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教育的挑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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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挑战》序

    熊丙奇博士1972年生人，小我6岁，早已是当今中国极受关注的著名教育学者了。作为一名大学教育的从业人员，教育实践以外，他勤于写作，著述宏富，如《大学有问题》、《步入大学》、《高校学生工作者手册》、《网络文明》等，在出版界、读书界大受好评。他长期为《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深圳晶报》、《珠江晚报》、《现代教育报》等报刊撰写专栏文章，也使得他的教育学观点广泛传播，得到相当普遍的认知。丙奇兄的博客和微博也非常知名，更令他在年轻人中大有影响，拥趸众多。他的文字，我拜读过很多，深受教益。

    丙奇兄的很多意见，背后既有学理基础，又有实践经验，极具可操作性和针对性。所以，一经提出，往往就备受关注，引发争辩讨论。

    比如，针对各种考试作弊层出不穷的情况，很多专家提出“应该实行更大程度的利益回避，调整考试组织，由当地组考、监考改为异地组考、监考，即由另一个地区的教育部门来安排考场、公安部门来维护考场秩序，另一个地区的老师来监考。这样，当地教育部门官员参与作弊的难度就加大，同时，买通官员、巡考、监考的可能性也减少。”丙奇的意见无疑要深刻得多。他直接了当地表示，这种异地组考，是未必应付得了当地官员参与作弊的。因此，他提出：“治理这种现象，根本之策是招考分离，即将考试由政府部门组织，转变为由社会专业机构组织。”

    丙奇兄的意见是极有道理的。正如他早就明确指出的那样：“总体而言，我国的考试组织，目前基本上都是以行政部门为主导，无论是国家教育考试，还是职称资格考试，并没有社会化、专业化，考试的权威性不是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形成，而是由政府部门的许可获得。由于没有竞争，考试组织者并不重视考试质量，每年的高考出题质量都饱受质疑，但由于仅此一家，考生来年也必须选择，我国考生很难像美国学生那样，既可选择SAT，又可选择ACT，还可选择AP考试——这些由社会机构组织的考试之间，完全是竞争、争夺招生高校认同和考生认同的关系——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监督不够，各类考试中都存在较为严重的作弊问题。” 　　

    尽管我国教改《规划纲要》早就有这样的说法：“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考试招生制度。”是的，这一描述明确界定了政府、社会机构、学校和考生的权责。然而，仅仅靠描述，终究于事无补。丙奇兄明确提出了对策：政府教育部门退出考试组织领域。这样做是必须的，道理显而易见：“其一，必须排除既得利益的阻力，打破政府部门对考试组织的垄断，交出考试权和评价权。拥有考试权和评价权，势必掌握教育与考试的主导权，对此，行政部门是难以主动放权的。要让行政部门放权，必须从国家改革层面调整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责，剥离这些机构原来拥有的权力。其二，应积极培育考试组织的公平竞争环境。在过去几年时间中，我国也号称在推进这方面的改革，比如各地都相继组建教育考试院。政府教育部门也称教育考试院是专业的考试机构，但实质上，教育考试院还是政府的'派出机构'，具有十分强的政府性质，而高考、中考等考试的具体组织，都依托当地的教育局和学校，考试社会化改革也就'换汤不换药'。由于政府力量极强，社会中介组织难以生长，这反过来又成为政府部门不愿意放权的借口——社会机构力量薄弱，公信力、权威性不够，很有可能一放即乱。”

    丙奇兄认为：“只有行政退出，社会中介机构才可能有生长、发育空间，而在逐渐生长、发育中，这些社会专业机构将在考试竞争中确立公信力，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依法监管。”这样的真知灼见，难道还不值得我们重视吗？

    又比如，在面对“素质教育提倡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一点效果都没有”这样的问题时，丙奇兄的回答是：“我们现在推行的是虚伪的、形式主义的素质教育，而不是针对个体的个性化教育，素质教育不是在高考科目学习之外，增加一些课外活动，而是要将公民教育、生活教育贯穿在整个教育过程中。”　

     这样的“比如”，可以长长地排列下去。

    利用书籍、电视、报刊、网络、讲坛，丙奇兄不停地向社会阐述着他的教育思想和理念；面对中国教育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公众对中国教育的不信任感，丙奇兄不停滴解释着、论证着他自己提出来的应对方案和解决方法。他的热忱和努力，让我感受由衷的敬佩和尊敬。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经济领域物质财富的增加，可谓举世瞩目。然而，天下没有不需要代价的成功，中国在付出了早就意识到的、至今还没有意识到的沉重代价之后，也开始面临史无前例的困境和难题。简单地说，就是人们为安全感、幸福感、尊严感的日见缺失日而惶恐担忧。这背后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是，教育问题肯定是脱不了干系的。教育理应是朝向、增加人们的安全感、幸福感、尊严感的。然而，在当今中国，理性的人恐怕都会对此深加怀疑了。

    这是极其严重的问题，是断断容不得我们采取鸵鸟政策、视而不见的。今天我们面临的教育问题难道还少吗？难道还不够触目惊心吗？展开报刊、点开网络、打开电视，我们还能忽略公众对教育的质疑、忧虑和不满吗？

    就在丙奇兄命我为他的这本新书写几句话，到今日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微博上就爆出了不少有关教育的热点话题。举三个还都算不上最严重的教育事件吧：

    一个是一位家长在网上晒出了儿子的语文试卷，在回答“如果你是孔融，你会让梨吗”时，孩子答“不会”，结果当然是一道红色的大叉。家长问道：“这就是中国的教育吗？”评论蜂拥而至，几乎都是支持这个孩子说出内心真实想法的。

    一个是江苏某中学的一位学生，在发表升旗仪式演讲时，改动了演讲稿，对学校将学生视作“升学工具”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据说同学们掌声如潮。学校给了这个敢于发表独立见解的学生一个处分，虽然后来很快就撤销了，但还是遭到了几乎一面倒的严重质疑。

    一个是湖北京山某个中学，学生为了抗议学校的某些收费，竟然以集体焚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抗议。网上的意见几乎都是支持学生的。

怎么会？!怎么办？！怎么改?!中国教育早就开始面对无数的问号和惊叹号了。

  我是高度认同丙奇兄对教育本质的观点的：“教育的本质是让人们生活更美好，教育应该首先让孩子们学会做人、学会对自己负责。”　丙奇兄在这本《教育的挑战》的“跋”里说道：“我们在基本教育价值理念上，缺乏共识。教育的本质十分简单，就是让人生活得更美好，为此，最重要的是给予孩子公民教育、生活教育、人格教育，但现在，教育被注入太多的非教育功能，因此，在这种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有不少也已经不知道教育的本质。另外，在长期政府、学校、社会责任不明晰的教育管理体系中，大家已经不清楚教育的权责边界，不知道政府拥有哪些教育权力，公民有哪些教育权利，在政府不履责，同时越权，自身权益受损时，还浑然不觉，有时甚至为政府越权管理的方式叫好。从这一意义上说，我国教育需要一场全民启蒙运动。” 我当然也高度认同丙奇兄“教育需要一场全民启蒙运动”的呼吁，尽管我像很多人一样，都对“运动”深恶痛绝。但是，对丙奇兄倡导的”全民教育启蒙运动”，我是完全赞成，并且愿意追随、力效绵薄的。

  《教育的挑战》是丙奇兄从2009年开始书写个人教育蓝皮书之后，第四本围绕年度教育事件的书。书中对教育问题做出了深度剖析，是丙奇兄最新的教育时评作品精选，按照教育挑战的八个方面进行了编排，既结合实际地指出了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同时也针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提供了具体的解决方案。这样的一本书，一定会受到大家的关注和欢迎，自然无须辞费。

   丙奇兄命我为《教育的挑战》写“序”，这是我绝不敢当的。于是，只能略述丙奇兄对我的启发和教益，用时也借此机会表达一下自己对中国教育的关切和忧虑之情，聊以交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