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语言和文学的互动——访著名文学理论家童庆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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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语言和文学的互动——访著名文学理论家童庆炳教授

    童庆炳先生：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７日生，福建省连城县莒溪乡人。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家评定的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顾问，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北京社科联常委。主持过国家“７５”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点项目“文艺心理学研究”，获研究成果１５种，最终成果专著《现代心理美学》获首届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成果二等奖。他主编的高校教材《文学理论教程》获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级优秀教材二等奖。

    桑哲（以下简称桑）：作为新编高中教材人民出版社版的主编，您认为现在新编的几套高中教材“新”在什么地方？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您可否介绍一下您编写的这一套高中语文教材有什么特色？请您结合您主编的教材谈谈语文教学的一些问题。
    童庆炳（以下简称童）：根据新课标编的这几套教材，包括人教社的、江苏版的、北师版的等，跟过去的旧的教材相比，的确有很大的变化，因为它是按照一种新的理念来编写的，就是把人文性和工具性结合起来。过去把语文看作是表达政治理念的一种工具，现在强调要有人文的关怀，然后把工具性和人文性结合起来，现在的教材基本上是按照这样的理念来编写的，跟过去相比是有了进步、有比较大的改变。
    但是我对现在新编的教材也有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现在按照主题单元编写教材，我认为不是一种太好的方法。主题单元实际上就是在一个主题下选若干篇课文，而这若干篇课文都要符合这个主题的思想，这样就会给教师和学生在某种程度上产生误导，以为某个主题后面几篇课文都是讲同一个主题的。比如经常出现的人和自然的主题，在人和自然主题下面选择若干篇目，当老师和学生拿到这几篇课文的时候就以为这几篇课文讲的就是人和自然关系的主题，就用这种思想来宰割这几篇课文，这样就和过去以政治为单元的课文在方法上是相似的，没有完全摆脱工具论的束缚，过去语文是政治论的工具，现在是人文论的工具。虽然“政治”与“人文”不同，可“工具”论仍然不变。现在的小学、初中、高中课文的单元一窝蜂的采用这种方法编写，表面看来有新鲜感，实质上没有根本的变化，这就是我不太满意的地方。中国是有几千年历史文化的国度，现在又正在进行改革开放，我们要找寻更新的、更符合当前颁布的新课标的编写方法。
    我们现在编的人教社的教材是按照历史顺序来编的。现在课标有一个很关键的规定，高中的教材要体现模块化的结构，高中的教材要分成必修课和选修课，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现在编的教材强调的是语言和文学的互动，基本的理念和特色是通过文学作品来学习语言。每一篇文学作品，都有它的独特性，它的内容、它的思想都是非常丰富的，甚至是复杂的，因此不能简单化的纳入某个主题单元里面去，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按照历史的线索来编写的。比如我们现在五个模块的必修课，先秦魏晋南北朝模块、唐宋模块、元明清近代模块、现当代模块等是按照文学发展的历史来划分的，用我们新的观点重新审读语文所要关怀的是人的情感的世界，要让学生能够跟人进行情感上的沟通，跟自己的心灵进行一次沟通，强调的是这么一种东西，我觉得是对的。第三个方面它强调语文基本能力也要打好，离开这个也不行，也不能把它给放弃了。总的来说现在新课标比过去的教学大纲有一定的变化，过去的教学大纲搞的是一种知识教育，现在的新课标搞的是一种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和知识教育是不一样的，是两个层面的东西，它们有不同的教学思想在支持。
    关于新课标的不足，我现在很难说哪一条对哪一条不对，我们最后用什么来检验它呢？要用施行新课标的实践。有些问题我也担心，比如学生参与，如何才能让学生参与成为主动的、积极的行为，如何变成教学当中的一种现实，而不变成一种泡沫似的那种游戏，这是我所担心的。如果这种参与，变成老师说不出什么东西，学生也说不出东西，变成瞎胡闹、瞎聊天，那么这个时间就浪费掉了，这样我们就对不起学生。课标如果规定得具体一点，细致一点可能就会更好一点，这个问题也跟教材编写有很大关系。教材就像个路线图，教材要是编写得好了，按照这个路线走下去，老师和学生就会是很有意义地、很实际地、很有效地对话。
    桑：以前我们提素质教育，现在新课标把“语文素养”提得较多，您认为语文素养应该包括哪几个方面？
    童：对一个学生来讲语文素养意味着在以下几个方面要进行努力，这种努力是长期的。首先是对汉语的热爱，这次我编的教材里面就有一个单元叫热爱汉语。过去学生学习汉语越学越烦，看不到汉语的美质，其实汉语和英语及其他的语种是不一样的，它是灵活的、变化很多的一种语言，而且是很简练的一种语言，能够让学生真正理解到汉语的美质是非常重要的。汉语当中不但音起作用、音调起作用、音和音调构成平仄的韵律，一些词语可以颠倒、可以增、可以减，这些都是外语不具备的。有声调的语言很多，但是由声调来区别意义的语言我觉得就只有我们的汉语。让学生发现汉语的美质，是我们语文教学的任务。第二点就是要让学生能够理解、充分把握语文所包容的文化内涵。学语文不一定光听、说、读、写，还必须理解语文的文化内涵。通过语文课应该对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传统，“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都有所领悟，不能说只要有听说读写能力了就解决一切问题了，重要的是还要能够理解语文所包含的文化内容。语文的文化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做人的道理，做事的道理，做学问的道理，生命意识，自由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尊重他人的意识，热爱祖国的意识，热爱人类的意识，热爱大自然的意识等等，都是语文的文化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听说读写能力。我对语文素养的理解就是对母语的热爱，对母语的美质的理解，对语文的文化内涵的掌握，以及听说读写能力。这样多方面去理解语文素养，才是比较全面的。
    桑：您认为中小学语文教学存在哪些问题？
    童：首先一个问题是学生对语文没有兴趣。语文教学首要的问题就是培养学生对语文的学习兴趣，只有培养起学生的兴趣来，学生才会自主地学习。自主学习和老师制约下的学习是不同的，这是中学语文教学中比较大的问题，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去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语文教师素质的提高问题。同样一篇课文，在不同水平的教师那里所传达给学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水平高的教师能够把非常普通的课文讲得津津有味，完全把学生吸引住，而水平很差的教师哪怕是讲一篇非常有魅力的课文，也可能讲得枯燥乏味。语文教师水平的提高就成为了现在语文教学改革的大问题，因此从教育部到各省到各个学校，有计划地培训教师将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考试问题也是让中学教师在教改中缩手缩脚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老师不敢放手去讲，怕影响学生的高考成绩，所以考试需要进行改革。还有一点就是整个的教法都比较单调，应该充分发挥各个学校。各个教师自己的潜力，让语文教学充满个性。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教法，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教法，这样百花齐放，大家就有经验可以交流，就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吸收，这样就会推动语文教学往前走。目前这种全国一盘棋式单调的讲法是根本上没什么经验可以交流的。大家都很希望另类的讲法。我觉得有才能的教师可以自己编教材，自己讲。语文教学以后的道路任重道远，还要探索，不断的改革，不要以为有了一个新课标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尤其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操作起来问题应该是很多的。
    桑：现在语文高考有那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呢？
    童：现在的高考也在改，这几年与前几年的题目有很大的变化，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是还是有一些不足。语文高考还是有点太死，以后就是应该考学生的语文能力，以及它对语言的感受力，文化内涵的把握的能力，这些东西不是结合哪一篇课文来考的，它完全可以超脱开课文，完全是考学生的能力。我不希望出客观题，我希望主观题的分量要大一点，虽然在改卷子的时候有很大的麻烦，只要老师对学生负责，辛苦一点也是可以的。首先是考卷要简单化，按照我的想法语文的考试只要两个题目，一个读的题目，一个写的题目，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其次改卷的时候，只要下点功夫，就会非常客观。作文一定要看学生的能力，思考的能力、表达的能力、想象的能力。考试不是看你会不会一种知识，关键是看你有没有具备某种能力。
    桑：现在出现一个低龄化创作的潮流，甚至有的孩子辍学当起了专业作家，作为文学评论家、作家对这种现象您是持什么态度呢？
    童：个别的有才华的学生，冲出来发表作品，不能制止，也不应该制止，但是总的来说，对于多数学生来说不要过早的当作家，还是要进行正规的学习。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从几岁到十几岁这是他学习的最好时机，提高自己的各种能力的最好期，还是应该专注于学习，专注于正规的学习，不应该鼓励这种低龄写作的风气。其实现在“作家”这个词都不值钱了，谁都可以成为作家。现在报刊杂志太多了，用稿量太大了，有的很平庸的东西通过商业炒作捧到天上去，有理智的人对这种状态应该保持一种理智的心态。我们在８０年代初搞了很多少年班，比如科技大学吸收了许多少年学生，后来看了报道，少年班成才率并不是很高，这就说明正规的、逐步的学习是很需要的。那种一步登天的少年作家总是少数吧。
    桑：作为一位作家、文学评论家，当代作家中，您认为有实力的有哪几位呢？可否简单评价其中的一位呢？
    童：王蒙、贾平凹、莫言、毕淑敏、余华、张炜、王安忆等这些人是比较有写作实力的。王蒙算我的同龄人，他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是有贡献的，他的创作无论从他的作品的内容和文体对中国文坛都是有很大贡献的。他想在他的作品中概括出中国当代社会的一种心理结构，一种模式，他所概括的一种心理结构和模式跟鲁迅的“批判国民性”思想是相同的；在文体里面他也有很多创造，他始终是领风气之先的一个作家，从五十年代《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开始，一直到八十年代“意识流”再到他的“季节系列”。在文体上他是狂欢型的，力图制造一种狂欢，把现代汉语的表现力发挥到极致，他是能够得到历史确认的作家。其他作家也有很多创造和贡献，我就不一一去谈了。

（原载于《现代语文》2004年理论研究版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