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追星乐陶陶

马建军

一路追星乐陶陶

孝南区教研室　管季超

　　闲翻一本中学生刊物，见一谈“追星”现象的文章言有些少男少女迷恋歌星影星或别的什么“星”，“星”之生辰八字、衣食住行。结婚离婚、出国转会、诸般癖好等等皆了如指掌、津津乐道，甚至沉溺其间，荒废学业云云。作者在文末呼吁“我劝学子莫追星！”
　　看罢该文，颇多感慨。所谓“星”者，大约是某一方面做出成绩并产生较大影响者。如果此说成立的话，那么，自古以来，芸芸众生中所出之“星”何止万千，欲考察人类的“追星史”，恐怕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吧？
　　星汉灿烂，既已有年，随着科技进步，文化昌达，大众传媒的无孔不入，“追星”现象当不会绝迹。
　　“追星”现象既“地久天长”，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依我个人的体会，如果追星有道，不但不会荒废学业，还将大有益于人生呢。
　　笔者的“追星史”是从六、七岁开始的，那时随当中学教师的母亲在乡下读书。校中有一位姓李的代课教师，二十余岁，画得一手好画，写得一手好字，又极开朗健谈，引得我老跟其身后当“跟屁虫”（想来我喜欢欣赏和收集字画的嗜好与那时的耳濡目染不无关系）。所惜李教师幼年失去右臂，人送外号“一把手”。“壮士断臂”毫不影响李老师在我心中的地位，反面愈加使我敬佩。因我亲见他不但自理生活，而且能骑着“永久”，带着女友，在集市上自由穿行。李老师是我心中之“星”，我唯李老师马首是瞻。李老师叫我洗澡，我马上洗澡；李老师让我剃头，我当然要剃头。　
　　如果说儿时的我“追星”是顺乎童心，那么近二十年来，我的“追星”则越来越执着，越来越“技进乎艺”了。
　　1982年，我在武汉市郊任教，年未弱冠的我，渴望成才，工作之暇，拼命苦读。有一次读到一篇介绍“世界语”的文章，对柴门霍夫设计的这种人造语言极感兴趣。苦于找不到学习资料。于是在《人才》杂志上抄下了素所敬慕的敢峰（方玄初）同志的地址，写了封求助信。敢峰同志是景山学校首任校长，担任过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北京市社科院院长，当时是中国人才学研究会的副理事长、《人才》杂志主编，我读过他写的书和文章。
　　信发出以后以后，我后悔不迭：“人家那么忙，能回信吗？”，没想到不出一月，敢峰同志回信了，说接我信后，跑了好几个书店都未买到，但杂志社恰收到安徽大学于国健副教授寄来的一份招收“世界语学习班”面授学员的启事，转寄给我，让我直接与于老师联系。敢峰同志热情肯定我的“好学上进”，表示可以继续帮忙找学习资料，同时又委婉地建议：“我以为你可以结合现在的本职工作，研究一些教育方面的问题。大量事例证明，立足本职，更易成才。”敢峰同志的话，振聋发聩，使我明白只有脚踏实地，才能有所作为。
　　从那以后，我摒除了不少好高鹜远的念头，以研究的态度，全身心地投入到组织上分派我的本职工作中。虽然愧对敢峰同志的期望，没有什么可以矫人的成绩，但总算是勤勉的。二十年间，我当过近五年校团委书记，被评为原县级孝感市优秀团干，当选为团市委二届候补委员；当过十年班主任，有八年所带班被评为“先进班集体”；结合语文教学发表了二十余篇教研论文和百余篇各类文章，指导学生发表习作300余篇，1996年秋被推选为市中语会理事，连续五年担任市中语会《优秀习作选》编委；1993年10月，组织上调我到区教委办公室工作，我连续三年被市区宣传部门评为“模范通讯员”；1996年10月到教研室工作以后，我又从头开始学做美术教研员的工作，狠下了一番苦功，被湖北美术出版社聘请为特约编辑，有美术论文收入专书。
　　1988年暑期，我的一篇谈语文教学板书问题的文章被华师大《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选中，应邀到该校参加“全国语文板书学会成立会暨第一次年会”，并被推选为大会十名宣读论文者之一。这次会上，我得偿宿愿，见到心仪已久的语文教育界的三位专家：上海特级教师于漪老师、华东师大钟为永教授和浙江绍兴文理学院的王松泉先生。亲睹名家丰采，令我兴奋异常。三位先生的学术报告，更让我如沐春风。于老师讲自己的治学体会，谆谆告诫我们要不断锤炼自己，努力提高业务素质。王先生因多次通信，相交更无拘束。游东湖时，王先生拉我到身边合影，我趁机求教教育科研的一些问题。钟教授当着他带的硕士生的面指着我说：“第一线教师中也有人才哩，你们和他好好聊聊”。让我又感动、又惭愧。1993年，钟教授寄来该校招收中学在职教师攻读教育硕士的启事给我，虽然我因故没能参加学习，但明白这是老教授的鞭策。
　　1989年临近暑假，我偶然得知北京师范学院（即今“首都师大”）发起召开一个“全国语文教改研讨会”，会上有我倾慕已久的魏书生、宁鸿彬等名师讲学，我熬了两个通宵，写了一篇论文寄去，暑期自费参加了会议。
　　一周研讨会结束后，我想，来一趟北京不容易，何不去拜见一些学界前辈，当面求教呢？于是又逗留了十天，先后拜访了著名教育理论家顾明远教授、著名心理学家林传鼎教授、林崇德教授、演讲家李燕杰教授、青年学的创立者黄志坚教授、杜诗专家廖仲安教授，我国第一个书法学博士导师欧阳中石教授等十多位前辈，亲聆他们咳金唾玉的高论。这些声名赫赫的学界名星，没有将我这个莽莽撞撞的无名小子拒之门外，对我唐突的“不速之访”毫不责怪。他们赞赏我的好学，将平生治学要诀慨然相告，大多主动赠其新著并签名留念。因行前为了节约，所带钞票不多，京中名胜一处未游，商场一家未逛。但能领受这些仰慕已久的心中明星耳提面命，深感此行不虚。北京访学归来，我深深体会到丰子恺先生“山到成名毕竞高”这句话的道理，求知治学的眼界为开阔。
　　1991年，为了搞清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一些理论问题，我集中看了一批阅读学方面的专著，把遇到的疑问向中国阅读学会发起人重庆师大董味甘教授求教，董教授来信热情答疑，并推荐我加入了该学会，成为当时仅有的几名中学教师会员之一。同年，我又向中国文章学会常务副会长、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管金 麟教授寄上篇论文稿求教，管教授多次来信与我探讨文章学理论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等问题，并介绍我加入了中国文章学会。
　　1996年，我调入区教研室工作，领导安排我担任美术教研员，有好心的同志为我打“抱不平”，担心我非美术专业出身，学非所用，难得其门而入。但这时的我，已“追星有年”，可谓“深谙其技”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在数年之间，完成从中学语文教师到合格美术教研员的“转型”。我一方面“穷尽式”地搜集儿童美术教育类书报刊，（现已收集专书300余本，散篇论文数千篇，国内几种儿童美术教育杂志都从创刊号起收集）　以图全方位地了解研究状况；另一方面则重施“追星大法”，向各地儿童美术教育专家求教或者干脆面访。1998年应湖北美术出版社之邀执编《小画家》杂志“名师介绍”栏目后，更能“假公济私”堂而皇之地与国一流儿童美术教育专家和名师建立学术联系，先后与候令、杨景芝、杨永青、翟墨、张桂林等几十位名家有多种形式的接触，获得不少圈外人见不到的珍贵资料，有几位名家性情相契，成了好友。通过他们，又与台港澳美术教育界名家初步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并两次应邀参与全国性儿童美术教育学术会议的组织工作，在儿童美术教育圈内，也渐渐“浪得虚名”，近一二年各地不少青年教师来信向我“求教”。我知道，这一切都得益于我“追星成癖”、“追星有道”呵！
　　二十年来，所追之“星”不下数十家。“追星”的痴迷狂热绝不亚于文章开头的那些少男少女“追星族”。我对老婆月薪多少从未细问，对如何“密切联系领导”等世故人情，也“反应迟钝”，但是凡属我心中之“星”者，见其书即购藏，在报刊上见其新作必遍告同好。
　　与歌星影星们不同的是，我的心中之“星”们大多年事已高，岁月的风霜侵蚀了他们的容颜，因此，他们赠书给我，并不附赐玉照。他们从不为我们提供离婚、逃税、公堂对簿的逸闻，以助谈资；其中倒有几位譬如廖仲安先生的住房条件和我不相上下（现在应该乔迁新居了吧？我希望！）。他们的著作，我们这个小城的书店都懒得进货，更遑论像《不得不说的故事》那样列为专柜了。但是我的心中之“星”们，实实在在地以他们的博大胸怀，在各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奖掖后进的人格魅力，时时刻刻感召我、激励我，耐得寂寞，在自己的一方田地里春耕夏耘，挥洒汗水。
　　追星有乐呵，其乐陶陶！

　　■附注：此为2002年旧文，在本站为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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