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今译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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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今译的局限

刘梦溪

    古籍今译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好一概而论。所谓今译，就是将原来的文言翻译成今天的白话。一些史书，包括二十四史，翻译成白话，有助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六经”要不要今译，回答起来颇费踌躇。《乐》经不传，只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存留下来，这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型态，中国人立国立身的基本价值都在五经里面。对最高经典，放在第一位考量的，是如何得其本义真义的问题。如果不能做到正确传达经的本义，则与其今译，就不如不译了。

    诗词古文类文学作品要不要今译，也须分别看待。古代诗歌的不能今译，许多人包括学术大家，都有如是的看法。唐诗、宋词、元散曲小令，或律诗、绝句、歌行等等，是古代诗歌的特殊表现方式，离开这些特殊的表现方式，古代诗歌便不复存在。这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不同。外国文字译成中文，主要是传达文字所包涵的内容信息，语言形式反而可以多种多样，既可以用白话也可以用文言进行翻译。古籍今译，尤其诗歌的今译，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同时也是文体的改变，使原来的特定文体不复存在，今译的效果不能不适得其反。这也就是旧体诗词至今还有人写、还在流传、还不能为白话诗完全取代的原因。人们常说的，经过今译能否保持原诗的神韵，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所在。

    古代的书面文字，即通常所说的文言文，本身有一个演化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文体，文字的难易，很有分别。孔、孟、荀、韩、庄、老等先秦诸子之文，并不特别难读，篇幅短，反复涵咏，文义自见。难读的是“六经”原典和经解经注。汉赋也很难读。唐宋古文就要好读一些。宋儒语录，已接近当时的白话。清代知识分子处境艰难，有时不免在文字里捉迷藏，越晚越容易读这个话，还不好说定。而且难易系相对而言，不同的读者对象有不同的要求。专门的研究者，不需要今译。一般古典文学爱好者，如果不喜欢古典文学的语言形式，就谈不上爱好。因此我倾向认为，除史书等少数例外，大多数古代典籍一般都不需要今译。

    还可以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谈这个问题。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宏富，但流传下来成为今天人们生活组成部分的文化元素，并不很多。连汉民族的服饰，也没有真正流传下来。唐宋装漂亮，日本多有承继，我们自己则由于清代的雉发易服，反而从中阻断了。文言文作为古代典籍的一种载体，只要古代典籍本身尚有生命力，文言文就不会死亡。文言外壳包裹着的有我们民族活的文化传统，不能因为白话文成为普通的书面文体，而抹煞了文言文传承历史文化的伟大功绩。

    “五四”文学革命，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自然是无法阻遏的历史潮流，但对文言文历史作用的估计，“五四”先贤们不无偏颇。他们的心态过于急切，没有充分顾及文化本身的特性，致使后“五四”时期各种类型的新文学史，很少为旧体诗词的写作者留一席地位。只有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是个例外。而钱锺书先生的学术著作《管锥编》，撰写于七十年代末，用的是典雅纯正的文言，这又该如何评价?要不要也今译一番?

    古籍今译的局限不可忽视。如果长此以往，各出版机构争相今译，甚至造成今译成为流行，原典反被冷落，青少年只以读白话的古代作品为满足，文化传承便成了一句空话。中国文化的最高经典“五经”，以及《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书”，最好是直接读原典。不涵永原典原文，难以得其滋味。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在于其不可代替性。今译得再好，也难逃离“本”之讥。我所说的“本”，不仅指内容，而且包括文体和语言表达方式。

    古籍今译大热起来虽然是近年的事情，追根溯源倒也渊源有自。“五四”以后，郭沫若翻译过屈原的作品，后来文怀沙又译过。陈子展、余冠英则试译过《诗经》。五十年代初期有关部门曾予以提倡，以为是整理和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一种可行的方法。实际上，大多数今译的试验都没有成功，没有哪一个读者肯抛开原文而去读译作。大手笔尚且难以奏效，如今临时凑人马，急着赶进度，一出就是逾千万字的全译本，结果可想而知。

    因此依笔者之见，古籍今译不宜大力提倡，不必大规模的施行。更迫切需要的是，不忘我民族的历史地位，养成阅读原典原文的风气，使今日之中国和历史的中国连成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