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集伟：《非常道》的三种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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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集伟：《非常道》的三种读法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5-6-6 】 【作者： 黄集伟】

学者余世存先生编著的《非常道》一书上市后口碑甚佳。在一个号称传播技术传播手段日新月异的年代，“口碑”不仅没落伍，反而更稀罕，更珍贵。相比那些唾沫横飞话语喧嚣的广而告之，在今天，“口碑”的传播效果反而可靠。我的书友、酒友、发小乃至顶头上司在“书”这件事上，基本没有骗我的道理。读完一本书，他们赞叹不迭，那无非是想与人分享一己欢欣。正如饶颖女士一而再再而三找记者爆料，无非是想与公众分享她的愤然与寂寞。她就一个人，可怜啊。

第一种读法　世说新语

《非常道》是一本丰富有趣、可使读者用最放松的方式畅意快读的故事书。它与很多年前“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的《艺林散叶》及多种续篇颇为相似。它完全有资格成为书迷类读者的“如厕书”。
在“口碑”传播中，《非常道》被贴上的第一个标签即所谓的当代“世说新语”。这个标签或许可以让该书被更多的人知道。不过，就半径最为辽阔的大众而言，“世说新语”四个字其实需要补充更多的解释。这个现实使得“贴标签”的双刃剑属性再次暴露。在愈发速度化、媒体化的传播语境中，很多时候，“方便叙述”原则正日益主宰一切。“方便”确实方便了，可同时也一定伤及文本乃至世界的复杂性。再者，很多时候，方便叙事也好，难以命名也好，其实源自我们对某种创新的愕然与恍惚。正如当年我们用“文坛外高手”之类的含混称谓去定义王小波，无非明示着我们对某种巨大思想能量的惊惧与漠然。
《非常道》是一部传奇。顺着这个直觉，它的第一种读法是，它完全有资格成为书迷类读者的“如厕书”。魏晋南北朝时，作家刘义庆所完成的《世说新语》是否享同等“待遇”当然已无从考证。不过，古今皆然的是，在“书迷”语境中，“如厕书”一直是个相当肯定的判断。说得更直接，《非常道》是一本丰富有趣、可使读者用最放松的方式畅意快读的故事书。它与很多年前“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的《艺林散叶》及多种续篇颇为相似。不同处在于，余世存先生选事的视野并未仅局限于文林一隅，而是更为广阔。书中所选掌故或出自百年之前，或干脆就发生在我们身边。那些被编者苦心孤诣剪裁、拼贴而成的古今妙论不仅令人一唱三叹，同时，也意外反衬出当下“短信文化”横扫一切休闲语文的苟且与粗鄙。它甚至也让泛滥成灾的所谓大腿酥胸铜版纸休闲垃圾文化一统天下之外，忽然多出点休闲语文的智慧，一个小小空间。

第二种读法　索引

它是一本仅止开列路径却并未展现全豹的路标书。尽管阅读途中那无数打开链接、解密隐藏的思想风暴我们无从知晓，但可以想见，那将是一番歧异风起云涌、真相大白天下的裂变与混沌。
胡适曾对唐德刚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冯友兰说，他的高寿秘诀就三个字：“不、着、急”。吴昌硕七十岁前曾纳一妾。时日不多，其妾即拂袖而去。吴慨叹说：“我情深，她一往”。苇岸确诊肝癌晚期后，曾考虑客死他乡，后听王家新说维特根斯坦有句名言：“自杀是肮脏的。”遂打消了自杀念头……这些闪烁着或明丽或暧昧人性之光的“非常道”显然有别于当下无数饭局上的无穷八卦乃至于正逐步升级的情色谈资，而且正是它提醒我们，无论在大家的网络生活、博客生活中，还是现实的会议交流、饭局交流乃至于花样繁多的商业交流中，如是谈资确已不多。
《非常道》是一部索引。据此，它的第二种读法，即它是一本仅止开列路径却并未展现全豹的路标书。编者将书分为史景、政事、文林、武运、革命、问世、人论、英风、等三十二编，每一编中，那些似乎被随意摘编而来的历史断片不仅组合成了百年风云变幻的一个漫长历史跨度，同时，它也记录着近代中国三千年大变局中数百位风云人物的繁多奇言异论。这里的每句“神伤”都是一个带下划线的链接，而书中的每声“狂狷”也好像一个只要找到密码便可迅速展开的隐藏文件。据此，读者可以展开辽阔、庞大、艰涩乃至于深重的搜索、研判或追问。尽管阅读途中那无数打开链接、解密隐藏的思想风暴我们无从知晓，但可以想见，那将是一番歧异风起云涌、真相大白天下的裂变与混沌。透过俭省如冰山一角的“骨气”、“修辞”、“敬畏”、“变异”、“廉耻”、“隔膜”乃至于“荒诞”，在那无数只言片语的“历史”切片中，大海的雄浑慢慢浮现而出。

第三种读法　细节史

这些细节在让人开颜、震惊、愕然的同时，也让人感慨在一个速度经济日益深入人心的年代里，那些被抽空了斑斓细节的人生不过是一只没有指纹的手，它乏味，而且不再可信。
《非常道》还是一部细节史，一部比某些正史更丰润、某些宏大叙事更真切、某些俨然的教科书更逼真的人性细节大全。这些细节在让人开颜、震惊、愕然的同时，也让人感慨在一个速度经济日益深入人心的年代里，那些被抽空了斑斓细节的人生不过是一只没有指纹的手，它乏味，而且不再可信。而很多所谓正史或宏大叙事语文中向来缺失的，正是这些。很多时候，在那种某些宏大叙事古板枯燥演进中，无论一个人伟大或普通，我们甚至给不出丁点数字……他一生出演过四十多部影片。他曾两次获得奥斯卡奖。他有过两次婚姻。他生育有十一个孩子。他临终前所欠债务高达两千万美元……事实上，正是上面这组属于美国影星马龙。白兰度、似乎冰冷的数字托住了马龙。白兰度所谓集合着叛逆与激情的一生。
小说《传奇》付印前，作家张爱玲下工厂。那天，她穿在身上的一套奇装异服，引起轰动，并导致整个印刷厂停工。得意中，张爱玲告诉一个女工：要想被大家在一大堆人中被关注，就要穿上祖母的衣服。女工诧异不已：“穿祖母的衣服，那不跟穿寿衣差不多吗？”张爱玲说：“那有什么关系，只要别致就行。”在狗哥（GOOGLE）上搜索“张爱玲”，至少可得到超过数十万个链接，其中未必会有被编者列在“虚荣”义项之下、如此活脱逼真的人性细节。它不仅远胜过那些抄来抄去大而无当的“张爱玲传”，而且也让我知道，那些僵化的历史词条和章节断然无法担当“索引”。在那些被抽干了血气、枯干得连骨头都有些走形的“历史”中，没有“虚荣”，没有“性情”，没有“骨气”，更没有“变异”。
所以，只有当我知道少年时代曾目睹母亲十八次怀孕、七次流产、十一次生育、四十九岁即离开人世的细节后，我才更多地理解避孕药发明人之一玛格丽特·桑格一生的执拗，理解她为什么绝不放弃。同样，也只有在我得知中年时妻子和女儿在一月之内相继辞世的细节后，我才会在清代印人赵之谦所刻下的那枚小小闲章背后，触摸到浓酽粘稠无法稀释的绝望。那枚闲章印文八个字：“我欲不伤悲不得已”。

《非常道》目录/摘选

2005-06-03 10:51:03　南方网综合　

目录
史景第一
政事第二
文林第三
武运第四
革命第五
问世第六
人论第七
英风第八
意志第九
性情第十
骨气第十一
狂狷第十二
识见第十三
立言第十四
代言第十五
修辞第十六
世道第十七
敬畏第十八
信念第十九
自觉第二十
教化第二十一
命运第二十二
变异第二十三
神伤第二十四
限定第二十五
虚荣第二十六
无情第二十七
心志第二十八
廉耻第二十九
依附第三十
隔膜第三十一
网上阅读  http://book.sina.com.cn/nzt/his/feichangdao/

章太炎说蒋介石的“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
马歇尔、司徒雷登等人曾称颂梁漱溟为“中国的圣雄甘地”。
马寅初说：蒋介石的光脑袋就是“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
马一浮见蒋介石一面之后，说蒋神情气象偏狭，有刘裕偏安之才。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问：从来如此，便对么？
李鸿章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1924年，于右任诗：“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
1915年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将“二十一条”亲自送往日本公使馆。曹回忆这次经过，“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陆徵祥跟他说起以前“随节俄馆”时，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跟杨儒谈判，磋商不洽，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上令杨签字。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杨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曹由是感叹：“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1932年，中原西北灾荒。记者报道说：“鹿邑本境经股匪扰五月之久，庐舍为墟，粮米尽罄，鬻妻子以延生。二区朱恺店，三区老鸦店，五区宁平镇，六区泽民镇，八区桑园集，均立人市，年幼妇女每人不值10文，十一二岁幼童仅易千文，孩提婴儿抛弃遍地……某妇买一馒头，留小姑为质，卖馒头者索钱不得，小姑谓我宁不值一馒头，一卖烧饼者代偿馒头账而换得此幼女。”
李大钊灵柩停放六年，无法安葬。1933年4月初，已病得奄奄一息的赵纫兰带着女儿来到北平，请北大代办安葬。蒋梦麟校长答应了。当其时，国民党正在江西“剿共”，北平城里也到处捕共产党人。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葆、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13名北大教授自愿发起公葬，每人捐20元。北大教授李四光等人捐10元，马寅初等人捐20元，梁漱溟等人捐50元，外地有鲁迅捐50元。公葬之际有两幅挽联广为流传，其一：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其二：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吾辈哭先生。
1942年10月19日，延安召开有二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在会上宣读了他对王实味问题意见的《备忘录》，引起与会作家的不满。周扬、丁玲、刘白羽等当场与萧军在主席台上展开论辩，萧军舌战群儒，越辩越激烈，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都要看个结果，无人退席。辩论从傍晚至深夜，大会主席吴玉章见双方僵持不下，站起来说：“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使得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的火！大家都应以团结为重，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应当检讨检讨！”萧军说：“吴老的话使我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都对呢？”丁玲紧接表态说：“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百分之百全是你的错，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都没有关系！”萧军火了：“既然如此，你尽管朋友遍天下，我这‘一毛’也不愿附在‘牛’身上，从今后咱们就拉、蛋、倒！”萧军说完，拂袖而去。
陈独秀寂寞地死去，王森然说，跟他一起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人，或居党国显要，或受社会崇拜，“以先生之学历，若求高名厚利，与世人争一日长短，将何往而不自得耶？”“先生不因个人荣利，而一变为世之所谓新官僚，就此而言，实值吾人矜惜也。”“呜呼先生！满腔热血，洒向空林，一生有毅力，无用武之地，吾不反为先生惜，吾惊为民族哭矣。”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的家里，汪钱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汪钱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陈寅恪的一篇口述长文。在这一“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陈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非常道》：试图恢复历史正义

2005-06-03 10:34:28　新京报　刘晋锋

以“类人孩”观念编著1840-1999中国话语，被视作当代《世说新语》
5月，《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一次出版，编者余世存撷取自晚清、民国以降历史人物的话语，辑成史景、文林、武运、英风、狂狷等三十二目次，记录了晚清、民国以及解放后的诸多历史片断，涉及到左宗棠、陈独秀、钱钟书、陈寅恪等众多风云人物。此书一经问世，已获得文化界广泛关注，被视作当代《世说新语》。
■人物
余世存1969年2月生于湖北随州擂鼓墩村，1990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做过搬家工人、看门人、中学教师、报社编辑等。1995年进入《战略与管理》做编辑至执行主编，2000年离职。现为《南风窗》、《中国新闻周刊》的专栏作家。已经出版的作品有《黄昏的缤纷》、《重建生活》等。
《非常道》是一本没有序和跋的书，余世存称书的主题是历史人物怎么捍卫和失去他的人生权利。
做历史注脚为大众阅读
新京报：《非常道》一书出版之后，很多读者拿它与《世说新语》做类比。你怎么看？
余世存：我早先就预感到这一点。但它们有很大的不一样。《世说新语》可以被分类到“文林趣事”，而这本《非常道》，实际上是个折中本，有很多搁在一起很有力量的东西在编辑过程中被删除或者打散了。
新京报：自《世说新语》以来，各个朝代均有类似作品出现，比如《唐语林》等，为什么这种体例会流行？
余世存：这和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观念有关。它只是给你提供材料让你自己体悟，而不同人对相同的材料会有不同解读。
新京报：这本书能否归到历史类？
余世存：只能分到“经史子集”的“子”或“集”里。
新京报：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历史碎片的方式来记载历史？
余世存：我原先是想写一本理论著作，搜集这些材料也是想拿它们作为例证，证明我的一个“类人孩”观念（我认为我和我的同胞乡亲离文明仍然遥远，我们是无知于权利、权利不得保证、心智蒙昧身份可疑的类人孩）。但我不喜欢中国知识界的某些人，我觉得他们不配看我的著作，所以我宁愿做一本历史注脚，提供给大众阅读。而且，我想通过这本书重构一种人性化的历史观念。
新京报：是不是因为整理历史碎片比写理论专著更简单些？
余世存：不会。为了这本书我读了上千本传记，而且有很多是很糟糕的传记。它和自己构架一本书相比，有不同的难度。
新京报：以后你还会不会继续你的初衷，写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书？
余世存：有前辈曾经嘱咐我应该想办法让汉语世界的近现代史写作有一些可信的材料，但因为种种原因，我想我以后不会做研究了，会对社会时政评述关注得更多一些。
新京报：那么，你认为批评家的价值在何处？
余世存：捍卫常识和维护某种正义。我编这本书的时候，觉得我是在用我心目中的正义试图恢复历史正义。
以人性写历史该有不同解读
新京报：书中资料都是很细节的历史，它的来源？整理方法？
余世存：全是来自公开出版物。编成一本《世说新语》花了几十年时间，相对旧时文人来说，我占有材料太容易了，但也花了四五年时间，抄卡片也抄了几千张。我还记得，无数个夏日，屋子像蒸笼一样，我整天整天地读书、抄录卡片，汗流浃背，常常为一段故事激动得站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又或者为一句话停顿下来流眼泪。
新京报：为什么每一段话都没有注明出处？
余世存：我觉得给出处没有意义。《世说新语》也没有注明出处。如果都注解出处的话，那它就不是大众的东西了，而是小圈子内的精英的创造过程。
新京报：可是注解有助于给大众索引。
余世存：其实对现代人来说，重新回到历史很方便。我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回到了人性本身，而现存的一些中国近现代史都是宏大叙事，回避了人心。我希望未来的人也是以人性来写历史，而不要搞微小叙事，或者大历史。
新京报：它们之间互不排斥吧？
余世存：知识界还是需要大历史的。但中国人可能更需要房龙写的那种娓娓道来的史书。
新京报：在你的概念中，什么是“史书意义上的好书”？
余世存：应该是建立共同体的最低限度的共识，让每个读者建立认同，就是好的史书。钱穆说过，我们对本国历史应该有温情和善意。
新京报：书封上写的是“余世存编”，仿佛它是客观的整理，但显然小到每一段的阐释，大到章节架构都是非常主观的。
余世存：它不是客观的，它的内核是我的“类人孩”观念。
新京报：我在这本书中读到一句话：“高尔泰说：也许崔健和他的摇滚乐是中国惟一可以启蒙的文化形式。”起先我以为这是对崔健一种拔高到无限的赞美，后来，看到它所属的章节是“神伤”，才回过味来。
余世存：是的，其实它是一种极度伤心的愤激之词，但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崔健的赞美。
新京报：书的并列章节之间应是相互关联而不兼容的概念，本书章节是否存在概念互混和分类不清晰的问题。
余世存：分类是难受的事。我立了32个条目，或许有人会质疑某段应该放在其他章节，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新京报：作为一本书而言，一般都是有主题的，这本书有主题吗？
余世存：主题是历史人物怎么捍卫和失去他的人生权利。
慷慨之音少哀怨之情长
新京报：这本书里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
余世存：我对这本书的不太满意之处是它没有给出编排理由，还有点粗糙，语言不够精练，所以我说它是有待完成的文本，还需要磨合。
新京报：你是说你会接受读者的意见来修改这本书？
余世存：我特别需要读者给我建议，我希望把每一段改得更精练，像匕首一样，刀刀见血。原本我是想花小10年的时间来写一本理论专著，但后来既然决定用历史碎片式推出来，那我个人再多花时间，能力毕竟有限，还不如早点创作出来，与读者互动。
新京报：迄今为止得到了什么反馈？
余世存：有一位名叫“练习曲”的网友读完本书后留言说：“《非常道》略显得慷慨之音少而哀怨之情长。这段历史上烈士并非不多，但他们往往举止失宜，虽英捷勇进，最后却往往让人浩叹而已。全书看完，令人生出不负责任的感叹：谁为衰世留健笔，动人心事不如无。”我觉得他读出了我的用心，实在是这段历史本质性的哀怨使然。
新京报：你认为这本书的读者会是怎样的分布？
余世存：社会青年和大学生。中老年人历史成见太深，难以指望他们从中受益。
近代史中立言者对不起立功者
新京报：在你所记录的这些历史碎片中，有的人立言，有的人立功，如果非要一分高下的话，你怎么评判它们各自的价值？
余世存：从我自己的角度看，近代史中的立言者对不起立功者，我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不起民族和他们的人民，他们的立言没有给民族转型提供思想资源或者人生哲学。”
新京报：一般观点认为上一辈知识分子是值得同情的一代。
余世存：但是从文明的角度来说，之所以造成中国这么多年的惨痛还是因为知识分子不够勤奋不够刻苦，他们是应该为这段历史负责任的。
新京报：个人的力量毕竟相对弱小，是特殊的历史背景造成了他们的无功。
余世存：人没有立功不能归罪于环境。中国知识分子对不起这个民族。当然我不是一棒子打死所有人，历史中还是不断有人立功和立言，只是他们的总体成就没有高到推进社会跃进到现代门槛里去。
新京报：你是1969年出生的，在批判那些经历了动乱的知识分子时，是不是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
余世存：我也是知识分子，我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很多都消融到生活里去了，既不立功也不立言。台湾学者龙应台说她和内地学者吃了几十顿饭，发现他们很可怜，总在谈论孩子、房子、车子，他们没有知识分子话题。
新京报：在你最近的文章《费孝通：大师的中国荣辱》中说道：“身为五四之子的费孝通先生也有着这种大创造的机运和才华，他也抓住了这种历史机遇。”
余世存：我也承认环境和机遇对个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新京报：你曾经说自己：“上大学时，家境不幸以及对自己的怀疑引起的恐惧忧患多于学习的乐趣和生活的愉快”，是不是说个人的境遇能够影响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判断？
余世存：我内心很分裂，其实我只关心两个人以内的事。即便是现在我也经常怀疑自己，从人性的角度，绝对应该跟犬儒知识界决裂，但我没有勇气。
新京报：你有孤独感吗？
余世存：其实耻辱感要大于孤独感。
（编辑：李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