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我推荐的三本书

管季超0712

2015：我推荐的三本书

　　

　　 2015年即将结束，作为一个阅读者和写作者，我深为今年能读到那么多好书而感到高兴。在当下这个时代，各种新信息和新知识呈几何倍数增长，每年出版的新书汗牛充栋，一个人即使每天读一本书，一年也只能看300多本。实际上，就大多数人来说，每年能读两三本书，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这里所说的读书，是指那些“无用的书”。

　　 书大概分为两种：有用的书和无用的书。“有用的书”包括各种教科书和各种实用性书籍。至于“无用的书”，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求真的书，如各种非虚构、严肃的历史类、科学类和思想类著作；二是求趣的书，如各种小说、历史趣谈、新奇科技等；三是审美的书，如各种优美的文学作品、美术作品，唐诗宋词类的古典艺术，甚至所谓的心灵鸡汤也是。

　　 相对于“有用的书”，无用的书不能缺乏功利性，但可以慰藉人的心灵，在某种程度上，充斥车站机场书报亭的那些励志、权谋和官场成功学的书，应属于有用的书。

　　 很多人常常感叹没有好书看，其实好书还是不少的。当然，不是每一本书都会让每个人喜欢，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即使中国出版目前仍然受到严厉审查，但毕竟每年出版数量巨大，每个人仍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偏好，找到相应的好书。

　　 就我个人而言，偏重于历史类的书，我以为所谓“好书”，就是好读、易懂，有新意，读后大有收获。

　　 值此辞旧迎新之际，我谨以个人的经验，郑重推荐2015年度的3本历史类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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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本，许倬云先生的《说中国》，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许倬云先生当代为数不多的学贯中西的历史大家之一，他不仅是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历史学的思想家。《说中国》一书，是许先生最新以“中国”为话题而撰写的一部简明历史读物。虽然我们每个当代中国人都以“中国人”自诩，并为“中国”而感到自豪和骄傲，但如果真的追问起“中国”到底为何物，想来大多数人都会感到茫然不知。

　　 《说中国》认为，“中国”作为一种群体认同，在历史上是不断变化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中国”。“中国”二字，最早出现在周代青铜器“何尊”（1963年出土于宝鸡）的铭文中。之前，曾有葛兆光先生写作了《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葛先生为本书特意撰写了一篇万字长文。相对而言，许先生的阐述较少学术语言，比较浅显易懂。

　　 从孔子时代起，中国就是一种文化概念，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说法，就是“想象的共同体”——“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战国策·赵策》）“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原道》）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这种“有教无类”的优越感，主要是来自文化而不是种族。

　　 如果再进一步，“中国”作为一种文化衍变史，一直存在着（北方）游牧文化与（南方）农耕文化的对抗。“中国”在这种话语权对抗中不断的扩大，最后从一个以农耕文化、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变成“农耕+游牧”、汉胡合一的“中国”。在历史变迁中，这种族群文化的“共同体”从“华夏”到“中国”，从“天下帝国”到“征服王朝”，许先生高屋建瓴的识见，令人耳目一新。

　　

　　 第二本，吕迅《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这本书有个英文副标题：“Butterfly and Dragonfly：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Cold War 1944-1950”，翻译过来就是“蝴蝶与蜻蜓：从内战到冷战1944-1950”。本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与85岁的许先生不同，吕迅是一位80后的年轻历史学者。后生可畏，吕迅有着非凡的学术训练，他先后获得文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就学于北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并做过台湾大学和哈佛大学等著名院校的访问学者。

　　 关于中国现代史的历史著作非常多，但有时候，一个新史料的意义胜过无数推论。《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一书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它挖掘了大量最新的历史史料（包括大量来自中国、台湾、美国、日本、前苏联、韩国、欧洲的解密历史档案），这使得本书颇具解密意味。作为一位全球化时代的青年学者，吕迅将“1944-1950年内战”这一改变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变，放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之下，将中国史作为全球史的局部进行放大观察，这使得历史呈现出一种新鲜的面孔。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中国完全是美苏日等国际政治博弈的结果。

　　 关于70年前的那段历史，中国研究著作甚少，之前有易劳逸的《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和胡苏珊的《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这两部经典之作都是美国学者所著，《毁灭的种子》译后记中也提到：“至今我们也没有产生出一部比较系统的、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分析国民党为什么失败的著作。”《雪白血红》的作者张正隆曾说：写中国现代史之难，就难在我们是中国人。从某种意义上，作为后起之秀的吕迅以他的勇敢和智识填补了这项空白。

　　 关于中共在短短数年间崛起并一举解放中国，本书有这样的一份统计，“1946-1949年，苏（联）朝（鲜）通过上述线路（中苏、中朝之间的陆路和海路）运给中共的，有两千多车皮的日军作战物资，另外还有苏军的‘国际主义支援’”；与此同时，“自1946年7月29日起，美国中止了对蒋一切军事援助。由于美械对弹药及补给的需求量较大，在军火禁运的环境下，国民党军战斗力大大受限。一位东北前线的国民党军官承认：‘国军的胜利主要依靠飞机和机械化部队。一旦这些军火补给被切断，他们就无法继续取胜’。……更有甚者，中共部队还收到来自美国的‘额外’援助。”（第178~181页）

　　

　　 第三本，本人的《历史的慰藉》。本书有个副标题“历史语境下的权力、自由与生存”，由华文出版社出版。自荐虽然不是出于“敝帚自珍”，但不毕竟不同于推荐，我在此应当先以“狗尾续貂”自谦一下。

　　 《历史的慰藉》并非一本专著，它总共收入了12篇中国历史类文章，每篇文章的内容和主题各不相同，除过3篇史论性文章，其他几篇基本都属于专题史，包括戏曲史、上访史、饥荒史、跪拜史、盐史、茶史、钱史、煤炭史和商帮史。这些文章在风格上比较相似，都以极其简练的笔墨，记述了一些不为人所重视的边缘史和亚文化史。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些历史知识虽有了解的必要，但要系统地阅读一本专著（如《中国盐史》）却不太可能，那么看这样一篇详尽有趣的长文就足够了。

　　 要说到本书最大的意义，或许就是第一次将“民国十八年年馑”这段历史付诸一本面向大众的出版物。对每一个关中人来说，那场饥荒可谓铭心刻骨，但长久以来，却从未见到这方面的历史研究和写作。在本书中，笔者尽最大可能，对大量的历史史料进行了细心的整理和勘别，最后撰写成这篇3万字的《民国十八年年馑》，对饥荒的起源、过程、结果和深层原因做了全方位的剖析。本书出版后，读者普遍反应最为强烈的就是这篇文章，很多读者以自己从未听说过这场导致近半关中人口死难的饥荒而感到震惊，甚至不乏一些读者在阅读中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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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之快，甚至超出人们的理解能力和反思能力。从电影电视到互联网，再到智能手机，知识和信息越来越碎片化，时间带给人们的疼痛感越来越普遍，思考与思想不知不觉被冻结起来。相比之下，读书是一种传统而古老的智力活动，书也是对知识实现系统化，并促进人类进行思考的最佳载体。对现代人来说，阅读或许是人不同于机器的最后特征。

　　 对一个喜欢阅读的人来说，每天能见到的好书如过江之鲫，读都读不过来。但对一个不喜欢阅读的人来说，他有一万个理由不读书，或者说没有时间，或者说没有好书，甚至嫌书价太贵。

　　 实际上，最近20年，人们的收入和房价起码上涨了10倍，而书价几乎没涨；相对而言，等于书价在最近20年下降了90%。20年时间，书籍在中国基本从奢侈品变成了廉价品，甚至沦为废纸一般。对一个不读书的人，即使所有的书免费，他也是不会去看的；事实上，现在很多电子书确实都已经可以免费获得了，但中国的阅读人数并没有任何提高。在大多数读书国家，书籍价格恰恰是极其高昂的。

　　 精神需求往往要比物质需求更加难以满足，也更显奢侈。陶行知先生曾经有过这样一句忠告：如果你有两块钱，可以用一块钱买面包，而用另外一块钱来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