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中文系——1948

教师之友网

我在北大中文系——1948

乐黛云

    1948年夏天，我从遥远的山城来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又来到北京大学顶尖的系——中文系。我深感这里学术气氛十分浓厚，老师们都是博学高雅，气度非凡。我们大学一年级的课程有：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兼写作)；废名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齐良骥先生的西洋哲学概论；还有一门化学实验和大一英文。大学的教学和中学完全不同，我觉得自己真是沉没于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全新的知识天地。

    我最喜欢的课是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和废名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沈先生用作范本的都是他自己喜欢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从来不出别人选定的大一国文教材。他要求我们每两周就要交一篇作文，长短不拘，题目则有时是一朵小花，有时是一阵微雨，有时是一片浮云。我们这个班大约27人，沈先生从来都是亲自一字一句地改我们的文章，从来没有听说他有什么代笔的助教、秘书之类。那时，最让人盼望的是两三周一次的发作文课，我们大家都是以十分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这一个小时的来临。在这一小时里，先生总是拈出几段他认为写得不错的文章，念给我们听，并给我们分析为什么说这几段文章写得好。得到先生的夸奖，真像过节一样，好多天都难以忘怀。

    废名先生讲课的风格全然不同，他不大在意我们是在听还是不在听，也不管我们听得懂听不懂。他常常兀自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中。上他的课，我总喜欢坐在第一排，盯着他那“古奇”的面容，想起他的“邮筒”诗，想起他的“有身外之海”，还常常想起周作人说的他像一支“螳螂”，于是，自己也失落在遐想之中。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类型的讲课和听课确实少有，它超乎于知识的授受，也超乎于一般人说的道德的“熏陶”，而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感应”和“共鸣”。49年后，这样的课当然难于存在，听废名先生的课的人越来越少，他曾讲得十分精彩的“李义山诗的妇女观”终于因为只有三个学生选修而被迫停开了。

    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课最难懂，这不仅是因为他讲课的内容对我来说全然陌生，而且是因为他的地道的无锡方言对我这个来自“黔之驴”之乡的山里人来说实在是太难于跟踪了。上他的课，我总是坐在最后一排，不是打瞌睡，就是看别的书。前面总有几个高人的男生把我挡得严严实实。我满以为个子矮胖的唐兰先生不会发现，其实不然。两年后，我们一起去江西参加土地改革，我们偶然一起走在田间小路上，我寒暄说：“唐先生，你记得我吗?我选过你的‘说文解字’课”。在那阶级斗争烽烟遍野的氛围里，“说文解字”!显得多么遥远，多么不合时宜啊!唐先生笑笑说：“你不就是那个在最后一排打瞌睡的小家伙吗?”我们两人相对一笑，从相互的眼睛里，看到那一段恍若隔世的往事!没有想到过了几天，忽然来了一纸命令，急调唐兰先生立刻返回北京，接受审查。那时，城市里反贪污、“打老虎”的运动正是如火如荼，有消息传来，说唐先生倒卖文物字画，是北大数得上的特大“老虎”！后来，土地改革胜利结束，我们作完总结，“打道回府”，听说唐兰先生还在接受审查，问题很严重。过不久，又听说唐兰先生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又过了一些时候，听说唐兰先生已经离开了人世。

    如今，很多年已经过去，继唐兰先生之后，废名先生也在文化大革命中凄凉故去，倒是沈从文先生活到了好时候，然而，不幸的是1949年以后，先生截然弃绝了教室和文坛，我是不是他的最后一届学生也已从考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