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这个鬼！（吕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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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这个鬼！（吕向阳）

文章来源：陕西作家网发表时间：2015-05-11

　　要让我给我的散文画个像，就像画家给自己画个像一样作难。

　　画鬼容易画人难，画自己更难。女人生了娃，一旁人说这娃乖的有，说这娃丑的有，说这娃白的有，说这娃黑的有，而他妈只能说“这是我娃哩！”而婴儿刚一来到世上，在我看来，多像生下来的小老鼠一样，眼睛总是眯着，身子总是蜷着，颜色是肉酱色，山东人说丑得胜过驴驹。我常常想，我的文章肯定很丑，有些拿不出手。自古到今，有点文脉的人总爱赶“散文大集”，而我大不了是一个穿得破破烂烂，怀揣着“扑鸽”“松鼠”跟着牵牛赶羊的富汉凑热闹的罢了。想起这些，我就心虚心凉心慌心跳。我的才情太差，手艺太低。我上中学时，父亲的一位朋友来到家中做客，他曾听说我作文写得好，见了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后，对我父亲说：“这娃手脚长得这么大，有点不像吃斯文饭的。”我听了心凉了半截，以后见了人，手脚也不知怎么摆放。我明白，长辈的话是说，手脚大的人肯定是干力气活的，我这辈子也肯定是与握笔杆无缘了。

　　但人生之路却神差鬼使，难以破译。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也不是你长得像教授就是教书的，你长得像将军就是指挥千军万马的。朱元璋的妻子马皇后，长着一双大脚，按说是“跑腿的”，可却做了“后宫娘娘”。曾国藩长着一双“三角眼”，有些不周正，但心里却十分通明，成了扭转乾坤的英雄。我是个凡夫俗子，不能跟他们比，也不想跟他们比，但我还是很爱我的“大手大脚”。我在24岁之前，时运是很背的。学业不如我的人考了大学，有些家庭背景的人进了好单位，我只能选择当兵这条路子。我进军营时，带了六十多本书，这就像带了一包炸药似的引来了麻烦，说我入伍动机不纯的有，说我躲奸溜猾的有。我在训练间隙，偷偷钻到猪圈旁的稻草堆中读着杨朔、穆青、贾平凹等人的散文，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当年，我写的几篇散文竟发表在《解放军报》《人民军队报》和《宁夏日报》上。我应该感谢军营，感谢腾格里大沙漠，让我走进了文学殿堂，让我爬上了充满诱惑却怎么也摘不到桃子的散文写作之路。

　　我后来当了记者，这毕竟是与文学有缘的职业，因为也是吃文字饭的。新闻学是文学的支流，有文化才能写出深受读者欢迎的报道。当然，文学贵在幻想，新闻贵在真实；文学贵在曲折，新闻贵在简洁；文学贵在细腻，新闻贵在理性；文学贵在创作，新闻贵在记录。在时间的夹缝里，我从没忘记辛勤耕耘自己的“散文自留地”，就是再苦再累我也乐此不疲。从新闻记者走上散文大家的不乏其人，邵飘萍、张季鸾、邹韬奋、孙犁是新闻家也是散文家；杨朔、穆青、梁衡、李存葆是新闻家也是散文家。新闻家是为社会把脉引路的人，他们的眼光能洞穿一切；他们也是为民请命的人，是社会的“良心”和“天平”。他们是杂家，与三教九流打交道，最能接地气。从“新闻家”走向“散文家”，其作品肯定深邃、阳刚、独特，有时代担当、有平民血脉、有治病良方。生活底子的厚实，纵横捭阖的思维，独立独行的人格，使作品往往有振聋发聩、神警骨峭的神奇作用，如梁祝之蝶、炭火之焰。著名作家、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说：“好的记者总在群众中生活，能得到很多好的素材，而且写作的角度和一般作家不一样，这是身为‘报人’在写作中得天独厚的优势，应该多加以利用，写出更好的作品来。”平凹先生说报人的散文“散发着浓郁的文化味，不少是饱读诗书的大学者，有着关注社会现实的敏锐视角，也有真实的故事，作品干净利索，读来痛快淋漓，贯穿着大散文的理念和气势”。报人散文是大散文，是新天地，期待着我们有战士的铮铮铁骨，有作家的温婉情怀。

　　我爱读余秋雨的散文，他的散文堪称中国当代散文的里程碑。他在历史长河中披沙拣金，以深厚的学养吹糠见米，拆除了颂歌式散文的陈腐樊篱。我喜欢李存葆的散文，他饱读诗书、阅历丰富、纵横驰骋、意象万千。但我更喜欢贾平凹的散文，土到极致也洋到极致，民生民俗民声在他的作品中总是鲜活得让人拍案称奇，他是散文界的“鬼才”，其建树在于让散文界有了底气，变得多姿多彩，其举重若轻的本领让散文人从神坛走到民间。当今文坛上称“大师”的人甚多，但真正的大师也就几个人。

　　我是军旅散文作家杨闻宇的铁杆书迷，是他的作品将我引进了散文殿堂。风物瑰丽的西北，铁马秋风的军营，在他的笔下如刀刻似的隽永清新。我也深受散文大家穆涛先生的启迪。他是一位厚实勤苦的农夫，苦心耕耘着《美文》这块黄土地，以春风化雨、有教无类的情怀，在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上孜孜不倦。

　　我写散文，完全是为了倾泻心中的情感。一个人总要有嗜好，没了嗜好也就没了气息、没了表情。我从没想过当这家那家，因为这样活着太累了，也少了活着的意义。人要活得有滋有味，就应该少些功名意识。所以，写作最好不要背上这包袱那包袱，这样写起来可能才真实自由，像蓝天上的白云舒卷自如，像大海中的游鱼多姿多彩……

　　我的散文是我苦难日子的记录。苦难对搞写作的人永远是一笔财富。我们都想获得幸福、活得开心，但作家最好是遭遇过更多的不幸和苦难。作家的作品就像染彩的布，要在各种染缸之中浸泡，少了一道工序就会逊色。所以，“文章憎命达”，有人说文章不能写得最好，写得最好时，会像王勃、李贺一样夭折。夭折不了也会碰到不少辛酸事，文贵在曲，命运曲折才有“文曲星”之说。作家是条苦虫，你要撕开伤口给人看，首先要受伤。作家是劫后余生的人。我的作品中浸泡着更多的苦难，因为我和我的同胞一样也遭遇着同样的痛苦与磨难。我的妗子、我的六爷、我的战友，都是最可怜的人也是最可爱的人。我记录了他们的身世，也是给平民立传。我们社会的贫富差距正愈来愈大，但漠视平民，将使我们的文学失血、失根。

　　我的散文也涉猎了不少民俗和景点。我是在乡间长大的，我欣赏滋润我成长的艺术乳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民俗跟乡村的厦房一样正在悄悄消失。我们成长的土壤与外国人没啥区别了。洋起来、富起来，却没了我们的民间元素。这如同《最后一课》中，法兰西语言正被德语替代一样危险。我为此感到揪心、感到耻辱，我为此也写下了《岐山臊子面》《戏说凤翔木版年画小人图》，不挖出和晾晒这些宝贝，散落和深藏在民间的文化精灵，将会迅速淹没在文明浪潮里。

　　我的散文如扫雷车总驰骋在危险地带。战士在冒险，民工在冒险，发明者也无一不在冒险，作家不冒险文章就没有血性，有血性的作家总是让“不顺眼”“不顺心”搅得热血沸腾。时下疑神疑鬼很有市场，装神弄鬼甚嚣尘上，这就逼着我孤身闯入“鬼神世界”向鬼神挑战。史册有神有仙，民俗有鬼有魅，世间真的有神有鬼么？去年五月起，我借太公吕望封神之神威，拿起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两样法宝，将西府流行了数千年的主要的十六种鬼神“集结”起来“单个教练”，用了四个月时间，写了七万多字的《神态度》（又名《封神新榜十六封》）。首封“饿死鬼”，好友登门相劝“勿冒险”；次封“扑神鬼”，长辈来电告诫小心有人“对号入座”；三封“等路鬼”，连家属也担心得罪人……然而，我的信条却是“老鬼不打，上房揭瓦；新鬼不封，下地撅葱”，因为我心里没有鬼，也从不怕鬼，因为我们唱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们民族崇尚打虎的英雄，却缺乏打鬼的猛士。信鬼的民族糊涂虫多，怕鬼的民族胆小鬼多。打鬼要有法宝，打鬼要有勇气，只有痛打凶神恶煞，铲除封建迷信，我们才能实现“中国梦”！因此，作家应将触角伸向我们民族最闪光的沃土——民俗之中，别坐在水泥森林中胡吹冒撂，拨弄着秘籍符咒云山雾罩了。

　　我不会说普通话而喜说陕西话。所以，我的语言是地道的土语，也使我的散文有了个性，也可能在一些人看来永远难登大雅之堂。但我却记着一句话：“大俗就是大雅！”

　　我已经50多岁了，到了知天命的年轮。可我的散文却是那么不争气，好在我还想继续写下去，就像一个屡战屡败的武士，却不放下手中的刀剑一样。是顽强还是执着？我也说不清。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瞎猫也会逮到老鼠。我相信天道酬勤。我三获中国新闻奖副刊作品金奖，两摘其银奖，2013年又获第三届中国报人散文奖，这是对我最大的激励，也使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散文。散文这个鬼，我跟你结了缘，我确实是“鬼迷心窍”了,但我无怨无悔，一条路会走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