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战军文学批评论

管季超0712

魅性缠绕的批评

——施战军文学批评论

杨荣昌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界出现了一个重要现象，一批艺术直觉敏锐、理论储备扎实，接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青年批评家登上了文学的舞台。他们大都出身学院，批评写作注重理论推演和体系建构，常被文坛概括地称之为“学院派”批评家。其中，施战军格外地引人注目，他的文学批评执着于对文学现象的跟踪解读和文学内在规律的深入探寻，体现出学院派批评的共性特征，同时忠实于内心的审美体验，以极具个性化的批评话语，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批评风格。

    一、“新活力”与青年文学高地

    施战军1966年生于吉林通榆，1988年毕业于四平师范学院中文系（现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并留校任教，1994年研究生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2007年9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长年在高校从事文学教育，文学研究既成了他的安身立命之本，又是其涵养品性的重要方式。在二十余年的批评写作中，他逐渐形成了关于文学批评意义的价值认定：一是为留存经典作品做梳理，二是表达个人的文学理念，三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文学创作的走向。在这份文学史识的支撑下，施战军把文学批评作为遴选经典性作品的重要途径，甚至视为他终生守护的职业伦理。上世纪九十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转型的时期，新旧思想的交织，创新与保守的对垒，文学面临着来自内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兴起，昔日荣光闪耀的文学事业，正无可奈何地走向边缘化。在多重力量的挤压下，一大批八十年代才情横溢的批评家纷纷退场，转向了文学史研究或更为宽泛的文化批评，文学批评队伍曾一度分崩离析。在文学批评饱受诟病的指责声中，施战军及其青年同道者，以一种略显悲壮的决绝姿态，毅然坚守于文坛的前沿，准确地把握来自创作现场的每一次律动，扮演着一名嗅觉灵敏、反应迅捷的文坛风向感应者角色。从迄今出版的四部文学评论集《世纪末夜晚的写手》、《碎时光》、《爱与痛惜》和《活文学之魅》及发表的大量评论来看，他似乎有意避开那些在文坛已有定论的成熟作家，而更多选择正在“成长中”中的青年作家作为批评的对象，倾力地为他们的创作探路，积极向文坛推介有实力的青年写作者，以此作为接续文学后劲，建构文学历史的重要方式。

    众所周知，青年作家作品的艺术形态具有不稳定性，对他们的关注与追踪颇为冒险，很可能会导致若干年后徒劳无功的结局。但青年作家又正是最需要理论观照的写作群体，好的评论能为他们的创作提供参照，矫正误区，指明方向。仔细梳理施战军的批评谱系，可以看到一张当代青年作家分布图，他们中，毕飞宇、李洱、迟子建、朱文颖、周晓枫、魏微、鲁敏等人，已经构成了今日文坛的中坚力量。他将这批当时年仅三十余岁、正在文坛初显峥嵘的作家命名为“新活力”：“他们表达着各自独到的体验、发现和丰富的想象，而且比以往更多地指向个人生命和精神处境。在将人生与社会场景做充分的情景化理解之上，作家与历史生活切肤摩擦的痛感正赋予青年写作以强劲的动力，个人与周边世界的关系成为他们思考、叙述的主体内容。这就是质感丰盈的新活力。”①施战军敏锐地看到，“新活力”作家的出现，既与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家不同，又与推崇技术至上主义的“先锋派”作家有着鲜明区别，他们“既重视对外国文学经典的阅读理解，又对本土文学传统有某种自觉的接活意识，在同步关注国外文学动态以作参照的同时，对汉语文学的优长及创新倾注着更大的热情。他们意欲实现的是对十几年前先锋写作技法至上观念和几年前‘新生代’叙事贴地行进姿态的双重超越，而且，所探索的层面与现实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困境发生更加深广、更加细微的关系。”②与其父兄辈相比，这批文坛的新生力量更加注重文本的可读性和现实参与功能，不但以自身独特的审美范式，为文坛提供新鲜的美学经验，而且他们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世界文学经典发展史和本土历史、现实生态为参照系的新的青年文学时代，在不事张扬的建设中，已经蔚成大观，势成今日青年文学的高地。”③为增强“新活力”作家的集体影响力，施战军主编了大型丛书《新活力作家文丛》，将其推到了文学的前沿舞台，接受读者和历史的检验，进而催生了一批青年写作者的成熟。

    施战军对青年作家的批评，没有停留在单纯阐释作品的表层，他批评写作的核心，是在与作家一道思索艺术创新的出路，为共同推进文学质地、文学精神向更高层面跃进而竭尽所思。当他发现某部作品中蕴含着异质的美学经验时，便尽力地呵护这股创新力量的生长，使之发育、培强、壮大，成为突破文学旧有格局的新的艺术生长点。这种寻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求同存异、殊途同归的批评理念，使他能够悉心感知作家的心路历程，对他们创作中的甘苦感同身受。这股纯粹而真挚的文学精神，让他赢得了青年作家的由衷尊重。

    二、文学批评的悟性与史识

    好的文学批评需要悟性与史识。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对文学作品的细致解析能力，批评家敏感的心性能够感受到作品之中所蕴含的美；二是理论归纳能力，批评家在纷纭多变的文坛局势中，有穿透复杂现象的理论眼光。施战军在他的批评写作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属于自己的理论发现，尤其是对“中国式”的理论命名，可视为他对当代文学理论建构的有效尝试。

    关于“中国式的成长小说”。成长小说就是叙写成长的小说，它记叙人物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身心所经历的遭遇，特别是人在成人之前和受教育过程中如何在一个环境里长大，及最后被社会塑造成什么样子。在《论中国式的成长小说的生成》中，施战军将“中国式”成长小说与西方成长小说相比较，归纳出两个特点：一是晚熟，成长期特别长，有的作家作品里的人物到四五十岁了还在成长，永无定形或定性很晚；二是多余人形象特别多，坚强的、能够和社会对话的新人很少，大都是被环境和社会所把玩的被动形象。但他认为，中国的成长小说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最为壮观的制高点之一，然而在辉煌的作品数量背后，潜隐着令人忧虑的写作瓶颈。探查深层原因，是中国的作家写东西总爱从自身经验出发，导致了他们在注重个人经验的基点上，缺少发散能力，视野比较窄，生产了大量的写“我成长”的小说。施战军进而论述到，“我”不是孤立于社会大环境之外的，优秀的作家应该看到人物背后的景物和环境这个巨大的关系系统，应该学会思考个人成长与环境、与时代变化之间的紧密联系，着力表现成长中的灵魂冒险和强有力的自我成长精神，他认为，“这才是成长小说应该深度挖掘的写作空间”。

    关于“中国式的乡村小说”。施战军将中国乡土文学（乡土小说）的基本类型界定为：一种是完全站在乡村之外或超越于乡村之上批判和俯视乡村，称为“启蒙乡土小说”；另一种是以乡村想象之安宁美善来反衬城市现状之惶然丑恶，主体精神的实质是对城市文明的厌弃和批判，称为“精神乡土小说”。这些以乡土精神来反衬、反对和抗击城市文明的情绪理念，实质上是“城市文化”的产物。在《论中国式的乡村小说的生成》中，他对乡村小说的艺术特性作了深入辨析。中国的乡村小说自萌生之日起，就被有意无意地纳入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与同构之中，成为阶级斗争与主流化的文学载体。以赵树理的创作为例，撇开意识形态的干扰因素，最吸人眼目的其实是对“中间人物”的描写与塑造，对民间戏曲曲艺及语言的灵活运用，以及对乡村婚恋的鲜活呈现。这些集中保留了乡村生趣的作品，散发着在历史功利性之外的深长的文学意绪，可看作中国式的乡村小说生成的生命基质。他进而指出，中国式乡村小说范型的基本构件应当是“传统文化意蕴”与“经济民俗事象”，它们中残存的“人文魅性”，是乡村小说区别于其他类型小说的明显标志。然而到了1990年代以后，乡村小说显现出了轻飘与油滑的倾向，究其根本，是作家对生活表相背后人的意识、性格和心理缺乏独到的发现，对新的国家观念和时代生活给乡村的风俗社会所带来的伦理动荡和价值体现方式的激变，缺乏更深入的思量和更生动的文学性呈现。所幸从李洱等人的努力中，施战军看到了乡村小说的变革性力量，他们的作品显现出当代优秀作家在坚持经典现实主义文学所必备的人间关怀和“五四”以来的对乡村人群的集体启蒙传统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人心的探测，对世事伦理的深度呈现，喻示着当代乡村小说在变幻的时代背景中找到了发展的方向。

    关于“中国式的城市文学”。在《论中国式的城市文学的生成》中，施战军以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文学为例，辨析了乡土文学旗号下的“城市”性特征。首先，作家们在城里遥望故乡，对故乡人事的书写，是建立在侨寓他乡的心理基础上作观光客般的诗情化想象。其次，实在意义上的乡村其实一直被悬置或缺少体验性的呈现，“乡土”一词的诗意化，使乡村成为城市性的怀念和想象中的“他者”。第三，作家们在城里对乡土的经验性虚构，构成了乡土文学近似于“审美间性”的状态，呈现的并非完全真实的乡村面貌，它更多是城市人作为叙述主体者的文学，包括后来新时期的“文化寻根”作品和知青小说，对乡土的书写依然有着城市性因素的对比与参照。“中国式”的城市文学，伴随着都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逐渐体现出它的鲜明特质，以“上海书写”为代表，是以中国经济、文化的极大繁荣和城市化的高度发展做基础的。在施战军看来，“城市文学”要从“乡土文学”主潮下发生根本性位移，创作主体就必须具备对城市充分的感知和书写经验，在中国式的当代境遇中，萃取文学的认知传统，坚定“城市之心”，才能将这一写作界域延展开去。

    施战军文学批评中形成的史识，还体现在他对中国“艺术散文”和“新散文”特质的辨析，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两次转型中道德意识演变轨迹的勾勒，以及对茹志鹃小说之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贡献的界定，等等。这些真知灼见，无不显示出他透过文学现象对规律的提炼能力，及对中国文学发展前景的信心。2006年，由他和孔范今、雷达、吴义勤共同主编的24册《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出版。这项重大的学术工程，在学术界和文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它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整体成就，为客观评价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水平，深入反思新时期文学的经验教训，推进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参照，为新时期文学研究走向持续深入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文学批评的美文特质

    施战军的文学批评起步于东北，成长于齐鲁大地。百年老校山东大学醇厚的学术风气，导师孔范今教授严谨的治学品格，浸润了他的学术气质，使其形成谦逊沉实、包容涵蕴的批评风范。虽然长年跻身高校，受制于学院体制的框范约束，但他却没有沾染上多少经院的气息，读他的批评文章，很难发现学术界普遍存在的“西化”痕迹。他甚至本能地排斥那种板滞的纯理论批评，追寻的是一种诗化的美文批评。前辈学人李健吾“触类旁通又精准透辟”的批评，当代批评家李敬泽“灼见及物顺理、妙语别开生面，天光云影、独出机杼，常有‘清源正本之论’，读来‘生气勃勃，精力弥满’”的批评，让他无限心仪，心向往之。此外，对张学昕批评路径的研究，对林舟批评精神的激赏，也在无形中内化为他自己的批评格调。

    读施战军的文学批评，我们何尝感受不到他所心仪的批评家所具备的那些引人入胜的美学风采。《新活力：今日青年文学的高地》④是一篇浸透了他才华、学养与性情的文字，其中，他读毕飞宇：“他让我们知道人的细密的感应往往连筋带肉地牵扯着他（她）的境遇，人的向往以及为向往而挣扎的过程往往就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美好的东西是如何由原初的美好、坚韧的追望走向残忍的破碎的。”他读红柯：“西部的美和干净，温情和英雄性格，成为他个人西部生活感遇之下的真切倾说。”他读魏微：“缓和清朗，视域似乎不够宽展，但是带给读者的感动却是浸透内心和仁厚无边的。”他读朱文颖：“不仅赋予南方写作传统以新的力量，同时也给当今文学对城市体验的开掘增加了综合的可能性。”他读迟子建：“细小如缕的人文关爱，不再是以自身记忆为核心的情愫，而是普照式的情怀，绵长弥漫、宽悯如天云浩荡。伤怀之美还在，但更多的是悲凉之雾遍披华林。”他读鲁敏：“作家的专业精神的终极指归是对人心的抚慰，透过黑暗捕捉光影，戳穿恶抵达善，拨开芜杂的遮蔽呈现单纯之美，是对人类的人性化生存的由衷关切和对人间美好温暖之爱的向往与担当”。他读刘玉栋：“用他秋后房前的阳光一样的人文之暖体恤艰难时世，温慰渐凉的乡情。机智性情和老实厚道交融相成，隐秘着的痛楚和甜蜜真切地伴生在这个少年老成的作家的小说里，想象的清逸使现实的沉浑更加触目惊心。”他读李大卫：“他有双语优长也有理论功底，对小说的游戏性和寓言性做过深切思索并引起较为普遍的关注，此后他的作品让我们看到，充分感性的语言、故事和想象是如何挣破了观念和‘思想’的蚕茧，自由而敬业地飞舞的。”施战军的文学批评，没有丝毫的故作高深作导师姿态，也不受限于批评对象的文本制约，而是用心感悟作家倾注于作品之中的心灵与才思，或借助某部作品引发的话题，自由抒发对文学现象及规律的感悟。他为追寻文学的“魅性”倾注了全部的热情，“文学之魅”也潜在地影响着他的批评风格，在写作方式上，更多偏重随感式、印象式甚至点评式写作，在话语表述上，追求一种新鲜活泼，文采斐然的诗化语言。他以良好的艺术感觉与轻灵的笔触，赋予批评文字以美文特征，读他的文章，我们感受到的同样是当代文学批评界甚为缺乏的“人文魅性”。

    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中，文学批评的处境颇为尴尬，既有来自创作界的质疑与不满，又受到学术界的轻视与鄙夷。特别是在产业化、数字化趋势日益显现的高校学术评价制度中，本应最活跃、对文学现场最具学理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却被挤到了学术评价体系的最末端，被认为是“最没有学问”的科目。施战军一直为文学批评的地位正名，并以自己华赡丰美、及物入理的批评风采，矫正着文坛对文学批评的误解。他渴望在文学场域发挥文学批评更鲜明的现实作用，因此，跟众多的文学批评从业者纷纷从文联、作协和杂志社遁入高校不同的是，在山东大学任教了十余年之后，他于2009年5月调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副院长，2012年4月，又任《人民文学》主编，主持“国刊”的编政。文学教育、批评写作和书刊编辑，成为他寄心文学的三种生命形态。他是一位有着宏远文学抱负和坚定艺术信念的批评家，伫立于文学发展的现场，亲身参与到文学变革的潮流之中，必将激发他喷涌的文学才思，为他继续写出如珠玑般精美的批评文字，注入更加强劲的文学批评的“新活力”。

    注释：

    ①施战军：《活文学之魅》，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34页。

    ②施战军：《活文学之魅》，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44页。

    ③施战军：《活文学之魅》，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34—35页。

    ④施战军：《活文学之魅》，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33页.

（本文发表于《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