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汉语教学是什么样的学科——在新的形势下对学科性质、特点的再认识》

管季超0712

记者：您在国家汉办工作多年，并长期负责对外汉语教师资格审查工作，能否对整个国家对外汉语师资培养的情况作一个介绍。

　　程棠：我在一次会议上，曾把解放后我国对外汉语教师培养概括为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六十年代末采取的，从中文系毕业生中遴选，进行外语培训。当时的汉语教师大部分都是从中文系毕业生选的，个别是历史系毕业的。外语培训就是学外语。并没有考虑到普通话或其他技能的要求。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培养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这些老师中国语言文化的底子都比较扎实。这批人后来成为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骨干。1999年，教育部专门召开了座谈会，为这批师资发了纪念牌，并在说明中指出：“三十多年来，这批由我国政府培养的出国储备汉语师资已成为我国对外汉语教师队伍的中坚力量。他们多次由我国政府派往国外任教，足迹遍布五大洲。作为一个教师群体，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他们都怀着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不怕艰难，不辞辛苦，努力向世界推广汉语，介绍中国文化，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

　　第二种方式是在文革中，国家在各地在职的中学教师中选拔了一批人员作为对外汉语教师培养。也是进行外语培训。

　　第三种方式，是成立“对外汉语专业”，专门培养师资。最初在北语试办，到1985年，北语、北外、华东师大、上海外国语大学这四所学校里成立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是本科专业。后来又招研究生。四年本科的教育，让学生既学外语，又学中文。不久分配时出现了问题。毕业生的百分之八九十都流失了，留在对外汉语教学岗位上的比较少。于是我们后来就加强硕士生的培养。到九十年代，大概1992年开始，语言学院设立了双学位，效果不太好，所以办了两年也就不搞了。硕士生就业的情况还是比较好。这是第三种模式。从1996年开始，酝酿要设博士点。为了提高这个学科的研究水平，必须培养博士。我们需要往国外派出人员，而国外高校博士才有资格任教。这样，第一个博士点就设在北语。因为北语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最长，师资力量最强，资料最丰富。

　　现在，对外汉语博士培养，在专业目录中，是设在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学科之下的。硕士比较复杂，既有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学科下的对外汉语方向，也有属于“课程教学论”的。后者是属于教育学范畴。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定位问题，目前看法不一致。

　　记者：那么对对外汉语教师的资格审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程棠：大概是在1987年前后，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受教育部的委托，着手研订教师管理条例。为什么要制订这个条例？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整顿对外汉语教师队伍。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对外汉语教学迅速发展，教学规模迅速扩大，教师就不够了。于是，有的学校就把什么人都塞到对外汉语教师队伍中来，认为只要是中国人，就能教汉语。有的学校，护士也被叫去教外国人。所以就形成了对外汉语教师这支队伍非常混杂，良莠不齐。我们于是准备开始整顿，一方面是要整顿教师队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这些老师。

　　1990年9月份，以教委主任李铁映的名义发布教委主任令，决定在全国推行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决定成立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是原高教司的司长夏自强同志，我是副主任。到1997年换届，国家教委柳斌副主任来担任主任，我还是副主任，一直到2000年，我就彻底卸任了。

　　记者：资格审查的方针是如何确立下来的呢？

　　程棠：资格审查一开始，就遇到很多政策性的问题。比如，要确定审查对象，要界定对外汉语教师的范围。其次是审查办法问题，对老教师和年轻教师要有区别，我们叫“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老教师采取考核的办法，对年轻教师既考试又考核。

　　记者：开始的时候只是对现职外汉语教师中开展这样的考核么？

　　程棠：是，一开始规定只对现在正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进行资格认证。认证资格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像司机一样，先拿驾驶执照再驾车，而我们这个呢，等于是司机先上路了，然后再拿证，所以我们这个资格认证就规定：必须已经有一年以上的教学经验。

　　通过审查，确实加强了对外汉语教师队伍的建设，提高了对外汉语教师的素质。特别是不能随便往对外汉语教学单位塞人了。过去，这些单位的负责人，想顶也顶不住，现在有了挡箭牌。

　　通过审查也发现了不少问题，对外汉语教师这支队伍水平差距很大。在这支队伍中有不少堪称一流的专家教授，也有素质很差的教师。不少人说我是温和派，能放过去就放。但每考一次试，我就越来越坚持要考试。我们不能只埋怨人家对对外汉语教学不理解，我们自己必须要争气。你要社会承认对外汉语教学是一个学科，你自己必须要把它作为一个学科来对外，要提高自己的水平。

　　记者：实施资格认证制度，遇到的特别大的困难在哪里呢？

　　程棠：最大的困难是证书的效力问题。本来我们想规定，如果没有资格证书，就不能上岗，也就是要持证上岗。但是做不到。因为人事权不在对外汉语教师资格审查委员会，而是在各大学。比如学校里有个教师在教外国人汉语，但是没有证书，你让学校把这个人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另外到国外教书，如果是教育部派出，我们选择有资格证的人。如果是校际交流或因私出国任教，就不好控制。对方要不要这个证书，是他的事。所以弄了十多年，最后只解决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由教育部公派出国的人必须要持有这个证书。经过我们几年的宣传，这个证书有一定国际知名度了。而且应该是越来越受到重视。不过我讲的是过去的事情，现在的办法已经变了，我就不了解了。

　　记者：近几年关于学科定位的争论非常激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程棠：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有点想法。我的观点是应该把对外汉语教学归属于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不要归属于教育学。现在有些同志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应该归属对外汉语教育学的研究。所以这个学科应该属于教育学。这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在国际上也有不同观点。比如美国就认为第二语言教学就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英国也一样，《应用语言学导论》这本书主要讨论的就是第二语言教学。加拿大有学者也持这样的观点。但是有些国家，比如苏联，应用语言学则指机器翻译，日本也把外语教学法归属于教育学。就是说，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分法。这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国内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分歧是各有道理的。所以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可以归在语言学，也可以归在教育学。这两方面都有不同的侧重点。

　　但是牵涉到培养对外汉语教师，问题就比较多。什么原因呢？对外汉语教学的工作是对外国人进行的汉语教学。教学的内容主要是中国语言本体。对中国语言、中国文化你一定要了解，不了解就没法教。所以重点应该放在本体上。我给你举例子：比如我们培养数学教师，不是培养教教学法的人，而是教数学的人。数学老师应该懂得应该怎么教数学，但是，你首先应该懂得数学本身。如果一个人不懂得解方程式，却大谈特谈教学方法，那不是无稽之谈么？所以对外汉语教师，首先得懂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你才能去教。这是教什么的问题，而第二个问题才是怎么教的问题。我们不能先解决怎么教，再解决教什么。我认为一定要把本体搞清楚。这才是你的安身立命之本。其次才是教学的方法。所以培养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必须把重点放在专业知识上。因为我们培养出的学生不是专门去研究教学法的。
　　我不是看不起教学法，教学法当然很重要。但过去有人把教学法强调到不恰当的程度。有人说，教外国留学生，王力来也教不好。我对他说，王力也许刚开始教不好，可是过一两个月就会了，而王力所懂得的东西，你一辈子都可能学不会。

　　我的想法是：培养学生，一定要考虑学生的前途。比如我的学生去国外高校求职，如果他说，我的专业是第二语言教学，那美国人不会聘请你，为什么，因为在美国的第二语言教学已经比你强，他不会聘用一个在国内可以聘到的人。在那个方面，别人懂得比你多得多。而本土的东西，才是你的立足点。我们的立足点是把中国的东西介绍到国外去。因此你必须把教学的内容这一部分知识牢牢掌握，然后才能研究怎么去教学。

管季超0712

记者：我们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关于文化教学问题曾有过争论，请您就这一问题具体谈一谈好吗？

　　程棠：好的。其实，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历来就有。在五十年代开始一直到文革，我们给留学生开课时就包括中国概况课，给学生介绍中国情况。这门课用外语讲，属选修课。到文革后，我们把这个课取消了。有的学校原来没有概况课，到八十年代又开了，各校情况不一样。文革前，非常重视政治思想教育，用周总理的话说，要对学生在政治上进行积极影响。在很长的时间内，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不仅概况课与政治紧密相联，汉语课本的课文也几乎成了政治教材。“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情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76年功能法传入我国，功能法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提出交际能力的概念。强调用语言进行交际，不仅要语法正确，还要话语得体。

　　总而言之，在人的交际过程中，不仅仅要追求准确性，还要追求得体性。功能法就把这个引进到语言教学中，过去结构主义只是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忽略了语言的得体性，所以学生可能对语法规则背得很熟，但却在交际中运用得不好。

　　得体性就包括了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规则。比如一个老大爷问一个女孩子的年纪，那很亲切，可是如果一个年轻男子问你同样的问题，那就不行。这里面有文化的问题。外国人常常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老是问他的隐私，其实他不知道我们只是一般的关心，许多问题你甚至可以不用答。你在社会中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在交际中，说话要符合你的身份，而且你还要了解对方的身份。所以八十年代我们提出要重视文化教学。因为功能法提出我们要强调交际能力。而交际能力就必须让学生了解文化的内容。

　　有的学者把文化分为知识文化与交际文化。“交际文化”概念的提出，促进了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研究。但是大家对“交际文化”的提法有不同的看法。后来复旦大学的陈光磊教授把交际中的文化因素分为语构文化、语义文化、语用文化。我个人认为，陈光磊教授的分法比较妥当。后来在我的论著中就采用了他的观点。

　　到了九十年代，我到了汉办，教育部有关同志跟我谈了几次话，提出了“对外汉语教学培养目标”的问题。他认为，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要培养知华派。教材不能太政治化，但也要有利于宣传我们自己，并情调要加强文化教学。于是，国家汉办召开了几次文化教学研讨会。1993年夏天，二十多所学校代表在青岛开会，讨论语言、文化教学问题。我没有参加会议。会后发简报，标题是“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学科理论研讨会纪要”。这就引发了许多的争论与矛盾。

　　简报是我签发的。当时没有发现标题有什么问题，事后发现把对外汉语教学学科设立是“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学科”是不妥当的。这是我工作中的一大失误。另外，汉办有同志写文章强调文化教学，具体谈到语言学院的教学的教学方向问题，也引起了语言学院一些同志的不满。于是引发了争论，也引发了矛盾。我在《中国文化研究》创刊号发表了《汉语和中国文化教学刍议》，一方面强调文化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方面也想抹抹稀泥。

　　1994年底，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召开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论、定量讨论会。会后发了纪要。有些问题解决了，有的问题没有解决。据我了解，会上一致了，但会后仍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其实，在学术上有不同意见并不是坏事。学术问题不能用行政手段来解决，更不能少数服从多数。我在会议结束时说了六个字，对不同的意见要“包容、等待、试验”。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要着急，先看一看。事实也说明，事后有的人就改变了自己的主张，而且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有一点值得吸取教训。不要把学术讨论看作是路线斗争，一定要争个谁的路线对，谁的路线错。如果以这种思维模式去进行学术讨论，肯定会把学术问题搞成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

　　后来，我在退休之后，坐下来冷静思考，最后把文化教学分为三大块。一是语言课以外的文化教学，即专设的文化课，二是汉语课本中课文的文化内容，三是语言本身所包含的语构文化、语义文化和语用文化。

　　记者：请您以一位毕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教师，对即将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年轻一代，提出一些寄语吧。

　　程棠：对外汉语教学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从事这项事业是光荣而神圣的。一个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不仅要精通业务，而且要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任何一个自尊自强的民族，都要积极向世界推广自己的语言和介绍自己的文化。只有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的人，才能把这项工作做好。

管季超0712

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大事记
1950年7月，清华大学筹建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机构。

　　1952年，朱德熙等人赴保加利亚、朝鲜教授现代汉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向国外派遣教师教授汉语的开始。截至2004年，国家公派出国汉语教师1314人次。

　　1958年，由北京大学编写的国内第一本对外汉语教材《汉语教科书》（俄语译释本）在时代出版社出版。截至目前，中国共出版对外汉语教材教辅1000余种。1961年，从11所高等院校中文系以及部分外语专业选拔应届毕业生，作为出国汉语教学储备师资。此项工作延续了4年，共选拔培训了112名出国储备师资；此后，于1972年和改革开放后分别招收了多批出国储备师资。

　　1962年4月，北京电台（后更名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日语广播中开设“汉语讲座”。这是中国在对外广播中开设汉语教学节目的开始。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每日以39种语言对外广播汉语教学节目。

　　1965年1月，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正式更名为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这是中国唯一一所以教外国人汉语为主要任务的高等院校，也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基地。现在，国内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高校已达420所。

　　1978年暑期，北京语言学院接受法国28名短期学习汉语的留学生，这是中国举办短期汉语教学的开始。现在，短期汉语教学已经成为对外汉语教学中一个重要的模式。

　　1980年5月，中国第一套短期汉语教材印行、使用。

　　1981年10月，中国第一部对外汉语教学电视录像片《中国话》摄制完成。

　　1984年，教育部委托北京语言学院开发汉语水平考试（HSK），1990年该考试正式实施。迄今，该考试已在世界上37个国家设立了154个考点，共有40余万人参加了考试。

　　1985年，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等4所大学开设了第一批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目前中国有62所高等院校开设对外汉语教学本科专业，每年招生近4000人。

　　1985年8月，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在北京举行，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26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2005年7月23日至25日召开的第八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预计将有来自30个国家500多名代表参加。

　　1987年，“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成立，由国务院11个部门的领导组成。“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为领导小组的日常办事机构，设置在中国教育部内。

　　1987年9月，对外汉语教学专门的学术刊物《世界汉语教学》公开发行。

　　1990年，国家教委发布《对外汉语教师资格审定办法》，并从1991年开始组织实施。至2004年已有5361人获得证书。2004年，教育部又颁布《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能力认定办法》。

　　1998年，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列入新版研究生教育博士学位目录。

　　1999年，教育部正式设立“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迄今，泰国公主诗琳通等10位国际友人获此殊荣。

　　2001年起，教育部陆续批准黑龙江大学、延边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华侨大学、广西民族学院、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等11所学校为“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重点学校”；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为“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基地院校”。

　　2002年8月，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举办首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此后，每年举办一次，共有来自41个国家的186名选手来华参加了决赛。第四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决赛于2005年7月在北京举办，有来自世界近50个国家的100名选手参加。

　　2002年9月，中美两国教育部启动“中美网络语言教学项目”。该项目是中美两国政府迄今在教育领域合作开展的最大的交流合作项目，目标是为两国12至15岁的青少年提供一套完整的学习对方语言的网上教育系统。

　　2003年，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始实施“外国汉学研究学者短期访华计划”，该项目的首名资助对象是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罗德弼教授。至2005年6月，共有83名外国学者受惠于该项目。　2003年12月5日，中美正式启动ＡＰ中文项目。这个在美国中学开设中文课程的项目将于2006年开始授课，2007年举办考试。

　　2004年4月15日，教育部正式启动“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现共有447名志愿者教师在14个国家从事全职汉语教学工作。

　　2004年5月，国务院批准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汉语桥”工程。该工程对今后5年内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进行了规划。

　　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建成。截至2005年6月20日，已有8家孔子学院正式挂牌，另有50多家机构正与中方积极磋商合作事宜。

　　2001至2004年间，培训海外汉语教师2万3千余人。其中来华培训3千余人，海外培训2万余人。　2005年7月20至22日，世界汉语大会在中国北京举行。这是中国首次召开的以汉语为主题的高层次国际研讨会。大会的主题是“多元文化架构下的汉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