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格非拉高了当代文学创造的智力水平？

管季超0712

为什么说格非拉高了当代文学创造的智力水平？

赵振江 实习生 滕艺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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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驻校作家格非（右一）入校仪式暨创作三十年研讨会现场。

三十年后，少年已白头，重泛《迷舟》。

“有一个极端夸张的比喻，我始终觉得我和格非、余华当年的创作亮相，大幕拉开的时候，我们那个Pose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裸奔’，文字的裸奔、句子的裸奔。这么多年时间流逝，人越来越出名，作品越来越多，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穿不穿衣服？如果要穿，怎么穿、穿多少？”这是2015年11月27日苏童在纪念先锋文学三十年国际论坛上说的。三十年前，格非与苏童、余华等人在文坛崭露头角，被研究者冠以“先锋派”之名。

4月22日，苏童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福民、作家李洱、西川等作家、学者共同探讨作家格非三十年来的创作——“要不要穿衣服，穿什么”。只是这一次是在“重构或者归返中国叙事之路”的主题之下展开的讨论。整整四个小时的研讨会，穿着灰色西装、头发花白的格非，边笑、边听、边记。

当天下午，作家格非接过了北师大校长董奇、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主任莫言的聘书，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十位驻校作家。

在格非之前，北师大已邀请贾平凹、余华、严歌苓、苏童以及欧阳江河、西川、翟永明等成为驻校作家。

“想到格非就想起只见其味不见其影的那只苹果”

格非接受聘书。

“我跟格非认识早，我在《钟山》做编辑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同事把格非带来了，那时候就像革命同志接头一样，不需要太熟悉，文学就是暗号，所以我非常热情地留格非吃饭。在我8平方米的单人宿舍里，找人给弄了一点菜，这是我跟格非第一次见面。”苏童回忆。

“后来我记得似乎余华在上海改《活着》，我们三个人频频见面，那时候是去格非的宿舍，比我的大，大概十几个平方米。反正就是聊天、打牌。我一直记得格非的房间里有一种非常明显的苹果的香味，但就没看见苹果在哪里。所以在很久以后，就算我想不起格非的样子，却还是能想起那个若有若无的苹果，这是我和格非的最初见面。”苏童在22日的研讨会上，又提到 “对我而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格非成为一只只闻其香不见其影的苹果”。

“这么多年来，发现我们的名字是和书被捆绑在一起的，我们生活中确实也是这样。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我们的三十年来，或者是我们作为先锋文学的一员如何被看待。从我们二十来岁粉墨登场到现在，一方面谈论理想一方面谈论创作，这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苏童如是说道。

《隐身衣》

“我们早期的创作都是被西方文学的惯性和叙事魅力，甚至遣词造句的某一种特性、特质笼罩着。”苏童介绍，他第一次察觉出格非的明显自觉的变化是在格非的《人面桃花》里写父亲下楼的那段文字。

“在格非身上发生了非常奇妙的变化。我觉得《人面桃花》的写作出现了某一个所谓格非的气味，不是作为我们先锋青年作家集体性的1980年代的起步。”苏童分析，一开始他认为小说还是西方式的，受欧洲文字的影响，但是写着写着他突然发现，格非变了身段，变了腔调，变了文字，变了结构，叙事全都变了。“《人面桃花》后面是非常中国化的、中国的传统叙事。《人面桃花》的五分之四或者五分之三是一个腾挪或者转移。”苏童表示。

“格非在自我颠覆和自我刷新的过程当中，我很吃惊，我大概两年前看《隐身衣》，这对我来说是更深刻的一次印象，格非原来是不屑于讲故事的，或者格非塑造人物性格是喜欢点到为止的，所以他的小说作为一种对阅读兴趣的照顾，从来都是不够的。但是《隐身衣》特别好看，我原来完全想象不到格非能写那么好看的小说，里面包含着太多的内容，其它都是格非本身有的。这是我头一次可以一口气看完格非的小说，我后来忍不住当众赞美格非，格非觉得很不相信，怎么可能呢，但这是事实。”苏童介绍，“格非的两次所谓的改变和变化有两个文本在我脑子里留下印象。第一个是《人面桃花》，第二个是关于《隐身衣》的出现。格非以格非式的、大家都习惯的温文尔雅的语言，在他50岁以后写了一个《隐身衣》，这个让我感到非常佩服。”

“格非提高了当代文学创造的智力水平”

格非在会议现场。

事实上，和苏童的职业作家身份不同，格非除了作家还兼有教师、学者的身份。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000年格非又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至今，小说创作以外著有《小说艺术面面观》、《小说叙事研究》、《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等学术著作。

“格非的身上有特别多的层叠，他的身上层次感特别多，他是一个教授，又是一个学者、作家，也是一个伟大的读者。他既把西方先锋文学叙事的巨大能量和可能性带进来，又带出《红楼梦》、《金瓶梅》的叙事。格非身上是这样的一种汇集，中国的、西方的、读者的、作家的、学者的、教授的，所有这一切汇集到格非上面，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多重性。”诗人欧阳江河认为。

“在我不认识格非之前，他的文字带给我一种非常深刻而老到的感觉，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中老年人。”陈福民在1990年代中期认识了格非，“才知道他是一个英姿勃勃的青年。他的笔名与他的个人气质、与他的小说创作构成了非常奇妙的东西。”

“他拉高了我们当代文学创造的智力水平值。”和格非熟识后，陈福民获益匪浅，“我的很多关于先锋文学的观念和常识，很多综合性的知识都是从他那儿获得的，在他的小宿舍里面，好像我第一次看到了大岛渚的《感官的王国》等。”在陈福民看来，格非带着一个最明显的倾向，也是特别弥足珍贵的品质，即知识分子意义上的智力水平，“格非的创作开始有了知识的自主意识。写作本来是一个感性的活动，但毫无疑问，智力的品质和智性对于写作的规划和感性的活动之间的博弈在他这儿得到了一种非常好的平衡。格非集成了欧洲先说的理性传统，这不仅是现代文学，还有对之前的一种继承。这个意义上格非的写作变得非常重要。”

和格非认识33年的作家李洱从生活的细节中给出格非智力水平高的证据，“有一年世界杯决赛意大利对巴西，当时的意大利的教练是萨吉。最后120分钟决赛之后，点球，格非说，教练犯错误的时候到了，他让老将巴雷西第一个踢点球。一旦踢飞之后下个人就完蛋了。这时候，应该派一个毛头小伙子上，后面的大将来帮忙压场子。”谈到作品，李洱表示，“他对小说的结构、对于人物的命运，对一些关键的语词的运用都有非常周密的考虑。”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吃饭，莫言老师在饭桌上讲，‘我们小说家里面有两个大学者，其中一个就是格非，这两个小说家最让人骄傲。’”欧阳江河回应格非智力水平高的提法。

“我能感受到格非身上的智力水平，不仅仅是作为教授的智力水平、作为小说家的智力水平，而是几种东西的一个综合。这几种东西的综合产生的一个局面实际上就是当代的一个文化。”西川认为，格非身上反映的是当下文化的状态、智力的状态、思想的状态。“我觉得这些年跟1980年代初、1970年代末比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格非是一个具体的体现。”西川表示。

在西川看来，格非运用智力还体现在他讨论现实问题和生活的时候。“格非有比较可靠的现实感。有的人会从‘左’的方面观察中国，有的人从‘右’的方面观察中国，有的人从一个乡村的角度观察中国，有的人从城市的角度观察中国，有的人从青年的角度观察中国，有的人从退休老人的角度观察中国……但是每一个人总会有一些偏颇。你一看到他的观察就知道他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他背后的心机，他背后对于读者的想象。但是，在格非身上我觉得我能够感受到比较可靠的现实感，这种比较可靠的现实感实际上是他整个的智力的体现。”

“展望格非的未来，他的转型仍然没有完成”

莫言主持会议。

“作为先锋写作的绝代双骄之一，当余华从《活着》开始迅速滑向讲故事的作者时，格非的变化来得并不迅速，是一个相对比较缓慢的过程。”陈福民认为，变化缓慢的原因在于格非的写作转型包含了对时代困难艰苦的体任。“因为完全出于感性叙述冲动的转型是比较容易的，过去我写非常悬的东西，现在我要变身、讲故事，这个很容易。但是格非之所以来得慢，从《人面桃花》开始，羞羞答答转型，一直到后来的《春尽江南》，至少用了10年时间。”

“我觉得格非的转型，不能单纯地说成一个作家对创作风格的一种单纯的考虑，实际上包含了对这个时代的社会历史转型和我们每个人的身心困难的特别恰当的体认。只有体认到这一点，转型才能逐步完成。”陈福民认为，格非写到《春尽江南》的时候通过各种人物才把这个时代的困难呈现出来。“而且是高智力水平上的呈现。格非的转型的经验和方式是弥足珍贵的，表现了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体认，不单纯是一个风格学的东西，什么好卖写什么。”

“展望格非的未来，他的转型仍然没有完成。”陈福民认为，从江南三部曲到《隐身衣》，格非的创作风格一直不稳定，“我们要给格非时间，在他六七十岁的时候都有可能创造出更伟大的作品。对这个转型的体认，对这个风格的认知和把握，标识着一个写作者跟他的时代的关系，作为知识分子和写作的一个关系。我们期待着格非找到这种关系的这一天。”

研讨会临近尾声，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总结，“重构和归返，中国叙事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意识到它可能就是《红楼梦》或者《金瓶梅》这样的，当然也包括更多的东西，比如《史记》、史传的传统，循环论的时间观、圆形的结构。圆形的结构既是历史也是人的命运，同时也是人的基本经验、日常生活。这个圆形是一个同心圆，无比小也无比大。《红楼梦》既是一个小的春梦又是一个春秋的大梦，一个家族的兴衰，存亡的梦，这个梦是多种的，中国的传统是多重的，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重新来审视的。一个民族的最根性的经验在当代作家身上重现，这就是成熟，不是一个作家的成熟，是一种文学的成熟，是整个新文学表现出的一种成熟的迹象。”

与会作家学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