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适合农村：对20世纪初到1949年教科书的研究

管季超0712

教科书适合农村：对20世纪初到1949年教科书的研究

文章来源： 《课程教材教法》2013年第6期 作者： 李长吉 张文娟

摘要：从20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五十年间教科书适切于农村的探索历程呈现了八个方面的情形，并具有五个方面的特点。其情形与特点所带来的启发意义是：应由代表农村师生利益的力量为研究与实践主体，站在农村师生的视角，以乡村文化为根基，在统一基础上开发灵活多样的教科书。

关键词：教科书；农村

教科书原是班级授课制的产物，20世纪初跟随新式教育从欧美工业国家移植到中国这样一个农村和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国家。因为教科书在很大程度上适合大工业生产下的教育，相对于农业国家而言有诸多不适应，所以一些学者开始了促使教科书适合国情、适合农村地区的努力。

一、教科书适合农村的探索与努力

（一）教科书本土意识萌芽与觉醒

20世纪初，新式教育在我国兴起，它移植自欧美工业文明国家，在本质上与我国乡土性质的旧学教育迥然不同，与乡村社会更是相疏离。作为其教学内容传播载体的教科书亦不例外地倾向城市而偏离乡村。这个时候的教科书多是直接翻译自国外教科书，在国内的适切性可想而知。受国外教科书的影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甚至更早的时间已有中国人自编的教科书。毕苑总结道：“一般公认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师范生陈懋治等人编《蒙学课本》三编，还有1898年无锡三等学堂俞复、丁宝书、杜嗣程和吴稚晖等创办者编就的《蒙学课本》，是中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1]“文明书局20世纪初推出的一套‘蒙学教科书’……在学科设置上较明显地具有了近代学科意识。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按照学制规程来编辑课文，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2]

遗憾的是，这个时候的教科书大多是模仿国外教科书，或者是教科书内容仿照了国外教科书，或者是编写人员受到国外思想的影响。文明书局所编教科书在学科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学习和改良了日译教科书；而在商务印书馆方面，在其编写队伍中，像蔡元培、张元济等大多数名家，都有着留学背景，他们或开办过新式教育，或任教于新式学堂，或编译过许多西学书籍，总之他们的经历或教育背景与城市化色彩浓重的西方和西方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或多或少有着照搬外国书本的做法。这样一来，他们所编的教科书对于国内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而言，也不敢有太多奢望。

尽管如此，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仍然是难能可贵的。虽然这种自编教科书的本土意识是在全国范围，还没有明确指向广大农村，但毕竟对我国实际国情有了考虑，中国人开始了编写符合本国国情教科书的思考，这为对于农村适切性的考虑提示了方向、奠定了基础。这种自编教科书的意识后来在20世纪20—30年代乡村教育运动中有了进一步发展，关注本土的目光逐渐由全国转向广大农村，并最终投向广大农村地区。

（二）教科书教授者与农村密切联系

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教育家们，认识到农村教育的发展靠那些鄙夷农村、难以安心农村教育的教师，是没有希望的，将农村教育的希望寄托在热爱并专职从事农村教育的教师身上。概括而言，有两条途径加强教师与农村的联系：第一，设置专门的乡村师范学校，设置乡村教育科，以养成乡村师范生；第二，农村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具备联系农村实际灵活使用教科书的意识与能力。

黄质夫认为，那些嫌弃、鄙视乡村教育的乡村教师不会给乡村带来新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全在乡村师范学校以及乡村师范生。坚信乡村师范是乡村文化的中心，提出师范教育必须切合中国乡村。[3]他们大力提倡改良乡村师范教育，设置专门的加强教师（尤其是职前教师即师范生）与农村联系的学科及学校，以培养热爱并乐于乡村工作的教师。余家菊认为，“教育的发源地是师范学校，教育的根本是师范教育，纠正师范教育的错误，补足师范教育的缺点，乃是教育改进的要者”。[4]提出在师范学校设置乡村教育科，创立乡村试验学校，将所学教学理论运用到乡间教学实验，各科教学着眼于乡村，养成服务乡村的精神。[5]这两项提议切中时弊，得到当时教育界的广泛认同。黄炎培也提出“宜于普通师范学校外特设乡村师范学校，以养成乡村教员。”[6]蒋梦麟认为，可以考虑将师范教育分为城市与乡村两组，使乡村拥有自己的师范生，并且曾邀请陶行知为浙江办了一所培养农村师资的师范学校——湘湖师范。[7]对于乡村师范学校，黄炎培主张：宜设置于整个乡村改进范围中，使一般师范生，以一部分时间研究理论，输入知识，同时以一部分时间在教师指导下，从事农村教育和其他一切改进事业的实习。[8]

有的学者从教师本身出发，注重教师在农村教学过程中对于教科书结合实际的灵活使用，张宗麟认为，怎样用教科书是关键，他非常重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教师不必过于依靠教科书，而完全可以根据实际灵活调整教科书内容，纠正其中的错误偏向。[9]

（三）教科书内容的地域化与实用化

乡村教育家们主张教科书内容需适当联系农村实际环境，从农村和农民已有基础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归纳来讲，教科书实现其内容的地域化与实用化，需由熟悉教科书使用地区即农村的人（农村教师或其他从事相关工作的人）来编写；编写时需以所在地区的常见生活情境（物产、民俗、文化等）、职业分工等为依据，考虑农村学生与当地的原有基础和生存发展需要。

王拱璧主张，在教科书由教师结合实际自行编写并在其中增加一些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的内容，实施农教合一。[10]陶行知主张，乡村教育的内容要以乡村生活为中心内容，应对稻粱粟麦稷下功夫，和马牛羊鸡犬做朋友，走和生活结合、和农民结合的道路。[11]同样，教科书也应以生活为中心，切合实际，能够反映现代社会生活的整个系统。晏阳初倡导并开展的乡村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所采用的教材是他们根据农村地理状况和农村民俗、民歌、鼓词等内容，用白话文自编的农民文化教育的教材和读物。[12]梁漱溟所倡导的乡农教育的课程内容除了识字、音乐和精神讲话等各乡农学校共同课程之外，就是因地因校制宜设置的课程，如自卫及有关生产技术等。[13]邰爽秋倡导民生教育，强调教材的实用化、通俗化，符合农村当时经济文化教育发展实际状况，适应农村劳苦大众的需要。[14]黄炎培根据其职业教育思想，提出“乡村生活偏于农工，即乡村学校宜注重农工。就令不特设农工学校，亦宜于普通学校内设农工科；且宜于普通学校教授注重农工教材[15]”。廖世承对于教科书编写，认为初中应该以应用为原则，这样即便辍学，学生也能学到实用知识，高中则可根据各学科系统编写；[16]教科书的选择则应该考虑到中学生的基础和需要以及当地的具体情况两大方面。主张中学教育改造必须适合国情及地方需要，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不能隔膜和疏远，使学生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17]蒋梦麟提出改革中小学阶段的教科书，使之注重应用和实际需要，课程教材方面尤其应注意乡村方面的内容。[18]邱椿提出简化课程，教科书能够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切合实用，义务教育才有出路。[19]卢作孚主张教科书要实实在在地根据学生的生活环境和以往经验，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选取、编排教材，指出：“环境是活动的，时时改变的；这种改变，就是社会运动。所以学校的课程脱不了社会运动……我们应该从野外去获得自然的知识，到社会上去获得社会的知识……从小孩的有兴趣的实际生活中去求知识，却找教材，这便是很好的课程。”[20]潘光旦提醒要“务本、不忘本”，即参考固有的背景与环境，从身边固有事物做起，不好高骛远。[21]认为只有这样讲求本末的教育才是真正的位育教育，并且“很大一部分的工作应从乡土教育人手”[22]，因为乡土教育有助于明确本末关系、落实实效、引发桑梓之情、使人不轻去其乡、进而增益地方建设。

（四）教科书教学方式对农村生产生活实际的依托

教学过程中以农村现有条件为基础，注重与生产生活实际相联系的教学方式，能最大程度上避免教科书内容脱离农村社会现实，避免内容的空乏、抽象、无用。总结乡村教育家的观点如下：在时间上，教、学、生活与生产应同时并行，互相促进；在距离上，要由近及远，从眼前、身边、周围事物出发进行教学；在目标上，以符合个人生存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为准。

黄质夫提倡“树人树木，且耕且读”，主张农村学生的学习结合当地的生活和生产。以便使学生不至于进学校学习之后就只会游手好闲。[23]陶行知把教科书视为一种生活的工具，一种做的工具，主张教科书的教授应该与实际生产生活相结合，主张在做中学。[24]他曾批评当时的教科书“不教小朋友在家里、校里、村里、市里去干一点小建设、小生产以立建国之基础，却教小孩子去治国平天下”[25]。黄炎培提倡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他办职业教育的通则就在于实地切实去做，在于事先试验有效，在于切实深入相应的职业环境。他认为职业教育的唯一生命力在于社会化，即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状况，考虑社会需求。[26]蔡元培提出：“现在规定中小学校教育，以养成独立生活之技能与增加生产之能力为中心，则可以纠正过去之缺点，增进推广小学教育之助力。”[27]

（五）教科书版本对于农村的关照

一部分近代教育家认为，教科书的版本考虑发放使用地区的自然条件与社会实际非常重要和必要。归纳教科书版本对于农村的关照，有以下三种主张。

第一，按照因自然与社会条件形成的地理区域编写不同的教科书。主要表现在按城乡分编。有的明确指出由当地教师和致力于乡村教育的专家或书局编写，有的只是提出这一主张，而对于由谁来编写未作说明。王拱璧等人主张教师使用自编教材；晏阳初乡村建设中采用的教材就是由乡村教育家根据农村地理状况和农村民俗、民歌、鼓词等内容用白话文自编写；蔡元培曾在1934年《题上海儿童书局分部互用儿童国语教科书》中介绍过上海儿童书局的做法，即按我国不同地区将国语分编为北、中、南三部，书中图画及名词皆为当地儿童生活中所熟悉。[28]吴研因认为，选择教材必须根据学校所在地方的需要，乡村和城市、农业区和工业区、富庶地和贫苦地的教材选择不能一样。[29]卢作孚认为，教科书的编写应该“凡是农业上、工业上、商业上、交通、产业……是一般人民必须知道的知识，都告诉他们，若编成教材，与工人用的不能一样；市场上用的教材，与乡村用的，不能一样，甚至可以分编，农工商贩各编一册的，本地、本省、国内、世界也可以分别编，这样，就要切合一些。”[30]即可以按照不同的地区范围或职业编写不同的教科书，供不同地方不同的人群使用，认为这样切合一些。傅葆琛也认为，农村小学在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教学计划、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应紧密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而不应与城市的小学教育完全相同。[31]

第二，有所保留，分编部分。一种观点是根据科目，主张只把一些地域性强的科目进行分编，其他科目全国共用一种版本。例如，张宗麟主张部分科目分编，认为语文和数学两科勉强可以使用统一版本，但是社会、自然、常识等地域性较强的科目全国统一编写就不太合适。[32]另一种观点则主要针对农村内部不同学校之间，例如，梁漱溟认为，“乡村功课约可分为两大类：甲、各乡校同有的功课，如识字、音乐唱歌等；乙、各乡校不必相同的功课：各乡校事实上必须应付他的环境来解决问题，才能发生我们所希望的作用与效果，故须自有他因时因地的功课。”[33]

第三，只在某个学段考虑不同地区的需要而进行分编。董渭川就认为，中学教材应该因地制宜，各地方可以有所不同。[34]比起根据地区分编，这种观点声音稍显微弱，但此种观点不可忽视。

（六）教科书以乡土文化为根基

我国是乡村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国家，教科书进入农村，所代表的工业文化、城市主流文化以及国家意志亦随之进入地方并与农村文化交锋，要实现二者的适应，教科书方面能够“入乡随俗”很关键。有学者认识到这一点并尝试通过对乡村文化的认识与尊重增进乡村教育的成效，呈现给乡村学生的是以教科书的形式出现但却弥散着乡土文化气息、有着中国风格的教学内容。教科书也据此增进在农村的适切性。

梁漱溟较早的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差别。他认为，中国社会是乡村社会，有着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乡土文化。[35]显然，代表西方社会文化的教科书迁移到有着浓郁乡村文化的乡村中来会有诸多的不适宜。适合农村的教科书，应该是扎根于乡村文化的教科书，应该是与乡村文化相结合的教科书。潘光旦提出“位育”的概念，并用以代替“适应”或“顺应”的提法。他提醒办乡村教育的人注意要务本而不应忘本，即要以乡村背景为本，认清并扎根乡土文化而不应错把西方社会和城市误认为乡村教育的本。[36]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也开始从文化的角度解读农村。在《文字下乡》中提醒人们尤其是那些提倡文字下乡的人注意，文字和语言传情达意上可能会具有不完整性甚至可能还会“走样”，希望人们能够考虑到深处乡村的文字和语言的特点，“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37]

（七）教科书教学环境同农村经济生产发展进步相联系

近代教育家们认为，只有对农村经济生产有所助益，使得教学与当地经济发展之间能够形成良性循环的教科书，才算得上是适合农村的教科书。

教科书教学环境离不开农村经济生产发展的保障，农村经济生产发展进步才能保证农村学校建设和文化活动的开展，留住优秀教师，为乡村学生提供充足的学习时间。否则，农村经济生产发展滞后，正如李大钊所描述的农村教育机关不完备，相关文化部门稀少，小学教师知识陈旧，乡村子弟如牛马般在田园做工而无暇知识与精神上的修养。[38]这些恶劣的教学条件将使教科书在农村寸步难行，不利于教科书农村适切性的实现。黄炎培提出“先富后教”，强调农村经济与生产发展是保障教科书在农村顺利得以使用的先决条件。[39]

教科书应该考虑和兼顾当地农村生产发展与建设的需要，并进行相应的尝试，这会对当地经济与生产的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从而为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提供可能。邰爽秋所倡导的民生教育即是“以发展人民生计的经济活动为脊干，来改进民众生活，扶植社会生存，保障群众生命而达到民族复兴的教育”。[40]

（八）教科书实施的行政力量推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至20世纪40年代末的这段时间，我国遭受外侵和内战而发展步调混乱。但这并未中断学者们在教育上的探索，对于教科书农村适合性的探索出现了另外一种形式，即通过政令上对农村的强调与重视增进教科书的农村适合性。惨遭战火的农村及教科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不同的政治力量的重视与关注。这种关注既有领导人的强调与重视，也有以政令形式对于具体实施过程的强制督办。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批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29]强调小学教科书要从农民实际需要出发，并要求通过切实的、有计划的调查来了解城市和农村的基本情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才能知晓农民的实际需要。[42]1938年3月7日的《教育实施方针》强调：“先从教材、师资两大问题调整入手，根据国情及现时环境，建立一个适于中国需要的教育制度”，“应注重乡土教育”。[43]此外，中共方面，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都颁布有条例、纲领等对于农民的教育予以一定的重视和指导。当时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1938年4月颁布要求农村需要与工业需要并进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44]；1941年3月15日，公布《各省市搜集或编辑地方教材办法》。[45]

二、教科书适合农村探索与努力的特点

（一）关于探索主体

近代至新中国成立前致力于教科书适合农村的探索与努力的主体，以学者居多，尤其是海外留学归来的爱国学者。他们从国外归来并在国内外的对比中发现存在的问题，之后积极奔走呼告，他们是20世纪20—30年代致力于教科书适合中国尤其是中国广大农村的发起人与倡导者。另外，在学者之中，也有土生土长的农民出身的学者。他们出现在时局动荡的30—40年代，与之前致力于教科书适合农村的探索者相比，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影响上，还都不够强势有力。但是，毕竟教科书适合农村的探索主体有了从单纯的留学归来学者到农民代表学者的转变，预示着新的希望。对此，国外有识之士也曾给予过肯定：罗格教授（Harold Rugg）看到了当时的新式教育亦即学校教育不符合社会需要，更不能迎合当地文化的需要。建议因地制宜，注意农村生活、人口问题、交通事业、卫生设施与一般民众知识提高五大方面，并且认为新教育的领袖应根据中国需要在国内养成，而非留学归来的人员。[46]在这两类探索主体当中，如果说前者的影响在近代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这段时间占居了主要地位的话，那么后者则代表新的力量，给了教科书适切于农村以新的希望。

与以上学术力量相比而言，从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五十年的时间里，行政或者说国：。家的力量稍显薄弱。

（二）关于探索的依靠力量

教科书使用地区及其使用者即农村及农村师生的重要性与潜在的巨大能量，在教科书农村适合性的探索过程中被学者们和各种行政力量所发觉，并在探索过程得到了较为客观的认识和扬长避短的开发。

近代探索者们在指出乡村种种不利于教科书教学的弊端的同时，也肯定了乡村的优点与长处，认为如果教科书教学能够针对所在乡村实际扬长避短、结合当地优势积极开发课程资源，必定有望实现教科书与农村两相恰切的状态。对于农村学生，他们在指出这一群体中存在的安于现状、竞争合作意识薄弱、信息闭塞等与现代化和城市化相悖、不利于教科书教学的缺点之外，也肯定了农村学生身上淳朴、善良、向往美好生活的本性和勤劳、踏实、吃苦耐劳的美德，对于农村学生迫切希望改变所处现状和憧憬美好未来的心情给予了深深的同情，对提高教科书在农村的教学质量给予深深的期望。以乡村教育运动为代表，许多教科书与农村实际相结合的试验活动就是以农村为场地展开的，许多有关教科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等方面的意见与建议也都是从农村师生和广大农村人民中搜集整理而来，教科书教学与农村实际、与农民日常生产生活得到了充分结合。农村成为近代探索教科书适合农村的主战场，农村师生成为近代探索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关于探索方式

回顾近代教科书农村适合性的探索历程可以发现，近代学者和行政力量的努力主要付诸两种形式：文本的形式和活动的形式。

第一，文本的形式。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阐发自己对于教科书农村适合性的理解与主张。我们可以在近代许多教育家的文章与著作中找到这样的印迹。各种行政力量将对于教科书与农村关系的价值判断形成文件，以政策、纲领、法规等形式在现实中强制执行。这一点在20世纪40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与国民党统治的地区所发布的一系列政策纲领等文件中可见一斑。

第二，活动的形式。无论是学者还是行政力量并没有满足书面文字上的讨论，而是在实践中通过调查、试验、举行会议等活动，对于教科书适合农村进行了探索性的尝试、检验与探讨。农村人民尤其是农村师生对于教科书的意见与建议通过各种调查被搜集上来并整理进教科书，适合农村地区的教科书版本编写后被有计划地下发到特定地区试行以检验其效果，教科书的学习被带到农村生产建设中去，对于教科书进一步的修订意见在召开会议过程中得以集中、统合与采纳。

（四）关于探索的视角与范围

就探索视角而言，近代对于教科书农村适合性的探索从教育领域内延展到教育领域之外的经济、文化等领域。多数学者从教育内部寻找原因并弥补缺陷，尝试通过教学方式的改变，农村师资热情与能力的增进，教学设备、设施、场地等教学条件的改善来改进教科书与农村的关系；部分学者如梁漱溟尝试从文化角度进行分析；另有学者如黄炎培、邰爽秋等则尝试从经济角度通过发展乡村经济来促进教育的进步；20世纪40年代时各种行政力量又多多少少有了一些政策或体制上的尝试。

就探索范围而言，新中国成立前的五十年有关教科书适合农村的探索具有片段性，具体来说表现在实践和时间上的片段性。实践上具有片段性，即从乡村教育家在全国各地的划区试验到抗战期间国共双方甚至外国侵略者的划区而治，从搜集农村人民对于教科书的意见到编成不同版本在划定农村地区内试行，皆为零散块状而未能全国统合协调。时间上具有片段性，一些有关教科书内容的改写改编、教学方式的改进等在农村进行的试验都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中断，其得来不易的成果和未尽的计划皆被摧毁在战争之中，断断续续而未能连贯持续。

（五）关于探索成效

探索教科书农村适合性的历程，呈现出蜿蜒曲折之态。回顾以往教科书在我国的使用及其适合农村的探索历程，先是翻译并直接使用国外的教科书，一段时间后开始自己编订出版教科书，但即便如此，所编教科书依然很难做到适合农村。这是因为编订队伍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有着留学背景，而对当时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并没有多少了解。再后来，乡村教育家们着意根据农村学生已有基础、农村生活生产实际及其需要进行教科书的编订与教学，这个时候的教科书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乡民的实际需要，理所当然地可以算是适合农村的教科书。但是，这种类型的教科书却也存在着缺陷，那就是过于关注地方特殊性而忽略中央的集中统一要求与指导，过于重视农民个别性而有失系统学习的结构性与完整性，因而其内容流于浅显、零散，不利于对学生更进一步的教育。早期的教科书编写者及乡村教育家们有一个共同特点，正是由于这一特点的制约而使得他们所进行的教科书适合农村的努力最终失败。这就是他们之中大多受到美国、丹麦、日本等国家乡村建设思潮的影响，他们或者有过留学经历，或者从城市中来到农村，除实验阶段身在农村之外长期扎根在农村的几乎没有；所以，近代的教科书实际上没能做到真正了解和顾及农村现实，没能做到彻底适合农村。但应该承认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前的五十年，尽管有曲折和困难，致力于教科书适合农村的努力是越来越有成效的。

三、对于当前的启示意义

（一）主体：代表农村师生的利益

近代对于教科书农村适合性的探索主要以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为探索主体，这些爱国学者全身心投入到寻找适合农村的教科书当中，从教科书的编写、教学到进行各种教学试验活动，都力图围绕农村师生展开。农村当时的现实教学条件被充分地考虑、农村人民和农村师生的优势与潜在力量被发觉并重视。但遗憾的是，当时占据探索主流位置的归国学者们因其海外留学的经历，虽看到了教科书适合农村的迫切性与重要性，但却难以从农村和农村师生的利益出发，对农村和农村师生的切实需求给予长期关注和了解。因此，这一点成为其失败的致命伤。

站在农村师生立场并代表他们的切身利益的探索主体，对于教科书农村适合性探索的成功非常重要。当然，有了这样的探索主体并不等于万事大吉，还需要代表农村师生利益的这一探索主体能够排除努力过程中的许多困难和无奈，将农村师生的发展优先权置前而不是无限地延期。

（二）视角：站在农村师生一边从下向上看

近代致力于教科书适合农村的探索当中，有一点需要肯定的是，学者们意识到农村实际和农村的人的观点、态度和意见的重要性，之后加以重视并进一步调查了解。能够深入农村、常驻农村、观察了解农村实际，与农民打成一片，注意倾听农民心声，了解农民需要。这种从农村和农村的人这一角度看问题的研究视角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自下而上的视角能够置身农村、从农村学生和教师的角度和切身利益出发倾听到他们最真实的声音，从这一视角思考问题，必将联系到教育之外不同领域的相关事项，视野势必更加开阔，解决问题的思路也不会囿于农村范围之内。与这种自下而上的视角相对应的就是自上而下的俯视。过多地使用自上而下的视角看问题只能远离农村、漂浮于农村师生之上，以拯救者甚或旁观者出现的姿态俯瞰教科书适合农村问题，只能看到农村或者农村内部和教育内部更狭窄的范围，离解决问题越来越远。

农村的事、农村师生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国家行政力量需要多一些自下而上的眼光，多一些对于农村和农村师生的切实关怀。学者们也需要放低姿态，走近农村，多一些对于农村和农村师生的了解与同情。

（三）根基：乡村文化是源泉

在近代有关教科书适合农村的探索当中，在尝试编写适合农村师生的教科书时，会将有关农村习俗、艺术、传统习惯等方面的内容加入教科书，或者作为其中的识字内容，或者作为其中的事例，方便农村教师的讲授和农村学生的学习；在教科书讲授过程中，会将这一过程与具有农村特色的生产活动和具有乡土气息的生活习惯联系在一起讲解，讲课过程中会提到许多农村学生熟悉的事物，会用到令他们倍感亲切的农用工具。以上尝试可以说都是教科书关注到乡土文化的一些表现。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和农民占了全国大多数是我国的现实国情。教科书若要适合农村，必须扎根乡土文化，一旦脱离这一根本，教出来的学生就只会轻离其乡，只会往城里跑，只能游荡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失去根底。教科书对于乡土文化的重视和利用，在时下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在如何保有一些独具本国特色的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形势下，更具有现实意义。

（四）形式：统一要求下的灵活多样

近代教科书适合农村的发展历程显示着这样一个道理：教科书的统一与多样皆不可少。没有多样则忽视各地差异并束缚其发展潜力，没有统一则全国无法协调发展步调。近代以来尤其是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无论是乡村教育家还是后来的外侵与内战都使得对于教科书适合农村的发展过于条块分割、无法形成全国统一协调之势而归于失败。但过于强调教科书对于各地农村的适应性，又会使教科书纷繁多样而失于系统、统一、完整，直接或间接引发均衡发展和公平问题。

教科书的编写、文本内容及开发等要做到统一与多样的结合，才能既统一要求又兼顾地方差异，才能既不降低对农村学生的要求，又能够使农村学生在熟悉的环境中学习到独具特色的内容。

乡土教材以及后来校本课程的出现提醒人们，可以依据农村实际情况对教科书加以进一步的灵活诠释与调整，同时不影响全国统一规定和基本要求。也许，在这一原则下，我们能够做到的可以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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