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文学百年的悲与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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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熙：文学百年的悲与欢

    从文学的染色体落笔

　　预卜未来的中国文学，带有巫师的色彩——如果展望明天，作家唯一可以当作参照的，是文学的昨天和文学的今天。但是说到底文学是析梦和涂梦的工作，而梦又是生活的折光，因而它又有着它的共性——人人都会做梦，没有梦的人是木偶，只是人们生活的异同，梦也随之相异罢了。对文学来说，正是这种相异的梦境，组成了色彩斑斓各自相异的画廊。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梦的产婆是生活。无论你笔下涂鸦的梦是写实的，还是空灵的；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是中国传统的，还是西洋欧化的，都是作家生活感知所决定了的，而非空穴来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写了多篇以小人物的目光看待战争的作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伯尔，战争万象使他无法用抽象手段表达，所以他的小说是具象写实的。到了他的儿子小伯尔的和平年代，便一反他老子的写实主义，而成为一个德国的抽象派画家。他来北京举办画展时，我特意去看了他的画展。能不能如此认知，生活的经历不同，导致了梦境的不同，因而使作家涂梦的方式也产生了异同？

　　经历过战争烽火洗礼的作家，梦中多是铁和血的回光返照，他的笔锋无可逃避地向战争倾斜，这大概不属巫言之例。我是历经过二十年劳改生活的作者，不是我不想在笔锋下风花雪月一番，而是生活赋予我的梦境，几乎始终是一条泥泞的驿路。夜半梦醒时分，我才知道这是过去，而不是今天。说来也有些可笑，我在德国波恩莱茵河畔夜宿时，梦里竟然出现我劳改时环绕于一个劳改驿站的金钟河。我无可逃避寒梦对我的追随，即使身在异国他乡，它也叩打我的心灵门环，让我无处苟且藏身——这就是我近二十年来，一直涂梦于属于我那片冷土的成因。

　　当然，除了梦境的尾随之外，也还有一种反思历史与人的内在精神的探求，支撑着我去析梦写梦。法国思想家帕斯卡的一句名言，对我有极深的启迪，他说：“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这句话的含义，可以作两方面的解释：其一，芦苇腹内空空，它的生命是十分脆弱的；其二，如果将其腹中空空充填一种精神，则可视为人的挺拔和坚韧。我想，如果把帕斯卡“精神芦苇”的内涵伸延到作家身上，它启示作家该是骨骼里富有钙质的血性动物，而不是权势的手中玩偶；不是金钱的情妇，不是笼子中的金丝雀，更不是任何仕途的功利股票。

　　所以吐出以上这些梦呓，意在说明作家对文学的选择，往往不是出自于响应什么号召，甚至有时不决定于作家自身的愿望，文学的个性化的遴选，更大的程度上决定于生活的给予，并受到作家自身的内在气质的梳理和匡正。这种内在与外在的染色体相互结合，便孕生了各自相异的文学产儿。我想，这可以被视为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以此规律为尺，丈量一下中国百年文学的得与失，才能由表及里深掘出其兴衰的根本。

　　文学的世纪悲情

　　中国文学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文豪。因而形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巅峰期，令后来人高山仰止。那是以鲁迅为代表、色彩纷呈的文学。我所以赞美它的成就，因为那些作品并没因历史的更迭而褪色，直到现在我们还难以超越他的高度。但与此同时，笔者不无惊异地发现，那一批二十世纪之初的文学前辈们，都把他们的文学高峰留在了前半个世纪。如郭沫若、茅盾、田汉、夏衍、曹禺、冰心、巴金、老舍、沈从文等，他们在前半个世纪，都有辉煌的作品问世，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文史曲线。令人遗憾的是，到了今天的二十一世纪之初，一些文史学家们，直至现在都没有对这个严酷的问题给予解答。从年龄上讲，1949年后，他们正步入盛年，那么多走进成熟期的作家，正是出大作品的黄金期；但是令人心悸的是，那些大师们在后半个世纪，不仅没有第二个创作的高峰期，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创作的衰落。近期，我仔细地寻找了一下大师们后半生创作的失落缘源，发现涉及的问题非常庞杂，其间文化政策的得与失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更为强大的外因，是一个接一个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夺去了大师们的良好创作心境和宝贵时间。

　　茅盾、夏衍、田汉、郭沫若、曹禺都有在文场上为官的历史。他们之所以把文学的辉煌留在了前半个世纪，与文与仕的错位，耽误了他们可贵的创作时间(当然他们中间有的人或者无意进入官场，但是工作需要使他们不得以而为之)。这不是笔者的凭空臆想，而是有据之说。仅以茅盾为例，不久前读到李强先生采访茅盾的儿子和儿媳之后，在倾吐茅盾“难圆文学梦”的文章中写道：

　　“茅盾在解放后，再没有小说创作……在1955年的1月6日，茅盾曾上书周恩来，请求可否不再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中的中国常委……茅盾在信中委婉地道出他担任文化部长的内心痛苦。”周恩来对茅盾的请示，没有表示同意，但是批给茅盾三个月的创作假期。文章继续写道：“三个月的创作假写什么呢，续写《锻炼》和《霜叶红于二月花》都不合适。虽然这是茅盾最熟悉的题材，但无法向人解释为何请假三个月却去续写旧作，只有去创作现实题材。因而茅盾只写出了小说大纲，就不得不回到繁忙的工作中去……茅盾于1981年逝世，他小说创作之梦，终于没有完成。”

　　这一段后人对先人的追述，如果还不足以表现写出过《子夜》等大作家茅盾精神痛苦的话，那么在傅光明先生采访曹禺的文章中，便可再现作家为官的文学伤痛。他在文章中写道：

　　“曹禺一直为在解放后没有写出好作品而深感痛苦而自责。在他的生命晚年，他曾说：‘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真的，我真想一死了事。”当傅光明询及他，为什么在解放后，从数量到质量，都不能与解放前相比时，曹禺的回答里有这么几句耐人寻味的话：“我解放以后写的东西少了，而且写的质量也不高……当时市委派人讲，协和医院有 ‘崇美’‘想美’‘恐美’　思想……我到协和医院呆了半年多，那时候有个‘思想改造小组’，市委派一些人跟大知识分子聊天谈话，我也跟着去跑……写出来了，就是《明朗的天》……就像是一部车子，让人推着走，而不是主动地走。车子有汽油，有机器，自己走多快呀……”

　　我想不需要更为繁琐的引证了，无论是茅盾还是曹禺以及那几位文以成仕者，到了生命后期，都有着难以言喻的痛苦反思。这是我们中国文学后半个世纪的伤痛悲情之一。

　　悲情之二，则更值得我们深思了。那些并没有进入官场的大师们，他们似乎也与前者没有差别，在下半个世纪几十年间，也没有再现他们世纪初的文学辉煌。如冰心、巴金、沈从文、老舍……笔者审慎地统计了一下，在共和国建立之后，除了田汉的《关汉卿》和老舍的《茶馆》、《正红旗下》(未竟之作)，留下了他们文学巅峰期的形影之外，几乎别无可寻。中国文学在五六十年代，始终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一条死胡同里穿行，“大海凭鱼跃，天空任鸟飞”成了一句空话。

　　其中最令人感伤的是沈从文先生，这个写出过诗情小说《边城》的湘西才子，因为立志学文才把名字改为从文的。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他突然转向研究服饰，作为一个文学上的后来人，昔日我一直不解其谜。近读《读书》上陈徒手先生采写的《午门下的沈从文》一文，才算详知其内情。文中写道：沈从文先生从解放后，就进了历史博物馆，1949年成沈从文文学的生死线。其重要原因，是郭沫若在1949年发表的《论反动文艺》中，触及到了他。这位大才子从此陷入无言的苦闷之中。陈文中引述了沈从文当时的心情自白———那是沈先生在1951年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

　　“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晨七点到晚上六点共十一个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中庸的公务员……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看看暮色四合的风景……明白我生命的完全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陈先生的文章收尾，是摘引作家汪曾祺、林斤澜去看望沈从文后的感伤之情：“临近生命终点的沈从文，常常一个人木然地看着电视，一坐就是大半天，无所思无所欲。有一次，沈从文突然对汪曾祺与林斤澜说了这么一句：‘对于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文学再生的冷热观

　　当然，在这个世纪中，还有一些我们不能忘却的作家和作品。如胡适、梁实秋、郁达夫、徐志摩等等。解放区来的作家们，也带来了一股文学的清香。这里不能不提及的首先是孙犁。他从延安给我们带来了清香四溢的《荷花淀》，后来又奉献出《风云初记》、《铁木前传》，以及一批艺术造诣极深的纯情散文和评论文章。1979年之前，中国政治运动的季候风刮来刮去，不为其风声鹤唳所动并始终恪守文学规律的，可谓寥寥无几，孙犁先生却是其中一位。

　　俱往矣！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真正摆脱羁绊，是从1979年开始的。五七年回归的作家，一度时间内成了中流砥柱。那时的文学坐标，只有写实主义——后续上来的知青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也是勾勒生活给予他们的梦幻。当然我们今天再看那时的作品(包括我自己八十年代初期的作品，都留有五六十年代的文学胎记)，但毕竟是文学开始了艰难的自我回归。由于文学的复位，使中国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进入了新时期的文苑。如刘心武、蒋子龙、贾平凹、莫言、张洁、张炜、张抗抗、韩少功、铁凝……接上来的是更年轻的一代：刘震云、刘恒、阎连科、周大新、池莉、方方、迟子建、苏童……这些作家的作品或侧重于哲理，或抒情于城市市井以及乡村的当今生态，但都再难找到五十年过来人的那种文学硬伤。对比五十年代文学来说，这是质的飞跃。

　　但文学嬗变期的真正到来，笔者认为始于八十年代末期，以先锋手段写作的格非、余华等原来只属散兵游勇，因其后来女作家陈染、林白等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入围其中，使先锋、前卫而为读者知。进入世纪之交，我们先后读到了生活底蕴厚重的《白鹿原》、《醉太平》 和 《羽蛇》、《日光流年》、《无字》、《檀香刑》、《受活》、《张居正》、《圣天门口》……等绮丽博大之作，多少冲击了一点人们对上世纪中、后期的文学感伤。我想，更为精湛的博大之作，也许正在主流文学和文学门外孕育诞生。

　　文学是有情物，亦是无情物。它钟情于人文个性统一、心地真诚的作家，而疏离人文分裂、意马心猿的作家。在当前中国经济的转型期间，各种诱惑像魔方一般分化着文坛。这是文学热潮中的寒流。这一点，并不为所有的作家所体察。我想，当年曹雪芹面壁寒窗写《石头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死屋手记》时，心态大概是最纯净的——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喧嚣的商业时代和动感无穷的电子时代，文学在这样的潮汐吞吐中，如果想保存独立的生存品格，是非常艰难的。唯其艰难，才激励文学弄潮儿浪里行舟之乐。

　　岁尾年初，写此有悖时尚的话，大概还不算多余。因为文学的内核是个性的自由落体，这是前一辈大师们后期的创作悲情，留给我们的一部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