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我对三十年代文学偶像的成就总有几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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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我对三十年代文学偶像的成就总有几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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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爱红成癖，六谷中高粱独尊，不过他并未附会红军。在莫言笔下，游击司令余占鳌集地方豪强、帮会老大、江湖巨寇与社稷忠良诸般观念于一身，他什么党也不是，什么党也不要他不容他。

红高粱

文学家使某些植物完全脱离植物学，化为某种理想的人格，千百年来在松竹梅等几种植物中打转，到莫言有了一大突破。他将高粱提升到人文的层次。

按，作家垂青高粱，与对日战争有关。日军侵略中国，占领了东北和华北，两处都盛产高粱。高粱是高秆作物，夏天长成，层层叠叠，连绵万顷，俗称青纱帐，抗日打游击要靠青纱帐掩护。抗日文学写青纱帐者多矣，如今莫言以遮天蔽地的气势，神话史诗的手法，将高粱与神州大地炎黄世胄合一。他一次把高粱写足了，使读者“五岳归来不看山”。在他之前，描写高粱的片片段段，虽言之有文恐亦不再行之久远。——你看，“一次写足”是很重要的!

高粱在长成时通体碧青，故曰青纱帐。一旦高粱熟了，顶穗艳红，故曰“红高粱”。莫言爱红成癖，六谷中高粱独尊，不过他并未附会红军。在莫言笔下，游击司令余占鳌集地方豪强、帮会老大、江湖巨寇与社稷忠良诸般观念于一身，他什么党也不是，什么党也不要他不容他。可是抗日战争给这样的人一个地位，“当其贯日月，党派安足论!”莫言写抗战不忍埋没这样的典型，我很佩服。国内能容许这样的人物典型在抗日游击战中分一炷香火，是政策开放，也是莫言实在写得好。——作家的发言权跟他的创作水准成正比，有时候。

“红高粱”有其人物原型，例如余司令枪毙了叔叔余大牙。大牙对占鳌有恩，但他不该强暴民女。余司令给叔父磕了个头，秉公执法，又把葬礼办得十分隆重，并在大出丧之日披麻戴孝充当孝子。本案的告发，辩论，判决，执行，善后，是小说的精彩情节之一，鲁老犹存，当能指出这是何时何地何等人的作为。那些人身死名灭，但其行谊成为渔樵闲话，进入莫言的小说。原来那人是谁似乎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好汉有这样的精神，中国需要这样的精神(不是这样的行为)，不可将之埋没。

“红高粱”的另一件大事是，日本军队为了修建公路，要砍掉很多很多高粱。这是高粱的浩劫。由于高粱象征中国人，所以“屠杀”由日本军队出面，并在屠杀高粱的现场杀人剥皮。这恐怕是为文造境了。使用高粱田修公路其事绝对有，但征用劳力整平路基一定责成当地汉奸政府来做，“皇军”不会亲自出马。他们重视威仪，不亲鄙事，再说，青纱帐里，他敢?《红高粱》拍成的电影里，高粱夹道而立，抗日英雄躲在高粱地里，把酒精弹埋在路上，两辆日本军车驰过，立时炸毁。以我所知，在日军占领区内，公路两旁步枪射程以内一律不准种植高粱，即使如此，在青纱帐期间，两辆军车也不敢单独出动。我们的抗战文学还有许多相沿成风的写法，等待大作家脱尽窠臼。

截击汽车的情节，小说和电影不同。有一种农具叫做“耙”，今天海外没见过耙的人恐怕比没见过高粱田的人还要多。耙的形状像梯子，插满了尖锐的钢钉，使用时钢尖向下，人站在耙上，牛拉着耙走，用钉尖把刚刚犂过的土块割碎拌匀，以便播种。游击队拿来钢尖向上铺在公路上，农村几乎家家有耙，征集不难，可以一夕之间使公路变成钉板刀山。汽车车队来了，如果前进，轮胎一定穿孔，如果后退，车辆已经挤在一起，运转谈何容易?这时游击队开火攻击，车队完全陷于被动，定要蒙受很大的损失。在《红高粱》小说里面，余占鳌用的就是这个办法。

发明“钉耙战术”的人真是个游击天才，就地取材，四两拨千斤。不过据我所知，抗战期间这个战术并未出现，抗战胜利，国共全面冲突，它才大发威力。言念及此，对于抗战结束后和平之终不可得，内战之终不可免，油然而生涂炭之痛，多少事只好欲说还休了!

左翼文学熏陶纪事

我在读小学的时候，一度亲近郁达夫的作品，他写漂泊的经验很吸引我，他使我觉得漂泊有一种无形的美感。他的作品常常写人在流离不安中同情受苦的老百姓，漂泊的人因此减轻了自己的痛苦。我们那一伙文艺青年，得意的时候读老舍，老舍教我们冷讽热嘲、幸灾乐祸;失意的时候读鲁迅，鲁迅替我们骂人;在家读巴金，巴金教我们怎样讨厌家庭;离家读郁达夫，他教我们怎样流亡，怎样在流亡中保持小资产阶级的忧郁，无产阶级的坚忍，资产阶级的诗情画意。

我也是小学时代亲近冰心，后来觉得她的语言夹生，节奏紊乱。我到台湾后一度主编“中国语文月刊”，该刊的主要读者是中学的中文教师和学生，我曾经想开辟专栏，选择“台湾能够容忍的三十年代作家”，刊出他们的旧文，加以注释分析，帮助学生提升写作水平，这时才发觉许多前贤修辞马虎，有时造句也不通顺，尽管留下“杰作”，却不能做学习的范本。我把这个发现告诉某一位教授，他“顺藤摸瓜”，寻找病人，罗列病例，写了一篇无情的论文，我确实吓了一跳。

我不喜欢鲁迅，那时我从未说出口来，即使是今天，说这句话还有些胆怯。我知道陈西滢、梁实秋、胡秋原、苏雪林也不喜欢鲁迅，但是我那时并未读到他们的评论，我的耳目所及尽是高度称颂。我不喜欢他大概是气性使然，我欣赏文学固然有局限，鲁迅先生恐怕也未能把他的气性完全升华转化。如果说读书变化气质，我拒绝变成这样的人，我也不能欣赏、不敢亲近这样的人。我在说我学习的过程，并非搞文学评论。

我也不喜欢巴金、茅盾、郭沫若，他们都是高大的文学偶像，我对他们的成就总有几分怀疑。香港作家林以亮为乔志高译的《大亨小传》作序，文中有一般插话，他说，昔人那样推崇斯坦贝克，后人看来未免有些不好意思。我想斯坦贝克的名字也可以换成别人，例如巴金……那时我觉得他们的作品冷酷，不能陶情怡性。后来到台湾，我进文宣单位做事，知道文学作品可以先定方向，然后朝着方向设计。苏东坡设计“危险”，写出“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他拼贴足以产生危险的四项因素，事实上四项因素并未同时存在。巴金、茅盾、郭沫若都是设计大师，他们根据革命的需要拼贴情境，构成“语文的世界”，评论家以“写实主义”之名推广，代换人生的现在和未来。“写实”并非“写事实”，但是那时并没有人告诉我二者有别。

我爱好文学，但是没参加过他们的“读书会”，所以无从领会那些作品的价值。那时读书会是个很普遍的组织，左翼作品的内涵外延，靠它解说引申;左翼作品的正确伟大，靠它肯定建立;左翼作品前瞻方向，靠它指点导引。假如巴金的《家》是《马太福音》，读书会就是各地的教堂。没有教堂，《马太福音》只是一个小册子，有了教堂，《马太福音》就是《圣经》。有一位学者说，左翼文学并未发生多大影响，他举当年那些作品的销售数字为证，他忽略了：第一，当年一本书全家看，全校看;第二，读书会的组织和教化。正因为如此，台湾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严厉取缔读书会和类似的组织，绝不手软。我如此说，只是指出前因后果。

左翼文学的主调指出，现实社会完全令人绝望，读书会则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左翼文学设计谜面，读书会揭露谜底，左翼文学公开而不违法，读书会违法而不公开，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文学作家把足球盘到网口，读书会临门一脚。一九八几年我在纽约，参加了一个小型的茶会，小说家於梨华在座。中国大陆来的一位作家问我，当年青年普遍左倾，我何以能脱离影响。我说这得从《阿Q正传》说起，赵家被人抢劫，阿Q蒙嫌受审，法官问作案始末，阿Q很委屈地说：“他们没来叫我!”一座皆笑，只有於梨华尖声说：“你万幸!”巴金老人晚年呼吁成立现代文学馆，他说：“我们的现代文学好比是一所预备学校，把无数战士输送到革命战场，难道对新中国的诞生就没有丝毫的功劳?”同为前辈先贤，我想鲁迅在这方面的功劳比他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