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辩”20年:回忆1993年复旦大学辩论队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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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辩”20年:回忆1993年复旦大学辩论队辩手

　　“国辩”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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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复旦大学辩论队的四位辩手

　　长江日报 见习记者郑汝可

　　请问对方辩友，你还记得当年唇枪舌剑、风靡大江南北的“大专辩论赛”吗？

　　1993年8月，复旦大学辩论队代表中国出征新加坡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下文简称“国辩”），斩获冠军。参赛的四位辩论队员姜丰、蒋昌建、严嘉、季翔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更引发全民辩论的热潮。

　　今年，正值“国辩”20周年，而90后压根不知“狮城舌战”为何物。回顾“国辩”兴衰，曾经的参与者认为，“国辩”日益小众，其突出症结是辩题局限、缺乏时代气息，辩论赛过于注重名次而缺乏多样性的辩风。也有人称，在赛事海选如流、各种选秀不断的今天，娱乐生活多样，“偶像”多如牛毛，“国辩”日渐衰微不可避免。

　　“狮城舌战”是社会开放的缩影

　　大多数国人从来不知道，人居然还能这么说话

　　1993年8月30日，《解放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载了新华社消息：上海复旦大学代表队于29日获得第一届国际（中文）大专辩论会冠军。

　　事情源于是年3月，国家教委的一纸电传：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将于今年8月份在新加坡举行，受邀国家和地区有美国、中国、英国等10个。由于复旦大学代表队在1988年于新加坡举行的第二届亚洲大专辩论会上取得总分第一的好成绩，国家教委决定本届及以后各届比赛均由复旦大学队参赛。

　　随后，复旦大学决策中枢快速反应：由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挂帅，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任顾问，哲学系教授俞吾金任领队兼教练。

　　这一消息在复旦校园激起热情，上百名学生报名参加校园选拔，最终确定了姜丰、严嘉、季翔、蒋昌建、何小兰和张谦的六人参赛名单。

　　集训期间，学校请来了包括朱维铮、陆士清、张汝伦、葛剑雄等在内的30多位教授给辩论队员们讲授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宗教、音乐、美术等各类课程。“我们这是举校体制。”蒋昌建曾在一次采访中说。姜丰也直言，辩论赛集训时的“恶补”，“像吃快餐一样把各门学科的概况和最新进展都听了个遍”。

　　8月20日，复旦代表队赴新加坡参赛，哈佛大学学者杜维明和武侠作家金庸坐镇评委席。当时还是少年的周玄毅，在那个夏天的央视黄金档，观看了复旦大学辩论队的辉煌。

　　8年后，周玄毅作为武汉大学辩论队的选手参加“国辩”时，仍然无法忘记1993年比赛的“荡气回肠”。在他看来，从社会影响看，1993年“国辩”达到了一个巅峰，“在公开平台上针锋相对的大学生辩论，成了一件开天辟地的新鲜事。大多数国人从来不知道，人居然还能这么说话。”周玄毅说，当时其他语言类节目太少，大学生的天之骄子光环未退，辩论赛有着火一把的好“时势”。同时，复旦辩论队的精彩辩词，也特别能满足电视节目制片人对于“做效果”的要求。

　　“电视加上时间，‘造神’也就难免。”周玄毅说，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主张“讷言敏行”，辩论赛在当时，被看作是社会开放的缩影。

　　“国辩”求变是出于收视率考虑

　　它本质是电视节目，需要满足不同时代对电视娱乐的需求

　　“国辩”的名头越来越响，赛制和规则也越改越新鲜：从1993年到2005年的“四人制”变为2007年之后的“三人制”，再到10年后，用网络视频打选拔赛、上下半场双方互换立场。此外，还增加了评委提问、大众评审团投票等环节。

　　2007年，“国辩”犹在鏖战时，央视主持人张泽群在博客上批评选手们“视野狭窄、观点偏执、论证简单、应变虚弱”，还追根究底地力指国辩之所以差，最根本的原因是赛事规则造成的。他指出，以上下半场双方互换立场的规则为例，“双方都会在立论时给自己留有余地，少了真知灼见和不遗余力”。

　　蒋昌建直言，赛制的改变“都是出于节目收视率的考虑”。他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辩论的特点就是针锋相对，交换立场，很难把问题讲透，“时间毕竟有限，高中生写高考作文，有理有据地说明白也得800字”。

　　受人诟病的，还有辩题的选择。早期“国辩”，思辨性辩题占有较重分量，如“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等，这类辩题被指离实际生活较远。2007年，央视副台长孙玉胜提出，以事实性话题取代思辨性辩题，于是，当年产生了“公共场所应该全面禁烟不是部分禁烟”、“是否赞成网络实名制”等新辩题。

　　在周玄毅看来，确立辩题确实是有难度的。“国辩的赛制和风气就是主要强调价值性辩题，很少打政策性辩题。”2011年“国辩”最佳辩手陈铭也提到，辩题应当有趣，面向时代，“把贴吧、网络上最热门的话题拿出来讨论，才更能接近生活。”陈铭说，以前流行的价值性辩题局限了受众，“国辩”要发展，需要“接地气”。

　　与辩题一起变化的，还有辩论风格。1993年复旦大学辩论队在狮城获胜的同时，开创了一种被称为“花辩”的辩风。花辩主要展示知识的丰富性，使用华丽的词汇、大段的排比。这种辩论风格观赏性很强，带有演讲的痕迹，但正面交锋的成分较少。

　　1999年，冠军西安交通大学队创造了被称为“雄辩”的风格，侧重短兵相接，逻辑点的推进。2010年，武汉大学夺冠时，其全新的辩论风格被称为“儒辩”。时任带队老师的周玄毅解释说，同“花辩”、“雄辩”比起来，“儒辩”更强调风度，“是理性平和地分析问题”。

　　“国辩本质是一个电视节目，需要满足不同时代对于电视娱乐的需求。”陈铭说，1993年的国辩能够成为风向标，也正因为切合了时代。在他看来，辩风的改变也正是如此，“现在的观众，更理性，倾向于平心静气讲道理”。

　1993年的狮城辩论赛，复旦大学四辩蒋昌建和一辩姜丰名声大噪。

　　离开聚光灯≠辩论变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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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郑汝可

　　明星辩手

　　见习记者郑汝可

　　20年前“国辩”有多火？央视选择在10月1日晚上的黄金时间播出决赛，然后整个“十一”假期都在循环播放之前的比赛录像。至2005年，央视连续十多年转播国际大专辩论赛，但影响力逐年下降。同时，由央视以及其他地方电视台主办的各类电视辩论，收视率也表现平平。如今，“国辩”似乎在渐渐远离大众的视线和媒体的焦点。

　　周玄毅说，在收视率为王的时代，对于“国辩”，央视“没有了当年的积极性”，在宣传制作以及聘请明星评委方面力度比过去小得多。同时，“高校也没有那么重视了”。2001年，周玄毅与武大队友备战参加“国辩”，十几个教授围成一大圈一个个过堂，“这种待遇实在很难得”。当他带着学生们征战2010和2011年的两届国辩时，“不再全校皆兵，领导基本上不再过问了”。但他认为，这才是“国辩”的应有之态。

　　“逃离了聚光灯，并不代表辩论赛冷清了。”周玄毅说，事实上，20年后辩论的圈子更大，参与者更多，赛事更频繁，话题和风格更多元，锻炼的机会也更充分。他提到，以武大为例，20多个院系，有至少数百名活跃辩手。每年的新生赛、金秋辩论赛和红枫辩论赛三大主要赛事，更是一票难求，有大量校外学生慕名前来观战。

　　“在电视之外，还有一个足够大的校园辩论平台。”周玄毅说，辩论最终将走向多元化：校园辩论更有学术范，综艺辩论真正娱乐起来，电视辩论能够雅俗共赏，政策辩论能够成为公众的共识。但综艺式辩论也应当发掘辩论的内在魅力，而不是外在地去制造效果。“比如说现在的电视辩论节目，往往为了制造效果把陈词时间缩短，交锋环节增多，事实上，如果道理都没讲清楚，交锋也只是斗嘴而已”。

　　陈铭也同意辩论赛应当“兵分两路、齐头并进”。他认为，观众的理性在不断增加，综艺化的辩论节目，能使更多人参与其中。他说，大众辩论要发展，就不能拘泥于象牙塔里孤芳自赏。

　　蒋昌建：如今是复旦最受欢迎的老师

　　蒋昌建是那届舌战最佳辩手。担任四辩的他，陈词中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用它来寻找光明”，被新加坡《联合早报》评价为“词锋锐利，反应敏捷”。

　　当年辩论赛顾问王沪宁曾回忆：“第一次到新加坡广播局试音的时候，蒋昌建一开口，他那特有的男中音和有魅力的嗓音，就吸引了大家。新加坡广播局的郭奕好小姐，就向我这里看，并伸出大拇指。”

　　如今在网络论坛上，仍有人怅然回忆：“那时候我们模仿蒋昌建说话和表情，梦想有一天像他一样气势如虹。他影响了我们整整一批人。”

　　蒋昌建后来成为了复旦一名教师，他曾对媒体表示，从没想辩论赛会产生如此巨大的效果。他说自己只求读好书、教好书和写好书。但从那一年开始，与辩论赛有关的事情一直在他生活中留有痕迹。至今在他的办公室里，还堆着几大箱观众来信，他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常有复旦的女学生们，在谈到他时眼睛发亮，说蒋昌建是复旦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姜丰：辩手之花

　　“国辩”造就了被誉为“辩手之花”的姜丰。决赛中，一辩姜丰一句带有娇嗔意味的“对方辩友是没听见还是没听懂呢”至今让人津津乐道。

　　姜丰199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同年保送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西方美学硕士学位。后来，她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绝对想不到，有朝一日，我会作为唯一的女辩手，代表中国大学生参加国际大专辩论会。

　　夺冠后一年，姜丰从复旦毕业，到央视工作，担任《正大综艺》的主持，随后又成为文化类节目《文化视点》的制片人。她曾对媒体坦言，自己的整个道路和职业都与1993年那场辩论赛相关。

　　2001年姜丰到英国攻读剑桥博士。2004年10月2日，姜丰在剑桥嫁给了英国男人理查德·杜比，杜比是一家国际名企的高管。2007年2月7日，他们的一对混血龙凤胎降生，姜丰给他们取名叫大宝、二宝。之后，姜丰在朋友的帮助下创办“杜比国际教育中心”，该机构隶属于大连实德集团。

　　8月20日，她在微博中回忆“国辩”20年：“辩论中一个重要技巧，是不能跟着对方的思路走。对方抛一个问题你就接一个问题很难最终取胜。立永远比破更有效果，也更好掌控。人生路上，无论出现怎样的对手、怎样的谜局，都无须恋战，重要的是要怀着爱、坚定地走既定的道路，这个目的地，辩论赛上叫胜利，人生路上叫幸福。”身处舆论漩涡之中，她这席话令人浮想联翩。

　　“国际大专辩论会”历史回顾

　　1986年，新加坡广播局首创大专辩论会，当时称为“亚洲大专辩论会”；

　　1993年，新加坡电视机构与央视签订合作协议，共同主办“亚洲大专辩论会”，并改名“国际大专辩论会”，两年举办一次，轮流在新加坡和北京举行；

　　同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在新加坡举办，中国派出复旦大学参赛，复旦大学获胜，最佳辩手：复旦大学蒋昌建。中央电视台播出全部比赛的七场实况录像，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由此掀起了一股辩论热潮；

　　1995年，在北京举行，南京大学获胜，最佳辩手：台湾辅仁大学林正疆；

　　1997年，马来西亚的马来亚大学打破了大陆队伍连续夺冠的势头，开始了连续3年进入决赛的辉煌历程，最佳辩手：首都师范大学王慰卿；

　　1999年，国辩第一次大规模更改赛制，开始将华裔和非华裔选手分开比赛。西安交通大学击败了马来亚大学，最佳辩手：西安交大陆一鸣；

　　2001年，1993年新加坡传统赛制恢复，武汉大学被马来亚大学击败，最佳辩手：武汉大学余磊；

　　2003年，国辩10年，CCTV与新传媒续约，将继续举办国辩；同年，赛制变化巨大，决赛中山大学击败了台湾世新大学，最佳辩手：台湾世新大学黄执中；

　　2005年，电子科技大学击败了香港科技大学，最佳辩手：电子科技大学张都；

　　2007年，更名为“国际大学群英辩论会”，大陆第一次将网辩引入了国内选拔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击败澳门大学，最佳辩手：澳门大学刘京京；

　　2009年，经济危机，国辩推迟；

　　2010年，国辩恢复，武汉大学击败马来亚大学。母语组最佳辩手：台湾政治大学刘彦澧；

　　2011年，国辩不再产生冠军队，改为评选华语为母语组和华语为非母语组各1位“最佳辩手”。母语组最佳辩手：武汉大学陈铭。

　　（见习记者郑汝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