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十年：一个人、一本书和一个时代的落幕

管季超0712

《悦读》十年：一个人、一本书和一个时代的落幕

韩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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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6年1月9日，上海资深报人、《文汇读书周报》和《悦读MOOK》原主编褚钰泉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1岁。

4月17日，褚钰泉先生逝世百日之际，“悦读：‘生命的开花’——褚钰泉先生纪念文集出版座谈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召开。《天下最好的主编——褚钰泉先生纪念文集》收录了陈思和、陈铁健、陈四益等学者撰写的六十余篇纪念文章，通过回忆与褚钰泉过往的点点滴滴，表达缅怀之情。

据悉，褚钰泉先生生前已组织的《悦读MOOK》第45卷稿件，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已决定命名为《悦读·未刊稿》予以出版，以作《悦读》绝响之尾韵，以表达对褚钰泉先生的怀念。

本文选自《《天下最好的主编》一书，作者韩戍为《悦读MOOK》杂志的长期作者。澎湃新闻记者 邢春燕

《悦读MOOK》

2016年1月8日，上海新华路邮局，褚钰泉先生给他的作者们寄出最新一期的《悦读》。不过，对他而言，此次寄书不同往日。《悦读》从2006年开始，在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至今凡四十四卷，皆归功于社长张秋林的大力支持。而今，张社长即将退休，《悦读》将何去何从？钰泉先生自己也不太清楚。因此，他也破天荒地未向老友汪家明催促新一期的专栏稿。或许由于深度焦虑，1月9日，钰泉先生突发心脏病，就此撒手人寰。他一手创办的《悦读》，永远定格在带有不祥含义的第四十四卷之上。

（一）

《悦读》以MOOK的形式出版。MOOK是介于书和杂志之间的一种连续出版物，众所周知，中国的刊号属于稀缺资源，私人希望办刊，一般只能采取以书代刊的形式。MOOK的编辑团队极为精简，基本由一两个人主持，后续排版、印刷、发行环节全部交给合作的出版社完成。此种出版方式自由灵活，却可能受个人的进退影响而不易持续。情况常常是一本MOOK刚出版时雄心万丈，几期之后便脱期、延误乃至最终关门大吉。然而，《悦读》以每两个月一卷的节奏出版，十年之间未曾间断，可谓风雨无阻。此种成绩，与主编褚钰泉先生的坚守密不可分。

钰泉先生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进入《文汇报》担任编辑工作。改革开放后，在文化界“读书无禁区”的氛围之下，中国社会出现了空前的读书热。1980年代初，钰泉先生率先在《文汇报》开辟“书亭”专栏，向读者推荐好书。三年之后，“书亭”扩展为读书版。当时，各大报刊杂志很少开设读书版，他的创新之举“美得惊动了中央”。

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文汇读书周报》于1985年诞生，钰泉先生先后担任副主编、主编。在他的主持下，《文汇读书周报》发行量高达十万份，与《读书》《随笔》被誉为当时读书界的“一报两刊”。

钰泉先生主持下的《文汇读书周报》，一方面服务读者，为读者推荐好书，另一方面以文化人的角色，对出版界的种种文化现象发表评论，坚持让文化类报纸发出独立的声音。

此后，在2003年，他又在文汇出版社的支持下，以笔名“阿昌”办起了《悦读》，三期之后由于某些原因又暂停了。最后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张秋林的支持下，《悦读》迁到南昌出版。这一出版，便是十年。

《悦读》完全是褚先生个人的园地，可以自由发挥，不受拘束。同时，《悦读》又继承了《文汇读书周报》的特色和精神。

首先是服务读者。钰泉先生在第一卷的“卷首语”中申明了《悦读》的主旨：“如今我国每年有十余万种新书问世，包括杂志更是不计其数，令人目不暇接。《悦读MOOK》为读者在书海中披沙拣金，其中有名人学者撰写的阅读心得，有专家分析书坛、文坛动向的文章，有文史哲经等各个领域一些出版物精彩片断的介绍……一册在手，读者可尽情享受读书的无穷乐趣。”引导民众读书、替读者选书，在浩瀚书海中取其精华，被钰泉先生视为一以贯之的任务。

其次是去商业化。在商业大潮之下，出版界也是名利场，出版人多是商贾而非知识分子。出版社推出一本书，往往不考虑其社会功用、启蒙价值，而是看其能为自己带来多少利润。由此，出版界泥沙横流、江河日下。在利益的驱动下，报刊杂志的读书版亦甘做出版商的合谋，充斥着各种软文。

《文汇读书周报》时代，钰泉先生便秉承“宁可多发几条稿子，也不愿让无聊的广告挤占版面”的态度，如今亦是如此。他说：“我们反对刊登‘广告式’的书评——这是近几十年来一种流行的文体，或是受人所托，或是拿了别人的红包，文章中堆砌着种种溢美之词。这样的书评倒尽了读者的胃口。我们期望能发表一些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书评，通过独具慧眼的作者从书籍中给我们传递出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和信息。”由此，《悦读》没有任何商业气息，是一本纯粹的文化类刊物。褚先生不计功利、不惜工本，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文化建设，希望将《悦读》打造为中国读书界的一块响亮品牌。

褚钰泉

（二）

翻阅十年的《悦读》杂志，可以看到，这样一本杂志内容驳杂、信息量大。各种栏目，皆围绕着读书展开。《悦读》一般包括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包括特稿、人物、往事、文坛一得、读书一得、忽然想到、域外风、议论纷纷、书与插画、艺苑寻踪、海外书情、书海巡游等栏目。随着时代的变化，各板块的内容不断调整，在登载书评书介之外，大量登载文史类尤其是研究近代史的文章，甚至逐渐占据主要地位。杂志的后半部分是书摘板块。钰泉先生会大量阅览这一时期出版的图书报刊，从中摘取他认为有意义的部分，“以飨读者”。一份《悦读》在手，读者便可以饱览数十上百种图书报刊的内容，方便之至。

钰泉先生从未将编辑事业当成一个谋生的饭碗，而是完全当作一份神圣的事业来做。从他退休后坚持十年主办《悦读》可知，他终生献身于编辑事业，对编辑工作近乎狂热，甚至抱有某种信仰。他对编校质量也有着近乎苛求的完美主义。从封面到装帧，再到栏目编排、版面制定、插画与书签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能看到褚先生的心血。手捧一本《悦读》，第一感觉是素雅、美观、大方，蕴含着一种低调的美，散发着一种知识人的品位。就文字编校而言，也几乎看不到错讹之处。每两月出版一本《悦读》，数十万字，钰泉先生不知要编校多少遍，直至完美无缺后才肯出版。此种敬业精神，在当代出版界中实不多见。

让《悦读》熠熠生辉的，是其强大的作者阵容。其中既有朱维铮、资中筠、王学泰、熊月之、茅海建、李天纲、骆玉明等著名学院派学者，也有黄裳、朱正、巫宁坤、何方、蓝英年、陈四益等老一辈文化名流，亦有徐庆全、傅国涌、蔡登山、邵建、范泓、冯克力等中青年知识分子。如此众多的名家愿意为《悦读》写稿，当然由于钰泉先生资源广、人脉多，但更是因为他待人热情诚恳。褚先生做了一辈子编辑工作，深知要办好刊物，离不开作者的支持。由此，他尽一切可能团结作者，根据作者的特长为刊物量身定做内容。如汪家明回忆，在电话聊天中他无意说起，自己有搜集外国小说插图的爱好，钰泉先生便诚恳地三番五次催促其将心得写给《悦读》。由此，汪先生在《悦读》上撰写“书与插图”专栏，一写便是七年半。

钰泉先生资格老、名望高，却全无一般老年人的盛气。对于喜欢写作的无名晚辈，亦不惜屈尊结交。以笔者为例，2011年经朋友介绍，与钰泉先生结识，其后便常常收到他的信。当时笔者只是一个低年级的硕士生，钰泉先生却按照老一辈读书人的习惯，来信以“兄”相称。他常常关切地问：“兄近来在研究些什么？有什么适合《悦读》刊登的文章，盼赐稿。”单是言语中的那种恳切，便让人不安、感动。每期《悦读》杂志出版后，他便会第一时间寄到我手中。

或许是他觉得自己是老年人，唯恐跟不上时代潮流，时常来信征求意见：“最近的一期《悦读》收到否？很希望能听到兄对《悦读》的批判和建议。有什么好的稿件、好的选题可向我推荐？”钰泉先生非但虚怀若谷，还给作者充分的自由度。他曾经对我说：“我这里版面充足，只要内容好，可以不拘篇幅。”果不食言，笔者五千、一万字的文章，钰泉老师都不惜腾出十几页版面予以刊登。犹记某次约稿正值盛夏，他亲切地叮嘱注意防暑：“现在上海天热，可一个月之后再给我。”有这样体贴周到的编辑，作者怎能没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受？

从褚先生身上，看到的是老一辈出版人的品质。他甘于充当绿叶，不计功利、不求回报地帮助作者、培养作者。他会全力以赴地协助作者，用最有效的方式表达出他们希望表达的内容。他会给作者以最大的自由度，关心他们、爱护他们，让他们根据自己的个性来发挥书写。正是编者与作者互相帮衬、紧密配合，才使《悦读》存在十年，弦歌不辍。

《文汇读书周报》

（三）

《悦读》从《文汇读书周报》而来，带有一种鲜明的报纸副刊风格。可以看到，《悦读》的板块，基本按照副刊的风格设计。各种豆腐块似的“补白”，更是一般报纸副刊的专利。然而，近些年来，报纸副刊的质量有江河日下之势。报纸副刊的衰落，当然受纸质媒体衰落的大环境影响，亦有副刊本身的因素。除了副刊商业化、媚俗化之外，更在于副刊的文人化、圈子化，展现的只是一小部分知识群体的文人小趣味。

实际上，民国时期知名大报的副刊，如《申报·自由谈》《大公报·星期论文》，以及1930年代《中央日报》的各种副刊，都不是纯粹文学、文化的场域，而是自觉地扮演起了某种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然而，此种传统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摧残，已经香火难续。难能可贵的是，钰泉先生自觉地承担起了此种任务，在《悦读》中无处不见一种难能可贵的启蒙精神。

褚先生虽然是一个书生，一个编辑，却从未脱离现实，一直关心这个时代，与这个时代紧密互动。比如他在某卷的“卷首语”中说：“编完这一卷稿件，发现有多篇与现实有关的文章。有对经济的分析，有对食品、气候、环境等问题的介绍……这些文章，或许没有那些写风花雪月的耐读，也不如奇人逸事吸引人，但却以确凿的数据和材料，告诉我们自己周围发生了什么，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态度？作为一个读者，应该不断拓展自己的阅读面，除了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和文章外，也应多留意平时自己很少涉猎的领域，这才能使自己在这纷扰的世界上，保持清醒的头脑。”

能够感觉到，钰泉先生对这个时代有忧思。他的忧思，或许由于生于忧患时代，饱受历次政治运动的侵扰，知道今天的成果来之不易。他希望读者不要做脱离实际、埋头书斋的读书人，而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现实问题敏感，关心这个国家，了解这个时代，进而改造我们这个时代。

正是出于对现实的关切，他特别重视历史，注重以史为鉴的作用。因此，从某种情况来讲，后期的《悦读》已经不是一本关于书的书，而是一本关于历史的书。褚先生忧虑的是，我们今人遗忘教训，重演悲剧。

正如他在某卷“卷首语”中说的那样：“如今有个现象值得注意，近二三十年、四五十年发生的事，在不少青年人的脑海中几乎一片空白……一问三不知。《贞观政要》中有这样一句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不了解自己的先辈，特别是自己的父辈是如何走过来的，其中有哪些经验教训可以吸取，也许就不可能坚实地走下去！”他更担忧的是，各种势力为维护个人或团体的利益而篡改历史。在最后一卷“卷首语”中，他认为，历史学家如果不能为读者讲述真实的历史，是最大的失职。由此，他严厉批判那些本身持历史虚无主义立场却批判他人“虚无”的人：“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人，他们还会掩盖真相，随意诠释，动辄给一些讲真话的文章和著作扣上帽子、贴上标签。其实这些人很愚蠢，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谁又能阻挡得住呢？”

钰泉先生支持与他同气相求的作者发表独立观点。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篇谈论大学之道的文章，对当代大学管理的种种问题进行批评。文章认为，今天大学培养的并非行政官员，而是各种学问的研究者、思想者和创造者。如果简单规定这个不许进课堂，那个不许进课堂，看似简单，实际是一种粗暴而无效的办法，只能扼杀学习研究的辨别力、思想力和创造力，进而使中国成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平心而论，这样的质疑，在今日的公开出版物上已经并不多见了。明哲保身者多随波逐流，拒绝明确表态。

然而，褚先生尽一切可能，客观冷静、不激不随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的声音虽然微弱，虽然默默无闻，甚至有时仅是微言大义，却坚韧而有穿透力。褚先生去世之后，很多人谈他对编辑工作的热爱，对文化事业的坚守，实际上却都忽略了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启蒙的一面。钰泉先生的独立精神，并非如很多老干部“晚年觉醒”，而是一以贯之。他从不违心地追求所谓“进步”，甘愿为此付出代价，宁愿边缘化。难怪许多与先生交往并不密切的人，对先生也常有“同道之感”。相信此种“同道之感”，存在于每一个热爱进步的人心目之中。

（四）

然而，文化坚守或启蒙立场多会遭遇困境。且不说其他因素，只说阅读层面。随着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浅阅读”时代来临，报刊杂志纷纷关门大吉，纸质媒体遭遇了“最寒冷的冬天”。钰泉先生主办《悦读》十年，对纸质媒体的兴衰可谓冷暖自知。加之《悦读》原本不是一份主流的刊物，由于不善宣传，似乎也对其推广构成一定限制。由于MOOK的特殊性，发行渠道也不畅通，很多人至今都不知道有这样一本刊物存在。即使在知识界内部，对读书人而言，可以选择的读物太多，谁会注意、关心到这样一份默默无闻的纸质刊物？

钰泉先生的微言大义，又有几人能知？在一个编辑工作普遍成为“剪刀加浆糊”的浮躁时代，他的理想与坚守，又能获得多少共鸣？须知在一个如此功利的时代，理想主义也常常会被视为“不切实际”的代名词。在更多的人看来，钰泉先生的文化坚守或启蒙精神，不过是一个当代“不识时务”的“堂·吉诃德”而已。

《悦读》的发行数量、盈利情况如何，目前并无数据。但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赔本的杂志，完全依靠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无私支持。因此，钰泉先生编辑《悦读》时间越长，或许失败感越大，越觉得沉重。他默默坚守、费尽心血编辑的杂志反应寥寥，既无人关注，又无人批评，他内心的焦虑和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钰泉先生也曾想过探索新的推广形式，比如开微博、办微信公号等，但都由于缺乏营销手段而不尽人意。酒香也怕巷子深。或许在当代文化界，没有比主持纸质杂志更有挫败感的事。我相信，钰泉先生刚过古稀之年，却猝然离去，与其编辑杂志的奔波劳碌，以及日益增长的挫败感是分不开的。从某种程度来讲，甚至可以说他毕生奉献于编辑事业，最终为编辑事业而死。

钰泉先生的去世，不只是一个人和一本杂志的落幕，实际更是一个时代的落幕。然而，许多事情往往需要历史的长时段才能看得清楚。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落幕并不意味着寿终正寝。胡适说过：“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钰泉先生生前寂寞，一直做着“栽”的工作，在后世必将有所收获。能够相信，繁华落尽之后，后人们回望当下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希望能够在这个时代中发现些什么的时候，会重新注意到钰泉先生和他皇皇四十四卷的《悦读》，发现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坚持和文化品质。

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褚先生不死！

（本文选自《天下最好的主编：褚钰泉先生纪念文集》，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授权澎湃新闻使用，有删节。）