞克：
　　中国文学“走出去”总带有一种焦虑的心态：好像一旦走出去了，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舞台，一个“世界舞台”在等着——一登上去，全世界的目光就会投 过来，又期待又害怕。可我想说的是，情况其实不是这样。没有“世界舞台”，也没有全世界的人民都瞩目的时刻。中国文学“走出去”之后会发现，自己所处的不 像一个舞台，而更像一个唱卡拉OK的地方。里头不是一个大大的、暴露的空间，而是一个个包间，有大的有小的。每一个包间是个文学圈：一所大学的中文系、一 家文学杂志、一个城市的国际文学节、一群热情的读者。“走出去”的过程，就是慢慢认识这些不同文学圈的过程；不是登台亮相，而是去一个个的包间串门。所谓 的“国际知名度”或“国际影响”，不是说西方哪个国家的老百姓人人嘴上挂着作家的名字，而是说在很多不同的包间都有熟人，有朋友。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的话，“走出去”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就不用那么纠结、那么焦虑？对于某一位作家来说，只不过是今年参加一个国际文学节，认识 一个杂志编辑，在他的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文章被出版社的编辑看到了，编辑来信之后，开始聊出版的可能性……这肯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肯定也将是一 个轻松、扎实、快乐的过程。(李兰玉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