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彼得斯的Speaking into the Air就是这样一本难读的书。它读来“就像路德一样,克尔恺郭尔相信,布道者常常要把核心的东西隐藏起来——在给一般人发出信息中可能隐藏着秘密的信息,对之只有知情人才能理解。”(Speaking into the Air第三章第三节)
该书内容极为庞杂,包罗万象,只能用“百科全书式”(encyclopedic)来形容,它颇像本雅明喜欢使用的“意象蒙太奇手法”——用超现实主义的拼贴方法和电影蒙太奇手法,甚至完全用引文来构成一部著作;又像是是克尔恺郭尔所言的“策略性模棱两可”,令人读来对作者的意图感到若近仍远,若即还离。在读Speaking into the Air时,我们掩卷而思,不免会觉得彼得斯在读者面前上演的本身就是一场剧中剧——其传播行为就是对其传播内容的直观论证——交流之不可能。
不过,有的书实际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读。例如,对西方读者而言,前面提到的Speaking into the Air其实是一本“将传播学学术带到大众中间”的书,不仅不难读,反而通俗可爱,能让普通读者感受到学术离日常生活很近,也可以很有趣。但是对中国读者而言,Speaking into the Air之难源于以下几个原因:
同样,彼得斯的Speaking into the Air在1999年出版时,积累了他从本科时代就开始的思考和写作成果,因此我们在阅读和解读这本书时也应该付出即使不是更多的,也应该是对等的努力吧。互惠对等原则,这是彼得斯在该书中正要反对的,然而此书本身的“编码”和“解码”却证明了对等互惠原则的效力是多么强大,这恰好也反证他立论之新颖、必要和艰难。
另外,难读的书也给我们带来应对挑战的快乐。正如切特罗姆对英尼斯两本传播学专著的评价,“他要求读者富于探索精神,愿意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坚韧力,来探索他那真知灼见和渊博学识的灿烂星空。但是,这也正是该书的魅力——它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传播学的另一面,给我们带来了获得新知的快乐。甚至还有“变态”如西奥多·阿多诺,认为文本的让人迷惑和不可解读,恰是他阅读乐趣的一部分(indecipherability is itself an element of the joy I felt in reading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