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玲；文学批评三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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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三人行

与新世纪10年对文学批评此起彼伏的质疑不同，近年文学批评颇获赞誉，并显示出从内向外生长的新气象，其勃勃生机主要来自“70后”(1970年以后生人)青年批评家群体的成长成熟，其中时常被人提及的是“80后”杨庆祥、金理、黄平的三人行，三位青年才俊分别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不是同根生，却是同时长；虽各有师承，却相携同行。三人常常共同署名著文，或对话，或论述，或同会讨论，让我等老生疑似回到20世纪80年代文人相重、文学批评多对“双打”的黄金时代。于是，在业内，“80后三人谈”便成为文学批评界一件标志性的文学事件，其意义也许会日久弥深，眼前三人合集《以文学为志业——“80后学人”三人谈》(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便不止于纪念和佳话了。　　“以文学为志业”，不仅仅是明志，也是“三人谈”栏目首期话题，更是三人相生相应的底色和出发点。如果说在习博期间，庆祥与黄平就在导师人大程光炜教授带领下重返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现场，实实在在地重读80年代的文学文本和文学事件是同门同道的缘分；那么，2009年在常熟范小青研讨会上，庆祥与金理同居一室，两位作为《南方文坛》2008年第5、6期“今日批评家”的彻夜长谈并相约同行，便是会心后的文学自觉了。这是一种对自己文学研究事业怀着天职般的虔敬，视之为个人的生命意义与生活价值；更让人欣喜的是他们还富有平常心，他们不止一次与我谈到：高校青年教师生活清苦，要自己过好它，但能从事自己喜爱与理想的谋生职业已经是幸福了。关于职业与天职的关系，他们有着清醒的理性自觉。 　　最早见诸于报刊的三人谈，是《“80后”写作与“中国梦”》(上下)发于《上海文学》2011年第6、7期。同年8月，在《南方文坛》与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作协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今日批评家”论坛期间，我与三人达成共识：《南方文坛》2012年开辟“80后”学者三人谈专栏，三人轮流主持。于是，三位“80后”学人的文学对话就从自我的阅读经验、文学趣味、知识型构谈起，追问在当下语境中以“文学为志业”的人生蕴藉和担当使命。在此基础上，对话由近及远，分别论述了“新世纪历史写作”、“80年代文学”、“社会主义文学”以及“现代文学传统”、“未来文学备忘录”等系列话题。因为“80后”的特殊身份，他们还专门论述了“80后写作与当下中国”的种种话题，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全面剖析了“80后”写作的历史和趋向。“三人谈”不追求统一的批评标准，相反，它在尽可能的限度上展示了一代人面对共同话题时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立场。在这个思路里，对话在当下与过去，批评与历史研究，个体经验和普遍知识之间找到了一些交接点，打开了问题，并引起文坛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两年下来，“三人谈”被视作“80后”批评家登上文坛的标志性事件。 　　第一次见到安徽才子杨庆祥是2007年年底，我们在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图书藏品厅举办年度优秀论文颁奖会。在满室高及屋顶的书卷中，还博士在读的庆祥谦逊平实，一副小鬼当家的模样。作为获奖者却反客为主，相助会务，一马当先，稳健干练，真是个勤恳可信赖的小伙子。要命的是，我从此六七年间便不断“剥削”庆祥，《南方文坛》活动会务、纪要、网络事物、栏目主持等等，他总是爽快应答，并按时按质按量完成，耗费了他不少智慧和时间。 　　当然，他为文出色，曾获“娇子·未来大家”《人民文学》年度青年批评家等多种奖项。这首先得益于他导师光炜教父般的引导和关爱，光炜兄还把这种爱心传染给我，以致2006年至今，《南方文坛》和我便不断得益于他们“重返80年代”及近年“90年代”的系列研究，他的团队坚实地支持了我，其中庆祥和黄平便是突出者。庆祥的成名作《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 以第二名的高票获得了本刊“2007年度优秀论文奖”。之后他的系列文章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些作家、作品、期刊、思潮、事件包括“偶像”进行反思与追问，并举一反三，以此探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和学术体制(包括复杂的文化权力和文化资本)，努力厘清作家作品与时代、社会的复杂关系，实现了他的批评“去魅”功能。近年更是活跃于文学现场，以有效的文学批评备受关注，我多次听到他在会上不畏权威的发言，独立内敛而不失锋芒，显示出前诗人的风骨。曾狂热写诗并获过“80后诗歌十年成就奖”的庆祥，会常常以诗人之心和诗歌之维写作与研讨，比如他获过的“南方最佳诗评人奖”，比如他关于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的评论，就以多重维度间形成的矛盾张力揭示了长诗新的内涵，以强有力的难度进入强有力的作品文本，并构成有效对话，显示了庆祥出色的诗心思力，他独有的干练有力而冷静稳健的文风，以及独特纯正的审美原则和历史洞察力。 　　2010年初夏，因参加《现代中文学刊》的学术会议，在虹桥机场见到前来接机的黄平，没料到为《南方文坛》主持过两年新时期文学“作家访谈”专栏、写就一手雄辩文章的黄平，竟是如此阳光少年，而且接人待物，既有身为东北汉子的自然爽朗，也有南方人的细致周详。难怪陈子善先生不仅请他做兼职编辑，还要为他介绍女朋友。在本刊2011年第3期“今日批评家·黄平”专辑中，华东师大的倪文尖以书信的方式评述与褒奖后学黄平，亦师亦友，算是学界佳话。 　　起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文化现象的研究，黄平比较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以及当下的文学批评、“80后”文学与青年亚文化等领域的研究。他分别获得《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年度奖的《“人”与“鬼”的纠葛——〈废都〉与八十年代“人的文学”》《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大时代”与“小时代”——韩寒、郭敬明与“80后”写作》等佳文，令我们感受到他进行着一种通过“形势分析”抵达“历史分析”的尝试，他认为有效的批评，是以文学分析方式真切阐释“中国故事”。从路遥、贾平凹到韩寒、郭敬明；从《今天》到王朔、王小波、六六，乃至网络文学，他在做着重新建立“文学”与“历史”关联可能性的努力，尤其是打通自己的“专业”与自己“生活”的可能性，包括与自己生活的时代与上海进行深度的学术对话，例如他的《〈蜗居〉、新人与中国梦》，以及新近发在《南方文坛》的《个体化与共同体危机——以80后作家上海想象为中心》《巨象在上海：甫跃辉论》便显示了他这种独特的重返历史现场的方式，并寓同情理解于审度中。这种深入时代与生活的学术姿态，也许与黄平丝丝入扣的文本细读有关，与他声情并茂的滔滔雄辩有关，与他课堂上爆棚的人气有关，或许还与他热爱生活有关，与他身上的人间烟火和厨艺有关，也许……辽宁青年黄平，不仅有了真正的学人功力，还有高于同龄人的生活能力，令人欢喜。 　　如果说庆祥的通达令我亲切，黄平的朗健给人阳光的话，金理的沉实则让人心静。印象最深的是2010年11月会后我们同行越南，与会者且行且聊，会心与开心之下，大家也略感金理时而的静默和拘谨。分别不久，收到金理的来信，方知他刚痛失父亲不久。他痛自己对父亲突发重症一无所知；他痛自己求学的时间太长，父亲退休还没返沪，自己“连孝敬父亲的机会都没有”；他痛自己一点准备都没有，不幸临身，“才发现没有任何经验可以抵御这种伤痛，真的一无可恃”。他只想“能态度积极一点带着母亲走出阴影”……两年后，有幸见到金妈妈和他的新娘，已是蔼蔼然充满爱心暖意的日常生活，欣然中，便以为寻到金理明亮双眼深处的光源，找到他沉静笃实文字的根须了。 　　三人中，出道最早的是金理。大三时，他的处女作《繁复的表意空间》，就经老师张新颖推荐发在《上海文学》2002年第12期。之后，主笔《文汇报》中短篇小说评议专栏“期刊连线”，在《小说评论》开“小说的面影”专栏等。我一直欣赏金理从小处为切口，并渐次撕开扩大的入笔方式。对于性灵笔慧并潜心研习的金理，新颖君曾向我描述过“老师与学生共处而长成”的感受，令我感动并羡慕金理有福，前有才情兼备的张新颖师，后有一代大家陈思和师相携，难怪金理能在闹中自静，沉潜研习。也是新颖兄推荐并主笔，2008年第6期《南方文坛》做了“今日批评家·金理”专辑，近10年，金理以不断的文章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7年度最具潜力新人”提名。获《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去年，还在《人民文学》《南方文坛》的年度青年峰会上，独获“2012年度青年批评家”。我草拟评语如下：金理以丰富的学养、通达雅正的文风以及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翘楚于“80后”批评家群落。2012年度，他对现代文脉的接续，对当代文学的时代冲突和精神困顿，对“80后”写作的变局，都有深度的思考和洞见。他精细条理的人文阐释，学术感觉敏锐，论述清通畅达；他以专注的目光、个性的发现、独立的专业精神，显示了青年批评家开阔明晰的学术视野与独特沉实的学术潜力。近年，再见金理，沉静依然，却时有歌声低低传来。是的，到复旦中文系任教前，先到历史系做博士后研究，追求沟通文史哲、现代与当下，行文有出处的严谨金理，走过了冬日，虽还慢条斯理，却已踏歌而行了。 　　全媒时代，批评何为？浮躁喧嚣中，三人相携，竟不同程度地找到了自己的“问题意识”，共同追求着一种具有历史性与文学性的批评；而且，深入文学现场，都入选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三人同曲共鸣，彼此欣赏，当下文坛，真的是难得几回闻。便想，正是春风得意时，三才俊是否对褒奖有足够的警觉？是否对飘浮的欲望和诱惑有足够的守持？是否对名利的加减与进退有足够的明察？是否对“志业”有足够的沉静和耐心？古人说“辨材须得七年期”，人与树的成长亦然，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情。想起庆祥“三人谈·发栏词”的自白：我们和前辈一样，都不过是“历史的中间物”，或者说不过是一座“桥”，来路茫茫，去路滔滔。对我们来说，文学既是起源也是终结：它是我们赖以理解时代、历史和自我最合适的支撑点，最终也是我们个体生命得以展开丰富的形式。 　　他们有“历史中间物”的理性自觉，深信也会在文学之路上清醒而坚实行走。记下这些文字，也算是一种以他们为师为友的学习机会，一种对三人行的致敬和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